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举证责任倒置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适用
【裁判要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诉讼，考虑到受害方和致害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对等等因素，具有特殊的构成要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受害方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受害方仍应对致害方存在环境污染行为以及损害后果承担举证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先由受害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受害方未完成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并不成立，受害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案号】（2009）衢江法民初字第182号；二审：（2010）浙衢民终字第92号
摘要2：无
摘要1：【要旨】智能手机终端，应当认定为刑法保护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锁定智能手机导致不能使用的行为，可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指导意义】
计算机信息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等。智能手机和计算机一样，使用独立的操作系统、独立的运行空间，可以由用户自行安装软件等程序，并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实现无线网络接入，应当认定为刑法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行为人通过修改被害人手机的登录密码，远程锁定被害人的智能手机设备，使之成为无法开机的“僵尸机”，属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修改、干扰的行为。造成10台以上智能手机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构成要件中“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修改、干扰”“后果严重”的情形，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行为人采用非法手段锁定手机后以解锁为条件，索要钱财，在数额较大或多次敲诈的情况下，其目的行为又构成敲诈勒索罪。在这类犯罪案件中，手段行为构成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目的行为构成的敲诈勒索罪之间成立牵连犯。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敲诈勒索罪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应以重罪即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
摘要2：无
摘要1：【问题提示】自然人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级差排基招标中串通投标的行为，如何定性？
【要点提示】自然人以个人名义参加招投标并有串通投标行为，符合《刑法》第223条规定的构成要件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级差排基采用招投标方式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招投标。
【案例索引】一审：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08）临刑初字第633号（2008年12月3日，未上诉、未抗诉）
摘要2：无
摘要1：——物权法生效前的农村房屋善意取得的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农村房屋买卖行为发生在物权法生效以前，在不违反其他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农村房屋满足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亦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
【案号】（2017）鲁1102民初1659号，（2017）鲁11民终1230号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9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依据该规定，张玉航主张张玉的借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方面需举证证明张玉的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另一方面需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张玉具有代理权。首先，从张玉航提交的借款合同及收款条上看，张玉在借款合同及收款条中均注明借款人为中太集团香格今典项目部，且加盖了中太集团香格今典项目部的印章，具备一定的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但是，从张玉航出借款项的流向上看，相关款项系直接存入或转账存入张玉的会计田美娟、张春莲个人的银行卡，而非存入中太集团香格今典项目部或者中太集团的账户，形式要素上有所欠缺。其次，张玉航与张玉系表兄弟关系，张玉航对张玉的身份、借款的具体用途等情况应当是知晓的。张玉航未能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张玉具有代理权，能够代表中太集团借款，故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48号
【裁判要旨】担保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符合执行担保要件的担保承诺可被视为执行担保，申请人可申请执行担保人财产。
【裁判摘要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在执行中，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签章。本案4月20日和解协议第八条约定：“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盖章、有权代表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丙、丁方及江苏高院各执一份。”该约定表明各方当事人均同意将该和解协议提交江苏高院，且该和解协议原件已提交给江苏高院入卷，江苏高院亦根据该和解协议及孟杰飞的申请对盈丰公司的财产予以解封。从上述事实来看，4月20日和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执行和解协议的特征，故欣成公司关于4月20日和解协议并非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因此不是执行和解协议的复议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七十条、第四百七十一条进一步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可以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保证。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他人提供执行保证的，应当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并将保证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参照物权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根据上述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担保应当具备以下要件：第一，担保人要向执行法院而不是向对方当事人提供担保；第二，该执行担保不但要取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还应得到执行法院的批准；第三，如提供财产担保，还应参照物权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从4月20日和解协议中欣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条款来看，如仅根据其中第四条的约定，并不能得出成立执行担保的结论，但结合该和解协议第六条及第八条的约定，以及此后的实际履行情况，可以认定欣成公司在4月20日和解协议中提供的担保符合执行担保的构成要件。首先，本案各方当事人约定将该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交，其中约定有附条件的担保条款，即系向执行法院明确，当约定的保证责任事由出现时，欣成公司须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同时，该和解协议第六条还明确约定如发生保证责任事由，欣成公司放弃抗辩权，孟杰飞可直接追加各担保人为被执行人。由此，作为担保人的欣成公司是以自己的财产向执行法院而不是对方当事人提供担保。其次，执行法院已将该和解协议入卷，且已根据该和解协议及孟杰飞的申请解除了被执行人名下部分房产的查封，实质上已暂缓执行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故欣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仅已经取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也已经得到执行法院的批准。综上，（2015）苏执异字第00002号执行裁定认定欣成公司在4月20日和解协议中提供的担保属于执行担保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要旨】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原因“不履行”合同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如因第三人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则属于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与不可抗力区别，关键在于第三人原因是否符合不可抗力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三个构成要件，如果符合不可抗力构成要件则属于不可抗力免责事由，否则即属于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而非不可抗力。
摘要2：无
摘要1：破产法上的可撤销行为一般称之为破产撤销权。
摘要2：【注解１】破产撤销权以管理人作为原告——破产撤销诉讼和无效行为诉讼需以管理人作为诉讼主体，应当列管理人为当事人而非作为管理人的中介结构或个人。
【注解２】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有关撤销权的案件，债务人管理人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再327号《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破产撤销权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注解３】《破产法》第３２条确立了个别清偿撤销权构成要件有三：（１）清偿发生在破产案件法院受理前６个月内，即临界期为６个月；（２）清偿的债务为已到期债务；（３）清偿时债务人已具备破产条件。
【注解４】（１）破产申请受理后个别清偿行为无效——《企业破产法》第１６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２）破产申请受理前６个月内个别清偿行为可撤销——《企业破产法》第３２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7403号
【裁判摘要】在对因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认定上，应当从严适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疾病突发和48小时内死亡四个重要条件，尤其是疾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属于日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或者特殊情形下合理延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项规定的正确适用，应当首先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和第十四条的关系，二者虽然都是关于职工工伤构成要件的具体规定，但侧重有所不同。第十四条侧重强调因工作原因导致的伤亡，该类伤亡的发生与工作有直接关系，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因工伤亡，而第十五条规定的因工伤亡是基于扩大职工权益保障范围的目的，将部分与工作没有直接关联，但因特殊原因需要通过社会保险予以保障的伤亡，视同为工伤。因视同工伤属于通常意义上因工伤亡之外的扩大保护，故对视同工伤的判定，应当严格掌握，不宜对视同条件随意扩大解释，不合理扩大视同工伤的保护范围。具体而言，在对因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认定上，应当从严适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疾病突发和48小时内死亡四个重要条件，尤其是疾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属于日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或者特殊情形下合理延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民终876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欺诈行为可分为两种情形，即告知虚假情况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本案中升之星公司的行为属于后者。中升之星公司作为经营者，理应将对消费者消费决择和公平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商品信息主动、如实告知消费者，更何况案涉车辆的轮毂轮胎被更换是中升之星公司自行实施的行为，但中升之星公司却没有将此事实告知王亚君，应告知而不告知，就是隐瞒真实情况。对于中升之星公司声称其更换轮毂轮胎是因为原装的轮毂轮胎在运输中受损，两种尺寸的轮胎价格差别不大，中升之星公司没有以此牟利的动机之抗辩主张，本院认为，中升之星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正当理由可以更换案涉车辆的原装轮毂轮胎，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正当理由可以不披露更换的事实，其明知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会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与其订立买卖合同，却仍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即有欺诈的故意，至于其是否由此获取多少经济利益并不是欺诈的构成要件。由上所述可见，中升之星公司主观上有隐瞒实情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没有如实告知的行为，王亚君基于不真实不全面的信息作出了消费行为，应当认定中升之星公司构成欺诈。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初字第2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七）项“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和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之规定，2007年5月18日，2008年3月28日，2010年6月29日，2010年8月11日，2011年8月11日，2013年11月27日裕昌公司关于注册资本增加的六次股东会决议，虽然具有股东会召开的外观存在，满足三分之二股东多数决，形成股东会决议，具备股东会决议成立的构成要件，但资本多数决的适用应符合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整体利益，具有正当的商业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大股东如果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影响小股东的个人利益，为小股东增设义务或限制权利，应得到小股东的同意。因本案六次股东会决议是在股东周建生未参加会议，由他人伪造周某某签字做出的，事后周某某亦不予认可，故该六次决议并非周某某真实意思表示，侵犯了周某某的姓名权，干涉了周某某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思对公司事项进行表决的权利，进而侵害了周某某的增资优先认缴权，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被告吕某某及裕昌公司其他被告股东在本案六次股东会议分别召开时明知周某某未参加会议，不可能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仍表决通过了相关股东会决议，应视为被告某某及裕昌公司其他被告股东构成恶意串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因本案六次股东会决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2民终4279号
【裁判摘要1】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姓名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或者非法使用的权利。盗用姓名是指出于某种不正当目的，未经姓名权人的同意而擅自使用他人姓名从事某种活动，造成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损害。姓名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每一位公民依法都享有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姓名的权利，并对任何非法干涉或使用自己姓名的行为有权利追究其民事责任。侵害姓名权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方面。首先，侵害姓名权要求必须要有违法行为。其次，侵害姓名权要求行为人主观过错必须是故意。再次，要有损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侵犯姓名权的行为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侵害姓名权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具有合二为一性，即受害人只要证明了侵害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干涉、盗用、冒用他人姓名的行为，自己姓名权受到侵害即可，无须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须加以特别证明。
摘要2：【裁判摘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设立、登记的登记注册制相关规定，尽管在两被上诉人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的材料中马某某及孙某某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但上诉人马某某并没有提交其身份证件被盗用或者丢失的相关证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孙某某冒用马某某名义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而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确认股东资格，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予以认定。目前代办工商登记的中介机构因设立门槛低，缺乏监管机构，经常出现代为签名等不规范行为，导致纠纷频发。在案件审理中不能仅凭工商登记材料签字虚假而否认其股东资格。工商档案依法记载的公司股东资格信息具有法定的推定性和一般对抗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公司股东信息具有较强的公示力，如否定当事人的股东资格，还涉及两被上诉人公司债权人、股东、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债权保护问题，同时也要排除恶意诉讼。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显示上诉人马某某为该公司的股东。上诉人马某某要想否定其并非该公司股东，应充分予以举证，且该证据足以推翻具有法定推定效力的工商档案信息。因此，上诉人马某某不能提供有效证据推翻两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关于股东资格信息的记载。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马某某请求三被上诉人孙某某、青岛华森良品工贸有限公司、青岛兴正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停止对其姓名的侵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高民终字第2650号
【裁判摘要】公司董事、经理、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应基于特殊身份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本案中，李某某作为北京精汇天成公司股东、执行董事，同时又是无锡精汇天成公司的股东、董事、总经理，其与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北京精汇天成公司与无锡精汇天成公司所签订的《三坐标测量机技术开发合同》属于关联交易。但是关联交易并不能够直接导致合同无效，其应当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构成要件。本案中，无锡精汇天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北京精汇天成公司与李某某、杨某某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同时亦未证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损害了无锡精汇天成公司的权益。因此，无锡精汇天成公司认为因关联交易导致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商提字第86号
【裁判摘要】洪某一审起诉时，以明州投资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既违反了事实，也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是一种无效行为，洪某作为公司的小股东，向公司有业务关系的其他公司投资入股，并不构成股东违反忠实义务为由，要求确认明州投资公司2012年12月1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一、二审法院均围绕洪某是否为明州投资公司的高管，其行为是否违反公司竞业禁止和忠实义务进行审理。由于明州投资公司2012年12月14日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内容，涉及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归入权制度。而公司归入权是法律赋予公司的特别救济权，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竞业禁止归入权就属于此。就本案洪某的主张看，本院无需就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否符合归入权的构成要件等进行实质审查，只有公司在提起归入权诉讼时，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决议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故本院仅对该股东会决议作形式审查。经审查，明州投资公司2012年12月1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的内容也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公司归入权制度，故洪某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驳回洪某的诉讼请求正确。
摘要2：
摘要1：——域名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裁判要旨】无处分权人将域名转让给受让人，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域名权：(一)受让人受让该域名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域名依照法律规定已经登记。
【案号】一审：(2017)渝02民初108号；二审：(2018)渝民终162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18号
【裁判要旨】发承包双方在招投标之前进行实质性内容的磋商并签订施工合同，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施工合同无效。
【裁判规则】被告在诉讼中以抗辩方式行使抵销权，要求以其超额支付的工程款抵销其应返还的履约保证金债务，符合法律规定抵销权行使的构成要件，无须以反诉方式主张抵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0号
【裁判要旨】发承包双方先签订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对施工合同内容进行了实质性约定，后履行招投标手续并签订施工合同，属于先定后招，应认定施工合同无效。
【裁判规则】工程是否实际竣工不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构成要件。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是法律赋予承包人工程款优先受偿的权利，从该条规定的条文表述分析，没有要求承包人优先受偿工程款必须以工程完工为先决条件。在涉案合同终止履行的情形下，承包人江苏弘盛公司对未完工程也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当庭宣判十大案例（2017年度）之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55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自实际占有建设工程之日起支付工程款。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工程欠款利息应从何时起算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华冶公司与美联恒公司签订的2009年7月28日《工程承包协议书》、2010年2月1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0年2月20日《“恒缘时代广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补充协议》均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应当依照该条司法解释第一项的规定，以美联恒公司2013年11月30日实际占有涉案工程之日起，向华冶公司给付所欠工程款的利息。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系引用法条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裁判规则】欠付工程款事实确定，审计结论的作出时间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具有关联性。
【摘要】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本意是保障承包人工程价款权利的实现，该权利的行使以发包人欠付工程款为前提。本案中，华冶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欠付问题先后两次停工，在美联恒公司2013年11月30日实际占有涉案工程后，2013年12月16日，华冶公司向肥东县人民政府发函反映涉案工程仍有3000万元工程进度欠款，并要求肥东县人民政府提供付款担保。可见，华冶公司对美联恒公司欠付其工程款且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等事实是明知的，其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积极行使权利。虽然涉案各分项工程的12份审计报告于2014年6-7月份作出，但该审计结论系对欠付工程款具体数额的确定，在欠付工程款事实确定的情况下，审计结论的作出时间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具有关联性。原审判决认定华冶公司本案中主张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该权利法定行使期间，并无不当。华冶公司提出其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第三人作出愿意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是债务加入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62号
【裁判要旨】工程是否实际竣工不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构成要件。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根据该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及起算点以实际或者约定的竣工日起算，而非以工程是否实际竣工作为优先受偿权的构成要件或前提条件。本案中，因海源公司作为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款，因此一审判令中铁建设集团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就建设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海源公司关于案涉工程并未竣工，中铁建设集团缺乏行使优先权的前提条件的上诉理由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33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是：林某某是否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林某返还案涉款项。本案中，因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所争议的案涉款项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我国现行法律基本确认了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即主张权利的人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对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此通说认为，不当得利的基本要件有四：一方获得利益，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上的原因。现林某某主张其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应当对本案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负举证责任。虽然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无法律上的原因往往是一种消极事实，举证较为困难。但结合本案事实，林某某自始至终以及新提交的（2013）思民初字第172号民事判决，都在证明其给付行为系民间借贷关系，且林某某的给付对象和给付金额非常明确，说明林某某完全是基于其真实意思控制财产的变动。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存在给付意思欠缺或意思错误的情形，不构成不当得利正确。至于已生效的（2012）宁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虽然该判决因林某某主张债权依据不足，其诉请被驳回，但依据该判决结果并不必然推定出林家德的给付行为欠缺意思表示。只是基于现有证据，林某某的给付原因无法认定，在给付原因未查明之前，不能有责推定，直接视为无法律上的原因。故林某某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因缺少足够证据再以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林华返还款项，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至于林某某和林华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与否，本院对此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1号
【裁判摘要1】本院认为，意向性协议并非关于合同性质的分类。一般来说，意向性协议并无实质性内容，对协议双方缺乏明显的约束力。但本案双方所签订的“《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已就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作出了约定，且明确约定在排他性谈判期满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该约定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故被上诉人蓝光公司所主张的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属于意向性协议没有法律依据。结合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分析，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框架协议》＋《会议纪要》”，明确在将来确定的时间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就将来意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所约定的主要内容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虽系规范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本案可以参照该解释第二条认定案涉“《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属于预约合同。预约合同的目的在于订立本约，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2】依法有效的预约合同，对预约合同各方均有约束力，当事人负有订立本约的合同义务，当事人不履行订立本约之义务，即构成违约。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预约合同当事人虽不能请求强制缔结本约，但在预约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且根据该条规定，守约方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亦不以其违反诚信磋商义务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在双方未能最终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本约合同的情况下，薪环公司基于蓝光公司的违约行为，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薪环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因蓝光公司最终放弃与其签订本约合同，其与案外人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造成了经济损失。因蓝光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薪环公司的损失，蓝光公司应予赔偿。蓝光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即使蓝光公司违约，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减。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综合本案签订预约合同后双方当事人的磋商情况、薪环公司的损失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合同预期等因素，本院酌定蓝光公司赔偿薪环公司违约金1.2亿元。
【解读１】预约合同约定违约金2亿元，最终判决支付违约金1.2亿元。
【解读２】一方未尽预约合同义务导致本约合同的谈判、磋商不能进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解读３】预约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可以请求调整。
摘要1：【第1136号】张某某、刘某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过程中串通竞买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裁判要旨】从刑法规定来看，尚没有对挂牌竞买人相互串通，情节严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无相关司法解释。因此，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过程中，通过贿赂指使参与竞买的其他人放弃竞买、串通报价，最终使请托人竞买成功的，不属于串通投标罪的行为，只能按照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摘要2：【来源：《刑事审判参考》（总第１０６集）】
【解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过程中，竞买人采取行贿方式串通竞买，以低价获得国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该行为不符合串通投标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串通投标罪。
摘要1：——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签订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民一终字第４６号民事判决书
【来源：《民事审判指定与参考》（总第５０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５－１３７页】
【法理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具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由于恶意串通属于当事人双方之间主观内心动机的活动，审判实践中难以判定，只有通过对案件客观事实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来判断当事人的主观真意。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 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出让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让方均要求履行合同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已经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二）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三）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又未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先行支付土地转让款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和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四）合同均未履行，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受让方请求履行合同的，应予支持。
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解读１】
（１）湘天公司与嘉福公司的合同订立在先，在嘉福公司按约履行后，湘天公司并未按约履行；
（２）湘天公司与江浙公司的合同订立在后，在江浙公司未付款的情况下，湘天公司确已将土地交付给江浙公司。从外在形式上看，江浙公司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出让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让方均要求履行合同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二）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３）但从查明案件事实内在关系的逻辑分析判断，从湘天公司与江浙公司之间发生的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交付土地、办理土地过户手续等一系列的案件事实表明，湘天公司与江浙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嘉福公司利益的行为。
【解读２】恶意串通构成要件：（１）当事人之间均明知存在某种情形；（２）合同当事人为一方一己之私利而相互串通，其后果是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摘要1：解答：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该合同属于虚假行为无效；其非法目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并非必然无效，如不存在合同无效之情形应属于有效。
摘要2：【问题】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能否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解读１】
（１）第一种观点合同绝对无效：只要一方怀有＂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不知情合同也无效；
（２）第二种观点只有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合同才无效，不能以借款人单方存在“非法目的”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只有以非法的“合意”才能否定以真实意思“合意”为基础成立的合同的效力）；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能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
【解读２】“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目的；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
【注解】（１）原《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７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的情形，不再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２）民法典施行后，适用民法典裁判的案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认定民事行为无效的事由不会再出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7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经被代理人授权是有权代理而非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首先应为代理人无代理权限，而本案中林某某代表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向钱某某借款，系经过时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授权，并非表见代理，而是有权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江苏一建沈阳公司承担。理由如下：首先，形式要件方面，本案关键证据《借条》的借款人签章处有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公章及游某某个人名章，林某某为经办人，可初步证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与钱某某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亦认可林某某的代理人身份，即使在《借条》形成之前，借款实际发生之时林某某并无书面授权委托，但是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亦构成对前述林某某借款行为的追认，《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代理人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应当对代理人林某某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综上，林某某受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委托向钱某某借款，其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就全部借款金额向钱某某出具借条，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即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实际借款人。二审法院将林某某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0号
【裁判要旨】相对人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不适用表见代理。
【摘要１】招商无锡分行没有尽审慎注意义务。无论在本案业务发生时，商业银行是否按规定应实现同业业务专营部门制，代表光大长春分行办理案涉《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业务经办人并不是张某，是由光大长春分行职员张某某负责。而《委托定向投资协议》的签订则没有光大长春分行工作人员出面经办，招商无锡分行也未亲见张某加盖光大长春分行的公章及负责人名章，尤其是当发现加盖在《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及《投资指令》上的印章与光大长春分行银行预留印鉴不符的情况下，仍未引起招商无锡分行高度注意，招商无锡分行不仅没有与光大长春分行负责人员或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核查，仍与张某联系，并且对刘某某带给其的《情况说明》也未进一步向光大长春分行进行核实。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构成重大过失。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张某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摘要２】据此，可以认定本案《同业存款协议》系张某、刘某某为实施非法侵占光大长春分行案涉3.5亿元资金的犯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通道，《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构成案涉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一部分，张某、刘某某也因此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尽管光大长春分行和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不存在以该协议进行违法犯罪的目的，但客观上该协议是被张某、刘某某利用进行犯罪所签订，并因此构成张某、刘某某犯罪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此，应认定《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目的不具备合法性，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认定无效的规定，《同业存款协议》应属无效。
摘要1：【第1137号】谭某某职务侵占案——单位员工利用本单位业务合作方的收费系统漏洞，制造代收业务费用结算金额减少的假象，截留本单位受托收取的业务合作方现金费用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裁判要旨】对单位职工将本单位财物占为已有的行为如何定性，要视单位性质、行为人的身份、犯罪手段、涉案财物属性等因素综合判定。单位员工利用本单位业务合作方的收费系统漏洞，制造代收业务费用结算金额减少的假象，截留本单位受托收取的业务合作方现金费用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管理控制的财物的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点】
1.消费者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主张十倍价款赔偿的，不应以损害结果为责任承担的构成要件。
2.“职业打假人”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通过诉讼手段以获取相对原商品价值的大额赔偿，与《食品安全法》保护消费者的立法本意不符，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对象。
3.基于购买“三无”食品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因标的违法而无效，商家应向购买者退还相应货款，所涉商品及商家由法院向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的方式依法进行处理。
摘要2：
摘要1：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裁判指引（桂高法民二〔2020〕19号）
摘要2：【目录】一、公司资本制的效力 1.【公司资本制原则及其地位】2.【股东退股中的资本维持】3.【股权转让中的资本维持】4.【公司受损与股东受损的区辨】5.【追索抽逃出资的请求权基础的区别】
二、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6.【分层次效力】7.【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双务合同关系】8.【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效力：共同法律行为】9.【侵权责任意义上的请求权基础】10.【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界限】
三、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则 11.【股东会决议与司法介入的界限】12.【股东与高管身份重叠时的责任认定】13.【股东知情权的性质】14.【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利益冲突时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判定方法】15.【股东协议与股权登记存在冲突的情形】16.【在公司解散纠纷中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17.【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的区别】18.【股权变动时间点的判断】19.【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股权变动时间点的情形】20.【股权变动的对抗效力】21.【外部转让时其他股东是否同意的效力影响】22.【其他股东表示同意的方式】23.【外部转让时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影响】24.【附生效条件视为成就的例外情形】
五、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 25.【完成增资的必备前提】26.【完成增资的判断方法】27.【完成增资的通常方式】28.【向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质性判断】
六、隐名出资（代持股）的适用规则 29.【隐名出资关系的定性及其理由】30.【隐名出资的一般性规则】31.【隐转显的要件辨析】32.【内部公开型隐名出资规则】33.【实质股东型隐名出资】
七、董事高管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34.【责任主体的范围及实质判断标准】35.【合谋主体的排除】36.【侵害行为的特定性】37.【勤勉义务的基本依据】38.【交接中的勤勉义务】39.【因果关系规则】40.【利益损失的已然性】
八、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41.【构成要件】42.【法人人格否认的既判力范围】43.【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九、对赌协议的效力审查 44.【对赌协议的基本认识】45.【回购条款的性质】46.【名为对赌实为借贷的认定】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289号
【裁判要旨】股权受让方要求解除合同未履行的部分，因合同法总则未规定见合同部分解除制度，而本案中不宜准用买卖合同部分解除的规定。本案股权已经完成交付，受让方支付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并已经实际控制经营相关目标公司等实际情况，为稳定交易市场，继续履行有利于双方实现合同目的。股权出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给股权受让方，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2：【提示】股权转让合同能否部分解除？——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部分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解读１】（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如转让方违反同业禁止条款，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退还受让方所有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按照合同总金额的１０％向受让方承担违约责任。（２）合同签订后，股权转让方完成了股权交付，受让方支付了一部分的股权转让款，转让方起诉要求受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受让方以转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为由反诉要求解除未履行部分的股权转让合同。（３）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二审和再审认为应当继续履行，对受让方请求不予支持。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无约定不能部分解除的理由：（１）一定比例股权视为一个整体标的，其价格蕴含了该比例股权的控制权估值；（２）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是一种新的要约，允许部分解除不符合要约与承诺的基本构成要件；（３）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损害出让方股份中蕴含的控制权的附加价值；（４）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具体损害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