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71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徐某某作为中度旅游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借贷协议》上签字盖章，而中度旅游公司又未能举证证明徐泽宪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且李某作为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徐某某超越权限，因此，徐某某以中度旅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第五笔借款做出的担保行为，对中度旅游公司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经终字第187号
【裁判要旨】担保人促成无效合同签订的，应认定为担保人存在过错。
【裁判摘要】五元中心和昆仑公司提供保证虽有新疆分行工作人员的介绍，但在不了解鹏博公司真实情况下为鹏博公司出具保证，五元中心和昆仑公司对无效借款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起到了促成的作用，因此五元中心和昆仑公司均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81号
【裁判要旨】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提供担保的，应认定担保人存在过错。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金属总厂、延吉东方、鸡东北方、宇晨创新作为担保人对案涉商品销售实为融资贷款的事实是明知的，二审判决据此认定上述担保人存在过错，并根据过错程度判令上述担保人对沈阳东方不能返还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四终字第12号
【裁判要旨】不知主合同存在无效事由的，应认定担保人不存在过错。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即“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债务担保合同》应认定无效。中商外贸对于委托协议的违法性并不当然清楚，目前亦无证据证明中商外贸知晓生融公司与中电公司之间的融资行为，应认定中商外贸无过错。因此，根据《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即“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中商外贸不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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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闽民终字第82号
【裁判摘要】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否属于抽逃出资范围，应从有无借款合同、有无还款期限、有无支付利息、是否催逃债务、有无担保、公司有无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进行讨论、进出款项的数额大小及款项进出的时间关系等方面进行判断。上述被验资为注册资本金的港币1991.2万元汇入嘉隆公司后，即大量地以借款等名义退还“投资单位”，两被告及第三人嘉隆公司均未举证证明如下事项：公司与所谓的“投资单位”存在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期限、利息的支付、公司是否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予以讨论。 因此，在本案中嘉隆公司的股东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而非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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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70号
【提示】开发商能否以与买房人解除合同而对抗案外人就买房人原购房屋的执行？
【裁判摘要1】中海公司主张兰州中院（2017）甘01民初492号民事判决其与石某某《房屋买卖合同》已解除，石某某应向其返还房屋。《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经查，本案之所以对案涉房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系因建行营业部与嘉迪隆公司、石某某、徐某某等人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石某某、徐某某等人对嘉迪隆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本案属于金钱债权的执行。案涉房产被查封的时间为2015年11月25日，案外人中海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所依据的另案判决作出时间为2017年12月8日，系在执行标的被查封后，故对其依据该判决提出执行异议不应予以支持，中海公司该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2】石某某已通过自行支付首付款和向浦发银行兰州分行按揭贷款的方式，向中海公司付清了全部购房款，并已实际占有案涉房产。虽然石某某之后无力偿还贷款，中海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向浦发银行兰州分行还清了贷款，但此时中海公司作为担保人仅有向债务人石某某的追偿权，并不能改变案涉房产买卖关系中，其作为出卖人已经收取了全额购房款并将房屋交付给了买受人石某某的事实。故石某某依法对案涉房产享有物权期待权，中海公司仅对石某某享有普通债权，不享有物权请求权，并不优先于建行营业部的债权，中海公司上述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中海公司还主张预查封期间不能进行拍卖等强制执行措施，但《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八条规定，预查封的效力等同于正式查封。故中海公司上述主张均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
十八、预查封的效力等同于正式查封。预查封期限届满之日，人民法院未办理预查封续封手续的，预查封的效力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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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361号
【裁判摘要】关于被上诉人为万千集团提供展期担保的问题。康园公司与建行市分行签订的是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对象为建行市分行与万千集团自1998年12月25日至2000年12月20日期间所签订的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的所有借款合同，故系争贷款展期并未超过抵押合同的约定，也未加重上诉人的负担。上诉人提出担保合同不一定必须展期的观点，混淆了保证与抵押二种不同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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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皖民二终字第00655号
【裁判摘要】本案《承兑协议》并未对律师代理费的承担作出明确约定。虽然《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担保范围包括律师代理费，但鉴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依附于主合同《承兑协议》的从合同，是为主合同债务提供担保，而主合同的债务并不包括律师代理费，故原审判决未支持肥东农合行律师代理费的请求并无不当，肥东农合行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认为主合同未就律师费的负担作出约定，则担保合同中关于律师费属于担保范围的约定无效。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215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该项规定的内容主要指的是对公司在提供担保前进行内部决策时的权力配置和审议程序，只是属于对担保人单方的公司内部关系的管理性规定。即使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存在瑕疵，也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因此当然导致抵押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２】上诉人迪生公司称，义得利公司不符合涉案贷款的信贷条件，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对其资信状况、银行流水、财务报告、基础《购销合同》等贷款审批材料未尽法定审查义务，违法违规审批发放贷款，上诉人迪生公司应免除抵押担保责任。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此项规定只是商业银行加强内部风险控制的管理性规定，并不是对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即使商业银行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及借款人还款责任、抵押人担保责任的承担产生影响。本案中，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在与义得利公司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时，已经对相关贷款审批资料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因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要求免除抵押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
【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迪生公司称，中信银行青岛分行未对涉案贷款的用途尽到全面、严格、深入的审查、监督义务，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迪生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应当免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迪生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借款人义得利公司变更了本案贷款的使用用途。其次，按照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是义得利公司的义务，监督义得利公司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是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的权利，即使义得利公司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那么也是义得利公司存在违约过错，而非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的过错。其三，案涉抵押合同也没有约定义得利公司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应当免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其四，上诉人迪生公司与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八条8.4明确约定，中信银行青岛分行与主合同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债权金额外，其它变更事项无须取得上诉人迪生公司同意，上诉人迪生公司不因此免除其承担的本合同项下的抵押担保责任。
摘要2：（续）由此可以看出，贷款用途的变更不属于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免除上诉人迪生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范畴。因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要求免除抵押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民再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除了担保合同有特别约定外，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仍需承担担保责任，而非其他替代责任，如赔偿责任。所谓担保责任，是指按照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履行担保义务。抵押合同的担保责任就是抵押人通过法院拍卖抵押标的物等方式履行对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债务。可见主合同解除并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否则，将违背担保法律制度的目的。故本案《借款协议》中担保条款的解除，并非因主合同即《借款协议》的解除而解除。原二审判决以”主合同解除的效力及于从合同，本案抵押合同随借款合同解除而解除”的理由，认定《借款协议》中的担保条款解除，适用法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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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申字第1653号
【裁判摘要】再审申请人王某某与原一审被告郭某某分别于2012年6月1日及2013年12月31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二审判决认为，根据王某某与郭某某于2012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被申请人郭某对该份合同中涉及的借款提供担保是建立在郭某某正常经营的基础上，但王某某与郭某某未经担保人郭某同意，在郭某某承包经营仅一年多即2013年12月31日签订第二份《协议书》，终止双方的承包关系及转包合同的履行，变动了第一份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其中的返还承包地部分已经实际履行，使郭某失去提供担保时所基于的条件和基础，故王某某与郭某某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书》不能对郭某产生约束力，郭某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上述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当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故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384号
【裁判要旨】担保合同可以约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2012年2月8日建行城中支行开具的履约保函第七条约定：“本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本保函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由于双方已在履约保函中明确约定，保函项下合同被解除，保函即无效，故江河创建公司2013年1月22日向鑫宏达公司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书后，于2013年1月24日再向建行城中支行发出履约保函索赔通知，因保函已失效，故其依据履约保函主张建行城中支行承担保证责任，因缺乏合同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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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78号
【提示】共同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其应承担的担保份额。
【裁判要旨】法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无关于禁止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承担清偿责任的规定，混合担保的担保人之间可互有清偿请求权的制度设置更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债法基本规则。
摘要2：【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8条第一款赋予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其他担保人主张应当清偿的份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并未明确上述权利，因而引发关于法律渊源的争议。对此，本院认为：1、从法律特征来看。法理通说认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继受了债权人地位，因此对债务人的追偿以及对其他担保人的清偿请求，均源自于债权的效力，所发生的法律关系也属于债法范畴，不属于物权法调整范围；2、从法律功能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在于规范包括人的保证和物的担保在内的担保行为，因此，该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应当对涉及混合担保的情形做出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则主要规范基于物上权利所发生的物的担保的行为，人的保证不在其调整范围之内，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对混合担保仅做衔接性规定即赋予担保人向债务人追偿权利而对担保责任消灭后各担保人之间是否具有追偿权不做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应属受其立法目的和法律功能的限制，并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混合担保的担保人互有追偿权条款的否定；3、从公平原则来看。如果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没有就承担担保责任后如何分担进行约定，则其权利义务的事后平衡应当适用公平原则予以实现。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其他担保人担保责任随之免除，就其所订立担保合同面临的风险而言，获得了实际的法律利益，如禁止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分担清偿则会显失公平；4、从恶意危险防范来看。保证人和物上担保人在实现担保权程序中均为维护同一债权人利益，两者权利之间并不产生冲突。另因并未在同一物上产生物权与债权的堆叠冲突、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排除适用，故而应当允许债权人可以选择通过履行人的保证或物的担保来实现债权。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所采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到该法司法解释第38条第一款所采平等主义的变迁足以看出。但如果禁止担保人之间的追偿，则会鼓励债权人与某一担保人串通、恶意选择其他担保人承担责任从而免除其应负担保责任的滥用选择权情形发生，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54号
【裁判摘要】涉案《连带保证合同》的甲方为长城公司，乙方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涉案《股权质押合同》的甲方为长城公司，乙方为百特公司、兰某。以上合同当事人在《连带保证合同》第7.2.4条、《股权质押合同》第5.3条就担保顺位均作了下列约定，“无论甲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甲方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或放弃、部分放弃任何担保债权，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乙方自己所提供，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甲方均可直接要求乙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将不提出任何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连带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已明确约定该两合同所涉担保在实现债权的顺位上不受主合同项下其他担保的影响，即提供担保的一方放弃了在实现债权时位于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顺位之后等相关权利，因此长城公司可以要求抵押人云山公司，质押人百特公司、兰某，以及保证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对涉案债务直接承担担保责任，而无担保责任顺位的限制。故原审判决关于长城公司先行使抵押权实现涉案债权，行使抵押权后仍不能实现的部分由质押人百特公司、兰某及保证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长城公司关于质押人百特公司、兰某及保证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已在涉案担保合同中约定放弃在后担保顺位权利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在主合同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下，从合同应否受主合同仲裁管辖条款的约束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25号
【裁判要旨】对于保证合同是否受主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问题，在债权人同时以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合并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因为担保合同是以主合同为基础订立的，具有从属性，且订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主合同的履行，因此，主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可拓展到从合同，在此情况下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在债权人单独对担保人提起诉讼时，因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此情况下担保法律关系不受主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但是案件审理中如果涉及主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且在双方对于主合同履行情况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如果法院径行审理势必影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进而可能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在主债权债务数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应当驳回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抗辩权是指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高科公司出具的《担保函》虽然承诺在瑞祥公司未支付货款余额时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依照法律规定，该公司依法应享有债务人瑞祥公司的抗辩权。中航公司的实体权利来源于其与瑞祥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作为保证人的高科公司在行使债务人的抗辩权时，同样可以依照《供货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合同履行情况，包括中航公司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数量、品质履行了供货义务，瑞祥公司是否履行了付款义务，应否继续支付货款以及欠款数额等，进行实体抗辩。而根据中航公司和瑞祥公司《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上述问题均系履行《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中产生的争议，属于仲裁管辖的范围。人民法院如果对上述争议进行实体审理，势必侵害中航公司和瑞祥公司基于仲裁条款约定而享有的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当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而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仲裁管辖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先行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或者经仲裁对主债务的范围作出确认，如果债权人只对保证人提起诉讼，保证人以主合同的约定和履行情况进行抗辩，必然会涉及到法院对于已经约定仲裁裁决的争议事项能否进行审理和裁判的问题，这既涉及到约定仲裁管辖当事人的仲裁程序选择权，也涉及到人民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在本案中，原审第三人瑞祥公司并未放弃其与中航公司的仲裁管辖约定，认为主债务应当通过仲裁来确定。因此，对于高科公司关于因主债务的范围不能确定，保证责任的范围也不能确定，在主债务未经过仲裁裁决确定的情况下，中航公司直接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属于证据不足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杭下商初字第00953号
【提示】即使担保合同存在仲裁条款，也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诉讼管辖。
【裁判摘要】被告龙湖房地产公司辩解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与其存在独立的仲裁条款，亦即其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之间的纠纷应提交杭州市仲裁委员会。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9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从合目的性角度出发，此条款的规定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从合同的从属性角度出发，担保合同从属于主合同，在主从合同规定不一致时应以主合同规定为准。向法院起诉和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均为争议解决方式，系同一性质条款，为节约诉讼成本，应遵从主合同约定。综上，被告龙湖房地产公司辩解其与原告之间的争议不应由法院主管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90号
【提示】未经授权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不得为保证人。
【裁判要旨】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授权不得为保证人，其对外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鉴于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未经授权不能作为保证人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故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于保证合同的无效均存在过错，故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该分支机构应承担不超过主债权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企业法人应对分支机构不能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系长沙建工集团设立的分公司，在长沙建工集团未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为本案债务提供保证的行为无效，并无不当。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明知自己没有保证资格仍出具保证承诺，其行为具有过错。文某某作为资金出借人，在明知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系企业的分支机构，且未审查其是否取得了企业法人的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同意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为案涉借款进行担保，对案涉担保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具有一定的过错。故二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判令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对谭某某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赔偿责任的，由长沙建工集团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4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的下属分支机构，本身不具备对外提供担保的主体资格，各方当事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取得了法人书面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书面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之规定，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的，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应对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明知自己没有担保资格仍出具《承诺函》，对担保无效明显具有过错。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已经公布实施，上诉人张某某在接受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担保时，应当依法审查作为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对外办理担保业务是否得到书面授权，但是上诉人张某某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其对担保无效也具有一定的过错。故债权人张某某与担保人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对担保无效均存在过错，中信银行长沙晚报支行应对债务人平安轻化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偿还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桂民二终字第37号
【提示】担保合同因主债权尚未确定或者不存在而被认定担保不成立。
【裁判摘要】周某、金雁公司于2002年1月5日和2002年1月18日分别作出书面承诺载明：“杨某某所借给吕某某的款项，我愿承担负责到底，桂林金雁商贸总公司、周某，2002年元、5号”、“本人对吕某某向杨某某所借款项，给予无条件无限连带保证还款。桂林金雁商贸总公司、周某，2002、元、18号”，由于该书面承诺并没有明确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和范围等内容，双方当事人事后又不能协商补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杨某某与周某并没有就本案吕连平之个人债务成立新的保证合同关系，杨某某据此要求周某和金雁公司对吕某某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闽民申1596号
【提示】当事人未提供保证期间免责抗辩，是不是就不能免除保证责任？
【裁判要旨】保证期间不同于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主动审查保证期间是否完成。无论保证人是否抗辩，人民法院对保证期间是否已经超过的事实应当依职权主动审查，进而确定是否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本案《借款担保合同》明确约定了涉案借款时间是从2014年1月16日起至2014年4月16日止，双方在该合同中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李某某于2015年4月24日向法院起诉，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其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赵某某主张过权利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明显超过法律规定保证期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故不论保证人是否抗辩，人民法院对保证期间是否已超过的事实应当依职权主动审查，进而确定是否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摘要2：【案号】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6民再40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407号
【裁判摘要】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担保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具有从属性，不具有独立性，虽然《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本合同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且保证人对债权人在主合同无效情形下的一切债权仍按本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独立担保目前仅适用于国际商事交易中，在本案中不适用独立担保方式，案涉合同中该独立担保的约定无效。如上所述主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无效，故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依法也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40号
【裁判要旨】私立医院抵押医院土地使用权无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三）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玛拉沁医院虽为私人所有的营利性医疗机构，相较于公办医疗机构，仅是投资渠道上的不同，并不能否定其公益属性，私立医院中的医疗卫生设施仍属于社会公益设施。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玛拉沁医院为邢某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财产属依法不得抵押的财产。由此，周某某与玛拉沁医院签订的《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周某某、玛拉沁医院在签订合同时均应知悉玛拉沁医院为邢科所负债务提供担保的财产属依法不得抵押的财产，周某某、玛拉沁医院对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对此，周某某、玛拉沁医院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2：【解读】《物权法》第184条第三项规定的“公益设施”是指直接服务于公益目的的设施（其他不服务于公益目的的设施仍可抵押）。
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宁民终198号
【裁判要旨】机动车合格证为禁止流通物不得设定质押——机动车合格证是汽车生产厂家随车配发的证明整车合格的法定文件，该合格证上明确注明此证明仅供向公安机关办理车辆牌照使用，不作抵押等其他用途使用，为禁止流通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机动车合格证不能成为质押权标的。
【裁判摘要】诺得公司以机动车合格证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如前所述，诺得公司是以其经销的“雷诺”机动车合格证提供质押担保。而机动车合格证（货物进口证明书）是汽车生产厂家随车配发的证明整车合格的法定文件（格式化证明），该合格证上明确注明此证明仅供向公安机关办理车辆牌照使用，不作抵押等其他用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可以出质的权利，机动车合格证不属于财产权利凭证，不能够变价处分，不属于法定的可以出质的权利种类。德晟小贷公司与诺得公司虽签订《权利质押合同》设定质押，但依据上述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诺得公司提供的机动车合格证不属于法定的可以出质的权利种类，不能成为质押权标的，故《权利质押合同》属无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997号
【裁判摘要】中胜公司主张一二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由中胜公司退还神通公司涉案300万元，属超出诉讼请求。中胜公司对该300万元是《补充协议》约定的由神通公司支付给中胜公司的履约保证金的事实无异议，因此，该300万元的退还系《补充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二审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无明显不妥。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56号
【摘要】案涉《补充协议》关于该履约保证金的约定，并未明确其具有定金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案涉300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具有定金的性质，中胜公司不能基于神通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直接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担保合同的履行，而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的金钱作为债权的担保，其功能在于为合同履行提供一种担保，根据债的担保的性质，履约保证金的性质为补偿性，即当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收取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从该保证金中扣除因对方未履行合同约定而给己方所造成的损失。如果在扣除违约损害赔偿后履约保证金还有剩余，应当在合同履行完毕或合同解除后，将剩余的履约保证金退还给对方当事人。本案中，当神通公司与中胜公司、南瑞公司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即告解除。神通公司并未履行《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各项义务，也并未获得坤鼎车业公司的股权，但《补充协议》并未就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此时神通公司所承担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而中胜公司、南瑞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神通公司未履行《补充协议》的约定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中胜公司应当将案涉300万元履约保证金退还给神通公司。如果中胜公司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神通公司未履行《补充协议》的约定而给自己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可以另行向神通公司主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
【提示】对赌协议中可约定公司为原股东应履行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对赌协议中，约定公司为原股东应履行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如果履行了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内部决议程序，并且外部投资人善意审查了相关的内部决策文件，该约定应属有效。
【摘要１】《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新方向公司在约定触发条件成就时按照约定价格回购通联公司持有的久远公司股权，该约定实质上是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原股东达成的特定条件成就时的股权转让合意，该合意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形，二审判决认定新方向公司与通联公司达成的“股权回购”条款有效，且触发回购条件成就，遂依协议约定判决新方向公司承担支付股权回购款本金及利息，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新方向公司辩称《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无效、回购条件不成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摘要２】本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控股地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合同相对人在接受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是否对担保事宜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审查义务及未尽该审查义务是否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久远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中承诺对新方向公司进行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向通联公司提供相关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得到股东会决议追认，而通联公司未能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从而认定久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生建代表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上签字、盖章行为，对通联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原股东约定在触发条件成就时按照约定价格回购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
【解读２】不应以后来产生的股东会决议中所增加的公司担保内部决议程序来判断债权人的审查注意义务（违背了新证据须对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的客观要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340号
【裁判摘要】《借款补充协议》约定，元亨曦地公司以其名下的三块土地使用权为信恒基公司向青岛天一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因双方均未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手续，故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在此情况下，青岛天一公司无权对上述土地使用权行使优先受偿权。虽然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青岛天一公司无权对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但在主合同即《借款协议》和从合同即《借款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元亨曦地公司对于因此给青岛天一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判决元亨曦地公司在其提供的抵押物价值的二分之一范围内对信恒基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买卖型以房抵债合同的性质及效力
【裁判要旨】买卖型以房抵债合同订立于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其实质为非典型担保合同，一般认定为担保有效，但债务人不得基于该合同主张移转房屋所有权。若该合同订立于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则其实质为债务履行方式变更协议，一般亦认定为有效，债权人可以基于该合同主张移转房屋所有权；如债务人认为房屋价值远超欠款，可主张合同撤销权。
【案号】一审：(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18263号；二审：(201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283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77号
【裁判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从该约定可以看出，只要贵聚公司违约，不问是否造成损失，均对履约保证金予以扣收，此约定显然是一种为保证合同履行而约定的一种惩罚性违约责任条款。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精神，违约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失而非惩罚性，一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需要以造成实际损失为基础，一般并不承认惩罚性赔偿。只有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中，规定了定金可作为合同之债的担保，只要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不问是否造成实际损失，均可适用定金罚则，不予退还或双倍返还，体现了惩罚性赔偿性质。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并未将履约保证金明确约定为定金，而且只约定了贵聚公司违约时不退，并未约定中煤公司违约时双倍返还，显然与定金罚则的对等原则不符，故该条款不具备定金的法律属性，不能认定为定金。在双方关于履约保证金不能认定为定金的情况下，因履约保证金的规定仅见于投标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的规定中，适用于招投标这种特殊合同之中。而在普通民事合同中，履约保证金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故而因一方不履约而直接没收履约保证金的约定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合同法不认可惩罚性赔偿的精神。综上，如中煤公司不能证明其因贵聚公司的违约行为而遭受实际经济损失，则其不予退还贵聚公司提供的500万元履约保证金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凤冈开发合作合同》约定，贵聚公司向中煤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500万元，该履约保证金自中煤公司履行完毕国土资源部承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退还。贵聚公司不按约定保证合资公司及时足额支付费用的，中煤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贵聚公司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及担保函相应资金及支付的勘查费用等不予退还。......从合同约定内容来看，贵聚公司为保证自己履行《凤冈开发合作合同》中确定的义务，预先向中煤公司支付一定款项，如果贵聚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况，则应当全额退还；如果贵聚公司违约，不论是否造成损失，则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上述履约保证金的约定具有预估违约损失，担保合同履行的作用，出现相关违约情形时具有惩罚性和损失补偿性。由于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数额设定并未显著失衡，且贵聚公司未能提出中煤公司因其违约所受损失显著低于该数额的有效证据，故对其法律效力予以确认。本案中，由于贵聚公司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施工费用的违约行为导致《凤冈开发合作合同》解除，中煤公司关于其不应当返还贵聚公司50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再审申请事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05号
【裁判要旨】若协议管辖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协议管辖范围，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大福公司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向贷款人即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在《保证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中，也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向债权人即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起诉。上述两协议管辖条款内容明确，条款所约定的管辖法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的管辖法院的范围，且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免除或者限制合同一方当事人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需要格式合同提供方提示对方注意的情形和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上述两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主合同和担保合同中均约定了合法有效的协议管辖条款，一致明确有关纠纷由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管辖。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一亿元，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不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本案达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