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什么是公司设立协议？公司设立协议效力及其与公司章程效力关系？——公司设立协议（发起人协议）是指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发起人订立的关于公司设立事项之协议。
【注解】公司应当履行原始股东签订的入股协议接收股东投资——（１）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之间存在以共同民事行为（共同行为）完成的合同关系，其权利义务是共同针对设立公司的，该合同关系对各方当事人均有同等的约束力；（２）公司设立协议是共同行为合同而非契约合同，当事人之间虽然没有对待给付义务，但不影响一方当事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的内容；（３）成立的公司虽然不是设立协议的签订主体，但设立协议约定的内容成立的公司应当履行。
摘要2：【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５２.公司章程与公司设立协议有何区别
摘要1：发起人是指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全体股东（原始股东）均为发起人。
摘要2：【注解１】（１）《公司法》中发起人的概念出现在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一章中，在有关有限责任规定的设立中没有发起人的概念；（２）《公司法解释三》第１条将发起人的概念扩大到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始股东；（３）《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确定的发起人范围是参加设立公司并将成为公司原始股东或者发起人股东的民事主体。
【注解２】根据修订后《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３条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相对人为善意的除外。”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包括两种：（１）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２）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发起人为自己利益且相对人非善意除外）。
【注解３】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由成立后公司承担责任，不再要求公司追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1：公司股东资格，是出资者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股东的实际出资行为、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都可以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
【目录】股东权是社员权；确认股东资格基本原则：形式化证据优先适用→实质性证据例外适用原则；证明公司股东资格文件：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标准；股东资格认定证据；“冒用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股东资格诉讼的被告（公司法未作规定）；取得股权认定标准：享有股权应以出资、认缴出资、支付股权转让款为标准；股权转让后股权变动时间点判断；未经股东名册变更的股权转效力；股权变动的公司内部登记、外部登记不一致处理；股权转让未经登记再转让的处理；提示2：非股东受让股权后的股东合法资格如何确定？提示3：投资者具备以下条件时即获得股东资格；提示4：投资者凭出资、认购股权获取股东资格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提示5：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提示6：未实际出资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两种意见；提示7：股东资格主要确认模式；提示8：股东资格确认依据效力比较；提示9：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仍可提起确认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提示10：以“股金”的形式向公司交纳投资款但未工商登记，属股权还是债权？提示11：挪用的资金作为出资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能否确认股东资格？提示12：股东资格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时还是变更登记后取得？提示13：股东资格与出资关系；提示14：瑕疵出资；提示15：合伙组织可以成为公司股东；提示16：公务员能否成为股东？提示17：投资款缴款环节书写瑕疵不能否定验资报告真实性；司法实践：有限责任公司原始股东应当具备三个主要特征
摘要2：【裁判摘要】股权让与担保的债务人在清偿债务前请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1021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克诉王卫平、李立、李欣股东权纠纷一案的答复（2003年5月15日[2003]民二他字第4号）
【摘要】从案卷反映的事实看，1993年12月30日，思达设备公司变更公司章程，以书面形式确认新老股东之间就股份转让以及转让的具体份额达成的一致意见，即在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不变的情况下，原始股东思达科技公司和胡克将部分股份转让给李欣、魏若其、李立、杨为民、王卫平等五位新股东。1994年4月18日思达设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李立、李欣、王卫平、魏若其、杨为民为新的股东，原始股东各方的出资部分转让给该五位股东。此后，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思达设备公司进行年检时在年检报告“投资者投资情况”一栏将公司新老股东及其所占股份予以记载，该项记载具备将公司股东向社会公示的意义。从思达公司新老股东就股份转让达成合意、到公司股东会认可新股东的身份，直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年检报告将公司股东予以公示，思达设备公司股东完成了李立等人获得股东身份的必要程序。且李立等人自1993年12月30日受让股份，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参与股东大会、参与公司运营决策等）已近10年，此时再否认其股东资格缺乏事实依据。股份转让时各当事人未就股份转让的对价问题做出明示约定，原始股东若就支付对价提出请求，可另案提起诉讼。
【提示】《关于股东未出资，亦未向股权转让人支付对价的股东地位如何认定问题的请示》——股权转让时未支付对价不能否定股东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云高民二终字第183号
【裁判要旨】
①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并非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出资事实并不表明股东资格的获得：
A.出资缴纳和股东身份没有必然的严格对应关系；
B.现行法律已经允许股东出资和取得股东资格可以分离。
②任何私法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等组织）都可以成为股东。
A.《公司法》对成为股东没有身份上限制：现行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模式，股东并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除非其同时具有管理者身份；我国《公司法》仅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进行限制，而不对成为公司股东的原有身份进行限制。
B.《国家公务员法》第31条第（13）项规定了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赢利性的经营活动：该条款是对国家公务员的行为规范所作的禁止性规定，但对依《公司法》取得的股东资格没有约束力（公务员的经商行为应由其所在党政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理，不应受《公司法》的调整）；
C.公务员的身份只限制其成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而不限制其成为公司的股东。
【裁判意见】
①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错误事实可以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纠正。
②投资款不等于注册资本：两者是相互关联却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确认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A.向公司认缴出资；
B.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C.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章；
D.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E.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
④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形式为准：即以工商登记、工商章程、股东名册、验资报告等具有法律公信力资料记载的股东为法定股东，从而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
摘要2：【裁判摘要】
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当事人应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现吴某某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是康特公司股东名下的参与投资者，无证据证明其与康特公司的五位原始股东之间存在共同设立公司的协议，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康特公司的原始股东之间就投入的305万元的性质作了系股东交付出资款方面的明确约定并经全体股东确认，无法进一步证明其应为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吴某某三人虽已实际向康特公司投资305万元，但投资款不等于注册资本，两者是相互关联却又不完全等同的概念。综上，本案吴某某三人现无证据证明其属康特公司股东，仅能证明其属康特公司股东名下的参与投资者，其请求确认其为康特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同时对其三人申请二审法院对康特公司成立至今的财务帐进行调查和审计，以确认实际投资人和总投资数额并确认各自所占份额的申请，因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已无必要，不予准许。
②虽陈某某、周某某、叶某某作为公务员成为公司股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规定，但该行为应由有关行政机关予以处理，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其原始股东资格的不存在。且现三人已将股份转让给其他不具备公务员身份的人，康特公司不再存在公务员作股东的情形。
③吴某某三人非康特公司股东，故无权诉请确认陈某某、周某某、叶某某不具备康特公司股东资格以及康特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及两次股权转让无效。
摘要1：（股权转让）
【裁判规则】集体所有制企业发生股权转让，未经登记不影响股东转让协议的效力。
【裁判要旨】出资不到位的原始股东将瑕疵股权转让的，受让股权并非瑕疵股权的善意受让人，且是债务形成当时的实际股东，受让股东应承担主要清偿责任，原始股东应承担出资不实的补充责任。
【裁判文书号】一审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2001）浦经初字第1222号；二审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319号
摘要2：【权威收录】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4年商事审判案例卷
摘要1：股权转让的标的是股份，是一种权利的转让，而不包括义务概况转让。出资义务作为原始股东的法定义务，不因转让而免除，除非当事人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因此，出资瑕疵股权转后的外部责任，应当采用英国关于“不可否认”原则，原则上应由转让人承担。
摘要2：
摘要1：如何认定原始股东的出资；没有如实出资（未出资或出资不足）的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谁来承担；怎样认定解除股东的程序合法性？在公司的运转中，股东更替是常见的事情，继而各类纠纷也纷至沓来。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院（2011）宁执复字第071号
【裁判摘要】依法足额缴纳出资是公司股东的义务，该足额出资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消灭。在股权受让人未能补足出资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的规定，申请追加该原始股东为被执行人，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裁定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出资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依法足额缴纳出资是公司股东的义务，该足额出资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消灭。在股权受让人未能补足出资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的规定，申请追加该原始股东为被执行人，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裁定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出资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21号
【裁判要旨】公司的股权属于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权利，非有限责任公司原始股东，只能通过股权的转让、股权赠与或公司增资扩股等方式取得股东资格，否则不能取得有限公司股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受让人明知原始股东未足额出资，公司向其主张履行出资的可以支持——原始股东未向公司足额出资，受让股权的股东向原始股东收回了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亦未向公司出资，且在股东转让时，其明知原始股东未按约支付全部出资款。按照公司股东应当足额出资原则及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公司选择向当前享有股东身份的股东要求其履行全部出资义务，可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青民二商终字第693号
【裁判要旨】股东受让人明知出让方持有股权的价值，但其故意隐瞒股权真实价值并告知其虚假情况，致使作为出让方的原始股东对股权的价值做出了错误判断，基于受让人的欺诈行为，出让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申请撤销，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对赌协议”中股东承诺回购股份的法律规制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11号
【裁判要旨】投资人与原始股东之间签订的股份回购条款有效——“对赌协议”中股东承诺回购股份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案涉《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包括其中的股份条款内容，是当事人在《投资协议书》外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该条款与《投资协议书》中的相关股权奖励条款相对应，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有关合同无效的情形，亦不属于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
摘要2：“对赌协议”中股东承诺回购股份的法律规制——蓝××、宜都××××渔业有限公司、湖北××××有限公司为与苏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合同纠纷上诉案》，载《商事审判指导》2014年第3辑（总第39辑）
【解读】回购股份条款内容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不认为合同无效。
摘要1：——股东对公司新增出资份额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申字第1275号
【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增发新股份时，原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对于原始股东主动放弃认购的股份，在章程无规定及全体股东未约定的情况下，其他股东无权就该部分行使优先认购权。
摘要2：
摘要1：问题：在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股权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
【要旨】股东出资不到位即转让股权，执行程序中不能直接追加受让股权的新股东为被执行人，债权人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新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９条规定仅适用于原始股东而不适用于继受股东；（２）继受股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由债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１８条之规定通过诉讼程序主张。
【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刘某、贾某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再审民事判决书》裁判观点：（１）一般情况下，不宜再执行程序中依据《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规定由执行法院裁定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但是，由于欠缴出资股东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有关事实有工商档案材料作证且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执行法院依据外观上具有明显性的事实，在申请执行人债权未能及时获得清偿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执行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无明显不当；（３）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只能适用于诉讼程序而不能直接援引适用于执行程序【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２）《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７条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仅限于公司发起股东而不包括受让股权的继受股东，《变更追加规定》并未规定追加继受股东，执行程序不能代替诉讼程序予以审查。
【注解３】（１）申请执行人以《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７条为依据申请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应裁定驳回追加申请；（２）申请执行人按照《变更追加规定》第３２条规定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执行裁判庭可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规定作出审理认定结论。
摘要2：【裁判规则】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受让股东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106号【裁判摘要】本案中，综合澳普尔投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工商登记档案及其与中信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中信公司并非设立澳普尔投资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澳普尔投资公司股东。中信公司受让澳普尔投资公司股权后，澳普尔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亿元，中信公司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因此，中信公司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
【注解４】（１）出资不是股东转让股东一般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受让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转让股东存在出资不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者受让股东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可以据此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出资期限尚未届至的股东转让股权，不能追加未届出资期限的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4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号
【裁判要旨】股东并没有以案涉不动产出资投入公司义务的，不应要求其将案涉不动产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裁判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出资人具有出资义务。．．．．．．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在设立时，股东必须认缴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总和在公司登记机关记载为公司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及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碧海大酒店的《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是由两个股东共同投资设立的，其中云南证券以人民币300万元投资入股；康明公司以人民币120万元投资入股，共有资本420万元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同时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记载云南证券与康明公司均是以货币出资。据此，应确认碧海大酒店原始股东出资中无实物出资，康明公司的初始出资义务为120万元。．．．．．．本院认为，发起人协议一般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发起人订立的关于公司设立事项的协议，明确各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其对签订协议的发起人产生约束力。公司设立之后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其并非发起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发起人协议也并不当然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而且，从上述约定内容看，以420万元注册资本金成立碧海大酒店是股东双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其中“两家公司的投入待酒店装修完毕后，按实际投入的货币与实物，再计算其股份"，因公司已经设立，不能将“再计算其股份"解读为对股东初始出资义务的约定，而更符合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约定。．．．．．．综上，康明公司并没有以案涉不动产出资投入碧海大酒店的义务，二审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要求康明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将案涉不动产过户登记至碧海大酒店名下系法律适用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01民终2112号
【裁判摘要】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豫0191执8261号执行裁定明确载明，因被执行人即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执行案件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上诉人系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的原始股东，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其认缴出资期限为2034年10月10日前。在案证据显示，上诉人在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享有的30%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审第三人张某某时，上诉人仅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即120万元。上诉人作为原始股东在转让股份时并未将其出资义务履行完毕，客观上对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的资本充实造成妨害，且已实际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构成出资不实。公司股东虽然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享有期限利益，但在上述执行裁定认定及裁决结果基础上，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即上诉人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责任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因此，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执异387号执行裁定将上诉人追加为被执行人正确，但上诉人应在其未出资的180万元范围内对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二、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张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债权债务形成之后，该转让行为不能对抗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的债权人，故上诉人主张应由原审第三人张某某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053号
【裁判摘要】依据各股东在《流转协议》中的约定，林某某“代持”的目的是“为了简化注册手续”。中凯联公司成立后，林某、张某作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公司经营，其作为代持协议中约定的实际出资人，请求结束其股权被代持的状况，并不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现中凯联公司登记的股东是林某某、吴某某，二人均是《流转说明》的缔约人，吴某某对林某、张某作为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的身份是清楚并认可的。曾是中凯联公司原始股东的汪某某的证言亦证明了设立公司时与林某、张某等四人协商等事实。因此，依据本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审判令中凯联公司为林某、张某办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林某某应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解读】隐名股东在其他股东均认可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时可请求办理变更登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106号
【裁判摘要】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如果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可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本案中，综合澳普尔投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工商登记档案及其与中信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中信公司并非设立澳普尔投资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澳普尔投资公司股东。中信公司受让澳普尔投资公司股权后，澳普尔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亿元，中信公司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因此，中信公司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
【解读】执行程序中不得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１）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如果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执行程序中可以直接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该股东是指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原始股东（如发起股东等），且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２）公司债权人向继受股东主张连带责任应通过诉讼方式，不得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继受股东未被执行人。
【说明】（１）本案一审异议裁定作出时间2016年6月8日，在《变更、追加规定》施行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之前，故二审适用复议程序；（２）如按照《变更、追加规定》应当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非复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15号
【注释１】并非设立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公司股东，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没有变化，股权受让人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并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股东而非设立公司发起股东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未交纳或未足额交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３】（１）执行程序中只能追加发起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如发起股东将股权转让无论出资是否缴纳充足均不应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规则】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受让股东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苏执复字第0014号
【裁判摘要】公司股东虽已变更，原始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执行程序中可依法直接追加该原始股东为被执行人——本案应依法追加张某某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因张某某作为常辉公司设立及增资股东，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故本案应当追加张某某为被执行人，在其抽逃注册资金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至于常辉公司股东已于2012年5月9日由张定军变更为张某某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相关规定，并不能免除张某某作为原始股东及增资股东对常辉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张某某仍然应当承担公司资本充实的法定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高执复字第104号
【裁判摘要】已变更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执行程序中可依法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但若原始股东以其他方式补足出资的，即使与其原承诺出资方式不同，执行程序中对此只作形式审查，不得直接追加该原始股东为被执行人——在龙城商贸中心设立时，张某某承诺以其所有的价值人民币911.85万元的实物资产作为出资，而张某某在商贸中心设立后并未将该实物资产过户至龙城商贸中心名下。因此，在龙城商贸中心设立时张某某的实物出资未到位。张某某于2007年6月、7月分十二笔汇入龙城商贸中心基本账户人民币1507.31万元，该十二张银行入账单上均注明"入资款"。第一中院将上述款项认定为张某某履行出资义务的款项，裁定驳回假日酒店追加张振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法律规定，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可以补足出资，股权受让人在受让股权时亦可以补足原始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的出资，假日酒店提出龙城商贸中心的出资方式没有变更与股东或受让人后续补足出资并不矛盾。假日酒店提出龙城商贸中心将汇入款项转出的问题，第一中院认为不属于股东出资不实的情形，对该项事由未作实质审查，不影响假日酒店此后以该事由为依据主张相应权利。综上，假日酒店以出资不实为由申请追加张某某为被执行人的复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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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甘执复字第01号
【裁判摘要】继受股东是否应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已涉及实体权利责任的确定，公司债权人可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权利，但不得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案件被执行人，否则侵害其诉权——本院认为，本案中，永康公司无财产清偿债务，其原股东何某某、杨某某转让股权给周某某，周某某不是公司成立时的原始股东，而是受让何某某、杨某某的股权而成为公司的股东。对于继受股东是否应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已涉实体权利责任的确定，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通过相应诉讼程序主张。张掖中院直接追加周某某为案件被执行人，实际上是对其诉权的侵害。周某某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天惠公司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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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可以以货币，也可以以非货币形式的财产出资。因此，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为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各认缴出资额4800万元、3000万元、4200万元。而经投公司是后续通过受让股权成为兰波担保公司股东，并非该公司的原始股东。经验资报告和转账凭证证明，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均向兰波担保公司缴纳了认缴的出资额，并不存在未实缴出资额的情形，经投公司在原股东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且兰波担保公司也无增资扩股的情形下，不具有对兰波担保公司履行出资的义务，其负有的是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义务。刘某某主张经投公司对原股东抽逃出资承担责任，但本案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即使存在该行为，亦无充分证据证明经投公司作为股权受让人对原始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刘道孜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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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股东投资协议依法受合同一般规则的规范和调整，公司章程依法属于《公司法》所规制的范围，两者之间应为相互平行而非前后承接的法律关系。（２）股东投资协议的效力存续与否同公司章程的制定不存在效力上的关联性，依法只受限于该协议本身的约定条款内容以及合同的相关调整规范；公司成立后，股东投资协议在没有被修改、变更、解除以及与公司章程的内容相悖的情况下，其效力并不自然终止或被公司章程的效力所取代。
摘要2：【注解】公司成立后公司章程未作出新规定的情形下，发起人或者原审股东在公司设立阶段签订的投资协议在公司成立后仍然有效，发起人或者原始股东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公司设立阶段签订的投资协议（如：投资协议约定发起人股东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股权，该约定对发起人股东具有约束力，发起人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即使符合《公司法》第71条股东优先购买权程序规定，但因为违反了发起人之间的特殊约定，其他发起人有权要求该发起人股东继续履行投资协议并将已转让的股权过户到发起人股东名下）。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民终532号
【裁判摘要】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发生后公司先增资后再违法减资到原注册资本数额应当追加未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酒钢西部重工公司依据生效判决申请金锋银矿公司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因金锋银矿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酒钢西部重工公司申请追加金锋银矿公司未缴纳出资的股东汪某为案件被执行人的请求能否成立，关键要审查汪某是否属于未足额缴纳出资的出资人。经本院审查，2009年酒钢西部重工公司与金锋银矿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双方发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直到2016年11月本院(2016)甘民再44号民事判决生效，金峰银矿公司应当向酒钢西部重工公司偿还的债务数额确定。在酒钢西部重工公司与金锋银矿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存续期间，金锋银矿公司于2015年4月召开股东会，决议新增加注册资本400万元，由汪某认缴，认缴期为2019年4月1日之前。金锋银矿公司上述增资行为，对酒钢西部重工公司来说，产生了增加公司责任财产、增强债务偿还的合理的信赖利益。现没有证据证实直到2019年4月汪某按上述股东会决议实际缴纳新增加的注册资本400万元，金锋银矿公司亦没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向酒钢西部重工公司偿还债务。2019年8月，在没有通知债权人酒钢西部重工公司的情况下，金锋银矿公司进行了减资，减少了公司相应的责任财产，损害了酒钢西部重工公司的信赖利益。汪某认为，金锋银矿公司在增、减资后其注册资本和汪某的出资并未发生变更，在原始股东已出资到位的情况下，股东汪某不存在再向公司出资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司增资和公司减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行为，会产生完会不同的法律后果，并且我国公司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上述两种行为分别有不同的规定。汪某仅以简单的公司资本数额增加或减少来理解公司增资和公司减资程序，进而认为因为公司资本减资到原来的注册资本数额而不再承担未实际缴纳注册资本的结论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基于汪某未实际缴纳公司注册资本的事实，
摘要2：（续）对酒钢西部重工公司申请追加金锋银矿公司未缴纳出资的股东汪某为案件被执行人予以支持，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
摘要1：解读：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股东抽逃出资返还出资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注释１】股东对股东基于出资合同法律关系享有的缴足出资或者缴付出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９条第１款“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股东对股东基于出资合同法律关系享有的缴足出资或者缴付出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注释２】承担连带责任后的股东对未足额出资股东享有追偿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该追偿权为债权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其起算点应从该原始股东承担缴纳出资的连带责任之日起算。
【注释３】债权人对未足额缴付出资股东享有在出资不足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１）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９条第２款规定，如果公司债权人对公司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则其对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享有的、请求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２）否则，经过诉讼时效期间。
【注释４】公司债权人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４款规定请求公司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１）按照《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承担补充出资的连带责任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２）按照《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２款法律关系承担在不足出资范围内补充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则受债权人对公司债权的诉讼时效约束。
摘要2：【注解１】瑕疵出资违约金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存在两种不同观点：（１）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故因基于投资关系产生衍生的违约请求权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参考案例：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终3349号；（２）因股东迟延履行出资义务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该请求权虽然是因投资关系而产生，但其基础关系仍然是违约责任，并非是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应适用诉讼时效。——参考案例：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民终154号；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113民初8549号
【注解２】《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２０条第１款规定“管理人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出资人向债务人依法缴付未履行的出资或者返还抽逃的出资本息，出资人以认缴出资尚未届至公司章程规定的缴纳期限或者违反出资义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明确出资本息均不适用诉讼时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股东也有权代位提起诉讼——公司印章是每一个公司合法设立的象征，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印章起着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成为公司意思与行为的象征。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本案中，禾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形式上已变更为张××，公司相关印章及证照均由张××控制，因此，张××１、林××作为禾山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在禾山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有权向张××提起公司证照返还之诉。虽然禾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张××与张××１，但根据已生效判决，此次股权变更系张××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变动系无效行为，从法律上看，张××１、林××仍是禾山公司股东，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即便从股东代位诉讼内部前置程序来看，张××１、林××除系禾山公司股东外，在禾山公司股权变更前，林××为该公司唯一监事，而股权变更后，张××１为该公司监事，林××、张××１为现行登记以及股权变更无效前的公司唯一监事亦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张××１、林××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对于公司中谁有权保留印章及证照，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应当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公司经营中，大量公司印章与证照因日常处理事务方便所需，交由非特定人员保管亦较常见，导致印章及证照返还案件增多。因此，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印章及证照可由不同人员持有，在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中，应当以持有人非法侵占印章及证照为前提。本案中，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张××为禾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禾山公司实际上长期亦由张××控制管理并经营，在禾山公司股权争议并未作出最终认定的情况下，张××作为禾山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该公司相关证照并不构成非法侵占。虽然张××１、林××系禾山公司原始股东，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系非法侵占持有禾山公司印章及证照，故其要求张××返还公司证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张某某等诉张某某１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453号
【摘要】股东资格的特征具有两类，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以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为认定依据；实质要件是出资，即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情况，从形式要件的角度来看，禾山公司的股东资格尚存争议，需要从实质要件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另外，张××１、林××陈述张××１保管印章直到2000年三、四月，结合张××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财务银行私章、财务会计资料及“金鹭花园”项目的所有资料，长期由张××保管。因此，从实质要件的角度，生效的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确认以下事实，即张××是禾山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现今的登记情况，其仍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张××持有公司印章和相关资料具有合法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有权以自己名义主张破产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向其个别清偿——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北大中基公司破产程序中，清算组在破产清算后期就已发现北大中基公司的部分股东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形，但当时北大中基公司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毕，向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北大中基公司股东提起追偿之诉又需要各债权人按比例垫付诉讼费用，因清算组提出的处理方案未获债权人会议通过，导致清算组不能在破产程序中向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进行追索。但是，清算组在发给各债权人的函中已经写明：对北大中基公司注册资本不实相关责任人的追究问题，如要追究可在终结本案破产程序后两年内提出。故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的情形，所以，原审认定农行深圳分行在破产程序终结后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起诉主张自己的权益并无不当。其次，农行深圳分行在本案破产程序中就积极主张向北大中基公司股东进行追索，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仍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北大中基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股东向其个别清偿，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至本案再审庭审结束时，北大中基公司其他债权人(包括同意追索的另外四家债权人)亦没有提起相关诉讼，农行深圳分行向北大中基公司出资不实的股东主张权利，亦不损害北大中基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同意追索的另外四家债权人也主张该笔债权，应在其他相关程序中处理予以解决，而非本案的审理范围。第三，破产程序是集体强制清偿程序，破产程序的开始意味着个人清偿程序的中止，当破产程序终结后，个人清偿程序恢复，而本案清算组提出的处理方案未获多数债权人通过，但并未免除债务人的债务，仅是对该部分财产在破产程序中不予处理，亦没有禁止主张追偿的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结束后向北大中基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股东进行追索。第四，股东的出资义务属于法定义务，海南金厦公司作为北大中基公司的原始股东本应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但其未履行，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出资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免除，即与股权转让行为无关，因此，海南金厦公司持有的北大中基公司股权是否被他人盗转，并不影响海南金厦公司承担本案责任承担。原审认为农行深圳分行可以普通民事诉讼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就此提起诉讼并判决海南金厦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事实清楚、依法有据，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