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某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摘要1：【案号】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4)普中刑终字第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上诉人李某某与徐某某伙同其他人员，利用墨江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国有企业的资质，在国有土地挂牌出让招投标过程中，与参与竞标的昆利房地产开发公司串通投标，故意放弃竞标，使得该公司当然获得国有土地的开发使用权，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并从中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35000元，其行为已触犯国家刑律，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依法应予以刑事处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1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表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原状，弥补损失，侧重对私人权利的维护；后者则旨在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侧重保护公共利益。当侵权行为同时危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时，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能替代私人利益。侵权人在承担刑事责任后，依法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虽然刘某已经因为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判处刑罚，但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受理本案并判决刘某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4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423号
【裁判摘要】中能公司主张其已与昌汗界村民达成补偿协议。其支付的补偿款中包括陈江X涉案苗圃苗木的损失补偿，不应再重复赔偿。但补偿仅针对因开采煤矿导致地面形成塌陷区和临时储水沙地而支付，现无证据证明中能公司对陈江X的损害也已经给予了补偿。中能公司还主张其向榆阳区人民政府缴纳了环境治理补偿费，应视为其已经承担了损失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中能公司缴纳环境治理补偿费的行为属于承担行政责任的行为，并不能据此免除中能公司因采矿行为导致陈江X苗木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中能公司关于二审判决认定苗圃苗木死亡与开采煤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缺乏证据支持、二审判决确定民事责任违背《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等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采煤沉陷侵权纠纷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环境污染责任的相关规定——采煤沉陷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地质灾害，主要特征为地面塌陷、地裂、山体滑坡、地下水位下降等，造成危害的主要表现是房屋破坏、土地破坏、水资源破坏、道路等公共设施损坏。本案系因中能公司开采煤矿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而造成的损害，属于生态破坏行为的一种。对于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情形，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相关规定。故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被侵权人应就生态破坏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侵权人尽到该举证责任后，则应由侵权者对生态破坏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环公民初字第6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357号
摘要1：——首例审结的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关键词】民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专门性问题审查；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具有一定惩罚性因素的裁A方法；服务功能损失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以适用人民陪审制为原则，陪审员可以按涉案专业领域选定。由环境资源审判法官、具有专门技术知识的陪审员和普通人民陪审员共同参与组成5人以上合议庭审理，将更有利于查清专业技术问题、把握民意表达，亦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的公众参与原则。
2．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所涉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分别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上述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对上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针对专门性问题提出的意见，可以采取先专家论证、后当事人质询的方式。
3．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是指受损生态环境从损害发生到其恢复至基线状态期间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量。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如果原告或公益诉讼人提出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应予审查并依法支持，在服务功能损失难以计算的情况下，可以在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数额时，结合受损环境客观情况、专家意见等因素予以酌情考虑。
【案件索引】一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环公民初字第6号（2016年4月21日）；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357号（2016年12月23日）
摘要2：【摘要】已经缴纳的罚款不应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中抵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之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环保执法机关对鸿顺公司做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属于该公司因行政违法而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该处罚系对鸿顺公司违法排放废水的惩戒，目的在于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要求鸿顺公司支付生态修复费用，系要求该公司承担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修复责任，属于民事侵权责任。两项法律责任的功能完全不同。鸿顺公司要求将其缴纳的罚款在侵权赔偿费中予以抵扣，该请求缺乏法律依据。
（2010）昆环保民初字第1号；（2011）云高民一终字第41号
摘要1：——公益诉讼中主体资格和证据规则的确定
【裁判要旨】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项司法救济途径，需要从制度层面上构建相应的规范和制度安排。针对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审理程序、举证责任分配、利益归属等问题如何进行规定，需要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研究实践中审理的案件，以解决公益诉讼中亟需解决的相关问题。
【案号】一审：（2010）昆环保民初字第1号；二审：（2011）云高民一终字第41号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针对的是三农公司的环保设施未竣工验收，违反法律规定的“三同时”义务，故给予行政处罚。而本案为侵权纠纷，停止侵害系承担侵权责任的首要方式。对上诉人因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与行政处罚并不冲突。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停止侵权适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终6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终65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乾源公司于2011年1月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尊正公司及尊正大方铁矿存在越界开采的侵权行为，并导致了乾源公司可开采的铁矿石储量的减少，要求法院判决尊正公司及尊正大方铁矿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乾源公司的经济损失等。在本案民事诉讼审理期间，乾源公司又基于尊正大方铁矿的同一开采行为向国土部门举报尊正大方铁矿涉嫌非法采矿。2015年10月13日吉林省白山市国土资源局将乾源公司的举报案件移送白山市公安局，白山市公安局于当日受理，并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白山公刑立字[2016]10005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尊正大方铁矿涉嫌非法采矿案立案侦查。本院二审中，乾源公司亦认可本案民事诉讼所涉开采行为包含在刑事案件范围之内。据此可以认定，本案民事诉讼与刑事侦查案件指向同一法律事实，即尊正大方铁矿是否擅自进入乾源公司矿区范围内采矿。由于白山市公安局已经作出立案决定书，本案乾源公司起诉尊正公司及尊正大方铁矿侵犯探矿权的民事案件本身所涉尊正大方铁矿开采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据此，本案应先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解决，一审裁定驳回乾源公司的起诉，有事实依据，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关于乾源公司上诉主张在刑事案件作出生效裁判之前，不能确定本案案件本身是否构成犯罪，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的规定中止本案审理，本院认为，上述法律规定的中止审理的情形是指一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形。但本案与刑事案件是基于同一事实产生，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适用仅要求达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形，并未要求经济犯罪的事实经过法院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为前提条件。因此，乾源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在刑事案件中经法定程序认定尊正大方铁矿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乾源公司可以再行寻求民事诉讼程序救济。
摘要2：【解读】越界开采行为涉嫌非法采矿犯罪应当驳回被侵权人提起的民事侵权诉讼——人民法院作为越界开采侵权纠纷受理的案件，该侵权行为涉嫌非法采矿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朱某某等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案
摘要1：【案号】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金义刑初字第2867号
【裁判摘要】被告人朱某某、吴某某获得土地使用权后，未按出让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开发和利用，就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将土地作价非法转让、倒卖牟利，其实质是倒卖土地使用权，故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朱某某没有以牟利为目的转让土地使用权，以转让股权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是有效的，股权转让不等同于土地转让，不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辩护意见，与法不符，不予采纳。
摘要2：
简法｜转让房地产公司１００％股权是否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摘要1：解答：转让房地产公司１００％股权，该股权转让行为不改变土地使用权主体，不应纳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审查范围，而应根据《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对股权转让合同进行审查。因此，转让房地产公司１００％股权转让合同不因转让行为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而无效。目前司法实务中针对以股权转让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目的是否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存在争议，多地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因此，企业家在实施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应当注意该股权转让合同涉及的刑事风险，律师在办理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业务时务必谨慎！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摘要1：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法办〔2020〕99号）
摘要2：【目录】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2019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侵害专利权纠纷、专利权权属纠纷及职务发明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件（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四）不正当竞争及垄断纠纷案件（五）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及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六）恶意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及知识产权诉讼程序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2019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一、“机动车刮水器”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二、“HONDAKIT”定牌加工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三、“MLGB”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四、“武侠Q传游戏”侵害改编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五、“MOTR”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六、“QQ企鹅”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七、手机游戏“换皮”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八、“奥普”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九、“刀靶大捷雕塑”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十、厦门德乐盟科技有限公司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
“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
摘要1：1.天津市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将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有关具体整改任务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重点,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有效解决。
2.辽宁省盖州市入海河流污染渤海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及时履行职责,采取相关措施治理入海河流污染问题,保护渤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取得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3.江苏省如东县船舶修造企业危废处置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船舶修造企业将其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油漆桶,违规弃置于厂区及通海河岸,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和镇政府等相关行政机关均未能及时履行相应监督管理职责。检察机关向相关单位分别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形成合力认真开展整治工作。
4.浙江省平阳县守护南麂岛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针对中央环保督察挂牌督办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污染问题,检察机关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督促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全力助推综合保护的实现。
5.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漳港海岸线餐饮酒楼违法排污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组织多个行政机关召开圆桌会议,围绕案件争议焦点、行政职责分工、形成监管合力等取得共识,并持续推进多部门协同执法,促进解决因职能交叉、“多头治理”导致的公益治理难题。
6.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居民小区生活污水直排入海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检察机关针对老旧居民小区生活污水直排入海的情况,秉持标本兼治的理念,依法开展类案监督,以专项监督推动地方党委政府专项治理,治污和截污同步推进,并以聘请“公益诉讼义务监督员”等方式,探索“检察监督+社会监督”模式,形成公益保护合力,提升了办案实效。
7.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污水直排污染红树林生存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通过磋商可以促进行政机关积极履职;通过个案办理督促行政机关建立健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长效机制,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长效机制；民事公益诉讼；非法倾废 ；无人机取证；一体化办案；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定置网；技术改造；行政公益诉讼；违法建设码头；怠于履行职责；跟踪监督；
摘要2：8.海南省海口市海洋非法倾废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综合运用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突破海洋公益诉讼取证难题;上级检察机关带头办理重大案件,采取多种监督手段提升海洋生态保护的质效。
9.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定置网破坏渔业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向相关海洋执法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推动行政机关联合开展清网行动,助推定置网技术改造,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促进了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治理。
10.山东省招远市违建码头整治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针对违法占用海域建设小码头的行为,行政主管部门虽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但违建小码头一直未拆除,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在行政机关仍未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应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行监管职责。
11.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诉杨某某等人破坏海洋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赔偿诉讼,应向海事法院起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海龟的违法行为人应认定为共同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
12.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某某等6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以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为切入点,通过诉讼判决被告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督促渔政部门全面依法履职,提供检察职能综合解决方案,落实“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司法理念,切实将办案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13.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诉周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要旨】对于非法捕捞破坏海洋生物类公益诉讼案件,需要根据海洋生物的种类、性质,捕捞水域的属性等多重因素,充分听取相关科研机构和行政机关的意见,科学认定渔业资源的价值。
14.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诉陈某某等5宗10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对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刑事案件,附带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定证据清单,探索刑事、民事“一站式”取证,建立非法捕捞水产品生态损害认定模型,以增殖放流方式替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提高司法监督效能。
【关键词】海洋野生动物保护；全链条司法保护；连带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非法捕捞；生态损害；长江经济带；洄游生物；非法捕捞；渔业资源价值认定；海洋渔业资源；一站式取证清单；水生生态损害认定；增殖放流
邢某某等盗窃案
摘要1：邢某某等盗窃案——单位盗窃电力资源的定性及价值计算
【裁判要旨】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如何计算盗窃电力资源的价值，是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惑，本案结合专家估算报告、辩方提供书证、行政法规，对涉案9类电器的日用电时间进行逐项分析，准确计算出最终的盗窃价值。
【案号】（2007）浦刑初字第1747号；（2008）沪一中刑终字第266号
摘要2：
简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其非法目的行为是否必然无效？
摘要1：解答：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该合同属于虚假行为无效；其非法目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并非必然无效，如不存在合同无效之情形应属于有效。
摘要2：【问题】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能否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解读１】
（１）第一种观点合同绝对无效：只要一方怀有＂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不知情合同也无效；
（２）第二种观点只有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合同才无效，不能以借款人单方存在“非法目的”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只有以非法的“合意”才能否定以真实意思“合意”为基础成立的合同的效力）；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能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
【解读２】“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目的；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
【注解】（１）原《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７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的情形，不再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２）民法典施行后，适用民法典裁判的案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认定民事行为无效的事由不会再出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号
摘要1：——持票人以通谋虚伪行为取得票据的，所涉相关民事行为应属无效，票据持有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应按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案涉票据活动虚假行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该借款关系及罗某钢、陶某君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均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有色金属公司获得案涉借款后，至今尚欠59536969. 19元未还，故有色金属公司、罗某钢、陶某君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
【摘要】本案票据活动为各方通谋虚伪行为，所涉相关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本案票据权利不应予以支持。本案票据活动虚假行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该借款关系及罗某某、陶某某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均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有色金属公司获得案涉借款后，尚欠59536969.19元未还，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上诉请求有色金属公司、罗某某、陶某某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借款系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出于各自目的主动协商发生，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在明知有色金属公司资信状况下向该公司提供借款，应对该借款未能归还的风险自行承担责任。红鹭公司在本案中的行为与该借款的发生及还款不能的风险无因果关系，不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红鹭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关于本案《贴现宝合作协议》、《贴现申请书》为有效合同、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是本案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刑事判决不影响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行使票据权利、红鹭公司应对本案票据承担支付责任，以及有色金属公司与罗某某、陶某某不承担本案借款利息责任的认定，均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23号
【解读１】该判例为直接适用《民法总则》“通谋意思表示”制度的首个判例——各方通谋无真实交易的票据交易活动无效，以真实的借款关系认定。
【解读２】各方同谋无真实交易的票据交易活动无效，以真实的借款关系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票据活动无真实交易基础，是各方的通谋虚伪行为，所涉民事行为无效，应按虚假意思表示所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处理，即本案应认定为借款纠纷而不是票据追索权纠纷。案涉票据形式上符合票据法的规定是有效票据，但因以非法手段取得银行不享有票据权利。
【解读３】基本案情：（１）２０１２年底，正拓公司欠民生银行南昌分行７０００余万元的逾期贷款；（２）正拓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某同时为有色金属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金融市场部副总严某商议，由有色金属公司向红鹭公司购买阴极铜，有色金属公司以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货款，再由红鹭公司持该票据到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贴现，将贴现款用于归还正拓公司的逾期贷款；（３）一审法院认定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判决红鹭公司应承担贴现款的支付责任；（４）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本案属借款纠纷，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的票据权利不应支持，判决有色金属公司和保证人罗某钢、陶某君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红鹭公司无须承担偿还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0号
【裁判要旨】相对人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不适用表见代理。
【摘要１】招商无锡分行没有尽审慎注意义务。无论在本案业务发生时，商业银行是否按规定应实现同业业务专营部门制，代表光大长春分行办理案涉《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业务经办人并不是张某，是由光大长春分行职员张某某负责。而《委托定向投资协议》的签订则没有光大长春分行工作人员出面经办，招商无锡分行也未亲见张某加盖光大长春分行的公章及负责人名章，尤其是当发现加盖在《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及《投资指令》上的印章与光大长春分行银行预留印鉴不符的情况下，仍未引起招商无锡分行高度注意，招商无锡分行不仅没有与光大长春分行负责人员或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核查，仍与张某联系，并且对刘某某带给其的《情况说明》也未进一步向光大长春分行进行核实。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构成重大过失。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张某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摘要２】据此，可以认定本案《同业存款协议》系张某、刘某某为实施非法侵占光大长春分行案涉3.5亿元资金的犯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通道，《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构成案涉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一部分，张某、刘某某也因此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尽管光大长春分行和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不存在以该协议进行违法犯罪的目的，但客观上该协议是被张某、刘某某利用进行犯罪所签订，并因此构成张某、刘某某犯罪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此，应认定《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目的不具备合法性，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认定无效的规定，《同业存款协议》应属无效。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摘要1：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2005年6月2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的公告：《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已由福建省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5年6月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备注】《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二、修改三项地方性法规
（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1.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致使其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身权及财产权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经营者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2.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修改为“（三）接到有关机关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要求处理消费者投诉通知之日起十日内不作答复的；”
3.第二十八条第一项修改为“（一）房屋买卖、中介合同”，第二项修改为“（二）物业服务合同”。
4.第四十二条修改为“除国家规定实行‘包修、包换、包退’（以下简称‘三包’）的商品外，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省实际制定实行‘三包’商品的目录及‘三包’期限。制定‘三包’商品目录，应当听取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消费者代表的意见。”
5.第四十四条修改为“经营者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采取相应措施的，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或者服务，并责令其对已售出的商品采取召回措施，对已提供的服务采取补救措施。”
6.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的，可以自行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也可以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第五十二条修改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消费者的投诉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转交的投诉，应当在接到投诉之日起五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消费者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查询的事项，应当在十日内作出答复。”
摘要2： 8.第五十四条修改为“消费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时，可以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申请帮助。”
9.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因商品或者服务质量问题有争议需要进行检测、鉴定的，消费者与经营者可以根据双方约定进行检测、鉴定；双方未约定的，由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或者行政管理部门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检测、鉴定。”
10.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下列欺诈行为之一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该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11.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涉及机构改革的部门名称变更的条款作相应修改。
徐某某敲诈勒索案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6)苏01刑终725号
【解读】被告人以其持有的公司工作人员加班费、工资表等财务资料作为筹码，威胁公司给付人民币60万元，否则将予以公开。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33号
【裁判要旨】发起人股东虚报注册资本骗取登记不影响公司法人资格、
【裁判摘要】虽然紫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国某某已被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为由追究了刑事责任，但本院查明的事实表明，紫星公司系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企业法人资格至今仍存在，并未被工商管理部门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紫星公司的诉讼主体适格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京鼎公司有关紫星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44号
【裁判要旨】股东抽逃出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并不必然导致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资金"。该条规定并非认定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管理性规定，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故本案即使存在澜凌公司抽逃出资的情形，天华公司、锦国兴公司也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但该情形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故，天华公司以澜凌公司作为股东抽逃出资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14号
【裁判要旨】股东抽逃出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并不必然导致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本案关于将“紫茵山庄”外的全部债权债务剥离给林某某等三人的约定，在没有证据证明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有效。《项目转让协议》约定“双方确认除协议书涉及的‘紫茵山庄’项目外，在协议书签订前所发生的盛鸿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均由林某某、汤某、林某某享有权利并负责处理，与祥和公司及股权变更后的盛鸿公司无关。”“协议书签订后一年内，林某某等三人应尽可能将协议书签订前所发生的除‘紫茵山庄’外的其他债权债务从盛鸿公司剥离完毕”。原审判决认为该约定属于抽逃出资，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因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应认定协议无效。．．．．．．虽然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而是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违反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见，股东抽逃出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并不必然导致民事合同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规定。法律禁止股东抽逃出资是因为抽逃出资不仅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会导致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而在本案中，盛鸿公司的新股东不仅未对公司资产减少提出异议，反而主张认定涉案协议有效。而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也并未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没有债权人对盛鸿公司的债务转移提出异议或主张行使撤销权。原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当，涉案协议在双方当事人间应认定为有效。
摘要2：【裁判要旨】以转让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或项目转让的目的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摘要】本案股权转让不存在逃避房地产业监管的问题。现行法律并不禁止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转让，只是对开发资质、转让条件等进行了规定。《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九条对开发资质规定：“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对转让条件规定：“（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本案中，祥和公司虽然通过受让盛鸿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取得了盛鸿公司房地产项目“紫茵山庄”的控制权，但祥和公司持有盛鸿公司100%股权后与盛鸿公司仍属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紫茵山庄”项目仍属于盛鸿公司的资产，并未因股权转让而发生流转，盛鸿公司的法人资格和开发资质均没有发生改变。因此，本案不存在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转让房地产项目规避房地产业法律监管的问题。
最高检发布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
摘要1：【目录】
１.浙江省某县图书馆及赵某、徐某某单位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贪污案（检例第73号）
【关键词】单位犯罪 追加起诉 移送线索
【要旨】人民检察院在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时，如果认为相关单位亦涉嫌犯罪，且单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与监察机关沟通，可以依法对犯罪单位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遗漏同案犯或犯罪事实的，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依法处理。
２.李华波贪污案（检例第74号）
【关键词】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犯罪嫌疑人到案 程序衔接
【要旨】对于贪污贿赂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如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依法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办理。违法所得没收裁定生效后，在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办理，并与原没收裁定程序做好衔接。
３.金某某受贿案（检例第75号）
【关键词】职务犯罪 认罪认罚 确定刑量刑建议
【要旨】对于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切实履行主导责任，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要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一般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４.张某受贿，郭某行贿、职务侵占、诈骗案（检例第76号）
【关键词】受贿罪 改变提前介入意见 案件管辖 追诉漏罪
【要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应认真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准确把握案件定性，依法提出提前介入意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仍应严格审查，提出审查起诉意见。审查起诉意见改变提前介入意见的，应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对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漏罪，如该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在征得相关机关同意后，可以直接追加起诉。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苏商终字第0337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苏商终字第0337号
【裁判摘要】周某与创世纪公司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周某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创世纪公司也按照约定将周罕投资的1000万元投入中天公司并取得相应股份，双方的纠纷在于创世纪公司将该股份转让是否违约、是否应当返还周某投资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等，均系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二审法院对创世纪公司关于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主张未予支持，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452号
【解读１】（１）对于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刑民问题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２）对于民事案件需要查明的基本事实必须与审理的刑事案件事实存在关联，适用“先刑后民”裁定中止民事案件审理；（３）除此之外实行“刑民并行”原则，刑事、民事案件分开审理。
【解读２】本案《股份代持协议》的履行与钟某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无须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且因无关联性无需裁定中止民事案件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关于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的若干规定》答记者问
摘要1：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备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二十七、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将引言部分修改为：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2.删除第十条。
3.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法人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6.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摘要2：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7.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8.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二中民终字第1472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二中民终字第14728号
【提示】劳动者取保候审期间，用人单位是否有权暂停履行劳动合同？
【裁判要旨】劳动者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实施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若其人身自由被部分限制的程度达到影响其以劳动者的身份全面履行劳动合同能力的程度，用人单位可以暂停履行劳动合同；若劳动者涉嫌违反劳动纪律、职业道德、营私舞弊等犯罪，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可能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可以暂停履行劳动合同。
【裁判摘要】本案中，赵某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财物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应刑事诉讼程序尚未终结，鉴于此，公司有理由怀疑赵目存在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同时，赵某作为公司的董事并实际控制其控股公司，在其犯罪嫌疑被排除前，公司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认为赵某暂不适合继续担任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职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赵某被公安机关拘留后，因身患疾病被取保候审，此间一直在进行治疗，并未实际完成劳动任务，以致劳动合同的目的暂时无法实现。综上，公司在赵某被取保候审期间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赵某主张此间工资100000元及医疗费52 632元的诉讼请求目前未予支持并无不妥。
摘要2：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１９９５〕３０９号）
２８．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收容审查、拘留或逮捕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可与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行。
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人单位不承担劳动合同规定的相应义务。劳动者经证明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的，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劳动者的损失，可由其依据《国家赔偿法》要求有关部门赔偿。
郝某某等故意销毁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案
摘要1：【案号】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云2601刑初57号
【裁判摘要】私设“小金库”的行为虽然违反了我国《会计法》的相关规定，隐匿了本单位的部分经营项目与资金往来，规避了国家对其正常的审核与监督，因此行为不合法。但是，“小金库”中涉及的会计资料也记载了单位特定时期的一部分经营活动和资金往来情况，这一违法账目与明账结合在一起，才构成该单位资金业务往来的全部记录。“小金库”的账目，也是业务的真实记录，反映了该单位的资金往来情况，应属于“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不能因为私设“小金库”的行为违法和“小金库”涉及的资金违法，就认为涉及该行为和资金的有关会计资料不应依法保存。因此，本院认为，“小金库”中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应当属于“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被告人郝某某、沈某某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并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摘要2：【解读】财务人员故意销毁“小金库”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属于情节严重行为，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
徐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案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浙杭刑终字第676号
【裁判摘要】原判认定：2008年以来，被告人徐某在担任建德市三都镇三江口村党总支书记期间，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私设“小金库”。后被告人徐某以没有保留必要为由，于2010年4月将“小金库”相关会计凭证予以销毁，涉及金额为人民币324288.7元，后又于2013年12月再次将“小金库”相关会计凭证予以销毁，涉及金额为人民币2589035.34元，两次涉及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913324.04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某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本院认为，上诉人徐某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35号
【裁判摘要】李某某以交电公司名义与工行营口分行签订450万元借款合同，名义上是将借款用于“购家电”，实际是通过虚构家电采购的交易关系，获取新贷款以偿还票据诈骗犯罪所涉的承兑汇票欠款，其行为方式与刑事裁判所认定的票据诈骗犯罪基本一致，故该借款行为是票据诈骗犯罪行为的延续，目的是通过一个新的合法借贷形式来掩盖李某某的票据诈骗犯罪行为，使李某某不仅免受刑事处罚，也将不能偿还诈骗款项的不利后果转嫁给债务人之外的担保人。工行营口分行分两笔将450万元款项从交电公司存款账户转到该公司承兑账户的行为表明，该行对该笔借款为借新还旧是明知的。尽管不能据此认定该行对李某某掩盖犯罪行为的目的是明知的或者与李某某通谋，但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并不以合同当事人通谋为必要，法学理论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单方虚假行为也可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判例援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来认定涉及刑事诈骗犯罪的合同无效，故二审判决认定450万元借款合同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规定的“非法目的”不以合同当事人同谋为必要，即使不能认定合同相对方知情或者双方同谋合同也当然无效。
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长春市金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1号
【裁判摘要】金达公司骗取贷款的行为已被上述生效刑事裁判书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金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庞立冬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对金达公司的犯罪形成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环城信用社的信贷人员杨某在办理金达公司贷款过程中，没有仔细审核金达公司提供的相关合同的真伪；没有仔细核实圣鑫公司出具的收取股权转让款收据的真伪；在办理案涉贷款担保时，未对抵押人圣鑫公司是否盖章进行核实，也未对圣鑫公司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抵押人圣鑫公司委托债务人金达公司的人员作为公证事项的代理人进行公证提出合理怀疑。杨某违反国家规定，违法发放贷款40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亦被上述生效刑事裁判书认定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金达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庞某的上述犯罪行为足以证明金达公司构成以“签订《借款合同》”这一合法形式，掩盖其“骗取银行贷款”之非法目的。杨某的行为属于发展农村银行的职务行为，在杨某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情况下，足可认定发展农村银行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并因此导致金达公司在采取多种违法行为之后以“签订《借款合同》”之合法形式进而掩盖“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得以实现。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明显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金达公司和发展农村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