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鄂鄂州中民一终字第0011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裕呈祥公司、蔡某某的诉讼请求是：1、确认裕呈祥公司是刘某某与蔡某某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2、确认聚友公司是刘某某收取房屋租金的代理人；3、确认聚友公司与裕呈祥公司达成以垫付电费折抵房租的事实合同，因房屋出租人刘某某未持异议而有效。上述诉讼请求中，第一项是请求确认原审原告与原审第三人存在租赁关系，第二项是请求确认原审被告与原审第三人存在代理关系，第三项是请求确认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存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的规定，裕呈祥公司、蔡某某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宾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黑0125民初3842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农村电网依国家政策进行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人员安置及社会保障问题，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即使系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也超过了劳动争议仲裁期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诉讼前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2000年，原告就已不再上班，停止相关工作。期间被告从没有向原告发过任何形式的工资或生活费，也没有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原告未行使其权利，直到2017年才申请仲裁。显然，原告主张的劳动争议，已超过了劳动争议仲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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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9号
【裁判要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竞得人签署成交确认书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在仅签署成交确认书但未签署土地出让合同时发生争议的，竞得人应当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因此土地出让方和受让方形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应当是双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为要式合同。本案中，天瑞铝业公司并未与陕县国土局或三门峡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未向陕县国土局或三门峡国土局缴纳土地出让金，因此天瑞铝业公司与陕县国土局、三门峡国土局之间不构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系。三门峡市房产交易管理中心作为三门峡国土局的下级部门，虽然其于2007年7月2日与天瑞铝业公司就涉案的一个地块签订了成交确认书，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竞得人签署成交确认书行为的性质问题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91号）的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竞得人签署成交确认书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天瑞三门峡铝业公司不服，应当提起行政诉讼。陕县国土局对涉案宗地重新挂牌出让，亦属具体行政行为。故天瑞铝业公司起诉陕县国土局、三门峡国土局，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虽然集聚区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上诉状，但一审法院裁定仅处理天瑞三门峡铝业公司诉陕县国土局、三门峡国土局的受理问题，故集聚区管委会不具有本案上诉人地位。
摘要2：【解读】土地部门签成交确认书属具体行政行为，未签出让合同的仅可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驳回起诉——土地部门与土地使用权竞得人签署成交确认书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未签署出让合同的仅能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66号
【裁判要旨】有义务开具发票的当事人在遵守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自主作出向其他民事主体开具发票的意思表示，该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对于接受发票的一方当事人来说，是否可以取得发票将影响其民事权益，因此当事人之间就一方自主申请开具发票与另一方取得发票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规定，收取工程款后开具工程款发票是承包方税法上的义务，承包人应当依据税法的相关规定向发包人开具发票。本案中，开具发票、交付竣工资料等均属合同约定内容，属于民事合同义务范围。“开具发票”从文义解释看虽是由税务机关开具和履行，但合同文本中所约定的“开具发票”含义并非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发票，而是指在给付工程款时需由承包方向发包人给付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该给付义务属承包方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有义务开具发票的当事人在遵守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自主作出向其他民事主体开具发票的意思表示，该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对于接受发票的一方当事人来说，是否可以取得发票将影响其民事权益，因此当事人之间就一方自主申请开具发票与另一方取得发票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原判决以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理范围未予支持临峰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确有不当，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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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构成犯罪后的民事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民刑交叉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具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对于当事人的起诉，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保护法益、证明标准、归责原则、责任形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刑事上构成合同诈骗罪，一般而言，在民事上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在不存在无效事由的情形下，应认定合同为可撤销合同。被欺诈方不行使撤销权的，应认定合同有效。追赃是否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应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判定。刑事被害人对刑事被告人之外的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件不受刑事案件追赃的影响，但应避免民事权利人双重受偿。
【案号】一审：(2016)京02民初86号；二审：(2016)京民终303号；再审审查：(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
【裁判要旨】
①民刑交叉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具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对于当事人的起诉，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法人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应予受理和审理。
②在民事诉讼的被告方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情形下，尽管刑事案件确定了追赃，但对于刑事被害人对刑事被告人之外的民事主体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和审理，但应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追赃追回并给予民事原告方（同时为刑事受害人）的，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的责任范围中扣减。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应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在民事责任人已全部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应将追赃款返还给民事责任人。
③由于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保护法益、证明标准、归责原则、责任形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故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刑事上构成合同诈骗罪，一般而言，在民事上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在不存在无效事由的情形下，应认定合同为可撤销合同，除非存在无效事由；被欺诈方不行使撤销权的，应认定合同有效。
摘要2：
摘要1：——审计报告不影响船舶建造合同双方结算协议的效力
【裁判要旨】国家审计机关对船舶建造工程进行审计是一种行政监督行为，审计人与被审计人之间因审计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与船舶建造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不同，不能武断地将审计结论作为船舶建造工程竣工结算的依据。在合同约定不明等情况下，审计报告是证明工程价款、船舶交付日期等事实的重要证据，当事人亦可通过明确约定的方式将审计结论作为确定工程价款的依据，但是，在当事人已经通过协议确认了工程结算价款的情况下，审计报告不应影响双方结算协议的效力。
【案号】一审：（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080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6号
【裁判要旨】董事或大股东的代表均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协议或作出承诺。
【裁判摘要】《转让协议书》是否对天俊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虽然该《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由常某与天俊公司共同承担有关股权转让款的税费问题，但该协议仅有温某某及常某的个人签字，天俊公司并没有盖章确认，亦无任何证据证实天俊公司授权常某对外签署该协议，且天俊公司对该协议不予事后追认，故该协议依法不能对天俊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温某某虽一再主张常某具有天俊公司的董事、经理、天俊公司大股东的代表等身份，但无论是董事抑或大股东的代表均无权代表天俊公司对外签订协议或作出承诺，且常某并非天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该《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只能代表其本人，无权代表天俊公司作出承诺，因此温某某的此项主张明显缺乏事实依据。
【解读】股东知晓股权转让事宜既未主张优先购买权亦未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摘要】本院认为，虽然《公司法》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出了限制并赋予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此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前提。本案《转让协议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况且，天俊公司至少于本案诉讼开始时已然知晓该股权转让事宜，而其既未主张优先购买权，亦未主张撤销该《转让协议书》，因而《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806号
【摘要】同时约定，如果天俊公司未如约履行给付2.6亿元的义务，则天俊公司不再履行，其已经向万凯峰公司支付的4亿元转变为向温某某收购股权的价款，万凯峰公司的持股比例相应变为天俊公司持有54%的股权，温某某、温某某１、温某某２有46%的股权。．．．．．．本院认为，2011年7月12日至2011年10月17日天俊公司已经向万凯峰公司增（投）资第一期及第二期共计4亿元，万凯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股东及持股比例等工商登记信息也已经变更完成，因而该笔4亿元已经成为万凯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以及资本公积金，已属于万凯峰公司法人财产，因而，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任由股东进行处分。而《及的变更和补充协议》第三部分以及第四部分中有关将万凯峰公司4亿元财产转变为温某某股权转让款、3亿元交给温某某使用的约定，变相地减少或直接分配了公司资本，实质上构成了对万凯峰公司的减资。因公司的减资实质上缩小了公司承担责任的能力，进而直接影响到公司对外偿债的能力，有可能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而法律对公司减资行为作出了较为严格的规范。尤其考虑到万凯峰公司在事实上仍有部分债务未能对外清偿，依据当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七十八条以及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及的变更和补充协议》中有关向温某某转让或处分万凯峰公司4亿元注册资本金以及资本公积金的约定，在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工商变更登记之前不发生法律效力，该部分协议内容属部分未生效，该笔4亿元财产性质并不能依此约定发生改变。
【解读１】注册资本金、资本公积金被约定为股权转让款，在履行法定减资程序前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内容属部分未生效。
【解读２】公司内部股东之间有关股权转让或份额变更的约定一般自成立时生效——本院认为，工商登记虽然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其中记载的公司股东及相应股权份额信息，一般应作为法人对外交易之基准，但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约定不产生效力。作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有关股权转让或份额变更的约定在股东之间一般自成立时起发生效力。因而，万凯峰公司内部产生的有关股权份额变动的约定以及决议，在全部股东签字确认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依法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1136号
【裁判摘要1】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系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主要包括的是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本案所涉《项目投资协议》系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所签订，是投资方和引资方设立权利义务合同关系的协议。《项目投资协议》系为规范合同双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作为合同相对方的普格县政府虽然主体身份特殊，但从双方合同约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内容来看，双方设立的是民事法律关系，本案应当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
【裁判摘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之规定，对国有土地出让用于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本案案涉《项目投资协议》第二条约定以“协议出让”方式将土地提供给投资方作为工业用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项目投资协议》第二条中关于“项目用地”的约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解读】政府协议出让经营性用地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对于国有土地出让用于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政府与他人签订合同约定以协议方式出让提供经营性土地的，违反了《物权法》第137条第2款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987号
【裁判摘要】煤矿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与煤矿整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而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与采矿权人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因再审申请人与冀拉爱签订的是承包经营合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顺道村二煤矿的采矿权人，因此，娄烦县政府在作出《太原市娄烦县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方案》时，并无告知再审申请人的义务。此外，适用20年起诉期限的必要条件为当事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顺道村二煤矿于2006年被整合关闭，2007年4月27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向整合后的山西天池店煤业有限公司颁发了采矿许可证，且根据原审法院在另案中查明的事实，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07年7月17日在《山西日报》就上述颁证行为进行了公告。据此可以推定，再审申请人至迟应在公告后即应当知道顺道村二煤矿被整合的情况，再审申请人主张其在2014年12月30日才知道自身权利遭受侵害，该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适用2年的起诉期限。因此，再审申请人于2015年6月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在结果上并无不当，本案无再审之必要。
摘要2：
摘要1：解答：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某个事实关系是否存在，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13号
【裁判要旨】
（１）对各地税务机关不违反上位法和法律原则，在执法实践中形成的符合税务执法规定的行政惯例和专业认定，人民法院应予尊重。对于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权范围，税务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形成了符合税务执法规律且不违反上位法和法律原则的行政惯例，人民法院应予尊重。
（２）对于重新核对应纳税额的案件“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税务机关在判断时有裁量权，人民法院一般应尊重税务机关基于法定调查作出的专业认定，除非这种认定明显不合理或者滥用职权。
（３）纳税人不存在应当缴纳滞纳金的法定情形，也不是通过违法行为而导致“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税务机关已经出具的完税凭证有信赖利益的，税务及更换不应在核定应纳税额后追缴纳税人在该税款确定前的滞纳金。
摘要2：【解读１】有效的拍卖行为并不能绝对排除税务机关的应纳税额核定权，但税务机关行使核定权时仍应有严格限定（如本案未实现充分竞价的一人竞拍）。
【解读２】税务稽查局的职权范围不仅包括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还包括与查处税务违法行为密切联系的稽查管理、税务检查、调查和处理等延伸性职权。税务稽查局行使应纳税款核定权属于行政惯例。
摘要1：——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合同义务与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区分
【法理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可见，法律上所称的条件是指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产生和消灭的不确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一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是确定的。合同约定的当事人的义务同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是有区别的，其不能被认定为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５３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年版，第１８４－２００页】
【解读】合同约定的义务不能成为所附条件。条件影响到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否，而不存在所谓违约责任问题。
摘要1：【案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3民终3339号
【裁判要旨】双方约定了合同生效的条件，因条件为成就，合同属于未生效法律状态。出让方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范畴，但受让方对此不予接受，因此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变更，故案涉合同还是处于未生效状况。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就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故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不应产生影响，工商登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如上所述，因讼争的《股权转让协议》处于效力待定状态，现林某某主张其将名下的股权变更给王银对，已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应按合同约定由受让人王某某及担保人莆发公司支付股权对价及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浩特条件未成就，即使出让方履行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义务也不能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生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91号
【裁判摘要】阳泉公司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规定错误。如果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可以全案移送，鑫宇公司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其与阳泉公司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应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再350号
【裁判摘要】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1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的规定，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但根据民事法律规范判断，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且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民事案件可继续审理"。本案，卓某在工行福建省分行营业部的牡丹卡中心办理牡丹贷记卡，卡号为53×××89，卓某作为信用卡持卡人，其与发卡人工行福建省分行营业部之间构成合同关系。工行福建省分行营业部有义务保障卓某的用卡安全，为客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环境，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及合同全面履行原则，将讼争信用卡的款项支付给卓辉或卓某指定的第三人。本案卓某的诉讼请求系基于工行福建省分行营业部违反合同安全保障义务将款项支付给第三人给其带来资金损失的合同之诉。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卓某或工行福建省分行营业部涉嫌犯罪，故两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继续审理。一、二审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认定本案涉嫌犯罪，裁定驳回卓某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应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相悖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19号
【裁判观点】本案涉及民事责任承担与刑事赃款追缴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一方面，关注生效刑事判决对相关事实的认定，生效刑事判决在注意到借款人和担保人身份互换的情况下，仍认定涉案款项为原借款人非法吸收存款的一部分，并判决予以追缴，发还集资参与人。虽然我们在判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及担保人民事责任时应注意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犯罪构成之间的区别。但在涉及具体案件事实认定及法律后果处理的情况下，还要注意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的契合，在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涉案款项的犯罪人，并明确应予以刑事追缴的情况下，民事判决不宜作出与之相悖的认定。另一方面，《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应当依法追缴的情形。该条款着重强调了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即使发生转移，特定条件下亦应予以刑事追缴的司法理念。综合上述两方面，民事审判过程中遇有刑事追缴情形，应注意分析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之间的内在联系，防止在涉及同一事实的认定和处理结果上产生矛盾。
【解读】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为吸收存款的一部分并判决予以追缴发还集资参与人，根据《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出借人已被列为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情形下，出借人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追缴获偿。
【注解】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应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相悖。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五、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
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他人明知是上述资金及财物而收取的；
（二）他人无偿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三）他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四）他人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缴的情形。
查封、扣押、冻结的易贬值及保管、养护成本较高的涉案财物，可以在诉讼终结前依照有关规定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予以保管，待诉讼终结后一并处置。
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6号
【裁判要旨】董事会决议由各股东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但该决议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不能证明担保关系成立。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商投石化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由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该记载仅表明商投石化公司曾为本案债务设定担保形成了《董事会决议》，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并未与重庆商贸公司实际订立担保合同，并未形成担保法律关系。虽然商投石化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出具了该《董事会决议》，但该行为主体是商投石化公司，不构成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依据商投石化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请求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追求效果意思的动机，客观上存在一般相对方可理解与接受的外化行为，同时该行为方式应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本案中，如何认定《董事会决议》中由商投石化公司股东方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共计人民币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等内容所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本案的关键。首先，从字面含义可解读为，三股东有为公司债务1.5亿元人民币向债权人重庆商贸公司提供担保所形成的意思表示，但没有三股东与商投石化公司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主张三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应为债务加入，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相符。同时，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因承诺担保的债务已到期，第三人所作出的担保承诺便应视为债务加入，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其次，因《董事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其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本案中，即便可以认定金某某、李某某在决议上的签名真实且取得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相应授权，亦仅能说明二公司具有向债权人就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效果意思，该意思以《董事会决议》为载体，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其知晓《董事会决议》内容即表示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其建立了保证法律关系，理据并不充分。因设定保证法律关系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该种行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应是两个意思表示双向交流的过程。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之规定，保证法律关系的成立还要求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董事会决议》中有关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对商投石化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决议内容，并不能证明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重庆商贸公司建立了民事法律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50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规定对外担保须经公司股东会同意，但公司章程系公司内部规范，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经董事会决议应视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关于保证未经瓮福公司股东会同意，是否为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虽瓮福公司章程规定对外担保须经公司股东会同意，但公司章程仅系公司内部规范，对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并不能产生约束力；且瓮福公司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系经董事会决议，应视为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属其真实意思表示。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根据上述规定，即使瓮福公司董事会作出上述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瓮福公司据此与农行河西堡支行形成的担保法律关系亦不受影响。故瓮福公司提出签订《保证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0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4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与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条款单独列明，因此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收益分配方式，相关纠纷不属于盈余分配纠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福德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黄黄公司向其支付应分未分的额外投资返还款项及利息，其诉请的依据是《章程》第48条对额外投资返还的约定。．．．．．．因此，本案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围绕合作企业黄黄公司是否应依据《章程》给付额外投资款而产生。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途径依据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向不同的主体主张权利，本案福德公司不是依据合作合同向交投公司主张权利，而是依据公司章程向合作公司主张权利。黄黄公司工商登记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属于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之间因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的独特属性有关，并主要由公司法调整的商事纠纷，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故交投公司关于本案系合同纠纷的主张不成立。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导致的纠纷。但本案福德公司要求黄黄公司履行的是“额外投资返还”义务，而非基于持股比例要求分配股利。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的条款单独列明的，也说明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一审判决将案由确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依据不足，本案案由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摘要2：
摘要1：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摘要2：
摘要1：意思表示：（１）“意思”是指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心意图；（２）“表示”是指将内容意思以适当方式向适当对象表示出来的行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82号
【裁判要旨】经营利润确实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可得利益。
【摘要１】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由应该紧扣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内容。．．．．．．因此，寇某某以毛家饭店违反《毛家饭店连锁店厨师管理协议》约定为由提起诉讼主张赔偿，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且诉讼请求也不一致，原审认定本案属服务合同赔偿法律关系范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２】追求商业利润是毛家饭店与寇某某签订《特许加盟合同书》的目的，双方获得商业利润并承担相应风险是由该合同的性质决定的，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合同时就应预见。在判断违约方能否或应否预见损害时，并不以违约方所声明的主观预见状态为确定标准，而应根据合同的性质、违约方的经验，以社会一般人的预见能力或行业的一般观念来衡量。就寇某某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而言，违约可得利益的赔偿就是指寇某某本来可以获得的经营利润，经营利润确实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随着市场行情、经济形势、经营好坏和税收政策等多种因素变化而有所起伏，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违约可得利益认定的标准。就本案而言，毛家饭店违约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使寇某某的利润预期无法实现，寇某某客观上存在可得利益损失，这也是毛家饭店所应预见到的。故原审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加盟手册上所做的投资回报分析，并参照济宁毛家饭店2008年8月的营业税完税证明，以及寇某某自愿放弃的部分可得利益等，根据公平原则，支持了寇某某的实际可得利益损失139.9万元，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民法典总则编共有１０章２０４条。
摘要2：【解读1】民法典体系：（1）民法总则；（2）民法分则；（3）单行民事法律。
【解读２】我国民法典以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为主来构建；
（１）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民法典第二章自然人、第三章法人、第四章非法人组织；
（２）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民事法律关系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民法典第五章民事权利；
（３）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民法典第五章民事权利；
（４）导致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法律事件等内容）：民法典第五章第１２９条、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第七章代理；
【解读３】我国民法典以民事法律规范理论为补充来构建：
第一个要素是事实前提；
第二个要素是事实内容（权利和义务）；
第三个要素是后果（义务和民事法律责任）：民法典第八章民事责任。
摘要1：解答：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５条第１款之规定，对于买卖合同交易价格过低，有可能导致“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从而导致纳税人加重纳税义务。因此，买卖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因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应纳税额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注解１】纳税人申报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应纳税款（即核定征收）。
【注解２】“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优先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１条规定：“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即“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优先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13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第一批）之二：广州德发房产建设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纠纷上诉案》
摘要2：【问题】交易价格过低的买卖合同应否约定因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应纳税额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解答】（１）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５条第１款第６项之规定，对于交易价格过低的买卖合同，“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从而加重纳税人的纳税义务。（２）因此，对于交易价格过低的买卖合同应当明确约定因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应纳税额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注解】税收征管中对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处理——（１）拍卖行为的效力与应纳税款核定权分别受民事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规范调整，拍卖行为有效并不意味税务机关不能行使纳税额核定权，另行核定应纳税额也并非否定拍卖行为的有效性；（２）保障国家税收的足额征收是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责，税务机关对作为计税依据的交易价格采取严格判断标准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目的。因此，有效的拍卖行为并不能绝对排除税务机关的应纳税额核定权，但税务机关行使核定权时应有严格限定。
【法律问题】税务机关能否在房产拍卖形成的拍卖成交价格作为计税依据纳税后，以“计税依据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为由重新核定应纳税额补征税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07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和存续力，否定一个行政行为的效力，需有确凿的证据。书证是行政诉讼证据的一种，在各类证据中占有突出地位。一般来说，书证所证明的事实内容比较明确，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可以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据。正因如此，书证的采用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或称“原始文书规则”，依此规则，证据的提供者应当提供原始材料，如果提出非原始材料，则必须提供充足理由。
【裁判摘要２】诚然，无法与原件核对无误的书证也不是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我国法律之所以采用“原始文书规则”，初衷在于确保书证本身的真实性及其与案件的关联性。诉讼过程中，如果一方出示的书证并非原件，但各方对该书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或是该复制件的形成年代久远，又或该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则并非一概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３】所谓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指民事争议为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解决了基础民事争议，行政法律关系能够迎刃而解，或者才具备了解决的前提。在行政诉讼中存在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或者就相关民事争议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基础法律关系不解决，又缺乏令人信服的原始文书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效力概难推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提起诉讼，这是因为，对于不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言，侵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其原告资格总是显而易见。但对于“非相对人”而言，该款则特别规定，他必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这里所说的“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自然包括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明。具体来讲，作为“非相对人”的起诉人，不仅必须要证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表明，该权利受到了那个并非针对他的行政行为的可能侵害。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曹某某请求撤销的是再审被申请人长治市政府为原审第三人牛某某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再审申请人对此主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系其购买，并由其一直使用至今，故认为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长治市政府为牛某某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众所周知，房屋所有权是一种典型的不动产物权。．．．．．．据此，在行政诉讼中主张其不动产物权受到侵害，就应当出具不动产权属证书以为权利证明。不能提供相关权属证书，也就不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与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房屋均有利害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专门增加了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规定。即，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如果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则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行政诉讼，待基础民事争议先行解决后再恢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裁定中止行政诉讼，适用于行政案件和相关民事案件都在审理且都尚未审结的情形，而本案的情况则不同。根据生效的晋民再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
摘要2：（续），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事关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否具有诉权，关乎行政案件能不能受理，必须在立案前先行解决。因此，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应当在涉诉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房屋所有权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再对本案涉诉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并据此维持一审驳回起诉裁定，并非如再审申请人所称是对诉讼条件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这一规定既是案卷主义的要求，也是中立原则的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受“先取证，后裁决”规则的约束，被告提供的旨在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只能限于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同样受案卷主义的约束，既不能接受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也不能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如果被诉行政行为是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就已经构成违法。但是，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绝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注解】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摘要1：【裁判要旨】在婚姻登记法律关系中，存在民事和行政双重法律关系：一是婚姻当事人之间自愿结婚(或者离婚)的婚姻(民事)法律关系；二是婚姻登记机关与婚姻当事人之间的婚姻登记(行政)法律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合法性的肯定和确认。在冒名登记的情况下，结婚登记明显没有事实根据，婚姻登记机关具有主动纠错的法定义务。
【案号】一审：(2018)鲁0923行初26号；二审：(2019)鲁09行终31号
摘要2：
摘要1：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３条之规定：（１）一般债权人对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２）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之规定，（１）预告登记权利人、（２）抵押权人、（３）采取司法强制措施的债权人以及（４）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债权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注释１】债权人原则上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1）一般债权人一般没有起诉房屋转移登记的原告资格（理由：房屋所有权人买卖房屋可以获得对价，对价可以偿还债务，房屋转移登记并不影响债权实现）；（2）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赋予房屋登记机构审查房屋买卖交易价格的职责以及房屋所有权人负债情况（除非一般债权人已经转化为特殊债权人的情形）。
【注释２】债权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判断标准——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对于当事人主张的债权应当依法应予保护或者依法应予考虑，即对债权人的保护已经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法定权益或者行政裁量的考虑因素，行政机关与债权人之间已经产生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债权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注解１】行政机关批准公司股权转让行为与公司普通债权人不具有利害关系，一般债权人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142号
【注解２】行政法律关系在前，民事法律关系在后，民事行为介入已经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民事行为的主体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1）行终字第2号
【注解３】（１）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２）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并不具有基于其享有的债权而对债务人的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除非债权人对该房屋本身已经享有区别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需要保护的特别权益，且该特别的权利和利益于行政机关作出转移登记行为时已经知晓并应当予以考虑。——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申168号
摘要2：【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特定债权人对不动产登记行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1）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2）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3）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4）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2018年7月23日）
【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行政案件裁判精要》，中国法制出版社，Ｐ１７９－１９９】
1.举报人就其举报事项的查处情况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举报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2.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接受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是否是适格被告。3.不服市、县级人民政府不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行为，以市、县人民政府为被告，还是以征收管理部门为被告。4.如何理解《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原告不同意追加被告，人民法院通知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规定。5.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人数众多，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参加诉讼？ 6.不动产登记条例实施前，以市、县级人民政府名义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后由谁作被告。7.承租人起诉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具有原告资格。8.被诉行政行为经终审判决生效后，其他利害关系人再次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可否立案受理。9.原告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查征收决定的合法性。10.发回重审或指令继续审理案件，是否应当再给被告一次举证的机会。11.复议前置案件，复议机关不受理或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立案。12.未告知起诉期限情形下，起诉期限应当如何计算，新旧法之间如何衔接。13.起诉人同时起诉多个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14.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案件和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案件，人民法院应如何收取诉讼费。15.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是否可以按照撤诉处理。16.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单独作被告的案件中，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是否应列为第三人。17.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是否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案件，一审未尽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二审应当如何处理。18.滥用诉权造成他方当事人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等，是否可以判决由滥用诉权方负担。19.民行交叉行政案件中，当事人对基础民事争议既不一并也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审查到什么程度。
摘要2：20.行政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是否需要进行合法性审查。21.起诉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行政协议行为，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2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相关行为引发的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解决。23.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判决。24.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损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是否可以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25.违法建筑物建成于《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前，规划部门在该法实施之后作出行政处罚，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还是《城市规划法》的相关规定。26.如何理解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27.法院查封之前，土地闲置已经超过两年的，行政机关收回土地使用权是否合法。28.职工在家加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是否可以视为工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