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6-20 22: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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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24号
【裁判要旨】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将执行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时间限制在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届满以及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之后。因此，执行法院在发出执行通知书后裁定查封、冻结被执行人的相应财产，不违反法律及司法额计算的规定。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百四十二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被执行人转移、隐匿、变卖、毁损财产的，应当立即采取执行措施。也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将执行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时间限制在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届满以及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之后。因此，福建高院在发出执行通知后，裁定查封、冻结蓝海公司等被执行人的相应财产，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蓝海公司主张执行行为违法，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8-02 16: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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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复字第24号
【裁判摘要】中国人民银行为规范逾期贷款结息工作，印发《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银发（1999）77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以下简称《贷款利率通知》）。其中，《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逾期贷款或挤占挪用贷款，从逾期或挤占挪用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到清偿本息为止，遇罚息利率调整分段计息。对贷款逾期或挪用期间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按季（短期贷款也可按月）计收复利”。《贷款利率通知》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本案涉及两段：2004年1月1日前为日万分之二点一；其后，参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上浮30％—50％。就后一段罚息利率而言，基于本案系金融不良资产转让纠纷，适当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以在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为宜。
福建高院计算本案债权逾期罚息过程中，存在不当之处，一是对利息部分未按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复利；二是对2004年1月1日后的罚息，以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上浮40%计算，而未按《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以及《贷款利率通知》第三条的规定，以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为标准上浮计算。佳盛公司在申诉请求中主张以二审判决为依据，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和方法，计算本案逾期罚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9-22 08: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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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锡商终字第0215号
【裁判摘要】发起人责任是指公司设立阶段所产生的应当由发起人承担债务的民事责任。设立中的公司是指为履行公司设立必要行为而存在的组织，始于公司章程或者设立协议签订之日，终于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应认定自2008年2月25日至同年6月24日期间，属金桥公司设立阶段。在此期间，如公司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为设立公司非必要的民事行为的，债权人只能要求公司发起人承担民事责任。但成立后的公司对该行为予以承认的，可以要求成立后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公司发起人如以自己名义为公司设立行为的，债权人可以直接以该发起人为被告起诉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公司追认发起人行为或该行为的利益归于公司的，债权人可以选择发起人或成立后的公司为被告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但债权人一经选定被告后，不得再行变更。经审查全案证据，其1，金桥公司虽于2007年4月即向工商部门预先申请企业名称，但该公司发起人黄某某、温某某签订公司章程及工商部门批准设立金桥公司颁发营业执照的时间均在2008年2月以后，故应认定科特公司向黄朝某供货期间属金桥公司名称申核阶段但非公司设立阶段。因名称申核阶段黄某某、温某某尚未签订公司章程，明确各自的出资份额，对今后的债权债务作出明确约定，故温某某此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发起人。其2，黄朝某收货后，金桥公司事后以其名义与科特公司进行对账并出具还款计划，属金桥公司对其它债务的认可，其自愿承担还款义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这与公司设立阶段的发起人责任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其3，科特公司在2009年8月7日就同一债务向锡山法院起诉黄朝鹤和金桥公司时，明确黄朝鹤收受货物系个人行为，金桥公司向科特公司出具还款计划系债务加入，并已得到锡山法院的判决支持。此系债权人科特公司在合同的利益归属不是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作出的自主选择。现因其在案件执行阶段无法实现债权目的，对同一债权又选择公司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为非必要的民事行为的理由向金桥公司的另一发起人温某某主张权利，既与科特公司提起1417民事诉讼的理由不符;也与本案的实际情况不符。
摘要2：（续）其5，公司设立失败，是指发起人在筹办公司设立事务后，由于主客观原因，公司最终没有成立。现有证据证实，金桥公司虽于2007年4月17日即委托袁某某办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事项，后因故未能在名称核准期内及时设立金桥公司，但其在2007年10月18日重新申请核定公司名称后，已在2008年6月24日经工商部门核准领取了金桥公司的营业执照。科特公司提出超过名称保留期即为公司设立失败，发起人则应按有关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系对事实的曲解和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综上理由，科特公司要求温某某承担发起人责任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4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9〕297号）
摘要2：指导案例127号 吕金奎等79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指导案例128号 李劲诉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指导案例129号 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指导案例130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1号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2号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3号 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振殿、马群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4号 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5号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6号 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环境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7号 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院诉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8号 陈德龙诉成都市成华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案
指导案例139号 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4号
【裁判要旨】工程已超过2年的缺陷责任期，发包人主张预留质保金的依据不足。
【裁判规则】双方约定以案涉房屋销售款抵工程欠款合法有效，但应当自当事人实际履行之日起产生消灭原债务的法律效力。
摘要2：【解读】工程是否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分竣工验收备案，不是确定工程是否竣工验收的标准。
- 日期： 05-04 11: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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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笔迹鉴定
摘要1：【案号】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吉24民终673号
【裁判摘要】关于原审采信的鉴定意见，法律并无规定对检材为复印件的不能进行笔迹鉴定，在张某某对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无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4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一审主张是在受胁迫情形下在《欠据》上签字，二审又提出是乘其生病采用非正常手段让其签字的主张，属自相矛盾，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规定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程序方面之规范，即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亦不应将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否则将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及公平。本案中，陈某系金盾公司的股东，金盾公司在《欠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私章的行为，属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即便该行为未经股东会决议，亦不应被认定无效，金盾公司仍应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判决判令金盾公司对陈谋欠付杨某某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23 17: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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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妨害
摘要1：【案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吉24民终29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国网供电公司依照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文件和批复进行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由专业部门延边电力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设计施工图进行实际改造施工，该改造行为有法律依据，李某某因改造后的线路经过自己的承包地，要求国网供电公司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占用他人土地应当给予相应赔偿，李某某在一审过程中经法院两次释明仍然不对损失的数额申请鉴定，一审法庭在损失数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进行了相应补偿，即按照国网供电公司补偿其他村民的标准计算李建国的补偿数额，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李某某二审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本次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是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的惠及普遍利益的工程，现一审法院支持李建国的补偿数额高于当地的征地补偿标准，李某某主张国网供电公司的行为给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要求赔偿2015年的外包损失7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吉民申982号
- 日期： 06-23 17: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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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
排除妨害
摘要1：【案号】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吉24民终26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电气化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当地电力发展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吉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依法发布《农电网建设与改造计划通知》（吉计资字［2000］857号），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按照通知内容向延边供电公司下发整改农村电网建设的相关通知后，延边供电公司对涉案农电网进行整改，更换水泥杆，上述行为系依法进行，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李某某主张电网整改行为不合法，该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可确定电力设施有别于其他普通公益设施，电力工程的施工、改造均由行政部门严格管控，李某某将电力设施建设与普通公共利益等同，认为如其诉请不被支持，公共利益的相关建设可任意为之，应属臆测，本院不予支持。涉案5根电线杆线路为和龙市南坪镇周边村镇和村民提供用电及有线电视服务，将涉案电线杆移除，势必影响到村镇和每个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李某某要求和龙市供电公司、吉视传媒公司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7-16 10: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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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34号
【裁判要旨】就国有企业股权转让而言，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而未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而不是认定合同无效。因此，国有股权转让即使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审批的规定，也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未生效，而不腻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则即使规定了应当办理批准手续，也不属于《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２４条规定的需要批准的重大事项，股权转让协议不因此未获批准而未生效。
摘要2：【解读】《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２４条规定：“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需由所出资企业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并未明确需要批准的重大事项的范围，而只是规定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因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部门规章（《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需要批准的具体事项可以认定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２４条规定的需要批准的具体事项；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即使规定了应当办理批准手续也不属于《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２４条规定的需要批准的重大事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4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中均有违约行为，一方要求对方承担定金责任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原审判决认定，鉴于双方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均存在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有关“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应各自承担责任，且不适用定金罚则，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2：
- 日期： 09-11 09: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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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赣民二终字第24号
【裁判摘要】关于徐某某确认股份比例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案虽是股权确认纠纷，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2001]民二他字第19号）意见，股权关系不仅涉及纠纷当事人，而且还对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甚至公司债权人等诸多主体产生影响，因股权归属产生的纠纷应及早解决。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本案股权确认纠纷应适用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的规定。本案圣罗公司于2005年11月5日召开公司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确认徐某某股份份额为8%，徐某某授权参与股东会并行使股东权利的代理人周某某参加了该次股东大会，并在公司修改的章程中签字确认。代理人周某某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的代理行为应视为被代理人的行为，因此可认定权利人徐某某在2005年11月5日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股份份额变更为8%，但其直至2009年4月20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不具有胜诉权。圣罗公司关于徐某某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股权确认纠纷应适用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济民一初字第2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本案中，二宫与五洲商城在2006年6月27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2007年9月6日签订的《济南第二工人文化宫改扩建二期工程部分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约定，二宫提供土地、五洲商城投资，双方合作建设济南第二工人文化宫改扩建二期工程中的工会大厦和文体中心项目，项目建成后全部产权归二宫所有，五洲商城只是有期限的使用其中的部分房产，并仅就其中的工会大厦14440平方米的酒店及地下面积3111平方米按每年500万元向二宫缴纳使用费，使用期限为20年，其他部分为无偿使用20年。本院认为，本案中系由五洲商城代为出资建设涉案的工会大厦和文体中心，建成后五洲商城租赁使用二宫的部分房产，房产的所有权并不发生变化。涉案房产不对外销售，五洲商城不承担经营风险，因此双方之间合作建设的项目不属于商品房，双方亦不是通过销售开发的涉案项目而获得商业利润，故双方之间的合同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的特征，进而双方之间的争议不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从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来看，五洲商城的投资获取的回报就是项目建成后在一定年限内无偿经营使用其中的大部分房产和有偿经营使用其中的小部分房。该权利实质属于租赁权，五洲商城为项目投入的资金应为预付的租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应为房屋租赁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至今该合作项目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地，该项目既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亦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根据上述规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应为无效协议。
摘要2：
- 日期： 04-07 08: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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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要旨】类似商品的认定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判断标准有两项：一是相关商品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是否相同；二是相关公众一般是否会认为商品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两个标准是并列关系，只要符合其中一个标准，即构成类似商品。其中的混淆包括鱼目混珠式的商品误认误购的混淆、误认为商品来源于同一生产经营者的混淆以及关联关系的混淆，而关联关系的混淆即认为其商品来源与权利人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案号】一审：（2011）奉行初字第24号；二审：（2011）沪一中行终字第274号
摘要2：
- 日期： 04-19 08: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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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2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由债权的相对性所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不具有基于其债权针对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上述规定中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属于有限地承认债权人原告资格的例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债权人不服提起诉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据此，在债权人已经依循法定方式对债务人相关财产权施以限制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应当预见到该行为可能对债权实现产生不利影响，此时行政机关应当对债权人的利益予以保护，并对是否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慎重考虑。在行政机关未予以保护或考虑的情况下作出了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债权人有权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上述规定虽然与本案情形稍有不同，即上述规定针对的是债权人对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提起诉讼，本案属于债权人对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初始登记提起诉讼，但是，转移登记与初始登记均属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情形，且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在职权依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均无本质区别，故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可以适用于本案。本案中，十堰中达公司以十堰市房管局违法给十堰特铁厂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侵犯其对十堰特铁厂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上述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然而，根据十堰中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本案并不存在前述规定中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相应情形，此时如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考虑对债权实现的影响既无法律法规依据，亦不符合一般登记规则。
摘要2：【注解】（１）在债权人已经依循法定方式对债务人相关财产权施以限制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应当预见到该行为可能对债权实现产生不利影响，此时行政机关应当对债权人的利益予以保护，并对是否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慎重考虑；（２）在行政机关未予以保护或考虑的情况下作出了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债权人有权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３）以办理房屋登记侵犯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 日期： 08-25 22: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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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８条之规定，恢复执行后，法院可以直接裁定执行向法院承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执行和解协议担保人（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保证人的财产），但不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规定追加执行和解协议担保人为被执行人；（２）对于未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执行和解协议担保人，法院不能直接裁定执行执行和解协议担保人，也不得追加执行和解协议担保人为被执行人，而应当由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解析：第三人提供执行担保，当执行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财产的条件成就时，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财产而无须追加执行担保人为被执行人。
【注释１】法院不得追加执行和解担保人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财产）。
【注释２】法院直接裁定执行执行和解担保财产或者执行和解保证人的财产条件——（１）执行和解协议中有担保条款；（２）担保人向法院作出承诺；（３）承诺内容是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４）因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法院已经恢复执行；（５）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
【注释３】执行和解协议担保条款中没有明确约定担保数额，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后担保人应当在原生效法律文书全部债务金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2：【注解１】（１）执行和解协议担保＋向法院承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执行担保）＝恢复执行后法院可以裁定直接执行担保人财产（《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１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１条），而非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规定的代为履行债务则由法院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执行和解担保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担保，并非执行担保。执行和解协议担保与执行担保区别：（１）直接和解协议担保＋向法院承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执行担保）；（２）直接和解协议担保＋未向法院承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执行担保（由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
【注释3】最高人民法院倾向性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属于“附生效条件”（即履行完毕才生效）的特殊合同，在一方不履行、不适当履行、不完全履行，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是原生效判决，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不能基于其中担保条款直接执行担保人；申请执行人可以基于执行和解协议另行起诉，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因此，恢复执行后法院直接裁定执行担保人财产系基于担保人向法院承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而非执行和解协议担保条款。
【注解４】执行担保成立前提条件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执行担保必须向法院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符合“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执行担保成立前提条件。
【注解５】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只有在担保人向法院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即构成执行担保的情况下才可以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但不能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
- 日期： 11-03 08: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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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6民终24号
【裁判摘要】违反法律规范导致合同无效需要具备违法与危害双重要件——富碘公司与宏鑫公司签订的《铜仁地区德江县今板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合作合同》第五条约定“因探矿需要在此期间及探矿结束（包括合同终止）所产生的矿产品应集中至指定地点由甲乙双方派专人看管，并由双方根据现场需求按国家相关规定共同妥善处理，处理所得收入按甲方百分之四十、乙方百分之六十的额度分配（当销售矿石时需有甲方到场同意后出售），矿产品出售如需缴税则按此分配比例缴纳。”该条款明确约定在探矿期间产生的矿产由双方共同处理并将出售所得收入按比例分成。由于富碘公司与宏鑫公司均不具备相应开采资质，该合同实为以勘探之名行开采之实。同时，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富碘公司被德江县自然资源局以无证开采矿产资源为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基于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富碘公司与宏鑫公司以合法勘探的形式掩盖非法开采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富碘公司与宏鑫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自始无效，富碘公司应当返还宏鑫公司已交纳的保证金80万元。
摘要2：
- 日期： 01-09 20: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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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110号
【裁判摘要１】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判断赵××行使抵押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主要在于赵××行使抵押权时间的认定。抵押权是担保物权的一种。根据我国担保物权法律制度和规范，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担保物权人即可依法行使担保物权。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物权的方式和途径是：担保物权人既可以先行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如该申请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担保物权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担保物权的普通诉讼程序；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担保物权的普通诉讼程序。在担保物权人以提起普通诉讼程序的方式行使担保物权时，既可以在主债权诉讼中一并提出，也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单独以担保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在担保物权人初始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的情况下，虽然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担保物权人应当在多长期限内提起普通诉讼程序，但因上述特别程序与普通程序具有法定程序的接续性，只要担保物权人后续并未明显不合理地迟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其初始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的时间，就应当认定为行使担保物权的时间，而不能简单的以后续提起担保物权诉讼的时间作为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物权的时间。本案中，无论抵押权人赵××是初始提起申请实现抵押权特别程序抑或是后续提起抵押权诉讼普通程序，均属于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行使抵押权行为，只要其初始行使抵押权行为发生在抵押权的行使期间内，人民法院就不能在后续抵押权诉讼中再简单以行使抵押权超过法定期间为由而不予支持。本案赵××与债务人实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9月12日至2015年9月11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初始起算时点应为借款期限届满日之次日，即2015年9月12日。赵××于2016年10月18日对借款人实华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偿还欠款诉讼，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出现中断事由，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重新计算。赵××于2017年6月6日向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抵押权，在2018年7月9日被裁定驳回后，于同年7月24日提起本案抵押权诉讼。本案应当认定赵××行使抵押权的时间是其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实现抵押权特别程
摘要2：（续）的2017年6月6日，而且其在实现抵押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在很短时间内（15日）即提起诉讼，显然也不存在明显不合理迟延起诉的问题。同时，本案在赵××行使抵押权的上述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施行，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来计算本案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本案中赵××行使抵押权的时间，不论是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初始起算时点为准计算，还是以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时点为准计算，均未超过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期间。
【裁判摘要２】关于抵押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二审判决认为，抵押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并以案涉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为依据计算本案所谓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指出，抵押权是担保物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否则有违传统民法理论。抵押权只存在行使期间的问题，只是依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该行使期间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相同，随着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中止而变化。也就是说，抵押权行使期间只是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为参照来计算，并不等于对抵押权也要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赵××在本案中主张的抵押权应予支持，系因其行使抵押权未超过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法定行使期间，而非直接对其抵押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结果。二审判决立足于诉讼时效制度裁判本案，明显违背了抵押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传统民法理论。同时，二审判决以案涉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期限即2014年9月12日至2015年9月12日，计算本案抵押权“诉讼时效期限”为自2015年9月13日起的两年期限，并据此得出赵××于2018年7月24日在一审法院提起行使抵押权诉讼“已超过法定二年诉讼时效“的结论，也明显不符合物权法二百零二条关于“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及担保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解读：根据调解笔录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的，执行法院可以在该第三人债务承担范围内对其强制执行。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１１７还指导性案例确立裁判规则——只要案外第三人债务加入的履行责任在审判程序中写入了调解笔录，法院就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执行其财产。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执行中债务加入必须变更、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而非直接执行债务加入第三人财产。
【总结】执行法院能否追加债务加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１）执行法院可以变更、追加执行债务加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其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２）但第三人在调解笔录中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可以在其债务承担范围内直接对其强制执行而无须追加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１１７还指导性案例确立裁判规则）。
摘要2：【注解１】执行中能否直接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加入第三人财产？——执行中可以直接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加入第三人财产。
(１）执行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
（２）第三人向债权人而未向法院作出债务加入的承诺——视为执行外和解协议，第三人不履行其承诺的，申请执行人只能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而不能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执行中债务加入与执行担保区别？——第三人向执行法院提供担保书载明被执行人于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时担保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构成执行担保（执行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担保人财产而无须追加被执行人）｜（１）执行担保以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为目的，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保证，以担保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２）执行担保函并无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的表述或者意思表示，不属于执行担保（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京执复13）。
- 日期： 02-19 20: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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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立他字第24号
【裁判摘要】公司住所地是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地对股权转让纠纷享有管辖权——两个案件均系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江西省天峰药用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双方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关系，天峰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其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和被告住所地法院，对受理的案件有管辖权。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法院，对受理的案件有管辖权。．．．．．．就本次形成管辖争议的两个案件而言，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立案在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两个案件应当由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 日期： 03-03 09: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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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94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远洲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远洲公司所称基于《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应由其他人民法院管辖亦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范围。原审法院对远洲公司所提管辖权异议不予审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根据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的《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远洲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上述欠款，故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4月13日起算至2014年4月12日届满。金可尔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与王××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处理有关金可尔公司债务问题，该合同约定以王××持有的远洲公司30%股权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结清金可尔公司的债权。合同签订时王××仍是远洲公司股东，对于金可尔公司来讲其作为债权人，面对存在内部纠纷的远洲公司，其与作为远洲公司股东的王××协商解决债务问题，应当认定其积极主张权利。而且，在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的《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中也有远洲公司不能付清欠款则将王××所持股份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的约定，从该约定来看，金可尔公司主张权利亦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和延续性。故而可认定金可尔公司该行为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70号
【摘要】合同无效但签订合同的事实表明债权人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案涉《露天煤矿开采协议书》于2012年1月12日终止，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了《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远洲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上述欠款，故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4月13日起算至2014年4月12日届满。金可尔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与王某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处理有关金可尔公司债务问题，该合同约定以王某某持有的远洲公司30%股权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结清金可尔公司的债权。该合同虽被认定为无效，但签订合同的事实表明金可尔公司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
- 日期： 03-24 09:5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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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基于债权请求权作出的另案生效判决不能阻却执行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20年第14期第12-14页】
【裁判要旨】另案生效判决确定的物之交付请求权，在债务人未履行给付标的物的义务之前，物权未发生变动，该债权系普通债权，与申请执行人要实现的金钱债权同属债权性质，不具有优先效力，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案号】一审：（2017）辽13民初24号；二审：（2018）辽民终289号；再审审查：（2018）最高法民申6030号
摘要2：
- 日期： 04-09 08:0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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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46号
【裁判摘要１】所购买商品房尚未竣工，不存在实际交付的可能，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有关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买受人在购买不动产后，虽未取得物权登记，但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有关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下，仍然享有排除其他金钱债权执行的权利。在本案中，谢××等24位被上诉人虽然与宝山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已经支付全部或部分价款，但是谢××等24位被上诉人所购买商品房尚未竣工，不存在实际交付。因此，谢××等24位被上诉人未实际合法占有所购买商品房。亦即谢××等24位被上诉人所购买商品房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有关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故谢××等24位被上诉人对于新兴公司请求执行保全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不能阻却对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进行保全的执行行为。一审判决认定谢××等24位被上诉人享有排除执行保全的民事权利，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案件受理费问题。本院认为，诉讼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作出判决之前，对当事人的财产采取的限制当事人处分的临时措施。保全裁定的执行性质上属于控制性执行行为，不涉及财产权属和处分。本案新兴公司请求准予继续执行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保全措施。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应否对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采取保全措施，不涉及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和处分。故应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非财产案件标准的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用。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案件受理费按财产案件标准交纳，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285号
【摘要】本案中，谢××等24位再审申请人虽然与宝山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已经支付全部或部分价款，但是由于案涉宝山仕家小区二期工程尚未竣工，因此该工程商品房并未实际交付，谢××等24位再审申请人未实际合法占有所购买的该工程商品房，该商品房也未进入办理过户登记程序。原判决据此认定谢××等24位再审申请人所购买的商品房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其对于新兴公司请求执行保全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不能阻却对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进行保全的执行行为，并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本案的执行标的看，原审法院保全查封的是案涉土地使用权并非该地上商品房，由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适用条件是执行标的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因此谢金川等24位再审申请人关于本案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由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被原审法院查封系因新兴公司在其与宝山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措施所致，在案涉宝山仕家二期工程尚未竣工及新兴公司与宝山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尚未审结的情况下，对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保全查封行为仅是一种临时性的限制处分的措施，对于谢××等24位再审申请人的实体权利并没有实质影响。
- 日期： 04-16 08:0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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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京01执复195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天润伟业公司在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分享通信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时能否摘抄的问题。从词意上理解，复制系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像、翻拍等方式将原件仿制一份或多份的行为，而摘抄可理解为从书籍或文件材料中摘取部分内容或信息以抄录。由此可见，复制可以产生与原件外观相同或近似之效果，但通常而言，摘抄仅能呈现原件的部分内容，不能反映原件的全貌和整体概况，不产生与原件外观相同或近似之效果。因此，摘抄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等于复制。此外，股东知情权是公司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知晓公司事务的权利。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分享通信公司应提供给天润伟业公司查阅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时间跨度为自2006年2月24日至执行依据生效之日止，前后跨度达十余年，且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中包含了大量的专业数据信息，仅凭阅读和记忆难以保障天润伟业公司能够充分了解、知晓分享通信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使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流于形式。在摘抄没有产生与原件外观近似或相似之效果，且没有证据证明天润伟业公司存在行使股东知情权会泄露分享通信公司商业秘密或信息进而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形下，应该将摘抄认定为辅助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一种手段。且查阅本身即有检查、察看之意，而非仅仅是查看、阅览的意思，摘抄是检查的方式之一，结合本案案情，查阅可以延伸为摘抄。因此，分享通信公司在履行上述判项义务时，应当提供符合要求的场所和条件，保障天润伟业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正当行使。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天润伟业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范围是否及于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的问题。……本案中，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主体为分享通信公司，天润伟业公司有权依据(2017)京0108民初30567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分享通信公司提供自2006年2月24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但并未明确天润伟业公司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可以及于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以“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为由对天润伟业公司提出的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请求提出抗辩意见，拒绝提供查阅。在未经过诉讼程序审理，且执行依据未将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明确为义务承受主体的情况下，应当保障分享通信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享有提出抗辩的权利，不能在执行程序中迳直作出认定。
摘要1：——当事人约定对确定商标权权属的作用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915号
【裁判要旨】商标名义上的注册人与当事人合同约定不符，在确定商标权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在商标权权属确认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商标权的归属。
本案中，虽然涉案商标的注册人曾为周××一人，但周××曾与郭××、李××订立《协议书》，明确约定“名趣"商标由三方投资注册，三方持有，共享权利、共担风险。各方达成协议后，“名趣"商标获准注册。涉案《协议书》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履行。在此前提下，二审法院应当结合《协议书》订立的过程，以《协议书》的明确约定为依据，进一步审查各方当事人订立《协议书》时对于商标权属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确定商标权的归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断周××转让涉案商标权行为的效力，以及新乡名仁公司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解读１】郭××、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名趣”注册商标专用权归郭××、李××、周××共同所有；2.确认周××与新乡名仁公司签订的“名趣”注册商标专用权转让协议无效；3.案件受理费由周××负担。
【解读２】周××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解除郭××、李××、周××签订的《协议书》；2.依法判令郭××、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确认第7098601号注册商标“名趣”的商标权由郭××、李××、周××共同享有；二、确认周××将第7098601号注册商标“名趣”转让给新乡市名仁饮品有限公司的行为无效；三、解除周××与郭××、李××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
【解读４】二审判决：一、维持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7民初42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解除周××与郭××、李××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二、撤销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7民初4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三、驳回郭××、李××的诉讼请求。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知民再1号
【摘要１】商标权权属确认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商标权的归属。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商标法第五条规定，商标权作为一种民事财产权利，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共同享有和行使，商标权的取得可有多种方式。本案中，案涉注册商标虽然曾注册在周××一人名下，但郭××、李××、周××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对商标权归属问题明确约定为三方共同投资注册、三方持有、共享权利、共担风险。该协议系三方自愿签订，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履行。《协议书》签订后，案涉注册商标亦于2010年7月7日获准注册。因此，案涉注册商标专用权应由郭××、李××、周××共同享有。
【摘要２】周××反诉主张解除《协议书》，郭××、李××不同意解除《协议书》关于商标权权属进行约定的第二条和第五条，对解除《协议书》其他条款无异议，即三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同意解除《协议书》中除第二条、第五条之外的条款。鉴于《协议书》第一、三、四、六、七、八条，三方均同意解除且该部分条款关于“名趣"产品生产、销售、分成、风险分担等合伙经营事务的约定内容，与《协议书》第二、五条关于商标专用权归属及案涉注册商标商誉维护责任的约定内容相对独立，具有履行的可分性，符合协议解除的条件，本院予以解除。《协议书》第二、五条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且当事人对解除该条款未协商一致，本院不予解除。一、二审判决《协议书》全部解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4）民提字第24号
【裁判摘要１】未经核准注册的商标不具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第4157840号商标迄今为止尚未被核准注册，无从产生注册商标专用权，王××持有的商标注册证显然系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误发，王××无权据此对他人提起侵害商标权之诉。一审、二审法院在未查明第4157840号商标真实权利状态的情况下认定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构成对该商标权的侵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对王××与第4157840号商标有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它鼓励和支持人们通过诚实劳动积累社会财富和创造社会价值，并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产性权益，以及基于合法、正当的目的支配该财产性权益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方面，它保障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当事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裁判摘要３】对于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最早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字号使用的时间为1996年，歌力思公司最早在服装等商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时间为1999年。此后，经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歌力思”品牌于2008年即已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作为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的“歌力思”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对前述商业标识享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其次，歌力思公司在本案中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王××认为，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品牌中文名：歌力思”字样的行为构成对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侵害。本院认为，商标的基本功能是区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
摘要2：（续）本案中，从销售场所来看，歌力思公司对被诉侵权商品的展示和销售行为均完成于杭州银泰公司的歌力思专柜，专柜通过标注歌力思公司的“ELLASSAY”商标等方式，明确表明了被诉侵权商品的提供者。在歌力思公司的字号、商标等商业标识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而王××未能举证证明其申请注册的第7925873号商标同样具有知名度的情况下，歌力思公司在其专柜中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不会使普通消费者误认该商品来自于王××。从歌力思公司的具体使用方式来看，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外包装、商品内的显著部位均明确标注了歌力思公司在第18类女士手袋等商品上享有商标专用权的“ELLASSAY”商标，而仅是在商品吊牌之上使用了“品牌中文名：歌力思”的字样。由于“歌力思”本身就是歌力思公司的企业字号，且与其“ELLASSAY”商标具有互为指代关系，故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歌力思”文字来指代商品生产者的作法并无明显不妥，不具有攀附第7925873号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意图，亦不会为普通消费者正确识别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制造障碍。在此基础上，杭州银泰公司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亦不为法律所禁止。最后，王××取得和行使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行为难谓正当。第7925873号商标由中文文字“歌力思”构成，与歌力思公司在先使用的企业字号以及在先于服装商品上注册的“歌力思”商标的文字构成完全相同。“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依常理判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同注册的可能性较低。歌力思公司地处广东省深圳市，王××曾长期在广东省广州市经营皮具商行，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度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对“歌力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较低。在上述情形之下，王××仍于2009年在与服装商品关联性较强的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第7925873号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据此，王××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滥用，其与此有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歌力思公司的在先权利状况、使用行为的正当性以及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权利的正当性等因素，对王××所提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侵害其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5-11 10: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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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62号
【裁判摘要1】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实践中，借款成本或贷款收益通常要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非计算损失的唯一标准；是否系合理标准，则需结合具体案件情形予以考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就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2条指出，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此，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
【裁判摘要2】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不能以守约方没有就其所遭受损失进行举证为由主张违约金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是主张变更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法律关系，故根据前述规定，元阳公司应对“支持该主张的基本事实”负证明责任，而非信远公司。故元阳公司关于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远超信远公司所遭受到的损失，而且信远公司也没有就其所遭受到的损失进行举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3】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公司客户委托贷款合同》第13.2条约定，元阳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信远公司和交行五羊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而元阳公司虽认为信远公司主张的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缺乏依据、并非必然发生、是信远公司故意扩大损失，且属于违约金范畴等，但元阳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与案涉合同的约定亦明显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号)第十条规定，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元阳公司于本案中提交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并非指导性案例。元阳公司虽认为保全保险费用不是案涉债权实现的合理、必要支出，但该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信远公司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时选择何种担保方式，以及该选择是否合理、必要，产生的费用是否与债权实现相关等，均应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评判。两案所涉合同在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承担问题上的约定并不相同，故就“财产保全责任险”费用的承担问题无法参照、参考。一审法院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以信远公司主张的法律服务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均属于因元阳公司违约，信远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未超出合理范围，且信远公司已提供实际支出的证明为由，判令元阳公司向信远公司赔偿上述费用，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 日期： 06-04 06: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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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苏01行终131号
【裁判摘要１】稽查局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未加盖稽查局印章应予撤销——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税务检查。该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省以下各级税务局设立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第六条规定，审理委员会履行审理重大税务案件等职责；第三十四条规定，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本案中，新景公司不服南通地税局作出的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向省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省地税局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撤销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后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向新景公司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将税收稽查的《检查发现问题清单》送达新景公司，要求其将核对情况予以反馈。新景公司作出书面陈述意见，南通地税局稽查局经审理将新景公司税案作为重大税务案件提请南通地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讨论，南通地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审理意见书。2015年12月23日，南通地税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并向新景公司送达，决定对新景公司追缴及补征税费合计20189508.54元，加收滞纳金307965.45元，未加盖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印章不符合《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的规定。故被诉《税务处理决定书》不符合规定，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复议机关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省地税局在复议程序中未对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否加盖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印章进行审查，即作出被诉《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税务处理决定书》亦不符合规定。综上，原审判决撤销南通地税局作出的涉案税务处理决定及省地税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行政行为被撤销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应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法律适用原则——关于上诉人南通地税局及省地税局认为原审判决适用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处理办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认为，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于2015年2月1日开始施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15年7月27日经复议后被撤销，南通地税局将新景公司所涉税务案件作为重大税务案件进行审理，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行为系独立的行政行为，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法律适用原则，原审适用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并无不当。故上诉人南通地税局、省地税局的该项上诉主张，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7-10 10: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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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赣10民初24号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对承包人账户工程款有权主张取回权——本案经审理查明，张××、章××是江西陶瓷学院礼堂兼食堂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事实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予以认可，故张××、章××对江西陶瓷学院礼堂兼食堂工程的工程款享有所有权。根据合同约定，江西陶瓷学院礼堂兼食堂工程的工程款从2007年至2019年每年需汇入631923元至二建公司的账户，然后由二建公司负责如数将该款转汇入江明指定账户或者汇入承包人张××账户，且从2007年至2016年，江西陶瓷学院每年均向二建公司账户汇入了631923元工程款，二建公司在收到该款后均已将该款转支付给了两原告。两原告与二建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借用账户的法律关系。虽然货币作为动产的特殊属性，通常情况下，货币的所有者与占有者一致，不同于一般物品能够取回。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认定特定化的货币占有与所有相互分离。本案中，由于二建公司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前对江西陶瓷学院并不享有任何债权，2018年12月21日江西陶瓷学院汇入二建公司账户的631923元是在二建公司破产申请受理之后汇入的，是江西陶瓷学院根据合同约定支付给两原告的尚欠工程款，且与二建公司账户内的其他资金没有混同，该631923元工程款具有特定化，两原告对该631923元工程款享有所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一）项“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加工承揽、委托交易、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法律关系占有、使用他人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故2018年12月21日江西陶瓷学院汇入二建公司账户的631923元不属于二建公司的破产财产，应属两原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就本案而言，本院于2018年6月5日受理二建公司破产清算案，目前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张××、章××对案涉的631923元工程款享有所有权，且该款现由二建公司实际占有，故张××、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要求取回属于两原告的工程款631923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 日期： 08-26 05: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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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被执行人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２４条规定的提取条件，在保障被执行人依法享有的基本生活及居住条件情况下，执行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１】对于住房公积金能否强制执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
【注解２】对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可以强制执行的至少２类情形：（１）被执行人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２４条第（２）项、第３项、第４项规定情形（住房公积金符合提取条件且不直接具有住房保障功能）；（２）当住房公积金已经丧失其住房保障功能时。
【注解３】住房公积金按照“个人缴多少，单位补多少”的原则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