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某某与施某某等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6民终2170号
【裁判摘要】担保合同约定的利息高于主债务利息时应以主债务的责任范围为限——保证合同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主债务及利息不能仅依据从合同予以认定，而从合同的履行要以主合同所确定权利义务为依据，故在本院认定施某某以上欠款本息的情况下，作为保证人的林丰公司亦只需在此范围内承担其保证责任。
摘要2：
王某1诉张志明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主合同无效时保证人的过错责任认定
摘要1：【裁判要旨】主合同无效时，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无效，保证人仅因其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对保证人的过错责任，应当结合保证人在主合同订立时的作用、保证合同与主合同的关系、保证人主观认识与客观行为的关联等多个方面加以综合认定。
【案号】 一审：（2016）沪0116民初7404号
摘要2：
张某与福建添榕桥梁机械重工有限公司、林某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1109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添榕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本案应当发回重审。理由是：．．．．．．2、原审被告林某并非下落不明，而是被关押在泉州监狱服刑，然而一审法院并未将一审诉讼材料送达给林某，也未通知林某出庭参加诉讼，剥夺了原审被告林某的答辩权利，一审法院的做法明显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一审时向林某的户籍所在地进行了邮寄送达后均无人签收，尔后，原审法院在林某住址不详且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依法公告送达，该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28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289号
【裁判要点】同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全部三项条件才构成重复起诉。前诉和后诉依据的事实虽然相同或者具有关联，但后诉当事人、诉讼请求、请求权基础与前诉不同，后诉的诉讼请求亦不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应对后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应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第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摘要2：【解读】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承担偿还借款判决生效后，出借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３条第２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请求企业偿还借款本息，不属于重复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一：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二：顾某、汪某某、江苏瑞豪置业有限公司与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822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三：林某交通肇事案——行为人在驾照被暂扣期间驾驶车辆应认定为无证驾驶【案号】（2017）最高法刑申54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四：内蒙古生力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审判实践中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民刑交叉关系【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17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五：陈某某与陈某、胡某某、淮安市浩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应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178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六：袁某某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以法定形式向专门机构提出【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7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七：上海磬天实业有限公司与无锡市广益汽配城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当事人诉请实质上否定已生效判决认定的构成重复起诉【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210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八：被告王某某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案——行政机关职权改变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担任【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37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九：邵阳市宇圣石业有限公司与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1090号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十：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市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20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4943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49433号
【裁判摘要】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应当从债权可转让行和基础合同（对应未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无法确定应收账款谁发生则不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商业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应当以债权的转让为前提，且该债权应是合法有效、客观存在的债权，包括因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出租资产而形成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保理法律关系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三方主体，涵盖基础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基础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关系到保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因此，本案应从债权的可转让性和基础合同是否真实存在两方面分析进而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首先，根据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深海八百米公司将2016年5月29日至2018年5月28日所享有的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统称应收账款）无条件转让给江山保理公司，江山保理公司为深海八百米公司提供保理服务。转让债权为“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债权具体金额不明确，债务人未知，产生债权的基础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与传统意义上“应收账款"性质不符，且江山保理公司在庭审中也未进一步对该笔债权的可转让性予以证明，故该笔债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并不明确，因此不符合保理合同中“债权的转让"前提。其次，本案基础合同对应事实是未来饭店的经营，经营事实在签订保理合同时尚未发生，未来营业收入情况是否存在未知，该基础合同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明确认定保理合同对应的基础合同真实存在。故，虽然深海八百米公司与江山保理公司签订合同名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但并不符合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应认定为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1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140号
【裁判摘要】律师费不属于民间借贷的”其他费用“——关于律师费530000元是否应由王某某承担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关于“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他费用在性质上属于借款人为获得借款支付的成本或支出。而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系因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导致债权人产生的费用支出和损失,非债权人基于借款合同所直接获得的金钱利益，不属于其他费用的范围。故原判决依据借款合同约定认为王某某应承担律师费530000元，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78号
【裁判摘要】出借的款项来源于出借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赃款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纠纷与刑事案件系同一事实，驳回起诉——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崔某确认出借给宋某某的款项均来源于“贝米钱包”网络平台吸收的公众存款。崔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提起刑事诉讼。涉案借款来源实质是赃款，应由刑事诉讼追赃处理，崔某对案涉款项不享有合法的民事权利。崔某向宋某某出借的款项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故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驳回崔某的起诉，并无不当。崔某申请再审称，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但是该条规定的是“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本案中，崔某确认其出借给宋某某的款项来源即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赃款，不仅与刑事犯罪相关联，而且属于赃款，属同一事实，且崔某陈述的类案中，与本案案件事实并不相同，故崔某关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在认定案涉《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本质为企业间的借贷协议的情况下，围绕民间借贷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鲁丽钢铁主张一审法院未向物产金属集团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程序违法，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23号
【裁判摘要】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不能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１）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不能作为判断本案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违约金是本案当事人所约定的违约责任，与民间借贷利率的性质和约定目的并不相同。（２）本案系投资合作纠纷，双方应当本着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原则，共同进行案涉项目的合作开发，对于投资风险或资金占用的损失亦属合作双方能够预见的损失。投资合作与借款有所区别，投入资金系把投资人的资金置于市场配置中，以其投资的项目实现的投资利益作为收益。而借款的目的不仅要收回借款本金，还要以合法的利息作为收益，二者有本质不同，投资合作人不能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一并主张违约金和投资款资金占用利息。本案二审法院通过违约金的方式，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护天邑公司作为守约方的投资利益，已经弥补了其投资的实际损失。二审法院关于普瑞公司对天邑公司承担的2000万元违约金已足够覆盖投资款部分的资金占用利息，对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不再予以支持的判令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1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190号
【裁判要旨】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不得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一方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关系，而对方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并主张转款系基于双方特殊个人关系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该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７条规定的“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情形不符，法院不能适用该条司法解释分配举证证明责任。而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由主张借款关系的一方对其与对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以及其实际给付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2：
【笔记】法院能否依职权裁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摘要1：解读：法院依职权裁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情形——（１）法院认定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２）法院认定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违背公序良俗的，裁定不予执行。
摘要2：【注解】（１）因民间借贷形成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中文书载明的利率超过法律规定上限，法院应依职权对超过的利息部分不纳入执行范围；（２）当事人对纳入执行范围的利息金额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执行行为异议（非提出不予执行公证书）。——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京执复131号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鲁0784执异32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鲁0784执异32号
【裁判摘要】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陈某某与被执行人安丘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执行裁定，冻结了被执行人安丘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在潍坊银行80×××40账户存款115093.67元。该存款账户所存款项是异议人收取的全市居民及企业缴纳的用水费用。该两项费用在所收水费中的占比为48%。根据山东省、潍坊市及安丘市相关文件规定，该“水费"包括代相关部门收取的水资源管理费、污水处理费及异议人运营所需要的费用等项目，其中水资源管理费、污水处理费只是代收，代收后要转移支付实际收取单位，该两项款项不属于异议人所有，故不能用于偿还异议人债务，异议人该项主张成立。异议人收取的水费，去除该两项费用后，剩余部分52%属于异议人所有。异议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可以查封、冻结该财产。但考虑到异议人单位是涉社会公共利益的单位，其正常运营是确保全市居民正常生活、企业正常运转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属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法院在处理该部分财产时应当对异议人的正常运营费用予以考虑并保留异议人能正常运营的适当费用。经合议庭合议，酌情确定为收取水费的12%，剩余40%用于偿还债务。综上，异议人的异议理由虽部分符合法律规定，部分理由正当，考虑到该账户存款项目混同，如果本院全部支持其请求，对申请执行人明显不公平。故本院对异议人请求解除对其在潍坊银行80×××40账户存款115093.67元的冻结，60%部分，本院予以支持；40%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异议人请求解除对在潍坊银行80×××40账户存款115093.67元的冻结的60%部分成立。
摘要2：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吉04执58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吉04执58号
【裁判摘要】仲裁裁决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裁定不予执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按照依法、诚信、自愿、公平的原则为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信息服务，维护出借人与借款人合法权益，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不得非法集资、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涉案签订的《借款协议》系通过拿拿公司运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平台“包公有财”签订的，且根据《借款协议》约定，拿拿公司运营的“包公有财”应系提供居间服务的中介机构，但《借款协议》中却约定在借款逾期后未能偿还的，则出借人及借款人均同意逾期后的债权无偿自动转让给拿拿公司所有，而拿拿公司也因受让该笔债权成为现实的债权人，其本质上系变相归集资金，亦构成了向不特定主体吸收资金的行为，从事了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规定，即其不具备主体资格，不能从事金融业务活动。保定仲裁委员会依拿拿公司提交的《借款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未对借款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综上，拿拿公司申请执行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不能证明其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资格合法性，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对该裁决书的执行，将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裁定不予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7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792号
【裁判要旨】借贷双方未就实现债权的费用作出约定的，律师费不应由债务人承担——民间借贷纠纷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的情形，在借贷双方未就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问题作出约定，并且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中也未明确表示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的情况下，债权人（出借人）主张其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应由债务人（借款人）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90号
【裁判摘要】未提供证据证明履行顾问服务不得主张财务顾问费——关于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收取的200万元财务顾问费应否抵扣借款本金问题。本案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与永生小贷公司之间是借贷融资关系，双方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没有实质性内容且捆绑借款协议强制收取，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相应的顾问服务，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情况，认定该200万元财务顾问费系变相收取的费用或利息，应抵扣借款本金，并无不妥。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提出的其已向永生小贷公司提供了《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财务顾问服务，该收取顾问费的行为合法、有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注解】财务顾问协议没有实质性内容则顾问费可抵扣借款本金。
【笔记】单位向职工融资是否受法律保护？
摘要1：解读：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条件包括——（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２）且不存在民法典第１４４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１４６条（虚假意思表示行为无效）、第１５３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１５４条（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定情形；（３）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情形（贷款转贷无效：资金转贷无效；职业放贷无效；明知违法范围无效；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违背公序良俗无效）。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３１.非金融性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是否受法律保护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67号
【裁判摘要１】张某某所提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涉案31273400股方盛制药股票（证券代码603998）中的二分之一属无效质押，方××仅以涉案31273400股方盛制药（证券代码603998）中的二分之一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支付本案债务”。其上诉请求所依据的理由是“案涉31273400股方盛制药股票是其与方××的夫妻共同财产，方××设定股票质押没有征得其同意”。张某某在一审中没有以案涉股票属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出诉请或抗辩，仅提出方××质押股票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二审案件应当围绕一审的诉讼请求审理，对张某某在一审没有提出抗辩和反诉的请求，该请求在二审中无法进行审理。通说认为当事人提起上诉必须具有上诉利益。与一审程序的诉权和诉讼要件相对应的，是二审程序的上诉权和上诉要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了上诉要件，包括当事人提起上诉必须符合法定的上诉范围，即法律规定可以提起上诉的裁定和判决；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定和判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须适格，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应当是一审诉讼当事人；上诉须在法定上诉期间内提起；上诉须递交上诉状；依法及时交纳上诉费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判决未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得上诉，并未限制一审其他当事人行使上诉权，因此上诉人张某某有上诉权，但其权利的行使应当限制在一审的抗辩意见范围内。张某某在本案一审中是天风证券与方××债务关系中的被告，同时也是天风证券与方××股票质押关系中的第三人。张某某作为股票质押关系的第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对股票质押合同的效力和质押股票的权利提出独立的请求，在一审没有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张某某主张的案涉质押无效仅能认定为是一种抗辩理由，并不构成《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上诉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２】在本案正式开庭时，张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要求对上诉请求作出三项变更：一是请求确认案涉股票质押全部无效；二是请求按照民间借贷新规调减利息和违约金；三是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天风证券的律师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根据该规定，张某某上述三项变更上诉请求，均不在上诉期限之内，其超出上诉期限后新增加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民再54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民再54号
【裁判摘要】名为借款实为场外配资，因违反证券管理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款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要素。但是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的目的是为了借用邓某某的证券账户炒股，双方先后约定了80万和40万的警戒线和平仓线，在账户市值低于40万，而黄某又不能补齐资金的情况下，邓某某进行了平仓处理。其行为实质是场外融资炒股。所谓场外股票融资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一定现金或一定市值证券作为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收取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炒股的行为符合场外股票买卖融资合同的表现特征及实质要求。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场外配资合同的明确规定、及对该种行为和合同效力的禁止性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来看，该行为是不应该提倡的，该行为的存在会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秩序，并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损害。因此，本案的性质应该认定为合同纠纷（无名合同）。但因邓某某出借其个人股票账户给黄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第五条“证券投资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证券账户实名制要求开立证券账户。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不得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券”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本案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41号
【裁判摘要】场外配资合同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案涉《借款合同》虽然满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即自然人、法人进行资金融通，但其配资目的是进行证券交易，且配资方和用资人约定的保证金制度也是围绕证券交易与股票账户所专门设计的，不能将场外配资合同视为民间借贷来处理。案涉合同符合场外配资合同的基本交易结构和法律特征，故原审法院在全面实质审查后将案涉《借款合同》认定为场外配资合同并无不当。证券配资有着特许经营属性，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正)》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认定为无效。
摘要2：
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1083民初2989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1083民初2989号
【裁判摘要】信用卡套现出借民间借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给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从表面看原告王某某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将款项出借给被告郑某某，而实际上，原告的资金来源系信用卡套现，原告王某某作为信用卡的持卡人，利用信用卡套现转借于被告郑某某，且被告事先已知晓该事实，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虽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系无效合同，但被告郑某某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郑某某的信用卡套现行为，是导致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的直接过错方，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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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23号
【裁判摘要】国通信托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具体数额，其在二审庭审中称其损失为差额补足款3.2亿余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属于其诉讼请求，并非实际损失数额。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因王某未履行差额补足义务致使国通信托公司产生实际损失的数额。通常情况下，国通信托公司的损失应为资金占用损失。王某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国通信托公司既主张王某对国通信托公司投资于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本金、信托期限内8%的预期收益、信托计划终止至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10%的预期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又主张王某从2019年2月12日起以应付未付补足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其所主张的金额与资金占用损失相比过高。案涉合同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结合本案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的规定，本院对王悦关于调减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国通信托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向王某发出要求其付款的《通知函》，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王某应于国通信托公司发出付款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差额补足款，据此，王某应于2019年4月4日前向国通信托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全部差额补足款。根据《差额补足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补足款计算公式的约定，王某应支付的差额补足款为320380523.39元。故本院将违约金改为以320380523.39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4月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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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2021年11月9日）
【人民法院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目录】案例1.被执行人捏造事实，冒用他人名义制造系列虚假诉讼案件的，应当从重处罚；案例2.隐瞒民间借贷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已经消灭的债务的，构成虚假诉讼；案例3.为逃避执行，依据虚假离婚协议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的，构成虚假诉讼；案例4.公司与员工恶意串通虚构劳动债权，意图骗取拆迁补偿款的，构成虚假诉讼；案例5.当事人因虚假诉讼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仍应当为其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案例6.故意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构成虚假诉讼罪；案例7.捏造事实骗取民事调解书，据此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构成虚假诉讼罪；案例8.依法严厉打击“套路贷”虚假诉讼违法犯罪；案例9.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的，从重处罚；案例10.律师多次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共同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并在民事诉讼中担任代理人的，构成虚假诉讼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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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某、陈某某贞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1民终3679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郑某在二审庭审时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被上诉人陈某某于2018年2月向其催讨借款及双方进行协商还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且上诉人郑谋在本案第一次一审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是在二审及发回重审后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上诉人郑某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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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62号
【裁判摘要1】发包方项目部发出《通知》明确工程价款以审计单位审计的结果为准有效——2015年12月5日，五一公司贵州独山项目经理部向黄某某发出的《通知》主要载明两项内容：一是“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建设单位要求尽快提交给审计单位审计资料的《通知单》已发给你方，请及时将资料提交。"二是“你方承包的已完工程，在2014年6月提交给独山项目经理部的师院一期场平土石方及附属工程、医专一期场平土石方及附属工程、山塘安置区一期场平土石方及附属工程，按照《建设独山大学城BT框架协议》及与建设单位签证的人工费、材料费和相关配套文件编制的《结算书》总价款的确认，以审计单位审计的结果为准。"前述第一项内容与2015年12月3日《通知单》相互印证。第二项内容明确了黄某某已完成的案涉工程及总价款的确认方式。该通知的发出者系五一公司，加盖五一公司贵州独山项目经理部印章，接收者是黄某某，应当认定是五一公司关于工程结算总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某某实际履行了配合审计等工作，认可《通知单》载明的工程总价款结算方式。
【裁判摘要2】2014年11月27日黄某某出具的《欠条》记载：“今欠到刘某人民币692万元正，该借款按月利率2.5%计算，按月支付利息。"“此欠款在今后独山大学城工程款拨付时还未归还，在拨付的工程款中先期扣付该欠款本息。” 本院认为，该《欠条》记载的是黄某某与刘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五一公司在该欠条中既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还款义务。当事人均认可刘某系五一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但不能据此推定黄某某向刘某作出的意思表示对五一公司产生法律效力。黄某某在《欠条》中允诺：“此欠款在今后独山大学城工程款拨付时还未归还，在拨付的工程款中先期扣付该欠款本息”，是黄某某对还款资金来源的意思表示，五一公司主张该语句系黄某某向五一公司作出的委托付款意思表示，超出其可能的文义范围，黄某某在本案诉讼中对该主张也不予认可。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1119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04号
【裁判摘要１】商品房买卖返租合同和回购合同性质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非民间借贷合同——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与云天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一次性支付全款购买商铺，同时将商铺返租出卖人；买受人在购买本商铺前，本商铺已经由出卖人租赁给食天下公司统一经营食天下国际博展中心项目；买受人还有权在一定年限后选择以原价要求出卖人回购该商铺；双方还对办理备案及办证事宜达成合意。合同签订后，唐某某等62户支付了房款，商铺则依约由云天公司统一返租，并向买受人支付租金。上述约定和操作，虽然与一般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方交房、一方付款的单一交易模式有所不同，但并未超出以买卖商品房为核心的合同目的。唐某某等62户在出资购买商铺后，通过向云天公司返租收取租金，实现对房产的收益，符合多数买受人购买商铺并不是为了自用而主要以出租为目的的使用形式，不能得出双方达成了隐藏的民间借贷合意的结论。即便合同约定了买受人在一定年限后享有要求出卖人回购商铺的权利，亦不能因此认定买受人无购房之本意。零陵农行再审申请中提交的中国房地产协会发布的《永州商铺10年房价概况和走势分析》不属于新证据，不能真实反映案涉商铺约定的售价与当时同地段商铺的市场价格存在差异，也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商铺价格售价过低、双方并非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因此，零陵农行主张唐某某等62户与云天公司之间为固定出资、保本收息的民间借贷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者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为案涉商铺的真实权利人。
摘要2：【裁判摘要２】已经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唐某某等62户在支付完毕全部房款并将所购商铺返租后已实现租金收取，应当认定其已实际对案涉商铺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虽然唐某某等62户因云天公司的原因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但现有证据表明，唐某某等62户曾多次要求云天公司办理合同备案登记和房屋产权登记，但云天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故案涉商铺未办理产权登记并非唐某某等62户的过错所致。零陵农行作为商业银行，其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案涉借款人云天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主要资产为案涉楼盘“云天·芙蓉广场”。该楼盘商铺均采用先出售再统一返租形式进行销售，在销售期间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宣传，零陵农行向云天公司发放贷款时对此应当知悉。当云天公司以“云天·芙蓉广场”的商铺作为抵押财产向零陵农行提供借款担保时，零陵农行应当对云天公司“云天·芙蓉广场”的销售情况进行充分的审查，尤其是案涉部分商铺返租的租金还是通过零陵农行向买受人发放。零陵农行更应审慎甄别云天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中是否涉及已经出售的房产，避免错误接受已经出售的房产作为抵押，损害买受人的权利。由于零陵农行未尽到金融机构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在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时错误接受已经由唐某某等62户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零陵农行对案涉商铺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2014）永中法民三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认定零陵农行对唐某某等62户所买受的商铺基于抵押权而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明显损害了唐某某等62户无过错买受人的权利，原判决对该判项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再2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再231号
【裁判摘要１】应收工程款不属于“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应收工程款是否为专属于宋某某自身的债权|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二条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该条司法解释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其中包括的劳动报酬类债权是与“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并列、专属于被代位主体的劳动所得。通常诉讼主张的建设工程价款因可能包含建筑工人工资而具有一定劳动报酬色彩，但该劳动报酬系承包人或实际施工人需要支付给建筑工人的工资，最终受益主体并非本案被代位的实际施工人。故不能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中可能包含建筑工人工资，就得出其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结论。即使宋某某所欠债务中包含法定优先保护的工人工资，也可以在执行程序中依法妥善处理。新建业公司关于应收工程款专属于宋某某自身、陈某某不能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2】行使代位权要求次债权到期而未要求次债权确定——(一)次债权到期与次债权确定|代位权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债务人怠于行使次债权时如何保护债权人权利的问题。如果行使代位权需要以次债权确定为前提，则在债务人怠于确定次债权的情况下，债权人就无法行使代位权，代位权制度的目的将完全落空。因此，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行使代位权要求次债权到期，而未要求次债权确定。实践中关于行使代位权是否要求次债权确定，存在一定争议。主张次债权应当确定的一个原因是，有的债权人通过代位权诉讼用小额债权试图撬动大额债权。比如在建设工程价款到期未结算时，一个小额民间借贷债权人通过代位权诉讼介入到他人合同关系，要求审理一个繁杂的建设工程价款纠纷，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难谓合理。本院认为，在司法解释仅要求“次债权到期”的情况下，次债权是否确定原则上不应成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而应是在代位权诉讼中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案中，陈某某向宋某某主张的12487420元债权与中岭公司、新建业公司自认欠付宋文平的工程款数额相比，也不属于用小额债权撬动大额债权的情形，如宋某某对新建业公司、中岭公司的债权已到期，则不应以
摘要2：（续）宋某某对中岭公司、新建业公司的债权未确定为由直接否定陈某某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权利。
【裁判摘要3】代位权入库规则限制——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条“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规定了一次清偿同时消灭两个债务关系的一般规则，简化了程序，有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但是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如果不管债务人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直接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可能破坏债权平等原则，也与无代位权介入时对债务人适用参与分配制度、破产制度的法律效果迥异。该问题在理论上的反映是代位权诉讼中应否采取“入库”原则争论，在立法上则引发了将于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代位权制度的完善。该法第五百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终止。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破产的，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规定体现出的兼顾代位权人保护与债权平等的法理，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应当将代位权的实现与参与分配制度、破产制度予以衔接，以实现代位权人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平衡保护。本案债权人宋某某为自然人，不具备破产资格，但是当其财产不足以偿付全部债权时，有类似于破产程序的参与分配制度来保障债权的公平受偿。对于中岭公司负有向陈某某支付12487420元的义务，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在判决主文中表述为中岭公司直接向陈某某支付，但在已查明宋某某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执行程序中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蕴含的法理，将该款项作为宋某某的责任财产，按照参与分配制度的相关规定处理，以兼顾建筑工人工资、代位权人、宋某某的其他债权人等各类权利主体的利益，其中亦需要考虑代位权人通过代位权诉讼实现对债务人债权的保全效果而付出的贡献。此外，中岭公司在代位权诉讼与执行程序中实际履行给付义务后，对宋某某应付债务在已实际履行范围内相应消灭。
（2021）黔06民终2118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6民终2118号
【裁判摘要】一审对王×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与不当得利关系一并处理是否构成程序违法的问题。在诉讼中，当事人基于对基础事实所包含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及判断，向相关民事主体主张实体权利并提出相应诉讼请求，该认识及判断的结果，可能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作出的判断结果不一致。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多个相互之间可能有一定矛盾冲突的法律关系并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为法院审理案件对全案各种相关法律关系的判断提供预备性诉讼请求，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实体权利，此并非为民事诉讼法所禁止。致于当事人对其各种实体权利的判断是否正确，并不能因此而影响其相应诉讼权利的行使。因而，一审法院对王×既向周××主张民间借贷债权关系，又向闵××主张不当得利债权关系，而提出的两个诉讼请求进行一并审理和作出判决，该裁判方式在审理程序上并无不当。闵××所持“一审将两种法律关系一并审理，构成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一审诉讼请求：判令闵××、周××带返还6万元及利息（以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21年2月24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5月14日为789元）；庭审中变更为由周××返还王宇借款6万元及利息，或者由闵××返还不当得利款6万元及利息。（２）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王×42,000元；二、驳回王×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4432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443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为肖××与王××之间到底是借贷关系还是投资合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主张二人之间是借贷关系，提供了三张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回单，证明其在2017年5月12日、5月22日向肖××中国农业银行卡分别转款7万元和10万元，2017年6月20日由案外人余××代其向肖××同一账号转账1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王××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向肖××给付了27万元后，肖××抗辩双方系投资合作关系，应由肖××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综上，王××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肖××借款27万元，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肖××抗辩二人为合作关系缺乏证据证明。
摘要2：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民申754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民申75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由此可知，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此前虽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了《借条》承诺偿还债务，该借条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原判决认为案涉《借条》系双方通过清算达成一致的债权债务协议，无论双方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被申请人可直接依据该协议向申请人主张债权，并据此支持申请人部分诉请于法有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