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271号
【裁判摘要】本案《协议书》因涉及采（探）矿权转让未经有关审批管理机关批准，不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因而整体上未生效。但是协议中如有涉及报批义务、清算、管辖、仲裁等条款约定内容的，有其独立效力。尽管本案《协议书》未约定报批义务内容，但依照法律规定转让方应当履行相应的报批义务。龙山金矿未履行上述义务，应当承担违反法定义务的责任。龙山金矿对于某某基于对《协议书》信任而投入相应费用所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摘要2：【解读】认定采矿企业包括采矿权资产整体转让合同未经批准转让合同整体未生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82号
【裁判摘要】首先，俞某某、兰某某、贺某某三人与徐某某之间的口头协议，并未明确约定转让的是煤矿采矿权。其次，从工商登记材料看，除贺某某、俞某某之外，邬某某、杨某某也系曾凡煤矿的合伙人，俞某某称邬某某、杨某某并非实际出资的真实合伙人，其与贺某某、兰某某口头协议转让给徐某某的就是全部煤矿的采矿权，但邬某某、杨某某明确表示在曾凡煤矿占有合伙份额，其二人合伙人身份不容否认。且从口头协议履行过程看，煤矿转让后，《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煤矿负责人和《煤炭生产许可证》上的煤矿矿长均仍是邬某某，说明采矿主体并未实质发生变更。俞某某认为口头协议是煤矿采矿权转让的说法依据不足。故二审判决认定兰某某、俞某某、贺某某与徐某某转让煤矿的口头协议应视为其三人合伙份额的转让，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而认定涉案口头协议有效，并无不妥。
摘要2：【解读】认定转让矿山合伙企业部分财产份额未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无需报批——转让矿山合伙企业部分财产份额不导致采矿权主体实质发生变更，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2号
【裁判要旨】矿企股权转让合同未变更矿业权主体的，应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
【裁判摘要】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转让与矿业权转让在交易标的、交易主体、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有不同。矿企股权转让可能会产生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结构重构、法人治理结构调整等，但在未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将矿山法人企业股权转让径行视为变相的采矿权转让；亦不宜直接适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以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具有效力瑕疵。矿企股权转让合同未变更矿业权主体的，应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矿业权转让报批义务是矿业权人的法定义务，不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移交矿山企业的证照、印章而移转，但受让人因此负有协助、配合办理报批手续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03号
摘要1：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的复函（环办函[2015]1242号）
【摘要】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现行分级审批规定，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部门报批项目重大变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57号
【裁判要旨】考察合同效力的主要依据是合同约定内容。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以工业用地合作开发房地产以及变更工业用地性质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至于约定内容能否全面实际履行是考量合同应否解除或者终止的因素，并不能因此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关于合同效力问题。考察合同效力的主要依据是合同约定内容。从涉案合同内容看，案涉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金力泰公司上诉主张，订约双方约定变更土地性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双方协议变更讼争用地性质并履行法定出让、补缴费用、过户、行政审批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至于约定内容能否全面实际履行，是考量合同应否解除或终止的因素，并不能因此认定合同无效。金力泰公司与贺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十七条和第二十四条明确约定，变更土地用途或转让土地均应报贺兰县国土资源局批准，说明该宗土地变更用途或转让并非禁止，可以通过申报批准而实现。金力泰公司关于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解读１】以工业用地合作开发房地产并约定对用地性质进行变更的合作开发合同合法有效。
【解读２】当事人以工业用地合作开发房地产但未在合同中约定对用地性质进行变更，擅自将工业用地用于商业开发的，该合作开发合同应认定无效。
摘要2：１.宁夏×××钢结构有限公司与银川开发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变更工业用地使用权性质，不导致合同无效
２.宁夏×××钢结构有限公司银川开发区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合资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认定变更工业用地使用权作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出资的约定的效力问题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51号
【裁判摘要】只要股东间的协议体现了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法规以及与公司章程相冲突，即应当与公司章程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基于本案系争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曾某的创始股东特别权利是当时各股东达成的合意，约定亦不违法，且公司章程中亦未对此特权予以否定，故曾奕的特别权利应属合法有效，并当然适用于股东会职权。故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因违反上述股东间的协议而应当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本案全体股东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约定产联电气创始人曾某、李某某对报批股东会决定或批准的事项拥有否决权。上海二中院认为, 即便章程中缺少“股东另有协议约定的, 按照股东协议的约定行使表决权及否决权”的条款内容, 也不能据此否定曾某的特别权利。本案系争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曾某的创始股东特别权利是当时各股东达成的合意, 约定亦不违法, 且公司章程中亦未对此特权予以否定, 故曾某的特别权利应属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5号
【裁判摘要】原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根据上述规定，对已知的债权人，应采用通知这种合理、有效的方式告知，公告不能免除直接通知的义务。本案减资既未通知原债权人宁化建行，也未通知转让后的任何债权人，违反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使本案的债权人失去了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要求蛟龙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原公司法第十八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调整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有关规定及程序的通知》(〔1995〕外经贸法发第366号)规定：企业如需调整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应向审批机关提交董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和董事长签署的申请书…原审批机关应当在收到上述文件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做出是否同意的初步答复；企业应当自原审批机关就同意企业调整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做出初步答复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省级以上报纸上至少公告3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有权要求企业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而本案减资是先公告后报批，且只在省级以下报纸上公告，故二审判决认定减资不符合上述规定也是正确的。可见本案减资既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也不符合外商投资企业减资的特别规定。蛟龙公司经过减资后，不仅使腾龙公司未到位的出资不需补足，而且公司的注册资本在出资未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极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二审判决认定减资程序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减资公告刊登时的债权人）而言不符合法律规定，蛟龙公司的减资决议对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而言并不能产生注册资本发生变更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故腾龙公司和远洋公司仍应承担未全额出资的责任。
摘要2：【解读】程序瑕疵的减资对已知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股东应当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792号
【裁判摘要】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前款所述合同因未经批准而被认定未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效力。”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投资设立企业产生的相关纠纷案件，参照适用本规定。”据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从2013年4月28日签订成立时起至2016年9月30日，因未能获得主管部门审批通过而处于未生效状态。其次，2016年10月1日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明确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等的设立及变更事项，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管理。2016年10月8日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本办法实施前商务主管部门已受理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未完成审批且属于备案范围的，审批程序终止，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应按照本办法办理备案手续。”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投资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参照本办法办理。”此时，一审判决因双方当事人提起上诉而未生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仍需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转让案涉股权，二审判决适用修改后的法律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能够促成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以及保障交易安全，更有利于保护双方的合同权利和利益。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宁波太平洋公司提出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申请再审事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在外资审批制度改革实施后仍未审结的，应按改革要求认定合同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40号
【裁判要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外方的实际出资人之间转让投资权利不需要报内地外商投资审批机关批准。
【裁判摘要】本案转让的目标公司是在广东省中山市注册的两家外资独资企业——金昇公司和海照公司。金昇公司登记的投资外商是永星贸易行，该贸易行的业主为柯某某１、柯某某２等。海照公司登记的投资外商是银屏公司，银屏公司的股东是柯某某１。有关各方承认，金昇公司和海照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是柯某某１、陈某某和黄某某。虽然有关各方在8.13协议中约定了柯某某１将其持有的金昇公司、海照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陈某某、黄某某或拟由陈某某、黄某某共同设立的新金星公司，但在法律上，柯某某１、陈某某黄某某不是金昇公司和海照公司的直接投资人，股权转让不能在他们之间直接进行。8.13协议也未直接变更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外方，该协议实际上是投资外方的实际出资人之间转让投资权利，不需要报内地外商投资审批机关批准，也无法报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该协议成立即生效。由于8.13协议不是金昇公司、海照公司的投资人永星贸易行、银屏公司与受让方永星贸易行签订的，不能直接产生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的效果，这才由设立两家外商投资企业的永星贸易行、银屏公司与受让人新金星公司签订了10.15协议。10.15协议已经过审批，说明审批机关同意股权转让，股份也已过户。股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以8.13协议未经审批而未生效为由驳回柯某某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50号
【裁判要旨】所属行政区划变更造成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双方均无过错，应依据公平原则确定损失承担。
【裁判摘要】《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本协议生效后，自项目部分地块详细性规划正式报批之日起一年内，如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的，嘉凯城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宝亚公司应在嘉凯城公司提出书面解除协议通知之日起10日内返还嘉凯城公司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应按照嘉凯城公司已付款项以年利率10%（自正式报批日起算）计算资金使用费补偿给嘉凯城公司。”当事人之间约定该条款，目的是为了保证华航项目地块具有可开发性，嘉凯城公司从宝亚公司受让华航公司股权后可以尽快获得相应审批手续，从而进行项目开发。该条款是赋予嘉凯城公司的权利。．．．．．．至2014年1月27日嘉凯城公司向宝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时间已超过一年，符合《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嘉凯城公司有权依据《协议》第四条第5款的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据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月29日宝亚公司收到嘉凯城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双方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即告解除是正确的。宝亚公司关于嘉凯城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在判令宝亚公司向嘉凯城公司返还1.4亿元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判令宝亚公司从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74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而《房地产管理法》并未将批准作为合同生效要件。《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根据该规定，涉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后，需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经过房地产管理部门批准转让的，应由合同的受让方直接与房地产管理部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该规定所指的审批并非是对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审批，因双方只有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后，履行合同时才会发生报批问题，该规定实际上对涉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的效力给予了肯定。房地产管理部门是否批准转让主要涉及到合同义务能否得到履行问题，如果房地产管理部门不予批准，不办理过户登记，物权不能发生变动，房地产转让合同也将不能履行，但是否批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综上，《在建项目转让协议》和两份《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二审判决认定有效并无不妥。服务中心关于本案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因双方均缺乏房地产开发资质，且综合楼使用的土地系划拨地，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故《在建项目转让协议》和两份《补充协议》应认定无效等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7号
【裁判要旨】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以自用为目的，就划拨土地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并没有擅自变更划拨土地用途，没有将划拨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售房等开发行为获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建房合同合法有效。
摘要2：【基本案情】（１）１９９３年，中南汽修公司与宝丰支行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合同约定由中南汽修公司出地（工业用途划拨土地），宝丰支行出资金，合作建１２层综合办公楼，建成后双方按５:５分配为各自办公使用，中南汽修公司负责为宝丰支行办理产权转让手续；（２）办公楼建成后双方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配，宝丰支行占有使用至今，中南汽修未为宝丰支行办理产权转让手续；（３）宝丰支行起诉中南汽修公司和另一公司为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中南汽修公司反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宝丰支行立即腾房；（４）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中南汽修为宝丰支行办理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判决合同无效；重审二审维持合同无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驳回宝丰支行要求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
【摘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为乙方（中行宝丰支行）办理相关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合同义务，如需变更用地性质为出让，尚需履行规划审批及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出让合同等法定程序；如不改变用地性质，变更部分划拨用地的使用权人，也需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故中行宝丰支行主张确认其分得房地产的所有权的请求，目前尚不具备办证的法定条件，中行宝丰支行的该项请求应予驳回。但中行宝丰支行对讼争房屋的占有使用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属合法占有，二审判决其从湖北省武汉市汉江区青年路308号房屋中腾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解读】（１）划拨土地使用权人以自用为目的用划拨土地合作建房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作建房协议不因此而无效；（２）投入资金一方不能依照合同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仍需按照划拨土地上房屋转让的相关规定向政府部门报批办理相关手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308号
【裁判要旨】《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并未规定国有企业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需要履行报批手续，国有企业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未经批准并不影响合同效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65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744号
【裁判摘要】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看，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以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机构设立的内设机构都可能存在机构的撤销问题。其中，为办理一定时期内某项特定工作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应当明确规定其撤销的条件和期限；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内设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规格、名称，由该行政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批。原审因未进入实体审理程序而未查明王某某原工作单位北城区经协办的机构性质是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还是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机构设立的内设机构。但不论其性质如何，机构的撤销或合并以及因此而作出的人员分流等决定均系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王某某如认为杏花岭区政府撤销或合并北城区经协办的行为违法的，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有权向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举报。查证属实的，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还可以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甚至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摘要】关于人事档案交接问题。《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干部工作调动或职务变动后应及时将档案转给新的主管部门。《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也规定，机关撤销或合并时，必须要将本机关包括人事档案在内的全部档案进行认真整理、妥善保管，并根据不同的情形向有关机关移交。因此，在机构撤并的情况下，因未做好档案移交工作导致档案丢失的，当事人可向新的负有接收人事档案义务的机关主张相应的权利。同时，也可以根据《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研究解决干部档案工作中的问题”。但鉴于干部档案的移交涉及行政机关之间的工作衔接，同样属于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解读１】政府机关的撤并不可诉——机构的撤销或合并以及因此而作出的人员分流等决定均系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解读２】干部档案的移交涉及行政机关之间的工作衔接，同样属于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41号
【裁判要旨】一方在约定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下未及时行使解除权且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关于本合同解除的约定，约定解除权相应灭失。
【裁判摘要】据此，在合同约定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下，金晖公司继续办理昌华煤矿灾害治理相关审批手续，李某、张某在大部分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应金晖公司要求继续支付相关审批费用，应视为对金晖公司继续履行治理工程报批行为的认可和接受，且之后张某１还以李某、张某名义陆续从正晖火区综合治理项目部支取部分款项用于占地补偿以及工程治理。李某、张某的上述行为足以使金晖公司有正当理由信赖李李某、张某不再行使《承包协议》第七条第4项约定的合同解除权，而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承包协议》第七条第4项关于合同解除的约定，李某、张某据此享有的约定解除权相应灭失。故李某、张某基于《承包协议》第七条第4项约定行使的合同解除权已缺乏权利基础，金晖公司请求确认李某、张某通知解除《承包协议》的行为无效，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3）杭萧行初字第6号（2013年8月27日）
【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环保机关受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的基本前提是该报告书已正式形成，且环保机关受理后应依法履行公开该报告书并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后，才可予以审批。人民法院要严格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是否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或明显不当的，有权确认违法或予以撤销。近年来，有的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为了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惜违反行政程序超常规审批某些建设项目，有的甚至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为代价，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只有严格依法依规，按程序办事，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城市环境改善和社会和谐安宁。本案中，区环保局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情形，其所主张的受理城投公司提出的环评报告书审批申请的时间，尚未形成正式报批稿；其在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所公示的《环保审批公示》，不能替代《办法》所要求环保机关在申请人正式报送环评报告及相关申请材料后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公示和公众调查的程序和义务。法院基于其程序的严重违法，判决撤销了被诉行政行为，对于彰显程序公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55号
【裁判摘要】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国法（2011）35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征收土地公告公告办法》第十条等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颁布和实施，分为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听取意见基础上报批，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再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并组织实施等不同阶段，由不同主体共同完成。故就本案补偿安置方案争议，复议申请人向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时，可申请复议审查的是芙蓉区政府对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准行为、芙蓉国土分局制定并公告补偿安置方案行为、亦或是补偿安置方案中的某一项补偿标准行为。因此被征收人申请行政复议时应当明确申请复议审查的对象是批准行为、还是补偿安置方案，请求复议机关撤销的是批准行为还是补偿安置方案；长沙市政府行政复议程序也应在明确被复议的行政行为前提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有关“下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的规定，确定适格的被申请人。在长沙市政府复议决定以芙蓉区政府为被申请人并对芙蓉区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予以维持的情况下，被征收人以复议机关和复议决定中的被申请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仍应根据其复议申请书所载明的申请审查的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为行政诉讼审查标的。但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九条有关“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的机关为被告"规定可能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一审法院在确定本案被告时，可以释明本案长沙市政府、芙蓉区政府与芙蓉国土分局在不同情况下的被告适格问题；但在被征收人拒绝将芙蓉国土分局列为被告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仍可仅将复议机关长沙市政府和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芙蓉区政府列为共同被告，并对复议决定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37号
【裁判摘要】成立尚未生效的合同，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解除合同——虽然《资产协议》因生效条件未成就而处于成立未生效状态，但并不意味着绝对不能解除。事实上，已经成立的合同具有形式拘束力，受到双方合意的拘束，除当事人同意或有解除、撤销原因外，不允许任何一方随意解除或撤销，但当事人不得请求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成立后的合同产生效力则表现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否则将承担债务不履行的法律责任。因此，从当事人解除合同的目的看，固然主要是通过解除成立且有效的合同，让自己不再需要履行合同义务，但由于合同成立未生效时也对当事人有形式上的拘束力，故也不排除当事人通过解除成立但未生效合同以摆脱合同形式拘束力的需要和可能。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转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转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五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经受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并由转让方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款、赔偿因未履行报批义务而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成立尚未生效的合同，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解除合同。由上，对中珠医疗关于《资产协议》成立未生效，不属于可解除对象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81号
【裁判摘要】成立未生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一定约束力，若该合同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应当解除——《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村商业银行股东单独持股不能超过10%。．．．．．．从目前情况看，案涉《股份转让合同》因违反前述规定而不再具有经银行监管机构批准的可能性。再者，成立未生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履行报批手续的义务，应当解除。国轩控股公司关于成立未生效合同不需要再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股份代持协议》在《股份转让合同》生效且巨浪公司已取得拟转让股份的情况下才发生效力，前已述及《股份转让合同》不再具有经银行监管机构批准的可能性，故《股份代持协议》亦应一并解除。
摘要2：
摘要1：行政协议无效；行政协议未生效；行政协议无效或确定不发生效力后法律后果。
【法律问题】因被征收人存在欺诈行为导致被征收物的评估价值有误时估报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是否有效？
【法官会议意见】具有可分性内容的行政协议，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合的效力，即容许行政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情形存在。但当部分无效将效部分的效力，或者将导致整个协议无缔约可能性或者导致整个协议履行的，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整体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6次法官会议纪要，载贺小荣主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69-370页。
摘要2：【注解１】法院判决确认行政协议未生效后，当事人是否还可以补办批准手续？——判决后行政机关可以继续履行报批义务，补正协议的效力。
【注解２】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范围：（１）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行政协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２）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行政协议具有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
【注解３】行政协议效力性审查：（１）对于行政协议效力审查除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关于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外，也可以参照民事法律关于效力性与管理性规范相区别，即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当属无效，违反法律法规一般强制性股东不属于强制性效力规定不因此无效；（２）只要签订行政协议时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除非确有重大明显违法等情形，原则上应认定其效力，如果机械认为只要行政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无效将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安定性。
【注解４】在不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前提下行政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行政协议生效条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九、韩某某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不履行预征收行政协议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75号
【裁判摘要】政府主导下企业改制引发的劳动争议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社)是山东省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为山东省直属正厅级事业单位，行使山东省政府授权的行政职能。棉麻公司的企业改制行为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改制过程中涉及困难职工安置有相应政府解决途径、涉及省社资产处置问题必须先行评估并且报批、各企业改制均在改革改制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进行，省社在棉麻公司改制过程中履行的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因此，棉麻公司的企业改革改制属于政府有关部门主导的企业改制行为，并非企业自主进行改制。王某某所诉本案争议系其作为棉麻公司的职工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有关“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据此，原审法院驳回王某某的起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6)浙行终1178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定金罚则。．．．．．．涉案投资意向书并未约定定金罚则，该投资意向书第五条载明为表示投资诚意，甲乙双方签字后十日内，乙方向甲方缴纳300万元作为定金。第七条载明企业用地申报批准后，乙方应积极及时前来办理施工进场的有关手续，若逾期，甲方有权中止该意向，定金不计息退还。从上述约定内容看，育英器材公司所交付的300万元名为定金，但不适用定金罚则。平阳经开区管委会于1999年5月6日出具的《收款凭证》中也载明此款为地价款，平阳县政府和育英房开公司亦均认为不应当适用定金罚则。原审判决对此适用定金罚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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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11民终824号
【裁判摘要】招商引资协议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实际成交价超过协议价应当如何处理没有作明确约定，受让方要求按协议价结算土地出让金并要求退还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丹阳经开区管委会为吸引投资，与金瑞祥公司签订征地协议。该协议中相关条款属于丹阳经开区管委会落实招商引资政策而实施的行为，丹阳经开区管委会在职权范围内提供政策优惠的承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该协议中明确约定土地使用权的最终取得需依法通过招拍挂程序，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因此，该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中，金瑞祥公司与丹阳经开区管委会虽然在案涉协议中约定土地出让金报批结束后按协议结算。但双方仅在协议中约定，如果协议价高出挂牌价，则高出部分作为金瑞祥公司自愿上缴丹阳经开区管委会环境建设基金。对实际成交价超过协议价，应当如何处理，双方对此并没有作明确约定。由于案涉协议约定不明确，金瑞祥公司提出按协议价结算土地出让金，并要求丹阳经开区管委会退还超出部分172.96万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698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本案中，经原审查明，长昌煤矿的采矿许可证至2013年10月2日到期，采矿权届满前，长昌煤矿向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提出延续申请，经过告知补正、受理、审查等程序，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于2015年1月21日向长昌煤矿发出《退件函》，告知其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重新修编矿产资源延续综合开发利用方案后重新申报，对本次报批件按退件处理。可见，对于长昌煤矿在采矿权届满前提出的延续申请，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已经作出处理并告知长昌煤矿。之后，海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因长昌煤矿采矿权延续一事，通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与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多次往来函件协调。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在函件中均答复长昌煤矿已经不再具备以煤矿作为主矿种办理采矿权延续的条件。因此，对于长昌煤矿的采矿权延续申请，不论是2015年1月21日的退件处理还是之后的往来函件协调，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均已明确提出了处理意见。长昌煤矿在采矿权到期后未获批准延续，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通知要求注销其采矿许可证，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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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5号
【裁判摘要１】如原判决与西安正大所形成共识，因安康正大的特定主体身份以及法律的特别规定，前述合同和董事会决议于彼时尚不生效，有待安康正大履行报批手续并经审批机构审批后方能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形下，前述合同和董事会决议固然不能产生合同相对方以及安康正大及其股东要求西安正大履行交付3000万元的请求权依据，但也并不能说明西安正大交付3000万元不具有合理性乃至合法性。
【裁判摘要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是否享有要求返还权利？——未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同于自始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因此法律虽不允许相对人强制履行，但亦不禁止行为人自动履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或解除后均明确规定当事人享有主张相对方返还的权利，但并未规定合同未生效时相对方有当然且即时的返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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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问题：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能否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
解读：（１）合同未生效法律虽不允许相对人强制履行但亦不禁止行为人自动履行，且并未规定合同未生效时相对方有当然且即时的返还义务；（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不构成不当得利和不享有要求返还权利。
【注释】（１）《民法典》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在《民法通则》第６１条、《合同法》第５８条基础上，增加了民事法律行为确定不发生效力的情形；（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如果确定不发生效力则有权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摘要2：【注解１】合同未生效不等于合同无效，未生效合同要求恢复原状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5号
【注解２】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能否要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１）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不构成不当得利，也不适用无效合同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２）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应当适用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
摘要1：——成立未生效合同可以解除
【来源：肖峰：《成立未生效合同可以解除》，载《人民司法·案例》2021年第23期，第58-63页】
【裁判要旨】合同成立即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在合同因一方原因不能生效的情形下，如合同仍约束另一方，则将导致交易陷入僵局状态，既不符合市场效率原则，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允许当事人解除该成立未生效合同。
【案号】一审：（2018）浙民初67号；二审：（2020）最高法民终137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37号
【摘要１】合同中约定"不可撤销、不可终止、签订即生效”条款是否违反平等原则、公平原则而导致合同无效？——案涉《框架协议》中“不可撤销、不可终止、签订即生效”等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应予尊重。中珠医疗虽然上诉主张其违背了证券法、上市公司系列监管规定和合同法的平等原则、公平原则、遵纪守法原则，但其并未列明违反的证券法、上市公司系列监管规定的具体条文内容，而且，该约定同样适用于江上与中珠医疗、浙江康静、杭州爱德，故也不存在违反合同法平等、公平等原则。
【摘要２】由于《资产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尚未成就，处于成立尚未生效状态，故《补充协议》中与《资产协议》相关的补充条款也应属于尚未成立生效状态。因此，《补充协议》中“各方一致同意，《资产协议》未能生效的，中珠医疗已经支付的5000万元不予退还。”是基于《资产协议》不生效法律后果的约定，而该约定亦属于《补充协议》中关于《资产协议》的补充条款。故原判决未对此作出区分，直接认定《补充协议》生效确有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３】关于案涉《资产协议》的解除问题。虽然《资产协议》因生效条件未成就而处于成立未生效状态，但并不意味着绝对不能解除。事实上，已经成立的合同具有形式拘束力，受到双方合意的拘束，除当事人同意或有解除、撤销原因外，不允许任何一方随意解除或撤销，但当事人不得请求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成立后的合同产生效力则表现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否则将承担债务不履行的法律责任。因此，从当事人解除合同的目的看，固然主要是通过解除成立且有效的合同，让自己不再需要履行合同义务，但由于合同成立未生效时也对当事人有形式上的拘束力，故也不排除当事人通过解除成立但未生效合同以摆脱合同形式拘束力的需
摘要2：（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转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转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五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经受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并由转让方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款、赔偿因未履行报批义务而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成立尚未生效的合同，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解除合同。由上，对中珠医疗关于《资产协议》成立未生效，不属于可解除对象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成立未生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有权要求解除
【法理提示】已经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具有形式拘束力，受到双方合意的拘束，除当事人同意或有解除、撤销事由外，不允许任何一方随意解除或撤销，但当事人不得请求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成立生效后的合同产生效力则表现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否则将承担债务不履行的法律责任。因此，从当事人解除合同的目的看，固然主要是为了通过解除成立且有效的合同，让自己不再需要履行合同义务，但由于合同成立未生效时也对当事人有形式上的拘束力，故也不排除当事人通过解除成立但未生效合同以摆脱合同形式拘束力的需要和可能。
摘要1：解读：未生效合同可以解除。
【注释１】（１）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不构成不当得利，也不适用无效合同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２）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应当适用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
【注解２】合同“未生效不担责”观点错误——成立未生效合同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
【理解与适用】未生效的合同并非一概不能适用合同解除制度，需办理批准手续才生效的合同即属于例外情形。上述结论是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报批义务为解除条件的，在其他合同未生效的场合，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他义务的，相对人能否援用上述规定主张合同解除，仍有进一步讨论之余地。——《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636页
摘要2：【注解】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627号关于解除合同的对象应当是已经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未生效的合同不属于可以依法解除的对象——系《九民会议纪要》之前的裁判观点。
摘要1：解读：（１）预征收行为只是市、县人民政府拟对特定范围内土地实施征收的意向，只有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批准后，市、县人民政府才能实际进行土地征收；（２）通常情况下拟征收土地行为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法律问题】征收预公告行为是否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原告对“未批先用”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行为是否明确。
【法官会议意见】预征地公告只是在征地报批前的一种预先告知准备征地及有关注意事项的告知行为,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本案中当事人名义上起诉征收预公告行为，实质上是要求对“未经批准实施征地”落实行政赔偿责任。预公告行为本身不可诉，未批先用行为则非明确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未对“未经批准实施征地行为”进行审查和审理,迳行作出行政赔偿判决,可能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注解】未发生法律效力的预征收补偿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9651号
摘要1：【裁判摘要】买受人在明知房屋所占土地为工业用地的情况下仍然签订案涉房屋购房合同，实质是对能否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的后果采取忽视的态度，应当认定买受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一定过错——首先，案涉房屋所占土地的性质为工业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第二十六条“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八条“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规定，工业用地的土地用途是被明确限定的。虽然案涉合同中约定杨××购买房屋的用途为：厂房，但基于金晨公司报批的用地规划许可，案涉土地的产权登记只能是以整块土地为单位予以登记，在未经行政批准变更土地用途之前，工业用地上分栋修建房屋的产权过户是受限制的。对此，买受人杨××在明知房屋所占土地为工业用地的情况下，仍然签订案涉房屋购房合同，实质是对能否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的后果采取忽视的态度。其次，杨××在购买案涉房屋之前，该房屋上已经设定了他人的抵押登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购房人，在购买房屋时，有义务对所购房屋是否存在权利瑕疵做基本考察，否则应视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忽略他人权利障碍，应认定买受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一定过错。杨××上诉认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买受人只有被动配合的义务，以及在购买房屋时没有正常途径查询抵押情形的理由不能成立。另，杨××一审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二审中亦未对此进一步举证，应当承当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杨××关于其满足《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有权请求对涉案房屋排除执行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杨××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