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14号
【裁判要旨】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
【裁判摘要】鑫湖公司上诉主张《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未经鑫湖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且该协议内容涉及担保，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应经地质二队表决通过，而地质二队的《请示》并不足以表明地质二队同意该协议。元泽公司、赵林辩称与天瑞集团合作并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系征得地质二队的同意。本院认为，首先，元泽公司、赵林在与天瑞集团磋商过程中，地质二队参与了鑫湖公司与天瑞集团相互考察及勘查开发费用约定的全过程，《请示》内容也清晰表明这一过程。地质二队与天瑞集团的相互考察行为，足以表明地质二队知悉合作事宜，且其不仅没有提出异议，在《请示》里面所述之内容也表明地质二队同意鑫湖公司与天瑞集团进行合作。其次，在地质二队已知悉合作事宜并参与相互考察的情况下，其在《请示》第二条中也明确表态同意“西藏鑫湖矿业有限公司与河南天瑞集团元泽公司进行增资重组合作”，这意味着地质二队已了解《合作框架协议》内容，否则其不会在《请示》中作出上述表态，鑫湖公司关于地质二队并不知晓《合作框架协议》内容的主张与常理不符。至于鑫湖公司主张的《合作框架协议》落款时间在《请示》落款时间之后问题，与本院查明的前者系2010年12月21日而后者是2011年1月18日的事实不符。再次，地质二队在《请示》第二条中已明确“同意西藏鑫湖矿业有限公司与河南天瑞集团元泽公司进行增资重组合作”，地质二队作为鑫湖公司的股东，其本身具有独立作出是否同意鑫湖公司对外合作的意思表示的权利，而地质二队向主管部门报请批示，系其内部程序。元泽公司取得《请示》复印件，亦知晓地质二队同意与天瑞公司合作的明确意见。至于在形式上未召开股东会，亦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关于“如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的规定。因此，鑫湖公司关于《合作框架协议》未征得地质二队同意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法条链接】《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规定：“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解读】股东并无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向外，公司财产被查封而产生的损失与股东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认定为股东损害公司利益。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桂行再9号
【裁判摘要１】《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应当说，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规定来看，并非只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事故伤害才能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前后，或者因工外出期间、或者上下班途中等非“工作时间”或者非“工作场所”情形下，受到事故伤害的，也有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但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规定，应当具有独立性，就受到暴力意外伤害而言，对应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该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规定综合而言，工伤认定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有外延的，但是单就《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而言，该项规定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没有外延的。吴某所受暴力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的条件。而且，吴某作为医生，其从未因履行医生职务行为与罗某某有过交集，罗某某施犯罪行为也不是对吴某履行医生职务行为不满而实施，吴某所受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医生本职工作无因果关系。吴某所受暴力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的情形。
【裁判摘要２】事发当天，吴某步行去上班，属于在上班途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的法定情形，但是如前所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之间都有独立性，其中第（六）项规定的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情形，才能认定为工伤。吴某所受伤害不是交通事故原因的伤害，不符合《工伤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事发当天，吴某步行去上班，属于在上班途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的法定情形，但是如前所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之间都有独立性，其中第（六）项规定的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情形，才能认定为工伤。吴某所受伤害不是交通事故原因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裁判摘要３】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的问题。应当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各种情形中，并未包括“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情形。原二审判决认为“吴某为履行工作职责在合理的时间与合理的路线的上班途中受到暴力的意外伤害，……依法依理应认定为工伤”，实际上是拼接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这种将两个法律规范拼接为一个法律规范的法律适用方法，已经实质改变了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因而是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即，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解读】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 日期： 09-27 09: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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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责任
摘要1：解答：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５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此，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公司无法清算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498号
【裁判摘要】本案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借款用途，《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也未就借款用途进行限定，故即使宜昌农资公司实际借款用途与申请时拟定的用途不一致，也不影响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吉信资产公司、供销联营公司的担保责任并不因此免除。
【摘要】中信银行在审核贷款人信息时是否尽到审慎义务、贷款申请资料等是否真实，并不影响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与吉信资产公司、供销联营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摘要2：【解读１】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未明确约定借款用途，实际用途与申贷时用途不一致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并不无效。
【解读２】
（１）借款用途条款不是必备条款。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借款合同必须约定借款用途，缺少该条款的借款合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有效。
（２）案涉借款合同并没有明确约定贷款用途，借款人申贷时声称的拟用途并不是合同的组成部分，实际用途与拟用途不一致的不影响借款合同效力。
（３）担保合同约定贷款用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限制担保责任的范围，明确担保人只在借款人符合约定用款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未约定借款用途，即使借款人发生明显的挪用行为也不能因此免除担保责任）。
- 日期： 01-28 08: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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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１.余某某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重大责任事故案(检例第94号)
【关键词】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 关联案件办理 追诉漏罪漏犯 检察建议
【要旨】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要根据案发原因及涉案人员的职责和行为,准确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要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准确认定责任主体和相关人员责任,并及时移交职务违法犯罪线索。针对事故中暴露出的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漏洞和监管问题,要及时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落实整改。
２.宋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检例第95号)
【关键词】事故调查报告 证据审查 责任划分 不起诉 追诉漏犯
【要旨】对相关部门出具的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报告,要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相关人员责任。要正确区分相关涉案人员的责任和追责方式,发现漏犯及时追诉,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
３.黄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谎报安全事故案(检例第96号)
【关键词】谎报安全事故罪 引导侦查取证 污染处置 化解社会矛盾
【要旨】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通过积极履职,加强对线索移送和立案的法律监督。认定谎报安全事故罪,要重点审查谎报行为与贻误事故抢救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同时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和谎报安全事故罪的,应当数罪并罚。应注重督促涉事单位或有关部门及时赔偿被害人损失,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安全生产事故涉及生态环境污染等公益损害的,刑事检察部门要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加强协作配合,督促协同行政监管部门,统筹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修复受损公益,防控安全风险。
４.夏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检例第97号)
【关键词】重大责任事故罪 交通肇事罪 捕后引导侦查 审判监督
【要旨】内河运输中发生的船舶交通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可能同时涉嫌交通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要根据运输活动是否具有营运性质以及相关人员的具体职责和行为,准确适用罪名。重大责任事故往往涉案人员较多,因果关系复杂,要准确认定涉案单位投资人、管理人员及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等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摘要2：
- 日期： 02-03 15: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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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刘伯达诉徐州西站人身损害赔偿一案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１日（９０）民他字第２４号）
【摘要】
经研究认为，刘伯达为委外队装卸工，在工作中被徐州西站职工唐继春违章作业砸伤致残，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徐州西站作为唐继春的所在单位，对其职工在履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刘伯达与委外队签订的“作业中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自行承担事故责任”之合同是无效的，但是，委外队不是侵权主体，致刘人身损害与委外队没有侵权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案不适用我院（８８）民他字第１号《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精神。
据此，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原审法院对本案侵权责任及赔偿范围的认定基本正确，对徐州西站的申诉应予驳回。
摘要2：
摘要1：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６条之规定，（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赔偿损失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主张赔偿损失方承担举证责任；损失大小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合同约定内容确定损失大小；（２）发包方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的建设工期确定承包人工期延误的损失，由法院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等因素作出裁判。
【注解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时赔偿损失举证责任：（１）提出主张索赔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２）举证责任内容：对方过错、损失大小、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注解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可以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失大小。
【注解３】即使因承包人原因导致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但由于发包人原因产生的窝工损失仍的，仍应当由造成窝工损失的过错方发包人承担。
【注解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能否参照无效合同约定内容确定无效合同赔偿损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赔偿损失可以参照无效合同约定内容确定赔偿损失（其他无效合同不能参照无效合同约定内容确定无效合同赔偿损失）。
【理解与适用】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能否参照合同约定赔偿损失？——从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在无效施工合同对损失赔偿标准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并基于无效施工合同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折价补偿款的处理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参照合同约定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８９页。
摘要2：【注释】发包人是否有权参照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期及工期违约责任主张工期索赔——（１）合同无效条款不再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合同中关于工期的约定及工期违约责任均归于无效；（２）根据《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２条的规定，可以参照合同约定的工期及延误责任确定；（３）无效施工合同中的工期条款可以参照适用；（４）可以通过工期进行鉴定以确定合理工期，从而判断是否存在工期延误实际损失。
- 日期： 03-01 14: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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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
退鉴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4658号
【裁判摘要】医疗行为是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性、相当复杂性并同时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活动过程。确定医疗机构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的大小，有赖于具有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的鉴定机构作出专业的分析和结论。本案中，一审法院先后委托了12家司法鉴定机构对本案进行医疗过错鉴定，但均未受理。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确认上述鉴定机构不受理本案鉴定即应由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故本案仍应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结合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存在的过错，审查该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
摘要2：
- 日期： 03-10 08: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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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65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该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因公司无法清算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需具备两个要件，其一是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其二是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这一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进而无法进行清算这一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科技园公司作为电力电子公司持股5%的股东，没有证据显示其选派人员担任电力电子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亦没有证据显示其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原审判决据此认定科技园公司不具有能够履行清算义务而拒绝或拖延清算从而导致电力电子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的过错行为，进而驳回凯奇公司要求科技园公司对电力电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有限责任公司的小股东未选派人员担任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应认定小股东不具有能够履行清算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清算，从而导致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的过错行为，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日期： 04-20 09: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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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原告主张的权利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因果关系的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安邦保险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1992年李某生冒用李树森的名义考取的机动车驾驶证，并非是因为李某生本人不具有学习驾驶和考取驾驶证的资格。学习驾驶并考取驾驶证的本人即李某生与填报的名字不符，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审查不细，便为李某生颁发了名为李某森的驾驶证，该行为虽然不当，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引起李某生2009年发生交通事故，更不能必然引起安邦保险公司予以理赔。故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1992年由于审查不细为李某生颁发名为李某森的驾驶证的行为不侵犯安邦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
摘要2：
- 日期： 04-26 09:0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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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条规定了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一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二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三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存在因果关系。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受到的损害是不法利益，即使是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国家也不承担赔偿责任、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在修改本条时仍然坚持了违法利益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原则。
摘要2：【解读】违法利益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 日期： 05-03 19: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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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混合过错情形下行政许可信赖利益的保护程度 ——范某某１、范某某２诉山东省邹平县建设局规划许可暨行政赔偿案
【裁判要旨】《行政许可法》第６９条确立了违法许可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造成当事人实际损失的，诉讼中应当充分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相对人自身也存在过错的，应综合分析各方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合理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
摘要2：
- 日期： 05-07 08: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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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前置程序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行终715号
【裁判摘要】对投标人违法行为的投诉不必然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二者不能混淆，不能因诉求取消中标资格就直接判定为投诉中标资格；对评标结果的投诉适用异议前置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该条设置了对评标结果不服的异议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就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事项投诉的，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该条确立了评标结果投诉前的异议前置制度，对评标结果不服，投诉前应当向招标人先行异议。招标人、评标人或投标人甚至其他相关人员的行为均有可能成为引发对评标结果不服的原因，将五十四条第二款异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限定为投诉人对招标人或评标人的行为不服进行投诉的情形，与立法本意不符，本院予以指出。
【摘要】本案中，《投标文件》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资格审查资料）“近年发生的诉讼和仲裁情况”规定，由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自行声明是否存在涉诉和涉仲裁情况，如声明与实际不符，将被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中冶建工集团向招标人提交了《投标文件》信誉声明，并声明：“自2012年1月1日其至今，我公司未被有关行政部门暂停投标资格，也无行贿犯罪记录；在近年来履行施工承包合同中，没有发生诉讼和仲裁案件”。根据《招标文件》的上述规定，涉诉情况系由投标人自行声明，非评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所能审查的范围。因此，中冶建工集团的隐瞒行为与评标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四川朝元建筑公司对隐瞒行为的投诉不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应当异议前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5-07 09: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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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前置程序
摘要1：解读：（１）中标候选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资格，非评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式所能审查的范围，与评标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２）投标人对中标候选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资格的投诉不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不适用异议前置程序。
摘要2：
- 日期： 09-13 16: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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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吉民申102号
【裁判摘要】《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事故变电设备应由产权人负责维护管理。但2018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依法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管线和设施设备维修、养护的责任。”而《供电营业规则》系电力工业部于1996年10月8日公布并施行的，属于部门规章。《物业管理条例》系国务院于2018年3月19日修订，属于行政法规。《物业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高于《供电营业规则》，供电公司依规应当对事故变电设备承担维修、养护责任。但供电公司未切实履行维修、养护义务，导致事故变电器破损，发生本案触电事故，与高某某遭受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一、二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酌定供电公司对高某某的合理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
- 日期： 09-18 15: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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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如何行使诉权以及固定诉讼请求，均属当事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并无法律规定“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时禁止当事人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作为案由提起诉讼；故梁某某关于在双方存在居间法律关系，珠海洲际公司却以不当得利作为案由，本身即自相矛盾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２）此外，是否实际经办、收取案涉款项与是否取得该款项相应的经济利益，分属不同法律概念、事实范畴，两者间并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故梁××关于其既未经手亦从未占有案涉款项，根本不能称为受益者，不符合不当得利“一方获有利益”的前提性构成要件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３）经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珠海洲际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不涉及委托贷款之外支付利息和其他综合费用的问题；且梁××于本案中对456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说法不一，而利明泰公司在另案及公安机关调查阶段所作陈述并未提及该费用的存在，本案也没有利明泰公司收款的证据能与梁旭龙所称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并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认为，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并判令梁××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不当得利款项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895号
【解读１】（１）本案应认定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２）关于梁××是否有权收取案涉款项和应否返还该款项问题。梁××主张其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的主要依据是加盖了珠海洲际公司公章的《委托函》，其中载明委托梁××代为向利明泰公司偿还附加费用、罚息和其他费用。．．．．．．即出具《委托函》期间珠海洲际公司的印章处于梁××保管之下，单凭公章真实尚不足以证明该《委托函》系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梁××应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4560万元款项。（３）关于国年公司是否应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责任问题。．．．．．．国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合理说明其收取的4560万元款项的流向，应视为国年公司仍占有涉案款项，在梁××收取涉案款项缺乏合法根据的基础上，国年公司占有该款项亦无依据，应共同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
【解读２】2011年12月14日，从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国年公司收款账户为00×××71（以下简称071账户），开户银行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应珠海洲际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宝生银行调取了从珠海洲际公司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的转账支票、预留印鉴卡、开户资料，宝生银行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据此查明：珠海洲际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为“珠海洲际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杨××印”，预留印鉴卡显示珠海洲际公司会计负责人为杨××、出纳为余××，案涉4560万元支票上所盖的印鉴与该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相同。另外，珠海洲际公司确认案涉4560万元转账期间其财务专用章是由左××保管。
- 日期： 09-19 09: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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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
【裁判摘要】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公司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上述规定并没有列举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情形，但是董事负有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这是由董事的职能定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作用决定的。根据董事会的职能定位，董事会负责公司业务经营和事务管理，董事会由董事组成，董事是公司的业务执行者和事务管理者。股东全面履行出资是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董事监督股东履行出资是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上述规定的目的是赋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股东增资的监管、督促义务，从而保证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充实。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的股东负有的出资义务与公司增资时是相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的督促股东出资的义务也不应有所差别。本案深圳斯曼特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向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股东出资期限届满即2006年3月16日之后向股东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违反。．．．．．．综上，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深圳斯曼特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董事、高管负有向出资未到位股东的催缴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涉案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其股东未缴清出资的行为实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其董事消极不作为放任了实际损害的持续，股东欠缴的出资即为所在公司遭受的损失，股东欠缴出资的行为与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持续，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所在公司所遭受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公司董事对所在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日期： 09-30 10: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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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85号
【裁判摘要１】（１）在立案后确定案件管辖权阶段、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环节，本诉原告撤诉的，对反诉不予受理；（２）案件已经进入审理阶段后，本诉原告撤诉的，反诉继续审理——上诉人于2018年9月27日申请撤诉，且申请撤诉的原因在于无法交纳诉讼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不准许撤诉的事由，应当准许撤诉。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于次日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应当将上诉人申请撤诉这一情形告知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酌定是否坚持提出反诉请求。反诉的目的就是抵消或者吞并本诉的诉讼请求。因此，反诉的存在，必须以本诉为前提，如果本诉已经不存在，虽然不影响反诉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请存在，但不能作为反诉受理。如果被上诉人继续坚持反诉的诉讼请求，可另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准许本诉原告撤诉的，应当对反诉继续审理；被告申请撤回反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情形，指的是案件已经进入审理阶段后，本诉原告撤诉时对反诉的处理方式，而本案仍在立案后确定案件管辖权阶段，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环节，不适用该条规定。
【裁判摘要２】本诉原告诉请解除合同，反诉原告可以反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双方的起诉均围绕《湖北吉家置业有限公司80%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提出，基于相同的事实、相同的法律关系，都将该合同作为起诉证据，且诉讼请求具有对抗性，一方诉请要求解除该合同，一方要求继续履行该合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反诉的要件，“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
摘要2：【摘要】无论是解除还是继续履行均属于财产性诉求应以合同金额确定案件标的；同时要求违约金的，以合同金额和违约金数额合并计算诉讼标的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有多个财产性诉讼请求的，合并计算交纳诉讼费；诉讼请求中有多个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一件交纳诉讼费。”无论是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还是被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均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相关财产的处分，属于财产性诉求，应以合同金额确定案件标的额；同时要求违约金的，以合同金额和违约金数额合并计算诉讼标的额。上述司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5号）第一条规定：“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全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发生纠纷起诉至法院的，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全部履行合同的，应以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作为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解除合同的，应以其具体的诉讼请求数额来确定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但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一致，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据此，上诉人的起诉和被上诉人的反诉，诉讼标的额均为合同金额加上请求1000万元违约金的数额，即均为1.428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达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和被上诉人的反诉均有管辖权。
摘要1：解读：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４条规定，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１５０条规定的胁迫情形为：以给自然人及其亲友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荣誉、隐私、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
摘要2：【注解１】《纪要》第４条采用“胁迫”取代《民通意见》第６９条规定的“胁迫行为”。
【注解２】胁迫的具体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行为人主观上有胁迫的故意，即故意以对胁迫对象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要挟。第二，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胁迫行为，即以将要实施某种加害行为为要挟，迫使胁迫对象产生恐惧心理。第三，胁迫必须具有不法性，包括手段和目的的不合法。第四，受胁迫人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虽然有胁迫行为，但受胁迫人并未因此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的，不构成民法典中所说的胁迫。第五，须有因果关系，即受胁迫人作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是基于行为人的要挟而产生恐惧心理所致。——来源：《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条文及适用说明，最高人民政策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注解３】（１）原《合同法》只规定了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可撤销；（２）《民法典》第１４９条、第１５０条（原《民法总则》第１４９条、第１５０条）新增规定因第三人欺诈（对方知道该欺诈行为）、胁迫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
- 日期： 10-21 17: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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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176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因此，被告提出反诉的实质要件是指反诉与本诉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包括反诉的诉讼请求和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者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必须在事实或法律上有牵连关系。只有具备了这种牵连性，反诉才能成立。同时，正是由于这种牵连，反诉与本诉才可以相互排斥、抵销、吞并。具体来讲，本诉与反诉的牵连关系主要表现为：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建立在相同事实基础上。
【摘要】本案中，反诉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合作协议》而产生的商业合作关系，本诉的法律关系是基于《煤炭购销协议》而产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反诉和本诉的诉讼请求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两份协议的签订主体虽然相同，签订背景和协议内容也具备一定的事实牵连，但并不能因此认定二者在法律上具有牵连关系。其次，反诉的诉讼请求是解除《合作协议》及返还岚县南湾铁矿采矿厂（以下简称南湾采矿厂）全部文件，本诉的诉讼请求是返还因违反《煤炭购销协议》约定而产生的欠款，反诉诉讼请求的实现不能产生抵销、吞并本诉诉讼请求的效果。因此，反诉和本诉的诉讼请求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第三，反诉诉讼请求的事实基础是《合作协议》是否成立并生效、中能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南湾采矿厂全部文件是否需要返还；本诉诉讼请求的事实基础是基于履行《煤炭购销协议》是否存在欠款，二者的事实基础并不相同。综上所述，中能公司的反诉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并且，中能公司关于解除《合作协议》及返还南湾采矿厂全部文件的请求可以另行起诉，其诉权并未消灭。
摘要2：
- 日期： 11-05 10: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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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由确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82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11]42号）相关规定，民事案由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由此，案由主要体现了法院对案件法律关系的认知，而非对案件作出实体处理的依据，案由的变更不等于法律适用有误。
【裁判摘要２】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滥用诉权案件中起主导作用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海隆公司起诉请求判令东信公司、王某某赔偿因滥用诉权、不当保全而造成的损失，一、二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认定造成本案实际损失的侵权行为是东信公司滥用诉权。在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东信公司滥用诉权的系列诉讼中，王某某虽然不是相关案件的原告和财产保全申请人，但其曾作为东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使诉权，其不再担任东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不再是东信公司股东后，仍然以东信公司员工的名义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王某某参与相关诉讼活动，不仅是履行职务行为，也体现了其个人意志。一、二审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王某某作为东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相关诉讼的最终受益人之一，在相关诉讼过程中起到了积极和主导作用，与东信公司形成了共同意思联络，与海隆公司损失的产生具有因果关系，符合共同侵权的要件，故判决王某某作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11-05 10: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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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民终57号
【裁判摘要】滥用诉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应为：第一，存在滥用诉权的行为，如滥用起诉权、反诉权等不依法行使诉权的行为；第二，滥用诉权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和名誉权等，客观上浪费了司法资源；第三，滥用诉权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滥用诉权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第四，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即明知其行为的不合法、不合理而实施滥用诉权的行为，主观上为故意或者恶意。……对于上述反复起诉、撤诉、再起诉行为的动因，东信公司没有作出合法、合理的解释。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东信公司的上述系列行为构成滥用诉权。王某某作为东信公司滥用诉权行为期间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同时又是《框架协议》的经办人，其个人意志决定了东信公司的法人意志，操纵了诉讼行为的不当进行，符合意思联络性、行为协同性和结果同一性，与东信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东信公司滥用诉权导致损害结果的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与本案有关的律师费支出分摊为248.33万元。另，海隆公司为本案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30万元，可一并作为损失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摘要2：
- 日期： 11-15 09: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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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08号
【裁判摘要】承包人主张工程款，发包人能反诉请求承包人开具发票并交付竣工结算资料？——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本案本诉陈某某作为原告起诉天智公司和西伯乐斯公司，经天智公司和西伯乐斯公司申请，宏泰公司和中天银都甘肃分公司虽被列为第三人，但因均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属本诉当事人范围。天智公司和西伯乐斯公司反诉的被告为陈某某、宏泰公司和中天银都甘肃分公司，亦为当事人。故原审认为反诉的当事人超出本诉当事人范围，与事实不符。第二，天智公司和西伯乐斯公司的反诉与陈某某的本诉是基于同一建筑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基于同一建筑施工的事实发生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之规定，应属合并审理范围。第三，从天智公司和西伯乐斯公司的反诉请求看，开具发票、交付竣工结算资料均属合同约定内容，属于民事义务范围。其中，“开具发票”从文义解释看虽是由税务机关开具和履行，但合同文本的含义并非规定税务机关开具发票的义务，而是约定在给付工程款时需由承包一方“给付发票”，该给付义务属承包方应予履行的义务，故原审认为“开具发票”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开具发票”和“交付结算资料”作为合同义务虽不属金钱给付义务，但同为“给付之诉”的范围，虽不能抵消或吞并本诉的金钱请求，但具有对抗性，可能减少、延迟甚至消灭金钱给付请求。当然，能否抵消或吞并，还需看合同约定，属实体审理范围。
摘要2：
- 日期： 11-15 10: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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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反诉的诉讼请求可以是从合同义务——（１）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２３３条第２款规定，反诉的诉讼请求只要求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基于相同的法律事实或者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可合并审理，并未排除从合同义务作为反诉的诉讼请求；（２）从合同义务虽不能抵消或吞并本诉的诉讼请求，但仍具有对抗性，可能减少、延迟甚至消灭本诉的诉讼请求，反诉诉讼请求可以是从合同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0号
【裁判要旨】银行因虚假承诺“续贷”骗取过桥方资金需要依法赔偿过桥方本金及利息损失。
【裁判摘要１】合同之外第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该第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参考上述规定，按照“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律行为事实上已经无法撤销的情况下，对于行为人受欺诈实施法律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当然有权向欺诈者请求赔偿。本院（2001）民监他字第9号复函的内容，体现了上述解释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可资适用。
【裁判摘要２】据此，判断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从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欺诈的故意、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四个方面予以考量，具体包括：1.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存在告知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2.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有欺诈的故意；3.林某某是否合理依赖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不当表述而作出意思表示；4.林某某是否因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而遭受金钱损失。……本案中，由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和林××的欺诈行为导致林某某出借的款项不能得到偿还，林某某所遭受的损失除实际出借款项本金外，也必然包括相应的利息损失。……综上，原审将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赔偿范围限于林××的刑事退赔责任，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林某某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未获刑事退赔能否提起民事诉讼？——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93号刑事判决，判决林××犯诈骗罪、退赔被害人林某某经济损失人民币9192394.01元。林某某在该刑事案件的一审判决作出后，因未获退赔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以民生银行福州分行配合林××隐瞒事实诱骗林某某提供借款为由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返还扣划的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本院认为，《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所禁止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向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未禁止刑事诉讼结束后被害人可以另行针对其他应负责任的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以寻求救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损失赔偿，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因此，林某某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另行对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提起民事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 日期： 12-30 10: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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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22号
【裁判摘要】对于中储国际控股公司上诉提出上海昊阁公司在减资后又将注册资本增至37000万元，未影响上海昊阁公司偿债能力的问题。在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的情况下，公司减资后又增资，确实没有导致公司清偿能力和责任财产的减损。但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情况下，交易相对人对公司清偿能力和注册资本的信赖只能基于对股东的信赖，公司减资后又增资，导致公司股东发生了变化，对股东的信赖也就丧失了基础。本案系债权人以债务人违反法定程序减资导致债权实现受损为由主张的侵权赔偿之诉，根据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6）沪0230执1124号执行裁定和该院向一审法院发来的（2016）沪0230执1124号函，可以认定，上海昊阁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案涉多项担保均未得到实际履行，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债权未因上海昊阁公司的增资和多个担保人提供担保而得到清偿，上海昊阁公司的增资行为未对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债权实现产生影响，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害结果已实际发生。故中储国际控股公司提出上海昊阁公司已将注册资本增至37000万元，未影响公司偿债能力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作为减资股东，中储国际控股公司的不当减资行为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导致上海昊阁公司不能全面清偿其减资前所负债务，损害了债权人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利益。中储国际控股公司主张其减资行为与曲阳煤炭物流公司债权受损没有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1-08 13: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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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6民终49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刘××为土产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其在任职后对土产公司负有勤勉义务。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土产公司在法院执行案件中逾期提供财务会议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等查阅资料，一审法院作出对土产公司处罚50万元的处罚决定。土产公司未配合人民法院执行受到处罚50万元的结果，而该结果产生于刘××任职期间。因此，公司的受罚与刘××疏于管理、未尽勤勉义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刘××对土产公司的损失产生存在过错，其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鉴于刘××虽为土产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其对于具体配合法院执行过程中股东查阅相关财务会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等资料并非直接操作提供者，且土产公司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对土产公司配合法院执行提供相关查阅资料提出意见或者对刘××的职务管理行为提出异议，故由刘××承担全部损失，有悖事实，亦有违公平原则。本院依据刘××之前在土产公司的任职及所占公司股份情况，认定刘××应对土产公司50万元罚款承担40%的责任，即刘××应对土产公司的罚款中20万元，及该20万元自2017年9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 日期： 01-11 19: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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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诉
摘要1：解读：（１）不具有关联性的不同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２）具有关联性（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牵连）的不同法律关系可以合并审理。
摘要2：【注解１】（１）法律和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不同法律关系能否合并审理；（２）可以参考《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３３条第２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即不同法律关系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不同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可以合并审理。
【注解２】（１）“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规则的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２）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应当合并审理。
【注解３】本诉为合同纠纷，反诉为侵权纠纷，因反诉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与本诉不同，不符合反诉的条件。
- 日期： 01-14 15: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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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1民终6614号
【裁判摘要】刑事退赃、退赔程序不能弥补受害人损失，受害人可以向罪犯之外其他共同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孙××等人的犯罪行为是造成凯喜雅公司货款损失的根本原因。而舜禧公司作为孙××等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平台，在案涉资金流转过程中，高达数千万元资金被孙××等人非法截留使用；正大公司作为舜禧公司的销售代理与凯喜雅公司签订案涉《购销合同》，并从中收取手续费，舜禧公司与正大公司的上述行为均在客观上促成了孙××等人骗取凯喜雅公司货款的犯罪行为，对凯喜雅公司的货款被骗存在一定过错，但凯喜雅公司在未收到正本火车或集装箱运输大票等合同约定的付款材料的情况下即支付全额货款，未尽基本的审查和注意义务，致使货款被孙××等人骗取，自身履行合同存在严重瑕疵和重大过错，据此，根据案涉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以及各方行为与凯喜雅公司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舜禧公司、正大公司应对凯喜雅公司的案涉10605168元货款经刑事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部分各在5%，即530258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 日期： 01-26 18: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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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3292号
【裁判摘要】主张不当得利一方应当对欠缺合法依据承担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不当得利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与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缺乏证据时的诉讼捷径。《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2、另一方受到损失；3、一方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4、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勾××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应就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而言应就陈××收取其汇付的100万元款项欠缺合法依据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勾××在（2016）浙0603民初807号案件中陈述，案涉100万元款项系归还陈××于2012年3月1日出借给其的100万元。由于该款项系勾××主动给付，其给付对象及给付目的明确，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误偿他人之债等错误付款的情形。勾××支付案涉款项，在主观上存在给付原因，其结果并非本人疏忽、误解所致，因此，本案缺失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的构成要件。虽然该判决认为勾××于2013年3月27汇付的100万元并非用于清偿陈××于2012年3月1日出借的100万元，但不能当然地得出陈××取得该笔款项欠缺法律上原因之结论。且勾××自认其与陈××丈夫王××经济往来频繁，亦认可所汇付给陈××的收款账号系王××提供，本案不能排除其他原因给付讼争款项的可能性。虽然陈××提交的承包合同、农业银行现金交款单、往来款明细一份等反驳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案涉100万元款项系来源于浙江天龙数码印染有限公司归还的承包款，该100万元系勾××向王××归还该承包结算款的事实。但如前所述，本案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证明责任仍应由勾××承担，在勾××未能充分举证证明陈××收取案涉100万元款项欠缺给付原因的情况下，本案不当得利的事实不能认定，由此产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勾××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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