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号
【裁判摘要】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根据二审查明事实，美洁公司的破产和解申请确实已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但该和解程序因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和解协议已经被裁定终止。美洁公司对沙湖公司的借款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宝马公司对沙湖公司的借款在1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一条关于“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之规定，信达宁夏分公司对宝马公司的权利不受美洁公司和解协议的影响，原审法院判决宝马公司在1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范围内对沙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保证合同的约定，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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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10号
【裁判摘要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的通知》(银发[2005]129号)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三、存贷款利率换算和计息公式(一)人民币业务的利率转换公式为：日利率=年利率÷360，月利率=年利率÷12。”根据《借款合同》第四条第四款约定，贷款利息自贷款转存到勇云锋公司账户之日起计算。合同项下的贷款按日计息，日利率=月利率/30=年利率/360。勇云锋公司在庭审后提交律师代理意见，认为本案所有的利息、罚息和复利的日利率应以365天为基础计算，勇云锋的该项主张与《借款合同》约定不符，亦与上述通知规定和银行业存贷款日利率计算惯例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金融机构以外的市场主体可否收取借款罚息及复利？——《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系中国人民银行针对金融机构就利率所作的专门规定，旨在有效发挥利率杠杆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计收罚息和复利并非是金融机构的专属权利。罚息和复利实质上均属逾期违约金，与其他违约金在法律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金融机构以外的市场主体在借款关系中收取罚息及复利。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贵阳农商行西南商贸城支行将其在《借款合同》《抵押/质押/保证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均转让给锡安公司，从《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对价来看，贵阳农商行西南商贸城支行转让的并非不良贷款，且《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和复利总计并未超过年利率24%。故勇云锋公司提出的2019年6月27日起不再计收复利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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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裁判摘要】合并审理时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既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则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首先，本案为保理合同纠纷，虽债权转让是业务的核心内容，但保理合同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债权转让。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贸易融资。故应认为债权转让之内容是在整个保理合同框架下运作的。同时本案中张某、陈某也是属于保理合同的担保人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只以债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管辖不妥。其次，在案件存在并列的客观合并时，当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纠纷一次解决之要求、程序利益保障等因素不宜分开审理的，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即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的，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故在本案保理合同存在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以上述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3327号
【摘要】原告起诉至本院的依据是《国内保理合同》第12.2条的管辖约定，但本院注意到，该合同仅有原告和被告朗特公司的盖章，故该管辖约定对被告红湖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因此，本案管辖应依据原告起诉的诉由和诉因予以确定管辖依据。本案案由为保理合同纠纷，但从原告起诉的诉因看，原告作为保理商同时向被告红湖公司、朗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基础并不相同。原告主张被告红湖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其权利基础系基于原告自被告朗特公司处受让了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下对被告红湖公司享有的债权，即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原告主张被告朗特公司对被告红湖公司未清偿的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其权利基础则系基于原告与被告朗特公司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即通过保理业务而取得。就两种权利基础的关系而言，债权转让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基础，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取得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地位的原告，应当受基础合同《订单合同》的约束，故本案的管辖依据应当按照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予以确定。
【注解】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债权嗯、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但是应收账款转让发生在保理业务框架内，依据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833号
【裁判摘要１】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保证合同共同起诉债权人、保证人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同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联塑公司是依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及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一并起诉主债务人泰如公司和保证人华信集团。其中，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有内容明确的协议管辖条款，即由联塑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原审法院作为本案原告联塑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第二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
【裁判摘要２】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如具有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才能认定无效。而华信集团就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并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可认定无效的格式条款情形之一。而且，即便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联塑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但华信集团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内容负有审慎审查义务，其因未尽合理审慎审查义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且华信集团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管辖条款不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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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终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邦汇公司以其与恒波公司签订的《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为依据，要求恒波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并依据邦汇公司与刘××、詹××、前海佳浩公司签订的同意为恒波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刘××、詹××、前海佳浩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主合同《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的担保合同。因此，本案应当根据主合同《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因此，《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有效，本案据此判定案件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保理商所在地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是指执行法人的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本案中，虽然邦汇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但在《保理融资业务合同》首部写明：保理商邦汇公司住所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并在16.1条进一步确认有效送达地址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同时，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现场照片，佐以物业公司书面证明、《房屋转租协议书》为证，邦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总裁办均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办公，是执行邦汇公司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邦汇公司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即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因此，合同条款中的保理商所在地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故，本案管辖权即属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管辖权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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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再454号
【裁判摘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本案中，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基于与绿汀公司、于××、王××、同德公司、一信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张上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基于与绿汀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债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最高额抵押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抵押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由此可见，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等在合同中并未约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即没有仲裁协议。其次，《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不适用于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之间的纠纷。《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系由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东润公司签订，因此该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当按约提交仲裁解决。绿汀公司等并非上述合同仲裁条款的当事人，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以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1、一信公司归还贷款本金9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2、一信公司承担律师费用损失836709.89元；3、绿汀公司、于××、王××、同德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有权对绿汀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5、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恒丰银行苏州分行的起诉。
【解读３】再审裁定：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初490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于××、王××、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的起诉；三、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541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单独起诉保证人，按保证合同约定确定案件管辖，无约定管辖时按照法定管辖——国投公司依据与亿阳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亿阳公司向国投公司支付溢价回购款、违约金及逾期利息等共计约7005万元，故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在《保证合同》中确认亿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因此，国投公司单独起诉保证人亿阳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该《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为《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四十六条约定，若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若协商不成，均可向乙方（即国投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有效。国投公司的住所地在深圳市，故原审法院作为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依法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01民辖终965号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起诉请求判令天津市双荣纸制品有限公司承担回购责任，支付回购价款及相关利息及判令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提供了与两上诉人签订的《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保证合同》，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为持有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至于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开办保理业务的资质问题，涉及案件实体审查内容，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审查范围，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保证合同》中均约定如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应向被上诉人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未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被上诉人的住所地为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金岭北路××号×××房，在原审法院的辖区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03民辖终21号
【裁判摘要】或审或裁仲裁协议无效，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确定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本案中，涉案《保理合同》第十六章约定：“1.若乙方与甲方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采取下列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解决：（1）提交合同签署地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进行解决。（2）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此仲裁结果为终局性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保理合同》中载明：“本合同……在北京朝阳区签订”。同时，冠英教育公司、冠英文化公司分别与华商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对上述《保理合同》提供保证责任；何××、王×与华商公司签订《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对上述《保理合同》提供保证责任。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特1号
【裁判摘要】关于仲裁院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系伪造，经鉴定《保理业务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并非倪殿程本人所签，倪××与顺诚乐丰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仲裁院对倪××的相关裁决所依据的《保理业务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系伪造，故仲裁裁决中与倪××有关的裁决部分应予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123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不构成票据保证而不能票据追索权，只能行使担保追偿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案涉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未成立票据保证。但中城建信公司在向案外人河北银行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函》中承诺邹平齐星公司到期未足额履行票据支付义务时，由中城建信公司无条件地支付该商业承兑汇票的全部款项，其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保证，中城建信公司为保证人，河北银行为被担保的主债权人，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承兑人）邹平齐星公司为被保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案涉两张商业承兑汇票的最后持票人河北银行到期未获得承兑付款，根据河北银行向中城建信公司出具的《代偿通知书》以及平安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可以认定中城建信公司在2017年4月19日至8月25日期间向河北银行承担了保证责任，支付了1亿元票据款，中城建信公司有权向邹平齐星公司追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322号
【裁判摘要１】保理商向外出借款项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中安融金公司作为商业保理公司，经营范围并不包括发放贷款业务。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关于金融监管的要求，开展金融业务活动，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活动。中安融金公司在本案中认可案涉出借款项来源于爱投资P2P平台的线上投资人，并非其自有资金。同时，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中安融金公司多次对外出借资金，涉及多宗诉讼案件，借款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因此，中安融金公司向外出借款项的行为属于超越经营范围从事了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即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其行为扩大了借贷风险、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违反了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本案《借款及保证协议》中关于借款合同部分的约定应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２】名为保理实为借贷案件，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应当认定担保人存在过错并在不能清偿部分的1/3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本案所涉《借款及保证协议》中关于保证合同的约定，因主合同无效而保证合同无效，但中安融金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关法律规定等内容均为公示材料，黄××、大连承运公司、大连春神公司、天宝冰淇淋公司应当知晓中安融金公司违反法律规定、超越经营范围从事放贷业务，其仍对本案债务提供担保，从而使债权人产生信赖与债务人订立借款合同，故黄××、大连承运公司、大连春神公司、天宝冰淇淋公司对于案涉借贷行为的发生存在过错，其应当就天宝绿色食品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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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15民初1422号
【裁判摘要】保理融资交易过程中没有发生应收账款转让，性质上应属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约定的保理手续费、保理融资利息，均应视为借款利息——保理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是否具有真实的应收账款转让关系，是判断构成保理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被告陆通公司虽与原告签订《有追索权保理合同》，但双方并未具体约定所转让应收账款的金额、付款期限等要素，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交应收账款的交易合同、发票、货运证明等证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相关证据。保理合同签订后，双方未将应收账款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各到期融资款亦始终由被告陆通公司负责归还。综合上述情况，原告给予被告陆通公司的融资，目的在于出借资金后获得固定收益，性质上应属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约定的保理手续费、保理融资利息，均应视为借款利息。原告认同其与被告陆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据此调整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利率，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故被告陆通公司应向原告归还尚未清偿的借款本金23,370,261.77元、截至2019年2月22日的利息447,562.54元、逾期利息817,336.52元以及自2019年2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原告与被告林××、刘××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理应依约履行，故被告林××、被告刘××应在最高债权限额5,500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陆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陆通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承诺为其与原告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5,500万元，并对抵押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述约定合法有效，相关抵押权依法设立。现被告陆通公司未能依约还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陆通公司在最高债权限额5,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民终592号
【裁判摘要】工程款经结算后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分离成为金钱债权债务管辖不再按照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本案中城建公司依据《汉城湖一号项目工程款结算协议》、《保证合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支付欠款以及承担担保责任。冠城公司未参与原审诉讼，应视为其对欠款及结算事实无异议，故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为货币给付之诉，原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正确。研苑公司二审上诉主张本案应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从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专属管辖规定缺乏法律依据。案涉《汉城湖一号项目工程款结算协议》、《保证合同》均约定“因协议履行发生争议，经友好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向城建公司住所地法院起诉解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符合各方约定，研苑公司原审期间亦积极应诉，并未对管辖提出异议，本案未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二终字第2号
【裁判摘要】（１）债权人单独起诉担保人按照担保合同确定管辖；（２）债权人单独起诉担保人后追加债务人按照主合同约定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上诉人刘××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时仅起诉保证人北京嘉寓新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立案后又向法院申请追加主债务人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上诉人刘××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主债务人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即符合债权人同时向债务人和担保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依据上述规定应依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而不能依保证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双方虽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法院，但因本案依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担保合同的约定管辖在本案中不适用，故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主债务人（第一被告）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且双方合同履行地亦不在宁夏，本案应由第一被告所在地北京市有管辖权法院审理。原审裁定本案移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冀民一终字第447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转让不通知保证人保证人不免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除保证合同有特别约定外，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同时，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也没有“债权转让不通知保证人，保证人即免责”的规定，故上诉人智腾公司第一个免责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63号
【裁判摘要】未经保证人同意转让债权保证人不免责——光伏公司的债权转让是否导致山路公司保证责任的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按照该条规定，光伏公司转让债权，不影响山路公司保证责任的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终265号
【裁判摘要】当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而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仲裁管辖的情况下，如果债权人只对保证人提起诉讼，由于主合同发生的争议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故保证责任的主债务数额无法确定，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解决案涉所有争议问题的前提是关于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保证合同未约定仲裁管辖，债权人对其与债务人的争议未申请仲裁，而直接向保证人主张承担保证责任，该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关于这个问题，本院认为，艾能公司的诉讼请求是主张保证人西点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代泰玺天通公司退还2100万元保证金，艾能公司主张所依据的是西点公司出具的《担保函》，西点公司在该函中承诺自愿为泰玺天通公司和徐红提供担保，若届时泰玺天通公司和徐红均未按时归还艾能公司2100万元人民币，则由西点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抗辩权是指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的规定，西点公司依法应享有债务人泰玺天通公司的抗辩权。艾能公司的实体权利来源于其与泰玺天通公司签订的《“泰玺•天通科技园"项目（一期）设计•建造框架协议书》，作为保证人的西点公司在行使债务人的抗辩权时，同样可以依照《“泰玺•天通科技园"项目（一期）设计•建造框架协议书》的约定，对包括合同的效力、保证金是否给付、保证金是否应当退还、保证金与项目启动资金是否同一款项等进行实体抗辩。而《“泰玺•天通科技园"项目（一期）设计•建造框架协议书》约定，合同发生争议时交由仲裁管辖。因此，人民法院如果对上述争议进行实体审理，势必侵害艾能公司和泰玺天通公司基于仲裁条款约定而享有的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当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而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仲裁管辖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先行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或者经仲裁对主债务的范围作出确认，如果债权人只对保证人提起诉讼，保证人以主合同的约定和履行情况进行抗辩，必然会涉及到法院对于已经约定仲裁裁决的争议事项能否进行审理和裁判的问题，这既涉及到约定仲裁管辖当事人的仲裁程序选择权，也涉及到人民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因此，由于艾能公司与泰玺天通公司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
摘要2：（续）故本案中西点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务数额无法确定，原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艾能公司的诉讼请求。艾能公司可在与泰玺天通公司的主合同争议协商一致或者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之后，再另行向西点公司主张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42号
【裁判摘要】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银河证券公司与祥升投资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业务协议》，并就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了仲裁条款。2017年8月17日和2018年7月27日，张×和百盛天启公司分别向银河证券公司出具《担保函》，为上述《业务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向银河证券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案涉两份《担保函》均约定：银河证券公司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无须先向债务人追偿或起诉，亦无须先就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的担保实现债权或处置其他担保措施，即使银河证券公司因任何原因放弃物的担保的顺位或内容，保证人责任不减少或免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的关系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按约定实现。本案系银河证券公司诉张×、百盛天启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与银河证券公司和祥升投资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为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案涉两份《担保函》均未约定争议解决条款，张×、百盛天启公司与银河证券公司之间亦未就担保合同纠纷的解决达成仲裁协议。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亦与本院此前作出的有关批复相抵触。故，银河证券公司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792号
【裁判摘要】承诺文件有共同承担债务意思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首先，原审查明，庄××等6人既与黑林铺信用社签订了《保证合同》，承诺对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又向黑林铺信用社出具了《共同还款承诺书》，承诺作为案涉借款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的共同还款人，如绿都公司到期不能归还借款本息，其愿与绿都公司共同归还所欠贷款本息及一切相关费用，直至贷款本息结清。案涉借款到期后，因绿都公司未履行还款责任，黑林铺信用社提起本案诉讼。针对庄××等6人，黑林铺信用社既可以选择要求其按《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可以选择要求其按《共同还款承诺书》的约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黑林铺信用社选择要求庄××等6人按《共同还款承诺书》的约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原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庄××申请再审主张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真实意思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共同还款承诺书》的性质是连带责任保证书，该主张与其二审主张一致。针对上述主张，二审根据本案事实已经作了充分论述，认定庄××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其次，因庄××关于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真实意思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共同还款承诺书》的性质是连带责任保证书的申请再审主张不能成立，故其关于黑林铺信用社对其的诉请已超过保证期间、黑林铺信用社与绿都公司采取欺诈手段骗取其提供保证，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申请再审主张亦不能成立。
摘要2：庄某某与昆明市五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黑林铺信用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最】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16号
【裁判摘要】承诺文件约定债权人无需先向原债务人主张债权且可以直接选择由债务承担人偿还债务应当视为债务加入——《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约定“剩余贰仟叁佰万元整（2300万元），乙方确保在18个月内支付甲方，必须以现金方式支付，此借款18个月不计利息。”……以原债务人是否继续承担债务为标准，债务承担可以大体划分为免责式债务承担和并存式债务承担。债务承担人与债权人约定债务承担时，未明确约定原债务人是否脱离债权债务关系的，构成并存式债务承担。债务承担人以自己的名义另行向债权人出具债务凭据并承诺由其按期履行债务等行为表明由其独立承担原债务人的债务，债权人表示同意的，构成免责式债务承担。……债务加入与保证的本质区别在于债务承担人并非从债务人，而是共同债务人，与原债务人无主次之分，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可以直接选择由债务承担人偿还债务，无需待债务人迟延履行，债务承担人即具有完全清偿债务的义务，其履行的法律效果及于债务人，而保证人则是在主债务迟延履行时方承担责任。综上，案涉《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虽名含“保证”字样，但名不符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案涉《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的性质不是保证合同，而是债务加入协议，张成双的法律身份不是保证人，而是债务承担人，张××１应向张××２偿还《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约定的债务，该还款承诺非经债权人张××２许可，不得撤回。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08号
【裁判摘要】笔迹鉴定意见作出“系同一人签字可能性较大”，如果综合其他各项证据并结合鉴定意见可以认定签字为本人所签具有盖度盖然性可予以认定——关于本案《保证合同》上“刘××”签名是否为刘××本人所签的问题本案所涉《保证合同》以三河建设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上“青岛胶州三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印文经鉴定已被确认与双方认可的同名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刘××”签名经司法鉴定及补充鉴定后，鉴定结论为：该签字与供检的刘××样本字迹是同一人笔迹的可能性较大。鉴定结论可能性较大属于肯定意见中的非确定性意见，且肯定程度最低。．．．．．．综合考虑纯久公司与科润置业公司签订的《委托融资协议》第二条第一项关于科润置业公司负责协调三河建设公司就本协议约定的融资向出借方提供担保的约定，及本案所涉借款共计约960万元进入刘××个人账户等事实，结合鉴定结论可以认定本案保证合同上“刘××”的签字为刘××本人所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判决关于再担保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保证合同》上“刘××”的签字为刘××本人所签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认定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现有证据足以对刘××签字问题作出判断，对再担保公司要求对刘××签字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2：
摘要1：【问题提示】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对合同条款理解存在分歧时，如何正确运用合同解释方法进行解释？
【要点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5条对合同争议条款的解释作出了规定，如何理解运用该规定，需重点考虑诸如合同文义解释、体系解释、诚实信用原则、符合合同目的解释等各种方法的运用层级，并在正确理解不同解释方法的功能价值基础上加以综合分析，以保证合同解释的合情、合理与合法。
【案例索引】一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济民三初字第102号（2011年6月1日）；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鲁民三终字第158号（2011年12月7日）
摘要2：【裁判摘要】可以根据“鉴于条款”认定合同目的是否无法实现——一审法院认为：（1）合同开头“鉴于”条款1明确界定了该合同标的，即第779479号“三联”商标的使用权。（2）合同开头“鉴于，，条款2明确了合同签订的背景和目的，即三联集团公司是郑百文的第一大股东、积极支持郑百文的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当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社的股权被法院强制拍卖并丧失第一大股东地位后，涉案合同中“鉴于”条款2的前提和基础已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三联集团将其“三联”商标转让给第三人并无不当。三联商社要求三联集团停止将“三联”商标转让给第三人并将其转让给三联商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三联集团是否应当将涉案“三联”商标无偿转让给三联商社。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涉案《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中的“鉴于”条款，即“三联集团是郑百文的第一大股东”能否视为涉案合同的附条件。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应将“三联集团是郑百文的第一大股东”视为涉案合同的附条件。现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社的股权被拍卖并丧失三联商社第一大股东地位，三联集团将其涉案“三联”商标转让给案外人并无不当，将“三联集团是郑百文的第一大股东”视为涉案合同的附条件，更符合合同字面含义以及合同目的、背景，处理结果更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原则。
摘要1：１.票据保证是指债务人以外的人为担保票据债务的履行，以负担同一内容的票据债务为目的，在票据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还请求保证人的一种附属票据行为。
２.我国票据法中规定了汇票和本票保证制度，对于支票一般不使用保证制度。
【目录】概念；汇票保证责任特点（《票据法》第４５条）；汇票保证记载事项（《票据法》第４６条、第４７条）；不得附条件保证（《票据法》第４８条）；保证人责任（《票据法》第４９条）；保证人和被保证人连带责任（《票据法》第５０条）；共同保证人连带责任（《票据法》第５１条）；保证人追索权（《票据法》第５２条）；票据保证人资格限制（《票据法规定》第５９条）；票据保证无效后票据保证人民事责任（《票据法规定》第６０条）；票据保证与民法保证区分（《票据法规定》第６１条）
摘要2：【注解】（１）银行对交易背景的审查义务仅限于形式审查，银行业务操作瑕疵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２）担保人以银行未对真实贸易背景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过过错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免除担保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027号
【裁判摘要】保证合同签字系伪造不承担保证责任——国开行作为原告起诉主张于××承担保证责任，应证明于××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国开行提供了于××签名的《保证合同》，但经鉴定该《保证合同》上于××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故依据《保证合同》不能认定于××作出了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于××申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百花支行出具存款证明书用作“资产证明”，但其具体用途并不明确，亦无证据证明于××本人将该存款证明书交给国开行，据此无法得出××作出提供保证意思表示的结论。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专门违约金不予支持——关于包商银行巴市分行要求双河羊绒公司、海天房地产公司、杨永光、温红梅、杨永亮、代玉英分别支付保证担保违约金230万元的问题。对此，后者抗辩主张不应该承担包商银行巴市分行请求的违约金。双河羊绒公司和杨××１、代××及杨××２、温××分别与包商银行巴市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约定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在违约责任中也均约定保证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应向债权人支付主合同项下本金的10%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债权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如前所述，借款人金天阳公司未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如期偿还包商银行巴市分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已构成违约，金天阳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罚息、复利及违约金，双河羊绒公司、海天房地产公司、杨××１、代××及杨××２、温××作为抵押人或保证人，应当在其抵押、担保范围内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且《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从合同，其约定的抵押人、保证人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主债务人，因此，对于包商银行巴市分行要求双河羊绒公司、海天房地产公司作为抵押人分别承担230万元违约金及双河羊绒公司、杨××１、代××及杨××２、温××作为保证人各承担23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非必要共同诉讼原告可以撤回对非必须共同参与人起诉——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以“其与中海公司间系基于监管关系项下的损害赔偿纠纷，与本案金融价款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撤回对中海公司的起诉，该项理由正当、合法，一审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对中海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本案涉及的是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而中海公司与质押物所有权人形成的是监管合同法律关系，两者不属必要共同诉讼。中海公司并非本案必须共同诉讼参与人，故金成公司作为原审被告申请追加中海公司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综上，金成公司关于“原审法院准许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撤销对中海公司的起诉及未按照金成公司的申请追加中海公司为被告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2】在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情况下，债权人应当首先按照约定实现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在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情况下，债权人应当首先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本案中，在金成公司作为保证人的《F002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当主债务人未依约履行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担保责任，而无须先行使其他担保权利。”因此，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金成公司就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顺序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有权直接要求金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即使其未提出就质押物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系基于质押物灭失，客观上无法就质押物优先受偿，也不能认定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主动放弃质押物的担保。故不能据此免除金成公司的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无权向其他未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追偿
【裁判要旨】同一债务设立多个保证人，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任何一个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只能向债务人进行追偿，无权向其他未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追偿。但保证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可以相互追偿的除外。
【裁判摘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关担保人之间可以相互追偿的规定因与《物权法》产生冲突不再适用；但各方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担保人之间是否能够相互追偿的问题，我国法律规定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该条文对两人以上保证（即相同性质的共同担保）作出释义，即在无约定之情形下，赋予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享有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以及要求其他保证人承担相应份额的权利。2000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对此，最高院又赋予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享有选择追偿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的权利。2007年出台生效的《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可以看出，《物权法》赋予了混合担保中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
摘要2：（续）至于担保人能否向其他担保责任人追偿问题，《物权法》并未作明确规定，而对于相同性质的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问题，《物权法》其实并未做出规定。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关担保人之间可以相互追偿的规定因与《物权法》产生冲突，故不再适用。但，各方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故本案中，华商公司在承担担保义务后，仅能向债务人追偿，而无权向其他担保方追偿。理由如下：第一，从理论上讲，各反担保人之间无合同关系，要求其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外，另为其他担保人亦提供担保，不符合法理。本案中，华商公司、赵恒、徐喆等各方反担保人分别出具反担保协议及承诺函，各协议独立，并无各反担保方之间可相互追偿的相关约定，故华商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其他担保方追偿缺乏合同依据及理论基础；第二，违反诉讼经济原则。债务人是最终偿债义务人。在存在多个担保方时，如允许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后可相互追偿，可能导致多个相互追偿的诉讼程序发生，最终亦导致更多向债务人的追偿的诉讼。故从诉讼经济原则考虑，不应允许担保人之间享有追偿权；第三，如上所述，若有多个追偿权案件发生，在存在多个担保方，特别是在保证与担保物权并存的情况下，在确定追偿份额上缺乏可操作性；第四，基于公平原则考虑。各担保方在设立担保时，对于承担担保责任后只能向债务人进行追偿的规定明确、具体。若允许各担保方在没有约定相互追偿的情况可以相互追偿，则降低了担保人在设立担保方可以预见的风险。综上，华商公司已经履行担保义务，其可向债务人安迈公司求偿，但其不享有对包括赵×、徐×在内的其他反担保方的追偿权，故其要求向赵×、徐×追偿的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３６条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法律性质分别为——
（１）保证：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定处理。
（２）债务加入：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５５２条规定的债务加入。
（３）按照保证处理：前两款中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
（４）合同责任：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不符合前三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其依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2：【注解１】增信措施——（１）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保证；（２）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债务加入；（３）难以确定债务加入或者保证——保证；（４）不符合上述三种情形，不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但应履行承诺文件的义务或责任（合同责任）。
【注解２】增信措施认定为担保或者债务加入仍然必须符合担保或者债务加入的条件（如公司决议等）。
【注解３】差额补足协议（差补协议）系独立合同并准用担保规则，无公司决议不发生效力。——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２条第１款规定，独立担保合同中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部分无效，但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摘要2：【注解】《九民会议纪要》第５４条规定：．．．．．．但是，根据“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在否定其独立担保效力的同时，应当将其认定为从属性担保。此时，如果主合同有效，则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与主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合同无效，则该所谓的独立担保也随之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１）“否定其独立担保效力的同时，应当将其认定为从属性担保”之理由，应当是《民法典》第１５６条合同条款部分无效的规定，而非“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的理由；（２）“如果主合同有效，则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与主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之规定已被《民法典》保证方式的推定之规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