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0号
【裁判要旨】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公司收取的款项无充足合理原因转付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公司及个人，使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可类推适用《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之规定，认定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关于杜某某１、杜某某２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原审判决认定杜某某１、杜某某２是能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事实依据。．．．．．．其次，杜某某１、杜某某２作为能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能盛公司收取的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款项无充足合理原因转付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能源交通公司、隆泰公司及其个人之后，使得能盛公司在不能履行与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情况下，亦无能力及时退还其所收取的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购货款，从而严重损害了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利益。因此，原审判决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认定杜某某１、杜某某２应当对能盛公司所负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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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公司收取的款项无充足合理原因转付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公司及个人，使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可类推适用《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之规定，认定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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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多重保理是指应收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
摘要2：【注解１】（１）《民法典》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没有涉及如何处理债权多重转让问题；（２）《民法典》第７６８条就多重保理提供了相应的处理规则，应将《民法典》第７６８条关于多重保理的处理规则类推适用于解决所有因债权多重转让引起的权利冲突，也可以类推适用于解决应收账款质押、保理或者债权让与并存于同一应收账款时权利冲突（《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６６条第１款规定“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当事人主张参照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优先顺序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注解２】动产抵押和保理均采取登记对抗要件，在都没有办理登记情形下——（１）动产抵押依据《民法典》第４１４条第１款规定须按照债权比例清偿；（２）保理依据《民法典》第７６８条由最新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只有既未登记也未通知时才按照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取得应收账款。
【注解３】（１）债权转让没有登记规定；（２）应收账款只有须以登记为生效要件；（３）保理以登记为对抗要件。
摘要1：解读：（１）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将保证合同章确立为担保关系的一般规则；（２）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20条之规定，第三人物保可以“适用”保证合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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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确定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案涉有关一定条件下支付剩余价款的约定是履行条件还是履行期限？
【法官会议意见】当事人对已经存在的确须履行的债务,约定当未来的某一不确定事实发生时履行, 此类约定形式上看是有关履行条件的约定,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有关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如何在诉讼中将不确定的履行期限确定下来,是司法的纠纷解决功能的必然要求。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该合理的期限就是履行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另一方面,鉴于不确定履行期限在期限的不确定性上近于条件,故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5条有关条件拟制成就的规定,在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该不确定事实发生或该不确定事实确定不发生时, 视为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债权人可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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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6民终6515号
【裁判摘要】因违法使用农药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虽非环境污染诉讼，但在违法行为性质上与环境污染行为具有同质性，应当类推适用环境污染诉讼规定的举证责任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经公安机关鉴定结论可知，张××１喷洒的农药含有唑草酮，进而导致了自家苹果树的树花和树叶枯萎。而张××２和万××家的苹果树与张××１家的相邻，且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本案侵权损害之因果关系应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关于“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采取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业等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种植和养殖，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科学处置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防止农业面源污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农药的违法使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所禁止之行为。本案系因违法使用农药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虽非环境污染诉讼，但在违法行为性质上与环境污染行为具有同质性，应当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是在没有办法完全证明因果关系要件时，只要受害人举证证明到一定程度，就推定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后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行为与损害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推定因果关系，需具备以下条件：1.违法行为在前，损害结果在后。．．．．．．2.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联系。．．．．．．3.违法行为人可举证推翻因果关系之推定。．．．．．．综上，本案具备因果关系推定之条件，而且苹果树受害的原因就在于不适当使用唑草酮造成的，可以认定张××２与万××的苹果树遭受损害与张××１喷洒农药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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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301号
【裁判摘要１】垫付股权转让款成立事实借款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施××与霖阳公司虽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借款合同，但施××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即垫付本应由霖阳公司支付40275万元款项，且霖阳公司已接受，借款合同成立。施××请求霖阳公司向其归还借款本金40275万元，应予支持。本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施××与霖阳公司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结合当事人交易习惯，施××与冯×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6.5%，故施××请求霖阳公司按年利率6.5%支付利息应予支持。由于借款分两笔支付，借款利息也应自施××实际出借款项之日起算。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施××已举证证明常江公司100%持股霖阳公司，常江公司的总经理兼董事与霖阳公司的监事均为杨××。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常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霖阳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应当对霖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３】百家达公司作为霖阳公司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否为其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识不尽一致。有观点认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决定其独立法人地位极易被股东滥用而与其股东发生人格混同，因此，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在第二十条一般规定基础之上对一人公司作出了特别规定。至于一人公司可否承担其财产独立于股东的举证证明责任，并在举证不能的情形下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没有明文否定。否认股东全资子公司之法人人格，判令该子公司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样有助于规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的行为。根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理和一人公司的治理缺陷，股东与其一人公司只要存在人格混同，均应对彼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20)最高法民申2158号民事裁定等多件案例也持此结论。故而，对这种反向情形应当类推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即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作为债务人的股东设立了一人公司，就应当推定该一人公司与其股东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如果一人公司或其股东要推翻这个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这并不是举证责任倒置，仍属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范畴。在施××已尽到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形下，百家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股东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霖阳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具体到本案，本院认为，本争点所涉情形并未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作出规定，应当适用该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施××仅举证证明霖阳公司与百家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同为罗×，且霖阳公司为百家达公司的100%持股股东，未举证证明霖阳公司、百家达公司存在前述法条中所列滥用行为，且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程度，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施××请求百家达公司应对霖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1：问题１：偷税包括哪些情形？
解读１：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第１款之规定，偷税包括以下情形（偷税行为与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结果并存）：（１）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２）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３）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
问题２：编造虚假计税依据是否构成偷税？
解读２：（１）编造虚假计税依据但未导致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４条第１款规定处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２）编造虚假计税依据导致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应当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按照偷税处理。
问题３：纳税人拒不申报是否构成偷税？
解读３：（１）纳税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的规定构成偷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２）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且税务机关并未通知申报的，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４条第２款特别规定，不适用第６３条偷税的规定（不属于偷税，不构成逃税罪）；
【注解】纳税人办理了税务登记并不能视为税务机关已经通知申报，有义务主动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１）办理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有义务主动项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如果不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应当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４条第２款处理；（２）如果税务机关主动通知其进行纳税申报仍然拒不申报，应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以偷税处理。
摘要2：【注解１】（１）《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定义的偷税并不包括纳税人不申报的情形；（２）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不能扩大解释或类推适用将不申报纳入偷税范围。
【注解２】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认定偷税应当包括主观故意要件。
【注解３】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已经办理税务登记或扣缴税款登记能否视为税务机关已经通知申报纳税？——（１）《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４条第２款原意并未将依法办理了视为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行为视为税务机关已经通知申报纳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属于第６４条第２款的一种特殊情况：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只要不进行纳税申报且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都可依据第６４条第２款规定处理；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且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才能按第６３条规定处理）；（２）已经依法办理纳税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并不能视为税务机关已经通知申报纳税。
【注解４】《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和第６４条规定的法律责任都是“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区别在于第６３条规定的偷税如涉及刑事责任应移送司法机关，而第６４条第２款单纯的不申报纳税导致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不会涉及刑事责任。
【注解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并非对《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解释，不能直接适用于税务行政案件。
【注解６】不进行纳税申报的纳税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少申报的：（１）对于少申报部分应按《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偷税处理；（２）对于申报部分应按《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４条第２款规定处理。
摘要1：【案号】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浙0381行初28号
【裁判摘要】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的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应当按偷税处理，处以偷税数额５倍以下罚款——原告实际负责人丁×和及销售方潘某的陈述、税务稽查签证、涉案七份发票、银行转账凭证能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向潘某购买货物，从第三方取得增值税发票，以及涉案七张发票已经抵扣，造成原告少缴税款145640.47元的事实，故涉案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依据充分。．．．．．．根据国税发[1997]134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二项规定：“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或者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原告从购买方以外的第三方取得增值税发票，符合上述规定之情形，故被告认定原告偷税并予以处罚应属法律适用正确。原告认为《公函》载明其没有逃税的故意，应适用财税[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一项之规定：“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首先，检察院出具的《公函》是对原告涉刑事案件犯罪构成要件的意见，本案系行政处罚案件，不能以此类推适用；其次，本案原告的情形不符合该项规定，因为原告获取的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系第三方企业，并非实际销售方潘某，故原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要旨】当事人对已经存在的确须履行的债务，约定当未来的某一不确定事实发生时履行，此类约定形式上看是有关履行条件的约定，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有关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如何在诉讼中将不确定的履行期限确定下来，是司法的纠纷解决功能的必然要求。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该合理的期限就是履行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另ー方面，鉴于不确定履行期限在期限的不确定性上近于条件，故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5条有关条件拟制成就的规定，在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该不确定事实发生或该不确定事实确定不发生时，视为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债权人可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不同意原告（异议人）修正方案列为被告，不反对修正方案应列为第三人——本案系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二条规定“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出反对意见的，应当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不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如何列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司法解释虽然没有明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理，程序应当吸收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为各方在程序内行使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提供充分的保障，从而使裁判的结果能够吸收各方意见，更加衡平公正。执行财产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作为诉讼程序，也应当遵守上述基本程序法理。因此，原告（异议人）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要根据其他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对原告异议或修正方案的不同态度，或列为被告或列为第三人，具体说，不同意原告（异议人）修正方案的，列为被告，不反对原告（异议人）修正方案的，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应当列为第三人，因为未提出反对意见的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对异议人的修正方案，不持反对意见，不代表如果裁判对执行财产分配方案进行了调整，这部分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利益受到影响时，其不会有反对意见。因此，如果不将其列为当事人，纳入程序，其就无法在其后的上诉程序及其他程序中，来救济自己的权利。如果其在程序结束后，通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方式再去主张权利救济，无疑会严重损害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因此，对于对原告（异议人）提出的修正方案没有持反对意见的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也应当列为第三人。本案中，一审在列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时，只将提出反对意见的浙江一建公司、周××、董×列为被告，没有将未提反对意见的郑州市开来开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吴××、陈××、河南省万安建设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驻马店市恩德金属有限公司列为第三人，遗漏当事人，程序错误。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现行法排除了在法定解除情形之外另行约定解除条件的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从该规定可见，该法中关于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是强制性规定，用人单位不得突破该法，另辟解除劳动合同的蹊径，否则就构成违法解除，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易言之，用人单位只能依据该法明确规定的情形施以解除行为：用人单位可以依据第三十六条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可以依据第四十条规定的三种用人单位无过失情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可以在满足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时，依法定程序进行经济性裁员，又或者如本案中的东华公司一样，依据第三十九条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但是，第三十九条列明的情形非常具体且没有兜底性条款，其用意之一就是严格限制用人单位随意突破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以实现该法第一条阐明的立法目的——维持劳动关系的稳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体系下，实际上排除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跳出法定解除情形之外另行约定解除条件的空间。
【裁判摘要2】能否通过劳动合同约定对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做扩充？——由于劳动合同第十三条的相关约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原则上不能直接将其视为东华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五十条进一步强调，“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也就是说，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只有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修订的，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因此，通过劳动合同特别约定的方式，将劳动规章制度中没有规定的、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内容也视为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变相规避了劳动合
摘要2：（续）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使未经法定民主程序的规则也可以作为劳动规章制度使用，这显然有悖于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以及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将使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形同虚设。
【裁判摘要3】考虑到在现实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难免有劳动者会出现种种难以预料的、有违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囿于制定条件，难以包罗万象、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都事先作出规定，此时，用人单位能否基于劳动者对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违反而解除劳动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由此可见，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是法律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如果仅因为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没有对所有可能发生的违反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全部覆盖，就令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则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对劳动者行为的过度纵容，从社会总体看，不利于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条阐明的立法目的——构建和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因此，本院倾向于认为，即便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中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果劳动者存在的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仍可以视为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得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只不过这种类推适用，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影响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管理行为的必要性、妥当性以及是否存在激化矛盾等不当情形的基础上，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做审慎的审查，以期在平衡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同时，避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类推适用被泛化。
摘要1：解读：（１）根据《劳动法》第３条第２款规定，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是法律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２）用人单位即使未制定规章制度，但如果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仍可以类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３９条第２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摘要2：
摘要1：——购买者主张其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可免除损害赔偿责任
【裁判要点】购买者从合法渠道购得且并不明知产品侵害他人著作权的，可以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本案中，大唐公司只是购买和使用涉案美术作品的复制品，并未有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涉案美术作品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大唐公司既不是涉案作品复制品的出版者和制作者，亦不是该复制品的发行者和出租者，且亦能证明涉案复制品有合法来源。因此，华冠公司要求大唐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购买者从合法渠道购得且并不明知产品侵害他人著作权可以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第５９条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免除侵害著作权责任。
解析：我国《著作权法》未规定使用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但是《商标法》第６４条第２款关于合法来源抗辩的规定中明确了“不明知”的前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可以参照解释。
摘要2：【注解１】（１）对于合法来源的认定不要要证明侵权产品系合法取得，同时应当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没有尽到必要注意义务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即使有合法来源但未尽到必要注意义务仍然构成侵权）。——参考案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辽民终511号；（２）著作权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应当满足主观状态为“善意”。——参考案例：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782民初4996号
【注解２】能够证明合法来源的发行者应当停止侵权但不承担赔偿损失法律责任。——参考案例：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锡知民终字第0039号
【注解３】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不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责任｜（１）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如权利人追加侵权商品的制作者、生产者为被告，则相关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应由制作者、生产者负担；如权利人仅起诉销售者，即使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其仍应承担权利人的维权合理费用）。——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25号；（２）合法来源抗辩仅免除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而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情形下，不能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781号
摘要1：【裁判摘要】（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所认定的内容为，华城公司以“君悦华庭”B栋裙房四层整层及五层面积约为941.6平方米的房屋抵偿其所欠潮阳公司的债务，并由双方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显然，该调解书确认的是双方于本案诉讼中达成的以房屋抵偿金钱债务的协议。该调解书并不能够产生确定物权的效力，而是对双方以他种给付替代金钱给付协议的确认。换言之，华城公司依据该调解书需要履行交付及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义务，在变更登记完成之前，前述房屋的所有权并不发生变更。因此，该调解书并未侵害对申请撤销该调解书的孟××、王×的民事权益。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系对保全措施中解除或撤销保全措施权限及与执行程序衔接的规定，并非针对查封中财产能否处分的规定。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可知，即使被执行人将其被查封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也并不影响在先查封措施的效力，在先的申请执行人利益仍能得到保障或者仍然能够获得执行利益。尤其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等规定，（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出。．．．．．．《还款协议书》在性质上系以物抵债，其中约定如在该协议签订之日即2010年1月27日起至2012年12月4日止，如华城公司能偿还汕头潮阳公司全部工程款，则汕头潮阳公司退还华城公司案涉房产的权利证书。从上述约定来看，双方以案涉房产偿还债务的约定虽然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但如果华城公司未在上述期限内清偿债务，则转让房产与汕头潮阳公司的意思表示即应产生效果。该意思表示应该拘束双方。同时，以物抵债协议为诺成性合同，如果债务人尚未履行，债权人当然有请求继续履行的权利。在本案中，继续履行的请求权就表现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华城公司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当然，在房产变更登记完成之前，汕头潮阳公司并非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汕头潮阳公司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该请求权，在诉讼形态上为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判归原告”，应当理解为在请求华城公司履行给付义务。
摘要2：（续）双方在（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中达成的华城公司、新世纪公司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分归汕头潮阳公司”、五层楼房进行分割的协议，在性质上也只能是需要债务人给付和债权人受领给付的协议，而非确认权属或者类似共有物分割的协议，均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由此，原审判决关于“该约定不能成为汕头潮阳公司直接取得房屋产权的依据”的判断就不够清晰，该协议能够成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继续履行交付房屋并办理过户登记义务的依据，但不能成为其已经享有所有权的依据。更进一步，原审判决以《还款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因而潮阳汕头公司只能请求华城公司履行原工程款债务的结论就难以成立。原审判决此部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黔高民再初字第1号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１５９条规定规范的是附约定条件的合同；第５０２条规定属于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批准本质上是行政机关的监管行为，不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２）一方拒不履行报批义务原则上不能类推适用《民法典》第１５９条规定视为已经获得批准进而认定合同有效，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如生效判决已经判令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仍拒不履行，可以类推适用该条规定从而让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