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46号
【裁判要旨】发票具有结算功能，但在不是现金交易的情况下仅持有发票并不能作为付款已完成的依据，发票持有人应该提供支付款项的支票存根、转账记录、银行对账单等用以对付款事实加以证明。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康达公司主张其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应当负有对该主张举证加以证明的责任。发票具有结算功能，但在不是现金交易的情况下仅持有发票并不能作为付款已完成的依据。发票持有人应该提供支付款项的支票存根、转帐记录、银行对帐单等用以对付款事实加以证明，因此，康达公司仅以持有发票而主张付清全部工程款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00号
【裁判要旨】买受人作为先履行义务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后期付款义务，其在支付部分房款后不再支付剩余购房款，导致合同没有继续履行，双方未就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的权利以作出处理，不能认定买受人对出卖人享有债权。
【裁判摘要】依据1996年1月9日富裕达公司与万事通公司、国电中心签订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合同》，万事通公司以10614.5万美元购买案涉房产，取得该房产65%的权益。合同签订后，万事通公司作为先履行义务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第三、第四期及其后数期付款义务，其在支付2亿元后不再支付剩余购房款，导致合同没有继续履行，该公司并未取得案涉房产65%的产权。合同没有继续履行系因万事通公司的违约行为所致，万事通公司与富裕达公司一直未就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处理，故目前不能认定万事通公司对富裕达公司享有债权。而且，依据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万事通公司逾期支付第三、第四期购房款超过30日的，富裕达公司有权没收第一、二期购房款。万事通公司在支付前两期款项后未按约定支付后续款项，富裕达公司没收万事通公司已付2亿元购房款符合合同约定，不构成不当得利，再加之万事通公司在本案诉前从未向富裕达公司主张降低违约金，故万事通公司的债权受让人信达辽宁分公司无权向富裕达公司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降低违约金。综上，信达辽宁分公司依据《声明及授权书》向富裕达公司主张返还1.9亿元，理据不足，二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8号
【裁判要旨】区分预约与本约，可以结合是否需要另行达成合同，是否直接发生交付、付款义务等因素全面进行分析。
【裁判摘要】一般认为，区分预约与本约，可以结合“是否需要另行达成合同”；“是否直接发生交付、付款义务”等因素全面进行分析。本案中，尽管在涉案《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中，关于商场购买的价款数额、面积如何确定均已作出了约定，但在履行《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时，并不能直接发生交付、付款义务，需要富恒公司另行提出关于购买商场的要约，即需要另行达成合意。富恒公司不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出前述要约，则商场购买的合同不成立，华德公司不能直接要求富恒公司购买。涉案《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关于商场购买预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约定只要富恒公司提出关于购买商场的要约，华德公司不得拒绝承诺，否则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换言之，当富恒公司提出关于购买商场的要约后，华德公司不得以磋商的名义拒绝承诺，而是应当缔约。但这样的约定并未改变合同约定涉案商场购买事项需要另行达成合同（要约、承诺）的内容。
【摘要】涉案《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既有关于租赁关系的内容，也有在租赁期间达成购买合意的预约，因此合同应当认定为无名合同。该无名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2：
摘要1：【提示】房地产公司未进行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且对买房人的合理请求没有给予积极的答复，买房人在履行付款义务前，有权要求中止履行合同先履行义务。
【裁判要旨】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一条“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或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买房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按期交纳房款，开发商的主要合同义务就是转移房屋所有权，先交款后交房是涉案合同中对待给付的内容。买房人提出不安抗辩权的理由主要是备案问题和抵押问题，并非主要债务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买房人提出的不安抗辩权能否成立？本案的情况是房地产公司拒绝办理预售备案登记，显然属于给付意愿欠缺而非不能履行，买房人为充分保障自身的权利，行使不安抗辩权暂缓交纳剩余房款，似也可以理解。此后，房地产公司在双方合同履行期间，又将涉案全部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属于一种加重买房人不安的不当行为。故买房人的不安抗辩权可以成立。
摘要2：参考：《不安抗辩权，时间利益的争夺》
摘要1：——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政府融资平台土地一级开发，约定以土地挂牌出让溢价收入分成的方式获取投资回报的，应为合法有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8号
【裁判观点】政府融资平台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约定根据土地开发上市后的交易价格确定投资方的利润分配比例，由投资方承担土地出让价格不能弥补投资成本的风险，应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政府融资平台根据土地出让价格来确定投资方的收益，仅是确定收益的一种计算方法，政府全额收取了土地摘牌方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后，再根据财政预算依法向政府融资平台划转资金，由政府融资平台以自有资金向投资方支付收益，不应据此认为该约定构成变相挤占土地出让金而无效。政府融资平台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50号
【裁判要旨】合同条款属于附条件条款还是违约责任条款，应首先判断该条款在何时开始适用。从合同订立时起该条款就已经开始适用的为附条件条款；依赖当事人有违约行为产生而开始适用的是违约责任条款。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一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合同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约定，更符合附条件条款的法律属性，故该条款属于附条件条款。
【裁判摘要】2014年3月20日《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中“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约定应如何解释。贺某、富强圣公司依据《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序言中“本协议作为双方债权债务清偿的最终协议”、第五条“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双方以往所签协议均失效”以及第七条中“本协议经甲方和包某某签署后即生效”主张应适用该协议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但前述约定均不足以推翻“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作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2014年3月20日《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中“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内容，约定在违约责任项下，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予尊重。一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的约定，结合贺某未按照《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存在违约情形的事实，依据林某某、包某某、蔡某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认定以2013年8月16日《还款协议》和9月17日《承诺书》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经批准而未生效，但解除并清算未生效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无需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因此，前述三份协议或承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解读】解除并清算未生效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无需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即有效。
摘要1：解答：（１）合同条款属于附条件条款还是违约责任条款，应首先判断该条款在何时开始适用——从合同订立时起该条款就已经开始适用的为附条件条款；依赖当事人有违约行为产生而开始适用的是违约责任条款。（２）当事人约定“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属于附条件条款而非违约责任条款，一方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应以以往所签协议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云民终48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2号
【裁判摘要】夏某某、赵某某系拖脚铜矿82%合伙份额的合法持有人，法律并不禁止合伙企业的权利人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虽然合伙份额的转让必然导致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改变，但合伙企业所拥有的采矿权属的主体并不因此发生变更。依据《收购协议》，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只能主张取得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而不能主张取得采矿权，《收购协议》未就采矿权的转让作出约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指向本案《收购协议》，故行政机关也没有认定本案转让拖脚铜矿合伙份额的行为违反行政法律规定。原审查明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已于2014年1月6日由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全部持有，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现又以《收购协议》实质上是转让采矿权为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显然有违诚信，原审判令其承担付款义务和逾期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1183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是冯某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冯某和金田公司签订的三份《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均约定了冯某分两期向金田公司支付购房款的具体时间，冯某未按约履行第二期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并按约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七条对通水、通电、通气的时间进行了约定，并注明“如果在约定日期内未达到使用条件，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处理：在上述设施达到使用条件前，由甲方代乙方支付相关物业管理费”。从合同约定内容来看，金田公司违反三通义务的后果为代冯某支付相关物业管理费，金田公司的三通义务与冯某付款义务之间缺乏直接联系。此外，冯某提及的房屋存在的使用瑕疵问题，即使这些问题客观存在，亦仅导致金田公司承担修复责任或相应的赔偿责任，与支付购房款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综上，冯某提出的其因合同约定和房屋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而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商品房出现质量瑕疵不能成为买受人拒付房款的理由。
摘要1：解答：买受人拖欠银行贷款应承担《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的违约责任，但不构成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付款义务的违反，未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开发商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对童买受人享有追偿权，开发商的追偿权不等同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价款请求权，开发商以享有追偿权为由主张买受人不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进而主张买受人违约并要求行使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之约定解除权没有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通常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裁判要旨】双方关于“补偿款的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2个月内”的约定，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该期限非固定或确定的期限，解释该期限时，应以通常的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作为标准。
【摘要１】
（１）“5月5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1.3亿元，并约定最迟给付期限为“乙方（即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首先，从该补充协议的序言描述看，“5月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及原因在于，双方就《股权转让合同》股价对应的土地价格定价偏低这一事实达成合意，所以通过“5月5日补充协议”增加补偿款的形式予以增加，其性质是增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自然负有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双方前述关于该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不是条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时无须履行的问题。其次，从性质上看，是否开发楼盘以及何时开发楼盘，系由案涉股权转让后金某公司及其股东所决定，这种取决于一方主体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条件。再次，“5月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受让方须以2.5%的年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直至一次性付清为止。该约定亦表明，受让方支付前述补偿金的义务自始确定，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不予支付的可能性。最后，既然受让方负有确定的给付义务，则当事人有关“最迟给付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而非合同的生效条件或付款义务的履行条件。一审关于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２）“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并无何时开始支付的约定。．．．．．．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的有关条款，所谓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该笔款项的含义是，由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较大，受让方在将金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前难以支付，所以受让方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取得一定利润后再支付该笔款项。这种解释，与当事人的签约过程、交易背景及真实意思最为接近，所以，转让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随时要求受让方支付该笔款
摘要2：【解读１】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的，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
【摘要２】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等属于公司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原股东不得处分该财产，受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在股权变更之后应以公司的名义请求控制该财产的原股东交付。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受让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之前，金某公司的全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某、李某，且吴某是法定代表人，金某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实际也由两人控制。案涉交易履行完毕的结果也是由受让方成为持有金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此背景下，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交易目的，将交付金某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义务解释为转让方的义务，即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中并无转让方交付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目的及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实际情况，转让方应将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交付受让方。虽然受让方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已经重新办理了新的公司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税及地税正、副本）等证照，但是，这些证照及财务资料的交付仍具有避免转让方滥用权利，进而保护受让方以及金某公司权益的作用，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附随义务。所以，一审判令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受让方取得公司股权后已经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转让方是否移交公章及相应证照资料并不影响受让股权交易目的的实现。
【解读３】共同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比例的，共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４】双方约定剩余的款项从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形式上属于履行条件，本质上仍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的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人主要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有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除非双方在股权转让设立了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并非履行期限不明确（不适用《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４项），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受合理期限的限制，以一个正常的开发商会在多久时间开发并开盘销售作为合理标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56号
【裁判要旨】即使受托人违反当事人共同在协议中约定的受托付款义务，亦应当由委托人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6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一方代偿公司债务的，不论是代偿公司对第三人的债务，还是代偿公司对合同一方（一般是转让方）的债务，均可以认定为构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该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从《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内容分析，上述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但还就股权转让时易商公司对外债务的偿还等其它事项一并作出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需在整个合同框架下加以确定。其中，1000万元系易商公司原股东吴某某、宋某某向新股东徐某某、张某转让各自名下股权的对价，1.9亿元系易商公司对安振的欠款，上述两部分款项共同构成协议约定的合同价款总额，徐某某、张某基于合同产生的付款责任以及净雅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均应涵盖上述合同价款总额2亿元。鉴于吴某某、宋某某主要依据案涉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净雅公司关于上述款项法律性质不同而不能一案审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案涉协议的效力认定。结合前述分析，徐某某、张某支付1.9亿元是基于合同约定的代偿公司债务行为，是其受让吴某某、宋某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上述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净雅公司主张因吴某某、宋某某通过该协议规避税收从而导致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再次，还款主体的具体认定。因各方已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徐某某、张某的付款义务，且易商公司的债务人身份并未灭失，此时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签订后徐某某、张某、易商公司均成为1.9亿元债务的还款主体，并无不当。最后，各方当事人是否主体适格。本案当事人中，除易商公司外，其余主体均为案涉协议的签订主体，均受合同约束。吴某某、宋某某基于该协议提起诉讼，并不存在吴某某、宋某某作为共同原告和徐某某、张某作为共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安振作为合同主体之一，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亦无不妥，其加入诉讼的方式也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性规定；净雅公司与此有关的上诉理由均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以目标公司每年度的股东分红冲抵剩余两期的股权转让款，是对剩余转让款给付方式的约定，而非剩余转让款支付的条件，将该条款认定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并无不当。后因转让人将全部剩余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不再具备股东身份，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受让人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以及逾期利息。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特征是一方转让股权取得对价，一方支付对价取得股权，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有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的内容，但该协议和《补充协议》并未约定若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不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和分红权，则安晨晖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安晨晖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取得鹏兴公司40%股权后曾经对彭某某１、彭某某２未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提出异议，且一审中亦未提出该主张。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已经将约定的鹏兴公司40%股权转让与安某某，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安某某应当依照约定支付1亿元股权转让款。
【摘要１】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系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后两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进行的变更，并没有关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保证安某某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安某某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无若股东不分红则免去安某某支付剩余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安某某关于该《补充协议》系对赌协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有争议合同条款应本着诚实信用和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原则予以理解和解释。如果将补充协议该约定理解为附条件的付款约定，当公司分红条件不成就时，安某某得以免责，不负担付款义务，并不符合当事人本意，亦不符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人获取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受让人获取目标公司相应股权的合同目的，且有悖于诚实信用和有效合同全面履行的原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约定，并无不当。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01号
【摘要２】本院认为，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不再具有鹏兴公司股东身份情况下，该二人难以了解公司经营和分红情况，难以控制或者影响分红款的分配，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其只能向安某某主张股权转让款，而不能向鹏兴公司主张直接把安某某的分红款支付给彭某某１、彭某某２，即已不具备直接以分红款抵偿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如果令双方继续履行该约定，则意味着公司如果持续不分红，安某某就可以一直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转让鹏兴公司全部股权，不再具备股东身份情况下，《补充协议》关于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转让款的合同义务。
【解读】转让人在转让公司全部股权后不再具备股东资格，关于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受让人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60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款或者约定不明，可以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股权的真实价值、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等为依据综合认定受让方是否需要承担付款义务及具体的股权转让款金额。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马某某主张股权转让价格为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但其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反映双方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利源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及公司价值。马某某作为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其主张的要求李某某按照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马某某与李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对价以及对价的金额。马某某上诉主张其向李某某转让享有的利源公司3.18%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人马某某将其在利源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40.26万元，占注册资金的3.18%，转让给受让人李某某所有”，其中并未约定股权转让的对价,且双方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其次，在双方未对股权转让价格有约定的情形下，股权转让的对价可以参考股权的真实价值。股权的真实价值，即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一般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的价值应等同于公司整体资产的价值，而公司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际是由公司的全部股权所构成，故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对公司资产的转让，按照等价的交易原则，其转让价格可参考被转让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经释明，马某某无法提供会计凭证、资产负债表等能证明利源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及公司净资产的证据，且利源公司在股权转让时已经停止经营一年有余。关于袁某某的“新型环保防水涂料生产技术”，马某某亦未提供证据该技术在股权转让时的价值以及利源公司的使用情况，亦未证明该专利技术与李某某进行交接，故“新型环保防水涂料生产技术”无法作为利源公司的资产而计入股权转让的对价。因此，一审法院对于马某某主张的要求李某某按照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本案争议焦点：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款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出让人要求受让人按转让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支付转让款是否应支持？（由转让方承担股权转让款举证责任）
（１）一般而言，股权转让价格与公司注册资本以及股东实际出资没有关系，不能以公司注册资本以及股东原始出资额来确定股权的市场价值与转让价格。
（２）本案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其中“转让人马某将其在利源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４０.２６万元，占注册资金的３.１８％，转让给受让人李某所有”的约定应是双方对所转让股权的描述，而非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
（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马某无法证明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公司净资产及无形资产的价值，且目标公司在股权转让时已经停止经营一年有余，马某无法举证证明受让人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无法证明股权转让时股权的价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马某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4049号
【裁判要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是合同当事人，隐名股权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的，股权出让方不能直接向隐名股东主张股权转让款，股权受让方也不能以代持为由不履行付款义务。
摘要2：【解读】《合同法》第４０２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如果实际持有人委托代持股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代持股人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此时应由股权实际持有人向出让方承担合同义务。
摘要1：解答：股权转让合同中受让方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款支付一般不允许附条件，否则在条件永久不能成就时将导致受让方无须支付股权转让，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违背。因此，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款“附条件”一般应当理解为“附期限”条款（该期限不明确），义务方不能以“条件”永久不成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但是在在特殊情形，如将股权转让合同中部分剩余转让款设置为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在条件永久不能成就时受让方无须支付该剩余款项。
摘要2：【注解】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余款２０００万元，在目标公司与第三方就某项目正式签订有关合作协议后５个工作日内支付”，该约定综合协议内容、签订背景等，应认定为履行条件，不能认定该约定为附条件的履行期限。——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755号《李某某、钟某某股权转让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87号
【裁判摘要１】新光集团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的主要依据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与淮北市人民政府签订的《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目标责任书》、杜集区人民政府《关于金石公司矿井关闭退出的批复》和《关于依法推进淮北金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闭退出工作的实施意见》，但上述三份文件均形成于2016年，在案涉股权转让完成四年之后。．．．．．．新光集团作为从事煤矿经营的企业对于经营煤矿的商业风险应有所了解，其所提出的国家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变化，并不属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形，而是新光集团受让金石公司股权后在经营过程中的商业风险。
【裁判摘要２】新光集团主张因转让金石公司股权所涉及的石台煤矿储量和采矿权价值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距，淮北矿业集团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故新光集团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现淮北矿业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将其持有的金石公司股权变更至新光集团名下，履行完毕其合同义务。新光集团仅以煤炭储量发生变化为由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有关先履行抗辩的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新光集团所主张的享有先履行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并据此依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判决新光集团给付淮北矿业集团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国家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
【裁判摘要】关于《补充协议》“公司股东分红冲抵剩余股权转让款"条款的解释问题。安某某上诉主张，其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签订的《补充协议》性质为对赌协议，以股东分红作为支付股权对价的方式是该对赌协议的本质内容。彭某某１、彭某某２认为，该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标的是40%股权，对价为1亿元人民币，不是对赌协议。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系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后两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进行的变更，并没有关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保证安某某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安某某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无若股东不分红则免去安某某支付剩余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安某某关于该《补充协议》系对赌协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有争议合同条款应本着诚实信用和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原则予以理解和解释。如果将补充协议该约定理解为附条件的付款约定，当公司分红条件不成就时，安某某得以免责，不负担付款义务，并不符合当事人本意，亦不符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人获取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受让人获取目标公司相应股权的合同目的，且有悖于诚实信用和有效合同全面履行的原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约定，并无不当。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01号
【解读】股权转让与对赌协议的区别——《补充协议》“公司股东分红冲抵剩余股权转让款"条款并没有关于保证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不属于对赌协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7号
【裁判要旨】股权受让人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绝大部分付款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转让人有权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综上，王某某关于其超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主张不成立，其没有履行股权受让人的绝大部分合同义务。尽管张某某于2016年9月5日提起本案解除合同之诉时，《转让协议一》所约定的分阶段付款截止日2016年12月15日尚有三个月才届满，但在此前的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王某某仅履行极小部分付款义务，经张某某多次催告其仍未履行，张某某才提起本案诉讼；在本案一审审理中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已经届至，王某某仍未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故王某某已构成根本违约。而且，王某某因涉及多起债务纠纷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已无继续履约能力。同时，《担保协议书》关于宝清县管委会为王某某提供保证担保的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在王某某逾期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张某某不能基于无效保证获得宝清县管委会的连带清偿，故张某某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由此，本案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以及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条件，张某某作为守约方有权解除案涉四份合同。况且，在本案二审审理中，王某某同意解除《转让协议二》、《担保协议书》及《协议书》，应视为双方就该三份协议的解除达成了一致。据此，本案一审判决判令解除案涉四份协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张某某已将宝石河酒业公司全部股权过户给王某某，案涉协议解除后，王某某应将股权恢复原状，返还给张庆霄。．．．．．目前宝石河酒业公司已停止生产经营，在王某某向张某某返还股权后，王某某对宝石河酒业公司的投资、代偿债务以及张某某对该公司欠缴出资等问题，可通过公司清算等途径，与王某某支付给张某某的3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并解决，本院不予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33号
【裁判要旨】协议签订后标的转让前被查封的，受让人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其中止履行后续付款义务不构成违约。
【裁判摘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华丰置业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被法院查封，有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中泽集团公司要求华丰置业公司提供担保，其未提供担保，中泽集团公司有权中止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40号
【解读】《补充协议》第4条的约定，中泽集团公司向华丰置业公司交付首笔股权对价款前双方应“进行资产、财务、工程业务全面交底，即全部实物、档案资料、证照文件的逐一甄别确认，形成签约后再核实确认的影响对价的资产负债调整项，经双方签字确认于协议生效日后2个月内完成”：（１）合同仅约定了各个行为的履行顺序，并没有明确约定上述行为是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约定的互负债务，因双方所附义务不具有对价性，不宜判断成立先履行抗辩权；（２）档案资料等的全面交底并非是华丰置业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唯一途径，双方可以通过开会协商确定、派人到华丰置业公司查询资料核实等方式变更合同履行的方式，因不具有履行方式的唯一性，不宜判断为成立先履行抗辩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51号
【裁判要旨】对于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债权人可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以维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权人撤销权的意旨在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当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意图明显时，以谨慎注意义务规范债权人应慎重，适用谨慎注意义务的结果不能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极其不对等。
【裁判摘要】假日酒店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至其主张权利时并未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间，撤销权五年的消灭时间亦未超过。虽然在2007年裁决书执行过程中，一中院执行法官告知假日酒店代理人涉案土地和房屋并不在龙城商贸名下，但并未告知龙城商贸与昌信公司转让的方式及是否是无偿转让，且重新仲裁已经在此之前开始，假日酒店申请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已经失效，执行程序应予终止。2010年3月15日，贸仲作出2010年裁决书后，由于龙城商贸未按2010年裁决书规定于2010年4月13日前履行付款义务，假日酒店于2010年6月向一中院递交了《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申请强制执行2010年裁决书。但经一中院执行法官调查，龙城商贸除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沙河分理处一账号内存有人民币700余元款项外，其名下已无任何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2011年1月和2月，假日酒店委托律师前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昌平分局调查涉案房地产时才知道龙城商贸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后于2011年4月14日提起撤销权之诉。因此，假日酒店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至其主张权利时并未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另，2006年4月26日，第22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主体从龙城商贸变更为昌信公司。故2006年4月26日为土地变更行为的时间，距离假日酒店2011年4月14日撤销权之诉的提起时间，未过撤销权消灭时间。2006年5月17日，第309771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主体变更为昌信公司，亦未过撤销权消灭时间。综上，假日酒店主张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要件成立。原审法院在已经作出龙城商贸将土地和房屋转让给昌信公司是房地产无偿转让行为的认定基础上，仅以“假日酒店从谨慎的角度出发应及时查明转让情况，了解龙城商贸是否存在无偿转让的
摘要2：（续）情况，但假日酒店直到2011年才查明情况并提起撤销权诉讼”，认定“假日酒店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而且债权人撤销权的意旨在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龙城商贸与昌信公司恶意逃避债务意图明显，对此，原审以谨慎义务规范假日酒店过于苛刻，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极其不对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导致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1：——当事人以协议形式解除合同应对解除的对价达成一致
【裁判要旨】
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除了解除合同的意思一致，还应对解除合同的对价达成一致。一方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方在诉讼中同意解除合同，但主张合同解除后应恢复到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在此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的对价并未达成一致，不能认定当事人以协议形式解除了合同。
在当事人约定分期支付款项的合同纠纷中，付款义务人享有期限利益，在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权利人不能以款项部分到期而付款义务人未按期支付款项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权利人要求付款义务人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的，人民法院仅支持审理中到期的款项，二审法院可支持在二审审理中到期的款项。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6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18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4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15民初2186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航天东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当庭答辩和质证的诉讼权利。原告乐天包装公司与被告航天东方公司之间签订的《加工定作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乐天包装公司按照被告航天东方公司的要求，将被告航天东方公司提供的包装材料加工成包装产品并交付了上述包装产品，被告航天东方公司理应向原告乐天包装公司支付承揽报酬。被告航天东方公司辩称已付清全部加工货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其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超出诉讼时效的，义务人依法取得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被告航天东方公司在答辩状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对此，本院认为，因被告航天东方公司侵害原告乐天包装公司债权的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乐天包装公司与被告航天东方公司在《加工定作合同》中约定“货到定作方验收合格后30天内付清加工货款”，被告航天东方公司的付款义务应截至2014年5月18日，据此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4年5月19日起计算，该日期距原告乐天包装公司起诉之日已超过两年。此外，原告乐天包装公司未能提交证据以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据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于被告航天东方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告乐天包装公司要求被告航天东方公司支付承揽报酬和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被告缺席判决，但被告在答辩状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358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纠纷源于王某某、陈某某将其拥有的天津华汉公司和上海鹏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曾某、夏某某后，曾某、夏某某未能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因而，本案纠纷系王某某、陈某某与曾某、夏某某因股权转让行为而产生。王目某、陈某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备注：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返还股权、股权返还登记、赔偿经济损失），以上诉讼请求中包含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请求两个公司对股权进行登记变更两个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是基础法律关系，应以股权转让纠纷来确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属于对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故应当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王某某、陈某某要求曾某、夏某某履行给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此时接收货币一方为王某某、陈某某，合同履行地应为王某某、陈某某住所地。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金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德享公司以外，高金公司于2009年至2011年间分别向新纪元公司、金华公司、荟铭公司、鼎锋公司和顺天海川公司等出借资金，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高金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高金公司所从事的经常性放贷业务，已经超出其经营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
摘要2：【裁判摘要２】第一，工行星海支行出具的两份《银行保函》均载明如德享公司出现违约事项，工行星海支行在收到高金公司索偿通知后的7个法定工作日内无条件支付款项。可见，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责任以德享公司违约为条件，不符合“见索即付”的法律特征。第二，独立保函开立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及保函申请法律关系，其仅承担相符交单的付款责任。独立保函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主张独立保函适用担保法关于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涉《银行保函》载明“以上担保责任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方式”，而连带责任保证为担保法所规制的保证责任承担方式，其前提为担保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因此，在保函开立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上，案涉《银行保函》也不具有独立保函的法律特征。第三，高金公司起诉主张工行星海支行承担的也是连带保证责任，其向工行星海支行发出的《催告函》也载明“向我司出具了一份承担连带责任的银行保函”“贵行出具保函，属于《担保法》规定的保证”。综上，高金公司上诉主张案涉《银行保函》为独立保函，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保函具有独立担保的性质”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终369号
【裁判摘要】对于瞿某某是否足额支付本案房屋价款的问题，实际涉及到执行程序中如何认定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范围。本案中，合同约定房屋总价600,881元，瞿某某应于签订日支付550,880元，余款50,000元押金待房屋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另行支付。．．．．．．故可认定瞿某某已依约支付购房款550,880元。至于余下50,000元购房款未支付，系付款条件并未成就，故可以认定瞿某某依照其与魏某某等人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履行付款义务。因此，本案符合购房者支付全部价款的要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549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导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债权人仕福公司虽将对张某某１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张某某２，但张某某２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该债权转让事务在本案诉讼之前已经通知张某某１，故该债权转让对张某某１不发生法律效力。虽然在本案诉讼中张某某２通过诉讼行为将该债权转让事务通知了张某某１，但又受到诉讼时效的影响，因为债务人张某某１本可以诉讼时效是否超过对债权的让与人仕福公司进行抗辩，仕福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张某某２后，债务人张某某１同样可以该理由对债权人的受让人进行抗辩。因此在本案纠纷中，涉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是关键的问题。．．．．．．因为在债权转让事务未通知张某某１的情况下，该催讨行为对张某某１而言不属于涉案债权人的催讨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其次即使张某某２在2017年的催讨行为能代表仕福公司，即使张某某２先前已经通知张某某１债权转让事务，但时至2017年也已经超过张铁钢履行付款义务的期限四年以上，而张某某２同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之前诉讼时效有过中止或中断的情形，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铁某某１过付款期限两年以上后仍然表示愿意还款，而对于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无法因当事人的催讨行为重新开始计算，否则与法理相悖。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法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1号
【裁判摘要】达成和解协议撤回起诉后基于和解协议再次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梅林包装厂第一次提起诉讼是基于2015年5月13日双方达成的对账协议，而在该案二审过程中，双方再次经过对账，达成和解协议，梅林包装厂遂撤回起诉。之后，皇台公司未依据和解协议的约定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梅林包装厂又依据和解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因梅林包装厂起诉的前后两案系依据不同的协议提出，故不属于重复诉讼的情形，一、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171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约定“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承担２０％违约金”，在未解除合同情况下不能主张该２０％违约金——《股权转让合同》第5.1条约定：“本合同签署后，达到付款条件时乙方(万科公司)未能依约支付任何一笔的转让价款，乙方除支付相应违约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给甲方外，还须按约履行付款的义务。若乙方迟延履行付款超过60天，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和丙方应在本合同解除后30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全部款项，乙方向甲方和丙方支付项目转让总金额(即11.9亿元)的20%违约金，如给甲方和丙方造成其他损失，乙方应同时赔偿甲方和丙方因此所受到的一切损失。”按此约定，薛某某一方向万科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可提出项目转让总金额20%违约金的请求。而本案中，其诉请在一审法院释明下已变更为要求万科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欠付的转让款以及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其再提出转让款总金额20%违约金的请求，无合同依据。
【裁判摘要２】关于开票义务与付款义务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在合同对开票义务未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开票义务属于附随义务，付款义务属于主合同义务，即便当事人不履行开票的附随义务，对方当事人亦不能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付款。但对于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如本案，双方对于开票应当先于付款、未足额开票部分可在转让价款中相应扣减有明确的约定，该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司法应当予以尊重。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