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384号
【裁判要旨】担保合同可以约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2012年2月8日建行城中支行开具的履约保函第七条约定：“本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本保函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由于双方已在履约保函中明确约定，保函项下合同被解除，保函即无效，故江河创建公司2013年1月22日向鑫宏达公司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书后，于2013年1月24日再向建行城中支行发出履约保函索赔通知，因保函已失效，故其依据履约保函主张建行城中支行承担保证责任，因缺乏合同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海尔财务公司的债权既存在债务人威乃达公司自行提供的房产抵押担保，也存在第三人提供的保证担保。在物的担保和保证共存的情况下，担保责任如何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均有规定，但两者并不一致。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此时应适用《物权法》的规定。海尔财务公司与赛赛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与宋某、韩某某签订的《个人连带保证合同》、与全统旅游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均明确约定，无论海尔财务公司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海尔公司均有权处置质押财产或直接要求宋某、韩某某、全统旅游公司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在海尔财务公司与各担保人之间已就如何承担担保责任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赛赛集团、宋某、韩某某、全统旅游公司应当对威乃达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不受威乃达公司自行提供的房产抵押的影响。赛赛集团、宋某、韩某某、全统旅游公司主张仅对抵押房产以外不能偿还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54号
【裁判摘要】涉案《连带保证合同》的甲方为长城公司，乙方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涉案《股权质押合同》的甲方为长城公司，乙方为百特公司、兰某。以上合同当事人在《连带保证合同》第7.2.4条、《股权质押合同》第5.3条就担保顺位均作了下列约定，“无论甲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甲方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或放弃、部分放弃任何担保债权，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乙方自己所提供，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甲方均可直接要求乙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将不提出任何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连带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已明确约定该两合同所涉担保在实现债权的顺位上不受主合同项下其他担保的影响，即提供担保的一方放弃了在实现债权时位于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顺位之后等相关权利，因此长城公司可以要求抵押人云山公司，质押人百特公司、兰某，以及保证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对涉案债务直接承担担保责任，而无担保责任顺位的限制。故原审判决关于长城公司先行使抵押权实现涉案债权，行使抵押权后仍不能实现的部分由质押人百特公司、兰某及保证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长城公司关于质押人百特公司、兰某及保证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已在涉案担保合同中约定放弃在后担保顺位权利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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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杭下商初字第00953号
【提示】即使担保合同存在仲裁条款，也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诉讼管辖。
【裁判摘要】被告龙湖房地产公司辩解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与其存在独立的仲裁条款，亦即其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之间的纠纷应提交杭州市仲裁委员会。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9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从合目的性角度出发，此条款的规定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从合同的从属性角度出发，担保合同从属于主合同，在主从合同规定不一致时应以主合同规定为准。向法院起诉和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均为争议解决方式，系同一性质条款，为节约诉讼成本，应遵从主合同约定。综上，被告龙湖房地产公司辩解其与原告之间的争议不应由法院主管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90号
【提示】未经授权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不得为保证人。
【裁判要旨】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授权不得为保证人，其对外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鉴于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未经授权不能作为保证人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故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于保证合同的无效均存在过错，故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该分支机构应承担不超过主债权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企业法人应对分支机构不能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系长沙建工集团设立的分公司，在长沙建工集团未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为本案债务提供保证的行为无效，并无不当。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明知自己没有保证资格仍出具保证承诺，其行为具有过错。文某某作为资金出借人，在明知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系企业的分支机构，且未审查其是否取得了企业法人的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同意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为案涉借款进行担保，对案涉担保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具有一定的过错。故二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判令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对谭某某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赔偿责任的，由长沙建工集团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4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的下属分支机构，本身不具备对外提供担保的主体资格，各方当事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取得了法人书面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书面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之规定，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的，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应对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明知自己没有担保资格仍出具《承诺函》，对担保无效明显具有过错。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已经公布实施，上诉人张某某在接受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担保时，应当依法审查作为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对外办理担保业务是否得到书面授权，但是上诉人张某某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其对担保无效也具有一定的过错。故债权人张某某与担保人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对担保无效均存在过错，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应对债务人平安轻化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偿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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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012号
【裁判摘要】抵押是担保的方式之一，抵押合同作为从合同是以主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和依据；没有主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即无所谓担保；抵押权又是抵押合同履行的结果；抵押权的成立、消灭和处分必须以一定债权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而且从属于该主债权；即有债权才有抵押权。无债权则无抵押权。本案中，杨某与赵某虽签订了借款金额为1,200万元的《借款抵押协议》，也因此而设定了1,200万元的抵押登记，但抵押权人杨某当时对抵押人赵某的主债权并无1,200万元，仅有2,497,500元，因此该《借款抵押协议》属部分有效；其中为2,497,500元主债权设定的抵押权合法有效；杨某与赵某为其余尚未发生的债权设定抵押权，是属侵犯了赵某其他抵押权顺位在后的债权人利益，故该部分无主合同（借贷合同）生效为依据的抵押合同也不存在合法生效，由此设定的抵押权应予撤销。原审法院对本案所涉主合同，即签订抵押协议时发生于杨某与赵某之间民间借贷的债权数额认定有误，致所作判决失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浙湖商终字第24号
【裁判摘要】至于李某某、方某某是否应对赵某某、王某所欠货款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承担担保责任，因无锡涵大公司与李某某、方某某于2008年6月23日签订《抵押担保协议书》之时，无锡涵大公司与赵某某、王某并未如《抵押担保协议书》所述已达成了《钢铁购销合同》，无锡涵大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已如实向李某某、方某某告知该实情，性质上属于从属合同的《抵押担保协议书》在成立之时，主合同尚不存在，故该《抵押担保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而李某某、方某某对此并无过错，并不需要对此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421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知晓债务人骗取保证人担保的，保证人可主张免责。
【裁判摘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丰源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向保证人常某某隐瞒了贷款已经实际发放以及贷款实际用于偿还银行欠款而非生产经营需要的事实，而是向常某某作出了贷款尚未发放及贷款用途为购原料的虚假陈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的“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情形。信发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的债权人和保证合同的当事人，主导制作了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文本，是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保证合同法律关系的发起者和受益人。根据时任信发公司总经理陈某某对于案涉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签订过程的陈述，信发公司在制作借款合同过程中，知晓丰源公司贷款系用于偿还银行欠款以释放抵押物的实际用途，但其却在借款合同贷款用途一栏注明为“购原料”；在制作案涉保证合同过程中，知晓贷款已经实际发放的事实；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明知丰源公司向常某某作出关于贷款用途和发放情况的虚假陈述，仍与常文山签订保证合同。信发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情形。因此，二审法院认定丰源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对常某某具有欺诈行为、信发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存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1】债权人知晓借款的实际用途与借款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应当向保证人披露；否则因债权人知晓债务人骗取保证人担保的，保证人可主张免责。
【解读2】债务人骗取保证人担保，债权人“知情不报”的，保证人可主张免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78号
【提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0条可类推适用于抵押权。
【裁判摘要】第三人提供抵押物的问题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保证人部分的规定，该认定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结合百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某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涉案借款的流向及使用情况、南华大酒店提供的录音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借款中，大部分借款系百草公司与农行冷水滩支行合意借新还旧并已经履行，只有少部分为新建项目借款。而该事实百草公司、农行冷水滩支行并未告知南华大酒店。因此，对于百草公司与农行冷水滩支行约定借新还旧的部分即14434929.91元，南华大酒店不应就此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摘要2：【解读】部分借款用于借新还旧，担保人需对剩余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主债权的当事人将部分贷款用于借新还旧而担保对此并不知情的，担保人对于用于借新还旧贷款部分不承担担保责任，但担保人仍需对未用于借新还旧的剩余贷款承担担保责任。
【法条链接】《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八条【以欺诈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三人欺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吉民二终字第74号
【裁判要旨】保证人主张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欺诈行为知情的，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担保公司应当对“恒泰银行和生源公司串通骗取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或者“生源公司采取欺诈方式使担保公司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且恒泰银行明知”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担保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本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的免除保证人责任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13号
【裁判摘要】《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担保法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据此，保证人保证责任免除的前提，是保证人有证据证明存在前述规定情形。
摘要2：【解读】保证人不能证明债权人知晓债务人变更借款用途不能主张免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107号
【提示】对结算协议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自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届满之日起算。
【裁判要旨】对工程结算协议提供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当自协议约定的结算付款截止日期开始计算，而不能从实际完成结算之日开始计算，否则将导致保证期间因不可归责于保证人的原因被无限延长从而加重保证人的负担，有违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将保证期间确定和限制为六个月，且除非保证人对债权债务双方变动主合同履行期限予以书面同意的，否则保证期间仍需遵从原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亦即不能因不归责于保证人的原因将保证期间无限期延长并加重保证人的负担。想想公司、裕联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当自《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如按照金广公司申请再审所称自沃土公司与金广公司实际结算之日起算主债务履行期，则势必导致保证期间因不归责于保证人的原因被无限延长从而加重保证人的负担，有违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之规定。同时，《补充协议书》还约定，在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时沃土公司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付款义务时，金广公司有权直接要求想想公司、裕联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现金广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自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想想公司、裕联公司提出过承担保证责任的要求。因此，自《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直至金广公司起诉时，想想公司、裕联公司所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已经超过六个月，原判决据此免除想想公司、裕联公司的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578号
【提示】反担保人的保证期应当从担保人实际履行担保责任之日起算。
【裁判要旨】反担保是为了保障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实现对债务人追偿权而设定的担保，反担保责任的履行应以保证人已履行担保责任为前提。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与反担保人的保证期间二者适用的起算规则不同，反担保人的保证期间应当从担保人实际履行担保责任之日起计算。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的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故本案中关于反担保保证期间的计算方法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关于保证期间的相关规定。根据欣融公司与三星堆公司签订的《反担保协议》的有关约定，三星堆公司同意为欣融公司本次担保行为提供反担保，自愿承担无限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从贷款获得之日起至全部贷款本息结清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反担保协议》中关于反担保保证期间的约定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保证人实际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二年，即截止至2013年11月17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29号
【提示】贷款展期保证期间仍应依据原合同约定确定。
【裁判摘要】《委托贷款展期协议》变更了主合同的履行期限，对该变更，王某某1、王某某2作为保证人，未作出书面同意。虽然二人作为清源公司股东，在履行股东职责时同意清源公司向工行洛江支行申请贷款展期，并明确知晓贷款已获展期的事实，但不应因此认为二人同意对展期后的贷款，按照展期后的履行期限承担保证责任。就该事实的认定，一审、二审判决存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故就本案借款，王某某1、王某某2仍应在原《保证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和保证期限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即在主合同借款期限届满之日（2009年10月30日）之次日起两年内，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17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要求提前还贷不改变原合同关于保证期间的约定。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的规定，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间的变动并不当然导致保证期间履行期限随之变动，债权人建行金泉支行以起诉的形式宣布借款提前到期而未要求保证人提前履行保证责任，保证人仍应在原保证期间内承担保证责任，原审判决认为《不可撤销保证书》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按照主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至起诉时保证期间未届满，保证人不能免除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9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百隆公司在与农行张湾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时，对环都公司将该笔新借贷款用于偿还其在农行张湾支行到期贷款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此，根据上述规定，百隆公司对该笔1000万元的贷款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1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格式合同，其借款用途一栏在己手写填满“购买原材料及包装物”的情况下，在该栏外侧边又手写“用于偿还2000年（大东）字019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不符合正常的行文习惯，且一审期间经法院委托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认为“用于偿还2000年（大东）字019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字迹墨水较深，从文字布局上看与该栏内前面书写的“购买原材料及包装物”字迹书写不连贯、首尾不相衔接，表明其是后添写的。结论为“不是同时书写，也不是一人书写”。一、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保证人宝林集团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况下，保证人免责，并无不当。至于《保证合同》第7.5条约定的“贷款人与借款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须经宝林集团同意，宝林集团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不能对抗因主合同变更导致担保人法定免责的情形。借贷双方对于借款用途的约定，是担保人判断其风险责任的重要因素。况且，借贷双方借新还旧的真实用途，使担保人承担的可能是为巨额死帐担保的风险，明显超越了担保人提供担保时的风险预期，加重了担保责任，导致不公平的后果。因此，担保人放弃变更借款用途知情权应有明确表示，仅以“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推定担保人放弃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长城资产公司认为该约定视为保证人同意借贷双方任意变更借款用途，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无证据证明保证人明知或是应当知道涉案主合同为借新还旧的事实，且新贷与旧贷不系同一保证人，一、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以公证方式送达《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是否对保证人发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公证书【2004】沈恒证民字第393号载明：“公证员（林洪军）与公证员徐立山以及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瑛于2004年3月22日来到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部（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66号），杨瑛以书面形式向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送达《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一份”，但宝林集团工商注册地址和保证合同中载明的地址均是沈阳市于洪区北李官村，明显与公证书所载送达地址不符。长城资产公司称，根据网页上显示的信息，公证书所送达的地址“沈河区小西路66号”为宝林集团旗下主干企业辽宁宝林集团电缆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其实际效果等同于送达到宝林集团。但据一、二审调查，辽宁宝林集团电缆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为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沧海路30号，非公证书送达的地址。二审法院在长城资产公司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权利的文书送达到相对人的情况下，认定保证人宝林集团的保证责任己超过保证期间，并无不当。
摘要1：解答：（１）债权转让不属于债权变更。（２）债权人将主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仍应在原保证担保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除非保证合同另有约定。
摘要2：【注解】（１）债权转让不同于债权变更；（２）保证合同约定债权变更保证人免责，债权人转让债权保证人不得主张免责。
摘要1：【案号】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泰兴民一再初字第0002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明确表示放弃部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的，其他保证人相应减免责任。
【裁判摘要】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担保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本案两名保证人同时为夏某某债务提供担保，应当为共同连带保证人。根据法律规定，在连带责任保证情况下，只要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而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本案两保证人之间的连带保证责任为真正连带之债，除有法律规定或另有约定以外，各责任人应平均分担，故在保证人内部，15万元应为两保证人之共同的风险。现原审原告自动放弃杨某的保证责任，应视为其放弃杨某原应承担的一半的份额，否则对原审被告明显不利。目前我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债权人放弃部分连带保证人之保证责任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的，担保物权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同一债上数个担保物权并存时，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其他担保人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虽然本案为保证责任，但参照上述规定，原告放弃第三人杨某的保证责任，应视为其放弃杨某最终应承担的保证份额，被告唐某某仅应承担一半的担保责任7.5万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407号
【裁判摘要】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担保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具有从属性，不具有独立性，虽然《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本合同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且保证人对债权人在主合同无效情形下的一切债权仍按本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独立担保目前仅适用于国际商事交易中，在本案中不适用独立担保方式，案涉合同中该独立担保的约定无效。如上所述主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无效，故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依法也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40号
【裁判要旨】私立医院抵押医院土地使用权无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三）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玛拉沁医院虽为私人所有的营利性医疗机构，相较于公办医疗机构，仅是投资渠道上的不同，并不能否定其公益属性，私立医院中的医疗卫生设施仍属于社会公益设施。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玛拉沁医院为邢某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财产属依法不得抵押的财产。由此，周某某与玛拉沁医院签订的《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周某某、玛拉沁医院在签订合同时均应知悉玛拉沁医院为邢科所负债务提供担保的财产属依法不得抵押的财产，周某某、玛拉沁医院对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对此，周某某、玛拉沁医院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2：【解读】《物权法》第184条第三项规定的“公益设施”是指直接服务于公益目的的设施（其他不服务于公益目的的设施仍可抵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四终字第12号
【裁判要旨】地方政府规章限制抵押权登记的，不得认定因登记机关原因导致未办理抵押权登记，不得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9条规定认定已合法占用抵押物不动产权利证书的债权人取得抵押权——不动产登记机关作出是否进行抵押登记的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只要不动产登记机关作出的拒绝登记的决定合法，即不能将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原因归结于不动产登记机关。
【裁判摘要】虽然东方财务公司与老龙腾公司于2005年12月20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继续用上述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双方也确曾到哈尔滨市土地管理部门办理过抵押登记的主合同变更手续，但哈尔滨市土地管理部门认为案涉土地存在《哈尔滨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款“依法限制土地权利的”情形而决定暂缓登记，该种情形应认定属于不符合登记条件的情形，而非属于“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的情形，且东方财务公司与老龙腾公司双方此后未再办理本案债权的抵押登记手续，故本案不符合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所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由于本案抵押物未进行抵押登记，故本案抵押权依法未有效设立。一审判决认定东方财务公司的债权，在老龙腾公司不能清偿时相对于没有设定抵押登记的老龙腾公司的其他债权而言，享有优先受偿权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9条规定，因登记机关原因导致无法办理抵押登记时，抵押权人可通过取得对抵押权利凭证占有的方式取得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抵押权。一般仅指不动产登记机关没有法定事由而拒绝登记，或者尚未建立相应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时方可认定为因登记机关的原因导致无法办理抵押登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340号
【裁判摘要】《借款补充协议》约定，元亨曦地公司以其名下的三块土地使用权为信恒基公司向青岛天一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因双方均未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手续，故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在此情况下，青岛天一公司无权对上述土地使用权行使优先受偿权。虽然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青岛天一公司无权对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但在主合同即《借款协议》和从合同即《借款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元亨曦地公司对于因此给青岛天一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判决元亨曦地公司在其提供的抵押物价值的二分之一范围内对信恒基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83号
【裁判要旨】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后，借款合同及房屋抵押合同应当予以解除。
【裁判摘要】《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据此,在《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的情况下，王某某从建行青海分行借款支付购房款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王某某请求解除《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的，应予支持。......在主合同《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因《房地产抵押合同》是该合同的从合同，故《房地产抵押合同》也应当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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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05号
【裁判要旨】若协议管辖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协议管辖范围，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大福公司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向贷款人即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在《保证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中，也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向债权人即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起诉。上述两协议管辖条款内容明确，条款所约定的管辖法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的管辖法院的范围，且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免除或者限制合同一方当事人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需要格式合同提供方提示对方注意的情形和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上述两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主合同和担保合同中均约定了合法有效的协议管辖条款，一致明确有关纠纷由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管辖。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一亿元，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不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本案达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92号
【裁判摘要】祥博公司称，因恒源隧公司系国有企业，故本案存在主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但国有企业利益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利益。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间法律关系，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合法利益受法律平等保护。虽然国有企业是我国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但合同法并未对国有企业提供有别于其他市场主体的特别保护。
摘要2：【解读】国有企业利益并非国家利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23号
【裁判摘要】《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王某某、刘某承诺在2011年7月31日之前向刘某某１、刘某某２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如未能按期支付，《意向协议》自动解除，前期已经支付的2000万元定金不再退还；《补充协议》第四条还约定，《补充协议》与《意向协议》的约定有不同之处的，以《补充协议》为准。上述两个条款对于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以及违约责任的约定明确、具体，没有歧义，王某某、刘某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如违约则应按约承担违约责任。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补充协议》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延期到2011年7月31日的情况下，王某某、刘某仍未能履行按期支付的合同义务，已构成违约。之后，刘某某１、刘某某２又于2011年8月3日分别向王某某、刘某送达了《关于尽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催告函》，王某某虽在该函上签字，但并未在该函所给予的宽限期即收到该函后三日内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某则予以拒收，以其行为表明其拒绝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态度。此种情况下，刘某某１、刘某某２有权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王某某、刘某主张违约责任，即已经支付的2000万元定金不再退还。
【摘要】定金作为一种担保方式，其所担保的对象就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履约合意，并以适用定金罚则为手段实现担保之目的，因此其本质特征是惩罚性。定金与违约金不同，违约金的性质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违约方为其违约行为付出的代价应与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大致相当，在违约金约定过高的情况下允许违约一方提出调减的请求。而在适用定金罚则时，从目前法律规定看，违约方承受的丧失定金的责任仅取决于违约行为本身，并未考虑是否给对方造成损失，因此法律亦未规定可对定金数额进行调整。但对违约行为进行惩罚并非定金制度的根本目的，以惩罚为手段来实现合同目的才是制度的价值取向。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该条规定通过对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进行限制，将定金的惩罚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为了保证双方的公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的事实，不能当然否定它们的相互独立性。普通的关联性合同不属于主从合同关系，效力各自独立，可以分别解除。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审判监督指导》(总第3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87页
【解读１】关联性合同是指不同合同间因具有某种事实上的联系，从而导致这些合同产生互为彼此的履行基础或履行保障关系的合同。关联性合同一般分为两种：
（１）主从合同：ｚ主合同是指不依赖其他合同的存在而能够独立存在的合同；从合同，是指必须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才能存在的合同。
（２）普通的关联性合同：其他的具有事实上履行关联关系的合同（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房地产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货物买卖合同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财产保险合同等），因为不具有主从合同的这些特征，则不构成主从合同关系，属于普通的关联性合同，作为履行基础性的前一个合同或者其后成立的后续性合同效力各自独立，可以分别解除。
【解读２】本案中，股权转让与重组协议签订在前，合作开发协议签订在后。虽然补充协以（二）约定致爽公司股权转让与重组目的是为建贸永信的宗地开发，但本质上，股权转让与重组协议和合作开发协议是相互独立的，合同目的及给付行为各不相同，一个是股权转让，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两个合同存在关联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它们的独立性。 它们不是主从合同关系，效力各自独立，可以分别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