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１）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变更出资方式的出资不能被认定为股东出资；（２）股东对公司的投入不能等同于股东出资，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变更出资方式不能被认定为股东出资。
摘要2：【注解１】（１）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或者全体股东一致约定的方式出资，股东即使存在对公司投入也不能认定为出资；（２）股东代公司支付款项通常不能认定为股东出资款。
【注解２】公司承建项目资金投入与股东对公司出资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功能、作用上存在重大区别，即便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投资超出其认缴的出资也不能仅因此而免除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8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新01民终396号
【裁判摘要】合伙份额不等于采矿权——本案中，曾××与案外人杨××、赵××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协议约定合伙经营成立乌鲁木齐木金沟片石场，并以乌鲁木齐木金沟片石场的名义申请取得了采矿许可证。曾××与陈××分别于2010年4月7日、2013年3月19日签订了两份《转让合同》，签订上述转让合同时，曾××仅是乌鲁木齐木金沟片石场的合伙人，其享有的是该片市场的合伙经营份额，曾××本人并不享有采矿许可证，其转让的是乌鲁木齐木金沟片石场的部分合伙份额，采矿权既不能等同合伙份额，亦不能等同经营权，上述转让合同非系对采矿权转让的约定，该转让行为已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陈××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的转让款项，上述合同具备了合同的生效要件，转让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上述合同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合同，曾××认为经营权与采矿权系同一概念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主张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8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金钜公司原股东林××１与林××２系姐弟关系，作为金钜公司现股东的赖×与林××１系夫妻关系，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赖×主张其以475万元对价受让金钜公司股权，却未提供转款凭证、资金往来等相关证据，其在一审庭审时述称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述款项，但未举示款项交付凭证等证据。综上，原判决认定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金钜公司的原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公司承建项目资金投入与股东对公司出资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功能、作用上存在重大区别，即便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投资超出其认缴的出资也不能仅因此而免除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赖×主张，资本充实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而林××１、林××２、赖×对金钜公司及其承建项目投入的资金远远超过其认缴的资本，已经完成对金钜公司的资本充实义务，不应要求其就金钜公司的债务在400万元范围内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在公司会计账簿上表现为公司的资本，是股东缴付给公司用于对公司全体债权人承担责任的特定财产，是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重要保障。而股东对于公司承建项目的资金投入与股东对公司出资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功能、作用上存在重大区别，即便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投资超出其认缴的出资，也不能仅因此而免除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赖×提出的此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根据《变更追加规定》第２２条规定，“无偿接受财产可追加被执行人”需要具备要件——（１）被执行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２）被执行人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３）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或者主管部门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是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或者主管部门，且在无偿接受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１）《变更追加规定》第２２条并未在股东、出资人或者主管部门后以”等“字扩展，未将被追加主体扩展至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之外的其他任何主体；（２）以”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的概念参照《变更追加规定》第２２条的规定追加被执行人是错误的。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４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的案外人应相对于执行案件而言，并非相对于做出原判决、裁定的原案；（２）未判决承担民事责任原案当事人其不是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有权依法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质量保修期未满但缺陷责任期满，发包人应当返还承包人质量保证金；（２）缺陷责任期满，发包人返还承包人质量保修金后，承包人仍应当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保修义务期限。
摘要2：【注解】２００５年颁布实施的《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首次引入缺陷责任期的概念，目的是有效解决质量保修期与质量保证金返还之间的矛盾，从而将质量保证金与质量保修期脱钩，并形成质量保修期和缺陷责任期并存的质量保修体系，即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如承包人不维修也不承担费用可从质保金中扣除。
摘要1：１.票据保证是指债务人以外的人为担保票据债务的履行，以负担同一内容的票据债务为目的，在票据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还请求保证人的一种附属票据行为。
２.我国票据法中规定了汇票和本票保证制度，对于支票一般不使用保证制度。
【目录】概念；汇票保证责任特点（《票据法》第４５条）；汇票保证记载事项（《票据法》第４６条、第４７条）；不得附条件保证（《票据法》第４８条）；保证人责任（《票据法》第４９条）；保证人和被保证人连带责任（《票据法》第５０条）；共同保证人连带责任（《票据法》第５１条）；保证人追索权（《票据法》第５２条）；票据保证人资格限制（《票据法规定》第５９条）；票据保证无效后票据保证人民事责任（《票据法规定》第６０条）；票据保证与民法保证区分（《票据法规定》第６１条）
摘要2：【注解】（１）银行对交易背景的审查义务仅限于形式审查，银行业务操作瑕疵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２）担保人以银行未对真实贸易背景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过过错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免除担保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375号
【裁判摘要】买受人请求排除对房屋强制执行异议不属于与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生效裁判有关的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文义，该条法律规定的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是指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不含有其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主张。案外人主张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与否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本身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是案外人在不否认对方权利的前提下，对两种权利的执行顺位进行比较，主张其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排除他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后者是从根本上否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本身，主张诉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身不存在。简而言之，当事人主张其权益在特定标的的执行上优于对方的权益，不能等同于否定对方权益的存在；当事人主张其权益会影响生效裁判的执行，也不能等同于其认为生效裁判错误。根据贾×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请求和具体理由，贾×并没有否定原生效判决确认的中天公司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贾×提起案外执行异议之诉意在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如果一、二审法院支持贾×关于执行异议的主张也并不动摇生效判决关于中天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仅可能影响该生效判决的具体执行。因此，贾×的执行异议并不包含其认为已生效的（2016）吉民初19号民事判决存在错误的主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一、二审法院认定贾×作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排除执行的异议实质上是对上述生效判决的异议，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据此裁定驳回贾琼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注解】买受人对判决确认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房屋还能否请求排除执行？——购房消费者对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房屋有权请求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419号
【裁判摘要】法定的债务抵销的条件是“债务到期”（客观的）而不是“债务无争议”（主观的），不能以债务有争议而否定抵销的权利——债务无争议是否是债务抵销的前提条件｜东莞建工在本案中主张抵销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可见，法定的债务抵销的条件是“债务到期”，而不是“债务无争议”。“债务到期”与“债务无争议”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债务是否到期是客观的，而债务是否存在争议包括债务是否存在、金额为多少、履行期限是否届满等是双方当事人对债务认识的分歧，是主观的。不能以债务有争议而否定抵销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对主张用于抵销的债务存在的争议可以在诉讼中解决。本案中，东莞建工对廖××享有的207万元借款和300万元借款已经有生效判决确认，即使没有生效判决确认，也应当在查明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后对能否抵销作出裁判。此外，东莞建工在其抵销主张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其对廖××享有的垫付工程款债权提起了清偿诉讼，待相关诉讼形成生效判决后，可依法抵销未履行的生效判决确认的相关债务。因此，原审判决以东莞建工的垫付工程款到期债权及借款到期债权等的债权金额、履行期限均不确定，且东莞建工与廖××对债务抵销的范围亦未达成一致为由认定本案不宜以抵销债务的方式予以处理，存在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60号
【裁判摘要】（１）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施工”与物权法中的“建造”并非同一概念，建造是事实行为；（２）以房抵顶工程款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８条的规定——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沃尔德公司与中宁县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李×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协议》，约定：都市花园19某楼1号商铺工程竣工后，一半产权归二建公司李×所有。李×据此主张因其作为施工人“合法建造”取得涉案商铺所有权。需要说明的是，“施工”与物权法中的“建造"并非同一法律概念，建造是事实行为，李×的该主张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关于李×依据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中关于不动产物权分配的约定依法享有涉案房屋一半面积所有权的认定，说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沃尔德公司开发建设的都市花园项目中的涉案商铺及6某楼、广场工程及室外辅助工程由李×实际施工完成，沃尔德公司与李×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协议》，于2014年12月25日签订《商品房顶工程款协议》，约定以交付涉案商铺的另一半抵顶工程款。一审结合双方已作价抵顶工程款、李×已实际占有或控制使用房屋至今、李×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等情况，综合考虑全案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认定，长城资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税收征管法》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即偷税构成须以主观方面过错为构成要件且应当是一种主观故意——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形看，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顺义国税局没有就中油国门公司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和认定，在诉讼过程中也没有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一审判决认为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明知三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上存有错误；二审判决的认定建立在“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的基础上，存在混淆民事法律关系中“主观过错”与行政法律关系中主观故意的问题。在事实认定方面，中油国门公司在一、二审诉讼程序中一直主张存在721.184吨石油的真实货物交易，并经一审法院准许提交了销售通知单和中油国门公司218油库付油交运单等直接证据，而一审法院在对该证据予以认证的基础上没有分析是否能够支持中油国门公司所主张的事实，迳行认定中油国门公司的该项主张“缺少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理由不足；在中油国门公司提起上诉再次就此提出主张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对此没有予以回应和查证，存有漏审和事实不清的地方。此外，涉案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以及被诉处罚决定将涉案交易分割为两个环节分别独立判断是否符合增值税的法律本质的问题，一、二审判决在没有进行相应理由说明的情况下直接对中油国门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亦存有不当。
摘要2：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等联合发布中国首届“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十
【摘要】该裁定明确了偷税行为的构成要件必须具备主观故意，从而揭示了偷税概念的本质特征；澄清了认定偷税行为的举证责任主体和举证责任分配。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理论，民事诉讼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形成之诉三种类型。其中确认之诉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存在或有效的一种诉讼类型。理论通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确认之诉的确认对象，当事人不能就某一事实提起确认之诉。实际施工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创设的一个概念，是指建设工程施工领域中的建筑资质借用合同关系、转包合同关系、违法分包合同关系等合同法律关系之下的一方合同主体。即使当事人自认为是某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能提起确认之诉的也只能是请求确认资质借用合同关系、转包关系、违法分包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工程由谁实际施工完成的，是基于签订并履行资质借用合同、转包合同、分包合同所形成的客观事实，需要根据相关证据作出判断，是属于事实认定；而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何种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则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法律性质判断。事实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对事实在法律性质上的判断。认定事实是民事诉讼裁判的基础和前提，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是裁判的结果。因此，原告杨××请求确认其为履行案涉《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金房集团请求确认其为案涉景观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均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该诉讼请求均应驳回。
摘要2：【解读１】杨××一审诉讼请求：一、确认杨××为履行案涉《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二、判令被告支付杨××工程款18745364.5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及交易习惯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至债务清偿完毕（暂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为11415118元），三、二被告支付违约金937268元。
【解读２】第三人金房集团一审中提出独立诉讼请求:1.确认金房集团为韶山高速公路至南环线景观工程项目（下称案涉景观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2.森鑫公司支付工程款124536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704177元(须付至工程款付清之日)，3.韶山市政府在欠付工程价款1245364.5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对本案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杨××的诉讼请求；二、被告韶山市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第三人金房集团支付工程款1245364.5元；三、被告韶山市政府按未按期拨付的工程款额（××××××）；四、驳回第三人金房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４】二审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初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杨××溪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审第三人湖南金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1：【裁判摘要】（１）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２）合同未生效不等于合同无效，未生效合同要求恢复原状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的，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由此可见，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的，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本案中，2014年12月25日，发电公司与捷报公司签订《合资协议》《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发电公司将其拥有的发电厂60%股权转让给捷报公司，发电公司与捷报公司对发电厂进行增资扩股。《合资协议》《增资扩股协议》内容涉及转让发电厂股权及国家对该企业控股地位的改变，应当经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未经批准应当认定未生效。合同无效与合同未生效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其法律后果和处理方式也不相同。无效合同从本质上来说是欠缺合同的有效要件，或者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未生效合同已具备合同的有效要求，对双方具有一定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撤回、解除、变更。本案中，案涉合同未生效，并不等于案涉合同无效。发电公司主张案涉合同无效，或主张未生效合同按照无效合同处理，并以此为由要求恢复原状，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民终108号
【解读１】发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发电公司与捷报公司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增资扩股协议》无效，恢复原状，即将发电公司持有的发电厂的股权恢复到100%；2.案件受理费由捷报公司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发电公司与捷报公司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增资扩股协议》无效；二、驳回发电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一、撤销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97民初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海南东方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1：【裁判摘要１】市场部经理能否认定为高级管理人员？市场部经理的工资是否属于职工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可知，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系一个法定概念，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为标准进行严格认定，避免公司不当扩大高级管理人员的范畴，以加重劳动者的负担，造成劳资关系的失衡。在本案中，张××为路桥一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且路桥一公司的公司章程亦未将张××认定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故，二审法院认定张××非路桥一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张××对路桥一公司享有的82388.85元债权为职工债权符合法律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职工为公司垫付的未报销费用应认定为职工债权——关于二审法院认定路桥一公司拖欠张××职工报销款68032.70元为职工债权是否正确的问题。路桥一公司主张，该笔报销款不是法定的职工债权的范围，是普通债权。本院认为，企业职工为公司垫付的招投标费用、未报销的差旅费用等系基于劳动者履行职务而产生，不同于基于日常交易而与公司发生的一般性债务，垫付款往往来源于职工工资性收入，且该项支出目的是为了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最终受益人是路桥一公司，故该笔报销款不应当认定为普通债权。二审法院将该项垫付款认定为职工债权的范畴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有钱时再还”系对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原告依法有权要求被告归还欠款——如何理解双方约定的“有钱时再还”的条款。若将“有钱时再还”看作是附条件的约定，则原告债权的实现完全依赖于被告的对外偿债能力，从而处于债务人控制之下，亦有悖于诚实信用和有效合同全面履行的原则。“有钱时再还”的核心意思是在于约定债务人在“有钱”后还款，约定的是“还款时间”，系对履行期限的约定。但“有钱时”的履行期限是一个不明确的时间概念，属于当事人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形。根据原《合同法》第61、62条规定，当事人就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可协议补充；无法补充，并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债务人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予对方必要准备时间。综上，“有钱时再还”系对履行期限的约定，该约定不明，原告依法有权要求被告归还欠款。
摘要2：
摘要1：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目录】概念（《保险法》第６５条第４款）；责任保险（《保险法》第６５条第１－３款）；被保险人连带责任部分保险责任（《保险法解释四》第１６条）；保险人不能以被保险人赔偿责任进入执行程序对抗第三者直接请求权（《保险法解释四》第１７条）；责任保险诉讼时效（《保险法解释四》第１８条）；责任保险中争议处理费用承担（《保险法》第６６条）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7年第11期(总第133期)】
【裁判摘要】
一、“家庭成员”、“直系血亲”、“亲属”等均为法律概念，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无权对上述法律概念随意进行解释。“家庭”在法律上等同于户籍，“家庭成员”是指在同一户籍内永久共同生活，每个成员的经济收入都作为家庭共同财产的人。“家庭成员”与“直系血亲”、“亲属”并非同一概念，具有直系血亲关系的人不一定互为家庭成员。
二、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无效。所谓“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摘要2：
摘要1：解读：第三者责任险中“按责赔付”条款（“按照驾驶人员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第三者责任险约定条款）无效。
摘要2：【注解】保险人的这一约定混淆了“侵权民事责任”与“事故责任”的概念，脱离了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去确定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与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相悖，应当认定该保险条款无效。
摘要1：【裁判摘要】驾驶证已到期未及时换证，能够补办换证手续的，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驾驶证已到期的免责情形。保险人仍要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虽然该车辆的驾驶人伍××的驾驶证已到期未按时换领新证，但驾驶证到期未换证与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并不是同一概念，其仍在可恢复期限内，且事后车辆管理部门已经为伍××换领新证，新驾驶证的有效期的起始时间与原驾驶证有效时间一致，新旧驾驶证的时间能够衔接，由此说明事故发生时伍××驾驶证逾期未换证的状态并不意味着伍××的驾驶证有效期已经届满，也不意味着伍××已经丧失了驾驶资格，且宁乡县交通警察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没有认定伍××系无证驾驶。故伍××的驾驶证不属于驾驶证有效期已经届满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股东不属于《保险法》第６２条规定的组成人员——本案争议在于股东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二条所指的组成人员。解决该问题应当依法律解释的方法，探究法律客观的规范意旨。从文义角度而言，法人的内部工作人员一般被称为组成人员。股东不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内部组织机构。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使用“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的表达。所以，股东虽不处于概念的核心领域，但至少处于边际地带。判断股东是否在该概念射程范围之内，就需要通过其他解释方法。诚如再审申请人所言，保险法之所以对保险代位权行使对象加以限制，其原因在于限制对象与被保险人具有经济上的“一致的利益”，向限制对象追偿等于直接向被保险人追回保险赔偿金。但此种经济上“一致的利益”需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直接的联接。公司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即在于法人人格的独立。股东与公司在财产上不存在直接关联，股东只能通过公司发放股息、红利间接获得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股东的财产减损则不会导致公司任何的财产减损。所以，对被保险人的股东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不会导致被保险人利益减损，将股东列入被保险人组成人员范围，与规范目的不符。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2民终325号
摘要1：解读：（１）意外伤害保险系承保“意外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２）目前我国各类伤害保险条款主要从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４个方面界定“意外事故”范围。
摘要2：【注解１】（１）我国保险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意外伤害保险进行定义；（２）《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第１２条对意外伤害保险进行规定，但对于“意外事故”概念未作规定。
【注解２】意外事故核心要素——（１）外来性：是指意外事故的原因必须存在于被保险人之外而非内在于身体；（２）突发性：是孩子事故是快速发生且出乎被保险人所预期及所能预见；（３）非自愿性：是指损害的发生并非基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所致。
摘要1：解读：商标权人将自己开发不动产楼盘名称注册为商标不能禁止其他楼盘使用该名称——（１）不动产不能使用商品商标，故不动产名称不能注册为商品商品；（２）服务商标适用的服务与商品商标依附的商品不同，经营者所提供的服务应与其所经营的商品分离开（使用服务商标的前提），不动产楼盘名称与注册的服务商标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服务商标本身不能涉及到不动产楼盘名称，不动产本身名称不属于服务商标的保护范围。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商标许可解除后，被许可人在许可期间创设并与商标一同使用的商业外观具有独立性，其权益归属于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共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结合红罐王老吉凉茶的历史发展过程、双方的合作背景、消费者的认知及公平原则的考量，因广药集团及其前身、加多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均对涉案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发展和商誉建树，各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将涉案包装装潢权益完全判归一方所有，均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并可能损及社会公众利益。因此，涉案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在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尊重消费者认知并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由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共同享有。
摘要2：——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归属的确定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知名商品”和“特有包装装潢”之间具有互为表里、不可割裂的关系，只有使用了特有包装装潢的商品，才能够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对象。抽象的商品名称或无确定内涵的商品概念，脱离于包装装潢所依附的具体商品，缺乏可供评价的实际使用行为，不具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进行评价的意义。
在确定特有包装装潢的权益归属时，既要在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鼓励诚实劳动，也应当尊重消费者基于包装装潢本身具有的显著特征而客观形成的对商品来源指向关系的认知。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三终字第2号、（2015）民三终字第3号
摘要1：——驰名商标侵权认定之商标使用与商标功能的连接点
【裁判要旨】从商标功能视角出发将“商标使用”区分为“识别性商标使用”和“广告性商标使用”，进而将驰名商标侵权区分为混淆式侵权与淡化式侵权。同时明确“描述性使用”并不是与“商标使用”并列的一个概念，而是作为“商标使用”中的一种合理使用情形。商标法上的合理使用主要包括两种情形：描述性使用与指示性使用。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初字第1944号（2016年8月22日）；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28号（2017年4月24日）
摘要2：【摘要】贵州××公司在涉案商品包装上标注“老干妈味”的行为，削弱了第2021191号“老干妈”商标与贵阳老干妈公司的唯一对应联系，弱化了该驰名商标告知消费者特定商品来源的能力，从而减弱了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并不正当利用了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构成《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所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的情形，属于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
摘要1：【裁判摘要１】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本案房屋转移登记的时间是2000年11月，当时有效的规定是《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芮城县政府作出被诉撤销决定的时间是2015年6月，此时《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已废止，《房屋登记办法》已施行。二审法院依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判断刘××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是否符合当时的规定，芮城县政府依据《房屋登记办法》判断刘××的房屋转移登记是否符合撤销的条件，适用法律均无不当。《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委员会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证明当事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或者公告作废，但房屋权利为他人善意取得的除外。”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的机能。芮城县政府根据查明的情况，认定刘××以隐瞒真实情况的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从而依职权撤销其房屋转移登记，符合上述规章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行政事实行为不能成为撤销判决对象——《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该项所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主要是针对违法的事实行为。所谓事实行为，是与法律行为相对的概念，是指一切并非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以发生事实效果为目的的行政措施。事实行为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创设、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果，因而不能成为撤销判决的对象，在其违法时只能适用确认判决。该项所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还适用于在作出判决前行政行为已经了结，亦即已经执行完毕而无恢复原状可能或因其他事由而消灭的情形。因为该行政行为已无可撤销之效力，只能判决确认违法。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芮城县政府作出的撤销刘××房屋转移登记的行政决定以及运城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系法律行为。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及的房屋已被全部拆除，芮城县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为由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混淆了撤销判决的对象。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无不妥。
摘要2：【解读】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是芮城县政府作出的撤销再审申请人刘××房屋转移登记的行政决定以及运城市政府作出的维持上述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
摘要1：解读：无效行政行为是指“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１）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２）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３）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４）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摘要2：【注解１】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行政主体资格”的法律概念（根据《若干解释》第２０条第１款的规定“行政主体”是指具有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能够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和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
【注解２】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主要是看有关法律规定和是否符合编制。如果甲行政机关行使了乙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属于“超越职权”的情形。
【注解３】《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和《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９９条第１项规定的“实施主体”是指“作出主体”之意。
【注解４】“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１）行政行为毫无依据；（２）行政行为虽然有规范性文件的依据,但是该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直接、明显抵触，视为没有依据（这种抵触必须是“直接”“明显”的抵触，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能判断；如果对于该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否与上位法存在抵触并不“真接”“明显”或者存有争议，不宜认定为行政行为“没有依据”）。
【注解５】客观上不可能实施主要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内容对任何人均属于不能实现，主要包括——（１）客体不能；（２）时限不能；（３）成本不能；（４）自身不能；（５）其他不能。
摘要1：【裁判摘要１】 “三需要”——“三需要”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断、令人纠结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在第十三条提到了“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但其主要意旨在于规定，除了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之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通过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所谓“三需要”，并非对申请人资格的一种限制。另外考虑到“三需要”是一个内涵外延都不特定的法律概念，非常容易被滥用或者误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根据第五条第六款的规定，只有当“被告以政府信息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为由不予提供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要求原告对特殊需要事由作出说明”。根据第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人民法院才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第二，“被告据此不予提供”；第三，“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除此之外，人民法院通常不宜主动审查“三需要”问题，更不能主动以不符合“三需要”为理由判决原告败诉。而且，对于“三需要”的“合理说明”，并不是一种证明责任，无须要求原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本案，行政机关是以“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不当侵害”为由不予公开政府信息，一审和二审法院直接以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其生产、生活、科研等需要”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个人隐私与征求第三方意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通常认为，不得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是一种非强制性例外，这是因为，第一，权利人对涉及其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拥有决定是否公开的权利，如果权利人同意公开则公开就不成为问题；第二，个人隐私权存在“可克减性”，也就是说，如果与隐私权相对的公共利益足够重要，则允许隐私权为公共利益让步。正是基于这种衡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还规定：“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还规定了在涉及第三方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的程序。
摘要2：（续）在本案，再审被申请人认为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却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的程序。在此情况下，其迳行以此为由决定不予公开，不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
【裁判摘要３】在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下，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并不单纯取决于第三方是否同意，更要看是否确实涉及个人隐私以及是否因为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使个人隐私权进行必要的让渡——个人隐私权的让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由上述规定可知，在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下，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并不单纯取决于第三方是否同意，更要看是否确实涉及个人隐私以及是否因为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使个人隐私权进行必要的让渡。在本案，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红旗路东延建设项目涉及到的濮阳县××镇铁炉村所有村民补偿、补助费用发放情况的明细。分户补偿情况尽管一定程度涉及其他户的个人隐私，但为了保证征收补偿的公开和公平，消除被征收人不公平补偿的疑虑和担心，法律对这类个人隐私进行了一定的让渡。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属于“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本案涉及的虽然是集体土地征收，但对于分户补偿情况是否应予公开，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不应有所差别，可以参照适用。再审申请人作为土地征收范围内的村民，有权知道分户补偿情况，再审被申请人应当向再审申请人公开这些政府信息。
【注解】集体土地征收中分户补偿情况应向征收范围内村民公开。
摘要1：——行政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
【裁判摘要】对旧城区改建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认定｜以征收形式进行的旧城区改建，既交织公共利益与商业开发，也涉及旧城保护与都市更新，更应尊重拟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的改建意愿；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被征收人同意改建方案的，即可以认为建设项目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由于公共利益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方面应主要由立法判断，即只有立法明确列举的建设项目才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立法规定不明确或者可能认识有分歧的，则宜尊重通过正当程序而形成的判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绝大多数被征收居民同意的建设项目，应当认为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尤其是以征收形式进行的旧城区改建，既交织公共利益与商业开发，也涉及旧城保护与都市更新，更应尊重拟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的改建意愿；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被征收人同意改建方案的，即可以认为建设项目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本案中，江东征管办就涉案项目征询了被征收人的征收意愿，并由浙江省宁波市永欣公证处对征询工作进行公证。经统计，涉案项目的征收意愿同意率达99.4%，充分证明案涉项目反映了公共利益。郭鸿昌有关涉案地块不属于公共利益项目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解读：追索权保全制度包括按期承兑和按期提示付款——（１）根据《票据法》第４０条第２款规定，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出票人的追索权）；（２）根据《票据法》第６５条规定，持票人不按期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不包括对出票人的追索权）。
摘要2：【注解】持票人未按期提示付款是否丧失对出票人追索权？——（１）基于与《票据法》第１７条规定持票人对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时效均为票据到期后２年的同样理由，未按期提示的持票人仅丧失对除出票人以外的其他前手的票据权利，而不丧失对出票人的追索权；（２）《票据法》第４０条第２款和第６５条规定的“前手”概念不包出票人，即持票人对出票人的追索权都是２年。
摘要1：解读：（１）根据《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２款规定，前手是指在票据签章人或者持票人之前签章的其他票据债务人，该前手概念包括出票人；（２）但《票据法》上“前手”有时候是指直接前手，有时候是指所有前手，有时候是指出票人以外的前手，需要根据文义体系和立法目的作出合理解释。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