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关于责任保险合同中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应如何认定问题，原则上认为，受害第三人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另补充认为，（1）在受害第三人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损害赔偿，当其将保险人列为被告时，亦应将投保人列为被告，这不仅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也有利于保险人行使其抗辩权，并保护其合法权益。（2）在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发生损害赔偿诉讼纠纷时，法院通知保险人参加诉讼的，保险人法律地位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119号
【裁判要旨】保证人以免除保证责任为由，以债权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因该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故应受理。
【摘要】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当事人行使诉权需要具备当事人之间存在现实争议和诉的利益两个要件。本案信达公司沈阳办向中钢集团发出《关于尽快履行担保责任的催收函》后，双方之间就中钢集团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争议已经存在，而且中钢集团存在通过诉讼尽早明确其法律地位的确认利益，由此避免由于争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因此，中钢集团提起要求确认其不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受理此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摘要】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是被执行人或担保人向申请人提供的，法院并不参与其中，担保人的法律地位和责任未经法定程序确认，因此，法院不能直接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并强制其承担责任，否则势必会剥夺担保人的诉讼权利。另外，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依附的是和解协议，法律已经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也就是说，和解协议履行未果的后果只能是“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非去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本身，在具有主合同性质的和解协议没有执行效力的情况下，从属和解协议的担保协议自然无执行的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是2012年版，第526—527页
摘要2：
摘要1：——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第三人付款行为的性质界定及处理
【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892号
【提要】在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时，除了要认定合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也时常会涉及到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针对商品房买卖过程中涉及第三人支付部分或全部房款的情况，其行为究竟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是债务承担还是代为履行，该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界定，已成为准确处理此类纠纷的关键所在。
【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892号
【提要】在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时，除了要认定合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也时常会涉及到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针对商品房买卖过程中涉及第三人支付部分或全部房款的情况，其行为究竟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是债务承担还是代为履行，该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界定，已成为准确处理此类纠纷的关键所在。
【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
摘要1：【摘录】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土地管理机关及其他任何行政机关在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进行自然资源使用权的出让活动时，它从事的是设定用益物权这一民事活动，自然应当遵循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应享有更优越的法律地位，它应当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二者产生的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非行政管理关系。
摘要2：
摘要1：以真实案例出发，探讨股东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的几个法律问题：一、股东之间签订的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各股东的法律地位；二、承包金的性质以及该如何分配；三、股东协议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范围；四、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792号
【提示】债券承销人向认购人兑付债券本息后对发行人的给付兑付款本息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
【裁判要旨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商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其中的“不特定对象”是指最终债券认购人。
【裁判要旨2】代发行人垫款向债券持有人兑付本息的债券承销商“成为债券持有人”的意义，是取得向债券发行人请求兑付债券的权利，但在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方面与债券最终认购人的法律地位不同。
【裁判规则】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时债权并不致消灭，而是变为不能得到法律强制保护的自然债权，故抵押权本身并不当然消灭，但当抵押权人丧失与抵押人协商处分抵押物实现抵押权的可能性后，为有效发挥抵押物的效用，判决解除抵押权登记具有合理性。
【裁判摘要】关于二审判决认定赛格管理人对机场股份公司的债权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归于消灭，并导致抵押权消灭，判决解除抵押权登记，是否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对于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学理及实践的通行见解是，该债权并不致消灭，而是变为不能得到法律强制保护的自然债权。故二审判决称赛格管理人的债权及抵押权消灭不当。但因本案诉讼中，机场股份公司以诉讼时效抗辩，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债务，故赛格管理人实质上并无再自行或协商实现债权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下，二审判决是否宣布该债权消灭并不会对赛格管理人实现债权的可能性产生实质影响。同样，因债权超过诉讼时效，赛格管理人请求实现相应的抵押权亦不能得到司法支持。因抵押人美兰机场公司向法院请求宣告抵押权消灭，亦表示其不再自愿承担抵押责任，赛格管理人不可能再有通过自行或与美兰机场公司协商处分抵押物实现抵押权的可能性，为有效发挥抵押物的效用，判决解除抵押权登记具有合理性。由此二审判决认定其债权消灭及解除抵押登记，不应视为足以导致再审改判的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赵某某诈骗案——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利用职务之便，虚开借条骗取借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裁判要点】个体工商户的商行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多次出具虚假借条骗取借款，其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
【裁判规则】个体工商户不具备企业或单位的组织性特点，是实质的个人，在刑法意义上，其法律地位仅相当于自然人，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中规定的“其他单位”。个体工商户所雇佣的工作人员，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案件索引】一审：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3）甬鄞刑初字第1097号（2013年8月21日）
摘要2：
摘要1：【摘要】电子证据是我国证据法学研究中一个较新的课题。一直以来，理论界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概念和内涵等诸多问题颇具争议，司法实务界在对其适用上也较为混乱。电子证据具有独立性，在新的民事证据立法中应作为一独立的证据形式加以明确。在对电子证据和视听资料概念和内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两者的界清和重构，可以较好地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消除传统证据分类观念对电子证据独立性的负面影响。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该债权人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信赖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
【裁判摘要】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仁岐与詹志才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志才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爱苹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摘要2：【法条链接】《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解读】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该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
摘要1：【目录】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审查和处理；行政解释；行政规则；提示１：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提出时间——在一审开庭审理前｜法庭调查中（有正当理由）；提示２：法律范围没有包括规范性文件；提示３：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地位；提示４：其他规范性文件审查处理
摘要2：【注解１】一并提起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前提条件是，被诉行政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245号
【注解２】规范颁布之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１）《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起诉时才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２）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
【注解３】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要求只能在针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一并提出而不能直接对规范性文件提起诉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581号
【注解４】被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一并提起要求确认相关规范性文件违法的诉请也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9起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八、成都金牌天使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四川省成都市科学技术局科技项目资助行政许可案
摘要1：债务人财产即破产财产（区别在于其表明债务人即财产主体在破产程序中不同阶段的法律地位的不同）：（１）债务人财产：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债务人财产的概念，则适用于债务人的破产案件受理后至宣告破产之前对其财产的称谓，债务人财产在破产宣告后便改称为破产财产。（２）破产财产：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债务人称为破产人，债务人财产称为破产财产；破产财产的概念，适用于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对其财产的称谓。
摘要2：【注解１】债务人财产是指属于债务人的、用以在破产程序中清偿债务人所有债务的财产。
【注解２】《企业破产法》施行后还能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７１条认定不属于破产财产范围？——（１）《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系为正确适用《企业破产法（试行）》所制定的司法解释，而随着2007年6月1日《企业破产法》的施行，《企业破产法（试行）》已经废止，针对该部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应不再适用；（２）尤其是《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发布的《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２条对不应认定为破产财产的情形作出了不同于《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７１条的规定，即使在《破产案件若干规定》尚未明确废止的情况下，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亦应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认定案涉房产是否属于破产财产。
【注解３】以物抵债裁定作出时间先于受理破产申请时间，以物抵债处分的相应财产不再纳入破产财产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93号
摘要1：【裁判要旨】合同债权转让只有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实后，债权才实际转移为受让人所有；在通知之前，不能认为债权已经转移，此时受让人并不具有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无
摘要1：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判决武某诉永阳街道办履行乡镇政府监督职责纠纷案——“撤镇设街”后对村民自治活动的监督职权应如何行使
【案号】（2017）苏8602行初1075号
【裁判要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自治活动享有监督职责。“撤镇设街”之后，虽然街道办与镇人民政府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明显不同，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未直接表述街道办，但对村民自治活动的监督职权理应由相应街道办承继。
摘要2：
摘要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2011年12月2日 鲁高法〔2011〕297号）
一、关于物权纠纷案件(一)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如何处理的问题(二)关于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与不动产登记的关系(三)关于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同共有房屋的处理问题(四)关于典当的法律性质问题(五)关于相邻关系中妨害建筑物采光、日照的认定标准问题(六)关于物业服务中发生的机动车损害或者人身伤害如何处理问题(七)关于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问题(八)关于不动产物权权属争议中的民行交叉问题(九)关于业主委员会的诉权范围问题
二、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一)关于以协议方式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二)关于集体土地以租代征合同的效力问题(三)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四)关于因信贷政策变化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处理问题(五)关于因限购政策导致商品房买卖不能发生物权效力的处理问题(六)关于房屋交付条件中验收合格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七)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商品房认购书的效力问题(八)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九)关于出租人出租抵押房屋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十)关于房屋买卖中“黑白合同”的认定问题(十一)关于以房抵债合同的效力问题
三、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一)关于项目经理的法律地位问题(二)关于“黑白合同”认定的有关问题(三)关于固定价格合同未履行完毕而解除的，工程价款如何结算的问题(四)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情形下发包人能否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问题(五)关于固定价格合同在履行中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问题(六)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诉讼地位和发包人责任的性质问题(七)关于质量保修金返还时间的确定问题(八)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质量标准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不一致的处理问题(九)质量保修期间质量缺陷的责任承担问题(十)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以政府文件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现政府文件被撤销或者失效的情形如何处理的问题
四、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一)关于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和法律适用问题(二)关于村民小组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三)关于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延包或者依法调整承包地重新发包后，丧失承包地的农户请求返还的处理问题
摘要2：(四)关于发包方违法侵占、收回、调整家庭承包地的情形下，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五)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效力问题(六)承包人未按承包合同约定种植特定农作物的，发包方是否有权请求解除合同的问题
五、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关于民间借贷的范围问题(二)关于民间借贷的生效条件问题(三)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证据审查和采信问题(四)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违约金争议的处理问题(五)关于个人借贷单位使用的民间借贷处理问题(六)关于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问题
六、关于侵权纠纷案件(一)关于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衔接问题(二)关于无赔偿权利人或者赔偿权利人不明的情形下，有关部门能否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三)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问题(四)关于受害人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问题(五)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七)关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问题(八)关于产品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赔偿的问题(九)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十)关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一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十一)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第三者的认定问题(十二)关于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处理问题(十三)关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机动车贬值损失是否予以赔偿的问题
七、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一)关于离婚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而公告送达，能否缺席判决的问题(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三)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问题(四)关于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的归属问题
八、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一)关于建筑行业中实际施工人直接招用的人员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二)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双倍工资的支付问题(三)关于工伤停工留薪期的确定问题(四)关于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请求劳动者赔偿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五)关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的保险待遇问题(六)关于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纠纷案件的受理问题(七)关于基本生活费是否适用仲裁时效的问题(八)关于加付赔偿金的处理问题(九)关于双重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十）关于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是否终止问题(十一)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九、关于民事诉讼程序问题(一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京02行再3号
【裁判摘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十三维公司已经于2012年注销，其作为责任承担主体的法律地位已不存在，丁海峰作为原公司唯一的股东是该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具有对JW2号《处罚决定书》提起诉讼的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31号
【裁判要旨】执行依据本身的对错问题不属于执行行为，当然也不应属于《民事诉讼法》第225条执行行为异议审查的范围，法院不能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对执行依据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审查。
【裁判摘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初字第493号民事调解书系本案的执行依据，根据审执分离原则，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应当按照执行依据确定的内容执行，而不能以执代审，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对执行依据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审查。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明确将异议范围限于违法的执行行为，执行依据本身的对错问题不属于执行行为，当然也不应属于执行行为异议审查的范围。申请复议人如认为该民事调解书违法无效，依法不能作为执行依据，可通过其他途径救济。本案中，北京恒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已为生效民事调解书所确认，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担保期限内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北京恒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法律地位上已经成为被执行人，其所承担的义务已成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北京恒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超过保证期间为由否定和排除其执行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答：被执行人承包工程到期收益不属于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尚未支取的“收入”，执行法院不能直接提取，而只能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
【解读】协助执行人与导致债权第三人区别——
（1）概念不同：A.协助执行人是指作为民事执行主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法院执行部门的通知负有配合法院执行部门采取执行措施的义务主体；B.到期债权第三人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对到期债权第三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
（2）法律地位不同：A.协助执行人不是执行当事人；B.到期债权第三人法院一旦对其强制执行则处于被执行人地位。
（3）义务来源不同：A.协助执行人的义务来源于其自身优势地位所带来客观上能够协助法院执行、调查的能力；B.到期债权第三人执行是一种对财产的执行方式。
（4）法律后果不同：A.协助执行是法定义务，不得拒绝；B.到期债权第三人有权拒绝法院履行债务的要求（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法院不能对提出异议的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异议不进行审查。
摘要2：【注解】（1）执行法院裁定第三人协助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收入，第三人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０条规定，执行法院有权责令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2）执行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第三人到期债权，执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５１条规定“第三人收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可以追究其妨害执行的责任”的前提条件是第三人没有提出异议；只要第三人提出异议，则执行法院不能执行到期债权，也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５１条规定追究第三人责任，更不能根据第３０条关于擅自支付收入的规定追究第三人责任。
【注释】对被执行人欠付工程款的第三人界定为到期债权次债务人而非协助执行人（明显不属于劳动报酬关系）。
摘要1：【案号】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赤商终字第6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合并的，对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在决议通过之日起60日内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可以在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四龙矿业公司与其他三家煤矿企业签订兼并重组协议，约定兼并重组后保留四龙矿业公司，三家煤矿其中一家具备法人资格，其余两家不具备法人资格，被并入的三家煤矿均予以注销，分别成立四龙矿业公司的分公司。虽然各方在协议中约定四龙矿业公司不负担其他三家煤矿的债权债务，分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依照法律规定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四龙矿业公司股东会在彭某某投反对票的情况下依然做出了有效的决议，彭某某请求四龙矿业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符合公司法第75条的规定，应允许其退出公司。
摘要2：【解读】因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资产，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回购股权。
摘要1：【案号】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皖16民终1213号
【提示】个人权属的私立学校的教育设施能否设立抵押？
【裁判摘要】《物权法》第184条、《担保法》第37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不得抵押。《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第5条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能否抵押的请示的意见》（法工办发〔2009〕231号）：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和公办学校、幼儿园、医院，只是投资渠道上的不同，其公益属性是一样的。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中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也属于社会公益设施，按照《物权法》第184条规定，不得抵押。
摘要2：【备注：来源于网络】
对关于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能否抵押的请示的意见
法工办发[2009]231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你部建法函[2009]264号来函收悉.经研究,交换意见如下:
同意请示中的第二种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一日
关于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能否抵押的请示
建法函[2009]264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不得抵押，在房地产登记工作中，就该条适用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不属于《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也不属于社会公益设施，依法可以抵押。另一种意见认为，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和公办学校、幼儿园、医院，只是投资渠道上不同，其公益属性是一样的。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也属于社会公益设施，按照《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不得抵押。
为了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现就私立学校、幼儿园、医院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能否抵押问题请示你委，请予答复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九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16号
【裁判要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参与市场交易与其他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其资产利益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摘要1】《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关于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行评估、批准等程序的规定，系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相关人员行为的规范，是法律对国有资产管理者课以的义务，要求管理者审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上述规定均属规范内部程序的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影响国有企业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国有资产转让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体现。作为资产的管理者，有责任对资产保值增值，但亦应承担市场经营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参与市场交易与其他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其资产利益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摘要2】买卖违法建筑物的合同并非绝对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本案中，双方在《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其后的50号调解书中，均明确加盖部分已经过行政处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并未要求限期拆除，该加盖部分应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保留使用建筑物，亦不应因此认定买卖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00号
【裁判要旨】对股权的强制执行，涉及内部关系的，依当事人意思自治；涉及外部关系的，根据登记处理。
【裁判摘要】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对股权的强制执行，涉及内部关系的，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解决。涉及外部关系的，根据工商登记来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据此，本院认为，工商登记是对公司股权情况的公示，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该信赖利益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换言之，根据《公司法》该条款的规定，经过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这里所说的优先保护，就本案而言，是指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出来的登记股东不符的情况下，法律优先保护信赖公示的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的权利，而将实际投资人的权利保护置于这些人之后。据此，由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对外关系上不具有登记股东的法律地位，所以其不能以其与登记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来对抗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因此，当登记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该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不得以此对抗登记股东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登记股东的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本案中，百通材料公司虽然是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是鑫通公司却是案涉股权的登记股东，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是鑫通公司的债权人，基于上述法律规定，百通材料公司就案涉股权不享有对抗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摘要2：【注解】实际出资人不能请求排除名义出资人的债权人对股权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83号
【裁判摘要】本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目前仍应认定为民事合同。首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当事人双方协商订立，遵循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这表明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国家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出让合同时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的设定用益物权（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与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土地使用者系平等民事主体。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土地管理部门的主要权利是收取土地出让金，主要义务是在一定期限内向对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的主要权利是在一定期限内获得相应土地使用权，主要义务是支付出让金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的用途开发利用土地。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土地使用者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第十六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上述规定赋予了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合同解除权，守约方享有的违约赔偿请求权应属于民事权利性质。
摘要2：【摘要】本院注意到，目前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确有观点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行政合同。其主要理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出让方为政府调控管理土地资源和执行土地政策的土地管理部门，即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合同目的是土地管理部门通过签订出让土地合同这一管理方式，合理保护及开发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进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内容中将土地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细化为不得协商的合同条款，且与合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合同履行方面土地管理部门享有优益权：可以为实现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目的，在履约中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为。这些观点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考虑到相关合同中融入了行政职权、对合同纠纷的审理需要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展开审查等因素，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同争议一并审查，亦便于争议的一揽子解决。但是，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定性为民事合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亦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列为“合同纠纷”的下级案由予以明确，审判实践中基本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均将此类案件作为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在现行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本案纠纷不宜作为行政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本院还注意到，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有将此类纠纷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趋向，但该行政诉讼法直到2015年5月1日才实施，不能作为本案审理依据。至于此法实施后发生的法律行为产生争议是否按行政争议处理，再依据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作出判断，此处不予赘述。
【解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产生争议并提起民事诉讼应予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2015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已有高院裁判文书依据该法认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有待未来司法明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51号
【裁判摘要】关于讼争600万元现金的交付细节问题，证人王某某明确陈述，仅是听闻并不清楚。同时，因曾某曾在本案多次庭审中均旁听了本案的法庭审理，在襄樊中院二审及本院再审申请审查过程中亦是作为曾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开庭审理及询问等诉讼活动。根据《证据规定》第五十八条关于“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的规定，曾某已丧失证人的独立法律地位且与本案诉讼结果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故曾某关于由其独自与李某某完成现金交付的庭审自述不能作为确定本案借贷事实发生的证据予以采信。
摘要2：
摘要1：解答：责令改正行为属于行政处罚程序中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并未产生实际影响的过程性、阶段性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责令改正通知书不可诉。
【注释】（１）“责令纠正违法”属于“行政命令”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行政处罚”行为。（２）“前置关系”——执法机关发现当事人违法的，应当及时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当事人拒不纠正的，才给予行政处罚。（３）“并行关系”——执法机关发现当事人违法的，既应当责令其纠正违法，也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在“并行关系”中，执法机关只作“行政处罚”不作“责令纠正”或者相反，都属于执法行为违法；但是，未作“行政处罚”不影响作“责令纠正”的效力；未作“责令纠正”也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效力。（４）如果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当事人已纠正违法，那就单纯处罚便可，不再需要“责令纠正违法”。
【总结】（１）属于独立的行政行为的责令改正具有行政可诉性；（２）不属于独立的行政行为的责令改正（行政处罚程序中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的过程性、阶段性的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注解１】责令改正如不是建立在实施行政处罚决定的基础上，而是单独作出责令改正决定且影响相对人的权益，责令改正是独立的行政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因《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可能影响相对人的经营权，应当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最高法行申2757号
【注解２】限期纳税申报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具有行政可诉性。——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08行终223号
【注解３】认定《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否属于行政受案范围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是终局性的、成熟的行政行为——根据成熟原则，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成熟一般有两个指导性的标准：（１）行政机关做决定的程序是否可能由于合法性审查而打乱（如果合法性审查可能打乱行政机关作出相关行政行为的程序，则该行政行为尚不成熟）；（２）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是否会受行政行为的影响（即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增加当事人的负担，或减少当事人的权利或利益），改变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就是终局性的行政行为。——参考案例：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皖行终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92号
【裁判摘要】祥博公司称，因恒源隧公司系国有企业，故本案存在主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但国有企业利益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利益。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间法律关系，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合法利益受法律平等保护。虽然国有企业是我国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但合同法并未对国有企业提供有别于其他市场主体的特别保护。
摘要2：【解读】国有企业利益并非国家利益。
摘要1：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目录】概念（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１款）；保险合同当事人：投保人、保险人（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２、３款）；订立保险合同基本原则：协商一致原则、公平原则、自愿原则（保险法第１１条）；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保险法第１３条）；保险合同代签名效力认定规则（属于绝对强制性规定，不得变更）；代填保险单证确认规则（相对强制性规定，原则上不得变更，但若有利于投保人一方则不在此限）；保险人收取保险费但尚未作出是否承保意思表示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合同对价（保险法第14条）；保险合同解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退保（保险法第１５条）；保险合同内容（保险法第１８条）
【解读】（１）我国《保险法》以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２款）；（２）将被保险人界定为财产和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且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法》第１２条第５款）；（３）将受益人界定为人身保险中经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享受保险金请求权之人（《保险法》第１８条第３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
摘要2：【注解１】投保人死亡后应由何人承继保险合同权利义务？投保人的继承人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１）投保人死亡后应当由其继承人继承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包括合同解除权）；（２）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的保险合同属于为他人利益订立的合同——投保人的继承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取得返还的保单现金价值（不需要经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同意）；（３）继承人是否需要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继承人继承投保人的法律地位无须具有保险利益。
【注解２】投保人死亡后，有权变更保险合同的主体是谁？——投保人死亡后，投保人的继承人继承保险合同后成为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对保险合同内容协商变更。
【注解３】投保人死亡后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承继——（１）投保人死亡以后，依据《保险法》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投保人的继承人有权继承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可以依法行使包括合同解除权在内的相关合同权利，无需经被保险人同意；（２）《保险法》第２１条规定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变更保险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该条规定不适用于投保人死亡后，其继承人通过继承方式成为投保人的情形。该情形下，只要投保人的继承人向保险人表达了愿意成为投保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无需保险公司的同意。——参考案例：（2006）鼓民二初字第622号；（2006）宁民二终字第846号
【注解３】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限制：（１）《保险法》第１５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即保险合同可以约定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２）《保险法解释三》第１７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即“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可以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
【注解４】临时保险——是指保险人决定是否对要保人的要约为承诺前提供暂时的保险保护。
【注解５】预约保险（总括保险、流动保险）——是指要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时未将个别保险利益确定，待将来个别保险标的产生时再予以告知（我国仅在《海商法》第２３１－２３３条规定预约保险）。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浙02行终77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闲置土地认定书可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具有作出被诉闲置土地认定的法定职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行政确认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通过确定、证明等方式决定管理相对人某种法律地位的行政行为。被诉闲置土地认定性质上属于行政确认，且闲置土地确认以后将作为后续闲置土地处理的依据，故被诉闲置土地认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畴。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明确了省以下税务局所属稽查局的法律地位，省级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解读２】税务稽查局具有应纳税款核定权——税务稽查局的职权范围不仅包括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还包括与查处税务违法行为密切关联的稽查管理、税务检查、调查和处理等延伸性职权。稽查局在查处涉嫌税务违法行为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核定应纳税额是其职权的内在要求和必要延伸，符合税务稽查的业务特点和执法规律，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稽查局职责问题的通知》关于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权范围划分的精神。在国家税务总局对税务局和稽查局职权范围未另行作出划分前，各地税务机关根据通知确立的职权划分原则，以及在执法实践中形成的符合税务执法规律的惯例，人民法院应予尊重。
摘要2：【注解１】稽查局的职责权限不限于对偷税、逃避追缴欠税、抗税、骗税的查处，还包括与查处税务违法行为密切关联的稽查管理、税务检查、调查和处理等延伸性职权（即稽查局职责还包括查处税收违法行为）——（１）《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９条第１款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第２款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应当明确划分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避免职责交叉。”（２）《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稽查局职责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3]140号 2003年2月18日）规定：稽查局的现行职责是指：稽查业务管理、税务检查和税收违法案件查处；凡需要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进行账证检查或者调查取证，并对其税收违法行为进行税务行政处理（处罚）的执法活动，仍由各级稽查局负责。”
【注解２】（１）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稽查局仅限于省级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２）国家税务稽查局属于国家税务总局的内设机构而不属于一级税务机关，不具有对外独立执法主体资格。——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终429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