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法｜股东会决议能否因未通知隐名股东参加股东会而导致决议不成立？
摘要1：解答：（１）根据《公司法》规定，享有表决权的是公司登记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２）股东会未通知隐名股东参加不因此导致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摘要2：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04民终931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04民终931号
【裁判要旨】在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当遵照意思主义原则，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实际履约行为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坚持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原则。职工缴纳了出资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不因工会代持而影响其股东权利。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在涉及公司的法律关系中，既包括外部法律关系，也包括内部法律关系。在涉及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时，应遵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原则，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的要求，因此在涉及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外部法律关系时，确认股东资格坚持形式要件优于实质要件原则，工商登记材料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在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遵照意思主义原则，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实际履约行为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坚持实质要件优于形式要件原则。本案中，2005年经过修改的房开公司《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分为在职职工股、退休职工股，非公司职工股。"以及房开公司发起人（股东）名册上载明韩某某入股金额，均可以表明韩某某作为原房开公司的职工，向房开公司交纳了股本金，享有股东的权利。至于工商登记房开公司工会为股东系特定历史时期企业改制形成的特殊现象，但韩某某并不因工会代持股而改变其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否则将损害职工合法权益，有违企业改制的初衷。故韩某某作为股东，享有股东资格，从而具有签订《股份回购协议》的主体资格。
摘要2：【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皖民申2239号
【解读】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职工股东，因被企业工会代持股而未登记在工商部门，内部可以认定为股东资格。
山东高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摘要1：【目录】一、公司设立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一)新资本制度下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问题(二)涉及隐名出资的有关问题二、公司治理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一)股权转让有关问题(二)股东会决议有关问题(三)股东知情权有关问题(四)“对赌协议”有关问题(五)第三人撤销之诉有关问题三、公司终止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一)公司解散有关问题(二)公司清算有关问题
摘要2：1.债务人公司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而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能否加速到期?或者说“非破产情形下股东的出资义务是否加速到期”?2.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下，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3.第三人代垫出资并协助抽逃出资的，是否承担赔偿责任?4. 如何把握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规则?5.隐名出资情形下，实际出资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债权人主张名义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承担责任的，能否支持6.名义股东因借款、买卖等非股权交易纠纷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名义股东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停止对该股权强制执行的，能否予以支持?7.如何认定公司章程中禁止或者严格限制股权(股份)转让条款的法律效力?8.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9.控股股东不召开股东会即自行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如何认定?10.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时，是否可以一并查阅会计凭证?11.如何认定“对赌协议”的效力?12.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能否予以支持?1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其中(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当如何认定?(2)“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情形?14.债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为由，主张公司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211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211号
【裁判摘要】首先，关于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案涉房屋存在真实的“借名买房"关系，徐某某是实际购买人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业经上述阐述，不再赘述。徐某某虽然以曾某某名义购买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曾某某名下，但不动产登记行为并非是行政赋权行为，行政登记行为只能产生权利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并不产生物权。当不动产登记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时，仍然要依据权利的实际归属情况来确定物权权利人。《物权法解释一》第二条也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该条规定说明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要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借名买房"系“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种情形。本案中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本案的诉争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关系，而且徐某某已经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占有人，因此，当徐某某主张该房屋的物权应当归属于自己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需要，应当对真实的权利主体予以审理认定。其次，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不能导致物权丧失。借名买房在合同形式上，属于债的关系，而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借名买房的外在形式，将真实的物权登记于出借名人的名下，是双方当事人对物权的一种安排或处分方式，借名人实际上享有真实的物权。因此，当借名买房双方当事人如果因为借名买房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真实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而不是仅仅可以请求出借名人变更登记，行使的不是债权请求权。另外，物权的消灭必须有法定事由，即使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地方政府关于商品房限购文件的规定，由于上述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也不因此而无效，而应当认定有效。我国法律也没有违反限购政策将导致物权消灭的法律规定，且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认定徐某某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一审判决认定徐某某以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而非物权，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认定徐某某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商事外观主义是指在商事交易活动中，以商事主体的行为外观认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相对人如果对商事主体对外公示的外观事实产生合理依赖，并依此从事相应的行为，即使外观事实与真实事实不一致，仍然依照外观事实进行认定。．．．．．．中集哈深公司申请人民法院的查封行为，不是基于商事交易行为，非基于信赖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而使自己作出相应的商事交易行为、付出相应的对价，亦无信赖利益可言。故中集哈深公司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信赖利益应依法执行的上诉请求，理由欠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借名购房违反限购政策但不因此无效（”限购令“属于调控市场的管理性规定，违反不导致合同无效；”借用“他人购房资格不影响调控的市场总量，不损害公共利益）；（２）借名人享有物权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注解】该案裁判观点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改变：（１）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法院能否执行钟某某为谢某某代持的汇丰公司17%股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人民法院应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汇丰公司17%案涉股权于2009年时即属谢某某所有并无异议，只是由于案涉股权登记于钟某某名下，江某某基于其与张某某在（2014)岩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确定的债权，申请法院将钟某某名下的股权作为其与张某某夫妻共有财产而采取了查封措施。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从权利形成时间上来看，谢某某实际出资、作为隐名股东取得案涉股权、经其他股东同意担任公司总经理等事实均发生在据以查封案涉股权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调解书形成之前，虽然谢某某并未登记为汇丰公司的名义股东，但其对于案涉股权享有的权利在查封前即取得。从权利性质上来看，江某某系基于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形成的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一般债权而对案涉股权采取查封措施，谢某某系基于返还请求权而对案涉股权执行提出异议，江某某的权利主张并不能当然优先于谢某某的权利主张。从案件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江某某也未举证证明其与张某某之间因合伙协议纠纷产生的债权系张某某与钟某某夫妻共同债务，更不能证明该债权与谢某某存在关联。此外，江某某与钟某某之间并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江某某亦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相关规定。因此，谢某某对案涉股权提出执行异议，原审法院判决停止对案涉股权的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股东，与被执行人存在隐名持股关系，其他股东对隐名持股关系不表示反对的，执行的债权人又“与名义股东之间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法院可以判决排除执行。
【注解】与名义股东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债权人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实际出资人有权排除强制执行。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64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644号
【裁判摘要】法院财产保全和执行针对的财产对象应当是属于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讼争股权于2009年时即属谢某某所有均无异议，只是由于讼争股权登记于被执行人钟某某名下，而被法院采取查封措施。在外观权利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之处分的，实际出资人以其对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关于善意取得无效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基于权利外观的信赖与名义股东进行的交易行为。本案中，江某某申请执行钟某某名下的股权，是因其与张某某合伙纠纷而形成的债权，将钟某某名下的股权作为张某某夫妻共有财产予以执行。其与钟某某之间并未就讼争股权建立处分性法律关系，故江某某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不适用上述规定。其援引上述规定主张有权执行登记在钟某某名下实际属于谢某某的17%股权理由不能成立。由上，在可以确认讼争股权于2009年时即归属谢某某所有的情况下，应停止对钟某某名下属于谢某某的汇丰公司17%股权的执行。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608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608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某与汪某某及中科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某某代王某持有中科公司相应比例股权，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某某作为中科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之部分股权实际代王某持有，现王某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及部分股权（即2股对应股权比例2.439％），中科公司半数以上的工商登记股东已明确表示同意，其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某名下，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申932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50号
【裁判摘要】网络公司对吴某某提出的网络公司在腾龙公司的3000万元出资中有2250万元实际为吴某某出资的主张始终确认，并无异议。本案的争点在于应否判决确认网络公司持有的腾龙公司股权中的75％归吴某某所有。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腾龙公司现在的股东组成为：网络公司、杭州投资公司及祥瑞公司的投资额分别为3000万元，3750万元和3750万元，其投资比例各占13.3333％、16.6667％和16.6667％；吴某某的投资额为12000万元，投资比例为53.333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实际出资人若要实现隐名股东显名化，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因此，即使吴某某系实际出资人，但在祥瑞公司、杭州投资公司和吴某某在一、二审中均不同意吴某某成为腾龙公司显名股东，网络公司二审亦答辩要求驳回吴某某上诉的情形下，吴某某提出确认以网络公司名义持有的腾龙公司股权中75％股权属吴某某所有、将隐名出资显名化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无不当。
摘要2：【解读】隐名出资人向公司主张股权的，必须证明其有出资行为，还须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否则不能实现显名。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261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2618号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前述规定，实际出资人如欲取得公司股东的身份，需经过股东会决议程序，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2009年9月20日的赛龙公司股东会决议仅载明“穆某某依法行使股东权益，参加公司股东会议”，未达到前述确认股权身份的法定要件。
摘要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民终6272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民终6272号
【裁判摘要】汪某某已经向奥普泰公司出资并取得了出资证明书，而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其股东身份应当得到确认。虽然未经工商登记，但是工商登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仅仅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未经登记并不能排除汪某某的股东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也只是强调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行使股东权利，但并未排除未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行使其相应的股东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相关事项，也是实际出资人要求变更工商登记事项的程序要求，不涉及股东资格确认的问题。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是通过协议约定的形式约束其权利义务，一般情况下隐名股东只能通过显名股东行使其权利，而本案中工商登记的五名股东只是股东代表，对于其他未登记的股东，其股东身份奥普泰公司是明知的，因此，汪某某等未登记的股东与五名登记股东之间的关系不符合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法律特征。综上，汪奶奶的股东身份可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汪某某具有股东知情权。
摘要2：【解读】已经出资并取得出资证明书但未经工商登记具有股东身份有权行使股东知情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3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38号
【裁判摘要】是连带保证责任还是债务加入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结合合同目的、承担人与合同利益的管理程度等综合考虑约定的性质——关于李某某承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性质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借款合同》签订的主体分别是中翔集团和益安煤矿，李某某系经办人。《借款合同》第四条有关违约责任的内容中，虽然约定：“益安煤矿的委托经办人李某某和益安煤矿的其他股东均对益安煤矿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但并未明确李某某是基于何种身份承担还款责任，其在合同中的签名亦仅显示了其经办人身份。现双方对上述约定的责任性质存在异议，旺立达公司主张为债务加入，而李某某主张系连带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在双方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结合合同目的、承担人与合同利益的关联程度综合考虑上述约定的性质。本案中，益安煤矿向中翔集团借款2000万元系用于煤矿改造事宜，李某某作为益安煤矿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人，与益安煤矿的经营行为和实际收益存在利害关系，其亦直接参与了本案所涉益安煤矿股权转让和借款过程，并直接向中翔集团支付了200万元款项，故其在《借款合同》中承诺的对益安煤矿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不仅仅是为了益安煤矿的利益而承担责任，其对此亦有直接和实际的利益。因此，李某某在《借款合同》中作出的还款承诺更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原审法院判决其与益安煤矿共同向旺立达公司偿付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李某某有关承担的系连带担保责任，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承担的范围不能超过益安煤矿不能清偿部分三分之一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67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677号
【裁判摘要】投诉人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对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原告资格和复议申请人资格都以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为前提，针对投诉人的利害关系问题，更是以“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作为判断投诉人与行政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的核心标准。一方面，只有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投诉，才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即投诉人有区别于其他人的可保护的特别权益，且应当是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非基于公益；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投诉人权益的影响应当具有直接关联性，因与行政行为的间接关联而对投诉人权益产生影响的，投诉人原则上不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国泰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合作开发人，因其与雁城公司就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存在争议，双方之间产生民事争议。又由于涉案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商品房预售许可，国泰公司向衡阳市住建局投诉，并对衡阳市住建局未全面查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一）国泰公司的投诉是否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赋予住建部门对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违法建设查处权，是为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住建部门对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也是为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违法建设侵害的相邻权人以及购房人的合法权益。而建设项目实际出资人投资权益的保护，主要应当通过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保护，与住建部门是否全面履行对其投资项目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义务，并无利害关系。本案中，国泰公司认为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对其投诉举报的雁城公司在涉案项目中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全面查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意在解决其与雁城公司的民事争议。但是，作为雁城公司的合作开发人，国泰公司并没有区别于他人的特别的、独立的权益受到被复议行政行为损害或不利影响，国泰公司申请行政复议并不能解决其民事上的利益诉求。因此，没有事实证明，国泰公司投诉举报雁城公司违法违规建设、销售行为，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二）住建部门查处行为对国泰公司权益的影响是否具有直接关联性。1.国泰公司在涉案项目中的合法权益系合作投资权益，而与该权利相关的纠纷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就其与雁城公司之间的纠纷作出了处理，该判决正在执行过程中，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障碍
摘要2：【续），但是该途径系保护其合作投资权的合法有效途径。2.即使衡阳市住建局履行了查处义务，国泰公司仍然需要通过民事途径向雁城公司主张投入的资金及相关损失，国泰公司不会从该查处行为中直接获得利益，查处行为对国泰公司权益的影响，是通过国泰公司与雁城公司之间间接关联的民事纠纷实现的。故，查处行为对国泰公司权益的影响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国泰公司与被复议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商品房预售许可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
（2018）苏0281民初14453号；（2019）苏02民终297号
摘要1：——公司违规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无效
【裁判要旨】公司实际出资人向第三人借款，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加盖公司印章为实际出资人的借款提供担保，属于越权担保；因法律已规定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故第三人理应知晓并遵守该规定；第三人没有审查公司章程、没有要求提供股东会决议，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不构成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善意，不属于受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第三人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不予支持。
【案号】一审：（2018）苏0281民初14453号；二审：（2019）苏02民终297号
摘要2：
【笔记】确认判决能否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1：解读：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１８条第１款“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４）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之规定，没有给付内容的确认判决不符合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注释１】确认判决是指法院依当事人请求宣告某种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存在（积极确认判决）或不存在（消极确认判决）。
【注释２】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确认之诉与确认判决，确认之诉体现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
摘要2：【注解１】确认判决应由执行部门审查后作出判断决定是否立案执行——（１）对于债权诉请虽然仅为确认一项，但真实意图包含确认与给付的，应予以立案执行（如“确认某房产归属于原告”等，但真实意图包含确认与变更两项，基于我国现实情况，应当对传统理论有所发展和变通，对该类确认判决予以立案执行后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52号）；（２）具有给付内容的确认判决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生效判决确认公司股东之间的出资比例发生增减变更，这一确认必须以一方给付并登记为前提和基础。故这一确认判决具有给付内容，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参考案例：（2011）云中法执异字第1号、（2011）粤高法执复字第82号）；（３）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确认之后的变更、给付尚需具备其他法定构成要件的，不予立案执行（如“确认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但由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１条还规定实际出资人实际取得股权权属即变更登记尚需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法院对该确认判决不能立案执行进而向公司以及公司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注解２】没有给付内容的确认之诉不符合申请执行条件，法院据此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应予撤销。——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507号
【注解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７条第２款规定：“生效法律文书仅确认股权属于当事人所有，当事人可以持该生效法律文书自行向股权所在公司、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不予受理。”——明确股权确认之诉（股权确认判决）申请强制执行不予受理。
【注解４】权属比例确认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法院判决仅确定当事人对房产享有相应比例的产权，并未直接判令当事人可对房产哪些房屋主张产权并办理过户，该判项属于确认权属的判项，没有可执行的具体内容，当事人申请执行不予受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41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87号
【裁判摘要】采矿权虽然是依据行政许可产生的权利，但对矿产品的开采利用本身是一种用益物权，属于物权范畴。关于采矿权初始设定之后的权利利用问题上，存在名义权利和实际权利分离的问题，即存在采矿权名义持证人之外的人享有采矿权的实际权利而名义权利人并无实际权利的可能，并且因这种分离造成的名实不符情况下的实际权利是物权不是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名义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就采矿权的实际权利发生争议时，通过民事确权之诉的方式予以确定或者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请求确认实际权利，符合民事诉讼的制度目的。需要明确的是，诉讼确认的是采矿权的实际权利状态而不是采矿权的行政许可，不具有直接产生许可登记的效力，不影响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关于采矿权的许可登记管理。在民事确权之诉对实际权利予以确定之后，实际权利人不能仅凭确权判决申请变更许可登记，仍然需要符合行政管理法规关于矿业权许可登记的其他具体条件。本案中，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振兴煤矿是案涉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理由如下：．．．．．．据此，振兴煤矿对案涉采矿权和所属煤矿实际占有、经营、管理和收益，连云矿业公司除挂名之外，并未介入任何实质性经营和收益，可以认定振兴煤矿是案涉采矿权的实际出资人、使用人、管理人和收益人，即享有案涉采矿权的实际权利。．．．．．．据此，在已可明确振兴煤矿是案涉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且在贵州银行金沙支行并不存在优先受偿权利和信赖利益保护的情况下，本案排除强制执行更符合实际情况。
摘要2：【解读】（１）采矿权虽然是依据行政许可产生的权利，但对矿产品的开采利用本身是一种用益物权（属于物权范畴）。（２）通过诉讼确认的采矿权的实际权利状态并非采矿权的行政许可，不具有直接产生许可登记的效力，不影响自然资源部门关于采矿权的许可登记管理。（３）如果执行标的存在权利名实不符的情况：若该情况发生在申请强制执行债权形成之前，则可以认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名义财产享有信赖利益，执行时可以追及；若该情况发生在申请强制执行债权形成之后，则不能认定债权人对债务人此后的名义财产权利享有信赖利益，执行时不能追及该名义财产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43号
【裁判要旨】“借名买房”情形下借名人对于房屋的权利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１）不动产物权登记产生的公示公信效力，亦仅是一种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不产生物权，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为真正权利人时可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的推定，维护事实上的真实。
（２）当事人之间确存在借名购房关系，借名人也也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及占有人，房屋因尚未还清银行贷款未及时变更产权登记。且借名人通过借名买房，将真实物权登记于出名人名下，并非为了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国家、地方政府限购政策，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符合法律关于当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的情形，借名人对于房屋的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2：
【笔记】隐名股东能否直接请求公司予以分红？
摘要1：解读：隐名股东可以根据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与公司共同约定公司直接向实际出资人分红的协议直接请求公司予以分红。
摘要2：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1802民初6027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1802民初602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第三人钟某某持有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8.07%的股权，其中0.44%是钟某某代原告张某持有，张某系该0.44%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原告张某、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第三人江苏仁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钟某某均未提出异议，对原告该0.44%的持股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钟某某与原告张某于2008年12月27日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为代持股协议，系钟某某与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显然合法有效。原告关于确认登记在第三人钟某某名下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0.44%的股权归原告张某所有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支持。至于原告诉请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将其记载于被告公司名册、公司章程并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问题，因被告及诸第三人庭审中均认可原告所诉事实，亦未提出异议，显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印发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调整范畴，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实际出资人要被确认为显名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本案其他股东是指第三人江苏仁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汪某某、秦某。庭审中该其他股东均明确表示对原告所诉予以认可，则原告关于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将其记载于被告公司名册、公司章程并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请求，本院支持。
摘要2：
【笔记】隐名股东显名必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是仅限于“明示同意”还是包括“默示同意”？
摘要1：解读：（１）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４条第３款之规定，实际出资人显名必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２）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２８条之规定，只要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权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就视同“同意”；（３）隐名股东显名“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包括“明示同意”和其他股东知道且未曾提出异议的“默示同意”两种情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摘要１】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与詹××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注解】（1）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示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2）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显名股东股权的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２】股权代持关系并非买卖关系，不适用买卖执行异议规定——关于本案能否适用《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问题。．．．．．．而《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被执行人将需要登记过户的财产出卖给案外人的情形，买受人得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要件有四点：一是签订买卖合同，二是支付全部价款，三是实际占有财产，四是未经登记的过错不在于买受人。本案系代持股权引发的争议，并非买卖交易，不适用该条款，即使参照该条款的规定，王××将自有股份登记在詹志才名下的行为也不符合上述要件的第四项，即买受人对未经变更登记无过错。故本院对王××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超出申请再审期限增加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民事再审审查坚持事由审查的原则，王××在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所提出的事由仅为第二百条第六项，而其于2016年12月5日提出按照第十一项的事由申请再审，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本院不应予以审查。
【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不能提起股权确权之诉——此外，王××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第一项为请求确认其享有中汇公司10%的股权，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中汇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审理的法律关系亦非股权归属，在法律关系不同、诉讼当事人不同的情形下，二审法院仅在事实认定部分确认案涉1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而未在判决主文中对该诉讼请求予以确认或驳回并无不当。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鄂民申3668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鄂民申3668号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仅能以及代持协议通过合同相对人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合伙企业主张权利——孙××与罗××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依据《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孙××自愿委托罗××作为其对包钢股份公司8856000元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孙××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内蒙古包钢钢连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罗××仅以其自身名义代孙××持有该代持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故8856000元出资对应的投资权益由孙××享有。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孙××只能通过合同相对方罗××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主张权利。二审法院驳回孙××关于罗××、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将财产份额办理工商登记至孙××名下的诉讼请求，确认孙××实际享有8856000元的投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什么是隐名合伙？
摘要1：解读：实际出资人仅能以及代持协议通过合同相对人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合伙企业主张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债权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规则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要旨】（１）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不构成执行阻碍，仅是保护实际出资人的实际权益，确权结果也不能阻却执行。（２）隐名股东怠于变更股权工商登记，同时股权代持形成在先，债权人享有的动态利益优于隐名股东享有的静态利益，名义股东名下股权可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３）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第三人对股权工商登记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产生合理信赖，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故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黄某某、李某某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5号
【摘要】首先，关于投资权益显名化其实质是否是变相请求对处于查封状态下的案涉股权权属进行变更和处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而本案系因代持股权引发的纠纷，投资权益显名化的核心是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仅仅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而保护实际出资人对案涉股权享有的实际权益。．．．．．．其次，．．．．．．黄××、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具有预知法律风险的能力，基于对风险的认知黄××、李××仍选择蜀川公司作为代持股权人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发生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其承担。．．．．．．且按照一般的商事裁判规则，动态利益和静态利益之间产生权利冲突时，原则上优先保护动态利益。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债权人皮×享有的利益是动态利益，而黄××、李××作为隐名股东享有的利益是静态利益。根据权利形成的先后时间，如果代为持股形成在先，则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债权人的权利应当更为优先地得到保护；如果债权形成在先，则没有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隐名股东的实际权利应当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
摘要2：（续）因案涉股权代持形成在先，诉争的名义股东蜀川公司名下的股权可被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权人皮涛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保护。．．．．．．另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其中“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本案中，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有效，但其仅在双方之间存在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关系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故皮×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注解】（１）《公司法》第３２条“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２）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1号
【裁判摘要】法院裁定冻结股权后显名股东、隐名股东和公司作出确认隐名股东为公司股东合意不能对抗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何×主张其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首要条件是，何×在人民法院实施冻结案涉股权执行行为之前已经系中瑞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经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4）长执字第275-1号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根据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载明，中瑞公司系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采取冻结措施时，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的全部股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系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何×主张其系中瑞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营人、实际投资人，并持有86.16%股权，其提交了向中瑞公司汇款的证据，但无法确定何×向中瑞公司汇款的性质，不能证明何×已经成为中瑞公司股东。何×提交的案涉《协议书》虽载明中瑞公司认可何晶的股东身份，但因该《协议书》签订日期是2017年12月18日，晚于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采取冻结执行措施时间，不足以证明在2011年何×已经取得股东身份并实际持股的事实。何×与中瑞公司、天华伟业公司在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冻结股权之后，作出的确认何×为中瑞公司股东的合意，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冻结案涉股权的执行行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何×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对何×要求确认股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0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015号
【裁判摘要】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系股权实际权利人不能排除强制执行——韩××主张其系天信源公司8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即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本案中韩××并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向宏铭公司实际出资的缴纳记录、公司分红、公司决策投票等与股权核心内容相关的事实，其所提交的与刘××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宏铭公司出具的《证明》等材料欠缺证明效力，且并非为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因此韩××的主张欠缺事实基础，原审法院认定“案外人韩××无证据证实其对涉案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2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254号
【裁判摘要】隐名股东能否实际享有被代持涉股权具有不确定性，被代持股权不能认定为隐名股东的财产予以执行——本案中，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另案仲裁调解书冻结登记在重庆德杰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权，重庆德杰公司作为案外人提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已举证证明其系案涉股权的合法持有人。饶×认为，案涉股权系由陈××出资，重庆德杰公司是根据《委托投资并持股协议》和《协议书》的约定代持上述股权。但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陈××要分配普天德杰同德公司的利润，需要解除重庆德杰公司为陈××及其关联公司债务提供的担保。上述协议还约定，如果重庆德杰公司为陈××承担债务，则重庆德杰公司可以用其为陈××代持的股份予以抵偿。因此，陈××能否实际享有案涉股权具有不确定性。案涉股权不能认定为陈××的财产予以执行。
摘要2：【注解】实际出资人对实际出资股权享有利益具有不确定性时，该股权不能认定为实际出资人的财产予以执行。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黔03民终1547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黔03民终1547号
【裁判摘要】房屋登记名义人破产时，真实权利人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其权利人身份，真实权利人有权向管理人主张取回权——原三四〇九厂职工全额集资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宁波路建住宅房，三四〇九厂破产后职工划归上诉人凯宏公司管理。此后职工集资补交了土地出让金，由于工程规划及方便登记等原因，该房屋登记在了上诉人凯宏公司名下。从举证情况看，该房的土地征收及所有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职工集资款，凯宏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职工集资房建设上投入过资金。相反，被上诉人刘××等376人所举证据充分的证明，涉案房屋（商场）的土地征收和建设费用均由职工集资并分摊到集资房的房价上。因此，该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亦即真实权利人应为刘××等376人。本案讼争房屋的权属登记与实际不符，根据双方所举证据，足以证明争议房屋的真实权利人系刘××等376人。故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确认涉案房屋属于被上诉人所有依据充分。遵义市汇川人民法院已受理凯宏公司破产案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刘××等376人享有向管理人主张取回相关财产的权利。
摘要2：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7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79号
【裁判摘要】管理人代表公司向抽逃出资的股东追缴出资，股东仅以其为名义股东为由抗辩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不管其在本案中是名义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吴××抗辩其为名义股东无需承担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民终1357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民终1357号
【裁判摘要】湘融资产管理公司抗辩称，其并非衡阳中耀公司的股东，而是基于让与担保代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持有衡阳中耀公司的股权，并非衡阳中耀公司的真正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无论湘融资产管理公司该抗辩理由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成立，湘融资产管理公司仅以自己是衡阳中耀公司的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不足免除其作为衡阳中耀公司的股东所应负担的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股东也有权代位提起诉讼——公司印章是每一个公司合法设立的象征，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印章起着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成为公司意思与行为的象征。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本案中，禾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形式上已变更为张××，公司相关印章及证照均由张××控制，因此，张××１、林××作为禾山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在禾山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有权向张××提起公司证照返还之诉。虽然禾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张××与张××１，但根据已生效判决，此次股权变更系张××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变动系无效行为，从法律上看，张××１、林××仍是禾山公司股东，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即便从股东代位诉讼内部前置程序来看，张××１、林××除系禾山公司股东外，在禾山公司股权变更前，林××为该公司唯一监事，而股权变更后，张××１为该公司监事，林××、张××１为现行登记以及股权变更无效前的公司唯一监事亦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张××１、林××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对于公司中谁有权保留印章及证照，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应当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公司经营中，大量公司印章与证照因日常处理事务方便所需，交由非特定人员保管亦较常见，导致印章及证照返还案件增多。因此，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印章及证照可由不同人员持有，在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中，应当以持有人非法侵占印章及证照为前提。本案中，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张××为禾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禾山公司实际上长期亦由张××控制管理并经营，在禾山公司股权争议并未作出最终认定的情况下，张××作为禾山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该公司相关证照并不构成非法侵占。虽然张××１、林××系禾山公司原始股东，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系非法侵占持有禾山公司印章及证照，故其要求张××返还公司证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张某某等诉张某某１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453号
【摘要】股东资格的特征具有两类，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以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为认定依据；实质要件是出资，即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情况，从形式要件的角度来看，禾山公司的股东资格尚存争议，需要从实质要件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另外，张××１、林××陈述张××１保管印章直到2000年三、四月，结合张××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财务银行私章、财务会计资料及“金鹭花园”项目的所有资料，长期由张××保管。因此，从实质要件的角度，生效的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确认以下事实，即张××是禾山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现今的登记情况，其仍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张××持有公司印章和相关资料具有合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