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126号
【裁判要旨】股东与公司财产权相分离，股东对公司财产不享有直接权利。
【裁判摘要】谭某某在本案中主张黎某某１、彩星公司及黎某某２低价转受让案涉资产侵害其利益，其实质是主张黎某某１、彩星公司及黎某某２转让案涉资产侵害经纬公司的财产权益，并进而侵害其股权所代表的财产权益。本院认为，公司制度的核心在于股东的财产权与公司的财产权相互分离，股东以投入公司财产为代价获得公司的股权。股东对公司财产并不享有直接权利。经纬公司是案涉资产的所有权人，谭某某仅对其投资享有股东权益，对公司的财产并不享有直接请求权。正是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区分侵害公司权益与侵害股东权益两种情形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监事、执行董事提起诉讼；在公司怠于提起诉讼时，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才能提起公司代表诉讼。而本案中的经纬公司已经根据谭某某的通知向彩星公司提起诉讼并形成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民二初字第21号案件，经纬公司在该诉讼中败诉。谭某某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所享有的权利已经行使，在此情形下，谭某某再提起本案诉讼，其事实依据及法律理由仍然是案涉交易造成经纬公司损失并进而侵害其股东利益，显然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范的是直接侵害股东权益例如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以及选举管理者等权益的行为。本案中，谭某某主张以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为请求权基础，其实质是主张其作为股东享有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遭受损害因而请求损害赔偿。本院认为，侵害剩余财产分配权的形态表现为，在公司清算解散的前提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向股东分配公司剩余财产。而在公司未进入清算解散程序的情况下，执行董事根据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转让公司资产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侵害股东剩余财产权的行为。即使该交易转让价格明显过低，股东也只能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途径寻求救济。换言之，本案中，谭某某对其主张的权益不享有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权利，无权请求黎某某、彩星公司及黎桂芬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3号
【解读】公司未进入清算解散程序，执行董事根据有效股东会决议转让公司资产的行为不属侵害股东剩余财产权。
- 日期： 09-10 22: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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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569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根据天星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公司股东会选择和更换董事，董事会成员三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设置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11年6月13日董事会选举俞某某为董事长，并聘任俞某某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均是三年，至2014年6月13日任期届满。虽然张某某与俞某某就2014年7月2日召开董事会是否按照公司章程提前通知存在争议，但是对于2014年9月3日股东会、董事会召开已经按照公司章程提前通知则没有争议，俞某某以已经向一审法院提起天星公司解散之诉为由未予参加股东会、董事会，并非2014年9月3日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存在瑕疵或无效的法定事由，且俞某某亦未以此为由主张2014年9月3日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存在瑕疵申请撤销或申请确认无效。在俞某某担任天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任期已经届满的情况下，天星公司召开董事会重新选举张某某担任天星公司董事长，并聘任张某某为天星公司总经理，符合天星公司章程规定的会议召集程序。天星公司作为相应工商变更登记义务的承担主体，在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作出后，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天星公司上诉理由并不能否定2014年9月3日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且称小股东俞某某利益受损、且俞某某已经诉请天星公司解散等事由，在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并未被撤销或认定无效的情况下，上述理由均非天星公司拒绝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法定事由。
摘要2：
- 日期： 09-11 08: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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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12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赵某某、添成公司系为了达青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向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提出返还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的主张。赵某某、添成公司该请求并非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不属债权请求权，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范畴。据此，原审法院认定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关于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并无不妥。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有关赵武豪、添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达青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1元价格将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达青公司转让涉案股权时，郑某某系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及大股东；同时又是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还是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涉案股权转让价格具体如何确定，达青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铭可达物流公司均不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合理解释说明。事实上，对该转让股权的价值，亦未经过评估、审计确定或有相应财务报表相印证。而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已达16000万元。郑某某作为达青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从事将涉案股权无偿转让（无证据显示1元对价已支付）给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铭可达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时，并未告知或征得达青公司股东赵某某、添成公司的同意，违反了其作为达青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应当遵守的忠实勤勉义务；郑某某与铭可达集团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达青公司利益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铭可达集团公司依该无效行为所获取的原达青公司名下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依法应予返还。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有关达青公司未因涉案股权转让受损、股权无法返还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宿中知民初字第0051号
【裁判摘要１】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从上述法律规定看，两个条文分别对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作出了规定。．．．．．．本案中，张某某作为东捷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同时也系立丰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东捷公司与立丰公司因张某某在两公司的特殊身份具有关联关系，两公司之间签订案涉技术转让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但因张某某并非立丰公司股东，立丰公司的利益与张某某自身的利益存在不同，与东捷公司进行交易的系立丰公司，而非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张某某，因而，两公司之间签订案涉技术转让协议不构成张某某与东捷公司的自我交易。综上，案涉交易应受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规制，而不适用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也应受东捷公司章程第九十八条第（九）项规定的规制，而不适用第九十八条第（四）项规定。
【裁判摘要２】从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定看，该规定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受损，禁止不公正的关联交易，而并非禁止关联交易。依该规定，认定案涉技术转让协议是否无效的关键在于该交易是否损害东捷公司利益，即张某某是否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利用其作为东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和便利，实施了为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立丰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东捷公司利益的行为。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原告东捷公司对此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本案中，东捷公司仅举证案涉交易未经东捷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表决这一程序性事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交易实质上损害了东捷公司的相关经济利益并造成东捷公司损失。．．．．．．综上，在东捷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案涉协议损害东捷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涉案交易违反了法律或公司章程中关联交易的规定，涉案《技术转让协议书》不能认定为无效。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知民终字第00025号
【摘要】二审裁定：准许江苏东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解读】
（１）公司法并未完全禁止关联交易，只是禁止不公正的关联交易（禁止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
（２）有直接股权关系的为自我交易；仅董事高管为同一人的为关联交易。
- 日期： 10-16 16: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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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11号
【裁判摘要】潘某某在银行的存款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表明潘某某知晓或参与了泗县农商行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不能认定潘某某与泗县农商行工作人员订立合同时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潘某某受泗县农商行工作人员的欺诈将款项存入泗县农商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故潘某某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合同，但潘某某并未要求撤销，因此该合同对双方仍有拘束力。
摘要2：【解读】潘某某在银行的存款行为本身是合法的，现有证据不能表明潘某某知晓或参与了银行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不能认定潘某某与银行工作人员订立合同时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案涉储蓄存款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潘某某不主张撤销银行应按约定支付存款本息。
- 日期： 10-16 16: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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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55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金场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那某某使用虚假审计报告提高信用等级，骗取案涉借款，在刑法上，因其欺诈手段和非法目的构成骗取贷款罪，应当据此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合同法上，其行为构成单方欺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鸡西建行享有撤销权。因鸡西建行未按照该条规定主张撤销案涉借款合同，故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至于宏达钼业公司认为鸡西建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与金场沟公司恶意串通骗取贷款一项因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案涉刑事判决并未认定鸡西建行的相关工作人员亦参与犯罪的事实，本案中并不存在借贷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案涉借款合同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摘要2：【解读】借款人使用虚假审计报告骗取贷款，在合同法上构成单方欺诈，银行据此享有合同撤销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031号
【裁判要旨】清算组不属于“其他组织”，不是适格被告。
【裁判摘要１】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虽未规定被告主体适格问题，但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此，被告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才可以成为诉讼主体。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亦将“被告主体适格”视为“诉讼要件”，起诉符合诉讼要件是法院进行实体审理的前提，故被告主体适格问题具有程序法性质。因被告主体不适格而导致本案诉讼要件欠缺，二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
【裁判摘要２】《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虽未规定鉴定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但本案鉴定费用的发生系因中机公司的不当起诉行为引起，艾维公司清算组和凌峰会计师事务所因不当起诉而遭受损失，二审裁定由过错方中机公司承担鉴定费用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11-12 16: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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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791号
【裁判摘要】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转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花山区政府组织拆除申请人的房屋时，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申请人签字确认，致使申请人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依法应由被申请人花山区政府承担举证责任。在花山区政府未能充分举证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参照合理的市场价，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对申请人的合理的室内物品赔偿请求予以支持，已经充分保障了申请人的权利。
摘要2：
- 日期： 11-19 08: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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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情：甲银行与丙公司等纠纷申请法院查封了丙公司在乙银行的账户资金，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法院扣划了丙公司在乙银行的冻结资金至法院账户。乙银行与丙公司等纠纷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乙银行对丙公司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甲银行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
【要旨】甲银行与原诉处理结果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甲银行对丙公司享有的债权为普通债权，而非依法应予特殊保护的债权，该项权利的行使不会因原诉民事判决而受到影响，由此形成的利害关系仅为事实上的间接利害关系，与原诉不具有法律上的牵连性，不能认定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甲银行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摘要2：【解读１】（１）甲银行并非原诉所涉金融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或担保人，对该案所涉诉讼标的不享有全部或者部分独立请求权，不属于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２）虽然原诉判决确认乙银行对案涉账户内资金及利息享有优先受偿权，可能会间接影响甲银行的利益，但此种影响属于执行利益的相应体现，甲银行根据法院生效裁判对丙公司享有的权利不会因此减少，在实质上不会因此而遭受损害，该种利益与原诉争议无法律上的牵连性,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３）第三人撤销之诉还应提供证据张正明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2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为规避执行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达成调解协议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有权申请撤销相应的民事调解书。
【摘要１】因本案汪某和鲁某某系在诉讼中达成以3132573元交易价转让原金桥养殖厂的协议，该协议经人民法院作出183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形下，担保中心认为汪某与鲁某某该资产转让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无法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另行提起诉讼行使撤销权。纵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及审判监督程序等制度中对民事权益受损害的案外人救济的相关规定，结合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为加强对因虚假诉讼或借诉讼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行为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进行救济而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现实需要，并不能得出本案担保中心主张受损害的民事权益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救济范围的结论。故本案担保中心与汪某之间虽然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但基于担保中心对汪某债权形成与汪某转让的养殖厂之间的关联关系，法院对汪某因养殖厂转让形成的到期债权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采取的保全和执行措施使得汪某与鲁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处理结果对担保中心利益的影响，以及担保中心主张受损害的民事权益因183号民事调解书而存在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提起撤销权诉讼障碍等本案基本事实，可以认定汪某和鲁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处理结果与担保中心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担保中心有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鲁某某上诉主张担保中心不属于与汪某和鲁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所涉债权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的民事权益，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符合《合同法》第７４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的债权人，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规定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1：
摘要2：
摘要1：——当事人要求参照合同的特定违约条款追究对方违约责任，应当如何处理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４２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１－２２０页】
【裁判要旨】当事人就专门事项作出特殊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将其扩大理解为整个合同通用的违约条款。一方当事人主张参照适用该特殊约定追究对方其他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
【摘要】希科集团提出2200万元违约金主张的理由和依据，是认为应当按照公平原则，比照适用《兼并协议书》第二十一条关于希科集团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条款。诚如一审法院所言，《兼并协议书》第二十一条针对的是希科集团在特定违约情形下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由于双方之间就民政集团未办理第15层、16层房屋过户手续承担违约责任问题，没有直接、明确的约定。希科集团一、二审期间也只是指出长达十几年的不过户给其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到底有哪些损失，始终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民政集团关于案涉房屋始终由希科集团实际占有、使用并获取收益，没有过户并未给希科集团造成损失的观点，比较切合实际。而且，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斯亚大厦第15层、16层问题的处理依据，是基于1995年12月的《补充协议》而非《兼并协议书》。因此，在双方当事人没有合同约定、希科集团无法充分举证证明自己的真实受损情况下，希科集团关于参照《兼并协议书》约定判令民政集团支付2200万元违约金的主张，理据不足，一审判决未予支持是正确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87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所谓恶意串通，通常是指当事人为了谋取私利，相互勾结，采取不正当方式，共同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第三人请求确认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无效，应由提出请求的第三人就恶意串通和利益受损这两方面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恶意串通反映出当事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而第三人以此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影响较大，故法律上科以第三人较一般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更高的举证证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就本案而言，重庆拓洋请求确认《质押合同》因当事人恶意串通而无效，本院认为其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证明义务，可以确信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和第三人损害事实的存在。首先，本案证据足以让人相信，《质押合同》系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而订立。．．．．．．综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本院确信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并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二者串通的目的是将五岳公司仅剩的无权利约束的深华新公司3963万股股票质押给利益关联人李某，防止五岳公司的有效财产被包括重庆拓洋在内的债权人强制执行。．．．．．．由此可见，李某和五岳公司订立的《质押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重庆拓洋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质押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
- 日期： 01-28 08: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１.余某某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重大责任事故案(检例第94号)
【关键词】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 关联案件办理 追诉漏罪漏犯 检察建议
【要旨】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要根据案发原因及涉案人员的职责和行为,准确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要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准确认定责任主体和相关人员责任,并及时移交职务违法犯罪线索。针对事故中暴露出的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漏洞和监管问题,要及时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落实整改。
２.宋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检例第95号)
【关键词】事故调查报告 证据审查 责任划分 不起诉 追诉漏犯
【要旨】对相关部门出具的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报告,要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相关人员责任。要正确区分相关涉案人员的责任和追责方式,发现漏犯及时追诉,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
３.黄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谎报安全事故案(检例第96号)
【关键词】谎报安全事故罪 引导侦查取证 污染处置 化解社会矛盾
【要旨】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通过积极履职,加强对线索移送和立案的法律监督。认定谎报安全事故罪,要重点审查谎报行为与贻误事故抢救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同时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和谎报安全事故罪的,应当数罪并罚。应注重督促涉事单位或有关部门及时赔偿被害人损失,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安全生产事故涉及生态环境污染等公益损害的,刑事检察部门要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加强协作配合,督促协同行政监管部门,统筹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修复受损公益,防控安全风险。
４.夏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检例第97号)
【关键词】重大责任事故罪 交通肇事罪 捕后引导侦查 审判监督
【要旨】内河运输中发生的船舶交通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可能同时涉嫌交通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要根据运输活动是否具有营运性质以及相关人员的具体职责和行为,准确适用罪名。重大责任事故往往涉案人员较多,因果关系复杂,要准确认定涉案单位投资人、管理人员及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等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答：《民法典》第１８８条之规定：（１）普通诉讼时效期间——３年；（２）特殊诉讼时效期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３）最长诉讼时效期间——２０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４）《海商法》第２６５条规定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为６年——有关船舶发生油污损害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３年，自损害发生之日起计算；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得超过从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日起６年。
解析：特殊诉讼时效期间包括以下诉讼时效期间：（１）保险索赔时效（《保险法》第２６条）——人寿以外其他保险索赔时效为２年；人寿保险索赔时效为５年。（２）仲裁时效 （《民法典》第１９８条）——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３）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2年（《产品质量法》第45条第１款）。（４）申请执行时效期间——２年 （《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９条）。（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１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２７条）。
【注释１】诉讼时效期间——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发生权利功效减损的法律效果需要经过的法定期间。
【注解２】《产品质量法》第４５条第２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该１０年期限属于请求权存续期间而非诉讼时效。
【注释３】《民法典》未再对《民法通则》第１３６条规定的１年短期诉讼时效期间进行规定——１年短期诉讼时效期间不再适用。
【注解１】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５条规定：（１）普通诉讼时效期间（３年＋法律另有规定特殊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不适用延长的规定；（２）２０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注解２】（１）２０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起算点为“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不管是否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也不管是否知道义务人），即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２０年，即使当事人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或者不知道义务人，法院也不予保护；（２）如不存在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即使经过２０年，也不存在最长诉讼时效问题。
摘要2：【注解３】（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最长诉讼时效的规定；（２）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承担不适用最长诉讼时效规定。——参考案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527号
【注解４】由于中断、中止事由存在而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不断延长超过权利被损害之日２０年是否受诉讼时效期间约束？——（１）只要２０年期间经过，法院就认为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经过；（２）但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延长。
【注解５】诉讼时效再生之最长诉讼时效起算点——（１）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仍然应自原权利受损害之日起算；（２）诉讼时效重生后不受原债务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２０年限制。——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4665号
【注解６】权利人提起诉讼时未超过２０年，诉讼过程中超过２０年是否适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规定？——倾向于应以权利人提起诉讼的意思表示到达法院时作为判断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如果以合议或者裁决时作为判断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的时点，则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可以延长。
【注解7】法院不能主动援引最长诉讼时效｜《民法典》第１９３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１９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１）法院主动援引诉讼时效以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而驳回诉讼请求违反法律的规定。——参考案例：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02民再50号；（２）最长诉讼时效适用前提为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参考案例：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苏07民终62号
- 日期： 03-05 11: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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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40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高压电造成了徐新华的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在不能证明损害是因徐某某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情况下，谁是本案中从事高压电活动的经营者，谁就应当向徐某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从事高压电活动的经营者，既包括利用电力设施生产高压电用以出售的发电企业，也包括利用电力设施输送高压电以获取利润的供电公司，还包括利用电力设施使用高压电进行生产经营的用电单位，无论是发电企业，还是供电公司，或者是用电单位，在其从事高压电活动进行经营的高度危险作业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均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很多情况下，电力设施确实是为其产权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但在徐某某被高压电击伤的事故发生时，涉案电力设施却没有被其产权人大塘公司利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早在2009年6月1日大塘公司就因停产而申请供电公司停止向其供应高压电，供电公司也同意并停止向大塘公司供应高压电，此后携带高压电并击伤徐某某的电力设施已经不再为产权人大塘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事故发生时并非大塘公司出于经营需要才导致其电力设施携带高压电，因此大塘公司在本案中不是从事高压电活动的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大塘公司将其电力负荷管理装置自愿移交给供电公司，由供电公司负责电力负荷管理装置的运行维护，供电公司通过操作跌落开关实现向大塘公司供应高压电、停止供应高压电和恢复供应高压电的经营目的，并防止大塘公司偷电以维护其经营利益不受损失，因此，供电公司采取此种方式停止向大塘公司供应高压电也是一种具体的高压电经营行为。徐某某确系被大塘公司电力设施携带的高压电击伤，但大塘公司电力设施在其申请停止供电的情况下仍然携带高压电的原因在于，供电公司采取了不能证明已拆除跌落开关或者通过正确规范断开操作措施的具体高压电经营行为，即因为供电公司采取了不适当的停电方式致使本应不携带高压电的供电设施上仍然携带高压电，这才导致徐某某被高压电击伤。《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
摘要2：（续）产权归属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受害者因违反安全或者其他规章制度，擅自进入供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以及在委托维护的供电设施上，因代理方维护不当所发生事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并非只能解释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供电设施产权人承担法律责任，还需要查明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确定由谁承担责任。所以，原判决认定供电公司是在从事高压电活动中造成徐某某损害后果的经营者，在认定结论方面是正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供电公司应当向徐某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日期： 03-07 09: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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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99号
【裁判摘要】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请内容看，作为原审原告的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起诉时的主要诉请为知情权及其它合法权益被侵害。其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为衡阳国资委原持有振兴生化公司609万股股份，在没有按约定解决职工遗留问题且没有告知振兴生化公司及湖南唯康公司的情形下，将上述股份转让至天津红翰公司。即当事人诉请与公司股份转让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相关。其次，从关于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案涉公司股权的转让会对振兴生化公司的股权架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振兴生化公司利益，属于上述规定的与公司相关纠纷范围，可以适用上述规定。至于上诉人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公司上诉称，宁某某不是适格的被告且其经常居住地应在湖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故本案纠纷由振兴生化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案涉公司股权的转让会对公司的股权架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公司利益，属于上述规定的与公司相关纠纷范围，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 日期： 03-11 11: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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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731号
【裁判摘要１】规划和规划行为的性质——行政规划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对未来一定时期内拟采取的方法、步骤和措施依法做出的具有约束力的设计与规划。行政规划种类繁多，效力各有不同。某一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依赖于该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针对特定人，并对该特定人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以城乡规划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城乡规划包括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等不同环节，依据《城乡规划法》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具体实施行为，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者赔偿。城乡规划的修改行为，如果给被许可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亦可以对其提起诉讼，请求补偿。但就规划的编制和审批而言，因其属于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面向未来的一般性调整，因此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特征，不能直接对其提起诉讼。本案中，被诉的黄石市政府办公室《关于中窑湾旧城改造等五个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就属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审批行为，再审申请人不能重建受损房屋，并非该审批行为所产生的直接法律效果，而是后续的具体规划措施，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予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致（事实上，再审申请人也已针对不予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先行另案起诉），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要求撤销规划批复的起诉，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抽象行政行为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相类似，规划和规划批复同样具有不特定性和可反复适用性，但不能就此将规划和规划批复等同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划和规划批复之所以不可诉，在于它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一样，都具有“普遍约束”性，而不在于它必须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身。
摘要2：【裁判摘要３】二审裁判与一审裁判的统一性．．．．．．在论及行政复议决定与原行政行为关系时，有一个统一性原则。其含义是指，撤销之诉的审查对象是“以复议决定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原行政行为”，换句话说，作为撤销之诉审查对象的原行政行为，是已经以复议决定修正之后的新形式出现的原行政行为。如果原行政行为的理由不当，但经过复议决定修正后理由已经合法的，则视为原行政行为也合法。行政诉讼的二审裁判与一审裁判的关系也是如此。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第二审程序承担着对第一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如果一审裁判结果正确但理由不当，二审裁判在对理由进行修正后维持一审裁判的结果，则视为一审裁判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是二审裁判而非一审。
【解读】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１）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的判断标准在于该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针对特定人并对该特定人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２）规划的编制和批复具有不特定性和可反复适用性不可诉，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7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一般而言，行政诉讼法中的“利害关系”应当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即：1.存在一项法律赋予和保护的权利或利益；2.该权利或利益归属于原告个人；3.该权利或利益可能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4.该权利或利益具有通过所提诉讼予以救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摘要2：【解读１】对于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行政行为，为提高权利保护的效益，防止公众不加区分地、普遍性地对行政行为提出挑战，法律一般只赋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由此直接蒙受不利影响的主体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在个人通行权益并没有明显受损的情况下，以公共通行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
【解读２】相邻权受损属于行政诉讼原告适格的情形之一，但应当理解为权利人只能就对相邻权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而不能理解为只要涉及相邻权，权利人即可对任何行政行为进行挑战。
【解读３】违法占地已经相关部门处理，案涉土地按规定可以合法使用，相邻权人能否诉请撤销颁证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规划区范围，以及对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防灾减灾等的具体安排。乡规划还应当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发展布局。”我国《房屋登记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一）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施工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的面积等内容建造的建筑申请登记的；”据此，直接影响排水通行等相邻权益的是作为房屋权属登记前置程序的规划行为，而不是房屋权属登记行为本身。本案中，栗某某在取得被诉房屋所有权证之前，其占地行为已经相关部门处理，案涉土地按规定可以合法使用。在此基础之上，房屋颁证行为本身并无明显违法之处，张某某以相邻滴水搭架权益受损为由直接质疑房屋颁证行为的合法性，无助于其权利的救济，也无法实现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最终目的。
- 日期： 03-16 08: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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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78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梁某某从原淇县医药公司处购买涉案土地上部分房屋后，卢某某经司法拍卖程序取得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及其余房屋的所有权，此后卢某某没有改变涉案土地的四至和基本使用情况，在此情况下，被诉颁证行为并未涉及土地边界的变化。此外，从本案听证情况看，梁某某与卢某某亦承认彼此之间不存在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权属争议，所以，虽然双方房屋所占土地相邻，但本案争议的实质问题并非土地权属纠纷，而是梁某某因占用通道经营饭店产生的相邻通行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据此，相邻权受损属于行政诉讼原告适格的情形之一，但该条规定应当理解为权利人只能就对相邻权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而不能理解为只要涉及相邻权，权利人即可对所有相关行政行为进行挑战。本案中，直接影响梁某某通行权的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划行为及其与卢某某之间的相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土地登记部门的颁证行为本身没有对梁某某的合法通行权产生直接影响，梁某某以缺失地籍调查为由质疑被诉颁证行为的合法性，无助于其权利的救济，也无法实现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最终目的，其与本案被诉的土地颁证登记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对于梁某某的相邻通行权问题，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
摘要2：【解读】（１）当事人对相邻权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行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２）而不能理解为只要涉及相邻权，权利人即可对所有相关行政行为进行挑战。
- 日期： 04-06 17: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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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裁判摘要１】不应将行政协议争议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１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一）从现行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对行政协议的起诉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种情形，而应包括所有的行政协议争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规定，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其有上述规定情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行政协议。综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撤销及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等，而不应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二）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之外的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如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纳入民事诉讼，既造成了同一性质的协议争议由行政民事分别受理并审理的混乱局面，又增加了行政裁判和民事裁判不一致的风险，
摘要2：（续）不利于彻底化解行政协议纠纷；二是如相关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因其行政性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极易造成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均不受理的尴尬局面，亦有悖于现代行政诉讼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保护的主要宗旨；三是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排除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有关行政协议争议游离行政法制轨道，既不能及时有效地依法解决相关行政争议，也不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故而，不应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协议”四种情形设定为提起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作狭义的文义理解，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某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者组织。在我国确定行政诉讼被告时，应当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在程序上，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且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机关或组织；二是在实体上，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职责并作出行政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且该行为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机关或者组织；三是在组织上，属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或组织，亦即行政主体；四是在方便性上，即使不属于行政主体，为便利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亦可将非行政主体的组织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本案集体土地征收系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并由征地服务中心具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而征地服务中心受重庆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在原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的具体指导下，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事业单位，本身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亦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其实施补偿安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规定，结合本案征地服务中心作为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机构这一事实，本案可以认定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征地服务中心实施了补偿安置，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
摘要1：——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裁判要旨】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决定了行政诉讼不能采用单一的证明标准，法官在审判中应根据行政案件的性质、被诉行政行为的种类以及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综合判定行政诉讼案件的证明标准。
【案例索引】（2006）二中行终字323号
【摘要】三河市公安局未向法院提交有关公安消防机关就此次火灾出具的成因分析及责任认定结论，仅凭部分受损摊主的自述及证人证言即自行判断火灾的起因及损失情况，缺乏客观科学的分析判断。
摘要2：
- 日期： 05-16 08: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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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混合担保中债权人放弃抵押对其他担保人的影响
【裁判要旨】根据体系解释，在混合担保情形下，物权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一十八条的适用应当以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为基础。在当事人明确约定保证责任优先的情况下，保证人以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为由，主张在债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由于现行法并未规定担保人代位权，第三人的代位利益无从谈起，自然不存在因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导致其他担保人代位利益受损的问题。
【案号】一审：（2017）川民初85号；二审：（2019）最高法民终1631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459号
- 日期： 05-21 15: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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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219号
【裁判摘要】用人单位委托代缴社会保险，员工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应予支持——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首先，陈某某自2010年已入职，但根据玉禾田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明确其自2018年12月起才委托案外公司深圳市金枫叶园林生态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在深圳给陈某某缴纳社保，但陈某某系在北京朝阳区为玉禾田公司提供劳动，陈某某社会保险缴纳情况与陈某某的实际劳动关系情况不符，玉禾田公司委托第三人为陈某某缴纳社会保险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其次，玉禾田公司亦认可其委托深圳市金枫叶园林生态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在深圳给陈某某缴纳社保未经过陈某某同意，仅通知过陈某某，陈某某对此不予认可，玉禾田公司就此并未举证证明。本案玉禾田公司存在未依法为陈某某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造成陈某某相关社保权益受损，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陈某某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玉禾田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摘要2：
- 日期： 05-21 16: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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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02民终6063号
【裁判摘要】由于刘某某系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一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认定刘某某系实际施工人。债权具有相对性，刘某某作为债权人，应向合同相对方田付全主张权利。但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具有其特殊性，不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涉及其他主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且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的实质是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农民工的劳动成果大多物化在建设工程之中，因此，《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又进一步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突破债的相对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但在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往往存在多层转包、分包的情形，本案即是如此。在前述规定中并未对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的权利救济作出明确规定，但该条并未排除对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形的适用，即存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仍然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该条不仅对承担责任的主体进行了限定，而且亦对承担责任的范围进行了限定。除此之外，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原则上实际施工人不能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权利，允许实际施工人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发包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足额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因此，从主张权利的主体而言，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合同相对方以及发包人主张权利，例外情形下还可以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刘某某为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前述分析，其与田某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其要求田某某给付工程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昱豪公司与刘某某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只有在香洲温泉公司向昱豪公司足额支付工程款，昱豪公司未足额向田某某支
摘要2：（续）本案中，香洲温泉公司与昱豪公司之间并未结清工程款，刘某某在本案中主张昱豪公司与田某某共同支付工程款，并互负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昱豪公司与田某某承担欠付工程款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合同相对方以及发包人主张权利，例外情形下还可以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１）存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仍然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２）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原则上实际施工人不能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权利，允许实际施工人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发包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足额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
- 日期： 06-20 14: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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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453号
【裁判摘要】保证债务不停止计息将影响保证人的追偿权，对保证人较为不公——首先，担保债务具有从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是担保从属性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主债务人破产申请后，主债务停止计息。根据担保从属性的原则，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应以主债务为限，故担保债务亦应停止计息。其次，从担保制度体系来看，其不仅规定了保证人的代偿义务，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规定了保证人的追偿权，兼顾保证人的合法权益。破产案件受理后对主债权停止计息，债权人受损的仅是利息损失。如果对保证债务不停止计息，将影响保证人的追偿权，对保证人较为不公。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保证债务停止计息并不属于法律适用确有错误。
摘要2：
- 日期： 07-23 07: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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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行政处罚法》第３５条仅规定行政拘留应当折抵刑期、罚款应当折抵罚金，并未规定已经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能给予行政处罚；（２）在有些时候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后，考虑到仍不足以预防或者制止某些社会危害性行为、恢复受损社会秩序、实现国家公法制裁之目的的情形下，可以依法对其再科以行政处罚。
摘要2：
- 日期： 09-19 09: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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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
【裁判摘要】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公司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上述规定并没有列举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情形，但是董事负有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这是由董事的职能定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作用决定的。根据董事会的职能定位，董事会负责公司业务经营和事务管理，董事会由董事组成，董事是公司的业务执行者和事务管理者。股东全面履行出资是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董事监督股东履行出资是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上述规定的目的是赋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股东增资的监管、督促义务，从而保证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充实。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的股东负有的出资义务与公司增资时是相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的督促股东出资的义务也不应有所差别。本案深圳斯曼特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向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股东出资期限届满即2006年3月16日之后向股东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违反。．．．．．．综上，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深圳斯曼特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董事、高管负有向出资未到位股东的催缴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涉案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其股东未缴清出资的行为实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其董事消极不作为放任了实际损害的持续，股东欠缴的出资即为所在公司遭受的损失，股东欠缴出资的行为与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持续，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所在公司所遭受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公司董事对所在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第９９６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涉及人身权利或者以精神利益满足为主要目的的合同，因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格权的，造成非违约方一方的损失通常为非金钱损失，难以通过市场价值准确衡量，适用财产损害赔偿难以对非违约方进行救济，可采用精神损害赔偿方式对人格权遭受的侵害施行全面的救济。（１）仅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下非违约方才能在违约责任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他情形下即便非违约方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无权在违约责任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民法典》第９９６条规定）；（２）必须违约行为造成非违约方严重的精神损害（《民法典》第１８６条规定）。
摘要2：【注解】（１）违约之诉通常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违约之诉并非绝对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２）违约方造成非违约方严重精神损害、符合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情形，非违约方选择违约之诉可以同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25.旅游合同之诉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 日期： 09-21 10: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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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78号
【裁判摘要】刑事裁判确定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被告人追缴返还、退赔被害银行，银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应裁定驳回起诉——另案刑事裁判认定被告人构成骗取贷款罪，对其骗取的贷款予以追缴，返还给被害单位，不足部分应予退赔。在此情形下，银行作为该刑事案件确定的被害单位，其所受损失可在该案相关程序中获偿。银行提起的本案民事诉讼，原审法院依照《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终37号
【摘要】案涉经济纠纷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现刑事案件正在人民法院审理，因此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