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针对人民法院已经依法作出驳回再审申请裁定后的案件，再次申请再审的处理
摘要1：【要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通过申请再审寻求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改变原判决、裁定的，只能是针对经过第一审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后，当事人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依法寻求救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终结审查。
摘要2：
人民法院针对再审申请人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裁定不服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范围
摘要1：【要旨】对于再审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中既有对二审法院按自动撤诉处理裁定不服的理由，也有对一审法院实体判决内容不服的理由，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该再审申请案件的审查，仅审查其对二审法院按自动撤诉裁定不服的理由；对于再审申请人针对一审判决处理不服的理由，人民法院不予审查。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的处理，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另寻救济途径。
摘要2：
人民法院不得将其已依法立案审查的再审申请案件报请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1：【要旨】在二审判决已经生效后，当事人已经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向二审法院申请再审，且二审法院已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立案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当事人不能再向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二审法院亦不能将该案移送其上级法院进行再审审查。对于二审法院的报请移送，上级法院不应立案审查；已经立案审查的，则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裁定终结审查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二审法院并应同时要求原审审查法院继续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进行审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56号
【裁判摘要】双方订立的《合作开发协议书》第十条的约定，在聚丰公司未按照该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约定按期兑现其利益以及聚丰公司违反合同第六条第七款“将本项目整体或部分转让给其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发”的情况下，达州电大可以解除合同。政府拟对合作开发的土地重新拍卖，无法履行合作协议，并非合同约定的达州电大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合同的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权利行使方式和期限的规定，不能适用于达州电大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其以《解除函》通知聚丰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即使聚丰公司在一审期间没有以达州电大的解除理由不符合解除条件为由提出抗辩，但其诉讼请求是确认《合作开发协议书》并继续履行，实际上包含了达州电大解除理由不成立的意思。二审判决依据事实和法律认定合同有效并支持当事人诉讼请求，程序合法，不存在非法剥夺当事人抗辩权的情形。因此，达州电大认为合同已经解除的再审申请理由也不成立。
摘要2：【解读】政府公告注销不动产权属证书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根据《物权法》第１４条、第１７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的确定应以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为依据。政府注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不能产生变更土地权属状况的效力。
【基本案情】（１）２００８年达州电大与聚丰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达州电大以土地使用权投资享有教学用房固定收益且不承担风险，聚丰公司享有剩余利益；（２）２０１１年５月，达州电大向聚丰公司发出《解除函》解除协议；（３）达州市政府在报纸上刊登决定注销达州电大案涉土地使用权证，但达州市地籍政务中心保存的土地登记档案仍载明案涉土地的权利人是达州电大；（４）聚丰公司起诉请求判令达州电大立即全面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书》，一审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支持聚丰公司诉讼请求，最高法驳回达州电大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81号
【提示】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不因判决书中是否释明而受影响。
【裁判摘要1】公路年票补偿款可以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对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关于“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规定，中人公司、新兴公司对涉案工程应享有法定优先受偿权。因涉案工程为公路建设工程，属于特殊建设工程，无法直接拍卖或折价，该工程的主要经济价值即体现在其通行费用上，故对其收益即年票补偿款作为优先受偿权的行为对象符合实际情况。再审申请人江门中行认为涉案公路年票补偿款不属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对象的申请理由不成立。
【裁判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8年2月29日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执他字第11号《关于对人民法院调解书中未写明建设工程款有优先受偿权应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该复函载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一种法定优先权，无需当事人另外予以明示。该函是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调解书中未写明建设工程款有优先受偿权应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出的答复。因此，人民法院在判决书、调解书中未明确建设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并不妨碍权利人申请行使其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中人公司和新兴公司虽未明确主张优先受偿权，但并不影响其享有该权利。故再审申请人江门中行认为被申请人中人公司和新兴公司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所依据的优先受偿权的实体权利并未获得司法认定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根据该规定，中人公司和新兴公司作为享有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一方应优先于江门中行行使己方债权。
摘要2：【裁判摘要４】关于中人公司、新兴公司的优先受偿权是否超过期限的问题｜经审查，案涉公路于2007年6月28日正式通车并试运营至今，但未办理任何竣工验收手续。在案涉的施工承包合同中，双方也未明确约定案涉公路的竣工日期。案涉建设工程为公路，属于特殊工程，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以下简称交通部）于2004年3月31日颁布并于2004年10月1日施行的《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以下简称验收办法）来评判案涉工程的竣工与否。根据该验收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公路工程验收分为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阶段。交工验收是检查施工合同的执行情况，评价工程质量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及设计要求，是否可以移交下一阶段施工或是否满足通车要求，对各参建单位工作进行初步评价。竣工验收是综合评价工程建设成果，对工程质量、参建单位和建设项目进行综合评价”。验收办法第十六条同时规定：“公路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一）通车试运营2年后；……。”本案中案涉公路于2007年6月28日正式通车并试运营至今，但并未办理任何竣工验收手续，竣工交付使用并不等于竣工验收合格，故案涉公路虽已运行通车满2年，但在未经法定竣工验收程序的情况下，不宜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关于“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认定中人公司、新兴公司的优先受偿权已超过行使期限。一审法院的认定与交通部验收办法的规定不相符，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纠正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再审申请人江门中行关于中人公司、新兴公司的优先受偿权不处于六个月的法定除斥期间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惠尔普法|送达地址确认书确认的送达地址能否适用于一审、二审、执行和再审程序？
摘要1：解答：（１）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认的送达地址仅适用于本案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和执行程序，而不适用于再审程序；（２）但是，当事人作为再审申请人的，其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认的送达地址也适用于再审程序。
摘要2：【注解１】对于驳回再审申请的案件，送达与否其实无损被申请人的权利，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对应诉通知与审查裁定再进行公告。——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35.对于驳回再审申请的案件，送达与否其实无损被申请人的权利，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对应诉通知与审查裁定再进行公告
【注解２】当事人在一审诉讼时向法院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在案件进入二审和执行程序后仍然是有效的，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时间和空间下列可扩展至二审及此后的执行阶段；在一个案件完整的诉讼程序终结前，当事人未申请变更送达地址的情况下，送达地址确认书应该在整个程序均为有效，除一审程序中可适用外，在二审和执行程序中可以继续适用。——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39.当事人在一审案件中提供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可否适用于此后的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63号
【裁判要旨】即便存在抽逃出资，但是股东之间有特别约定的还是按照特别约定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
【裁判摘要】二审判决认定，咪兰公司注册成立后仅数日该300万元借款即由咪兰公司用房屋预售款返还给了任某某，构成抽逃出资，曾某某并未实际完成投资义务，徐某某对此知晓并予以认可，在《补充协议》中仍约定了对咪兰公司账上存款及售房款五五分配，与之前《联合开发协议》的利润分配约定相符，此约定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合作期间，徐某某并未提出曾某某未出资不应享受利润分配。现咪兰公司、徐某某主张曾某某没有投资不应享有利润分成，与双方的约定不符，二审判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咪兰公司、徐某某关于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曾某某无权请求分配利润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提示】法院可依具体情况，突破股东间关于分配红利的约定，支持部分股东提前分配利润的诉请。
【摘要】《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在开发销售结束后利润五五分成，现美兰花园小区项目已经开发完毕，由于双方产生纠纷导致《联合开发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客观上已经不能按照《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的利润分配条件来履行，曾某某起诉要求分配利润，一、二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且一、二审判决依据鉴定报告确定了双方的利润分配具体数额，鉴定报告已载明鉴定基准日美兰花园项目尚未销售房产评估值为11534552元，该评估值已考虑到上述房产尚未销售，销售时还会发生部分销售费用，今后销售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等因素对房价的影响，提前分配利润并不损害徐某某的利益。咪兰公司、徐某某关于分配利润的条件未成熟，不应分配利润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提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中抽逃吹的当事人能否请求按原约定比例分配利润？
【解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一方当事人抽逃出资而对方同意按原约定比例分配利润的，仍应按原约定比例分配利润——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约定出资，如另一方当事人同意按照原约定的分配比例分配利润的，双方仍应按原约定的分配比例分配利润，而不是按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03）沪一中民三（商）监字第58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16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03）沪一中民三（商）监字第58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16号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浩盛公司未就分配利润召开过股东会，也从未分配过利润，侵害了上诉人的分红权利，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浩盛公司的股东，在扣除法定公积金及法定公益金后，有权按其出资额向被上诉人张某、浩盛公司要求分取红利。现以被上诉人浩盛公司2001年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为参考，已表明被上诉人浩盛公司自成立至2001年底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9，294.83元。据此，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张某、浩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召开股东会，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并作出决议；否则，应在期满后5日内向上诉人支付红利9，960.24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13)行监字第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13)行监字第64号
【裁判摘要】行为人因不符合竞买条件，委托第三人参与竞买，第三人竞买成功后转交行为人进行开发建设的，属于恶意串通行为，竞买无效，已签署的成交确认书无效。
【裁判要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过程中，当事人因不符合竞买条件而委托他人参与竞买土地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买受人与国土资源局签署的成交确认书无效。
摘要2：《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中标人、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标、竞得结果无效；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提供虚假文件隐瞒事实的；
（二）采取行贿、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中标或者竞得的。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9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907号
【裁判要旨】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适格被告的各款规定。形式上适格属于法定起诉条件的范畴，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二是实质性适格，它是指被诉的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那个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案涉标的进行处分。实质性适格问题相对复杂，通常需要通过实体审理查明，如果通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然，也不排除在特别明显地不具备实质性适格的情况下，在进入实体审理之前即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１】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该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一般认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性质是“诉讼参加”，设立这一制度不仅是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也有利于增强判决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减少诉讼周折，从而实现诉讼的最佳效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的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单纯辅助参加，尤其在涉及批准行为、前置行为、辅助行为、行政合同以及超越职权的案件中，允许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法律责任，更具有积极意义。本案中，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实际实施者的渤海路街道办显然与本案具有密切关系，通知其参加诉讼对于查清案件事实肯定有所帮助，所以原审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不仅必要，而且合法。原审法院根据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以及查明的案件事实，在不予认可其对于庆云县政府的指控的同时，不去确定仅是单纯辅助参加而非共同被告的第三人承担何种责任，亦符合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
摘要2：【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该条同时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按照本条的规定，行政诉讼的第二审程序并非完全是“以新的一审代替原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实行言词审理，主要限于“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的情形，而且，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也并非不加任何限制，主要应当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三种证据，即：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而本案并不存在以上情形。因此，二审法院在认为不符合开庭审理的条件时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主张“二审不应进行书面审理”，“二审程序严重违法”，依法不能成立。
【解读】被告不适格的情形及相应的处理方式：
（１）形式上不适格（《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第２项规定“有明确的被告”；第２６条规定适格被告的各款规定）：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
（２）实质性不适格：如经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特别明显不构成实质性适格的，也可以在实体审理之前即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行提字第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行提字第7号
【裁判要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断一般应当以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规范为基准。行政机关在发现行政行为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有义务加以改正。行政机关拒绝改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改正义务。
【摘要１】评价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般应当以该行为作出时行政机关能够发现的事实为依据。事后出现的新证据，即使足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只要该客观事实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为时无法发现的，人民法院就不宜以此简单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据此撤销。但是，按照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一旦发现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赖以存在的基础事实发生重大变化，且该行为会损害或者可能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即有义务依法及时改正。．．．．．．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虽然不宜由法院判决撤销，但有新的证据表明该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该行为继续存在可能侵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对此，被申请人负有改正义务。
摘要2：【摘要２】享有质权的债权受让人具有再审主体资格——关于居泰安公司作为本案再审申请人是否适格的问题｜对黄浦工商分局作出的认定涉案羊毛为无主财产并上缴财政的决定，厦门建行享有包括起诉、上诉和申请再审在内的寻求司法救济的一系列诉讼权利。厦门建行之所以享有上述诉讼权利，基础在于其涉案羊毛质权人的特定身份，这一身份使其对被诉行政行为具有了诉的利益，而该利益通过质权的连续两次转让，已经连同厦门建行对凯天公司的债权一并转移至居泰安公司名下。厦门中院根据两份转让合同作出的（2001）厦经执字第36号民事裁定，将（1999）厦经初字第215号民事判决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居泰安公司，并明确由居泰安公司继续行使厦门建行的权利义务，表明该公司的质权人身份已经得到司法确认。在此情况下，居泰安公司承继厦门建行原有诉讼地位的条件已经成就，加之厦门建行在本院庭审中对于居泰安公司申请再审明确表示同意，故本院认可居泰安公司的再审申请人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裁判摘要】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是赔偿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没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并非国家公权力行为造成，均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在中信国安公司北海生态旅游区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已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是，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虾塘所在地块属于已征收的土地，是中信国安公司依法取得的项目用地，而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其在涉案用地范围内搭建虾塘养殖设施和挖塘养殖经营的相关批准手续，且一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对其虾塘未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实亦予以认可，因此，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的是再审申请人不具有合法经营使用权的虾塘。再审申请人请求恢复土地原状，没有合法利益可保护，再审申请人主张赔偿涉案虾塘及附属设施的建造费和虾塘三年可获的利润损失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未依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养殖物和相关物品损失进行清点、登记、保全，造成目前无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合法财产损失准确认定，银海区政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尽管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合法财产遭受的具体损失情况，但一、二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再审申请人的经济状况以及银海区政府的违法情节等，酌定银海区政府赔偿再审申请人损失3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合乎情理，且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时提出赔偿其他损失30000元的主张一致，本院予以支持。
【笔记】对再审裁判能否申请再审？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就同一裁判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次数仅有一次，当事人对再审裁判不服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２）当事人对再审裁判不服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法院亦有权依职权提请再审，次数上并无限制。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再审撤销一、二审裁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对重审的生效裁判是否有申请再审权利的答复》[（2016）最高法民他118号]你院关于再审撤销一、二审裁判发回重审案件，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是否有申请再审权利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再审后将案件发回重审作出的生效裁判，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申请再审。”——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40号（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后，再审审理程序终结；再审发回重审后的审理程序不是再审的延续，新作出的裁定也不是再审裁判，当事人可以对该新作出的裁判申请再审）
【解析】对于因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而再审的，以及法院依职权再审后形成的生效裁判，当事人能不能申请再审？——不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和抗诉以及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都是启动再审的法定程序。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的再审，都会赋予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诉讼权利，由此经过再审程序作出的裁判属于《民事诉法解释》第３８１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院不予受理。
【注解１】一方申请再审后再审裁判｜（１）另一方对该再审判决不服的不能申请再审（申请再审只能一次）；（２）另一方只能向再审判决的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参考：《一方针对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后，另一方不服的，应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不能向法院申请再审》
【注解２】关于再审发回重审后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是否属于再审裁判存在争议——（１）肯定说认为再审发回重审后作出的生效裁判属于再审裁判；（２）否定说认为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再审裁判，当事人可以就该生效裁判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的主要功能是依法纠错、维护生效裁判权威，再审审理程序应当在发回重审裁定作出后即告终结；重审裁判主要功能是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重审审理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至原审诉讼前）。
摘要2：【注解３】（１）经检察院抗诉，法院指令再审后，原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形成一审、二审判决，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不应予以受理；如已经受理，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０２条第６项规定裁定终结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７５.对经检察院抗诉，法院指令再审后形成的重审生效民事判决，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院应否受理；（２）法院依职权再审，一审上诉后二审法院重审，重审后再上诉，当事人有权对重审后生效判决申请再审。——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17号
【注解４】当事人对再审判决不能申请再审——（１）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８３条规定，当事人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再审，法院不予受理；（２）当事人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９条第１款规定向检察院申请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00.当事人对再审判决能否申请再审
【注解５】通过一审程序再审后作出的裁判，当事人提起上诉，二审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并未经过再审程序（经过再审程序作出裁判的是一审裁判而非二审裁判），故当事人有权对该二审裁判申请再审。——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01.通过一审程序再审后作出的裁判，当事人上诉后，对该二审裁判能否申请再审
【注解６】再审裁判不能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但仍然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诉，上一级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５条之规定处理（“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注解７】一审生效裁判经再审、上诉后作出的裁判属于再审裁判，应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而不能再向法院申请再审。
【注解８】再审发回重审后生效裁判不能申请再审。——参考案例：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13民申14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5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54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有参与行政诉讼的能力。这种参与能力，又称当事人能力或者诉讼权利能力，是指当事人在诉讼案件中取得作为原告或者被告法律地位的能力，与诉讼行为能力和当事人适格不同，这是一种对所有当事人普遍适用的抽象的资格要求。当事人能力又分为原告当事人能力与被告当事人能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有当事人能力的原告为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三大类。当事人能力取决于权利能力，虽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属不同的诉讼制度，但作为行政相对一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权利能力与其作为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并无不同，因此在认定标准上完全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裁判摘要】将一个企业或者其他联合体认可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取得法人资格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经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是乡镇企业、街道企业能够成为“其他组织”的法定条件。一审法院以再审申请人以淮阳县第二化肥厂的名义提起诉讼，却不能提供合法的营业执照，不能证明淮阳县第二化肥厂具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提出，其未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是因为“不需要到市场去销售”，这一理由不能改变其不具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定条件的事实。再审申请人还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淮阳县第二化肥厂和行政负责人均有原告资格，但其显然对该条规定的本来含义理解错误。司法解释该条的本来意思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应以“行为人”为当事人，而非以未登记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当事人。
摘要2：【裁判摘要３】当事人具备参与能力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人民法院可以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依职权进行审查。如果原告无参与能力，则起诉就属不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而无需进一步审查其他起诉条件，也无需通知被告答辩。只有在当事人是否具有参与能力情况不明需要调查时，人民法院才有必要调查、询问乃至开庭审理予以查明。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不具备原告参与能力的情形比较明显，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迳行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援引“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规定有误，是对司法解释条款顺序的混淆。由于本案上诉审的争执在于原告参与能力之有无，亦属人民法院得以职权审查的程序性事项，因此，“二审法院不通知第三人到庭，只审主体不审实体”，同样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提起诉讼，这是因为，对于不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言，侵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其原告资格总是显而易见。但对于“非相对人”而言，该款则特别规定，他必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这里所说的“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自然包括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明。具体来讲，作为“非相对人”的起诉人，不仅必须要证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表明，该权利受到了那个并非针对他的行政行为的可能侵害。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曹某某请求撤销的是再审被申请人长治市政府为原审第三人牛某某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再审申请人对此主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系其购买，并由其一直使用至今，故认为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长治市政府为牛某某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众所周知，房屋所有权是一种典型的不动产物权。．．．．．．据此，在行政诉讼中主张其不动产物权受到侵害，就应当出具不动产权属证书以为权利证明。不能提供相关权属证书，也就不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与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房屋均有利害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专门增加了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规定。即，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如果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则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行政诉讼，待基础民事争议先行解决后再恢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裁定中止行政诉讼，适用于行政案件和相关民事案件都在审理且都尚未审结的情形，而本案的情况则不同。根据生效的晋民再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
摘要2：（续），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事关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否具有诉权，关乎行政案件能不能受理，必须在立案前先行解决。因此，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应当在涉诉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房屋所有权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再对本案涉诉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并据此维持一审驳回起诉裁定，并非如再审申请人所称是对诉讼条件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这一规定既是案卷主义的要求，也是中立原则的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受“先取证，后裁决”规则的约束，被告提供的旨在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只能限于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同样受案卷主义的约束，既不能接受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也不能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如果被诉行政行为是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就已经构成违法。但是，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绝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注解】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88号
【裁判摘要１】《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可见，在我国，信访制度相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而言，是一种具有补充性的纠纷解决途径。这种补充性体现为，只有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不予或不应受理的情况下，当事人的相关诉请被纳入信访事项才是适当的。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依据上述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同时规定，申请人或原告必须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才能适格地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而在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的拒绝作出致使申请人或原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是其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产生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必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权利”应当是通过法律规范明确赋予申请人或原告，且并非明显不属于被告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只有该“权利”存在，申请人或原告所提申请对有关行政机关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果，从而使有关机关的处理与申请人或原告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简言之，在申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复议或诉讼中的，申请人或原告的诉权必须以相应的请求权规范为基础，而不能如同在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类的复议和诉讼中一样，仅仅因为其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就当然的享有复议申请权或诉权。否则，再审申请人随便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一个臆想的申请，就可以将该机关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行政争议当中，显然有违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初衷。
摘要2：【解读】在申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复议或诉讼中的，申请人或原告的诉权必须以相应的请求权规范为基础，而不能如同在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类的复议和诉讼中一样，仅仅因为其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就当然的享有复议申请权或诉权。否则，再审申请人随便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一个臆想的申请，就可以将该机关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行政争议当中，显然有违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初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8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89号
【裁判摘要】公务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的规定，公务员的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属于公务员人事管理中的工资福利保险事项，系基于公务员的权利义务而产生。对于行政机关向公务员的亲属发放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亦应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权利义务决定的内部行为范畴，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再审申请人王××等三人认为再审被申请人东阿县政府依据64号通知规定的标准向其发放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错误而引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基本前提。若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则人民法院不应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的事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常认为，该款规定的行政行为系指行政主体按照行政管理职责权限对外作出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关于依法支付抚恤金的规定亦应在此意义上予以理解与适用。但再审申请人于2015年7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系认为再审被申请人向其发放的抚恤金不符合192号通知关于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病故的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对该项的解释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
摘要2：（续）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的规定，公务员的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属于公务员人事管理中的工资福利保险事项，系基于公务员的权利义务而产生。对于行政机关向公务员的亲属发放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亦应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权利义务决定的内部行为范畴，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二审法院予以立案及实体审理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且一、二审法院经实体审理后对张××生前工作身份所作认定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一、二审判决应予撤销，对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应予裁定驳回。在本案诉讼程序终结之后，一、二审判决关于张××生前工作身份的认定便失去拘束效力，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之间的抚恤金发放争议恢复至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之前的状态，再审申请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复核、申诉、再申诉等法定途径另行寻求权利救济。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务员一次性死亡抚恤金发放行为可诉性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６］最高法行他９号，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
【摘要】公务员一次性死亡抚恤金的发放行为（包含作为与不作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0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09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据此，因原审裁定是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定，因此，宇圣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
摘要2：——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
【争议焦点】当事人对于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是否可以申请再审。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是关于可以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范围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应仅限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因为这两类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会产生当事人不得以同一请求、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的法律后果。其一旦存在错误，损害的是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诉权，涉及当事人的基本程序保障。但对于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考虑到当事人可以直接针对一审判决申请再审以获得救济，故法律未规定对此类裁定可以申请再审。当事人对此类裁定申请再审的，应当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无正当理由不上诉的当事人行使再审申请权之限制
摘要1：无正当理由不上诉的当事人行使再审申请权之限制（最高法院民二庭第13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无正当理由不上诉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如何处理？
【法官会议意见】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裁定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再审程序是特别救济程序，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对其再审申请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受理后发现该情形的，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摘要2：【注解】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申请再审一般不予准许。
【笔记】生效判决确定债权转让人能否对生效判决申请再审？
摘要1：问题：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转让人（原债权人）不服生效判决能否申请再审？
解读：（１）生效裁判确定的债权受让人不具申请再审主体资格；（２）生效裁判确定的原债权人作为债权转让人对转让标的负有法定的瑕疵担保义务，有权以自己名义申请再审，具备申请再审人主体资格；（３）再审阶段债权受让人未申请参加诉讼的，法院无须变更诉讼当事人，原债权人可继续作为再审申请人参加诉讼主张权利。
摘要2：【注解１】（１）债权受让人申请再审不予受理；（２）对生效判决不服原债权人申请再审应予受理；（３）再审阶段债权受让人未申请参加诉讼的，原债权人可继续作为再审申请人参加诉讼主张权利；债权受让人申请参加再审的，由法院裁定变更当事人。
【注解２】（１）受让人受让的是诉讼中争议的债权——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9条规定，诉讼中转让争议权利义务的当事人（债权转让人）有权申请再审；（２）受让人受让的是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75条第2款规定，（受让人）不允许申请再审。——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08号
【注解３】受让人在再审审查阶段能否申请代替转让人参加诉讼？｜（１）在再审审查程序中，除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其权利义务被概况承继的情况外，诉讼主体恒定；（２）再审审查程序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４９条关于诉讼中的民事权利义务受让人替代原当事人的规定，受让人申请替代转让人参加诉讼不予支持，仅对其陈述内容记载于裁定书。——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121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粤行申1284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粤行申1284号
【裁判摘要】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是否免征个人所得税？——关于钟××在2010年1月5日至2016年6月2日转让的粤传媒股票，是否属于财税[2009]167号及财税[2010]70号文规定的限售股范围问题。经审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第二条规定：“本通知所称限售股，包括：……2.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下统称新股限售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号）第一条第四项规定：“一、本通知所称限售股，包括：……（四）个人持有的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到主板市场（或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的限售股；”钟××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购买64000股粤传媒股份，在粤传媒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后，符合财税[2009]167号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成的限售股”及财税[2010]70号文“个人持有的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到主板市场（或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的限售股”的规定情形。而钟××在2008年9月5日取得的粤传媒公司转增的19200股股票，符合财税[2009]167号文“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的规定情形，故钟××原持有的83200股粤传媒股票均属于限售股。钟××主张，其原持有的粤传媒股份在三板市场时为流通股，与非流通法人股、内部职工股等不同。经审查，粤传媒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其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内部职工股及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均转为限售流通股，故钟××再审申请主张其原持有的粤传媒股票不属于限售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钟××转让其原持有的83200股粤传媒股票是否属于财税[2009]167号文第八条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情形问题。财税[2009]167号文第八条规定：“对个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所得，继续免征个人所得税。”
摘要2：（续）由于申请人钟××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取得粤传媒公司股份，不符合该条规定的“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因此，钟××再审申请主张其转让持有的粤传媒股票属于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情形，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0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032号
【裁判摘要】（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具有内部性、过程性、抽象性特征，直接起诉征地补偿按照方案的批复难以得到支持；（２）“对补偿标准有争议”基本救济途径：一是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二是协调不成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对裁决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首先，涉案116号《批复》具有内部性特征。被申请人福清市政府作出的116号《批复》,在形式上并非直接针对再审申请人作出，而是上级政府（福清市政府）对其所属机构（××区管委会）有关涉案项目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所作的审核回复，并不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产生直接影响的应当是××区管委会根据上述方案所推进的后续具体的补偿安置、强制搬迁等行为；其次，涉案116号《批复》具有过程性。作为征地补偿安置的一个环节，该批复行为在作出之后，下级机构还需继续推进实施相关补偿安置方案，因此，属于征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此时如果存在争议，通过相关法定行政程序先行解决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直接起诉116号《批复》在起诉时机上并不适宜；再者，涉案116号《批复》具有抽象性。该批复所针对的补偿安置方案，从内容上涉及人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市、县人民政府就此所作的批复，也带有较为明显的规范性因素。此外，在对外以谁的名义颁布类似补偿安置方案上有关行政法规并未明确规定由市、县人民政府直接作为颁布主体。基于上述因素考虑，对于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之规定所作认定、分析与处理，于法有据，并无明显不当。再审申请人对后续相关行政行为有权提出权益救济主张，直接起诉涉案116号《批复》，难以得到支持。同时也应看到，虽然涉案116号《批复》及其所涉及的补偿安置方案具有内部性、阶段性、抽象性特征，但是，如果再审申请人对上述行政行为所附载的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相关规定还是规定了行政救济途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摘要2：（续）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因未按照依法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补偿、安置引发争议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2011）35号《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上可见，对没有按照经批准的相关方案补偿或者对相关方案本身所设定的补偿标准之合法性存在质疑的，可以归结为“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范畴。其基本救济途径：一是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二是协调不成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本案中，对于被申请人而言，一方面其对于涉案补偿安置方案依法具有批准权，只有经其批准的方案才产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如果再审申请人对于涉案方案所确定的补偿标准存在异议，在程序保障上仍应当先向被申请人提出，由其先组织协调，协调不成，再向被申请人的上一级政府（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从上述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二款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土地行政案件，复议机关作出不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或者以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复议申请，复议申请人不服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精神以及大多数法院的实际做法看，对于上一级政府所作的复议（裁决）决定而提起的诉讼，是认可当事人诉权的。因此，本案二审法院依据上述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以缺失行政前置程序等为由，未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上诉主张，亦无明显不妥。
《翁某某、陈某城乡建设行政管理:房屋拆迁管理(拆迁)二审行政裁定书》【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闽行终807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3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326号
【裁判摘要】以原告是否享有胜诉权来裁决原告是否享有诉权并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建行宁德分行是否享有诉权。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建行宁德分行提起的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因此，必须遵循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二）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具体到本案，建行宁德分行作为案外人对济南中院裁定扣划中信担保公司在建行宁德分行辖属蕉城支行开设的两个保证金账户中款项7595万元不服而提出执行异议，济南中院裁定驳回了其异议，并明确“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因此，建行宁德分行向济南中院提起诉讼，是济南中院执行异议裁定所明确赋予的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关于案外人权利救济之规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上述起诉条件。一审法院济南中院以有关借款均由建行宁德分行下属支行与相关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建行宁德分行对相关债务人并不享有债权，中信担保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均开立在建行蕉城支行、涉案保证金并未移交建行宁德分行占有因而不享有质权为由，认定建行宁德分行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之规定驳回其起诉，实质上是以原告是否享有胜诉权来裁决其是否享有诉权，
摘要2：（续）显然是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错误理解，其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建行宁德分行与中信担保公司签订了两份《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中信担保公司在建行宁德分行辖属蕉城支行开设两个保证金账户，分别存入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以该保证金及相应利息为相关债务人在某段期间与建行宁德分行及辖属支行签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金质押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合同的其他约定，建行宁德分行及辖属支行均有权从上述保证金专户中划收相应款项。因此，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内容上看，建行宁德分行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组织。山东高院认为一审认定建行宁德分行的起诉不符合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亦是对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条件的不当理解所致，其适用法律亦错误，应予纠正。建行宁德分行的诉权依法应予保护，济南中院应对建行宁德分行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而后依法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124号
摘要1：【裁判摘要】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缴纳拍卖保证金、与拍卖人接触的行为是否构成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进而导致案涉拍卖无效？｜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向拍卖公司提前支付保证金、与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属于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根据郑州银行、杜××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需要审查的焦点问题为：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缴纳拍卖保证金、与拍卖人接触的行为是否构成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进而导致案涉拍卖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拍卖无效，应当符合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且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条件。一、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有下列恶意串通行为：（一）私下约定成交价；（二）拍卖人违背委托人的保密要求向竞买人泄露拍卖标的保留价；（三）其他恶意串通行为。”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向拍卖公司提前支付保证金、与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属于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志鹏公司并未提交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证据证明郜×与国源拍卖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从志鹏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尚不足以认定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构成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在此情形下，二审判决仅以国源拍卖公司与郜×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互相接触，国源拍卖公司又将该500万元作为该公司自有保证金向郑州银行缴纳为由即认定二者之间构成恶意串通，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二、是否损害他人利益。首先，商业拍卖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拍卖行为，实现对物的交换价值最大化，最大限度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拍卖法之所以规定拍卖企业与竞买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拍卖无效，
摘要2：（续）其原因就是恶意串通行为导致拍卖不能充分竞价，从而损害其他竞买人想通过拍卖买受拍卖物的利益，以及委托人充分实现拍卖物价值的利益。拍卖行为是否进行了公开充分竞价，也应贯穿整个拍卖过程来看。本案中，案涉拍卖提前向社会发布了拍卖公告，对拍卖权益的详情及权利瑕疵进行了说明，竞买人在此基础上报名参加拍卖。举牌时，郜×与志鹏公司均进行了举牌，进行了竞价。一方面，并没有其他竞买人主张被限制竞买权利受损，另一方面委托人郑州银行在本案一二审及再审申请中，均明确表示认可此次拍卖效力，要求确认拍卖有效，表示其权利没有受到损害。从本案中志鹏公司参与竞拍的一系列行为看，其在拍卖当天向郜×之弟郜××账户中支付1000万元，虽然关于该笔款项性质志鹏公司与郜×各执一词，一二审均未认定，但可以看出志鹏公司一直是积极争取并实际拍得了案涉债权，其本身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郜×提前交纳部分保证金及与国源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受到了损害。志鹏公司并不属于“损害他人利益”中的“他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拍卖因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他人利益，损害正常拍卖交易秩序，违反禁止性规定导致无效，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尚不充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72号
摘要1：【裁判摘要】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首先，关于案涉《认购书》是否属于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麦雅公司于2010年1月13日取得案涉商铺所在楼盘的房屋预售许可证，张××与麦雅公司于2011年1月19日签订了案涉09号商铺的《认购书》，萧越雄与陈权胜于2011年10月19日签订了案涉10号等5套商铺的《认购书》，后将10号商铺赠与张××。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9日作出（2013）惠中法立保字第4号裁定预查封案涉房产。一审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在查封房产上张贴了公告，于2015年5月6日作出（2014）惠中法执字第282号之四执行裁定，预查封了案涉65套房产，预查封期限为三年。从时间来看，案涉09、10号商铺的《认购书》签订时间均先于人民法院查封。从内容来看，《认购书》中载明了当事人名称、商品房基本情况、价款及付款方式等内容，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麦雅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原判决认定其为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华建公司、华建惠州分公司关于《认购书》性质上是以房抵债协议，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张××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的问题。原判决根据张××提交的证据认定其在查封前已交纳案涉房产管理费及将案涉房产出租给案外人，认定其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产，并无不当。占有属人对物的关系，表现为人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该条件是否满足，关键应看购房人对房屋是否有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情形。本案中，张××将案涉商铺出租，是对房产进行处分的表现，足以证明其已占有案涉房产。华建公司、华建惠州分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推翻原判决认定的该事实，其关于张××没有合法占有案涉房产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第三，关于张××是否已支付购房款的问题。
摘要2：（续）张××虽然没有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麦雅公司实际交付所有房款，但以房抵债亦是支付购房款的一种形式，且张××确有证据已将相关款项支付给陈权胜或其指定的账户，在麦雅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并出具了收款收据的情况下，原判决认麦雅公司于2012年9月6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张××交付的案涉商铺款项1377420元，说明张××已支付完案涉商铺的全部价款，并无不当。华建公司、华建惠州分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以房抵债存在虚构债务等情形，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其关于以物抵债不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案涉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因张××自身原因造成的问题。案涉房产因设立了抵押以及被人民法院查封，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故原判决认定非因张××自身原因导致未能办理过户，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20)最高法行申699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土地竞拍人与政府加油站规划原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但由于加油站规划许可文件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当事人通过竞拍方式与涉案土地使用权形成特殊权益后与政府加油站原规划确认文件即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再审申请人金×、张××作为涉案土地使用权竞拍权益人，并不必然与湖南省商务厅在其参加竞拍前已经作出的新建加油站的规划确认文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也不必然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或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然而，湖南省人民政府与湖南省商务厅均认可新建加油站申请人应当提交《湖南省新建加油站(点)申报表》，且湖南省商务厅针对该申报表所作新建加油站的规划确认文件系行政许可行为。湖南省商务厅还陈述按照惯例进行新建加油站规划确认不以申请人取得新建加油站土地使用权为前置条件，并自认涉案同类新建加油站规划许可文件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且目前仍在有效期内；即使再审申请人金×、张××竞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但因目前原规划确认文件效力仍在存续期间，湖南省商务厅也不能为其办理另外的规划许可。因此，金×、张××通过竞拍方式与涉案土地使用权形成特殊权益后，其与湖南省商务厅事先作出的原规划确认文件即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金×、张××有权另行申请新建加油站的规划确认文件或者要求湖南省商务厅重新审查原规划确认文件是否仍应保持效力。一、二审法院与湖南省人民政府仅以湖南省商务厅作出规划确认文件时，再审申请人未竞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益，湖南省商务厅无法考虑其事后取得的涉案土地相关权益，再审申请人与该规划确认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再审纠正。
摘要2：——资源配置类行政许可案件中的利害关系
【裁判要旨】审理资源配置类行政许可案件，应当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审慎认定行政相对人与行政许可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对于被诉行政许可因其效力存续而对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可能造成不利影响、限制其参与公平竞争的，应当依法认定起诉人享有申请另行发放行政许可或者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审查原行政许可文件是否仍应保持效力的权利。
【案号】一审：（2019）湘01行初15号；二审：（2019）湘行终1486号；再审申请：（2020）最高法行申6994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
摘要1：——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条件
【裁判摘要】（１）一般来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第二，他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第三，他是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第四，他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第五，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２）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向山东省人民政府邮寄请求报告，请求其依法对鲁政发[1994]1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试行）》中关于平房和自管公房的房改具体问题和事项进行明确解释，并要求尽快出台相应法规政策。……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为“责令被告依法对原告《致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现居住公房包括自管公房职工参加房改请求报告》的请求事项予以处理”，因此，其所提诉讼在诉讼类型上应当属于履行职责之诉。履行职责之诉并不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随便向任何一个行政机关提出任何一项请求，该行政机关就有履行该项请求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不作为”就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一般来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第二，他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这种请求权基础可以产生于或者基于某一法律、某一行政机关的保证以及某一行政合同。总之，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作出一个特定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权利依据。第三，他是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管辖权是行政机关活动的基础和范围，行政机关应当在执行法定任务的同时遵守管辖权的界限。这种管辖权既包括该行政机关是否主管申请人所申请的专业事务，也包括同一专业事务中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行政机关之间对于管辖权的具体分工。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随意提出一个申请，即使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也不会使申请人当然地获取了诉权。第四，他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机关实施没有外部效力的内部调整或者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一般性调整，必须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
摘要2：（续）第五，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在原告不具备主观权利的情况下，即使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有可能侵害公共利益，个体也未必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本案中，如果再审申请人申请解决的是其本人的住房居所问题，则属于请求行政机关针对其本人作出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处理，但即使如此省级政府显然也不具有直接处理该项个人事务的职责。从再审申请人请求报告的内容来看，其核心是请求山东省人民政府对相关政策进行解释并要求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政策。这种请求在性质上属于要求行政机关进行一般性的规范创制。应当承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会由于具体行政行为而遭受侵害，也会由于行政机关应当颁布而未颁布相应规范而受到影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起诉时才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从这个意义上讲，再审申请人提起的本案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一、二审法院分别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8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 “三需要”——“三需要”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断、令人纠结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在第十三条提到了“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但其主要意旨在于规定，除了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之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通过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所谓“三需要”，并非对申请人资格的一种限制。另外考虑到“三需要”是一个内涵外延都不特定的法律概念，非常容易被滥用或者误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根据第五条第六款的规定，只有当“被告以政府信息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为由不予提供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要求原告对特殊需要事由作出说明”。根据第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人民法院才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第二，“被告据此不予提供”；第三，“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除此之外，人民法院通常不宜主动审查“三需要”问题，更不能主动以不符合“三需要”为理由判决原告败诉。而且，对于“三需要”的“合理说明”，并不是一种证明责任，无须要求原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本案，行政机关是以“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不当侵害”为由不予公开政府信息，一审和二审法院直接以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其生产、生活、科研等需要”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个人隐私与征求第三方意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通常认为，不得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是一种非强制性例外，这是因为，第一，权利人对涉及其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拥有决定是否公开的权利，如果权利人同意公开则公开就不成为问题；第二，个人隐私权存在“可克减性”，也就是说，如果与隐私权相对的公共利益足够重要，则允许隐私权为公共利益让步。正是基于这种衡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还规定：“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还规定了在涉及第三方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的程序。
摘要2：（续）在本案，再审被申请人认为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却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的程序。在此情况下，其迳行以此为由决定不予公开，不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
【裁判摘要３】在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下，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并不单纯取决于第三方是否同意，更要看是否确实涉及个人隐私以及是否因为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使个人隐私权进行必要的让渡——个人隐私权的让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由上述规定可知，在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下，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并不单纯取决于第三方是否同意，更要看是否确实涉及个人隐私以及是否因为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使个人隐私权进行必要的让渡。在本案，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红旗路东延建设项目涉及到的濮阳县××镇铁炉村所有村民补偿、补助费用发放情况的明细。分户补偿情况尽管一定程度涉及其他户的个人隐私，但为了保证征收补偿的公开和公平，消除被征收人不公平补偿的疑虑和担心，法律对这类个人隐私进行了一定的让渡。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属于“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本案涉及的虽然是集体土地征收，但对于分户补偿情况是否应予公开，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不应有所差别，可以参照适用。再审申请人作为土地征收范围内的村民，有权知道分户补偿情况，再审被申请人应当向再审申请人公开这些政府信息。
【注解】集体土地征收中分户补偿情况应向征收范围内村民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92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风险评估报告属于过程性信息，属于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豁免的范围——关于风险评估报告应否公开问题。该报告系非诉执行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此类有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政府信息，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前据以研究、讨论使用的内部信息，也属于过程性信息，属于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豁免的范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也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而且，此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本身即包含部分敏感信息，其中有关风险隐患的认定、分析与防范，一旦公开既可能侵犯相关个人隐私，也可能造成风险防范措施的失效；且一旦公开，就存在在一定范围内将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可能性，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依法决定不予公开。
【裁判摘要２】（１）参与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名称和执法人员的名单及执法证明显属于要求行政机关加工、汇总的信息；（２）有关执法人员名单和执法证均属于政府机关内部人事管理信息——关于参与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名称和执法人员的名单及执法证应否公开问题。由于本案系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的强制拆除，不论是准予执行的行政裁定书还是其后的强制执行通知，以及现场执法人员的身份表示，均已经明确组织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系拱墅区政府，再审申请人也已明确知悉此节信息。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信息，只是提供行政机关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因为申请人的请求而承担为其制作信息的义务。要求公开参与实施强拆的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各行政执法人员的名单及行政执法证，已经明显属于要求行政机关加工、汇总的信息，行政机关对此类申请可以不予支持。尤其重要的是，有关执法人员名单和执法证，均属于政府机关内部人事管理信息，公开历次参与执法的人员名单和包括个人信息的执法证件，可能影响今后行政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或者威胁相关人员人身安全，且当此类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显著小于公开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时，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依法决定不予公开。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于“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公开申请是否已经依法得到处理问题。拱墅区政府虽然组织实施了强制搬迁，但并不意味着拱墅区政府即制作或者保存了强制搬迁全过程的所有信息，也不意味着强制搬迁全过程形成的所有信息均属于需要公开的信息。政府组织实施，多个执法机关参与的强制搬迁，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也仍然遵循“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要求，政府不需要也不可能公开具体职能部门自身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也不应当成为整个实施过程信息的公开义务主体；其信息公开义务止于公开其实际制作和保存的信息为限。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供全部录音录像资料的信息公开申请，拱墅区政府向其提供了由其保存的公证书及附财物登记清单、光盘。再审申请人虽然主张拱墅区政府未将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公开，但由于其既未提供拱墅区政府应当保存全部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依据，也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线索证明拱墅区政府尚保存有其他录音录像资料未公开，在拱墅区政府经检索并陈述已经公开了与再审申请人户强制执行过程有关的全部资料情况下，应当认为拱墅区政府已经依法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26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本身并不直接设定被征收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亦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具有可诉性；（２）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涉及人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具有抽象性，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再审申请人钟××等38人在原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其系对被申请人龙南县政府作出的龙府办发（2016）90号《龙南县人民大道延伸段、石人片区、玉环北路等棚户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90号方案）不服，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现结合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90方案是否可诉的问题。《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据此，制定补偿安置方案经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是组织实施征地中的一个环节，补偿安置方案在作出之后，相关征收部门还需继续推进实施。通常，补偿安置方案本身并不直接设定被征收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亦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具有阶段性特点；产生直接影响的应当是相关征收实施部门根据方案所推进的后续具体的补偿安置、搬迁等行为。因此，被诉90号方案作为不对再审申请人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同时，从内容上看，补偿安置方案涉及人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具有抽象性，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关于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的救济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35号通知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
摘要2：（续）因此，虽然90号方案本身不具有可诉性，但如果再审申请人对上述方案所确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可依循以下基本救济途径：一是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二是协调不成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故即使再审申请人对涉案方案所确定的补偿标准存在异议，在程序保障上仍应当先向被申请人提出，由其先组织协调，协调不成，再向被申请人的上一级政府申请复议（裁决）。在此类需行政程序前置的案件中，当事人直接针对补偿标准提起诉讼，同样不符合起诉条件。由上可知，无论是90号方案本身还是该方案所确立的补偿标准，再审申请人对此提出的诉讼，均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