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是指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案件。
（１）管辖——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４条第１款）。
（２）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写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申请事由和具体请求，并附有被继承人死亡的相关证据（《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４条第２款）。
（３）判决——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审查核实，并按照有利于遗产管理的原则，判决指定遗产管理人。（《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５条）。
（４）变更遗产管理人——被指定的遗产管理人死亡、终止、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存在其他无法继续履行遗产管理职责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本人的申请另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６条）。
（５）撤销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违反遗产管理职责，严重侵害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遗产管理人资格，并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民法诉讼法》第１９７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调出必须招标项目目录前签订的合同未经招标程序合同有效——案涉工程涉及的是经济适用房项目，根据2000年5月1日施行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18年6月1日废止）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商品住宅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但根据2018年6月1日施行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自2018年6月6日施行的《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的规定》，案涉工程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一审判决认定城苑公司与中天公司2012年12月6日自愿签订并已实际履行的《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城苑公司关于案涉工程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双方当事人未经招投标签订的《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一审判决城苑公司承担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用17万元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城苑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引起的纠纷，中天公司据此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并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其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其为此支出的保全费以及保险费系其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必要的费用，一审判决该部分费用由城苑公司承担，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一审诉讼请求：．．．．．．10.判令城苑公司向中天公司支付诉讼保全产生的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用170000元；11.本案诉讼费用由城苑公司承担。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法院对经两次网络拍卖流拍后的被执行财产未作出变卖裁定即发布变卖公告不应当认定为严重违反程序规定且损害当事人或竞买人利益的情形——首先，本案中，执行法院对经两次网络拍卖流拍后的案涉房产进行网络变卖，是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的一个连续的财产处置流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络司法变卖衔接工作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网拍二拍流拍后，人民法院应当于10日内询问申请执行人或其他执行债权人是否接受以物抵债。不接受以物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网拍二拍流拍之日起15日内发布网络司法变卖公告。”执行法院据此未作出变卖裁定即发布变卖公告，将变卖标的、期限、方式等信息进行公示告知，在程序上并无明显不妥，在结果上也未对复议申请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不应当被认定为严重违反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利益的情形。对于复议申请人以该事由请求撤销变卖程序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复议申请人主张的执行法院的公告期加变卖期总共只有60天违反了相关规定的事由，执行法院已经进行了更正，对复议申请人的利益亦未造成实质损害，不足以导致整个变卖程序被撤销。所以，对于复议申请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支持。
摘要2：【解读】姚×就海南高院的变卖程序提起执行异议，请求撤销海南高院（2015）琼执字第5-3号变卖公告；重新裁定及公告变卖被查封的创新书店的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
摘要1：【裁判摘要】破产管理人取得承租人添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应属于共益债权——关于奥斯玛公司申报债权的性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的规定，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厂房、办公楼等设施建设装修后，快菱公司破产管理人拍卖了厂房、办公楼所取得了基于建设装修部分添附的价值，快菱公司破产管理人取得该添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本院核查的结果，有证据证明的奥斯玛公司投入建设装修的款项合计1249942.9元，应属于公益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规定，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享有的公益债权，应由快菱公司随时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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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租赁合同解除后装修拍卖款属于不当得利的共益债务——二、案涉债务系因不当得利而产生。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航博公司基于租赁合同的约定对案涉房屋投入资金进行装修建设，该装修部分已经形成添附，案涉租赁合同解除后，美格公司占有该部分添附物所转换的现金价值，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三、本案债务构成共益债务。案涉债务系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因美格公司不当得利而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规定，本院认定本案债务构成共益债务。且从共益债务设立目的来讲，共益债务是指破产程序开始后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非程序性债务。案涉装修添附于租赁房屋，有利于破产财产的增值，进而有利于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符合共益债务的设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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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应当出资而未出资侵害其合法权益，公司股东应当出资而未出资地即公司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勇进公司主张吴××作为上海中深公司的原股东，对上海中深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因吴××不如实出资，损害了勇进公司作为上海中深公司的利益。同时，滕××作为吴××原持有股权的受让者，应当对吴××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分析上述诉讼请求，勇进公司实际上主张的是吴××应当出资而未出资侵害其合法权益，故吴××应当出资而未出资地，即上海中深公司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上海中深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在先行受理情况下，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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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双重职务身份”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并不足以证明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２）公司应否承担案涉连带责任还应根据其是否存在滥用股东身份和地位，实际占有、控制使用案涉资金、导致美华公司利益受损的事实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再审审查期间，北方公司提交了再审新证据，用以证明中意公司及其股东北方公司并不存在人格混同情形。本院认为，虽然在《意向书》签订时，李××既是中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北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此“双重职务身份”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而且，该法定代表人系由中意公司依公司章程规定产生，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中意公司及其股东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并不足以证明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北方公司提供北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及高管）、中意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及高管）、中意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改、北方公司与中意公司高管名录、北方公司实际经营地证明（租赁合同）、中意公司实际经营地证明（租赁合同及租金缴付凭证）等再审新证据可以证明，两公司也不存在经营地点同一、财务混同的情形，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两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问题。但本案中，北方公司应否承担案涉连带责任，还应根据其是否存在滥用股东身份和地位，实际占有、控制使用案涉资金、导致美华公司利益受损的事实而定。
【解读】案涉《意向书》由美华公司与中意公司签订后，北方公司实际接收和占有《意向书》项下14225万元款项。在《意向书》解除后，中意公司向美华公司返还的11300万元中的绝大部分由北方公司支付。对于剩余款项的使用情况，北方公司提交了再审新证据予以证明。由证据内容可见，相关款项并没有返还给美华公司，而是作为股东收益分红给付了中意公司的另一股东忠意××。北方公司系中意公司的控股股东，且其与中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没有北方公司的同意，中意公司很难作出上述分红意思表示。
摘要2：（续）北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北方公司未占有、控制使用上述款项、该款项已返还给美华公司。美华公司因未取得上述款项而利益受损。因此，北方公司应承担案涉连带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个人账户出借给公司收取款项应在收取款项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还款责任——再审申请人作为士弗瑞公司的财务总监，系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以自己的账户接收航宇公司交付给士弗瑞公司的货款，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士弗瑞公司在二审庭审中亦认可一审判决，原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判决再审申请人在其接收航宇公司货款的限额内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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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在先申请查封的申请人与在后第三人确权判决的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有权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在华夏银行玉溪支行与金成矿业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依据华夏银行玉溪支行的申请，玉溪中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7)云04执保17、18、19、2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案涉两商铺予以查封。124号判决作出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不得抵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被查封的财产也不得进行转让等处分，即对被查封的财产不得进行物权变动。建投三公司在124号案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案涉两商铺归其所有，124号判决支持上述请求后将会因生效裁判的执行发生案涉两商铺物权变动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8条规定，“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续）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该规定设立了由主张确权的当事人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来解决被查封财产的权属问题的制度，保障了查封申请人对于被查封财产的权益。本案中，华夏银行玉溪支行基于该查封，首先，在物权法上享有排除他人对被查封的案涉两商铺进行抵押、转让等处分的权利以及其他将会产生物权变动的行为，其由此与案涉两商铺具有物权法上的利害关系；其次，华夏银行玉溪支行虽然为一般债权人，但基于查封与已经特定化的案涉两商铺具有物权法上的利害关系，其债权属于法律特殊保护的债权，从而基于查封可能产生排除其他相关物权后续设立的效果，或者说在后生效裁判认定他人对案涉两商铺享有物权或者受偿顺位在先的特殊债权会影响华夏银行玉溪支行基于查封形成的特殊债权的实现。综上，华夏银行玉溪支行作为在先申请查封案涉两商铺的申请人，124号判决关于案涉两商铺由昆都公司向建投三公司交付的处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有权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针对124号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法院能否将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的替代物房产不经评估拍卖程序直接交付申请人抵债？｜执行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的替代物房产仍须经过评估拍卖等法定变价程序，流拍后可以以物抵债——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理时，应当首先采取拍卖的方式，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寒亭区住建局向潍坊中院请求交付同等价值的房地产，以替代拆迁补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潍坊中院的查封效力及于该替代房地产。因相应替代房地产的价值不易确定，对于此类特殊替代物，应由潍坊中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寒亭区政府交付的替代房地产进行查封，再依法采取拍卖等方式进行变价处理。潍坊中院径行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寒亭区住建局向申请执行人和进公司交付案涉房地产的行为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九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即不经拍卖变卖的法定程序将财产以物抵债的前提是，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同意。本案潍坊中院下达协助执行通知时，寒亭区住建局未与被执行人华明公司及申请执行人和进公司达成以物抵债的合意，亦未与被执行人华明公司签订补偿协议，潍坊中院直接通知寒亭区住建局向和进公司交付替代房产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山东高院据此裁定撤销潍坊中院(2019)鲁07执恢3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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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中奥（珠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执行申诉一案的复函》，债务人应按生效判决之判定以美元给付债权人。若给付美元不能的，应按实际给付之日的国家外汇牌价汇率予以折算成人民币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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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放弃主债务人债务的法律效果及于连带债务人，申请执行人单独申请连带债务人应予驳回——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润成公司对中铁物资公司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两者系连带债务关系，浙商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单独或同时向中铁物资公司、润成公司主张付款义务。中铁物资公司、润成公司任何一方向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履行付款义务，其法律效果均及于另外一债务人。根据浙商银行成都分行与中铁物资公司2016年7月21日达成的《和解协议》，浙商银行成都分行自愿放弃（2016）川01民初284号、（2016）川01民初289号案件票据欠款本金在清偿日前对中铁物资公司的所有利息，同时放弃上述案件中对中铁物资公司的其他一切诉讼请求，并自愿承担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据此，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已免除中铁物资公司作为连带债务人在履行《和解协议》后，基于（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所负的其他全部债务，债务免除之法律效果应当及于连带债务人润成公司。因此，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基于（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对中铁物资公司润成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经《和解协议》之履行到位，应当认定为已全部实现。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另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项下资金利息等债务，缺乏法律依据，亦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其强制执行申请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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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时效中断不具有涉他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申请执行时效制度，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是人民法院依国家强制力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予以保护的期限，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目的在于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促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及早实现，尽快稳定交易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规定。在本案中，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浙绍商外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债务人在2012年7月31日前履行债务，权利人应在该债务履行日届满后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其权利才能得到人民法院依国家强制力的保护。权利人兴业银行于2012年8月8日以汇鹏公司、胡××、徐××为被执行人向绍兴中院申请执行，而未请求对建业公司强制执行。信达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以其在2013年6月18日受让了本案债权为由，以建业公司为被执行人向绍兴中院申请执行，绍兴中院以（2018）浙06执728号立案执行。建业公司以信达公司申请执行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等为由，请求不予执行（2018）浙06执728号案。根据法律规定，绍兴中院应对建业公司的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本案中，（2012）浙绍商外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债务人在2012年7月31日前履行债务，至信达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建业公司强制执行，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申请执行期间。信达公司在复议中提出原债权人兴业银行已向绍兴中院申请执行，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案时效中断的主张，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规定，指的是法律对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而并非指法律对审理某类案件的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该条针对的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时效制度的特别规定，不能适用于申请执行时效中断。原债权人兴业银行对主债务人汇鹏公司、
摘要2：（续）连带清偿责任人胡××、徐××因申请强制执行而中断申请执行时效，不应认定对建业公司也发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信达公司的前述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绍兴中院经审查支持建业公司的异议主张，对（2012）浙绍商外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中建业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不予执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摘要1：【裁判摘要】终本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执行时效中断效力应及其他连带债务人，申请执行其他连带债务人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八条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执行法院；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执行法院核查属实的，应当恢复执行。2014年7月11日，本案执行依据（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明确判令周某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8月21日，田某向黄埔法院申请对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强制执行，可见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黄埔法院在该案执行中因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此时田某胜诉债权尚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可以依法恢复，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周某与广洋环保公司、吴某系连带债务人，田某申请执行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的时效中断效力应及于周某，故田某申请执行周某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黄埔法院根据田某申请增列周某为被执行人，符合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并无违法不当之处，周某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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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本案执行依据(2015)泗商初字第00780号民事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间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义务，该判决书于2016年1月12日生效，故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为2016年1月22日。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向泗阳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时效中断，虽然未申请执行丁×和李××，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此时，对丁×、李××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断，执行时效重新计算二年至2018年1月18日届满。而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向泗阳法院申请对丁×、李××立案执行，已超过法定执行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丁×于2020年4月14日出具的申请书，虽然此时执行时效已届满，但丁×作出了“申请先执行泗阳鑫农养殖有限公司资产，对缺口部分按份额还款”的意思表示，属于义务人丁×作出新的承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因该申请书内容不是对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作出同意继续履行的承诺，而是改变了原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数额、履行条件、保证责任承担方式等，属于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丁×达成了新的协议，不应在本案执行依据的执行案件中执行。如双方对新的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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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依据已过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生效判决主张债务抵销不为法律所禁止——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执行人能否依据已过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生效判决主张债务抵销。申请执行是当事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实体权利的司法程序，给申请执行赋予一个期限，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实现自己的实体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但这并不导致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消灭，其请求在对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时抵销对方当事人所欠其种类、品质相同的债务，并不为法律所禁止。红寺堡开发区法院(2005)红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邱××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但其债权是客观存在且经生效判决确认的。邱××虽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不影响其主张债务抵销的权利。由于邱××与赵××互负到期金钱债务，邱××请求抵销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及现行法律关于抵销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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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是否应参照适用《纪要》规定于正中公司受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的问题。……第二，《纪要》第九条“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二条“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可见，《纪要》是对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了特殊的处置规则,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应当严格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适用。如果将《纪要》适用范围以外的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参照适用《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也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同时，鉴于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中，最初的债权受让人往往是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如一律适用《纪要》止付利息，不仅不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且损害合法受让人的利益。本案中，案涉金融不良债权最初转让发生于2011年9月，从农行流花支行转让给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该债权第二次转让发生于2014年1月15日，由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转让给正中公司。可见，债权最初的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与《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符，故不应适用《纪要》关于自受让日后停止计付利息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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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不良债权受让日”以银行受让转让债权时受让日为准——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人受让的是合同权利，其权利不能大于原权利人，也不能享有原权利人依其为金融机构特殊身份而特别享有的权利。本案中，杭州炳盛虽然从长城资产河南分公司处受让了案涉不良债权，但杭州炳盛并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不当然享有长城资产河南分公司作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特殊身份而享有的权利。根据《纪要》第九条的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杭州炳盛主张长城资产河南分公司享有自工行河南分公司受让债权之后的相应利息、罚息的权利，其作为受让人也享有相应权利，本案利息、罚息应计算至2019年4月22日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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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不良债权受让日”以最后受让人受让债权时的受让日为准——《海南会议纪要》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本院(2009)民二他字第21号答复指出：“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规定。”本院(2011)执他字第7号答复指出：“在执行程序中，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案件，应当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非国有金融机构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已经发生转让的金融债权利息，应当按照第九条的规定执行，即以借款合同本金为计算基数，利息计算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之日止，不能计收复利”。本院(2013)执他字第4号函指出：“一、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处理。二、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会议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会议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不良债权，或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海南会议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上述答复虽然是本院针对个案作出的答复，但答复中对《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以及近年处理同类案件的意见，非国有企业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中关于不良债权受让人主张债权受让日之后的利息计算问题，可以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二审判决不予支持华锋正通公司主张的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符合《海南会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并无不妥。此外，基于案涉不良债权的特殊性，易购公司的资产本就不足以偿还债务，再加重其债务负担只会降低其偿还债务的积极性。且华锋正通公司受让不良债权所支付的对价远低于债权本身的价值，支持其不良债权受让日前的利息足以保障其财产权益，并不违背公平原则。故华锋正通公司提出的请求易购公司支付不良债权受让日后利息的主张，不应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表述无误——关于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计算的起止时间，原审法院确定为“自2012年11月1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对于起算时间，福信公司并无异议。对于终止时间，福信公司提出了异议，认为终止时间应确定为“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确定的终止时间具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原审法院指定的债务履行期间，以及如出现迟延履行该指定期间时债务人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承担迟延履行责任的规定，对于债权人福信公司来讲，原审法院对其所主张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保护是连续的，不会出现免除部分时段债务人支付义务的情形。其次，如将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计算的终止时间确定为“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则会出现部分时段债务人须重复履行支付义务的情形，这对债务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第三，原审法院确定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计算的终止时间，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并不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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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申请执行人在申请书中未载明迟延履行利息不能视为放弃迟延款履行利息；（２）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立案时或执行过程中未明确表示放弃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的，执行标的额包括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注释】另外观点认为债权人未在申请书中主张逾期履行利息视为自愿放弃｜“树人学校申请执行时没有要求计算迟延履行损失，且树人学校在领取赔偿款时对没有计算损失是明知的，故永定区法院在执行时尊重申请人的申请，没有计算迟延履行损失并不构成违法。”——参考案例：(2016)湘08委赔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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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一般债务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问题。本案执行依据（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第一项“被告信德祥公司偿还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借款本金29981286.43元并支付利息3381851.72元,2013年5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涉案《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第3.1条第(2)项及第3.4条约定计取;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该判决确定了计算利息、罚息、复利的截止日期，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之后，进一步明确该还款之日是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判决没有载明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据此，本案执行依据已经明确了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和截止期间，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自2013年5月21日起开始计算，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同时执行依据要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因此，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时间为判决生效之日再加上十日的履行期间。
【裁判摘要２】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关于迟延履行利息是否应当优先受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债务人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其立法本意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给迟延履行的债务人以惩罚，该债务利息具有惩罚的性质。而民事法律文书中确定的金钱给付之债中的利息是当事人基于合同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具有收益、补偿损失的性质，因此，两种利息的性质明显不同。而且本案中，(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明确，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对上述第一项确定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从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中并不能得出包含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内容。因此，信达河南分公司主张的应将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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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有约定的迟延履行利息（罚息）属于优先受偿权范围——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复议申请人泰泽实业公司对被执行人泰丰纺织集团质押的股权优先受偿范围应否包括泰泽实业公司代偿银行借款本息后形成的利息、仲裁费用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物保管费用和实现质权的费用。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反担保协议》的约定，以及莱芜仲裁委员会（2016）莱仲函02号复函的内容，本案复议申请人泰泽实业公司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应包括复议申请人代偿银行借款本息后形成的利息、仲裁费用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等部分。莱芜中院认为“泰泽实业公司为泰丰纺织集团代偿的银行借款本息后形成的利息、仲裁费用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均不属于优先受偿权的数额范围”的认定存有不当，应予纠正，莱芜中院应依法重新审查确定复议申请人应得的优先受偿案款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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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罗××、魏××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其认缴出资义务，故应在其未出资范围内对盈宏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告请求追加罗××、魏××为(2019)粤1972执10838号案件被执行人，对盈宏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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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被执行人为一人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注释】一人公司股权转让后申请人可以追加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原股东和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原一人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法院对追加原一人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应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初138号
摘要2：【注解】即便一人公司已变更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但作为债务发生时一人公司的一人自然人股东，若不能证明当时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依法仍应对其当时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参考案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6696号
【注释】能否反向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投资的一人公司为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系一人公司股东，执行程序中不能反向追加一人公司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法院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所投资或入股企业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所投资或者入股的公司为被执行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即便一人公司已变更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但作为债务发生时一人公司的一人自然人股东，若不能证明当时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依法仍应对其当时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挺峰公司与铭裕公司的涉案债务形成时，铭裕公司为一人公司，该一人公司的股东即是罗××，罗××作为铭裕公司的一人股东，在明知挺峰公司就涉案债务起诉铭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后，于该案诉讼期间申请将铭裕公司的一人股东变更为罗××和罗××１。罗××据此上诉认为铭裕公司现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但上述司法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是专门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进行的规定，旨在防止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重点约束的是该股东个人，并给予了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上述规定情形时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权利。故即便铭裕公司现已变更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但罗××作为债务发生时铭裕公司的一人自然人股东，若不能证明当时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依法仍应对其当时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由于罗××未能举证证明铭裕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且铭裕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的债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挺峰公司在执行程序中提出追加罗××为被执行人申请，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罗××上诉认为铭裕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时不是一人公司，主张撤销追加其为（2014）穗云法执字第3510号案被执行人的理由，缺乏充分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务人以案涉债权转让未通知全部债务人为由要求撤销法院关于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裁定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重庆信托公司已与重庆遵晟富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对案涉债权进行了转让，且出具了同意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函件，符合前述规定，并无不当。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遵义新奥公司所提“重庆信托公司未向生效执行依据确定的全部债务人履行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其债权转让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复议理由是否成立。重庆高院查明，重庆信托公司向债务人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已履行了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而遵义新奥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事实上，即使重庆信托公司未向所有债务人履行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也并不影响债权转让本身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据此，债权人转让债权应当通知债务人，但是该通知并非是债权转让本身发生效力的条件。未经通知债务人，并不意味着债权转让本身无效，而是指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其意义在于当债务人因未经通知而仍然向原债权人清偿的，法律认可其债务清偿的法律效果，避免债权受让人要求债务人重复清偿，以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因此，即使重庆信托公司未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所有债务人，其后果只是该债权转让对未受通知的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债务人可以继续向原债权人清偿，而一旦债权转让通知到达该债务人，即对该债务人发生效力，其不得再向原债权人清偿，但是无论是否通知所有债权人，均不影响债权转让本身的效力。故遵义新奥公司以案涉债权转让未通知全部债务人为由，主张债权转让不符合法律规定，进而要求撤销重庆高院关于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裁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有关因债权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司法解释中也未将转让通知送达到债务人作为审查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从该条规定看，债权依法转让的，虽然应当通知债务人，但通知只是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要件，而并未将通知作为债权转让本身成立和生效的条件，是否通知债务人并不影响受让人合法取得被转让债权的法律效果。向债务人通知的意义在于，使债务人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避免债务人重复履行、错误履行或者加重履行债务负担，并于此后负有向债权受让人履行债务的义务。债务人是否收到通知及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所影响的仅是债务人是否向新债权人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起始时点。而在通知债务人前，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清偿仍发生债务清偿之法律效果。有关因债权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司法解释中也未将转让通知送达到债务人作为审查的重点。由此也可表明，通知的具体方式、生效时间等，可以相对灵活掌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法发[2005]62号）第三条指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置已经涉及诉讼、执行或者破产等程序的不良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诉讼或者执行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的审查，重点应当审查的是债权转让本身，人民法院应审查的是债权转让是否真实、合法、确定以及无争议。本案中，长城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与中正融信公司于2018年7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9年7月3日联合在甘肃经济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可以认定该债权转让真实、合法。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亦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对债务人通知的义务。故该债权转让公告的刊登之日，即为天然玫瑰公司向中正融信公司经生效判决确定债权义务的起始时点，甘肃高院依申请作出(2016)年甘执41号之四裁定变更中正融信公司为申请执行人，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未向执行法院提供申请执行人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债权的证据，受让人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不符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发生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申请执行人已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予以转让；第二，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该债权。之所以在债权已合法转让的情况下，再要求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作出第三人取得债权的书面认可，原因在于债权转让是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未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通过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作出该书面认可，表明其对债权转让的行为及结果已经没有实体争议，避免执行程序变更申请执行人陷入不必要的实体争议之中。本案中，韬蕴公司与浙江中泰公司、东方车云信息公司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但浙江中泰公司不认可韬蕴公司取得债权，韬蕴公司也未向执行法院提供浙江中泰公司书面认可韬蕴公司取得该债权的证据，韬蕴公司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案并不具备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债权的条件，执行程序依法不应变更韬蕴公司为申请执行人。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金融不良债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得进行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执行过程中，受让人以债权转让为由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法院应当对债权转让的合法性以及原债权人是否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该债权进行审查。债权发生多次转让的，还应对多次转让之间是否具有连续性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参照上述规定，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金融不良债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得进行转让。本案被执行人纬北街道办为国家机关，信达济南办事处不得转让该债权，因此，久盈富公司通过多次转让取得该债权亦缺乏合法性。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