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工程结算协议约定转包方收到业主款项后支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转包方是否收到业主款项不影响转包方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且转包方何时收到“业主款项”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该约定有失公允，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2：【注解１】（１）工程结算中“背靠背”条款合法有效；（２）但当事人怠于履行职责应视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组织条件成就而视为条件已成就情形。
【注解２】当“背靠背”条款约定的前提条件因合同履行发生变更而不可能履行时，承包人不能以背靠背条款的条件未成就为由拒绝向发包人结算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62号
【注解３】“甲方收到上家款项再支付下家货款”合法有效，因付款义务人过错导致合同付款条件不成就则该付款条件不能成为被告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沪02民终1582号
摘要1：解读：建设工程项目被转让后，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具有追及力，承包人仍然可以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注解１】商品房的所有权已转移给消费者时，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不可对抗消费者的房屋所有权。虽然根据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的规定，船舶优先权和民用航空器的优先权随着船舶、民用航空器的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的效力不因抵押物所有权的转移而受到影响，但是我们难以套用这三部法律的规定证明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效力。根据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仅限于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也就是说，承包人的优先权只能存在于属于发包人所有的建筑物或者建设工程上，如果商品房的所有权已转移，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即告不存在。——王治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若干问题》，载《人民司法》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注解２】采优先权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追及效力不明（由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欠缺公示，如允许其具有追及效力有失公允）——（１）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商品房消费者不具有追及效力，但能够对抗查封之后购房人之债权；（２）已经办理物权过户的建设工程受让人原则上不得追及，但受让人明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存在而受让的除外。
摘要2：【注释】目前对于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建设工程转让给第三人时是否具有追及效力、能否对抗第三人，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
（1）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物上追及力：即使被担保的工程发生转让，只要受让人不构成善意取得，承包人在其工程款范围内对该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2）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取得建设工程所有权的第三人不能对抗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Ａ.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承包人对于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变更登记到第三人名下的建设工程至少应当具有与抵押权相似的事后救济权利；Ｂ.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取得建设工程不属于批复第2条规定的消费者；Ｃ.第三人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取得建设工程所有权不能对抗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承包人对已过户到第三人名下的承包人承建的房屋行使优先权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客体可以及于第三人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取得的建设工程上。
（3）在建工程所有权转移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行使：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在履行施工合同过程中，由于承包人已将其投资物化代建筑工程上，随之产生优先受偿权。该权利具有一定的追及效力，即使在建工程所有权发生转移，承包人依然可以行使该权利，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承包人放弃该权利。”
【注解】工程所有权人不是工程付款义务人，施工单位也可对项目拍卖的工程款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72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仅约定“不含税单价”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开具发票义务人买方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增值税具有可转嫁的性质，纳税人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之中，从而转嫁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卡卡公司系货物销售方即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在向鸿鑫公司销售钢材时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将增值税转嫁给购买方的鸿鑫公司。然而本案中，卡卡公司在签约时确认合同约定的价格为“钢材单价按‘我的钢铁网’杭州市场价格（此价格为不含税单价）”，并未主动将增值税纳入价格中，亦未就税款负担问题与鸿鑫公司作出明确约定，在此后的每月货款结算及最终货款总确认过程中，卡卡公司亦从未向鸿鑫公司作出转嫁其应承担的增值税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销售货物应按规定开具发票，并计算缴纳税款。卡卡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交易发生之时就知晓必须履行交纳税款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而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其索要发票。根据卡卡公司的前述行为可以确认，卡卡公司已经放弃了向鸿鑫公司转嫁增值税的权利。本院还注意到，在（2012）浙杭商终字第1110号案件审理中，卡卡公司并不否认“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是含税价，但认为双方约定以此作为不开票的结算价。也就是说，在“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含税价的情况下，卡卡公司与鸿鑫公司之间却特别约定为不含税价、是“不开票”的结算价。显然，从上述约定内容看，合同价格对鸿鑫公司并无优惠。卡卡公司对此解释，“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一级代理商送货到码头的价格，因卡卡公司不是一级代理商，还需另行承担运费、装车费、卸车费以及赚取利润等，因此双方达成的不含税价格并未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本院认为，即便如此，卡卡公司完全可以明示的方式在合同中对价格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将增值税额纳入价格中，以达到其期待的利益。而卡卡公司先是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并以不开票为条件，待本次交易完成后再向鸿鑫公司追索税款，显然有逃避税收之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即便合同中有“不含税单价”的约定，也不能因此而
摘要2：（续）免除相关义务。同样，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卡卡公司索要增值税发票，都不能当然免除卡卡公司交纳税款的义务。涉案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卡卡公司于2012年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等，在该案审理期间鸿鑫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后，卡卡公司又于同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该笔交易的税金。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卡卡公司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现交易已完成且鸿鑫公司也已履行付款义务，卡卡公司又因税款承担问题再次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卡卡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但存在规避税收的嫌疑，还造成了交易的不稳定，况且，在合同中仅对“不含税单价”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卡卡公司作为开具发票的义务人，要求鸿鑫公司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6号
【裁判摘要】关于“背靠背"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中建一局提出双方约定了在大东建设未支付工程款情况下，中建一局不负有付款义务。但是，中建一局的该项免责事由应以其正常履行协助验收、协助结算、协助催款等义务为前提，作为大东建设工程款的催收义务人，中建一局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盖章确认案涉工程竣工后至本案诉讼前，已积极履行以上义务，对大东建设予以催告验收、审计、结算、收款等。相反，中建一局工作人员房某的证言证实中建一局主观怠于履行职责，拒绝祺越公司要求，始终未积极向大东建设主张权利，该情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附条件的合同中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的情形，故中建一局关于“背靠背"条件未成就、中建一局不负有支付义务的主张，理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004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是否符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问题。崔××基于其对案涉房产的实体权利提出的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系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崔××认为许××不因第78号民事调解书而享有抵押权或优先受偿权，系其对民事调解书中相应事项对案外人之效力的认识，并非认为民事调解书内容错误。所以，崔××在其执行异议申请被驳回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错误。
【裁判摘要２】关于许××是否对案涉房产享有抵押权的问题。案涉房产上所登记的抵押权为2012年7月1日许××向紫竹公司出借2000万元的担保。因许××称该2000万元借款在2013年已转变为宋××向其转让股权时的对价，据此，应当认为上述2000万元借款债权已转变性质并不再存续，相应的抵押权也不再为2000万元而存续。许××与案涉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产继续为宋××回购股权提供抵押担保，但案涉各方并未对该抵押担保进行登记，所以相应的抵押权也未能设立。第7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如宋××等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许××有权对案涉的抵押房产行使优先受偿权。该调解书作出后，案涉各方亦未进行抵押登记，抵押权未能设立。而且，该民事调解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的规定，并非可以导致物权设立、变更等的法律文书，许××不因该民事调解书而当然享有抵押权。
摘要2：【注解】对民事调解书载明有权抵押房产行使优先受偿权提出异议，系对民事调解书中相应事项对案外人之效力提出异议，属于案外人异议之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8号
【裁判摘要１】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前述四种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调解书作出于2015年6月9日，其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第6款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9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第（3）项约定：“于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12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同日，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澳中公司、文峰公司调解的笔录载明：承办法官询问文峰公司“你方作为债务承担者，对于加入本案和解协议的义务及后果是否知晓？”文峰公司代理人邵红卫答：“我方知晓”；承办法官询问中建三局一公司“你方对于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加入本案和解协议承担债务是否同意？”中建三局一公司代理人付琦答：“我方同意”。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三方当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有关文峰公司出具汇票的意思表示不仅对文峰公司出票及当事人之间授受票据等问题作出了票据预约关系范畴的约定，也对文峰公司加入中建三局一公司与澳中公司债务关系、与澳中公司一起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承担债务问题作出了原因关系范畴的约定。因此，根据调解协议，文峰公司在票据预约关系层面有出票和交付票据的义务，在原因关系层面有就6000万元的债务承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清偿的义务
摘要2：（续）。文峰公司如期开具真实、足额、合法的商业承兑汇票，仅是履行了其票据预约关系层面的义务，而对于其债务承担义务，因其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案涉汇票，其并未实际履行，中建三局一公司申请法院对文峰公司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于此还需指出的是，文峰公司既是案涉汇票的付款人，亦是出票人，当票据未获付款时，可能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后果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可向作为出票人的文峰公司行使追索权。但是，该追索权是否确定产生以及应如何行使，在未经诉讼等实体处理程序确认前，执行程序无权认定，当事人亦不得要求执行法院据此直接执行。因此，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文峰公司未支付票据款项作为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注解】（１）义务人履行票据签发义务仅为履行票据预约层面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票据原因层面的付款义务就此免除；（２）如果商业承兑汇票因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持票人可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付款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复8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的性质问题｜虽然案涉《和解协议书》并非在执行过程中达成，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关于“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的规定，追日电气公司有权以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书》已履行完毕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执行异议程序中对《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以及是否履行完毕等情况进行审查，进而确定是否终结执行。滁州建安公司关于青海高院对本案执行异议的审查没有法律依据、追日电气公司应当通过申请再审或另案起诉实现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虽然滁州建安公司主张代表其在案涉《和解协议书》上签字的王××未经其授权，其亦未在《和解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和解协议书》对其不发生效力，但是《和解协议书》签订后，滁州建安公司根据约定向青海高院申请解除了对追日电气公司财产的保全查封，并就《和解协议书》项下款项的支付及开具收据发票等事宜与追日电气公司进行多次协商，接收《和解协议书》项下款项、开具收据、发票。青海高院据此认定滁州建安公司以实际履行行为表明其对王××的代理权及《和解协议书》的效力是完全认可的，并无不当。故青海高院认定追日电气公司与滁州建安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是否已履行完毕问题｜追日电气公司依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以及滁州建安公司的要求，分别向滁州建安公司和王兴刚等支付了412.880667万元、50万元款项，虽然与《和解协议书》约定的463.3万元尚差4000余元，但是滁州建安公司予以接受并为追日电气公司分别开具了413万元的收据及50万元的发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的规定，结合滁州建安公司在接受付款后较长时间未对付款金额提出异议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以行为对《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金额进行了变更，构成合同的默示变更，故案涉《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青海高院据此撤销（2017）青执108号执行裁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关于付款期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若滁州建安公司认为追日电气公司延期付款对其造成损害，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而不能仅以此为由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78号
【裁判摘要１】信达甘肃分公司认为，姜××向案外人支付款项不应认定为其履行购房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多由合同当事人享有或承担。但基于意思自治之原则，法律并不禁止合同当事人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亦即由第三人享有合同履行利益的问题作出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即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据此，在当事人约定向第三人履行的情况下，虽然接受履行的主体发生变化，但并不改变该给付系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之行为的认定。本案中，根据《住宅认购协议书》落款栏智霖房地产公司经办人处的记载内容，可认定该公司已就向案外人付款的问题作出指示。姜××根据该指示向案外人付款，当然属于其履行房屋买卖合同项下义务的行为。信达甘肃分公司有关该付款行为并不能直接产生商品房销售价款支付法律后果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信达甘肃分公司认为，姜××系通过债务抵顶方式从案外人处取得案涉房屋，且《住宅认购协议书》既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也不具备真实交易的实质要求，并非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此本院认为，首先，姜××向第三人刘××履行的事实并不改变其与智霖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信达甘肃分公司有关姜××并非直接从智霖房地产公司购买房产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案涉《住宅认购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商品房的基本情况、合同价款、付款方式等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同时姜××依约交付了房款，智霖房地产公司并出具了《收款收据》。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五条有关“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规定，原判决认为该《住宅认购协议书》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３】消费者购房人是否知悉房屋抵押情况以及房屋买卖合同与抵押权设立先后等问题并非认定其能否对抗执行的要件事实——《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有关消费者购房人的规定系出于保护消费者生存利益的考虑，消费者购房人是否知悉房屋的抵押情况，以及房屋买卖合同与抵押权设立的先后等问题，并非认定其能否对抗执行的要件事实。故信达甘肃分公司以智霖房地产公司和姜××明知案涉房屋因抵押无法网签而签订《住宅认购协议书》为由，主张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保护消费者购房人生存利益的考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房人可排除金钱债权甚至是享有抵押权等优先受偿权的金钱债权的执行。“所交易的房屋是否因处于预售阶段而无法办理物权登记”并非适用该条所需审理的要件事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30号
【裁判摘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对于何为“群体性诉讼案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均未予明确界定，因此，可参照律师行业自律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认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规定，群体性案件是指一方当事人众多(十人以上)、基于同一或类似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而引发的共同诉讼或非诉讼(包括调解、裁决、仲裁、复议等)案件。而本案涉及的(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审理的原告（出借人）为十一人，民事判决也判决被告（借款人、担保人）向十一位原告（出借人）偿还借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上述指导意见，该案的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故原审法院认定该案属于群体性诉讼案件并无明显不当。即使在该案执行阶段，十位出借人向另一出借人转让债权，使得债权人数从十一人减少成一人，该行为也是发生在(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判决之后，不影响该案系群体性诉讼案件的性质。市场调节价与风险代理收费并非同一概念，风险代理收费只是实行市场调节价时的一种收费方式。《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规定是针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对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范围进一步放开，而不是对允许风险代理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放开。如前所述，本案系群体性纠纷案件，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不能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故二审法院认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不应收取风险代理费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1163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有关对群体性案件收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明显违背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的禁止性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在应当明知《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与各被告在《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对群体性案件约定风险代理费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其要求各被告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易通律师事务所因未履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告知义务，其主张适用风险代理收费的前提条件不具备，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的风险代理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易通律师事务所要求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易通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其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本金金额的代理费计23104050元及（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利息金额的代理费（以770135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总和的30%）；2.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自2016年12月14日起以231040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付款义务时止的迟延履行支付代理费的资金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一、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6年5月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则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58号
【裁判摘要】迟延利息实质为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并不等同——久大制盐公司与皖江租赁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第19.1条约定“如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租金以及其他应付款项，乙方应当自支付日就逾期金额按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迟延利息”，从内容看，双方在该条明确约定的为“迟延利息”。迟延利息的实质为承租人未按规定期限支付租金，应当就逾期支付的租金向出租人支付的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3号)第二十条规定“承租人逾期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或者迟延履行其他付款义务，出租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要求承租人支付逾期利息、相应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并不等同，故久大制盐公司有关双方约定的迟延利息就是违约金的主张不能成立。久大制盐公司主张双方约定的日万分之五的迟延利息计算标准过高，迟延利息过分高于皖江租赁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但日万分之五可折合为年利率18%左右，即使参照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亦没有超出法定上限。另一方面，久大制盐公司主张迟延利息过分高于实际损失，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损失的数额以及如何“过分高于”，故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融资租赁合同》有关迟延利息的约定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久大制盐公司有关迟延利息约定过高、应当调整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解读：挂靠人（实际承包人）和被挂靠人（名义承包人）作为共同承包人对发包人负责，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可以共同作为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
摘要2：【注解】（１）被挂靠人不承担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折价款的义务；（２）发包人对挂靠人无约定和法定付款义务；（３）挂靠人仅有权请求被挂靠人参照挂靠协议约定向其转付从发包人处收取的工程款；（４）若发包人的特定行为使得层层转付工程款的流程受阻，在被挂靠人同意的情况下，为避免讼累，可判令发包人径行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款。——参考案例：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1民终8876号
摘要1：——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合同履行中的适用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 2017年第23期】
【裁判要旨】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应贯穿合同履行的始终。出卖人在缔约过程中存在瑕疵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先合同义务，在此情形下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买受人以出卖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的瑕疵行为来拒绝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属于不当行使履行抗辩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楼责任。基于出卖人的瑕疵行为买受人对交易标的产生了错误认识，买受人有权要求变更交易价格。
【案号】一审：（2016）京03民初18号；二审：（2017）京民终289号
摘要2：【解读】（１）出卖方在缔约过程中存在瑕疵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先合同义务；（２）买受人以出卖方瑕疵行为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不符合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属于不当行使履行抗辩权；（３）出卖方对买受方不履行付款义务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买受方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３）买受人有权请求变更合同价款。
摘要1：解读：（１）出卖方在缔约过程中存在瑕疵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先合同义务；买受人以出卖方瑕疵行为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不符合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属于不当行使履行抗辩权；（２）出卖方对买受方不履行付款义务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买受方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买受人有权请求变更合同价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541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温州瓯海农商银行对风险准备金账户内的资金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据此，双方已达成以风险准备金账户资金为温州瓯海农商银行提供质押担保的合意，可以认定双方就中安资产公司应当支付的债权转让价款，以风险准备金账户资金为温州瓯海农商银行对中安资产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其次，由于案涉风险准备金账户所担保的主债权，系温州瓯海农商银行对中安资产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价款请求权。即温州瓯海农商银行需将对购车客户的逾期贷款转让给中安资产公司后，中安资产公司才产生相应的债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双方质押担保的主债权才发生。本案中，温州瓯海农商银行主张其于2018年12月27日向中安资产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但其提交的EMS邮单复印件，写明内件为“重要文件”，无法证明系《债权转让通知书》，且中安资产公司对该事实不予认可，温州瓯海农商银行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情况。此外，温州瓯海农商银行亦未举证证明在法院查封、冻结案涉账户资金时，其对中安资产公司享有双方约定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债权转让价款请求权。原审据此认定在法院查封、冻结案涉账户资金之时，温州瓯海农商银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中安资产公司转让债权，担保关系中的主债权即中安资产公司付款义务尚未产生，故原审认定双方质押关系尚未设立，温州瓯海农商银行对风险准备金账户内的资金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民终804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4091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时，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即不构成根本违约），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法院不予支持——经法院审查，金××二人确实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是否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系双方争议焦点。施××认为，买卖合同已明确约定逾期付款超过15天，其有权解除合同。在金××二人逾期付款超过15天之后，施小蓉向法院诉请合同解除，故买卖合同已经解除。金××二人则认为，其逾期付款系事出有因，且已付清全款，合同解除显失公平。本院对此认为，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时，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金××二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确系房屋征收补偿款迟延发放所致，应属客观原因，而非其不愿、不想或怠于支付等主观原因。同时，金××二人与施××协商后，便快速筹措400万元支付给施××，并于房屋征收补偿款发放当日将剩余全部款项支付给施××。由此可见，金××二人对于解决合同履行中产生的问题之态度较为积极、主动。对于施××而言，其出售系争房屋之目的系为获取合同约定的购房款。现施××已全额收取到购房款，其作为守约方的合同目的事实上已得到了实现。综合全案，金××二人迟延付款虽系违约，但并不构成根本违约。从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性、违约行为是否严重、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等角度综合考虑，双方所签买卖合同继续履行更加符合法律所倡导的诚实信用、公平合理原则。综上，一审法院仅以金××二人迟延付款为由判决确认双方买卖合同解除，有所不当。
摘要2：施某某与黄某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案件民事裁定书
【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沪民申25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2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后，是否意味着应当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的状态，行政机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应当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作出撤销判决的理由具体判断。如果生效行政判决彻底否定据以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从根本上否定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合法性，则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行政机关根据该生效行政判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如果生效行政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仅仅是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或者认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等，需要有权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则不能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需要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即便是撤销判决未在判决主文中作出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项，也是需要行政机关依职权重新进行处理。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状态，与生效行政判决内容不一致，是行政机关自行判断作出的新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政行为。
摘要2：【摘要】本案中，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撤销2007年3月29日海南省工商局变更登记的理由是，国浩公司未在海南省商务厅批复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部对价，24号复函确认京灏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自动失效；（2009）琼行终字第1号生效行政判决撤销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主要理由是，国浩公司已经按约定向北大青鸟公司支付人民币5亿元整，不再为并购京灏公司承担其他付款义务，且24号复函是两个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往来公文，不能看作是撤销国浩公司并购京灏公司行政许可的决定。两相对照，生效行政判决显然是彻底否定了被诉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全部事实和理由，撤销判决的法律后果应当是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据此，一、二审判决认为海南省工商局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恢复工商登记行为，是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北大教育公司和北大公学公司主张，（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撤销的是1号撤销变更登记，并不是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海南省工商局根据24号决定而非生效行政判决作出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但是，由于（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是彻底否定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事实认定和决定理由，判决结果是要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至撤销前的状态。所以，无论是24号决定，还是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都是根据（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作出的行政行为，均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0103民初2412号
【裁判摘要】原告提交的纳税统计表虽为单方制作，但其开票时间、金额及税率的计算方式均符合纳税规定，被告虽对其计算的税种、税率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依约向被告出具300万元广告费专用发票，被告收取后应依约在三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汇至原告指定账户，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其虽辩称双方所签协议系原告为虚增业绩所为，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在被告未按约付款情况下要求被告返还300万元增值税发票，合情合理，因被告既未履行付款义务亦未返还增值税发票，原告由此产生的相应税金损失281866.79元应由被告赔偿。……原告依约向被告出具300万元广告费增值税发票，被告既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亦未按原告要求予以退回涉案增值税发票，导致原告产生相应税金281866.79元，被告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81866.79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于2016年12月9日向被告主张返还广告费增值税发票，该款项利息损失应自其主张的次日起即2016年12月10日起计算，原告利息损失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77号
【裁判摘要】法律并无禁止目标公司为支付其自身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的规定，不能仅因目标公司为支付其自身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就认为违反了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净雅公司持有海诺公司100%的股份，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是由净雅公司将其持有的海诺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王×、章××二人或该二人指定的主体。因净雅公司与王×、章××二人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故海诺公司不能以其项下只加盖有印章而无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否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订立合同之时，净雅公司对海诺公司100%持股。股权依约转让之后，王×、章××二人也能够控制海诺公司100%的股权。因此，虽然海诺公司没有提交同意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亦不能以未经其股东会同意而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法律并无禁止目标公司为支付其自身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也是净雅公司将海诺公司交接给丁方之后，由海诺公司对丁方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海诺公司主张如其承担担保责任将构成净雅公司抽逃出资，但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净雅公司确系以海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抽逃出资。原审认为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所列举的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该认定正确。不能仅因目标公司为支付其自身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就认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海诺公司关于担保约定无效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
【裁判摘要１】预备合并之诉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关于袁××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袁××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袁××为利达公司的股东，确认袁××持有利达公司18%的股份，并责令利达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袁××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登记工作；2.若上述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则请求判令利达公司支付拖欠袁××的股权转让款1013.39万元、利息719.51万元，合计1732.9万元，并请求责令利达公司向袁××支付该1732.9万元的相应利息。据此可见，袁××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获得法院支持情况下的预备性诉讼请求，在诉讼法学理论上称之为预备合并之诉，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认为袁××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判，符合诉讼便利和经济的原则，也有利于法院对当事人争议裁判的协调统一，并无不当。利达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驳回袁××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其他合伙未明确表示反对可推定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及效力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袁××与晏××、廖××、王××、白×、熊××等人系共同借用利达公司的资质，以个人合伙形式共同投资馨园小区及禅博园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因此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转让的实为其在该项目中的合伙份额。尽管袁××转让合伙份额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协议书》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但是自2013年、2014年签订协议至今，并无证据表明签订案涉协议之外的其他两名合伙人对袁××转让合伙份额提出异议，且利达公司亦已经依照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现利达公司以袁××转让合伙份额未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为由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2号
【裁判摘要】夏××、赵××系拖脚铜矿82%合伙份额的合法持有人，法律并不禁止合伙企业的权利人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虽然合伙份额的转让必然导致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改变，但合伙企业所拥有的采矿权属的主体并不因此发生变更。依据《收购协议》，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只能主张取得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而不能主张取得采矿权，《收购协议》未就采矿权的转让作出约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指向本案《收购协议》，故行政机关也没有认定本案转让拖脚铜矿合伙份额的行为违反行政法律规定。原审查明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已于2014年1月6日由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全部持有，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现又以《收购协议》实质上是转让采矿权为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显然有违诚信，原审判令其承担付款义务和逾期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法律问题】《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规定的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是否包括以物抵债协议？
【要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规定了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可以排除金钱债权人执行的四个条件，只要有一个要件不符合则不能排除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以物抵债协议不同于买卖合同，其性质或者是新债清偿，或者是债务更新。在新债清偿场合，同时存在新旧两个债，与单一之债性质的买卖合同判然有别；在债务更新场合，债权人仅享有权利而无须履行付款义务，与需要支付对价的买卖合同亦不相同。因此，仅依据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足以排除另一个金钱债权的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民申3804号
【裁判摘要】票据作为支付手段具有其特殊性，接受了票据即接受了一种支付方式，该种票据的支付方式产生的法律关系受《票据法》调整；允许持票人依据基础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对合同相对人而言显失公平——票据是一种支付手段和结算方式。就银行承兑汇票而言,一般来说，取得票据即视为收到款项。如持票人在票据付款日提示付款遭拒，可依票据法上的规定，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前手付款后即取得票据持票人的权利，成为新的债权人，以此类推。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飞源公司自被申请人奥龙公司处取得案涉票据后，即应视为奥龙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再审申请人飞源公司未经背书直接将票据交付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山东飞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前后经过了15次之多。案涉票据虽经除权判决，但再审申请人飞源公司并未因此遭受损失。原审诉讼中飞源公司虽提供了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承兑托收银行拒付通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已经实际发生。此种情况下，飞源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诉请奥龙公司另行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原审判决驳回飞源公司的诉讼请求，结果上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目录】案例一：张雄明与协胜公司、恒兴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挂靠人、被挂靠人及发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及付款义务承担问题；案例二：海峡公司与和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合同效力及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认定；案例三：郭福发与林安公司、张益荣、协胜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建工合同无效情形下付款条件有效与否的认定；案例四：陈金文与宏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内业资料章效力的认定；案例五：惠东公司与泉南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适用前提；案例六：国泰公司与宝格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认定；案例七：西安公司与德荣公司、德兴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责令鉴定机构明确鉴定意见；案例八：曾镇旗与盛仕兴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实际施工人未依约结算情形下工程款的认定；案例九：市政中心与安佳舜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财政评审结论是否应作为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依据；案例十：兴龙公司与恒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未依约交付竣工资料是否构成拒付工程价款抗辩事由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1民终8876号
【裁判摘要】（１）被挂靠人不承担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折价款的义务；（２）发包人对挂靠人无约定和法定付款义务；（３）挂靠人仅有权请求被挂靠人参照挂靠协议约定向其转付从发包人处收取的工程款；（４）若发包人的特定行为使得层层转付工程款的流程受阻，在被挂靠人同意的情况下，为避免讼累，可判令发包人径行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认定张××与协胜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二者之间的挂靠协议无效，并已就此充分说理，本院均认同，理由不再赘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恒兴公司在与协胜公司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对协胜公司与张××之间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是知悉的，故恒兴公司的合同相对人仍然是协胜公司，恒兴公司和协胜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第一，关于协胜公司是否有付款义务问题。首先，参照协胜公司与张××之约定，协胜公司应将收到恒兴公司款项及时转付张××。其次，就“在恒兴公司未向协胜公司付款的情况下，张××是否有权要求协胜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的问题，本院注意到以下几点：一则，如前所述，张××与协胜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而非转包关系，张××在借用资质时即与协胜公司商定协胜公司仅需转付工程款，而不负有在未收到恒兴公司工程款情况下，向张××垫付工程款的义务，该工程最终盈亏风险均由张××自担。故此种转付约定，并非协胜公司为转嫁风险形成，一审就此相应论述，与在案证据相悖，本院予以指正。．．．．．．综上，本案中协胜公司对张××不负有法定或约定的垫付工程款义务，协胜公司应当将其收取的款项扣除税费和管理费后向张××支付。第二关于恒兴公司对张××是否有付款义务的问题。如前所述，恒兴公司合同相对方为协胜公司，其应当依约向协胜公司支付工程款。．．．．．．现张××撤场至今已四年有余，协胜公司、张××施工成果实际被恒兴公司接收，协胜公司亦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同意在扣减管理费后由恒兴公司直接向张××支付未付工程款，在此情况下，为避免各方讼累，本院判令恒兴公司就未向协胜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直接向张××支付。
摘要2：
摘要1：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且签章的票据行为（附属票据行为）。
【目录】背书特点；背书性质；粘单；背书记载事项：签章＋背书日期＋被背书人名称；背书连续性证明效力；附条件背书所附条件无效；部分背书无效；分别背书无效；背书记载“不得转让”字样效力；委托背书（委托取款背书）；设质背书；汇票不得背书转让情形；背书权利担保效力
摘要2：【注解１】以汇票、本票、支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严格采取〖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签章交付相关票据〗的方式，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设立——（１）根据《票据法》第３５条及《票据纠纷司法解释》第５４条规定，票据质权的设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票据上必须存在”质押“字样和票据权利人的签章；第二，票据质押必须以质押背书的形式进行，单纯的交付或者质押合同的签订不能设立票据质权。（２）《物权法》《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票据质权自交付生效并将质押背书作为对抗要件，与《票据法》存在冲突；（３）《民法典》第４４１条规定”法律另有过会的的，依照其规定》“，给予《票据法》在票据质押上的适用空间；（４）《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５８条规定：以汇票出质，当事人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在汇票上签章，汇票已经交付质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自汇票交付质权人时设立。
【注解２】(１）商业汇票贴现是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通过背书方式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２）我国票据法并未对贴现问题进行规定，关于贴现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关部门规章中，根据《票据纠纷司法解释》第６２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注解３】质权人是否负有提示付款义务？｜质权人对案涉票据不负主动提示付款的合同义务，其未在提示付款期限内主动操作提示付款，而是根据出质人的指示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并不构成违约。——参考案例：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赣民终114号
摘要1：追索权是指在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或者在汇票到期日之前有法定情况出现，持票人在依法行使或保全票据权利后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请求偿还汇票金额、利息以及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的权利。
【目录】追索权类型；追索权行使；追索权丧失；拒绝事由通知；追索权效力；追索权限制；追索权客体（追索权金额）；再追索；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效力
【注解１】票据追索权纠纷申请追加未被追索的汇票债务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95号《吉林集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里国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注解２】放弃追索权的约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效——（１）票据后手承诺对直接前手及其指定的前手放弃追索权，持票人仍享有对其前手的起诉权，前手也可依据双方约定免追索的合同关系进行抗辩，法院应依据双方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２）持票人与前手达成免追索协议，不影响持票人基于基础合同关系向其相对人主张其他民事责任，法院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
【注解３】法院支持票据利息按照《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的利息计算之案例。——参考案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鲁民终189号
【注解４】仅有持票人出具的清偿票据款证明而未提供银行付款凭证即足以证明被追索人已经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款本息，被追索人可据此行使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18号
【注解５】（１）直接前手依基础法律关系向持票人清偿债务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04民终3109号；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皖0181民初6642号；（２）持票人依基础法律关系向后手清偿债务并取回票据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1273号
【注解６】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如何确定追索对象？｜持票人在行使汇票追索权时可以追索的对象包括（其中数人或全体行使追索权）（１）出票人、（２）背书人、（３）承兑人、（４）保证人。——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1847号
摘要2：【注解７】（１）行使票据请求权时持票人对于被告人选、数量具有选择，可以选择就一个或者多个票据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２）被追索人付款之后取得票据权利，可以继续对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可以选择将票据的背书人、出票人、保证人等汇票债务人中一人或数人列为被告.）——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3643号
【注解８】（１）追索权人向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被告要求追加出票人（非必要共同诉讼人）为第三人不予准许。——参考案例：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0109民初11062号；（２）原告未将出票人列为被告的票据追索权之诉中被告申请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9民初5024号；（３）原则上出票人系最终票据义务承担者，案件处理结果与出票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0105民初10474号之一
【注解９】票据前手是分公司，持票人将票据前手的分公司和不是票据当事人的母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两者承担付款义务，仅支持持票人对母公司的诉讼请求。——参考案例：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4民终3462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2民终824号
【注解１０】前手系一人公司，持票人有权将该前手股东列为共同被告；如该股东不能证明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其应当与该一人公司连带承担票据责任。——参考案例：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1民终12530号
【注解１１】电子商业汇票操作固定证据方式｜（１）公证操作过程——参考案例：河南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1897号；（２）使用可信时间戳记录全过程——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1421民初1863号、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豫16民终1420号；（３）申请法院向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效公司调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后台数据——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01民终1160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11民终1003号
【裁判摘要】法律、行政规章未禁止电子商业汇票的持票人提前提示付款，亦未规定持票人提前提示付款将丧失追索权。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未明令禁止持票人提前提示付款，亦未明确规定持票人提前提示付款将丧失追索权。其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则规定，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的，承兑人可付款或拒绝付款，或于到期日付款。可见汇票持票人提前提示付款的行为被行政规章所允许，而并未禁止；只不过因票据到期前，承兑人和其他票据债务人享有期限利益，故《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承兑人可选择拒绝付款，该办法第六十六规定此时的持票人不可径行向前手拒付追索。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只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而未规定提前提示付款将丧失追索权。因此，持票人提前提示付款的，其权利障碍是暂时性的，随着票据到期日届至，承兑人即负有付款义务，如仍拒付持票人可依法向前手行使追索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81民初1029号
【裁判摘要】票据支付也是履行付款义务的一种方式，双方的基础关系的权利义务即应终止，债权人无权再以基础法律关系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买卖合同中被告以票据支付合同价款后，被告的付款义务是否履行完毕，原告的债权是否消灭？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支付结算是指单位、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票据是一种货币证券、设权证券、流通证券，具有汇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功能，其最简单、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作为支付手段，替代现金进行支付。可见，票据支付也是履行付款义务的一种方式。原被告在合同中虽未对支付方式作出约定，但根据原被告的交易习惯和原告接收被告票据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均同意以票据作为付款的方式进行结算。作为基础关系的债务人，按照我国《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行为将汇票转让于债权人就完成了付款义务，双方的基础关系的权利义务即应终止，债权人无权再以基础法律关系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本案中，被告按照《票据法》的规定将其合法持有的汇票背书转让于原告，即完成了其付款义务，原告对被告享有的债权归于消灭。债权人取得票据后即享有了票据权利，此时，债务人虽然已履行了基础关系的债务，但在债权人的票据权利未实现之前，仍有对票据权利担保的义务。故如果债权人的票据权利得不到实现，债权人只能以票据权利纠纷追究债务人的票据责任。票据支付后，如果债权人仍享有基础关系的债权，则票据的支付功能、信用功能、流通功能将失去意义。故原告以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要旨】当事人对已经存在的确须履行的债务，约定当未来的某一不确定事实发生时履行，此类约定形式上看是有关履行条件的约定，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有关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如何在诉讼中将不确定的履行期限确定下来，是司法的纠纷解决功能的必然要求。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该合理的期限就是履行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另ー方面，鉴于不确定履行期限在期限的不确定性上近于条件，故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5条有关条件拟制成就的规定，在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该不确定事实发生或该不确定事实确定不发生时，视为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债权人可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让与担保的债务人在清偿债务前请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目的在于在尚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确认对已经转让抵押物的权利，不应得到支持——让与担保作为非典型担保的一种形式，系由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如让与担保不存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无效事由，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作出相应交易安排的合同有效。但如果合同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则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参照物权法禁止流押、流质的强制性规定，亦应认定该条款无效，但流质条款的无效并不当然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让与担保作为一种权利转移性担保，以转让标的物权利的方式达成债权担保的目的。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债务人实质为案涉股权真实权利人，债权人形式上享有股权，实质享有担保物权。本案中，股权让与担保为从合同，其主合同借款合同系双务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均应依法依约诚信履行。债务人周××、邓××既不诉请确认上述“如未履行付款义务即丧失回购权”的流担保条款无效，也未主动清偿债务，同时也没有主张应以案涉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清偿债务，而仅起诉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目的在于在尚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确认对已经转让抵押物的权利，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原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