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及答记者问
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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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11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也未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法律制度，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国办发〔2016〕5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带头履行行政应诉职责，积极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本案中，衡阳市政府负责人未出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该机关主要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是否有正当理由，同时亦未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仅委托一名律师出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关于强化行政应诉工作监督管理的规定，对于衡阳市政府既无负责人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工作人员出庭的行为，应当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照行政诉讼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摘要2：【摘要】征收补偿案件中房屋所有权存在争议情形下的审查方式——应当指出的是，曹某某、何某某直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行政机关对其所有的房屋拆迁行为违法，赔偿经济损失，实际上是对行政机关与唐某某户予以安置补偿的行为不服。判断该安置补偿行为是否有效，应当取决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包括部分案涉房屋是否已经卖给唐某某户，以及部分房屋是否存在倒塌重建以及重建后的权属问题，上述问题应当通过民事途径予以解决，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征收补偿案件的审查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即使当事人未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亦未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可以在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将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基础民事争议作为证据进行审查，并以此为基础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审理方式符合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所确定的立法目的，有利于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既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又可以实质性化解争议，减少当事人诉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曹某某、何某某未就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亦未在本案中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但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对相关权属问题进行认定并进而对安置补偿问题的合法性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0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02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十一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这里的“工作人员”不仅仅是指被诉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参与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过程、了解案件主要事实的被诉行政机关所属相关职能部门或者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泰来县政府是本案被告，但是了解相关征收过程，具体负责征收补偿安置工作的，是泰来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及其工作人员。泰来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工作人员作为泰来县政府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出庭应诉人员的身份条件。
摘要2：【解读】被诉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指（１）被诉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２）参与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过程、了解案件主要事实的被诉行政机关所属相关职能部门或者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
【案例笔记】行政机关所属职能部门或者下属单位工作人员能否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
摘要1：解读：参与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过程、了解案件主要事实的被诉行政机关所属相关职能部门或者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
摘要2：【解读１】（１）民事诉讼单位工作人员限于劳动关系；（２）行政诉讼工作人员范围广。
【解读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０条第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是指被诉行政机关中具体行使行政职权的工作人员。”第２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或者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可以视为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是指具体行使职权的工作人员，包括委托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或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渝二中法行终字第00169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渝二中法行终字第00169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张某某的起诉是否构成滥用诉权行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滥用诉权是否构成应从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及是否实施了相应诉讼行为两个方面审查。本案中张某某的起诉从形式审查应当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张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和提起诉讼的目的并非为了依法获取和了解政府信息本身，而是通过不断的、大量的申请、复议和诉讼，表达不满情绪和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施加压力，以达到其承包地附着物利益补偿的最大化，其主观故意明显。同时其实施了大量的诉讼行为，提起了大量无诉益的诉讼。原审法院认定其构成滥用诉权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裁判摘要１】不应将行政协议争议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１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一）从现行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对行政协议的起诉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种情形，而应包括所有的行政协议争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规定，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其有上述规定情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行政协议。综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撤销及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等，而不应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二）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之外的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如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纳入民事诉讼，既造成了同一性质的协议争议由行政民事分别受理并审理的混乱局面，又增加了行政裁判和民事裁判不一致的风险，
摘要2：（续）不利于彻底化解行政协议纠纷；二是如相关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因其行政性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极易造成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均不受理的尴尬局面，亦有悖于现代行政诉讼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保护的主要宗旨；三是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排除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有关行政协议争议游离行政法制轨道，既不能及时有效地依法解决相关行政争议，也不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故而，不应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协议”四种情形设定为提起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作狭义的文义理解，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某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者组织。在我国确定行政诉讼被告时，应当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在程序上，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且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机关或组织；二是在实体上，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职责并作出行政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且该行为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机关或者组织；三是在组织上，属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或组织，亦即行政主体；四是在方便性上，即使不属于行政主体，为便利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亦可将非行政主体的组织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本案集体土地征收系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并由征地服务中心具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而征地服务中心受重庆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在原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的具体指导下，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事业单位，本身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亦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其实施补偿安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规定，结合本案征地服务中心作为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机构这一事实，本案可以认定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征地服务中心实施了补偿安置，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03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一审中未申请简单的，其在二审中再提出简单申请不予支持——红四方锂电公司上诉提出《债权债务确认书》是恒天汽车公司为了本案应诉，与新楚风汽车公司恶意串通，拼凑后补的，红四方锂电公司对于《债权债务确认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申请对《债权债务确认书》的形成时间鉴定。本院认为，其上诉理由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因股权转让已经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并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根据在案证据，一审中红四方锂电公司对《债权债务确认书》的形成时间并无申请鉴定，二审中红四方锂电公司提出对《债权债务确认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准许。对红四方锂电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申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申6号
【裁判要旨】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起诉状、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被退回后，未采取过其他送达方式，直接公告送达前述应诉材料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的规定。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原审法院通过邮寄方式向杜强华送达起诉状、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被退回后，未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直接公告送达前述应诉材料及传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据此，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送达起诉状副本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情形。
摘要2：【解读】本案实质是法院采用邮寄送达无法完成、未完成邮寄送达（原审法院向被告户籍地址邮寄传票等诉讼文书，邮寄回单中未显示签收，也未标注投递状态、未妥投原因，仅手写标注“电话无人接听2019.3.1817:00”，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未采取其他送达方式就进行公告送达）的情况下直接公告送达，实质是未经其他送达方式而直接公告送达。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甘执复字第01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甘执复字第01号
【裁判摘要】继受股东是否应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已涉及实体权利责任的确定，公司债权人可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权利，但不得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案件被执行人，否则侵害其诉权——本院认为，本案中，永康公司无财产清偿债务，其原股东何某某、杨某某转让股权给周某某，周某某不是公司成立时的原始股东，而是受让何某某、杨某某的股权而成为公司的股东。对于继受股东是否应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已涉实体权利责任的确定，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通过相应诉讼程序主张。张掖中院直接追加周某某为案件被执行人，实际上是对其诉权的侵害。周某某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天惠公司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78号
【裁判要旨】（１）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虽然约定了管辖法院，但原告向受诉法院起诉被告关于合同纠纷一案后，受诉法院就该案开庭审理，被告到庭应诉且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应视为双方对约定管辖进行了变更。（２）原告起诉要求被告配合办理案涉土地及房屋过户手续，虽涉及不动产，但并非因不动产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确认发生纠纷而引起的诉讼，不属于应适用专属管辖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级别管辖的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除外"的规定，受诉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不得再以双方存在管辖约定或者属于专属管辖为由移送案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裁判观点】
1.如果受送达人有证据证明邮寄送达的诉讼文书没有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而被退回，是由于非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属于邮政机构或者邮政机构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或者故意行为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诉讼文书被退回，则不产生送达的效力，受送达人不承担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邮寄送达发生送达的法律效力条款的适用先决条件是“受送达人自己”已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送达地址。
2.对代为履行、分阶段付款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的解除及违约责任进行判定时，即审查涉案合同是否已履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以及如果合同解除应当如何确定法律责任的承担，需对双方当事人各自的履约行为作进一步审查。
摘要2：【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诉讼文书送达的过程中没有过错的，不适用前款规定。即，如果受送达人有证据证明邮寄送达的诉讼文书没有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而被退回，是由于非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属于邮政机构或者邮政机构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或者故意行为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诉讼文书被退回，则不产生送达的效力，受送达人不承担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邮寄送达发生送达的法律效力条款的适用先决条件是“受送达人自己”已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送达地址。
【摘要２】东华公司另行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以邮政EMS快递方式于2018年7月向微创公司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案件诉讼材料，退改批条显示7月25日拒收；于8月3日送达开庭传票，退改批条显示8月4日要求延迟投递、8月7日“无收件人名，公司前台不收”，于2019年11月26日送达一审判决书，查询为前台代收。其中三次送达填写的地址均系微创公司的住所地地址，“收件人姓名”处，前两次均仅填写为“法定代表人”，第三次填写则为“法定代表人张某、唐某”。
【摘要３】经审查，原审法院对微创公司送达本案诉讼材料、开庭传票、原审判决书时，使用相同的住所地送达地址，且微创公司基于相同的地址，收悉东华公司此前的案件诉讼材料，并曾提出管辖权异议，也收悉本案的原审判决书，作为一个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当事人，在涉案项目合同亦标注有联系人及电话的情况下，微创公司提交的证据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原审法院在尚未获得微创公司自行提交、确认的送达地址时，应采取而未采取法律规定的各种送达方式，导致微创公司缺席原审审判，程序存在瑕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9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94号
【裁判摘要】保理合同是一种兼有债权转让性质和商业惯例特定的合同，既有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又有商业运作惯例的行业特征。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是基于多个合同关系形成一个新的法律关系，不能将一般合同相对性原则简单理解和套用在保理合同纠纷中——｜一般认为，保理合同是一种有着突出商业惯例特点的债权转让性质的合同，从保理业务的运作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来看，供应商将债权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支付融资款作为对价，并明确告知债务人将应收账款支付给保理商，保理商对债务承担信用风险责任，有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又有商业运作惯例的特征，保理商在未受偿的情况下，以债务人和供应商为被告，行使追索权。保理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基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同形成一个新的符合商业运作惯例的法律关系，不能将一般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简单地理解和套用在保理合同的纠纷中。本案中，西北公司自认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余额确认书》上加盖印章并出具债权确认书，在与建机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基础上，确立了向工行迎宾路支行融资的权利义务关系。工行迎宾路支行以西北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西北公司在一、二审中均应诉，且并未因此提出异议。二审判决西北公司承担全部的偿还责任，建机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基于西北公司为案涉款项的实际受益人、资金使用人的考量，公平合理，既符合保理合同运作惯例，也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35号
【裁判摘要】送达地址确认书适用于各个诉讼阶段，二审法院按照送达地址确认书所载明地址和收件人邮寄应诉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合法——本院在二审开庭前向银河天成、姚某某、潘某1、潘某2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签署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所载明的地址和收件人邮寄应诉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该《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明确适用于各个诉讼阶段，包括一、二审程序，在当事人未向人民法院告知变更送达地址前均为有效送达地址，故二审送达程序合法。银河天成、潘某1、潘某2认为本案二审送达程序存在不当，于法无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2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257号
【裁判摘要】只要人民法院已向被羁押的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即使其未到庭亦可依法缺席判决——关于一、二审法院是否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和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情形的问题｜本案中，一审法院向被羁押中的卢某某１送达了开庭传票，二审期间受新冠××疫情影响，二审法院通过电话与卢某某２取得联系，将本案诉讼情况及开庭日期告知卢某某２，卢某某２在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一、二审法院在此情形下作出缺席判决并无不当，不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和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情形。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30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309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农信达公司主张因贺某某已不具备股东身份，故其无权提起本案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就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条中的“等”字应理解为涵盖了与股东会决议内容具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决议不成立之诉在性质上属于确认诉讼，立法上并无限制起诉权人必须为股东的规定。具体到本案，案涉决议内容涉及贺某某作为原股东承诺其1％股权3年变现后的超额净值部分的处理。现各方亦认可中农信达公司的员工已依据案涉决议第三条对贺某某提起相应诉讼，故贺某某应属于与案涉决议具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其具有起诉本案的主体资格。
摘要2：
【笔记】被告缺席审理法院对被告庭前提交答辩状以及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应否纳入审理范围？
摘要1：解读：被告缺席审理，法院对被告庭前提交的答辩状以及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应当纳入审理范围：（１）《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２４１条规定，被告缺席审理的，法院应当“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２）被告缺席审理，被告之前提出的答辩状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应该视为被告诉讼主张，法院应当纳入法庭调查的范围进行审理，原告应当对其进行辩论，法院可以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
摘要2：【注解】（１）被告不完全应诉（被告提交了书面答辩状或参加庭前证据交换并提出口头意见），被告的答辩状及证据材料应该视为其诉讼主张，纳入法庭调查的范围，原告应当对其进行辩论，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２）被告完全不应诉，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被告放弃了在法庭上进行答辩、举证、质证以及辩论的权利，但不能视为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或主张的事实的承认，也不能视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人民法院不能当然地据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完全按照原告的主张来判决。法官应对原告提交的资料进行全面、客观的审查。——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64.被告缺席的案件，人民法院该如何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4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407号
【裁判摘要】正大建筑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形式解除了牟某某监事资格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行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的决议，自作出时生效，只有存在效力阻却事由时才能导致效力瑕疵，而依照我国现行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效力阻却事由包括股东、董事、监事提起“公司决议无效、可撤销或不成立"之诉，而牟某某并未提起相应诉讼，应视为案涉决议不存在争议，故原审法院认定牟善楼不具备正大建筑公司的监事或者监事会主席的身份，不得以公司监事会主席身份提起本案代表之诉是正确的。牟某某作为正大建筑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前提是公司利益因董事、监事、高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受到侵害，且穷尽了公司内部救济手段，即牟某某是在书面请求公司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司明确拒绝或者对股东请求置之不理时，或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才能提起代表诉讼。本案中，牟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前置程序，所提供证据亦不能证明其起诉属于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正大建筑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牟某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作出的驳回牟善楼起诉的裁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3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381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合同双方对送达地址作出的约定是其真实以上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各方具有约束力；人民法院按照上述地址向受送达人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均被退回，额诉讼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法院无需再以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为由进行公告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七条规定因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导致民事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民事诉讼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本案《委托贷款合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内，丙方(华浦公司)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法定住所等发生变化而未书面通知甲方和乙方时，甲方和/或乙方向丙方发送的所有文书，视同送达。《委托贷款合同》中各方对法定住所及送达地址的相关约定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委托贷款合同》载明的华浦公司法定住所为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福光南路379号武夷绿洲23某2层02铺，与《补充协议》以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华浦公司住所或地址相同，并且该地址是华浦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至今未曾变更。一审法院按照上述地址送达了应诉通知书、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均被退回，则诉讼文书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华浦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采取公告方式送达程序违法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华浦公司以送达程序违法为由，主张一审法院剥夺其提出管辖权异议权利的申请理由，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法院按照当事人约定送达地址邮寄诉讼文书被退回能否视为送达？
摘要1：解读：（１）法院按照合同双方约定送达地址向受送达人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均被退回，诉讼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２）法院无需再以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为由进行公告送达。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送达地址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双方履行合同的送达地址，而并非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诉讼送达地址。
【注解２】邮政机构未按照规定在５日内完成３次以上送达行为，送达程序确有瑕疵。——参考案例：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2民再186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2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209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存在瑕疵，二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已弥补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瑕疵，受送达人以此为由申请再审不应支持——2017年5月5日，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孙某某，一审法院将应送达天宝公司的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文书直接送达给王某某签收，而王某某并非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非天宝公司负责收件的人，因此，一审法院的该送达程序存在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在本案二审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文书依法邮寄到天宝公司登记住所地因无人签收被退回后，二审法院在人民法院报上对天宝公司进行公告送达，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因此，虽然一审法院向天宝公司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文书的程序存在瑕疵，但是二审法院送达二审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文书程序合法，已保障了天宝公司的诉讼权利。现天宝公司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本案，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2021）黔06民终2118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6民终2118号
【裁判摘要】一审对王×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与不当得利关系一并处理是否构成程序违法的问题。在诉讼中，当事人基于对基础事实所包含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及判断，向相关民事主体主张实体权利并提出相应诉讼请求，该认识及判断的结果，可能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作出的判断结果不一致。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多个相互之间可能有一定矛盾冲突的法律关系并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为法院审理案件对全案各种相关法律关系的判断提供预备性诉讼请求，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实体权利，此并非为民事诉讼法所禁止。致于当事人对其各种实体权利的判断是否正确，并不能因此而影响其相应诉讼权利的行使。因而，一审法院对王×既向周××主张民间借贷债权关系，又向闵××主张不当得利债权关系，而提出的两个诉讼请求进行一并审理和作出判决，该裁判方式在审理程序上并无不当。闵××所持“一审将两种法律关系一并审理，构成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一审诉讼请求：判令闵××、周××带返还6万元及利息（以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21年2月24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5月14日为789元）；庭审中变更为由周××返还王宇借款6万元及利息，或者由闵××返还不当得利款6万元及利息。（２）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王×42,000元；二、驳回王×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1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124号
【裁判摘要】执行依据不是执行异议审查范围，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执行异议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而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的书面异议，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书面异议。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或复议审查过程中，审查的对象亦为执行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应否裁定中止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并不涉及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正确与否及相应诉讼程序合法与否等问题。从陈××申请执行监督事由看，其认为本案据以执行的亭湖区法院1242号判决错误，请求再审该案。陈××可依法通过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审判监督等合法途径寻求权利救济，而非通过申请执行监督程序解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9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94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远洲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远洲公司所称基于《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应由其他人民法院管辖亦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范围。原审法院对远洲公司所提管辖权异议不予审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根据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的《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远洲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上述欠款，故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4月13日起算至2014年4月12日届满。金可尔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与王××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处理有关金可尔公司债务问题，该合同约定以王××持有的远洲公司30%股权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结清金可尔公司的债权。合同签订时王××仍是远洲公司股东，对于金可尔公司来讲其作为债权人，面对存在内部纠纷的远洲公司，其与作为远洲公司股东的王××协商解决债务问题，应当认定其积极主张权利。而且，在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的《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中也有远洲公司不能付清欠款则将王××所持股份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的约定，从该约定来看，金可尔公司主张权利亦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和延续性。故而可认定金可尔公司该行为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70号
【摘要】合同无效但签订合同的事实表明债权人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案涉《露天煤矿开采协议书》于2012年1月12日终止，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了《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远洲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上述欠款，故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4月13日起算至2014年4月12日届满。金可尔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与王某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处理有关金可尔公司债务问题，该合同约定以王某某持有的远洲公司30%股权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结清金可尔公司的债权。该合同虽被认定为无效，但签订合同的事实表明金可尔公司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6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657号
【裁判摘要１】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为避免当事人虚假诉讼或恶意串通骗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损害第三人利益，而在正常诉讼机制之外为第三人设立的特殊救济渠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基础条件包括：1.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2.有证据证明拟请求撤销的裁判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3.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因此受到损害。
【裁判摘要２】第三人不知生效案件一审诉讼但知晓二审诉讼而待遇参加该二审程序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本案中，季××在二审中承认，不知道120号案件对应的一审诉讼，但二审时是知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季××可以申请参加二审诉讼，但其并没有申请加入该诉讼，也没有证据证明季××未参加诉讼存在客观阻碍。若季××参加了二审程序，再审程序中就会得到应诉通知进一步参加再审程序。因季××本人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对未能参加诉讼存在主观过错，季××此种情形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保护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51号
【裁判摘要】法院未向变更后当事人送达应诉材料或虽已送达但未给予法定答辩期限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作为软件开发方的广州众创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创公司)注销，经惠通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将本案被告变更为熊××、鲁××、涂××。为保障变更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与诉讼权益，人民法院应当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变更当事人的通知，并重新向各方当事人特别是变更后新加入诉讼程序的当事人送达应诉材料、证据副本等诉讼材料，并视情决定是否重新进行庭审，以充分保障新加入诉讼程序的当事人的申请回避、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但原审法院未向涂××送达应诉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惠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副本等诉讼材料，剥夺了涂××的申请回避、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虽向熊××、鲁××送达了部分诉讼材料，但熊××、鲁××分别于2020年11月12日、2020年11月13日收到标记有“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变更当事人通知、开庭笔录”的邮单，原审法院于2020年11月16日即已作出原审判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关于被告享有15天答辩期的规定，剥夺了熊××、鲁××的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2民终2528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2民终2528号
【裁判摘要】厦门国际大酒店行使解除权符合案涉合同约定，但由于双方未约定送达地址，一审判决认定迈飞公司接收一审法院送达的应诉材料之日可视为案涉合同解除的通知送达迈飞公司并无不当，厦门国际大酒店主张案涉合同于2019年6月19日解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5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500号
【裁判观点】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至当事人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并由其员工签收的，应认定邮寄送达合法有效；当事人对其主张的合同变更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未提出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的，对于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向小龙虾公司邮寄包含开庭传票在内的应诉材料的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社区环市西路240号信达商务大厦A710-A711，该地址作为小龙虾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具有法定公示效力，上述应诉材料也已被署名“王××”的个人签收。二审庭审中，小龙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确认王××系小龙虾公司销售人员。原审判决书也是向上述地址邮寄并成功送达的，因此原审法院对小龙虾公司开庭传票的送达是合法有效的。
【裁判摘要２】原审当庭演示的情况表明，小龙虾公司第二次提供给底蕴公司的样机经与《协议书》中附件一《功能书》进行比对，该样机缺失4项主要功能中的3项，至少缺失43项次要功能中的8项。小龙虾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对上述事实并无异议，但认为其与底蕴公司在第二次样机开发前已就产品功能及开发疑难点等问题充分协商并已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次交付底蕴公司的样机是经双方协商认可的，故并不存在违约。但在本案中，小龙虾公司并未提出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故对于小龙虾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裁判要点汇编200则（上）
摘要1：一、受案范围1.信访答复的可诉性2.催告履行行为不可诉3.内部请示、批复一般不可诉4.会议纪要的可诉性5.政府机构的撤并不可诉6.发生在诉讼法施行前，当时法律未特别授权可以起诉的行政行为，不可诉7.明显不属于复议范围，复议机关作出的不受理行为，不可诉8.原行为不可诉，予以维持的复议决定，亦不可诉二、原告9.利害关系的含义10.起诉人需初步证明其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11.相对人以外的人若有利害关系也可起诉12.企业如何起诉13.合伙企业如何起诉三、被告14.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被告15.被告不适格，且在释明后仍不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16.二审发现被告不适格如何处理17.复议机关程序性驳回，如何起诉及被告如何确定18.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适格被告四、诉讼代理人及负责人应诉19.负责人应诉并非绝对，不出庭不影响庭审进行20.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原则上属于该社区、单位五、管辖21.高院级别管辖22.提级管辖应由法院裁量23.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六、起诉期限24.起诉期限的含义和诉讼时效的区别25.起诉期限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26.二年起诉期限的适用27.最长起诉期限28.一般起诉期限与最长起诉期限的适用情形29.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认定30.村民小组长知道行政行为，一般即可视为村民小组已经知道31.起诉期限的扣除32.政府指引民事诉讼耽误的起诉期限，应当扣除33.确认无效之诉仍然有起诉期限。现已改变（2020）最高法行再341号34.修法前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七、起诉条件35.立案登记制背景下，仍须对起诉条件进行审查36.起诉四个法定条件37.起诉应明确被诉行为，证明被诉行为存在40.不作为的起诉条件41.法院的释明义务42.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羁束43.重复起诉的认定44.撤诉后再行起诉的正当理由45.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不明确的，只有选择其一46.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对原行为和复议行为应择一而诉47.一行为一诉讼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48.行政机关错误告知不影响起诉条件的审查49.一部分人选择诉讼，一部分人选择复议，如何处理50.丧失的诉权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重新取得51.无诉讼行为能力必须由法定代理人起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66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根据管辖恒定原则，不影响受诉法院管辖权——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依据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第4.2条和《股权转让协议》第13.2条均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如无法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上述管辖协议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该管辖协议合法有效。但是，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均未提出管辖异议，参加了原审法院于答辩期届满后组织的证据交换程序，并对实体问题发表了陈述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诉答辩。”根据上述规定，尽管本案当事人事先有管辖法院的约定，但原审法院基于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诉讼程序中的应诉答辩行为，依法取得了对本案的管辖权。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依照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三，关于山青公司是否应对诉讼代理人的行为承担后果的问题。原审程序中，刘××１、孙××２律师持有加盖山青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参加诉讼,其权限为特别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刘××１、孙××２作为山青公司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陈述意见的行为合法，相应法律后果由山青公司承担。山青公司虽然其后又在诉讼过程中解除对上述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但诉讼代理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仍然对山青公司有效。山青公司关于诉讼代理人非法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专属管辖情形的问题。本案是因履行股权及项目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虽然涉及项目工程的竣工验收及产权移交等问题，但争议法律关系是股权以及项目权利义务的转让关系，而非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引起的物权纠纷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此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民终592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民终592号
【裁判摘要】工程款经结算后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分离成为金钱债权债务管辖不再按照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本案中城建公司依据《汉城湖一号项目工程款结算协议》、《保证合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支付欠款以及承担担保责任。冠城公司未参与原审诉讼，应视为其对欠款及结算事实无异议，故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为货币给付之诉，原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正确。研苑公司二审上诉主张本案应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从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专属管辖规定缺乏法律依据。案涉《汉城湖一号项目工程款结算协议》、《保证合同》均约定“因协议履行发生争议，经友好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向城建公司住所地法院起诉解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符合各方约定，研苑公司原审期间亦积极应诉，并未对管辖提出异议，本案未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