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院民一庭意见】对于原告仅依据付款凭证，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否认存在借贷关系并抗辩主张为其他法律关系的，被告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要旨】原告虽然未能举证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但其提供付款凭证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既然被告主张双方系其他法律关系，那么被告就应当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无法就此举证，则应当认定原告的主张成立。
【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欠缺借款合同案件的举证责任】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331号
【裁判摘要】本案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上应如何处理，应重点审查生效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曹宏钰向覃培兵吸收存款的事实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之间的关系。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该刑事判决认定曹宏钰向覃培兵非法吸收6144万元存款的犯罪事实，与本案审查的覃培兵借款事实在期间上基本重合，绝大多数款项数额一致，为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予以认可。该刑事判决已经生效，具有羁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审理的民间借贷行为，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为同一事实，故本案应裁定驳回覃培兵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59号
【裁判摘要】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孙瑞林及瑞麟公司无金融业务经营资格，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对外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涉及人数众多、数额特别巨大，现众多债权人以起诉或申请执行的方式主张债权，孙瑞林、瑞麟公司的借贷行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原裁定驳回何梅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50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民事纠纷应否继续审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因此被申请人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是否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决定了本案民事纠纷能否继续审理。刘××从2011年7月2日到2011年9月8日分三次出借给力城商贸公司1600万元，利息分别按照月息三分和三分五计算。公安机关已将该三笔借款列为力城商贸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组成部分。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裁定驳回本案民事纠纷原告起诉。当然，如果刑事侦查结果或刑事判决认定力城商贸公司前述三笔借款行为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刘××可依法重新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1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一审法院经调解并制作了民事调解书，但一方当事人未签收，该民事调解书尚未生效，后因中先实业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法定代表人韩松琪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孟月楼民事起诉正确。申请人提出一审法官怠于履行职务，未及时向被申请人送达调解书，涉嫌枉法裁判，但申请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审判人员在审理本案时因存在枉法裁判行为而被相关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确认，因此，申请人关于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541号
【裁判摘要】本案二审判决系于2014年10月11日作出。据利华公司所述，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4月20日被指控，于2016年12月30日由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刑事裁判文书，均发生在本案二审判决作出之后。利华公司所举证据不能证明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民间借贷纠纷过程中，已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鉴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已审结，利华公司如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尚在执行过程中，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但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张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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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大民一终字第140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被上诉人依据银行出具的转账凭证向上诉人提起借贷诉讼，按照上述最高院的规定，被上诉人已经完成借贷关系成立的初步举证责任，上诉人否定双方之间该笔转账行为是借贷关系，为此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称案涉转账款项是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的居间费用，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关系并存在居间费用的约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付其居间费用的目的是其为被上诉人做了项目推广，但其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上诉人就案涉款项为居间费用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汇款给上诉人并主张为借款，上诉人予以反驳但未能推翻被上诉人的主张，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案涉款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43号
【裁判摘要】双方签订三份《株洲市商品房（预）销售合同》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将案涉房产转让，转让案涉房产并非双方的真正意思表示，而是为了促使履行债务，实为对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因此，本案应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7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金汇公司与于淑玲之间系以物抵债，而并非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的担保，故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9民终83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此，本案的民间贷款合同无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虽然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本案系提供赌资的借款合同关系，出借人在本案中应承担有别于一般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根据2017年2月2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对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夫妻一方举债用于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向其出借款项，不予法律保护”的规定，出借人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3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在违约解除的情况下，守约方在解除合同后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里的赔偿损失，在性质上系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在此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就应当理解为，合同因一方违约而被解除后，不仅仅适用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在当事人约定违约金条款的情况下，违约金责任亦应适用。该规定显然不仅能够适用于买卖合同，同时亦应适用于借款合同或者其他合同。其次，即使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解释为仅适用于买卖合同并且按照李某某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将案涉合同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在性质上与买卖合同相同，前述规定亦应适用。因此，一审法院以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违约解除与违约金条款】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合同约定回购期满后另一方归还本金并支付固定利息的，实质为借贷关系。
【摘要】一审法院从案涉合同的利息约定、拟转让股权的份额确定、拟转让股权的交付方式、股权转让的价金、回购权的约定和合同的履行方式等六个方面综合分析，从双方的交易目的以及约定回购权的行使方式及行使条件等因素出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股权转让合同是民间借贷资金的担保也是正确的。
摘要1：——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其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债务人未能清偿到期债权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而应清算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9号
【裁判观点】
1．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经由判例、学说所形成的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我国经济活动和担保实务中亦多有运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在司法解释层面上对让与担保制度的规范和调整。我国司法实践亦应对让与担保予以回应和肯认。
2．当事人之间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变更股权的外观，但依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转让目的、交易结构、股东权利行使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单纯的股权转让特点，而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符合让与担保基本架构的，其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
3．让与担保是否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问题，已在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本意以及习惯法层面上得以解释；债务人为担保其债务将担保物的权利转移给债权人，使债权人在不超过担保目的的范围内取得担保物的权利，是出于真正的效果意思而作出的意思表示，不构成虚伪意思表示；而回避流质契约条款可能发生的不当后果，亦可为让与担保实现时清算条款的约定或强制清算义务的设定所避免。债务人未能依约清偿债务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
摘要2：【解读】股权虽已变更登记至受让人名下，但该股权转让系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属于股权让与担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应为有效（现行法律尽管没有规定包括股权让与担保在内的让与担保，但也没有禁止此种担保方式。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让与担保本身就是合法的，应予保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551号
【裁判摘要】关于欠付工程款迟延履行违约金的计算问题。敖建公司与鑫海矿业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二十六条约定：“......如未按时支付工程款，甲方向乙方按日缴纳拖欠款额的千分之一作为滞纳金”，该约定所指的滞纳金实为工程款迟延履行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鑫海矿业对于未按时支付的工程款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向敖建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双方约定的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出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的规定，违约金计算标准应当不超过年利率24%。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54号
【裁判要旨】对投资只约定享受固定收益，不负责项目盈亏的，应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裁判摘要】恒丰公司主张金天地公司支付项目转款本金3000万元，是根据《补充协议（三）》由1500万元欠款作为投资款在18个月内按照1：1投资回报计算而来。从投资款的性质看，投资人一旦将资金入股投资到公司的经营活动之中后，就必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不能只享受固定收益而不负责公司盈亏。本案中，双方约定将1500万元欠款投资入股，还约定恒丰公司只享受固定投资回报收益，不负责项目盈亏，这种资金入股的收益模式显然不符合投资款的性质，而属于借款的性质，故该1500万元应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协议约定的18个月内1：1的投资回报属于对借款利息的约定，1500万元本金在18个月内的利息为1500万元，即构成《合同结算书》确认的欠款本息共计300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1500万元本金在18个月内按照1：1计算出的利息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借款利率上限，超过部分不应保护。在金天地公司就该条款提出无效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宜对1500万元本金产生的合法利息予以保护。因此，1500万元项目转让欠款的利息，从《补充协议（三）》出具之日2014年1月16日至《合同结算书》所结算的付款前一日2015年7月14日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5年7月15日起，则按照原审确定的月利率18‰计算。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45号
【裁判要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即出借人所在地和借款人所在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是否出借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及其利息是否归还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合同履行地应如何确定的问题。黄某某、荔昌公司、曾某某起诉要求戴某某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双方未约定案件管辖法院，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协商一致确定管辖法院，故请求以其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并确定管辖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即出借人所在地和借款人所在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是否出借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及其利息是否归还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黄某某、荔昌公司、曾某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戴某某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因此本案系因借款归还问题发生的争议，应以出借人所在地即甘肃省为合同履行地；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黄某某、荔昌公司、曾某某起诉戴某某请求偿还的借款本息合计为2957.5万元，故依法应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审根据戴某某有关黄某某没有向其出借款项的答辩意见，认为双方为出借争议，并据此确定借款人戴某某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09号
【裁判要旨】民间借贷涉及犯罪并不当然无效，对该合同效力应依照《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进行判断。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根据该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第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第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第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第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第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据此，首先，民间借贷合同涉及犯罪的，其效力并不当然属于无效，对该合同效力的判断，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进行判断。本案中，徐某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刑罚，但韦某对该犯罪行为既不知情，亦未参与，且刑事判决认定韦某属于徐某某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因此，本案借款合同并不属于韦某与徐某某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同时，韦某依据本案借款合同出借款项的民间借贷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其次，根据本案事实，本案借款合同亦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任一情形。因此，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属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行为人虽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但其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仍应依据民事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摘要1：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第１项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此，套取金融机构非信贷资金转贷合同无效。
摘要2：【解读】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一律无效（不再区别是否是信贷资金，也不再有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构成要件）。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2020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0〕2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已于2020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2：【解读】２０２０年《建设工程解释》实质性变化：
（１）第１条｜删除“法院收缴权”（《民法通则》第１３４条已被《民法典》第１７９条取代）；
（２）第２５条、第２６条｜“利息计算标准”调整（因利息计算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调整）；
（３）第３７条｜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行使条件变化（即便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不是建筑物所有权人，但装饰装修工程具备折价或者拍卖条件的，承包人也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
（４）第４１条｜建设工程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延长（由６个月变更为不得超过１８个月）；
（５）第４４条｜实际施工人可代位行使的权利种类增加（“到期债权”扩大为“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与民法典第５３５条第１款代位权之规定一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616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不存在过程，债务人不得以主债权数额在履行中发生变化等事由对抗保证人的追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保证人自行履行保证责任时，其实际清偿额大于主债权范围的，保证人只能在主债权范围内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孙某据此主张刘某某、岳某某多向信通贷款公司偿还了370.63万元。根据一审、二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刘某某、岳某某向信通贷款公司实际清偿的款项是以2600万元为本金、以年利率24%为标准，自孙俊停止还款之日计算至2017年1月12日，共计3619.07万元。本院认为，刘某某、岳某某实际清偿的数额并未超出主债权的范围，理由如下：第一，对于本金，孙某和信通贷款公司之间形成的《借款申请书》、《借款合同》、《借据》上记载的金额均合计为2600万元，信通贷款公司先后两次向刘某某、岳某某发出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以及向孙某发出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上也载明“本金合计2600万元"，孙某同时认可其之前向信通贷款公司偿还的利息也是按照本金2600万元计算，故在此情形下，刘某某、岳某某有理由相信案涉借款本金数额是2600万元。同时，因借款关系发生在孙某和信通贷款公司之间，两者之间实际转账数额是多少、是否存在预扣利息等情形存在隐秘性，第三人无从知晓，若存在实际履行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形，债务人有义务向保证人及时通知，但孙某在本案诉讼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曾经告知过刘某某、岳某某因存在预扣利息情形故实际本金数额是2319.2万元而非2600万元，故刘某某、岳某某按照本金2600元偿还本金，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有权就此数额向孙某追偿。第二，对于利息，刘某某、岳某某经与信通贷款公司协商，代为偿还的款项是按照月息20‰计算利息，低于孙某和信通贷款公司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亦低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36%，故其实际清偿的利息部分并未超出主债权范围。综上，刘某某、岳某某就其向信通贷款公司实际清偿的3619.07万元有权向孙某追偿，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孙某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289号
【裁判要点】同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全部三项条件才构成重复起诉。前诉和后诉依据的事实虽然相同或者具有关联，但后诉当事人、诉讼请求、请求权基础与前诉不同，后诉的诉讼请求亦不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应对后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应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第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摘要2：【解读】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承担偿还借款判决生效后，出借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３条第２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请求企业偿还借款本息，不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1：【案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49433号
【裁判摘要】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应当从债权可转让行和基础合同（对应未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无法确定应收账款谁发生则不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商业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应当以债权的转让为前提，且该债权应是合法有效、客观存在的债权，包括因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出租资产而形成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保理法律关系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三方主体，涵盖基础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基础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关系到保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因此，本案应从债权的可转让性和基础合同是否真实存在两方面分析进而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首先，根据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深海八百米公司将2016年5月29日至2018年5月28日所享有的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统称应收账款）无条件转让给江山保理公司，江山保理公司为深海八百米公司提供保理服务。转让债权为“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债权具体金额不明确，债务人未知，产生债权的基础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与传统意义上“应收账款"性质不符，且江山保理公司在庭审中也未进一步对该笔债权的可转让性予以证明，故该笔债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并不明确，因此不符合保理合同中“债权的转让"前提。其次，本案基础合同对应事实是未来饭店的经营，经营事实在签订保理合同时尚未发生，未来营业收入情况是否存在未知，该基础合同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明确认定保理合同对应的基础合同真实存在。故，虽然深海八百米公司与江山保理公司签订合同名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但并不符合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应认定为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140号
【裁判摘要】律师费不属于民间借贷的”其他费用“——关于律师费530000元是否应由王某某承担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关于“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他费用在性质上属于借款人为获得借款支付的成本或支出。而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系因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导致债权人产生的费用支出和损失,非债权人基于借款合同所直接获得的金钱利益，不属于其他费用的范围。故原判决依据借款合同约定认为王某某应承担律师费530000元，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78号
【裁判摘要】出借的款项来源于出借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赃款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纠纷与刑事案件系同一事实，驳回起诉——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崔某确认出借给宋某某的款项均来源于“贝米钱包”网络平台吸收的公众存款。崔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提起刑事诉讼。涉案借款来源实质是赃款，应由刑事诉讼追赃处理，崔某对案涉款项不享有合法的民事权利。崔某向宋某某出借的款项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故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驳回崔某的起诉，并无不当。崔某申请再审称，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但是该条规定的是“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本案中，崔某确认其出借给宋某某的款项来源即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赃款，不仅与刑事犯罪相关联，而且属于赃款，属同一事实，且崔某陈述的类案中，与本案案件事实并不相同，故崔某关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23号
【裁判摘要】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不能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１）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不能作为判断本案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违约金是本案当事人所约定的违约责任，与民间借贷利率的性质和约定目的并不相同。（２）本案系投资合作纠纷，双方应当本着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原则，共同进行案涉项目的合作开发，对于投资风险或资金占用的损失亦属合作双方能够预见的损失。投资合作与借款有所区别，投入资金系把投资人的资金置于市场配置中，以其投资的项目实现的投资利益作为收益。而借款的目的不仅要收回借款本金，还要以合法的利息作为收益，二者有本质不同，投资合作人不能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一并主张违约金和投资款资金占用利息。本案二审法院通过违约金的方式，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护天邑公司作为守约方的投资利益，已经弥补了其投资的实际损失。二审法院关于普瑞公司对天邑公司承担的2000万元违约金已足够覆盖投资款部分的资金占用利息，对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不再予以支持的判令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190号
【裁判要旨】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不得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一方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关系，而对方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并主张转款系基于双方特殊个人关系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该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７条规定的“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情形不符，法院不能适用该条司法解释分配举证证明责任。而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由主张借款关系的一方对其与对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以及其实际给付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2：
摘要1：《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29. 借款年利率达到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后，当事人主张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用、诉讼费用等诉讼请求，还能否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注解】（１）不应将律师费用、诉讼保全费等费用归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其他费用”之范畴；（２）诉讼费用不包含在“其他费用”之内。
摘要2：
摘要1：解读：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条件包括——（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２）且不存在民法典第１４４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１４６条（虚假意思表示行为无效）、第１５３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１５４条（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定情形；（３）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情形（贷款转贷无效：资金转贷无效；职业放贷无效；明知违法范围无效；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违背公序良俗无效）。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３１.非金融性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是否受法律保护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1083民初2989号
【裁判摘要】信用卡套现出借民间借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给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从表面看原告王某某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将款项出借给被告郑某某，而实际上，原告的资金来源系信用卡套现，原告王某某作为信用卡的持卡人，利用信用卡套现转借于被告郑某某，且被告事先已知晓该事实，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虽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系无效合同，但被告郑某某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郑某某的信用卡套现行为，是导致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的直接过错方，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443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为肖××与王××之间到底是借贷关系还是投资合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主张二人之间是借贷关系，提供了三张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回单，证明其在2017年5月12日、5月22日向肖××中国农业银行卡分别转款7万元和10万元，2017年6月20日由案外人余××代其向肖××同一账号转账1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王××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向肖××给付了27万元后，肖××抗辩双方系投资合作关系，应由肖××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综上，王××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肖××借款27万元，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肖××抗辩二人为合作关系缺乏证据证明。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民申75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由此可知，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此前虽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了《借条》承诺偿还债务，该借条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原判决认为案涉《借条》系双方通过清算达成一致的债权债务协议，无论双方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被申请人可直接依据该协议向申请人主张债权，并据此支持申请人部分诉请于法有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