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的案件，应如何确定管辖权？
摘要1：【要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案件，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因而，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均享有管辖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96号
【裁判要旨】因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纠纷一并提起诉讼，依《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9条的规定，应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因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纠纷一并提起诉讼的情形，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129条的规定，应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案涉《借款合同》为本案借款合同纠纷的主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及两份《保证合同》为从合同。上述合同均载明签订地为沈阳市，且均约定发生纠纷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沈阳分行或东北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沈阳分行及东北公司住所地均在沈阳市辖区，一审裁定认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符合《担保法解释》第129条的规定。
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的规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1亿元以上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一亿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亦不违反级别管辖的标准。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4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471号
【裁判要旨】约定“可”向某国法院起诉的，应视为排他性管辖——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约，对方“可”向某国法院起诉的管辖条款，结合其他合同条款可推断出当事人具有选择该国法院管辖的真实意图和特定意图，且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管辖及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认为还可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的，没有合同依据。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第7条约定：“协议一经签订，双方不得反悔，如违约则可向蒙古国法院起诉，并有权申请查封RICHFORTUNE相关财产”。该管辖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即蒙古国法院系合同签订地、股权转让义务的履行地法院，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至于双方当事人没有具体约定纠纷由蒙古国哪一个法院管辖，当事人可以根据蒙古国法律的规定向该国某一具体法院起诉，同样具有确定性。涉案管辖条款中的“可”字符合起诉系当事人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的实际。涉案管辖条款表明在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时可以向蒙古国法院起诉，但并没有表明当事人有权选择向蒙古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法院起诉，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没有载明蒙古国法院对有关纠纷享有非排他性管辖权。双方当事人在约定蒙古国法院管辖的同时，进一步约定“有权申请查封位于蒙古国的RICHFORTUNE相关财产”，虽然在该两项约定中后者不影响前者的效力，但如果当事人依法可以申请法院查封RICHFORTUNE公司相关财产，约定蒙古国法院管辖显然是该项查封的一个重要便利条件，由此可以推断双方当事人当时具有选择蒙古国法院管辖的真实意思和特定意图，而难以推断双方当事人还具有可以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明认为当事人还可以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没有合同依据。
摘要2：
【笔记】约定“可”向某法院起诉的，其他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摘要1：【要旨】“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能否理解为也可以到其他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当事人约定“可”向某法院起诉的，该约定属于协议管辖，应认为双方协议选择由某法院管辖，排除了其他法院管辖。
摘要2：【解析】《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３０条第１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１）即协议管辖具有优先于法定管辖适用，只要协议管辖约定有效即排除法定管辖之适用；（２）约定“可”向某法院起诉应认定排除法定管辖之适用，具有排他性。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再107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再107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原告鑫丰公司起诉的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起诉时提供的《水泥销售合同》等证据材料，其系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中太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及违约金而提起诉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中太建设集团联德镍合金厂项目部系中太公司设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中太公司系本案适格的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均有权管辖。讼争《水泥销售合同》第十一条载明，“合同履行地：宁德市蕉城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宁德市蕉城区应确定为讼争《水泥销售合同》的履行地。结合本案的诉讼标的额及当事人住所地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符合级别管辖标准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中太公司提出其从未与鑫丰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签订讼争《水泥销售合同》的是“中太建设集团联德镍合金厂项目部”，没有证据显示其与鑫丰公司存在任何联系等主张，与再审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未经调查，迳行将案件移送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应予纠正。
摘要2：
关于民诉法解释中有关管辖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1：关于民诉法解释中有关管辖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作者： 高民智）
【目录】一、关于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离婚后提起的财产分割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二、关于确定合同履行地的问题三、关于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范围问题
摘要2：无
曹士兵《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答复》
摘要1：无
摘要2：无
供用电合同风险防范04：承租人申请供电及停止供电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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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09民辖终15号
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09民辖终15号
【裁判摘要】据当事人起诉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及提交的证据材料表明，本案系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被上诉人苏××提交的《超微粉碎机供销合同》第六条载明“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签约地人民法院起诉”，但该合同并未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不存在签约地，故据该管辖协议无法确定具体的法院，该管辖协议无效，应当依照法定管辖规定确定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本案属于线上订立、线下交货的买卖合同，即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应以收货地即霞浦县为合同履行地。现苏××选择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再10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原审原告鑫×公司起诉的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起诉时提供的《水泥销售合同》等证据材料，其系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中×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及违约金而提起诉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中×建设集团联×镍合金厂项目部系中×公司设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中×公司系本案适格的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均有权管辖。讼争《水泥销售合同》第十一条载明，“合同履行地：宁德市蕉城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宁德市蕉城区应确定为讼争《水泥销售合同》的履行地。结合本案的诉讼标的额及当事人住所地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符合级别管辖标准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中×公司提出其从未与鑫＊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签订讼争《水泥销售合同》的是“中×建设集团联×镍合金厂项目部”，没有证据显示其与鑫×公司存在任何联系等主张，与再审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未经调查，迳行将案件移送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应予纠正。鑫＊公司的申诉理由成立；对其申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发（1996）28号司法解释问题的批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发[1996]28号司法解释问题的批复（1998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60次会议通过 1998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 自1998年2月19日起施行 法释[1998]3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法发[1996]28号)，是一项关于人民法院案件管辖问题的程序性规定。不论购销合同是在该规定生效前签订的还是生效后签订的，凡在该规定生效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应适用该规定，而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
摘要2：【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废止（废止原因：依据已失效，不再适用）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高民终字第0249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高民终字第02494号
【裁判要旨】房屋买卖合同就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明确的金额而非仅为继续履行合同的，应以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及其他请求金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而非仅以合同标的额作为确定级别管辖的依据。
【裁判摘要】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林某某的起诉，其诉讼请求标的额为26466333.33元。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审理部分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通知》的规定，基层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涉外（含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本案应由基层法院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依法向房屋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故本案应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裁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诉讼请求标的额”在文义上不同于“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893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8939号
【裁判要旨】房屋买卖合同之诉诉请过户登记适用合同纠纷管辖。
【裁判摘要】原告系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的诉讼，并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过户义务将北京市朝阳区×室的房屋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等。本案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因本案合同履行地即房屋所在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渝五中法民管异终字第02130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渝五中法民管异终字第02130号
【提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本案系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中虽然约定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但是由于本案系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系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专属管辖的规定，应为无效。本案中涉及的土地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闽01民辖终47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闽01民辖终475号
【提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引起的管辖权争议。被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诉请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上诉人将租赁的土地恢复耕种并返还以及支付土地租金等。讼争的《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标的物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江镜镇酒店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原审法院作为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浙辖终字第74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浙辖终字第74号
【裁判要旨】探矿权转让合同履行地应为权属变更登记地，并非探矿权所在地。
【裁判摘要】本案为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因探矿权转让合同之特征性义务为出让方转让探矿权之行为，而依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之规定，探矿权的转让需经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准予转让的，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探矿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探矿权的转让系以权属变更登记为履行标志，权属变更登记地应为此类合同履行地。因涉案探矿权之变更登记地为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所在地，故本案合同履行地应为杭州市。原审裁定认定本案合同履行地为探矿权所涉矿区所在地不当，应予纠正。因涉案合同已经部分履行，由合同履行地法院审理本案更为适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探矿权转让合同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定，当事人可约定管辖法院。
【解读２】探矿权转让当事人签订阴阳合同，应以备案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探矿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皖08民辖终190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皖08民辖终190号
【裁判要旨】探矿权转让合同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约定管辖法院。
【裁判摘要】探矿权是用益物权，探矿权纠纷是物权纠纷，而探矿权转让属于合同纠纷，探矿权纠纷不能涵盖探矿权转让纠纷，不能认为是物权纠纷，原审裁定认为按照不动产纠纷处理的依据不足。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双方约定“如不能协商解决将通过诉讼处理，诉讼地为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均应受到协议管辖的约束，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33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中存在两种以上解决方式，但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进行勾选的，视为未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该争议解决条款未生效，当事人请求适用该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约定管辖是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或纠纷发生前即约定对纠纷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当事人对诉讼管辖这一基本诉讼权利的约束与放弃，因此，需要当事人具有明确约定管辖权法院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案涉《转贴现合同》虽然有争议解决方式的条款，但从该条款内容来看，约定的两种解决方式系由双方当事人进行选择，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进行勾选，即并未明确选择争议解决方式。因此，在合同条款没有对管辖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并不存在浙江稠州银行所称仲裁条款约定无效后适用另一项约定的情形。浙江稠州银行以《转贴现合同》中已约定管辖为由要求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将本案移送被告所在地法院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44号
【裁判要旨】
1.协议管辖法院并不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五类法院之一。
2.当事人约定由合同一方主体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该地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若该地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当事人仅以“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的合同一方主体不是本案诉讼当事人”为由主张该条款为无效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关于协议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该条规定赋予了合同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权利，虽然从文义看是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属于当事人可选择的管辖范围，但亦用“等"字表明当事人还可选择除上述五地之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该规定在对“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进行必要指引和限制下，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意在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意思自治。具体到本案，徐州丰利公司、长证资管公司与长江证券公司所签《三方协议》第七十四条对管辖问题做了如下约定：“本协议执行中如出现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甲乙丙三方同意提交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丙方"即长江证券公司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是解决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长江证券公司虽然不是本案当事人，但作为诉争协议的签约一方、诉争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该地人民法院可由当事人在协议管辖时予以选择。
摘要2：【注解】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五地”之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作为纠纷管辖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78号
【裁判要旨】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应按合同标的额确定管辖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是确定一般合同纠纷地域管辖法院的基本原则。本案一审原告西昌电力公司提起的是确认其与上诉人水利水电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之诉，该诉讼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四川省辖区内，一审法院以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并无不当。．．．．．．对于诉讼标的额的计算原则，应根据原告请求判决的权利主张将给原告带来的经济利益来确定。本案所涉合同标的金额为7470.5022万元，一审原告西昌电力公司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关系到7470.5022万元的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与一审原告西昌电力公司利益直接相关。故一审法院以合同标的额作为确定级别管辖的诉讼标的额并无不妥。
摘要2：【解读】
（１）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诉讼标的应以合同所涉标的额作为级别管辖的依据；
（２）在预收案件受理费时按合同标的额计算对应的诉讼费用。
简法｜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能否按照合同标的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解答：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应按合同标的额确定管辖法院。
解读：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１】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在预收案件受理费时应按合同标的额计算对应的诉讼费用。
【注解２】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按件收取案件受理费。——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43号
【备注】确定管辖法院标准和案件受理费标准是不同概念——（１）确认合同效力案件应按合同标的额确定管辖法院；（２）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按非财产案件收取案件受理费。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3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是因合作开发有关“棚户区改造项目”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该司法解释所列举的不动产纠纷类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第十一条关于“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协议各方同意将提交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的约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80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双方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引发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因双方合作协议的履行地在河北省香河县，且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一审起诉的标的额符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受案标准。国兴公司主张其主要机构在北京市，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不影响本案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
摘要2：【解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6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国兴公司与富力(北京)地产公司履行《香河县蒋辛屯镇项目用地合作协议书》引发的合同纠纷，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根据协议书中有关“国兴公司保证其有权处置蒋辛屯镇范围内约9000亩用地”、以及“国兴公司选定富力(北京)地产公司作为合作方进行本项目及其用地的开发”等内容，可以认定河北省系《香河县蒋辛屯镇项目用地合作协议书》所指的项目所在地，亦为本案合同履行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国兴公司选择向合同履行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通知》(法发[2015]7号)的相关规定，本案第一审应由河北高院管辖。
摘要2：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浙0603民初8390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浙0603民初839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起诉人绍兴麦佳纺织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与被起诉人签订的合同第十条约定，解决合同发生纠纷方式为双方友好协商或提交合同签订地法院解决,现合同注明的签订地点为浙江绍兴，而绍兴下辖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等地，故本院认为该管辖约定不明确，本案管辖应从法定。因本案。因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和被起诉人住所地均未在本院辖区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绍兴麦佳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摘要2：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民辖12号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民辖12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工程专业设备购销合同》第八条第3项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如协商不能解决，可申请昆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审查协议的公正性原则，判定协议内容效力的尺度应当统一，在原被告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情况下，原被告之间达成了两个合意，一个关于仲裁、一个关于诉讼，两个合意发生冲突，仲裁合意由于约定不明无效，则双方关于诉讼管辖的合意的效力也应当无效。就诉讼而言，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两个互相排斥的纠纷解决方法，故应认定该条款整体无效，应根据法定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合同双方在协议中既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又约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故双方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仲裁协议无效，并不影响双方对诉讼管辖的约定。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并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的合同签订地为昆明市西山区，故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在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耿马县法院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辖终250号民事裁定
摘要1：【生效文书编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辖终250号民事裁定（2018年5月31日）
【裁判要点】“接收货币一方”是指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接收货币权利的一方，不能简单等同于起诉请求给付金钱的一方。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合同履行地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确定合同履行地的原则是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中，“接收货币一方”的“接收货币”，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权利义务，而非起诉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因此，应当以合同约定具有接收到货币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来确定谁是“接收货币一方”。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源恺公司和宋某某作为合同中的股权转让方，按合同约定属于出让股权和接收转让款的一方；而祝某某、王某某、郑某作为股权受让方，按合同约定属于接收股权和给付转让款一方。因此，本案“接收货币一方”当事人为源恺公司和宋某某，应当以其所在地来确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原审法院将“争议标的”简单地等同于“诉讼请求标的”，属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中“争议标的”概念的错误理解和解读，原审裁定错误认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予以纠正。
摘要2：
（2017）津0101民初1069号；（2017）津01民辖终539号
摘要1：——合同履行地不能仅以给付金钱责任承担形式来确定
【裁判要旨】给付货币的义务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給付金钱请求。合同履行地不能仅以給付金钱这种责任承担的形式来确定，还应当根据当事人起诉时的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确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返还酒店预订款，诉讼请求并非履行合同应支付的相应对价，争议标的不属于给付货币，应为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案号】一审：（2017）津0101民初1069号；二审：（2017）津01民辖终539号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辖终16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辖终165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石料加工合同纠纷。案涉《石料破碎承包合同》第九款第三项约定“合作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将争议提交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因合同约定的守约方并不确定，故该协议管辖不认定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就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村××塘大洋物流基地项目红线内石料加工事宜签订合同，合同内容包括甲方（上诉人）拥有深浦塘项目红线内石料储量，负责爆破并将已开采的石料在原处给乙方（被上诉人）加工成建材并运输等。从合同内容可以确定，石料加工地点为宁德市蕉城区××镇××村，该石料加工地可视为案涉合同履行地，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当认为是确定的。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金额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达到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中陈某某、郭某某起诉主张包括支付费用、支付补偿金及赔偿停工损失等，争议标的不限于给付货币，属于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大洋物流公司所在地，其亦在宁德市蕉城区。综上，上诉人大洋物流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裁定本案由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辖67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辖67号
【裁判摘要】本案原告系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主张被告应退还购房款及赔偿违约金和损失等款项，属于民事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本案被告的住所地为福建省柘荣县，因此，本案应由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