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人不足以证明其是最后合法持票人，提起公示催告的申请应当予以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对于“最后合法持票人”的概念，本院认为，票据权利的产生、转让和行使都以票据记载的主体为准，从汇票作出并交付相对人之时，相应的票据权利就从出票人转移到收款人，如若再经过背书，则相应的票据权利又从收款人（背书人）转移给被背书人。公示催告申请人基于票据遗失等事由申请公示催告应举证证明票据背书说辗转形式连续。本案中，申请人任丘市××传动配件有限公司为证明其是最后合法持票人提供顺丰速运电子回单截图、临沂市蓝山区××机械厂的证明、丢失汇票的正面复印件、发货单，申请人提供的上述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是最后合法持票人，故任丘市××传动配件有限公司依据现有材料作为申请人提起公示催告的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票据未到期之前持票人可否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持票人能够举证证明汇票到期后将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在汇票未到期之前以预期违约为由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二审期间，华山公司也提交了2019年9月16日对所持案涉票据的现状打印件，并书面说明是按照票据结算要求，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提示付款指令，楚光公司认可其真实性，该票据现状显示是“提示付款待签收"。但是，承兑人宝塔石化财务公司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到提示付款请求当日足额付款，案涉电子商业汇票所涉及的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也未按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规定代承兑人作出付款或拒付应答，由此可见，案涉汇票事实上已经被拒付，能够证实楚光公司以汇票形式支付的150万元货款最终华山公司没有实际收到，该部分债权债务并未消灭，原判据此判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支付该150万元货款并无不当。
【案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11042号
【摘要】票据支付作为合法的支付方式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票据支付方式毕竟不同于实际支付。票据支付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而不是义务的全面真实的履行。所有的债权都存在最终无法履行的可能性，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票据就出现了兑付困难，也就是票据债权无法实现的问题，尽管华山公司提起诉讼的时候，该争议票据部分尚未到期，但华山公司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楚光公司存在预期违约的风险，事实上截止二审判决做出之前，该票据票面记载兑付时间已经截止，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依法行使预期违约的救济权利，合法有据。．．．．．．首先，票据作为一种支付工具，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楚光公司在一审和二审中也多次使用了票据债权的概念，而票据债权作为一种支付工具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基础债权消灭的法律后果，票据的交付只是一种基础合同义务履行的可能性，基础合同的权利最终能否实现仍然依赖于票据权利的实现。因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了票据，并不意味着华山公司真实的收到了对应的货款。楚光公司反复强调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独立性以及票据权利实现的顺序，却无视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的票据在一审提起诉讼时存在无法兑付的风险以及二审期间客观上无法兑付的现实，一味的强调拒绝付款证明的形式要件，
摘要2：（续）却无视华山公司一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争议票据的承兑人以涉嫌票据犯罪已被公安机关调查，导致票据客观上无法兑付的事实。其次，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互独立性并不排除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相互关联性。票据关系在法律上确是与基础关系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但票据关系始终应当服务于基础关系，从基础关系的角度而言，票据始终只是一个基础关系中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的一种工具。而票据拒绝兑付凭证的证据并不限于承兑人出具的标准格式的拒绝兑付文件，法律上可以认定的拒绝履行义务的证据从理论上而言至少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现实中拒绝履行义务的表现形式更加多种多样。楚光公司不能以华山公司客观上无法拿到承兑人出具的格式化的拒绝兑付文书就认为华山公司没有行使付款请求权，法律不应当强人所难，楚光公司同样不能强人所难。法律的首要价值是通过保护合法的利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能因为文字表达的局限性而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最后，至于票据的兑付出现兑付风险，在未到期之前能否提前行使付款请求权。票据法没有明确规定，按照票据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理论，票据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在这种情况下，华山公司可以行使合同法规定的预期违约救济请求权。华山公司在票据未到期之前即提起诉讼并无不妥。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定：关于本案票据时效的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时效问题的争议点有三：一是再追索权时效的起算点。一审法院认为，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并未明确界定清偿日的概念。司法实践中，清偿日一般被理解为“前手向持票人进行清偿”，并不会考虑清偿的自愿性问题。“清偿日”或“被诉之日”在时效起算点的计算上确实是选择关系，但这种选择是基于一个日期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将另一个日期作为备选。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向无锡康兴公司履行了清偿责任，那么“清偿日”即为2019年11月30日。二是在清偿方式为承兑汇票的情况下，再追索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应从转让汇票的时间起算还是从汇票到期日起算。票据法中的清偿日应做广义理解，即具有清偿义务的债务人实施了清偿这一行为的时间点就可以被认为是“清偿日”，不必以承兑汇票到期日作为时效起算点，否则不利于保护其前手的票据权利。因此，对蓝星公司提出的汇票到期日即2020年2月28日应为“实际清偿日”的主张不予采纳。蓝星公司再追索权的时效起算点为2019年11月30日，其应当在2020年3月1日前向其前手神马公司行使再追索权。三是关于蓝星公司主张的票据权利时效因不可抗力是否可发生中止中断并顺延的问题。庭审中，蓝星公司主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影响而无法行使票据权利期间，申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中的“三个月”应当为除斥期间，为法定的诉讼期限，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定：关于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无锡康兴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民事判决，蓝星公司为履行上述判决中的金钱给付义务，于2019年11月30日以背书转让给无锡康兴公司承兑汇票形式进行了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
摘要2：（续）（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第七十一条规定：“被追索人依照前条规定清偿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已清偿的全部金额…”根据上述规定，再追索权的权利主体应为票据持票人。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向其后手无锡康兴公司清偿票据债务后，取得涉案票据及其他清偿相关证明，此时其作为涉案票据持票人取得向其前手神马公司的再追索权。虽然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提起诉讼，但2019年9月1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才作出民事判决，在判决之前无锡康兴公司的追索权尚未得到支持，蓝星公司是否承担清偿义务尚未确定，且在没有履行偿还义务之前，蓝星公司无法收回票据及其他相关证明向神马公司展开再追索，故一审认为蓝星公司清偿后成为票据持票人进行再追索，从2019年11月30日即“清偿日”开始起算再追索权利时效符合本案实际。故神马公司上诉认为一审以“清偿日”起算蓝星公司再追索权利时效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注解】票据权利时效系除斥期间，属于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但可以适用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规定。
摘要1：立法宗旨——（１）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２）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３）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摘要2：【注解１】２０２０年《著作权法》增加新内容之一：修改有关概念表述和新增制度措施——（１）将“电影作品和类似摄制电影作品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修改为“视听作品”；（２）增加作品登记制度；（３）改广播权的有关表述，以适应网络同步转播使用作品等新技术发展的要求。
【注解２】２０２０年《著作权法》增加新内容之二：加大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１）对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适用赔偿数额１倍－５倍的惩罚性赔偿；（２）将法定赔偿额上限由５０万元提高到５００万元；（３）增加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赔偿金额的计算参照，增加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有关的账簿、资料制度；（４）增加著作权主管部门询问当事人、调查违法询问、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有关资料以及查封、扣押有关场所和物品等职权；（５）增加滥用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扰乱传播秩序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进一步明确侵犯著作权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法律责任。
【注解３】２０２０年《著作权法》增加新内容之三：加强与其他法律衔接，落实我国近年加入有关国际条条约的义务——（１）将公民修改为自然人，其他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２）删除违约责任、诉讼权利和保全等条款，增加衔接性条款；（３）明确出租权的对象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的原件或复制件等。
摘要1：著作权人（著作权主体）是指著作权权利义务的承受者。
著作权人范围（《著作权法》第９条）——（１）作者；（２）其他依照《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注释１】著作权人包括——（１）创作作品的作者＋（２）未参加作品创作而承受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注解２】著作权人和作者是不同概念——（１）只有自然人才能是作者（《著作权法》第１１条第２款）；（２）著作权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系权利归属主体、权利享有主体、权利行使主体，体现法律上权利配置。
摘要2：【注解】主张自己是故事原型人物对于其亲身经历的故事享有著作权，因不能提供该故事载体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105民初685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具有独创性的服装设计图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２）但根据服装设计图生产的成衣并未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而是产品，从服装设计图到服装成衣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产品设计图是产品设计人员为指导产品生产而创作的作品，产品设计图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应当限于产品设计图所包含的体现产品的形状、结构、规格的图形化的独创性的表达方式，其独创性应当理解为只要是产品设计图的设计者独自创作并非抄袭即构成产品设计图作品，而不以是否有审美意义为构成要件。本案中，华斯公司的服装设计工艺图是其公司设计人员独立设计，对此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因此，该两款服装的设计工艺图可以作为产品设计图作品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关于实用艺术品作品的概念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一般认为，实用艺术作品应是具有实用性、艺术性，并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智力创作成果，才能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服装成衣要作为实用艺术作品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也必须符合这些条件。服装从起源发展至今，早已脱离了单纯的遮体避寒的实用功能，在款式、色彩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与创新。如果把体现在服装上的每一点变化与创新都由设计者个人垄断，则无法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对那些具有实用性但更具有艺术欣赏性的服装才能作为实用艺术作品得到著作权保护，保护的客体是体现在这种服装上的设计者的思想、情感的具有艺术性的独特表达方式。本案中，华斯公司称其设计的两款服装的构思体现了返朴归真，该构思的表现方式是在普通夹克服装样式的基础上利用整张动物皮毛上的天然花色，采用蕾丝花边做成大方格装饰、领口和袖口采用毛皮装饰、采用一字领和燕子领等。从实用艺术品作品所要求的艺术性来看，该两款服装仅是利用了服装设计中的一些惯常元素进行的组合，这种组合并未构成华斯公司所独创的艺术表达形式，因此，华斯公司所设计的HS-65、HS-12A两款服装的成衣只是实用品，不能作为实用艺术品作品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华斯公司虽然对涉案两款服装的设计图拥有著作权，但根据该两款服装设计图生产的成衣并未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而是产品。因此，在本案中从服装设计图到服装成衣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 梦燕公司生产与华斯公司服装设计图类似的服装的行为不构成对该产品设计图的著作权侵权。
摘要2：
摘要1：——从原物等比例缩小而来的模型不构成模型作品
【裁判摘要】
1.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一是必须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二是具有独创性；三是能以有形的形式复制。作品的独创性，是指作者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投入了某种智力性劳动，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且作品是由作者独立思考并独立完成的，体现了作者的精神劳动和智力判断。
2.在审理侵害模型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件时，首先要确定权利人要求保护的权利基础。在权利人要求保护的是原物等比例缩小而来的模型时，因该模型系从原物复制而来，不具有独创性，故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3.我国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达，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且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是具有文学、艺术和科学审美意义的智力成果，不保护为满足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表达。
【案件索引与裁判日期】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2014年2月20日）；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知）终字第3451号民事判决（2015年2月5日）；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353号民事判决（2017年12月29日）
摘要2：【注解】仅对实物做等比例缩小的飞机模型不具有独创性故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摘要1：【裁判摘要１】体现了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承载和复制的智力成果（戒指）属于著作权法所称的美术作品——原告诉请保护的“真爱加冕系列公主款戒指”是否构成作品｜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对于美术作品而言，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涉案的“真爱加冕系列之公主款”戒指由主钻石、戒托、以六爪镂空造型镶嵌在主钻上的贵金属、红色宝石，主钻石两侧的群镶钻石等元素组成，主体部分类似皇冠造型。将各组成元素分开来看，即使六爪镶嵌、红宝石镶嵌、环绕主钻的群镶设计均已进入公有领域或属于功能性镶嵌方式，但各组成部分仍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红宝石的搭配选择、六爪镶嵌的镂空设计、群镶钻石的环绕线条等；将各元素组合后的整体来看，其并非是通用组合，上述元素组合后形成的造型能够体现设计者的选择和判断，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象征意义。因此，从元素的组合设计选择及元素本身选择来看，均是体现了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承载和复制的智力成果，属于著作权法所称的美术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裁判摘要２】当工业产品同时构成实用艺术品时，可能受著作权法保护——关于原告诉请保护的作品是否系工业产品，是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本院认为，本案“真爱加冕系列之公主款”戒指能够通过工业化标准和流程进行制造、生产，属于工业产品，当工业产品同时构成实用艺术品时，可能受著作权法保护。实用艺术品是指具有实用功能并且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品。我国著作权法虽未对实用艺术品的保护作出专门规定，但根据实用艺术品之概念，构成实用艺术品，需要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且其艺术性能够脱离实用性独立存在。．．．．．．因此，“真爱加冕系列之公主款”戒指整体构成实用艺术作品，该实用艺术品所具有的艺术性内容，即作者对该作品的艺术性所作智力投入而产生的成果，受著作权法保护。此外，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并没有对复制形式和目的用途进行限制。如果当其预期目的是用于或者已经用于工业生产时，就不能被著作权保护，这意味着艺术创意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存在丧失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能性，显然不符合相关立法精神和目的。综上，被告关于涉案作品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外观设计在构成美感表达时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我国法律并未就工业产品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的关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本案中被告提交的恒信玺利公司享有专利权的外观设计，经对比，与涉案作品在元素特征和整体造型上均存在差别。即使二者相似或含有相同的设计元素，二者仍不能等同。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它着眼于产品设计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是一种介于作品与技术方案之间的权利对象，属于专利权范围，需要经过申请、审查和授权方可产生，且要求必须可以通过工业生产方法重复制造、必须及于产品的整体设计而非局部设计。外观设计的效力范围受到产品类别的限制，保护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10年，具有严格的排他性，权利人在有效期内可以绝对地排斥他人在相同或相近的产品类别上使用相同的设计。外观设计在构成美感表达时，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二者具有重叠的可能性。但专利法对外观设计的保护与著作权法对实用艺术品的保护并不相同。美术作品自完成之时著作权自动产生，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可以脱离工业产品进行复制，效力范围可以及于一切作品载体，其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至少为50年。由于二者法益保护的侧重点不同，构成要件、保护方式和损害结果等方面亦存在差异，外观设计并不天然地排斥著作权法的保护。无论是否允许专利权与著作权的重叠保护，都不能以保护功能性设计的形式，达到实质上保护艺术美感的结果，反之亦然。一项设计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后，其设计中蕴含的独创性表达仍然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因此，权利人有权根据被控侵权行为的实际情况，选择更为有利的权利主张方式。
摘要1：——盗链的行为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破坏技术措施盗链的行为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裁判要旨】应从著作权的“控制权”本质来理解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以实质性解释、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破坏技术措施盗链行为的合法性判断问题。“服务器标准”并非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唯一标准，“法律标准”即“提供”标准才是具有普适性的判断标准。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知）初字第40920号(2016年1月26日）；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终143号（2016年10月21日）
【裁判摘要１】侵权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１）侵权作品作者对独创性部分依法享有著作权，有权禁止他人使用；（２）侵权作品的作者无权自行使用并禁止他人使用该侵权部分，但并不影响其对该作品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并获得保护——涉案作品作为侵权作品是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根据该规定，构成作品的智力成果应具有独创性及可复制性，其中，独创性是作品的本质属性，亦即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是作者独立创作的智力成果，而非对他人智力成果的抄袭。基于此，侵权作品是否可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取决于其是否有独创性部分，与其是否侵权并无直接关联。只要该作品中有作者独创性部分，则尽管其中存在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部分，但因作者为该独创部分亦付出了创作性劳动，该劳动同样应当应予尊重并得到保护，而不能允许他人不劳而获白白占用该作者的劳动，故作者对该独创性部分依法享有著作权，有权禁止他人使用。至于该作品存在侵权部分这一情形，则仅意味着侵权作品的作者无权自行使用并禁止他人使用该侵权部分，但并不影响其对该作品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并获得保护。本案中，涉案作品虽已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构成对他人作品著作权的侵犯，但该判决同时亦认定，涉案作品系根据剧本《宫锁连城》摄制，而剧本《宫锁连城》系未经许可对他人作品改编而成。因摄制及改编行为均是在他人作品基础上形成新作品的行为，故前述判决认定涉案作品中既包括对他人作品的抄袭部分，亦包括作者独创性部分。基于前文中所述原因，涉案作品所存在的侵权情形仅意味着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无权自行使用并禁止他人使用该侵权部分，
摘要2：（续）但对于涉案作品中的独创部分，著作权人仍享有著作权，有权禁止他人以著作权控制的方式使用该部分，且其所获得的保护水平与其他作品并无不同。据此，上诉人认为涉案作品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且即便可获得保护，其保护水平亦应有所限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服务器标准”仍是目前主流适用标准，其他标准存在争议——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标准｜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过程通常会涉及两类行为:一类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即在向公众开放的网络中向用户提供各种类型信息的行为；一类是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即为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提供技术、设备支持和中介服务的行为，包括接入、缓存、信息存储空间和信息定位服务等。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前者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所直接控制的行为，他人未经许可实施上述行为，除非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限制与例外情形，否则将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犯；后者虽不被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涵盖，但如果符合相关法定要件，则行为人亦需承担帮助、教唆侵权等共同侵权责任。两类行为在行为性质、侵权构成要件、过错标准、责任形式等各个方面均存在很大区别，只有在准确界定哪些行为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控制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基础上，才能区分两类行为的性质，正确适用法律，明确法律责任。．．．．．．对于何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认定标准，主要包括服务器标准、用户感知标准以及一审判决所持实质性替代标准等等，这一争论集中体现在对本案所涉深层链接行为的性质认定上。．．．．．．尽管如此，本案中，本院依然认为服务器标准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认定的合理标准。本院所持观点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控制的行为，对该行为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范畴，服务器标准最为符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这一客观事实属性。依据服务器标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指将作品置于向公众开放的服务器中的行为。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此处的“服务器”系广义概念，泛指一切可存储信息的硬件介质，既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网站服务器，亦包括个人电脑、手机等现有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存储介质。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司对外担保善意人认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中兴天恒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均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华融江西分公司虽主张，据中兴天恒公司2017年4月20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其净资产达4017403024.36元，其10%为401740302.44元，该金额足以覆盖案涉担保金额。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载明：“本规则下列用语含义如下：(十三)净资产：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金额。”故前述“净资产”概念为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在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华融江西分公司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兴天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显示，案涉担保发生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313251896.91元，案涉3亿元担保金额已经超过上述10%的比例，故应当进一步由中兴天恒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次，由于案涉《保证协议》未经适格机关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应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兴天恒公司主张，案涉担保数额由于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而中兴天恒公司并未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华融江西分公司仅审查董事会决议，未采取正确的审查方式，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在案涉担保为非关联担保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
摘要2：（续）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本案中，债权人华融江西分公司在订立《保证协议》时，对中兴天恒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且中兴天恒公司对该《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董事会决议》不仅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并声明担保金额和相关事项完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中兴天恒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显示，案涉担保数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应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上述《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对相关担保的决议机关规定属于约定限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并非基于其对外效力，故应以形式审查为限；且对外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并不能从相关公开文件中直接获取，需要债权人进一步计算得出，故不能以上述文件对外公开披露就认定本案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案涉担保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且要求债权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比例进行实质审查，或者对债务人董事会相关声明的真伪予以确认，亦增加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和交易成本。综上，本案中，华融江西分公司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协议》有效，并判令中兴天恒公司对案涉武汉绿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能否将原告庭后补交证据邮寄给被告进行质证？｜可以——对于华融江西分公司庭后提交的律师费转款凭证，原审法院亦邮寄给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未提交质证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转帐凭证和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相互印证的证据，对律师费予以认定，程序上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观点】
一、主张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受到侵害，应对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2.被诉侵权程序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3.被诉侵权行为人有接触涉案计算机程序的可能。未能完成上述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同样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受软件著作权保护，而其中的思想不受保护。对于同类软件，不同开发者对基于同样的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思想内容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享有各自独立著作权。
三、请求采取证据保全，被请求保全的证据应与待证事实有关，且可能灭失或难以取得。此外，证据保全可以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但可能对被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只有在初步证据证明可能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四、侵权诉讼中，申请行为保全应符合如不采取保全措施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这一条件，且行为保全指向的内容应与诉讼请求停止侵害的内容具有一致性。此外，还要考量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等因素。
摘要2：【裁判摘要】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原告应当完成权属证明、接触要件证明和实质性相似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涉案计算机软件为建林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属于计算机程序，建林公司主张五被上诉人侵害其软件著作权，应对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建林公司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2.被诉侵权程序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3.五被上诉人有接触涉案计算机程序的可能。建林公司提交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证明其为涉案软件著作权人，对于建林公司是否完成了上述第2、3点事实的举证责任，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接触的问题，．．．．．．上述证据尚不能证明建林公司向建行浙江省分行交付了涉案软件，五被上诉人不具备接触条件。其次，关于相同或实质相似的问题，《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该条例第六条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依据上述规定，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同样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受软件著作权保护，而其中的思想不受保护。建林公司主张五被上诉人使用自助回单打印系统设备必然使用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但即使同为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不同开发者对基于同样的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思想内容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享有各自独立的著作权。建林公司提供的公证书、打印设备照片等可以证明五被上诉人使用了自助回单打印系统设备，但不能反映该设备所安装的自助回单打印程序的内容，没有完成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的举证责任。最后，五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建行浙江省分行经联调测试后，确定由案外人建达公司、杰马公司、兆维公司提供已经完成软件固化的自助回单系统终端。综上，建林公司不能证明其向建行浙江省分行交付了涉案软件，也不能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理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建林公司关于五被上诉人侵害其涉案软件著作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的是发生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交互式传播行为，核心构成要件在于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作品和公众获得作品的交互性；（２）提供云游戏服务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本院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的是发生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交互式传播行为，核心构成要件在于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作品和公众获得作品的交互性。．．．．．．有鉴于此，云端服务器更类似于涉案作品存在的载体，亦未改变系存在于互联网环境中的这一事实。其次，涉案行为是否系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众所周知，行为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的方式并将作品置于信息网络中是典型的“提供”行为。随着云空间服务、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新技术得以广泛应用，本案中，就作品存储的载体而论，云服务器应属“网络服务器"广义概念之范畴，其作为作品存储的载体毋庸置疑，而从提供手段来看，点云公司作为服务提供方将涉案两款游戏“上传"至或放置在其云服务器中，通过上传行为和开放行为，以通过不同终端的云游戏平台提供作品，由此可见，无论是服务器的客观事实属性，还是从用户感知角度切入，都足以认定系由点云公司提供涉案作品。再次，涉案行为是否能使公众以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也即体现“交互式传播"。．．．．．．显然，涉案作品通过点云公司的上述提供方式，是可供用户获得并使用的，用户能够以点对点的方式根据个人需要获得涉案两款游戏。综上，在点云公司运营的涉案各客户端中，相关公众可根据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信息网络获得涉案作品，符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虚假陈述不属于伪造证据｜伪造证据是指故意制造虚假的证据材料的行为，而虚假陈述则是指当事人故意对案件事实作虚假、误导性陈述的行为——申请人以被申请人作虚假陈述为由主张被申请人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本院认为，所谓伪造证据是指故意制造虚假的证据材料的行为，而虚假陈述则是指当事人故意对案件事实作虚假、误导性陈述的行为，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申请人将虚假陈述等同于伪造证据，缺乏依据。至于被申请人是否作了虚假陈述，属于仲裁庭对案件事实认定的范畴，并不在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范围之内。本案中，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故本院对申请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三、涉案44道数学题题干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独创性是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必要条件。独创性要求作品体现一定程度的创作高度，即能体现作者独特的智力判断与选择、展示作者的个性。之所以作此要求，系因为著作权法的宗旨是鼓励创作，以产生更多更好的作品服务公众，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及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只有具有一定创作高度的智力创作成果才可以成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具体到本案，涉案44道数学题题干系考研代表性例题，主要由数学符号、字母、数字构成，形式简短，属于对高等数学公式的基本推导和运用。具体表现为在数学公式的基础上对题干中方程式或代数式的变量系数、常数或结构进行一定程度的变换以考察微积分初学者对相关公式的掌握和运用。虽然涉案数学题题干体现了李××、尤××一定的智力判断和选择，但是该判断和选择仅是在数学公式基础上的常规变换，缺乏基本的创造高度，不具有独创性。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数学题题干不具有独创性的结论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审法院适用著作权法第五条第（三）项，认定涉案数学题题干不具有独创性。该条款规定，著作权法不适用于公式。然而本案数学题题干系对公式的推导和运用，并非公式本身。一审法院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混淆了公式和运用公式推导演绎出的题目的概念，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四、涉案数学题的解题方式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并不保护思想本身。原因在于，著作权法保护作品专有权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创作，促进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创造力的进步。如果允许对思想进行著作权保护，则任何人均不得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思想，亦无法利用同一思想展开创作，这将会造成对思想的垄断，束缚思想的传播，阻碍后人吸收利用前人思想创造出新的作品，从而阻碍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创造力的进步，违背了著作权法立法宗旨。一般而言，思路、观念、理论、构思、创意、概念、操作方法等，属于思想的范畴，不受到著作权法保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著作权保护思想的表达，但是如果一种思想实际上只有一种或者非常有限的几种表达，那么保护表达同样会产生思想垄断的后果，故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与表达已不可分，这种表达也被视为思想从而不能受到保护。具体到本案，李××、尤××所主张的具有独创性的解题方式以泰勒公式为基础推导而出，
摘要2：（续）让学生通过记忆泰勒公式特定分支计算结果从而直接替代题目中的函数，将题目中的函数转化为简单幂函数之间的运算，从而解出题目。该解题方式所运用的思路与常规解题思路相比具有一定不同之处。然而，该解题方式所运用的思路属于思想范畴，一旦给予保护将造成对思想的垄断，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此不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而根据该解题思路所对应的涉案解题方式，即该思想的表达，大部分仅仅是数字、字母和数学符号的组合，或文字与数字、字母的结合，如“x=0为可去间断点”、“限定x＜0”，其受到表达形式本身的限制，系唯一或有限的，因此应被视为思想不能受到著作权保护，而少数单独出现的文字亦多为极为简短的文字，如“夹逼准则”、“洛必达”、“莱布尼兹公式”、“两边全微分”等，多为微积分计算里的通用公式或术语，并不具有独创性。因此，本案的解题方式同样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未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据此，涉案数学题题干及解题方式均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故李××、尤××对其不享有著作权，唯实知新公司未侵犯其著作权。
摘要1：——关于广播体操等功能性肢体动作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裁判要点】
1.广播体操等具有功能性的肢体动作不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有强身健体之功用，既不展现文学艺术之美亦不展现科学之美，不具备作为作品的法定条件。其既不是汇编作品，也不属于任何一种法定作品形式，因此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2.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这种使用只能是由表演者重新演奏该音乐作品，并重新制作录音制品，而不能直接复制他人已录制的录音制品，否则构成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权利的侵犯。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2）西民初字第14070号（2012年12月10日）
【裁判摘要１】（1）只有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才可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2）不涉及人的思想感情和知识,不具有文学、艺术、科学审美意义的创作,无论其独创性有多高,都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成果；（3）广播体操的动作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首先,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智力成果；其二,必须是具有一定有形方式的表达而非单纯的思想；其三,必须具有独创性。因此,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动作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取决于其是否具备上述条件。《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等国际公约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限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为上述公约的缔约国,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指出,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进一步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由此可见,只有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才可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而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学作品,其本质都是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符号如文字、音乐、舞蹈、图形对人的思想、情感、知识进行交流与表达,从而展现文学艺术的感性之美和科学技术的理性之美。因此,不涉及人的思想感情和知识,不具有文学、艺术、科学审美意义的创作,无论其独创性有多高,都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成果。
摘要2：（续）广播体操是一种具有健身功能的体育运动,由曲伸、举振、转体、平衡、跳跃等一系列简单肢体动作组成,但与同样包含肢体动作的舞蹈作品不同,其并非通过动作表达思想感情,而是以肢体动作产生的运动刺激来提高机体各关节的灵敏性,增强大肌肉群的力量,促进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精神传导系统功能的改善。简而言之,广播体操的动作有强身健体之功用,而无思想情感之表达,既不展现文学艺术之美亦不展现科学之美,故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著作权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这既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国际条约的明确规定,也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版权法基本原则。根据该规则,著作权保护不延及同属思想范畴的原理、方法、概念、程序、技术方案和实用功能等。……广播体操是一种具有特定功能的身体练习活动,包含一系列连续的肢体动作,当这一系列动作按照规定的方式施行时,将产生既定的健身效果。因此,广播体操本质上属于一种健身方法、步骤或程序,而方法、步骤和程序均属于著作权法不保护的思想观念范畴。基于以上分析,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动作不符合构成作品法定条件中的二个,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动作不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本质上属于思想而非表达,不具备作为作品的法定条件,且无法归入任何一种法定作品形式或类型,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第九套广播体操动作的文字说明、图解作为文字作品和美术、摄影作品均受著作权法保护。鉴于此,单纯示范、讲解或演示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动作以及录制、发行相关教学示范录像制品的行为并不构成著作权侵权,而本案又不涉及对文字说明和图解的使用,故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著作权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该规定明确将法定许可的条件限定为使用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而被控侵权DVD是录像制品,故并不适用。此外,使用他人已合法录制的音乐作品,不能是将他人已录制的录音制品直接复制到自己的录制品上,而只能是使用该乐曲,由表演者重新演奏,重新制作录音制品,否则构成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权利的侵犯。
摘要1：【裁判摘要１】对第三人涉赃款赃物应直接裁定予以追缴而非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关于嘉利鑫公司应否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条款表明了追加法定原则，即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变更、追加当事人。第十条至第二十五条则列举了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的16种法定情形，其中并无本案所列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了涉第三人赃款赃物追缴的四种情形，均使用了第三人的概念。可见，对第三人涉赃款赃物的，应直接裁定予以追缴，而非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兰州中院依被害人曹×的申请，追加嘉利鑫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适用法律错误，结果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执行机关在执行中不能对是否属于赃款赃物直接作出认定并裁定追缴——关于执行机构能否在执行中对赃款赃物作出认定的问题，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规定办理。本案中，兰州中院在追加裁定中直接对嘉利鑫公司所收刘燕公司的1500万银行承兑汇票无实际交易，属无偿取得进行认定，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