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6-18 08: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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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718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山东省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作出的责令华狮公司限期改正这一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即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的问题。首先，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与行政处罚概念有别。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定程序所给予的法律制裁；而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对违法行为人发出的一种作为命令。其次，两者性质、内容不同。行政处罚是法律制裁，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是对违法行为人精神和声誉造成损害的惩戒；而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其本身并不是制裁，只是要求违法行为人履行法定义务，停止违法行为，消除不良后果，恢复原状。第三，两者的规制角度不同。行政处罚是从惩戒的角度，对行政相对人科处新的义务，以告诫违法行为人不得再违法，否则将受罚；而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则是命令违法行为人履行既有的法定义务，纠正违法，恢复原状。第四，两者形式不同。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具体种类，具体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执照和行政拘留等；而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因各种具体违法行为不同而分别表现为停止违法行为、责令退还、责令赔偿、责令改正、限期拆除等形式。综上，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与行政处罚相不同的一种行政行为，二审法院认为其不属于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摘要】本案中，根据一、二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王某某与华狮公司之间在一定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但华狮公司未为其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关于“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具有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和行政处罚两种行政行为的行政职权。山东省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据此作出涉案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华狮公司限期改正，但并未予以行政处罚。淄博市政府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撤销了山东省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作出的涉案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亦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26 20: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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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0号
【裁判摘要】根据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第十八条关于“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以及第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一般保证是指保证人承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客观上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时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构成一般保证责任原则上应由保证人与债权人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保证的方式为一般保证，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应按连带责任处理。案涉《煤矿收购协议书》关于蓝雁公司担保责任的约定为“若因甲方（朝阳煤矿）不能及时付款”，则“无条件承担余款的支付责任”。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协议相关条文的规定，一审法院理解“‘不能及时付款’强调的是履行期限问题即是否应按约定时间如期履行，不同于‘不能付款’”，并无不当。蓝雁公司关于“不能及时付款”是“不能付款”的下位概念，其应为一般保证人的主张缺乏明确的合同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13号
【裁判摘要】商品商标与服务商品区别——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商标根据所使用的对象可分为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商品商标是用以将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商品同他人的商品区别开来的一种标志，使用商品商标的商品，是能够通过市场进行流通的动产品，主要包括生活消费品和生产消费品。而诸如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等不动产则不能使用商品商标，也就是说即使是商品商标，其权利也不能延及于不动产，即建筑物整体的名称是不能作为商品商标获得注册的。服务商标是用于将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同他人的服务区别开来的一种标记，服务商标又称服务标志。服务商标适用的服务与商品商标依附的商品不同，它不能进行流通。由于一些经营者同时经营商品及服务，对此，应该注意的是，“服务’’必须独立于“商品”，也就是说，经营者所提供的服务应与其所经营的商品分离开，这是使用服务商标的前提。因此，深圳东海公司所享有的服务商标是与其所指向的楼盘相分离的，也就是番禺鼎威公司在其所属楼盘上使用“东海花园”的名称与深圳东海公司注册商标“东海花园”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由于商标法不能将不动产的名称注册为商品商标，深圳东海公司主张番禺鼎威公司使用的楼盘名称与其服务商标相同构成侵权之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概念１】执行权：执行权是人民法院依法采取各类执行措施以及对执行异议、复议、申诉等事项进行审查的权力，包括（１）执行实施权和（２）执行审查权。
【概念２】执行案件：（１）执行实施类案件是指人民法院因申请执行人申请、审判机构移送、受托、提级、指定和依职权，对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具有可强制执行内容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事项予以执行的案件；（２）执行审查类案件是指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审查和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诉、请示、协调以及决定执行管辖权的移转等事项的案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1213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2122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再224号行政判决书
【裁判要点】当事人双方同时签订了销售合同和定制产品销售合同，虽然存在经销关系，但诉争商标图样、产品设计等均由代理人一方提出，且定制产品销售合同明确约定被代理人未经代理人授权不得使用定制产品的产品概念、广告用语等，在被代理人没有在先使用行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诉争商标为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指的“被代理人的商标”。
摘要2：
- 日期： 08-22 21: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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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延履行利息
摘要1：解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５３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１）一般债务利息：是指生效法律文书中根据实体法规定确定的利息；（２）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摘要2：解析：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主债务＋一般利息，不包括诉讼中产生的其他各项费用（案件受理费、申请保全费用、申请执行费、评估费、鉴定费、公告费、仲裁费等因诉讼或者仲裁支出的费用）。
- 日期： 09-11 15: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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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行政处罚的定义：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
摘要2：
摘要1：解读：当事人以律师代理服务收费违反政府指导价或者禁止风险代理为由主张法律服务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１）２００６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对所有民事诉讼案件实行政府指导价并有条件的允许涉及财产关系的部分民事案件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２）２０１４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规定部分民事诉讼案件如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等关乎民生保障的民事诉讼代理行为实行政府指导价；（３）２０１９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798号)取消政府指导价，律师服务收费全部实行市场调整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30号《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四川益瑞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裁判观点认为：（１）市场调节价与风险代理收费并非同一概念，风险代理收费只是实行市场调节价时的一种收费方式；（２）《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１条第４项规定是针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５条规定对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范围进一步放开，而不是对允许风险代理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放开（《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１２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３）该案一审法院认为风险代理违反规定不应当得到保护为由不予支持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并未认定风险代理合同无效，而是认定风险代理合同不符合《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１１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风险代理条款不生效，对风险代理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 日期： 09-18 15: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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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如何行使诉权以及固定诉讼请求，均属当事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并无法律规定“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时禁止当事人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作为案由提起诉讼；故梁某某关于在双方存在居间法律关系，珠海洲际公司却以不当得利作为案由，本身即自相矛盾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２）此外，是否实际经办、收取案涉款项与是否取得该款项相应的经济利益，分属不同法律概念、事实范畴，两者间并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故梁××关于其既未经手亦从未占有案涉款项，根本不能称为受益者，不符合不当得利“一方获有利益”的前提性构成要件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３）经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珠海洲际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不涉及委托贷款之外支付利息和其他综合费用的问题；且梁××于本案中对456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说法不一，而利明泰公司在另案及公安机关调查阶段所作陈述并未提及该费用的存在，本案也没有利明泰公司收款的证据能与梁旭龙所称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并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认为，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并判令梁××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不当得利款项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895号
【解读１】（１）本案应认定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２）关于梁××是否有权收取案涉款项和应否返还该款项问题。梁××主张其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的主要依据是加盖了珠海洲际公司公章的《委托函》，其中载明委托梁××代为向利明泰公司偿还附加费用、罚息和其他费用。．．．．．．即出具《委托函》期间珠海洲际公司的印章处于梁××保管之下，单凭公章真实尚不足以证明该《委托函》系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梁××应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4560万元款项。（３）关于国年公司是否应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责任问题。．．．．．．国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合理说明其收取的4560万元款项的流向，应视为国年公司仍占有涉案款项，在梁××收取涉案款项缺乏合法根据的基础上，国年公司占有该款项亦无依据，应共同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
【解读２】2011年12月14日，从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国年公司收款账户为00×××71（以下简称071账户），开户银行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应珠海洲际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宝生银行调取了从珠海洲际公司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的转账支票、预留印鉴卡、开户资料，宝生银行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据此查明：珠海洲际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为“珠海洲际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杨××印”，预留印鉴卡显示珠海洲际公司会计负责人为杨××、出纳为余××，案涉4560万元支票上所盖的印鉴与该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相同。另外，珠海洲际公司确认案涉4560万元转账期间其财务专用章是由左××保管。
摘要1：（１）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２）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３）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摘要2：【注解】（１）《民法典》第１０４５条新增条文；（２）《民法典》第１０４５条首次明确“家庭成员”的概念和范围。
摘要1：解读１：提示义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４９６条第２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１）《民法典》将提示和说明义务限制在“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应将“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限制在“异常条款”：
Ａ．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条款；
Ｂ．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条款——即使是格式条款合理地“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也应当提示对方注意，否则该条款不能成为合同内容。
（２）提示方式——可以合同文本中特殊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
（３）提示需要达到标准——需要达到“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程度。
解读２：说明义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按照对方的要求，就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对方作出通常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４９６条第２款规定的说明义务。
（１）说明内容和方式——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
（２）说明需要达到程度——通常能够理解的程度。
解读３：提示和说明义务之举证责任分配——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其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解读４：采取设置勾选、弹窗等方式不应认定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１）对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仅以采取了设置勾选、弹窗等方式为由主张其已经履行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其举证符合前两款规定的除外。
解析：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７条规定——（１）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以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民法典第４９６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２）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条文适用说明】本条在居图适用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格式条款中需要作出特别提示或者说明的，是指其中免除或者减轻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第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必须在合同订立时履行。因此，合同订立后在进行提示说明的，不构成履行本条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第三，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具体方式包括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以及根据合同相对人的要求以常人能够理解的反思过进行特别说明。第四，所采取的特别标识必须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第五，格式条款提供方应当就自己已经履行合理的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来源：《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条文及适用说明，最高人民政策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７－２８页
- 日期： 10-20 18: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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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43号
【裁判摘要】股东的股权比例应当根据股东出资额与公司总股本之间比例予以确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享有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权益。股权比例与利润分配比例并非同一概念，不应以利润分配比例认定股权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上述规定为利润分配请求权的规定，而非股权确认的规定。利润分配请求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除非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外，应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而本案为股权确认纠纷而非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股权比例不应以利润分配比例确认。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比例应当根据股东出资额与公司总股本之间的比例予以确定。故原审判决根据王某某实缴的出资总额和天门泵业公司实收资本总额1012.1692万元来计算其股权比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行政契约（行政协议）：（１）以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为契约标的或内容（行政性→合法性审查）；（２）而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权益或者义务的合意（协议性→合约性审查）。
摘要2：【注解１】（１）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协议的概念未作出界定，只是在《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１项对具体类型作了列举式的规定；（２）２０１５年《适用解释》分６个条文（第２条、第１１－１６条）规定的行政协议相关内容。
【注解２】《行政协议规定》第１条与《适用解释》第１１条区别：（1）删除了“公共利益”的表述（公共利益概念过于宽泛，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改为“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化）；（2）删除了“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职责要素只是对“合法”行政协议的界定，并非行政协议的界定，行政协议是否超越职责范围是法院进一步审理的内容）。
【注解３】村委会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属于行政协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208号
- 日期： 01-26 09: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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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437号
【裁判摘要】违约金清偿顺序不能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１条规定——违约金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当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具有补偿与惩罚的双重性质。违约金与利息的概念、性质均不相同，违约金的清偿顺序不能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案涉《合作征地协议书》并没有约定违约金和股权转让款的清偿顺序，蔡××、李××主张先偿还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许××在蔡××、李××起诉后归还的人民币1660.90万元应先偿还股权转让款，再归还违约金，理据充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违约金具有补偿与惩罚的双重性质，违约金与利息的概念、性质均不相同；（２）违约金的清偿顺序不能适用利息清偿顺序之规定。
摘要2：
- 日期： 01-30 17: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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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52民终453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但没有明确包括税款，该约定并不能免除出让方作为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八)财产转让所得；…”第九条第一款“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第二条“下列凭证为应纳税凭证…；(二)产权转移书据；…”的规定，本案中，温××、林××１、林××２、杨××、陈××持有的展慈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获得财产转让所得，其作为法定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法及时申报、缴纳其个人所得税及相应印花税。杨××作为扣缴义务人在收到税务部门送达的纳税通知后，代温温××、林××１、林××２、杨××、陈××缴纳了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及滞纳金，杨××代缴上述税款后有权要求温××、林××１、林××２、杨××、陈××返还，故一审判决温××、林××１、林××２、杨××、陈××付还杨××代缴的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及滞纳金，依法有据，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的规定，本案涉案《广东展慈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虽约定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但没有明确包括税款，该约定并不能免除温××、林××１、林××２、杨××、陈××作为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法定义务，故对温××、林××１、林××２、杨××、陈××主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转让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实际承担主体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１）税和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负担不应包含个人所得税；（２）约定个人所得税由受让方承担，实质是降低交易额，规避纳税义务行为，因违反税法上“实质课税原则”而无效，属于私法权利滥用的无效行为；（３）纳税主体主张滞纳金是扣缴义务人没有及时申报造成于法无据——首先，要确定税费是否由杨××承担，应清楚税和费的概念，费是指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费用的支付，可以由交易双方约定，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税是国家向征收对象按税率征收的货币或实物，税和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个人所得税是根据交易后针对所得额所征收的税收，只有在交易之后才能确定转让方的交易所得，不属于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个人所得税属于不可转嫁税种，不能由受让方承担。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负担，不应包含个人所得税。双方虽然约定股权转让的相关费用由杨××承担，但双方并没有约定相关税费由杨××承担，且约定个人所得税由受让方承担，实质是降低交易额，规避纳税义务行为，因违反税法上“实质课税原则”而无效，属于私法权利滥用的无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股权转让人是纳税义务人，受让人是代扣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的20%缴纳个人所得税。．．．．．．温××、林××１、林××２、杨××１、陈××又主张杨××没有在股权转让之后及时向税务部门申报，滞纳金应由杨××承担，因为杨××并不是纳税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一款(三)项的规定，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纳税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故纳税申报是纳税人的义务，纳税人没有按时申报缴纳税款，应依法支付滞纳金，温××、林××１、林××２、杨××１、陈××主张发生滞纳金是杨××没有及时申报造成，于法无据，应不予采纳。温××、林××１、林××２、杨××１、陈××如对应缴税款及税款金额存有异议，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向相关行政部门提出，与本案民事纠纷无关。
- 日期： 02-01 09: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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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231号
【裁判摘要】显失公平须包括两项要件：一是主观上，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这意味着，一方当事人主观上意识到对方当事人处于不利情境，且有利用这一不利情境之故意。所谓危困状态，一般指因陷入某种暂时性的急迫困境而对于金钱、物的需求极为迫切等情形。所谓缺乏判断能力，是指缺少基于理性考虑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予以评估的能力。二是客观上，民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此处的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显著不相称。
摘要2：【摘要１】综合以上情形，李×刚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其是在父亲李××被羁押，母亲田×外出躲避的情况下，才仓促代表李××参与伟业公司管理，其缺少对企业管理经营经验，且参与伟业公司管理时间短，对伟业公司的基本情况未全面摸清。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李×缺乏对李××持有伟业公司股权正确估值的判断能力，并无不当。李××１、李××２主张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完整的判断能力，与李×是否具备对李××持有伟业公司股权正确估值的判断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李××１、李××２的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价值在原审中经专业评估机构鉴定的最低评估值为181961122.38元，案涉股权转让价仅为股权评估价最低值的63%左右。据此原审法院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认定116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明显不合理低价、显失公平，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原审判决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
【摘要２】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后，案涉股权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李××原持有股权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实际变更登记为李××１、李××２所有，且上述股权也已按《代偿及担保协议》质押给邵阳农发行营业部并办理了相应的质押登记。另按二审查明的事实，李××被羁押后，李××１、李××２另投资新建成滨江时代城1、8、9、10、13、14号栋并可发售，上述房屋系属于伟业公司资产，如判决返还股权，意味着李××对未投资的上述房屋享有40%的股权权益，也可能对邵阳农发行实现债权产生影响，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属于“合同被撤销后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不支持返还涉案股权，理据充足，应予维持。在案涉股权无法返还李××的情况下，依法应当折价补偿。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30号
【裁判摘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对于何为“群体性诉讼案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均未予明确界定，因此，可参照律师行业自律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认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规定，群体性案件是指一方当事人众多(十人以上)、基于同一或类似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而引发的共同诉讼或非诉讼(包括调解、裁决、仲裁、复议等)案件。而本案涉及的(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审理的原告（出借人）为十一人，民事判决也判决被告（借款人、担保人）向十一位原告（出借人）偿还借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上述指导意见，该案的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故原审法院认定该案属于群体性诉讼案件并无明显不当。即使在该案执行阶段，十位出借人向另一出借人转让债权，使得债权人数从十一人减少成一人，该行为也是发生在(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判决之后，不影响该案系群体性诉讼案件的性质。市场调节价与风险代理收费并非同一概念，风险代理收费只是实行市场调节价时的一种收费方式。《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规定是针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对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范围进一步放开，而不是对允许风险代理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放开。如前所述，本案系群体性纠纷案件，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不能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故二审法院认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不应收取风险代理费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1163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有关对群体性案件收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明显违背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的禁止性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在应当明知《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与各被告在《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对群体性案件约定风险代理费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其要求各被告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易通律师事务所因未履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告知义务，其主张适用风险代理收费的前提条件不具备，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的风险代理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易通律师事务所要求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易通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其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本金金额的代理费计23104050元及（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利息金额的代理费（以770135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总和的30%）；2.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自2016年12月14日起以231040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付款义务时止的迟延履行支付代理费的资金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一、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6年5月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则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 日期： 02-17 08: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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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终1142号
【裁判摘要】由于工程款债权与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系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属于他物权范畴，它可以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于其他有担保或无担保的债权而受清偿。优先权的价值在于打破债权平等原则，赋予一些特殊债权人享有以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而受偿的权利，最终实现债权人之间利益的实质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确立了建设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已明确了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为六个月，该期间为除斥期间，当事人应在工程价款应付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当事人逾期行使则导致该权利归于消灭。根据查明的事实，港口公司自前案诉请发包人支付其工程款直至前案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等过程中，均仅主张工程款债权，而未主张过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效的厦门海事法院(2015)海法商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确认解除《港口工程施工合同》并判令连江县晓沃陆岛交通码头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港口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该判决确认的工程款给付之日作为港口公司行使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六个月期限的起算日，直至2018年9月11日港口公司对执行财产分配方案提出异议时才第一次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早已超过六个月的除斥期间，故其优先受偿权已经消灭，原审驳回港口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1579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因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虽系法定优先权，承包人仍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且工程款债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概念、性质及效力上均有区别，主张工程款债权并不等同于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港口公司称申请执行工程款当然包含优先受偿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港口公司于2015年5月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主张案涉工程款时并没有同时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该案判决于2015年9月生效，发包人此时即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港口公司于2015年11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亦没有主张优先受偿权。厦门海事法院于2016年5月作出终本裁定后，港口公司仍然没有主张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款项优先受偿，直至2018年9月另案执行拍卖后才向一审法院提出优先受偿的主张。此时距港口公司主张工程款债权的判决生效之日早已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限，原审法院据此认为港口公司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了行使期限，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 日期： 02-19 19: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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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919号
【裁判摘要】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２６条第２款规定的适用条件——现恒达机械厂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宏祥公司主张权利，其依据的是《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比较第二款规定的文意内容，可以看出，实际施工人提起索要工程款的诉讼，原则上应当适用第一款规定，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款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别规定，诣在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际施工人是指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合同等违法行为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从事工程建设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为有别于施工人、承包人、建筑施工企业等法定施工主体的表述方式，《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使用了实际施工人概念。实际施工人可能是自然人、超资质等级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超资质许可施工范围从事工程基础或结构建设的劳务分包企业等。从实际施工人的人员构成看，在施工现场实际从事施工作业的人员多为农民工。实际施工人与其发包人形成了施工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内部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合同关系，农民工工资或劳务报酬在工程款中的占比很高，多为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为此，《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作出了特殊情况下准许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欠款的规定。本案恒达机械厂系经与成大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梁制作安装协议书而取得案涉钢梁制作安装工程，并按合同约定需提供钢梁的制作、运输、安装等作业，且包工包料，可见其提供的是专业技术安装工程并非是普通劳务作业，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恒达机械厂已按合同约定完成的钢梁工程承包作业，也仅仅是宏祥公司与博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中的部分施工内容，属违法分包工程，并非全面履行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因此，并不符合《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一、二审判决未判定宏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3-10 08: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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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抵押财产变价款分配之优先范围
【裁判要旨】抵押权的担保范围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准，应及于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但迟延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产生的加倍债务利息不在优先受偿范围之列。若抵押合同中未约定债权人可优先受偿法院罚息，则在执行程序中应作一般债权予以分配。
【案号】一审：(2016)沪0115民初83390号；二审：(2018)沪01民终344号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终344号
【摘要１】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不在抵押优先受偿范围内——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是法定的，其产生的基础是债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作为法院主动实施的一种执行措施，具有惩戒和赔偿的性质，其目的在于督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义务，而不是弥补优先受偿权人的损失。故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不应当在抵押担保债权所确定的优先受偿的范围内。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应当指出，一般抵押权与最高额抵押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民生银行作为拍卖不动产的第一顺位一般抵押权人，其优先受偿的范围，依法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 日期： 04-22 09: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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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367号
【裁判摘要】原审判决从行政合同概念、特征及签约合同的内容、目的等方面，对被申请人博州国资委与原审第三人新疆三宝公司签订的《博州艾比湖卤虫资源暨盐化工项目开发合作协议》进行认定分析，认为其属于行政合同范畴，且具有可诉性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该开发合作协议是在公开竞争基础上形成，且属博州国资委与新疆三宝公司双方签订的行政合同，其主要内容为双方约定创设新的合资公司，并由新设立的合资公司依法申请相应的捕捞行政许可，获取该博州艾比湖卤虫卵捕捞权；相关合同权利及义务范围仅限签订双方，对该合同法律关系之外的第三方不产生法律上利害关系。申请人奎屯浩泽公司虽在历史上曾取得数年博州艾比湖卤虫的捕捞权，但其非订立行政协议的相对方，与被诉行政协议间亦不存在利害关系；奎屯浩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虽然在所诉协议签订两年后因故转让其在新设立公司的股份，但《博州艾比湖卤虫资源暨盐化工项目开发合作协议》已经保障了其公平竞争权，故其要求确认被诉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因再审申请人奎屯浩泽公司与被诉行政协议间不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就被诉行政协议订立而言，申请人并无合法权益客观存在，也就无从论及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其请求赔偿损失7000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
- 日期： 04-24 21: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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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摘要】诉讼类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通常情况下，原告对于诉讼类型并不表现得多么疏离，因为他在诉讼请求中表达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就已经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诉讼种类。对于诉讼类型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意排斥的往往是法官，因为他已经在单一的撤销之诉的环境之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对于任何争议都习惯性地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
本案中，郭××针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撤销补偿决定，还包括要求对其房屋全部按照商用房给予577.35万元的征收补偿。从诉讼类型上说，提出这种金钱支付请求通常属于一般给付之诉。由于一般给付之诉涉及的往往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本案之前已有一个补偿决定，因此更进一步归类于作为一般给付之诉亚类的义务之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责之诉。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
摘要2：（续）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本案一审法院对被诉补偿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补偿577.3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理由是“确定涉案房屋征收行政补偿金额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系被告行政职权范围，原告可在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过程中提出证据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很显然是不适当地采用了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其结果是将本来是案件审理重点的补偿问题一推了之。诚然，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原审法院尽管表示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必要尊重，但却忽视了作出一个必须作出的答复判决。再退一步讲，即使仍然适用撤销判决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作判决针对的正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仍有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
【注解】撤销之诉与义务之诉区分——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判决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义务。
- 日期： 05-08 07: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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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5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涉案《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约定：“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关于本协议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需诉讼的，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民华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约定的“原告方所在地法院"即有了确定性。故该协议条款约定内容明确，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的管辖权约定条款，应当作为认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至于上诉人恒丰银行主张的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未明确级别管辖，依法应为无效管辖约定的主张，本院认为，级别管辖主要解决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审理一审案件范围的分工问题。只要当事人约定的地域管辖明确，在约定法院所辖行政区域内具有相应级别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协议约定行使管辖权。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涉案《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关于地域管辖的约定，结合其级别管辖的受理案件标准，认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恒丰银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二）原告所在地法院与原告住所地法院的概念和法律含义不同。原告住所地依法指原告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地址，其具有唯一性和特定性，而原告所在地可以是其法定地址也可以是其主要机构所在地、日常经营地等，并不具有住所地的特定和唯一性法律特征。因此，涉案合同的“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约定也属于合同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协议约定不明确、不特定、不唯一，导致选择管辖协议条款无效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恒丰银行认为，原告所在地与原告住所地并非相同概念，对此法院认为，对于民华公司所在地，在民华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的《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中已予以了确认，民华公司的住所地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察路15号,恒丰银行无证据证明民华公司还存在其他所在地或住所地。
- 日期： 05-21 07:5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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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54号
【裁判摘要１】一般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因为其以行政主体名义实施了行政行为而成为被告，而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机关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认为，确定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可按以下思路依次进行：1.是否为行政主体，即行为人只有具备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身份和地位，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2.是否为行为主体，即行为人只有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或者有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3.是否为责任主体,即行为人只有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诉讼后果，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由于行政权行使过程的多样性以及行政组织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准确理解行政主体、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与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依法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并辅之以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此，确定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既要根据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和身份，也要依据其权力的来源，并结合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综合判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房屋拆除谁是适格被告？|（１）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２）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各方对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拆除的事实，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谁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并以此确定适格被告。具体而言：首先，街道办事处作为派出机关可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行署，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区公所，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分别作为同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与行政机关设立的行使该行政机关部分行政职权的派出机构不同，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是独立的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街道办事处在有关人民政府未进行委托的情况下，其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对由此产生的诉讼，街道办事处是适格被告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宜以派出机关即相应的人民政府为被告。因此，否定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主体资格，而主张一律以设立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观点，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也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范目的落空，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其次，即使认定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对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而不应由作为征收主体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承担。……据此，街道办事处既非征收主体，也非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房屋征收部门，而只可能是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接受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被委托单位。因此，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所从事的行为，由委托人房屋征收部门承担其后果，由此引发的诉讼，亦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适格被告并承担相应责任。……再次，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 日期： 06-30 09: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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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02民终8129号
【裁判摘要】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是否有利息约定。顾××主张，20万元的《借条》实际是对双方借款利息的约定，且王××交付顾师萍的支票金额可以佐证双方实际约定了利息。王××辩称，双方并未约定利息，《还款承诺书》中的50，000元罚金是应顾××要求所写。本院认为，若20万元的借条为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双方完全可以在100万元的借条上明确，而无需以借条形式出具，且20万元的借条落款日期也与顾××所述相悖。因此，对于顾××主张20万元作为借款利息，本院不予支持。顾××关于《还款承诺书》中双方约定的罚金是作为利息或违约金及其他费用的主张。本院认为，罚金与利息不仅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含义。顾××作为有过从商、投资经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经济用词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认识。且违约金与其他费用都属于民事范畴，而罚金却隶属刑法概念，不能由民事主体作出约定，顾××主张将罚金类推为违约金与其他费用，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顾师萍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利息有过约定，本院对其主张的借款利息，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再审维持一审本金４６万元部分，一二审判决其余部分均予以撤销，并且判决王××按年利率６％支付资金占有期间利息及按年利率２４％支付违约金（累计金额２００余万元），朱×继承人在继承朱×遗产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义务。
【注解２】再审法院对于《还款承诺书》中每月付５万元罚金的性质显然是对不能按照还款而承担的责任，应当认定为双方对违约责任所作的约定，因约定过高按照年２４％计算。
- 日期： 07-03 10: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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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5民终1228号
【裁判摘要】（１）破产撤销权行使期间１年的起算点不包括破产受理当日，而应当以破产受理日为基准向前起算１年期间；（２）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包括对破产债务人自身既存债务和对破产债务人以外第三人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德清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受理关于德润公司的破产申请，依据《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破产管理人有权依法请求法院撤销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破产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关于一年法定期间的计算方式，上诉人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8条之规定，以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的自然计算法计算，被上诉人则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按照历法计算法计算，即以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届满日。对此，本院认为，《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一年期间为法定期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了“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但其未区分法定期间和约定期间，亦未进一步明确该期间依历法计算法予以计算，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8条进一步规定了约定期间以自然计算法计算，在法定期间并无明确计算方式的情况下，可以参照约定期间的计算方式，故该一年期间应以三百六十五天为限。关于上述一年法定期间在本案中的开始时间，上诉人戴××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规定，行政清理程序或强制清算程序转入破产程序时，《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的起算点应为行政监督机构作出撤销决定之日或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之日，故该条文实为间接明确了上述一年法定期间应从破产受理日当天起算。对此，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文义看，可以认为间接规定破产撤销权的一年期间以破产受理日为“起算点”，但“起算点”的表述并非特有的法律概念，结合《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中“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的表述，文义上有以受理日为一年期间的起算日和以受理日为基准向前起算一年期间两种理解。因此，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
摘要2：（续）且其法律效力位阶上要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上述“起算点”的表述应采以破产受理日为基准向前起算一年期间该种理解。因此，鉴于2016年系历法上的闰年，其二月份有二十九天，故本案中关于德润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的期间应为2015年10月25日至2016年10月23日。宏达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至9月1日期间向上诉人戴××借款240万元，德润公司于2015年10月25日与宏达公司、戴××签订《借款及抵押协议》为上述借款本息提供抵押担保，并于次日办理抵押登记，订立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均在上述一年破产临界期间内，且系德润公司为他人既存债务提供财产抵押担保。《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明确规定“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之行为应予撤销，基于该条款的文义，既包括对破产债务人自身的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也包括对破产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同时，基于《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立法目的，破产撤销权的设立意在纠正破产债务人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实现公平受偿，而为破产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明显增加了设立优先受偿权的财产范围，损害了其他破产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应当予以撤销。因此，德润公司在其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为宏达公司与戴××间的既存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属于《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可撤销行为。
- 日期： 07-07 11: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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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6民终2516号
【裁判摘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金磊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自抵押物变价款之日起至债权清偿日止所产生的利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人财产。本案中，南昌中院的生效判决确认债权人可将金磊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使用权进行折价、拍卖、变卖并优先受偿，但在金磊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后，根据前述规定，该抵押物仍属于金磊公司的财产，而抵押权人所享有的是破产企业债务清偿的顺位，即其可就该抵押物变价款优先受偿，而并非该抵押物自变价后权利即归属其所有。故在不具有所有权的情况下，该抵押物的变价款自变价日起至清偿日止所产生的利息，当然不归属抵押权人所有。其次，法定孳息是指依一定的法律关系由原物所生的物，是原物的所有权人进行租赁、投资等特定的民事法律活动而应当获得的合法收益。如存款利息、股利、租金等。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七条、《担保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为保障抵押权人的利益，法院在扣押抵押物后，抵押物所产生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可以由抵押权人收取。首先，本案系金磊公司破产后，由管理人对抵押物进行变价处置，不同于法院扣押的情形，不能适用前述法律规定。其次，即便不考虑前述不同情形，抵押物的法定孳息与抵押物变价款的利息非基于同一法律基础，不属于同一概念，抵押权人可以就抵押物的法定孳息优先受偿，并不及于变价款的利息，抵押权人以主债务未能足额清偿主张该变价款的利息也属于优先受偿范围，于法无据。最后,金磊公司系与其他七家关联企业合并破产，且案涉抵押债权存在不同主体相继多头申报的情况，故虽抵押物的变价完成于2018年2月8日，但金磊公司的管理人不具备在变价后即予以分配清偿的条件，且其已在法院裁定确认债权后的四日内即向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支付了破产分配款，故王菁关于管理人恶意拖延清偿进程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7-10 11: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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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1625民初453号
【裁判摘要１】钢结构车间属于不动产——关于涉案钢结构车间属于不动产还是动产的属性问题。《物权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担保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以及房屋、林木等地上定着物。本法所称动产是指不动产以外的物。”由以上规定，可知，不动产是指依照其物理性质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将严重损害其经济价值的有体物；动产是不动产之外的物，是指在性质上能够移动，并且移动不损害其经济价值的物。动产与不动产概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是否可以移动。动产通常可以移动，而不动产则不能移动。第二，移动是否在经济上合理。房屋等土地附着物也可能是能够移动的，但一旦移动耗资巨大，而动产通常可以移动，即使是沉重的机器设备，也可以移动，且较之于不动产其移动损耗不大。第三，是否附着土地。不动产除土地之外，其他财产如房屋、林木等都是附着于土地的，通常在空间上不可移动，若发生移动影响它的经济价值。而动产通常并不附着于土地。本案钢结构车间属于地上定着物，附着于土地，以其所搭建架构形成的空间发挥效用，在空间上不可随便移动，一旦移动将损毁降低其作为车间的价值，故应当属于不动产。同时，钢结构作为车间的搭建材料，钢结构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拆除钢结构车间后，对钢结构按质量变卖实现经济价值，但所获价款并非钢结构车间的价值。综上，涉案钢结构车间首先应属于不动产，在变换形态，即钢结构车间拆除后，剩余的钢结构才属于动产。
【裁判摘要２】钢结构车间设定抵押权应当到房屋管理部门进行不动产抵押登记，登记在前的动产抵押登记不能优先于不动产抵押登记受偿——关于涉案长城山东分公司的不动产抵押权与华伟公司的动产抵押权之间的优先权顺位问题。《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二）建设用地使用权；（三）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四）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六）交通运输工具；（七）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
摘要2：（续）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以上规定可知，抵押权如何设定的依据在于抵押物的属性，对于不动产抵押应依照《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办理，对于动产抵押应依照《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办理。涉案三个钢结构车间中，3号彩涂钢结构车间、3号镀锌钢结构车间于2011年4月25日办理不动产登记，为本案20××19号房产中的两个车间；3号镀铝锌硅车间于2013年10月14日办理不动产登记，为本案20××82号房产。工行博兴支行于2014年2月19日办理20××82号房产的不动产抵押登记，于2014年7月11日办理20××19号房产的不动产抵押登记，依据的是不动产权属登记，其公示效力较高，对抵押物属性及权属情况，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博兴农商行于2014年6月6日办理涉案三个车间的动产抵押时，对车间的属性判断错误，对抵押财产登记情况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其享有的动产抵押权优先权顺位，应后于工行博兴支行的不动产抵押权。综上，恒达公司破产管理人未考虑钢结构车间的属性特点，依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的登记先后顺序，确定抵押权的优先受偿顺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更正。
- 日期： 07-11 23: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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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终3838号
【裁判摘要】购买四套别墅并非基于生存、居住所需，不属于消费者，对一套以外的购房款债权不具有优先受偿权——针对许国林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批复》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该规定是基于生存权高于其他权利，为了保护个人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即个人消费者购房应是直接用于满足其生活居住的必需，故对该条规定的消费者不宜作扩大解释。本案中，许××先后与新概念公司签订了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金紫度假村”四套别墅，并且其与妻子许××１、儿子许××２在“金紫度假村”共购买了八套别墅，同时，结合其购房价格、款项支付方式等情况，本院认为，许××购买案涉四套别墅并非基于生存、居住所需。故许××不属于《批复》第二条规定的消费者，其对新概念公司的一套以外的购房款债权不具有优先受偿权。许××上诉要求确认其对新概念公司享有12724642.50元优先债权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针对许××购买的四套房屋，新概念公司管理人确定其中一套已付购房款数额最多的别墅购房款在新概念公司破产财产分配中享有优先受偿权，已是对许××利益给予的最大限度的维护，许××要求按照所购房屋中价格最高者的总房价为上限确认优先债权金额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