用人单位特殊情形工伤保险责任
- 日期： 09-21 03: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双重劳动关系 多重劳动关系 非法发包 非法分包 承包经营 挂靠经营 破产清算 派遣出境 工伤保险责任单位 保险责任主体 工伤责任主体 个人挂靠 特殊用工 单位分立 单位合并 单位转让 借调 企业破产 劳务派遣 指派工作 非法转包 个人挂靠经营 工伤赔偿追偿权 非法承包 违法分包 违法发包 违法转包 特殊工伤
摘要1：《工伤保险条例》第43条、第44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在特殊情形下的工伤保险责任。
摘要2：
用人单位特殊情形工伤保险责任
摘要1：《工伤保险条例》第43条、第44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在特殊情形下的工伤保险责任。
摘要2：
企业违法发包工程，与承包方雇佣的雇工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摘要1：企业违法发包工程，与承包方雇佣的雇工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14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14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鉴于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具有代位请求的性质，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关系与违法转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承继关系。因此，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就须受发包人与违法转让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实际施工人无权单方改变仲裁条款的约定；但实际施工人若仅起诉违法发包人则可不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438号
摘要1：——承包人违法转包的，发包人应否支付剩余工程款？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438号
【裁判要旨】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给承包人，承包人将其中的部分楼宇转包给实际施工人，因实际施工人无相应资质，转包无效。但实际施工人已经完成了施工任务，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至于欠付工程款的数额，三方曾进行协商，并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虽未确定价款变更的具体标准，但各方均认可“重新审定预算，价格另订”，后各方对工程价款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在此情况下，法院依据鉴定结论认定工程价款。发包人关于实际施工人不应取得超过其与承包人的合同价款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双方已就工程款结算数额达成协议的，无须再鉴定——实际施工人与违法转包方已就工程款进行清算，如无法定可撤销或无效情形，一方申请工程款鉴定的，不予支持
摘要1：【要旨】实际施工人与违法转包方已就工程款结算达成清算协议，在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胁迫、显失公平等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一方主张对工程款重新鉴定的，法院不应支持。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88号《双方当事人已就工程款的结算数额达成协议无须鉴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88号
摘要1：【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88号
【要旨】实际施工人与违法转包方已就工程款结算达成清算协议，在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胁迫、显失公平等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一方主张对工程款重新鉴定的，法院不应支持。
【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已就工程款的结算数额达成协议无须鉴定——双方当事人已经就工程款的结算达成协议的，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意。一方当事人主张对涉案工程款数额进行建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退场清算协议》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因此，应以此为依据确定涉案工程款，本案已无须对于涉案工程款再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未组织鉴定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民终字第075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民终字第0756号
【裁判要旨】承包人借用资质承接工程后又违法发包给没有资质的施工人，施工人再将工程违法分包，该转包、分包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在诉争工程中出借工程资质的企业对违法转包、分包的无效行为存在过错，应对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6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635号
【裁判要旨】合同无效产生的管理费按相应比例予以支付——施工合同因违法转包而无效，但依照公平原则，酌定按照工程价款1.5%的比例确定管理费。
摘要2：
【笔记】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发包人能否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摘要1：【要旨】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只是非法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本身无效，但并不影响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签订的前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承包人非法转包、违反分包是发包人解除与承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定事由，发包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发包人无权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也无权请求确认承包人与次承包人之间签订的非法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13号
【裁判摘要】帝都公司与王学运之间存在违法转包关系。虽然帝都公司与王学运在《项目承包合同》中约定债权债务由实际施工人王学运负责，王学运与帝都公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和职务关系，但是王学运在经营期间，使用帝都公司项目部公章，以帝都公司项目部名义施工及进行其他民事行为，帝都公司作为承包人，并没有予以制止。帝都公司的默认，使王学运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具有帝都公司代理权的表象。王学运与袁秀莲、刘中厂签订《租赁建筑设备合同》时，是以帝都公司项目部名义签订合同，在签订合同中，王学运并没有告知袁秀莲、刘中厂自己与帝都公司没有关系。因此，虽然帝都公司没有实际授权给王学运，但是，王学运以帝都公司项目部经理名义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合同上加盖帝都公司项目部印章，租赁的设备、器材也全部运到帝都公司项目部承建的项目工地，用于工地施工。这一切使得交易相对人袁秀莲、刘中厂能根据这些表象推断出王学运对帝都公司具有代理权，并且有理由相信王学运对帝都公司享有代理权。在债权得不到清偿时，袁秀莲、刘中厂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案涉《租赁建筑设备合同》的签约方帝都公司及其项目部经理王学运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有事实依据。
摘要2：无
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典型案例之二：余某某诉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不予受理案
摘要1：【裁判要旨】劳动者及其近亲属以“用工单位违法转包、分包承包业务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为主张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供了该用工单位违法转包、分包的初步证据材料，即使其中缺少该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成立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工伤认定机关也应当受理该申请，并依据调查的事实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决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51号
【裁判要旨】存在违法转包、分包的情形时，用工单位承担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
【裁判要旨】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其目的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有为本单位全部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职工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即通常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职工工伤，应以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除非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另有规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规定从有利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作出了补充，即当存在违法转包、分包的情形时，用工单位承担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根据上述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职工发生工伤事故时，应由违法转包、分包的用工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57号
【裁判要旨】总承包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为个人提供大型施工设备和建筑施工材料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为属于劳务分包，不构成违法转包。
【裁判摘要】关于江苏一建公司是否构成非法转包以及擅自分包的问题。《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本案中，江苏一建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于2008年6、7月份间分别与张某某、范某、陈某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将案涉工程分包给该三人组织劳务人员进行施工，江苏一建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为该三人提供大型施工设备和建筑施工材料，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上述分包方式属于建设工程的劳务分包，江苏一建公司仍然要承担提供建筑设备材料、负责工程技术和质量、对施工进行管理、与发包人结算工程价款等总承包人的义务。同时，江苏一建公司在一审中举示了《设备租赁合同》、《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等证据，证明该公司按照《内部承包协议书》的约定为案涉工程施工提供了大型施工设备，履行了总承包人的义务。另案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0）皇民三初字第598号生效民事判决亦认定江苏一建公司租赁他人设备，用于案涉工程的事实。因此，江苏一建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个人的行为，仅属于劳务分包，不构成《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所规定的违法转包行为。江苏一建公司未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就劳务分包征得中海公司的同意，并未导致案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该事实对案涉工程款的结算不产生影响。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87号
【裁判要旨】内部承包合同无效，转包人实际参与了项目管理的，管理费应被支持。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的第42条补充条款第3款约定：“承包人交纳工程总价款的2%给发包人作为公司及项目部管理费用，此管理费在每次工程款支付时发包人按比例从工程款中扣除”。现周某某也确认周良某系七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张某某系七冶公司项目副经理，故其对于七冶公司实际派员参与了案涉工程管理的事实并无异议。《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无效系因违反禁止违法转包的强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周某某没有资质而借用七冶公司名义，对违反禁止非法转包也是明知的，故其不能依据内部承包合同无效而主张不予扣除七冶公司应当收取的管理费，反而因合同无效而获益。七冶公司实际参与了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其在应付款项中主张扣除相应的管理费用属于相互履行的抗辩，并非必须通过反诉提出，原审参照合同约定的工程总价款的2%在应付款项中扣除管理费用，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规则】施工合同约定税金由实际施工人负担，但税金并未实际发生，转包人没有为施工人代缴，转包人主张在现阶段即依约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税费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实际施工人仅以转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转包人主张应追加发包人，法院不予追加，不属于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现周某某仅以转包人七冶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七冶公司主张应追加发包人业主方永丰公司为第三人。本院认为，追加发包人业主方为第三人当然有利于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彻底梳理清楚围绕案涉工程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发包人并非实际施工人的合同相对方，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也并非必须突破合同相对性将发包人列为案件当事人。转包人在向实际施工人承担义务后，可依据其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张权利。故原审未予追加发包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属于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２】第41项对应的熊××工伤赔偿83993.31元，周××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七冶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熊××系周××的施工人员，其与七冶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与周××无关。本院认为，七冶公司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结案通知书、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作为新的证据，但不能证明熊××的工伤应由周××承担赔偿责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系周××委托其向熊××代付款，故虽然七冶公司向熊灿发支付了工伤赔偿款，也不能计入对周××的已付款。
【摘要３】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施工合同约定的质保金条款，对实际施工人具有约束力——以七冶公司为发包人、周××为承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因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而被认定为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95号
【裁判要旨】违法转包人未实际参与工程管理的，法院对其管理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富利公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在明知胡某某无相应建筑施工资质的情形下仍向其违法转包，存在明显过错，且不能举证证明其实际参与了工程建设的相关管理，胡某某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实际承担了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二审法院对富利公司的管理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85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何某某系天福广场土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首先，景铭建筑公司与何某某签订《承建协议书》，约定由何某某以景铭建筑公司第一施工队的名义承接天福广场的土建工程，虽然《承建协议书》因系违法转包签订而无效，但这并不影响何某某实际施工人的地位。其次，何某某提交的证据1《结算书》、证据2《协议书》及证人苏某的证言均能证明何某某系天福广场土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再次，金诚贸易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何某某并非天福广场土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最后，景铭建筑公司亦认可何某某的实际施工人地位，景铭建筑公司与何某某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工程的债权转让给何某某。综上，金诚贸易公司关于何某某不是天福广场土建工程实际施工人的申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合作开发方参与了施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应对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金诚贸易公司是否应与景铭开发公司对何某某主张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本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金诚贸易公司应与景铭开发公司对何某某主张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景铭开发公司与金诚贸易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虽然约定景铭开发公司将位于肇庆市天宁南路，东至天宁南路，南至正东路以南49.5米，西至睦民南路，北至正东路的项目（即天福广场B区）的建设经营权交由金诚贸易公司负责建设经营管理，金诚贸易公司开发该项目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收益自享，风险自担，依法纳税，但该约定系金诚贸易公司与景铭开发公司内部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不能当然产生约束力，除非有证据证明该第三人明知其内部关系。其次，鼎湖房地产公司、景铭开发公司、景铭建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甲方为景铭开发公司，虽未明确表明金诚贸易公司为甲方，但金诚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在《协议书》甲方“B地块负责人"处的签字应视为代表金诚贸易公司，且在本院组织的庭审中金诚贸易公司认可李某某系代表其在《协议书》上签
摘要2：（续）字。因此，金诚贸易公司应被视为与景铭开发公司共同作为“甲方"将天福广场土建工程发包给景铭建筑公司。第三，《协议书》第八条约定“A地块建设商品楼（施工图6/D轴以南）负责人：梁某某；B地块建设商品楼（施工图6/D轴以北）负责人：李某某"，该约定仅明确约定了天福广场A、B地块的不同负责人，并未明确约定天福广场A区和B区分别由景铭开发公司和金诚贸易公司建设经营，即未明确约定金诚贸易公司仅对天福广场B地块承担发包人责任。第四，金诚贸易公司有实际履行施工合同的行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金诚贸易公司曾直接支付部分工程款给景铭建筑公司，金诚贸易公司实际履行了发包人的义务。天福广场A区和B区住宅楼和商铺也均已交付景铭开发公司和金诚贸易公司销售和使用。第五，如前所述，何某某作为实际施工人，依据其与景铭建筑公司签订的《承建协议书》实际承接天福广场土建工程，并无证据证明何某某事先知道天福广场A区和B区分别由景铭开发公司和金诚贸易公司建设经营并独立核算。综上，金诚贸易公司应与景铭开发公司对何某某主张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再审判决认定金诚贸易公司应与景铭开发公司共同支付何某某主张的债权，并无不当。金诚贸易公司关于其不应向何永华主张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1号
【裁判要旨】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应当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基本原则，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方能突破合同相对性。
【裁判摘要】即使沈××系挂靠的实际施工人，建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并未明确规定挂靠的实际施工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且在本案中承包人已经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一）建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应当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基本原则，只有特定情况下，方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该第二款的规定是考虑到转包和违法分包的情形下，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会造成农民工讨薪无门、导致矛盾激化的后果，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利益而制定的，仅在特殊情况下适用。（二）一审判决认定沈××属于挂靠的实际施工人，沈××在本案二审答辩中也认可其为挂靠的实际施工人，只是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才提出其属于违法转包的实际施工人，其主张前后不一致，本院对其关于其系违法转包的实际施工人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冶金公司在2014年即向手拉手公司提起诉讼，沈××在冶金公司已经向手拉手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请求手拉手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工程款，不应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441号
【摘要】关于沈××是否有权向手拉手公司主张案涉工程款问题。首先，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系冶金公司与手拉手公司签订。原审查明，手拉手公司作为甲方与冶金公司作为乙方于2012年1月16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约定由冶金公司承建鞋业中心项目并对承包方式、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2013年10月22日，手拉手公司向冶金公司支付工程款1000万元，此外，手拉手公司代冶金公司垫付农民工死亡赔偿金60万元，郑州市二七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代发农民工劳动报酬2406.27705万元。其次，沈××与手拉手公司不构成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经查，沈××与冶金公司于2012年1月17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沈××为冶金公司承建的鞋业中心工程的项目承包人。由于沈××并未与手拉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且在原审答辩中认可其为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情形。而在实际履行中，沈××只是收到了100万元的保证金，手拉手公司并未向沈光付支付工程款。第三，承包人冶金公司已向发包人手拉手公司主张权利。冶金公司已于2014年7月14日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手拉手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款及违约金等。第四，手拉手公司上诉请求第一项为撤销包括手拉手公司向沈××支付工程款并确认沈××有优先受偿权在内的判决，原审审理手拉手公司是否应向沈××支付工程款并未超出诉讼请求。据此，原审判决认定在冶金公司已经向手拉手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沈××无权直接要求手拉手公司支付工程款，沈××与冶金公司的关系应依法另行处理并无不当。
【笔记】当事人对《工伤认定时效中止通知书》程序性行政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解读：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解析】（１）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性处置、中间阶段的行为，尚不属于最终的行政决定，根据行政法上的成熟原则，这种程序性处置、中间阶段的行为是不能直接接受司法审查的，排除于受案范围之外；（２）如果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程序违反”已经影响到行政行为之“实体决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则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注解１】程序性行政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要件——（１）程序性行政行为具有终局性；（２）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３）并且无法提供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６９号裁判要点针对某个具体程序性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确立了两个司法判断标准（程序性行政行为只有同时具备两个要件才具有可诉性）——（１）该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对其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２）该程序性行政行为作出以后，当事人无法通过提起对相关联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注解３】（１）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可以依法予以中止，行政机关的中止一般属于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２）但构成拖延履职或者拒绝履职的，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参考案例：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渝05行终115号
摘要2：【注解４】违法发包人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１）发包人将自己的建筑施工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自然人，应对该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在从事发包业务时发生的伤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01行终62号；（２）违法发包的发包人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黑行再12号
【注解５】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是否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核心为其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工程违法发包、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１）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将承包业务违法转包、分包给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需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２）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也应当依法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3）最高法行申1473号
【注解６】承揽合同不构成违法发包关系，承揽人雇佣人员受伤依法不适用违法发包、转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质的单位承担工伤主体责任的相关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3）最高法行申1473号
【注释】（１）发包人违法发包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２）但承揽关系的发包人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7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72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中铁隧道集团一处，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将涉案工程分包给路桥集团，路桥集团又将该工程交由其子公司路桥集团二公司，路桥集团二公司与崔某某签订《山西平榆高速公路AS3石马沟2某桥工程联合合作协议书》，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崔某某，并由崔某某实际施工建设。依据上述规定，崔某某有权请求发包人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已经向中铁隧道集团一处支付全部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崔某某承担责任，依次类推，确定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分包人、转包人应向实际施工人崔站发承担责任的范围。二审判决以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崔某某无证据证明本案其他被申请人之间存在违法转包的情形为由，认定路桥集团、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平榆高速公路公司不应向崔某某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１】连环转包、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总承包人及与其有合同关系的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前手不存在欠付工程款情形则不必承担责任。
【解读２】一、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崔某某有直接合同关系的是路桥集团二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合同仅能约束合同相对方，不能约束合同外的第三人，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如能证明建设工程存在违法分包或转包的情形且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发包人应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原告崔某某无证据证明本案其他被告之间存在违法转包的情形，庭审中，中铁隧道集团一处称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已向其付清工程款，其也通过直接支付、代为支付、扣除材料费、协助执行等向路桥集团支付的工程款已超出合同约定的价款4280万元，因此，本案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故崔某某起诉要求路桥集团、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山西平榆高速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对路桥集团二公司欠其的工程款及给其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13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1350号
【裁判摘要】挂靠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在处理无资质的企业或个人挂靠有资质的建筑企业承揽工程时，应进一步审查合同相对人是否善意、在签订协议时是否知道挂靠事实来作出相应认定。如果相对人不知晓挂靠事实，有理由相信承包人就是被挂靠人，则应优先保护善意相对人，双方所签订协议直接约束善意相对人和被挂靠人，此时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之间可能形成违法转包关系，实际施工人可就案涉工程价款请求承包人和发包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相对人在签订协议时知道挂靠事实，即相对人与挂靠人、被挂靠人通谋作出虚假意思表示，则挂靠人和发包人之间可能直接形成事实上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挂靠人可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即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情形，均不能仅以存在挂靠关系而简单否定挂靠人享有的工程价款请求权。……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挂靠关系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进而认定陈某某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并驳回其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最高法行再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最高法行再1号
【裁判摘要】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在其因工伤亡时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首先，建设工程领域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其违法转包、分包项目上因工伤亡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并不以存在法律上劳动关系或事实上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点等规定，认定工伤保险责任或用工主体责任，已经不以存在法律上劳动关系为必要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三条规定，能否进行工伤认定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从前述规定来看，为保障建筑行业中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后的工伤保险待遇，加强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和对违法转包、分包单位的惩戒，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确立了因工伤亡职工与违法转包、分包的承包单位之间推定形成拟制劳动关系的规则，即直接将违法转包、分包的承包单位视为用工主体，并由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其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发展方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强调要“建立健全与建筑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方式，大力推进建筑施工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明确了做好建筑行业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工作的政策方向和制度安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7〕53号)等规范性文件还要求，完善符合建筑业特点的工伤保险参保政策，大力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推广采用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制度。即针对建筑行业的特点，建筑施工企业对相对固定的职工，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因此，为包括“包工头”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制度发展方向。
再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对象范围，符合“应保尽保”的工伤保险制度立法目的。考察《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工伤保险制度目的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
摘要2：（续）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显然，该条强调的“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并未排除个体工商户、“包工头”等特殊的用工主体自身也应当参加工伤保险。易言之，无论是从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本意，还是从工伤保险法规的具体规定，均没有也不宜将“包工头”排除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包工头”作为劳动者，处于违法转包、分包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参与并承担着施工现场的具体管理工作，有的还直接参与具体施工；其同样可能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而伤亡的情形。“包工头”因工伤亡，与其聘用的施工人员因工伤亡，就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责任而言，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如人为限缩《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范围，不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将形成实质上的不平等;而将“包工头”等特殊主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则有利于实现对全体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彰显社会主义工伤保险制度的优越性。
最后，“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的法律责任，与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之间并不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是国家对职工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职工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违反建筑领域法律规范，而否定其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承包单位以自己的名义和资质承包建设项目，又由不具备资质条件的主体实际施工，从违法转包、分包或者挂靠中获取利益，由其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当然，承包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法另行要求相应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笔记】如何认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发包人范围？
摘要1：解读：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发包人的范围仅为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１）发包人特指建设单位；（２）发包人不包括层层转包的总承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
摘要2：【理解与适用】发包人通常又称为发包单位、建设单位、业主或者项目法人，如何理解《２００４年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发包人的范围，事关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哪些发包人主张权利。第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款所指的发包人，是静态的绝对的，仅为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第二种观点认为发包人是动态的相对的，在层层多手转包链条中，中间链条的总承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也可能是发包人，实际施工人可以依据本解释的规定向其上手以上提起诉讼。我们认为，从本解释的立法本意及司法实践看，第一种观点更为妥当，即本条的发包人应特指建设单位。因为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总承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依法承担清偿责任，而非本解释规定的欠付工程款范围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Ｐ４４６
【注解】实际施工人不得要求其前一手违法转包人（系承包人而非发包人）承担责任。
【笔记】实际施工人能否以发包人和转包人、违法转包人为共同被告主张工程款？
摘要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第２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１）该条适用于实际施工人仅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情形，而未对实际施工人同时向转包人、发包人主张权利如何处理作出规定；（２）实际施工人将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和发包人作为共同被告，法院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8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808号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不得要求其前一手违法转包人（承包人，非发包人）承担责任——合同无效不能等同于没有合同关系。合同无效应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无效不是当事人可得主张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理由。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建工四公司为谢××违法转包前一手的违法分包人，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而非发包人，故王×要求依据司法解释的前述规定判令建工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故王×向谢××主张债权不能实现的，如谢××怠于行使其自身的债权，王×还可以行使债权人之代位权，本案建工四公司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影响实际施工人王×的权利救济。
摘要2：【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终260号
【摘要】本院认为，建工四公司不应对谢向阳欠付王强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首先，建工四公司与谢向阳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本案中，建工四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总包方，其将工程违法分包给谢××后，谢××将工程非法转包给王×，王×与建工四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王×与谢××之间约定对建工四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其次，建工四公司系施工方，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建工四公司系施工方、违法分包人，并非发包人，根据前述规定，不应对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实际施工人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
【解读１】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工程欠款7,040,496.6元。二、被告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王×履约保证金650,000元。三、被告建工四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王×对被告袁××、顺成公司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王×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２】二审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市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市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谢××的其他诉讼请求。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9民终4152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9民终4152号
【裁判摘要】转包人破产后其对发包人就转包项目享有的工程款债权属于转包人财产而不能向实际施工人单独清偿——首先，《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除债务人所有的货币、实物外，债务人依法享有的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用益物权等财产和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均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根据上述规定，实际施工人对转包项目享有的工程款债权属于转包人财产，当转包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其对转包项目享有的工程款债权应由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清收，所得工程款应纳入破产财产，并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行处置，而不能将该工程款向实际施工人单独清偿。至于实际施工人基于承包或转包协议对转包人享有的债权，可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五章的相关规定向管理人另行申报。其次，《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据此，发包方与总包单位签订有施工合同的，发包方欠付的工程款应当认定为总包单位的债权，由管理人予以清收，总包单位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债务应当由实际施工人申报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三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该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中就包括了“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情形。因此，建设工程违法转包后，转包人进入破产程序的，其所欠付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不应再进行个别清偿。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前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和宗旨是为了保护劳务分包关系中的农民工主体利益，保障农民工工资，确保劳动者的生存权，不应作扩大化解释。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个别清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债权人在提起破产债权确认诉讼之前已依法申报债权，且对管理人所确认债权有异议而管理人不予认可的，是提起债权确认诉讼的必备要件。本案中，祁××、周××提起给付之诉，如果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关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规定，则属于变相将属于总包单位的债权向个别债权人进行单独清偿，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祁××、周××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向管理人申报过债权，且未能证明管理人已书面回复是否确认该债权。综上，祁××、周××提起本案给付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
【解读】祁××、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祁××、周××为盐城竹溪11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变电站土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判令盐城供电公司在未支付工程款范围内支付工程款82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判令盐城供电公司支付投标保证金2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盐城供电公司承担。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闽0102行初30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闽0102行初30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再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建筑施工企业母公司承接工程后交由子公司实施是否属于转包以及行政处罚两年追溯期认定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法工办发[2017]223号）第二条规定：“对于违法发包、转包、分包、挂靠等行为的行政处罚追溯期限应当从违法包、转包、分包、挂靠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本案涉嫌违法转包的行为，在建设工程实施期间一直处于连续状态，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时间为计算追责期限的起点。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终2344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案涉工程于2014年10月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事实。因此，本案应以2014年10月为起算点，第三人刘××与原告因工程款支付问题于2016年3月2日诉至福清市人民法院即可认为违法行为被发现。故原告关于本案行政处罚已超过追溯期限两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津02民终6599号
摘要1：【裁判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金磊公司将工程违法转包给昌源公司，对外昌源公司以金磊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灵通电缆厂签订《采购合同》，使得灵通电缆厂产生信赖，符合挂靠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金磊公司作为工程违法转包方，案涉买卖合同材料使用在案涉工程上，金磊公司是实际受益人。金磊公司与昌源公司虽约定，对外发生债务均由昌源公司承担，该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金磊公司应对昌源公司欠款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裁判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灵通电缆厂虽提供加盖有天津金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辰翔大厦项目部印章的《采购合同》，但纵观整个合同的履行、包括接收货物及付款、催款等环节以及昌源公司实际承包案涉工程的情况，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方应为昌源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合同系灵通电缆厂与金磊公司所签订，或金磊公司知晓该项目部印章存在并授权昌源公司进行使用，故金磊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灵通电缆厂要求金磊公司给付货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另案查明的事实，金磊公司将案涉工程整体转包给昌源公司，双方之间系转包法律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昌源公司与金磊公司构成挂靠关系，且挂靠关系并不能突破买卖合同的相对性，亦不能产生被挂靠方就买卖合同货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判令金磊公司就案涉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注解】挂靠关系不能突破买卖合同相对性，要求被挂靠方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1282民再1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能向合同以外第三人开具发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替代开票”条款违反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应认定无效——广宇幕墙公司基于合同约定，要求王××提供由建筑材料销售商开具的抬头为广宇幕墙公司的建筑材料增值税专票给自己。首先，本案所涉两份合同，因系违法转包、分包，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无效合同。其次，据广宇幕墙公司陈述，其并未向销售商购买建筑材料，实际购买者和付款人均是王××，根据我国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销售商的开票对象应是王××，而非广宇幕墙公司。第三，广宇幕墙公司因明知王××无开票资格，与王××约定由第三方向广宇幕墙公司开具材料费发票，以此方式来履行合同约定提供材料发票的条款，实际上是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第四，发票应当如实开具，即便要求王××提供或开具材料费发票，开票金额应当按照案涉工程实际使用材料确定，事前直接通过合同约定，也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综上，广宇幕墙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摘要2：江苏法院审判监督十大案例八：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替代开票”条款违反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应认定无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10日，江苏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幕墙公司）将A公司厂房土建工程转包给王某，约定王某领取工程款时应提供承包总价70%的材料费发票。2012年9月2日，幕墙公司将B公司生产车间土建工程分包给王某，约定王某领取工程款时应提供不低于总工程款60%的材料费发票。上述两个工程的承包方式均为包工包料。后双方因工程款支付发生纠纷，幕墙公司起诉王某，要求其提供合同约定的材料费发票。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判决支持幕墙公司诉讼请求。因判决主文未明确材料费发票的开票主体和开票对象，导致案件执行陷入僵局。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再审。再审过程中，幕墙公司明确诉讼请求，要求王某提供由建筑材料销售商开具的抬头为幕墙公司的建筑材料增值税专票。法院再审认为，幕墙公司因明知王某无开票资质，与王某约定由第三方向幕墙公司开具材料费发票，实际上是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上述“替代开票”条款无效，改判驳回幕墙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在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违法分包、转包情形，有时施工人还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个人施工。因个人无开票资质，双方遂约定“替代开票”条款。“替代开票”条款是否有效，要结合合同约定和履行方式综合认定，关键在于确定建筑材料的实际购买者和付款方。在包工包料且工程款结算包含材料款的情况下，与建筑材料销售商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承包人。承包人有权要求销售商向其开具发票，但不能向合同以外的第三方开具发票。因为在此情况下，“替代开票”系企业为减少因违法分包、转包所造成的抵税损失，而与包工头约定的变通条款，既与建筑行业税收制度相违背，也违反了发票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本案再审判决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仅为此类案件审理提供指导，更对案件背后的“行业潜规则”给予否定性评价，避免“替代开票”条款成为违法分包、转包的“挡箭牌”，为规制建筑行业违法分包、私下约定“替代开票”之乱象，统一相关案件裁判尺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4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虽然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本案中，违法转包人北京世纪源博公司、山东显通公司、山东显通五公司与陕西森茂闳博公司、李××并无直接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赋予了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因此，陕西森茂闳博公司、李××主张由以上主体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再者，该条所规定的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并不以合同无效为适用前提，古浪鑫淼公司与北京世纪源博公司签订的发包合同有效并不影响该条的适用。故原判决依据该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由发包人古浪鑫淼公司承担案涉工程欠款的付款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鉴定费用负担问题。案件鉴定费用的负担系人民法院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依职权作出的决定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申请事由，故本院不予审查。
摘要2：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冀民再1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张×的损害，虽然继升公司对张×承担了工伤赔偿责任，但其仅是因为雇佣张×的姚××无生产用工资质，基于法律的规定，在特定条件下保护劳动者权益，而让违法转包单位代为承担赔偿责任，实为对外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承包业务时因用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机构从工伤保险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继升公司有权利向姚××行使追偿权。本案中，继升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双方签订的转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该合同中关于事故责任承担的约定也为无效，双方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大小本院依法予以确定。继升公司作为一家有钢结构工程施工资质的企业，本应以自己的生产设备，组织自己的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施工安装工作。继升公司为规避风险，将案涉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姚××，属于违法转包，在主体选任上存在过错。而作为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无相应生产资格和安全生产管理的条件下，从继升公司承包案涉工程，亦属违法承包，存在过错，且姚××与受害人之间系雇佣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结合雇主责任应重于具有选任过错的用人单位责任的法律归责原则，姚××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根据以上分析，本案的事故损失由姚××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以60%为宜，即继升公司可向姚××追偿264,808.2元（441,347.63×60%=264,80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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