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诉讼保全程序违法能否在二审中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摘要1：解读：（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６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一审保全程序有异议，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５条规定提出执行行为异议；（２）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方提出保全执行行为异议，二审法院不予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0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023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是否因鉴定机构未回避而导致鉴定程序违法。从慕俄格公司原审提交的工程进度款审核报告看，鉴定机构贵州正合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合公司）在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前就已接受慕俄格公司委托，对案涉项目提出过意见。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第3.3.4条关于“鉴定机构担任过鉴定项目咨询人的，应当自行回避”的规定，正合公司应主动申请回避。但《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第3.5.2条同时规定：“鉴定机构有本规范第3.3.4条情形之一未自行回避的，且当事人向委托人申请鉴定机构回避的，由委托人决定其是否回避，鉴定机构应执行委托人的决定。”据此，在鉴定机构担任过鉴定项目咨询人的情形下，如当事人未申请鉴定机构回避，人民法院作为委托人有权决定鉴定机构是否回避，也意味着此种回避事由并不足以对鉴定意见的可采性造成实质影响。这是因为，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一种，是否具有证据资格，以及证明力大小最终要由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判断。本案中，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选定正合公司作为鉴定机构，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慕俄格公司在原审中将正合公司所作工程进度款审核报告作为证据提交时，金海公司就已知悉正合公司具有回避事由，但金海公司并未申请回避。金海公司在原审中不仅未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在原审法院就鉴定意见定稿征询双方意见时，金海公司还明确表示没有意见。金海公司的以上诉讼行为表明，金海公司在原审中对鉴定意见的客观公正性是认可的。基于此种判断，原审法院将正合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金海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鉴定意见是否因无鉴定人员签字而不应被采信。经审查，鉴定机构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鉴定意见书》（定稿）上没有鉴定人签章。在鉴定意见定稿作出前，鉴定机构曾先后出具了五稿《鉴定意见书》，其中征求意见稿之后的第一稿，即2018年6月19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稿）上加盖了两名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印章，该鉴定意见系有资质的鉴定人作出。从《鉴定意见书》（定稿）的作出过程及其内容看，《鉴定意见书》（定稿）是鉴定机构在2018年6月19日《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稿）基础上，结合金海公司与慕俄格公司历次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正后作出的。而且，原审法院曾在庭前质证和庭审中均通知鉴定人出庭，金海公司并未对鉴定人资质或者身份提出过异议。据此，《鉴定意见书》（定稿）上虽没有鉴定人签章，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这并不足以影响鉴定意见的可采性。
【笔记】申请执行人参加被执行人财产竞拍成交后是否还应交纳拍卖款？
摘要1：解读：申请执行人参与被执行人财产拍卖竞拍成交后，其应受清偿债权金额高于竞得被执行人名下拍卖财产的成交金额，且被拍卖财产上无其他在先权益人的，可直接以申请执行人应受清偿的执行债权抵付应当交付的拍卖余款即可，无需再另行筹资交纳拍卖余款。
解析：对于拍卖结束申请人竞得拍卖物且确定的成交价款低于申请执行人债权数额的，申请执行人是否应当足额缴纳拍卖款项再经法院过付问题，法律并无规定。
【注释】申请执行人参加竞买是否需要交纳保证金？——申请执行人参加竞买的，可以不交保证金；但债权数额小于保证金数额的按差额部分交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１０条第１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定１７条第１款）。
摘要2：【注解１】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禁止申请执行人在参与竞拍成功后不能以债权抵顶拍卖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488号
【注解２】未作出财产分配方案即同意申请执行人以债权抵扣拍卖款程序违法，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桂执复3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9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968号
【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在姜茂聚和长会口村委会均对鉴定报告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没有通知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就予以采信，违反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案涉鉴定报告不能证明姜××主张的损失，故没有予以采信。因此，虽然一审法院没有通知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存在错误，但是鉴于二审法院没有将该鉴定报告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姜××据此主张二审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其此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摘要2：
【笔记】生效裁判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不符合规定但裁判结果正确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事由？
摘要1：解读：生效裁判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与规定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
摘要2：【注解１】适用法律确有瑕疵但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不属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
【注解２】程序性“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第６向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事由范围——《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规定了１３项再审事由，其中（１）第７项至第１３项列举了程序性事由；（２）第六项“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般应指适用实体法律错误情形而不包括其他程序违法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88号《中资国本成都投资有限公司、四川丰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终4266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终426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之行政程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其中包括对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行政主体正当合法的程序，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维护行政尊严，提高行政效率，亦有利于行政相对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行政主体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尊重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前，应当保障行政相对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并根据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在认定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行政行为。
【裁判摘要２】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审理商标无效宣告案件中商标法第４４条第３款规定同时将商标权共有人列为当事人并书面通知告知其进行答辩，否则构成程序违法——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建材公司和洁具公司是诉争商标的共有人，该两公司对诉争商标共同享有权利，当然是本案的“有关当事人”。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同时将建材公司和洁具公司列为当事人，并书面通知两公司，告之其进行答辩，并将所作，剥夺了洁具公司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损害了洁具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程序违法。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建材公司和洁具公司分别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享有各自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即便两公司在股东组成等方面存在关联关系，亦不能以此为由，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忽略其被申请人的地位，损害其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虽然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共同申请注册同一商标或者办理其他共有商标事宜的，应当在申请书中指定一个代表人；没有指定代表人的，以申请书中顺序排列的第一人为代表人。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的文件应当送达代表人。但鉴于被诉裁定未列明被代表人洁具公司的地位，已经导致被诉裁定程序违法，故本院对商标申请授权程序以后的后续确权程序中如何适用代表人制度不再予以评述。
摘要2：
【笔记】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商标无效宣告案件是否应当将商标共有权人同时列为当事人？
摘要1：解读：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审理商标无效宣告案件中，应当按照《商标法》第４４条第３款的规定，将商标权共有人列为当事人并书面通知告知其进行答辩，否则构成程序违法。
摘要2：
【笔记】什么是行政诉讼请求不明确？
摘要1：解读：（１）行政诉讼起诉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即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未对具体的被诉行政行为予以明确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２）笼统请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笼统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行政赔偿诉讼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３）对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法院未经释明即驳回起诉属于程序违法。
摘要2：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摘要1：１.卢某诉福建省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检例第146号）
【关键词】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定罪量刑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抗诉 统一执法司法标准
【要旨】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行为人持有的所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存在适用法律不一致的共性问题，可以采取个案监督和类案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在监督纠正个案的同时，推动有关机关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２.湖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对市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检察监督案（检例第147号）
【关键词】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行政诉讼执行活动 程序违法 异地管辖
【要旨】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应当对执行立案、采取执行措施、执行结案全过程进行监督，促进行政裁判确定的内容得以依法及时实现。发现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执行活动存在同类违法问题的，可以就纠正同类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踪督促落实，促进依法执行。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的行政案件，原则上由受理案件法院所在地同级对应的人民检察院管辖并履行相应的法律监督职责。
３.安徽省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执行强制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行政处罚决定检察监督案（检例第148号）
【关键词】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违法占地 非诉执行 不予受理 法律适用错误
【要旨】人民检察院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中，对不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发现人民法院在多个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存在同类法律适用错误的，可以通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进行监督，解决一类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促进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法律监督效果。
４.糜某诉浙江省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某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检例第149号）
【关键词】行政检察 类案监督 送达日期 有效送达 诉源治理
【要旨】人民检察院办理因对送达日期存在争议引发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法律文书送达不规范、影响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等普遍性问题，在监督纠正个案的同时，督促人民法院规范送达程序，促使邮政机构加强管理，确保有效送达。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67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679号
【裁判摘要１】承受行政协议权利义务的第三方可以替代原行政协议相对人成为适格诉讼主体——关于讯驰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虽然涉案《合同书》是以正泰公司与市政府之间签订的，但双方《合同书》第二条第1项明确约定，双方对于长安路建设问题由正泰公司在安丘市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长安路两侧沿街商铺和住宅开发。后正泰公司成立了讯驰公司并负责安丘市长安路的建设等，且根据原审中讯驰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长安路的建设等均是以讯驰公司的名义进行拆迁、建设，包括各项费用的支付均是讯驰公司行为，正泰公司亦认可长安路的建设由讯驰公司负责并将其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讯驰公司，讯驰公司实际代替正泰公司履行与市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内容，在无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讯驰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具有本案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市政府上诉所称讯驰公司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正泰公司与市政府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由正泰公司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正泰公司的合同约定的承建内容，后正泰公司成立讯驰公司，由讯驰公司负责完成了正泰公司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且根据原审法院对正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调查，正泰公司明确表示讯驰公司承继正泰公司《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正泰公司不再享有《合同书》约定的权益和履行义务。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证实，讯驰公司是本案的责任主体，无需追加正泰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市政府关于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市政府主张讯驰公司不具备施工资质，《合同书》无效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了由讯驰公司负责长安路的道路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建设。讯驰公司在实际履行道路施工合同中，仅是作为缔约方对合同的约定内容全面履行，对于长安路的道路具体施工并非由讯驰公司承担，而是另行由其他施工单位具体施工，现长安路已施工完毕并交付使用，且本案道路施工并非是以兑价的方式支付工程款项，而是以减免、返还税款的方式进行结算，即使讯驰公司不具备道路施工资质，亦是对工程价款取费标准产生影响，而对于合同中关于减免、返还税款的约定不产生约束力，因此，市政府认为讯驰公司不具备道路施工资质整个合同无效的陈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行终495号
【解读１】行政协议无效的审查，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脱离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单纯援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合同无效事由条款否认行政协议的效力，既阻碍行政协议功能发挥，有悖于协议设立之初的目的实现，又不利于保护行政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解读２】行政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整体无效。
【解读３】行政协议中有关税款减免、返还约定效力及履行——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依约履行行政协议中减免税款、返还费用的诉讼请求，行政协议中减免税款、返还费用的条款合法有效，可以判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协议或者返还相关费用。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8704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8704号
【裁判摘要】因债务人未按期支付应收账款保理商直接向债权人行使追索权无须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未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不构成遗漏当事人）——根据《商业保理合同》约定，案涉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即买方债务人未按约向富海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时，富海公司有权直接向舜歌公司追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确认：舜歌公司已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了债务人运城市亿适家商贸有限公司、运城市鑫顺祥商贸有限公司及运城市鑫源福瑞特超市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到期后富海公司亦向上述债务人发函要求其结付相关应收账款。因债务人未按期支付应收账款，富海公司直接起诉舜歌公司偿还保理融资款，符合合同约定。舜歌公司以富海公司未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原审判决遗漏了当事人为由主张原审审理程序违法，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京行终190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京行终1904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可以依据事故调查报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住建部依据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作出本案被诉处罚决定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其一，本案中，事故调查报告系依法成立的事故调查组经过法定调查程序作出，并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具有公定力和约束力。事故调查报告中确认的相关事实可以作为住建部作出行政处罚的根据。其二，江苏中建公司对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提出了异议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意在证明事故调查报告所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均存在问题，实质上是要否定事故调查报告的效力，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57号批复及事故调查报告已经过法定程序被撤销、变更或确认无效，57号批复及事故调查报告的效力应当确认。其三，如前所述，57号批复及事故调查报告具有法定性，在证明效力上要优于其他证据。江苏中建公司在本案中针对被诉处罚决定所确认的事实，提出了诸如“其出具施工图并不违反规划规定”“设计项目名称为‘六车间’而非‘四车间’”，“其出具的安全设计专篇符合法律、法规和建设工程强制性法律规定”等异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错误，对其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住建部以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为基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关于追诉时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计算。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违法行为追诉时效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工办发〔2012〕20号)，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施工，因其带来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和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始终存在，应当认定其行为有继续状态，应当自纠正违法行为之日起计算行政处罚追诉时效。本案中江苏中建公司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和违法事实至事故发生时始终存在，应从事故发生时计算追诉时效。江苏中建公司关于其2015年7月后即未参与过项目建设，应当视为行为终了的主张不能成立。事故发生后，江苏中建公司的违法事实即被发现并接受调查，住建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不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３】（1）在听证程序中未出示拟作出处罚所依据的全部证据属于程序违法；（2）但在诉讼期间就听证程序中未出示证据进行出示并发表了质证意见，经审查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而不予撤销——但住建部在听证程序中未向江苏中建公司出示拟作出处罚所依据的全部证据，并接受江苏中建公司一方质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因上述违法情形影响了江苏中建公司依法行使陈述和申辩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被诉处罚决定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于法有据。但应该注意到，虽然住建部在听证程序中未向江苏中建公司出示相关证据，但住建部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向江苏中建公司作行政告知书，告知江苏中建公司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在听证程序中，江苏中建公司提出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对行政处罚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表达了异议并提供了证据；本案诉讼期间，住建部也提供了57号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及其他证据材料，江苏中建公司已获取并发表了质证意见，其在诉讼中就本案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所提的主张，亦包含了其在行政程序中的陈述申辩意见，且经本院审查均不能成立，被诉处罚决定认定江苏中建公司存在涉案违法行为、并给予降低其资质等级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被诉处罚决定存在的上述程序违法情形，并未妨害本院对被诉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进行合法性审查，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并重启行政处罚程序，由住建部在重新进行的行政程序中再行出示相关证据、江苏中建公司再行质证，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并无任何实际影响，徒增双方参与行政程序及行政争诉的成本，故被诉处罚决定不具备撤销重作的必要性，本院宜在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的同时，保留其相应法律效力。据此，一审法院所作撤销判决，裁量不当，本院应予纠正。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闽09行终11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闽09行终110号
【裁判摘要】收回土地的价格是基于双方协商“同意”，不同于国家建设征收、收回的情形，不适用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情形——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情形。本院认为，《土增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土地增值税：（一）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二）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收、收回的房地产。”《土增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条例第八条（二）项所称的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是指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政府批准征用的房产或收回的土地使用权。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原房地产的，比照本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本案上诉人主张其符合上述《土增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免征情形。但该免征土地增值税适用于“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收、收回的房地产”，且按照国家有关征收的法律规定，国家建设需要征收或收回的土地价格系由征收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确定补偿安置方案予以确定，该征收价格一般不因被征收人的意志转变。而涉案宗地系因闲置，原福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认定因政府原因导致上述地块闲置。2018年1月19日，福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大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约定大运公司同意将上述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由福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按8409.11666万元的价格收储，该收回土地的价格是基于双方协商“同意”，不同于国家建设征收、收回的情形。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土地收回，可以适用上述免征的情形。上诉人对此所提上诉无理，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遗漏审查复议申请事项及其法律后果问题。《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法律程序、法律依据和设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的合法性、适当性。”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时要求撤销城南分局所作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并要求“免征土地增值税，或者确认申请人应缴土地增值税为0元”。上诉人在主张其土地增值税额问题中，明确提出城南分局遗漏扣除金额2089.926465万元，包括：房地产开发费用8473296.23元、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65968.42元、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金额加计20%扣除金额1236万元（6180万元×20%），还进一步明确主张其系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应适用《土增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六）项加计20%扣除。而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复议未就上诉人是否可以按“房地产纳税人”适用《土增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六）项加计20%扣除进行认定，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存在程序违法。该程序违法必然造成上述有关税额是否可以加计扣除处于不确定性。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若原税务机关根据被上诉人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重新作出税务处理，上诉人需先缴纳税款始得行使行政复议权。也即被上诉人该点程序违法直接对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及时、便民原则。......综上，被上诉人作为城南分局所属的税务局，依法具有行政复议的职权。虽然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原税务处理机关的结论，并责令重新作出税务处理；但被上诉人行政复议违反法定程序，未就上诉人申请的税务处理事项进行全面审查，且该程序违法对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案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笔记】什么是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摘要1：解读：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４０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是指，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摘要2：【注解１】税务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前提条件：（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负有纳税义务的事实清楚；（２）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所担保税款；（３）税务机关先责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限期缴纳税款；（４）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超过税务机关指定期限仍未缴纳税款。
【注解２】税务机关能否强制执行破产企业税款？——（１）破产企业在资不抵债被宣告破产后，已丧失生产、经营的能力，破产管理人显然不是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２）破产程序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执行程序，不管任何债务或费用的强制划扣，在破产司法程序中必须经过人民法院审查准许或在清偿顺序中依法清偿，税务机关强制划扣拍卖税费执行程序违法。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佛顺法行初字第53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佛顺法行初字第53号
【裁判摘要】税务检查并无期限限制——关于被告对原告进行税务检查从立案到作出税务处理经历一年多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争议。经查，对于税务检查的期限，税收征收的法律、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均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与要求，仅有国家税务总局的规范性文件《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检查应当自实施检查之日起60日内完成；确需延长检查时间的，应当经稽查局局长批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于2013年6月21日立案对原告进行税务检查，直至2014年12月4日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决定，被告按规定办理了8次延长检查时限审批，程序上符合上述规定。综合考虑本案税务检查涉税事项的文件资料繁多、工作量大、时间跨度长、案情复杂、涉案金额巨大，而且检查过程中存在原告未及时提供自述材料、申辩材料、确认相关底稿等不配合情形，本院认为被告实际检查期限合理，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以及故意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程序违法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黔05行终152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黔05行终152号
【裁判摘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被上诉人毕节国税稽查局作出“…追缴增值税5525157.85元…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处理决定并非行政处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追缴税款行为有异议，系对上诉人是否享受免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征收上诉人偷缴税款产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被上诉人毕节国税稽查局作出的《处理决定》系税收征收管理行为，非行政处罚行为，故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的理由，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宁03行终34号
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宁03行终34号
【裁判摘要】破产财产拍卖产生税款不属于破产费用——本案被上诉人所扣缴的税费属于破产企业管理人在对企业财产依法进行拍卖、变价后因财产增值而产生的增值税，并不是因变价行为本身而产生的费用，依法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破产费用。原审将上述费用认定为破产费用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该规定明确了破产人所欠税款在破产清偿程序中的顺序。被上诉人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仅是对被上诉人履行扣缴职责的行为、确定纳税义务主体以及确定纳税数额等事项所提供的法律、法规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虽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冲突，但并不能作为认定所扣缴的税款属于破产费用并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优先清偿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国税函（2005）869号《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有关税收问题的复函》不适用本案，原审法院适用该函认定本案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现吴忠宁燕塑料工业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案件尚未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所规定的分配清偿程序，被上诉人即实施扣缴行为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该税收强制执行行为违法，原审认定该行政行为合法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宁行申28号
【摘要】税务机关能否强制执行破产企业税款？——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利通区地税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第四十条强制划扣破产企业拍卖税费是否合法。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故根据该法条，本案的关键是：1.破产管理人是否属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2.利通区地税局能否直接划扣税费4542390.83元。关于破产管理人是否属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问题。依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2010年3月5日，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以（2010）吴利民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吴忠宁燕塑料工业有限公司破产一案，2011年4月15日，该院以(2010)吴利民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吴忠市宁燕塑料工业有限公司破产，指定宁夏天纪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故该企业在资不抵债被宣告破产后，已丧失生产、经营的能力，破产管理人显然不是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关于利通区地税局能否直接划扣税费4542390.83元的问题。国家制定企业破产法的目的，在于严格保护破产企业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破产申请一经人民法院受理，即进入司法程序，其对破产财产的保全、执行、债务清偿顺序等均有严格限定，所以破产程序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执行程序，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等均对个别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执行、破产费用的清偿顺序、破产财产分配方案需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等事项作了规定，也是就说不管任何债务或费用的强制划扣，在破产司法程序中，必须经过人民法院审查准许或在清偿顺序中依法清偿。故本案利通区地税局强制划扣拍卖税费，执行程序违法。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萍行终字第26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萍行终字第26号
【裁判摘要】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萍开一地税通字（2014）第56号”税务事项通知，应审查的内容是该税务事项通知行为是否合法。本案中，“萍开地税字（2013）第29号”批复是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怡馨公司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采用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方式系该批复中的一个税务事项。如被上诉人认为该批复涉及的怡馨公司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存在错误，依法应自行纠正。但本案被上诉人对其作出的批复并非自行纠正，而是要求其派出机构即开发区地税局一分局越权作出税务事项通知，由开发区地税局一分局以“萍开一地税通字（2014）第5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故被上诉人违反了法定程序。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程序违法理由成立，“萍开一地税通字（2014）第5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2：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153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153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原告提出其存在真实合法的购货交易，合法取得诉涉增值税发票且该发票经过沈阳市和平区国税局认证，合法有效，应予以抵扣进项税款的主张。根据国税发（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规定，“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国税函（2007）1240号《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规定，“…。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准许其抵扣进项税款；如不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不准许其抵扣进项税款或追缴其已抵扣的进项税款。”因原告所取得的诉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铁岭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证实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原告未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故原告要求抵扣进项税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送达方式程序违法的问题。因被告在可以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对原告采用公告方式送达显属不当，故程序存在瑕疵。但是，被告在送达程序上的瑕疵并未影响原告行使其实体权利，故该程序瑕疵并不足以导致被诉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
摘要2：沈阳东管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诉第二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行政再审裁定书
【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辽行监字第00382号
【摘要】关于申请人提出其存在真实合法的购货交易，合法取得诉涉增值税发票且该发票经过沈阳市和平区国税局认证，合法有效，应予以抵扣进项税款的主张。根据国税发[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7]1240号《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因申请人所取得的诉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铁岭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证实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申请人未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故原告要求抵扣进项税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闽08行终5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闽08行终59号
【裁判摘要１】税务行政处罚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联系本案而言，2013年10月9日上诉人以扣缴义务人名义向新罗区地税局白沙分局申报纳税人苏××股权转让收益个人所得税税款239.683463万元，填写了《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并于当日以纳税人苏××的名义交纳了个人所得税239.683463万元。新罗区地税局白沙分局于当日出具了一张税种为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给上诉人。至此，上诉人向苏××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含代扣税款290.75万元），印花税1.5万元。也就是说，上诉人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应为2013年10月9日，至今未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五年时效，上诉人主张超过行政处罚法二年时效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本案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地税局对上诉人作出的罚款数额高达147.175万元，应属重大行政处罚，依前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区地税局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但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地税局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经过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前述所述程序违法均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中“步骤违法”的情形。
摘要2：【注解】本案股权转让方的股权转让收入为３０００万元，财产原值为取得股权支付的金额５５万元，合理费用为１.５万元，应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３０００万元－５５万元－１.５万元）×２０％＝５８８.７万元；已扣缴个人所得税２９４.３５万元，应扣未扣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为２９４.３５万元。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辽民终502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辽民终502号
【裁判摘要】关于《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是否违法、鉴定结论应否采信的问题。盘锦工行提出，《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对需要到现场提取检材的，应当由不少于二名司法鉴定人员提取，并通知委托人到现场见证。”在5页样本中第23、24页只有调取人一人签名，且没有现场见证人。25、26、27页《辽宁九州司法鉴定所——笔迹样本提取表》的三页样本，只有两名在场人签名，而没有样本提取人签名。故该行认为样本8（五页），因没有司法鉴定提取人签名，系来源不明的无效的样本，鉴定机关依据无效的鉴定样本做出的鉴定结论不应予以采信。经审查，盘锦工行提出异议的该几页签名，是《鉴定意见书》第五部分“样本”中的内容，即该几页仅属于鉴定“样本”，而非《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所说的“检材”，而“检材”系《鉴定意见书》第四部分的内容。因此，该几页“样本”不适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盘锦工行的该相关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故案涉鉴定结论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应当予以采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5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使用私营快递公司邮寄诉讼文书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管辖权异议由宏信劳务向一审法院提出，一审法院驳回其异议，其向二审法院上诉时采用申通快递邮寄上诉状，由于法院不收取私营快递公司邮件，产生了寄送时间上的延误。邮寄寄送上诉状，一般以邮戳显示的时间为上诉时间，虽然宏信劳务并未使用EMS快递，但其使用申通快递寄送上诉状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人民法院内部工作规定，不收取外部私营快递导致上诉状收到时间较晚，并非二审法院程序违法。且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裁定，未影响明龙新都分公司实体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17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170号
【裁判摘要】（１）法院批准立案的时间作为受理案件时间；（２）不以法院“案件批办单”上记载的日期或发出受理通知书的日期为受理案件时间——经查，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诉金紫阳农技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立案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9日，该院于2014年10月30日向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发出预收案件受理费通知单，通知单载明：“案件已经该院受理，逾期缴费则按自动撤诉处理”。尽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批办单”中载明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2日，对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5日，但仍应当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立案的时间作为受理案件时间，即2014年10月29日为受理案件时间。而大荔县人民法院以（2014）大民破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受理金紫阳农技公司破产案件的时间是2014年11月3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时间在大荔县人民法院受理金紫阳农技公司破产案件之前。因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上诉人提出法院审查程序违法的问题，不是本管辖权异议案件所审查的问题。本案诉讼标的额为2亿元以上，根据本院2008年《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关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可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规定，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权作为一审法院受理本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88号
【裁判摘要】（１）预重整属于启动正式破产程序前的庭外债务重组机制，并不能产生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效力，法院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２）“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般应指适用实体法律错误情形，并不包括其他程序违法情形，不能将第六项事由理解为其他事由的兜底事由——经查，中资国本成都公司等申请人向二审法院提交(2020)川0704破申2号《决定书》载明的内容是法院决定对丰泰投资公司、丰泰金科公司等公司实施破产预重整，但预重整属于启动正式破产程序前的庭外债务重组机制，并不能产生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效力，二审法院据此对中资国本成都公司等申请人要求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此外，根据中资国本成都公司等申请人所主张事实，丰泰投资公司、丰泰金科公司等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的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日期为2020年7月28日，二审审理已经完结，其亦不能据此要求二审中止审理。再从再审事由法定化及其体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了十三项再审事由，其中第七项至第十三项列举了程序性事由，故除涉及当事人基本诉权的情形外，第六项“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般应指适用实体法律错误情形，并不包括其他程序违法情形，不能将第六项事由理解为其他事由的兜底事由。因此，本案中资国本成都公司等申请人认为原审不中止审理错误的主张超出了法定再审事由，不能因此启动再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5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管辖权转移是否妥当的问题｜本案系柳某公司向南宁中院起诉富业公司、国宾美景养生酒店合同纠纷一案，南宁中院立案受理后确定案号为(2016)桂01民初695号。后南宁中院认为，本案与广西高院受理的(2017)桂民初22号案件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且当事人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实为本诉与反诉关系，遂报请广西高院审理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因此，本案管辖权由南宁中院转移到广西高院，于法有据。柳某公司上诉主张本案管辖权转移程序违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民事案件案由系为便于审判管理与司法统计而对诉争法律关系性质作出的归纳与总结，故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法律关系并列确定案由。本案中，柳某公司的诸项诉讼请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应当并列确定案由。柳某公司在其一审起诉状中针对第2、3、4、5、7项诉讼请求提出的理由是富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柳某公司在其上诉状中又提出，针对第4、5、7项诉讼请求变更理由为基于物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本院认为，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侵害物权的行为，而根据本案和广西高院(2017)桂民初22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柳某公司与富业公司合作经营信托大厦，并委托富业公司对大厦进行经营管理。故富业公司经营管理信托大厦，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事实依据充分。同时，柳某公司亦有权依据双方的合作经营信托大厦的相关约定，请求富业公司支付经营收益。因此，柳某公司关于其第4、5、7项诉讼请求为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张，理据不足。人民法院经审理发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应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变更案由。故本院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理由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变更本案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共有物分割纠纷、返还原物纠纷、合同纠纷。
摘要2：【裁判摘要３】柳某公司与富业公司通过破产拍卖程序竞得信托大厦，并非基于债务人广西信托投资公司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而是基于破产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信托大厦拍卖结果作出拍卖成交裁定符合《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富业公司与柳某公司自该裁定生效之日，即2011年8月30日取得信托大厦所有权。．．．．．．南宁中院(2004)南市民破字第4-78号民事裁定系柳某公司取得物权的依据而非确权依据，南宁中院(2012)南市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以及227号民事判决均未对柳某公司享有的所有权作出确权判决，故柳某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确认其对信托大厦享有30%所有权，依法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共有物不具备实物分割条件，当事人坚持不申请折价或者变价分割，对实物分割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综合考虑通过裁判进行实物分割有违当事人意愿，亦会减损信托大厦的整体使用价值，柳某公司并未变更其诉讼请求等，作出对柳某公司进行实物分割的主张不予支持的处理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承前所述，因信托大厦目前尚不具备实物分割条件，柳某公司请求返还原物的对象并不确定，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柳某公司可待相应条件成就后，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新民申109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新民申109号
【裁判摘要】上级法院不得两次发回重审的规定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中发回重审的情形，审判监督程序中发回重审不属于不得两次发回重审的发回重审之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对第二款规定应当结合第一款的规定进行理解，第一款是针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不同情形，分别进行处理的规定。第二款内容亦是针对上诉程序中案件发回重审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情形的规定，并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中发回重审的情形。而本案第一次发回重审，系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再审程序中将一、二审判决均予以撤销后，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重审后，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程序中仅作出一次发回重审的裁定。拓达公司关于二审法院两次发回重审程序违法的主张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错误理解，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提字第467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提字第467号
【裁判摘要】经审理查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达中民终字第87号民事裁定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而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达中民终字第192号民事裁定和（2012）达中民终字第45号民事裁定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为由将该案再次发回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对同一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第一审人民法院重审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仍有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之规定，本案虽然存在三次发回重审的事实，但法律依据不同，且通过发回重审，对该案存在的程序违法问题已经予以纠正，故刘×的该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裁判摘要１】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部分庭审但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不属于发回重审应当回避的人员——果满堂公司、曹×上诉认为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本案一审审判长曾在发回前的原一审中担任审判长，按照相关规定其应回避而未回避，属程序违法，并提交(2018)新民初6号案一审开庭笔录作为新证据予以证明。经查明，原一审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10月17日开庭审理本案，但该次庭审进行到陈述诉辩意见阶段，即因一方当事人提起反诉而休庭。之后第二次开庭时，法庭即告知各方当事人审判长已经变更，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发回重审后审理阶段，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其审判长曾在2018年10月17日开庭时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开庭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回避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首次开庭，但该次庭审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其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原一审第二次开庭变更审判成员后，合议庭又重新开庭并对案件进行评议，故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不属于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公司虽非合同主体，但结合合同的签订、履行（公司接受他人支付的款项）、股东会授权、尤其是公司反诉要求他人继续履行合同，可以认定公司亦为产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首先，关于果满堂公司资产的处置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时，曹××为果满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表明，果满堂公司认可曹××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以该公司名义从事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但是对于曹××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果满堂公司不仅接受了赵××履行该协议所支付的款项，还依据该协议提出了继续履行的反诉请求，并且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曹×作为果满堂公司大股东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亦授权曹××全权处置该公司的资产。综合考虑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的约定，以及当事人事后寻求救济所提请求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就资产出让事宜果满堂公司系《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并无不当。该部分约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事由，一审认定其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曹×所持果满堂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曹×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曹××全权处置果满堂公司资产等事宜，包括股权转让等。该《授权委托书》足以证实曹×对曹××处分果该部分满堂公司股权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一审判决认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曹×持有股权转让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再次，就赵××所持股权及其他资产转让的问题。曹××虽无处分该部分股权和资产的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关“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的该部分股权和资产转让的约定并无因此而无效。综上，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所涉股权及资产转让的约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妥。果满堂公司、曹×认为《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笔记】裁定不予受理或者不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能否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
摘要1：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５条第３项规定，人民陪审员不得参加“裁定不予受理或者不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的审理；（２）人民陪审员参加裁定不予受理或者不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的审理程序违法。
摘要2：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鄂01执复203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鄂01执复203号
【裁判摘要】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9）鄂01执复72号执行裁定，撤销江汉区法院（2019）鄂0103执异25号执行裁定，发回江汉区法院重新审查。该院在重新审查过程中，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但其合议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实行书面审查。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人民陪审员不参加下列案件的审理：（一）依照民事诉讼法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二）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案件；（三）裁定不予受理或者不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的规定，江汉区法院异议审查程序违法，本院应依法予以纠正。（发回重新进行审查）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