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的举证责任
摘要1：因环境污染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表明环境污染侵权实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一举证规则是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为了避免他们因举证不能而遭受实际上的不公平，但并不因此完全免除受害方的举证责任。本期法信小编就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整理相关法律、案例、观点，供读者参考。
摘要2：无
（2010）东民初字第2946号；（2010）丹民二终字第00489号；（2013）辽审三民申字第10号；（2013）辽审三民提字第45号
摘要1：——侵权方就排除因果关系举证不充分应承担民事责任
【裁判要旨】环境污染案件虽作出司法鉴定结论，但如果鉴定的因素不是可能导致损害的唯一污染因素，或者可能存在其它多种可能导致污染损害的因素未进行鉴定，则由此得出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应当认定环境污染侵权一方就排除因果关系举证不充分，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案号】一审：（2010）东民初字第2946号；二审：（2010）丹民二终字第00489号；再审审查：（2013）辽审三民申字第10号；再审：（2013）辽审三民提字第45号
摘要2：无
最高法发布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十大典型案例之五：倪××诉丹东×××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
摘要1：【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风力发电产生的噪声、光影及电磁造成损害的新类型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噪声是风力发电场典型的污染因素。光影的影响，虽未明确作为环境污染的类别，但与光污染类似，且相关研究表明风电场光影的规律性变化和晃动可能对居民和敏感生物产生影响，是可致污染的重要因素。关于电磁波污染，由于风力发电的原理即在于利用风力使得叶片带动磁场转动，由磁场能量转化为电能，在此过程中会产生磁场或电磁波的负面影响，也是已知的可能污染源。
本案再审法院根据案件系风力发电厂噪声、光影及电磁致损的新类型污染的特点，综合相关部门就鉴定资质出具的证据，对于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进行了审查判断，未予采信鉴定意见，同时依据风力发电机组与养殖场的距离、风力发电厂生态建设相关规范文件，结合中华鳖的习性，认定了风力发电产生的噪声、光影及电磁与中华鳖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体现了环境资源审判中对于专业性问题审查判断的特殊性，对于准确认定污染行为和损害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摘要2：无
环境污染赔偿案应由加害人承担相关举证责任——南阳中院判决鸭河水管所诉鸭电公司环境污染案
摘要1：环境污染诉讼中被告不能就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的应承担赔偿责任——鸭河水管所诉鸭电公司环境污染案
【案例要旨】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加害人未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承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案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南民一终字第684号
【来源】《人民法院报》2006年08月28日第6版
摘要2：无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1）枝民初字第688号；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宜中民三终字第00268
摘要1：【裁判要点】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件中，受害人对其所受损害及侵害人实施侵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对损害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就可予以认定。对于侵害人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一事实，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污染者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该事实的认定应当适用更加严格的证明标准。
【案件索引】一审：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1）枝民初字第688号（2011年7月21日）；二审：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宜中民三终字第00268号（2011年11月16日）
摘要2：无
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0）东民初字第802号；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聊民一终字第189号
摘要1：——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举证规则在实践中的应用
【裁判要点】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受害方只要能举出盖然性证据证明被告存在环境污染行为且该污染行为与原告受损害有因果关系，就视为原告已完成举证责任。如被告不能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案件索引】一审：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0）东民初字第802号（2011年12月27日）；二审：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聊民一终字第189号（2012年7月11日）
摘要2：无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汴民终字第379号
摘要1：——环境污染案件因果关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受害方与污染者各自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案例要旨】
1.环境污染案件因果关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但其前提是受害方应就污染行为和损害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而后，污染者对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受害方无需就因果关系作出任何证明。
2.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案号】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汴民终字第379号
【来源】《河南审判研究》2014年第12期（总第47期）
摘要2：无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1民终479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1民终4799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在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承担的系无过错责任，除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外，只要损害是由高压活动造成的，不管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都应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并不存在不可抗力，也无证据体现受害人李侠对损害后果持故意心态，故涉案高压电线的经营者国网福建长乐市供电有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受害人对损害发生有过失的情况下，亦只能减轻经营者的责任，而不能完全免除经营者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虽然规定电力运行事故由用户自身的过错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但首先，该条系针对电力用户，而本案不符合该条情形，其次，即使按照该条的精神即在相对人有过错时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作为规定侵权责任的基本法，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而言，属于新法，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确有关于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的规定，但其目的是保护电力设施，而非防止一般人员遭受电力损害，且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在必要的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和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跨越重要公路和航道的区段，才应设立标志。至于针对一般人员的安全警示标志，法律法规并未要求且事实上也不可能高压线路经过的任何区域都需要设立，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的有关规定，只有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人口密集地段、人员活动频繁地区、车辆、机械频繁穿越架空电力线路的地段、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平台才属于应当设置安全标志的地点，而本案事发地点不属于以上地点；罗琴琴、李泽文、朱丽华、李某某所称的水泥地、树木、树藤距离高压线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未提供证据证明，所称的事发高压线路很有可能长期无人维护系主观臆测，且即使上述情况属实，亦与本案触电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故罗琴琴、李泽文、朱丽华、李某某提出的三大安全隐患不能成立。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205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2053号
【裁判摘要1】《交强险条例》第２２条第１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道交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交强险条例》第２２条与自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的内容相比较，《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最明显的突破是保险公司先行赔偿的范围由“垫付抢救费用”变更为“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大大提高了赔偿数额，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故本案应当适用《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而非《交强险条例》第２２条。
【裁判摘要2】根据《交强险条例》第３条之规定，交强险中“第三人”的范围为被保险人、车上人员之外的受害人，即被保险人对之负有损害赔偿责任之人。上述受害人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时，可作为“第三人”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中规定的“当事人”应指在交通事故中受害的第三人和被保险人，并非包括诉讼中参加诉讼的全部当事人。本案中，李某某系在交通事故中受害的第三人，张某某系驾驶车辆的被保险人，其均可作为《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的“当事人”要求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先行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李某某的合理损失，但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对侵权人张文某享有追偿权。而作为另一侵权人之一的王某某在李某某提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并非交强险中“第三人”，亦非张文某驾驶车辆的被保险人，故其无权要求张文凯驾驶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向李某某的赔偿责任。但交强险中“第三人”的概念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多车事故中可存在不同的“第三人”，具体要视受害人的情况而定。若王某某在事故中受到人身伤害，其作为受害人起诉张文某要求赔偿其自身损失，则王某某即属于交强险中'第三人'。
摘要2：【裁判摘要3】《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王某某和张某某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侵权责任无需再论。李某某的伤害是因王某某和张某某相会追逐冲撞而造成，与王某某是否具有运营资格无关，即李某某的伤害与王某某的运营资格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即使李某某知道王某某无运营资格而搭乘车辆，也不属于侵权法中的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形。相反，若李某某明知王某某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车辆的驾驶资格而搭乘车辆或在此后的事故中唆使王建军追逐张某某的车辆，则李某某将属于侵权法中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形。但本案中，并不存在上述事实，故王某某以李某某搭乘其车辆存在过错为由上诉要求李某某自担部分损失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裁判摘要4】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犯罪是严重的、特殊的侵权行为，刑事诉讼法是专门规定此种侵权行为的法律，处理犯罪行为的赔偿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在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再适用民事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因上述《刑事诉讼法解释》已明确对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故本案中王某某已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亦是对李某某精神损害的抚慰方式，不应当再判决王某某赔偿李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判决王某某赔偿李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06）花法民一初字第1657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6号
摘要1：（套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06）花法民一初字第1657号；二审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6号
摘要2：【摘要1】肇事车辆使用的车牌，可能是真实的车牌，亦可能是伪造的假车牌。如果该车牌是伪造的车牌，由于卢锵仪与肇事车辆毫无关系，显然其无须对肇事车辆造成孙国营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该车牌为真实的车牌，虽然卢锵仪没有及时办理车辆报废手续，对该车牌的流失有过错，但由于车牌的使用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且没有证据证实卢锵仪对于肇事车辆有实际支配地位或可以从该肇事车辆的运行中获得利益，故孙国营据此要求卢锵仪承担赔偿责任的，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若登记车主对车辆使用同一号牌知情，则该登记车主对使用同一号牌的车辆实际可以控制、支配，那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与登记车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则不管登记车主对使用同一号牌的车辆在运行中是否获得利益，登记车主仍应对车辆在运行中发生交通事故所致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登记车主对同一号牌被其他车辆使用不知情，则登记车主对车辆的运行无法控制和支配，更不能从中获益，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与登记车主不存在因果关系，若要求登记车主因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失公平。
上海二中院〔2010〕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917号
摘要1：——肇事车辆是否存在产品缺陷;产品缺陷和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案号】上海二中院〔2010〕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917号
【裁判规则】当肇事机动车是由于产品存在设计等缺陷而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时，事故受害者有权请求直接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亦有权要求机动车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来源】《道路交通纠纷》(中国法院2012年度案例10)
摘要2：无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辽09民终502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辽09民终502号
【裁判摘要】车辆未经年检能否认定为过错，尚须结合《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过错的规定加以分析。《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依上述规定可知，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负有过错，是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即过错的内容须与损害结果存在直接的或者较为密切的关联。本案中，石××逾期未对案涉车辆进行年检，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关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规定。从效力级别上来看，《条例》系国务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并实施的行政法规。从因果关系来看，对《条例》的违反，仅系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破坏了车辆监管部门对机动车的监管秩序，但车辆是否经过年检，与车辆是否实际存在不宜上路通行的缺陷并无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不能仅因车辆未经年检，而认定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是车辆存在不宜上路通行的缺陷所致。结合本案案情来看，依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可知，石××１驾驶机动车过程中，未避让和未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的行为是造成此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虽在认定书中记明，但与损害结果并无事实上的关联，该认定书亦无案涉车辆存在不宜上路的缺陷或者驾驶人具有无照驾驶等情形。就此而言，石××违反《条例》中关于机动车年检规定的行为，不宜扩大解释为符合前述《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过错情形，
摘要2：（续）一审据此判令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与损害结果并无事实上的关联，违反《条例》中关于机动车年检规定的行为，不宜扩大解释为符合前述《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过错情形。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海民初字第3080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海民初字第308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中标无效，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串通投标，中科华星公司的中标结果依法无效，三被告还应承担原告因此所受损失。但是，投标是竞争性邀约行为，投标行为受《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文件的限制，中标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三被告串通投标固然违法，但即使三被告没有串通投标，原告也未必中标。因此，三被告串通投标行为和原告没有中标的结果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不能把原告中标后的预期利润作为确定被告赔偿数额的计算依据。但是，原告为本案维权支出的律师费和公证费，数额合理，理由正当，三被告应负连带赔偿责任。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7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767号
【裁判摘要】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根据该规定，从事高压活动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成峰果品公司与蓬莱供电公司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由成峰果品公司对案涉高压电力设施享有所有权，成峰果品公司实际利用蓬莱供电公司架设的高压电力设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关于“经营者”的界定，应由成峰果品公司对案涉高压电力设施进行管理和维护。故成峰果品公司关于二审判决曲解“经营者”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二，本案火灾的起因系成峰果品公司西侧冷库3号库与4号库常温穿堂南门外北侧距地高约3.5米处的10KV高压电缆发生短路，短路喷溅的熔珠引燃下方堆放的聚乙烯泡沫垫引发火灾。成峰果品公司与蓬莱供电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七条约定：“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10KV温泉线#37专#4杆电源T接点。……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属供电人，分界点负荷侧产权属用电人……双方各自承担其产权范围内供用电设施上发生事故等引起的法律责任。”合同后附的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显示，10KV温泉线#37专#4杆系双方的产权和责任分界点，故案涉高压电力设施产权所有人系成峰果品公司。成峰果品公司对自己享有产权的高压电力设施发生的事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同时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故成峰果品公司关于《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七条为无效条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三，蓬莱供电公司是否违规架设高压电力设施与本案火灾事故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从双方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的约定可知，成峰果品公司作为案涉高压电力设施产权所有权人，对于该高压电力设施负有管理和维护之责。但成峰果品公司未按照国家或电力行业电气运行规程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且成峰果品公司明知在高压电力设施下方堆放物品存在安全隐患却仍然堆放易燃聚乙烯泡沫垫，系造成本案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故成峰果品公司关于蓬莱供电公司违规架设高压电力设施系导致火灾发生主要原因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无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抚民一终字第388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抚民一终字第388号
【裁判摘要】从上述《火灾事故认定书》和崇仁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此次火灾的起火原因可以排除人为放火、生活用火不慎、雷击、自燃等原因引发火灾，不能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该认定书虽然未明确指出电气线路故障是引发此次火灾的唯一的、直接的原因，但从该认定书可以看出，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具有高度盖然性。故电气线路故障与曹某某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崇仁供电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无
公安部关于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废止】
摘要1：公安部关于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日 公复字〔２０００〕３号）
【摘要】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消防机构在查明火灾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火灾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行为在火灾事故中所起的作用而作出的结论，其本身并不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是一种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依据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申请重新认定。
摘要2：【备注】已被《公安部关于废止和修改消防工作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废止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1325民初1249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1325民初1249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乃环境污染责任纠纷。首先，必须明确环境污染的责任人是谁，即侵权主体。原告养殖场右上方所经过的线路系三被告联合改建之搬荆线，该线路虽由三被告联合建设，但改建前的产权属于被告国网南充公司，改建后按合同约定也归属于其，被告顺庆政府、兰渝铁路公司不是该线路的产权人，对该线路产生的侵权责任不应承担责任，故被告顺庆政府、兰渝铁路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原告之所以以环境污染责任提起诉讼，是其认为案涉线路排放了电磁辐射的污染物，其所依据的是锦宜公司的推断、案涉线路的环评报告及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出具的《监测报告》，认为案涉线路存在电磁辐射即是在排放污染物。而从这些证据来看，虽相关测量值均在国家规定的限值以内，但无法否认案涉线路存在电磁辐射即排污的事实，原告已尽到了证明被告国网南充公司所有的案涉线路排放污染物事实的举证义务。再次，原告养殖场所饲养的野鸡死亡，给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可以确定原告存在损失的事实。第四，原告所养殖之野鸡死亡，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系发生在2015年国庆节前后，而案涉线路通电是在2015年9月30日，虽不排除在2015年9月30日前野鸡即出现死亡，但大面积死亡是在国庆节后，即在案涉线路通电之后，故不排除原告损害与被告排污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第五，原告所饲养之野鸡死亡，不排除在2015年9月30日即案涉线路通电前已发生，且无相关证据表明非因疾病死亡，同时原、被告所举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出具的《监测报告》已证明案涉线路排放的电磁辐射即电场强度、磁场强度远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不足以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从而造成原告养殖之野鸡死亡，故无法证实被告国网南充公司所有的案涉线路电磁辐射与原告养殖之野鸡死亡具有因果关系。
摘要2：无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02民终753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02民终753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红八公司在销售汽车时关于里程表数额是否对潘××构成欺诈。是否属于“欺诈行为”可以依据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认定经营者是否构成欺诈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经营者主观上必须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欺诈者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结果上欺诈行为造成了消费者陷于错误判断，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事实，即与经营者进行了民事交易行为。结合本案证据，红八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理由如下：首先，从主观上看，一般情况下判断车辆行驶的里程公里数是通过汽车里程表显示的数字。涉案车辆的里程表显示的公里数约为19000公里，该车的前任车主冯立大出具证明：“……在之前的使用过程中本车仪表故障，后去维修修复好后卖给了红八二手车市场，并且未告知红八二手车市场”。红八公司的证据可证明其公司销售车辆之前不知道里程表有过维修改动事实。而潘××并未举证证明红八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之前已知悉该车的实际里程数为41000公里。故红八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欺诈故意。其次，从客观行为以及因果关系层次上看，红八公司虽口头告知潘××该车的里程为19000公里，但双方之间的汽车转让合同中并未约定里程公里数的内容，仅承诺此车无泡水、无火烘、无重大事故，如若不符，十五天包退。可见车辆的里程数额并不是影响双方二手汽车交易的重要因素，红八公司没有必要隐瞒或欺骗潘××该车的实际里程数。潘××在购车时对于车辆的质量情况以及价格进行了综合考量并且接受了车辆。红八公司不存在故意隐瞒真实里程数或告知虚假里程数的行为，且潘××购买该二手车与里程数不具有因果关系。现潘××以里程数为由主张红八公司构成欺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0606民初403号
摘要1：【案号】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0606民初403号
【裁判要旨】律师函虽然不构成侵犯名誉权，但律师函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要求”之规定的，判决收回律师函。
摘要2：【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律师函所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公民的名誉权，是指公民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人格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被告湖北××律师事务所接受谢××忠等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向相关金融机构发出律师函，从发函行为的主观上看，其目的在于提醒上述金融机构在对安达公司办理贷款时审慎处理，合理规避贷款风险，而不是为了达到贬损原告曹××个人名誉的目的，其在主观上没有侵权原告名誉权的过错；从发函行为的结果上看，上述金融机构依据被告的律师函没有为安达公司发放贷款，但不必然造成原告曹××个人名誉的受损和社会评价的降低；从发函行为的方式上看，被告在其律师函中引用谢××等委托人认为的“滥用”、“假以”、“损害”等措辞，与侵害公民名誉权所使用的侮辱、诽谤等方式不相符。故被告发送律师函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曹××名誉权的侵害。但是，被告湖北××律师事务所在接受谢××等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向相关银行及单位发放律师函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要求。在对安达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是否需要贷款没有确凿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就在其律师函中引用其委托人认为的“安达公司是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现无贷款需求”的行为不妥，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收回发放给襄阳各家银行的律师函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18号
【裁判摘要】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的赔偿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判断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错误，不仅要看申请保全人的诉讼请求最终是否得到支持，还要看其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判断申请保全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要根据其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考察其提起的诉讼是否合理，或者结合申请保全的标的额、对象及方式等考察其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适当。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如系冻结资金，有合同等证据证明存在借贷利息损失的，应赔偿的实际损失为该合同约定的利息损失，但该利息损失与被冻结资金的银行利息之和不能超过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24%上限，否则，赔偿的资金利息损失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或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6%的标准确定；若系查封房屋或其他存在市场价值变化的资产，如因被保全人未请求处分变现或请求不当未获准许的，被保全财产因市场变化产生的价值贬损风险由其自行承担，与申请财产保全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申请财产保全人阻碍被保全人行使处分权的，则被保全财产的价值贬损与申请保全人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申请保全人应赔偿的数额为被保全财产在保全开始与保全结束两个时点的价差以及开始时的价款对应的资金利息损失。为财产保全提供的担保系司法担保，第三人在其担保承诺的范围承担责任，而非因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摘要】诉讼保全提供的物保虽未办理抵押也认定优先权——本院认为，为财产保全提供的担保系向人民法院出具的司法担保，而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担保。财产保全措施系因申请而采取，财产保全错误的，申请保全人是侵权行为人。第三人提供担保的，对被保全人的损失，应当按照承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本案中，首先，中金豪运公司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鲁商初字第2号案中提供的担保，经该院审查接受后合法有效，中金豪运公司关于其担保因未经股东会决议而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鲁商初字第2号案中错误财产保全的行为主体是中金实业公司，而非中金豪运公司，中金豪运公司为中金实业公司提供保全担保，并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认定中金豪运公司与中金实业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第三，中金豪运公司出具的三份《财产保全担保书》中明确表示以其名下滨州市渤海十七路以东、黄河七路以南都心世贸广场192号房产为中金实业公司的保全提供财产担保，如因财产保全不当给被保全人造成损失的，愿承担相应责任，故应在担保财产的价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中金豪运公司出具的担保书中没有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青岛渝能公司关于中金豪运公司应按照担保书承诺而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最高法院公布的九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之二：聂×等149户辛庄村村民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摘要1：
摘要2：
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腰椎间盘突出能否认定工伤的批复
摘要1：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腰椎间盘突出能否认定工伤的批复（闽劳社函[2007]13号）
【摘要】根据医学常识，急性损伤一般不会直接单纯引发椎间盘突出。因此，职工腰部椎间盘突出与外伤无直接因果关系申请工伤认定的，可以按照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工伤范围和程序规定，认定其为不属于因工负伤。
摘要2：
（2012）泰海行初字第53号；(2012)泰中行终字第0077号
摘要1：——工作原因引发争吵致伤行为的工伤认定
【裁判要旨】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是指伤害的事实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个人工作职责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并不等同于工作原因，范围相对更为狭窄，但同时履行工作职责也具有一定的外延性，有些情形虽不是工作职责中明确规定的范围，但因为工作职责的外延性，也应纳入履行工作职责行为之中。其中，因工作原因引发的争吵、斗殴导致的伤害，虽与工作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必然导致其受伤的事实。该类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核心在于原因能否归结为履行工作职责。对此应当结合工伤保险基本理念和主客观一致的原则，综合考虑该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案号】（2012）泰海行初字第53号；(2012)泰中行终字第0077号
摘要2：
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扬江行初字第00032号
摘要1：【案号】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扬江行初字第00032号
【裁判摘要】原告认为，原告与张某系因工作事务发生口角而致伤，应认定为工伤。被告认为原告致伤的直接原因系因其辱骂张某，与履行工作职责无关。本院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有关条款释义的函》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中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是指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本案从起因上看，原告与张某发生口角是因为原告认为张某嫌其卷膜卷得不好，从而骂了张某脏话，应当说，原告此时骂张某是出于对张某的不满，与履行工作职责维护公司利益无因果关系，而原告所受张某暴力伤害系因与张某发生上述口角后造成，被告据此认定原告所受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无直接因果关系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摘要2：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1971行初411号
摘要1：【案号】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1971行初41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发生的涉案暴力伤害是否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情形。原告为第三人公司三厂厂长，其为公司管理人员，对于员工的解聘问题，属于其工作职责范畴。本案中，鲁某被公司解雇心生不满，因原告答复其公司不能恢复其职位，继而引发鲁某怨恨，造成原告遭受案涉暴力伤害，故原告符合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他人暴力伤害的情形。本案中，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对原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认定，主要依据是认为原告发生暴力伤害的时间是在下班后、受伤地点是在工厂门口，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的前提。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规定中“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使某些人的不合理的或违法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些人出于报复而对该职工进行的暴力人身伤害；二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职工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意外伤害。本案中鲁某因被第三人公司辞退，因其已不是公司员工不能进入工厂，故而其在工厂门口等待原告下班时对其进行暴力侵害，虽然原告受伤时间及地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原告的履行工作职责与遭受暴力伤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原告涉案暴力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情形。因此，对原告予以认定为工伤更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原意，有利于全面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被告对原告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理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
摘要2：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闽02行终174号
摘要1：【案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闽02行终17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因无证驾驶机动车导致伤亡的，应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82号），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或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导致伤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该答复是针对原《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因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中的“治安管理”如何理解问题，答复认为无牌无证驾驶机动车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工伤。2011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已将职工违反治安管理伤亡不得认定工伤的条款取消，因此无牌无证驾驶机动车不再作为是否认定工伤的依据。再者，何某某虽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但其驾驶行为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换言之，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与何某某驾驶的摩托车是否无牌没有因果关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交警部门确认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何某某不负事故责任，厦门人社局据此认定何某某为工伤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32号
【裁判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张红仁主张其患精神分裂症系工作环境恶劣所致，因此本案的核心即在于张红仁所患精神分裂症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引起。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GB/T16180-2006）c.2.2的规定，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均为内源性××，发病主要决定于病人自身的生物学素质。在工伤或职业病过程中伴发的内源性××不应与工伤或职业病直接所致的××相混淆。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不属于工伤或职业病性××。本案张红仁患精神分裂症之前既未受到事故伤害或意外伤害，亦未被诊断为职业病，故其所患精神分裂症既不是工伤或职业病直接所致，也不是工伤或职业病过程中伴发而生。工作环境恶劣可能会影响张红仁身心健康，从而诱发精神分裂症，但患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张红仁自身的生物学素质，因此工作环境恶劣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并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能认定其所患精神分裂症系由工作原因引起。金昌市人社局对张红仁的精神分裂症不予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张红仁的自残、自伤的确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但其自残、自伤系由精神分裂症导致，既然精神分裂症不认定为工伤，自残、自伤亦不应认定为工伤。金昌市人社局对张红仁的割腕伤及烧伤不予认定工伤，并无不当。
摘要2：
惠尔普法|腰椎间盘突出能否认定工伤？
摘要1：解答：职工腰部椎间盘突出与外伤无直接因果关系的，不能认定为因工负伤；如腰椎盘突出与外伤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可以依法申请工伤认定。
摘要2：
范春祥等与满洲里经济合作区公用事业管理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上诉案——地下设施致人损害的归责原则
摘要1：【裁判要旨】以待证事实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依据，主要是根据待证事实的性质来分配举证责任。本案中窨井属于物的行为产生的侵权责任问题，物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加以明确地证明。窨井属于静态的物，物的行为以物的具体介入并在损害的发生中引起了积极的、因果关系的作用为条件，因此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并在促使损害产生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由受害方加以证明，而管理者则要证明其尽到了管理职责。
【案号】 一审：（2015）满民初字第162号；二审：（2015）呼民终字第445号
摘要2：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1972民初6145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1972民初6145号
【裁判摘要】律师见证是指律师应客户的申请，根据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具体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根据《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承办律师在出具《律师见证书》前应先对客户所要求见证的事项是否合法等内容进行审查。本案中，被告迎君律所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在见证原告与被告关于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过程中，未严格审查转让协议的效力，在转让行为明显违法的情况下仍约定经律师见证后生效的条款，并以此而出具了相应的律师见证书，显然与律师见证所要求的专业法律知识及相关事项的审查要求不符，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原告王×作为一个缺乏法律知识的普通人，其作出受让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被告迎君律所见证意见的合理信赖，故被告迎君律所的过失与原告王×所受到侵害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迎君律所以其在见证前已对原、被告各方进行谈话，明确只对双方当事人的签名真实性进行见证而主张免责违反《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的上述规定，应属无效，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迎君律所为间接责任人，仅应在被告不能支付本案判决确定的款项的情况下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