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法院查封下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及指示交付的成立条件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可以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善意取得被查封物所有权。同时，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因指示交付作为一种观念上的交付，仅发生让与返还请求权和间接占有的转移，缺少直接占有的变动，导致物权的变动缺乏公示性。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利益出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八十八条“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的，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规定之精神，应当将通知直接占有人作为认定指示交付完成的条件。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海事法院（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153号（2015年3月18日）；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四终字第77号（2015年8月5日）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闽执复字第29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对被执行人房产不得拍卖的条件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并非被执行人的唯一房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对于被执行人所有的已经依法设定抵押的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并可以根据抵押权人的申请，依法拍卖、变卖或者抵债。”由此可见，即便房产为被执行人唯一住房，只要房产设置了抵押，人民法院即可根据抵押权人的申请，依法采取拍卖措施。上述执争房屋现仍抵押给福州市亭江农村信用合作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因此，对于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的财产，人民法院在保障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情况下，可以采取拍卖措施。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53号
【裁判要旨】被执行人名下的保证金账户被法院冻结，该账户担保的债权人就账户内资金主张实体权利请求排除执行措施的，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裁判规则】被执行人的保证金账户由银行实际控制，即使双方未单独签订质押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相应条款具有质押保证性质且银行已实际兑付的，属于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的金钱质押要求的情形，人民法院对该保证金相应部分应不予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赣执监字第3号
【裁判规则】银行存款被认定为保证金的，要求将金钱以特户、保证金等形式进行质押必须满足“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方面要求，但并不要求必须经人民银行核准才生效，也不要求必须对外公示。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冀执复104号
【裁判要旨】《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补充协议》约定“监管账户内的款项的用途为用于涉案项目建设，其他人不能对该账户内的资金主张优先受偿权”，双方没有金钱质押的合意，银行并不对监管账户内的商品房预售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民终396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上述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第三人基于股权工商登记的外观而产生交易信赖，与登记股东发生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处分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对于非基于上述行为与登记股东发生法律关系的第三人，由于工商登记公示的股权不是其交易的标的，其没有基于工商登记所产生的交易信赖，不存在交易安全的问题，因此不属于公司法三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第三人范围。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38号
【裁判摘要】交行贵州分行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持有异议，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之规定，交行贵州分行一审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不认可鉴定意见，故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并未让鉴定人出庭，因此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从一审法院审理情况看，在确认鉴定机构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后，一审法院将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并于送达后组织交行贵州分行、中国物流公司双方到庭就《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质证。交行贵州分行就该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鉴定结论只是鉴定了书写形成时间，并没有鉴定出是谁涂改的，因此不认可该意见书。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鉴定结论作出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并组织当事人到庭质证，从交行贵州分行就鉴定结论发表的质证意见看，并非必需鉴定人员到庭的情形，交行贵州分行实则认可鉴定机构关于“是同一人用同一只笔同一时间书写”的鉴定结论，无论是谁涂改该手写处，均不能证明交行贵州分行与雅博公司、中国物流公司签订了2013年《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因此该鉴定结论足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认定一个协议是股权转让、股权让与担保还是股权质押，不能仅仅看合同的形式和名称，而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通过转让标的物的方式为合同提供担保，则此种合同属于让与担保合同，而非股权转让或股权质押。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限。在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最相近的担保物权的规定，认定其具有物权效力。在债务情形届满后仍未履行的，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摘要2：【裁判规则】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解读１】股权转让系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转让方的股权权益不因此丧失。
【解读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意见认为，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仍未履行的情况下，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36号
【裁判要旨】案外人对诉讼阶段保全的被告银行账户中的存款主张实现质权，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的案外人异议及异议之诉的程序进行审查。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案外第三人提出异议，对于诉讼阶段保全的被告银行账户中的存款主张实现质权，应适用何种救济程序的问题。首先，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无明确规定，如果将腾轩公司的主张视为对保全行为提出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适用执行异议复议程序进行审查，则审查内容仅是保全行为的程序是否违法，难以对案外第三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作出认定。质权人在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才有可能通过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实现质权。而本案仍处于诉讼阶段，未进入执行程序，适用执行异议复议程序予以救济不利于及时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本案中保全财产是被告恒福公司银行账户项下存款，不需要再通过拍卖变卖程序予以变现，案外第三人腾轩公司出于尽快实现债权的需要，主张对于该账户项下存款排除保全并行使质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外人主张实体权利的情形，如果适用案外人异议及异议之诉程序进行救济，通过诉讼程序认定腾轩公司的质权能否排除保全、优先受偿，赋予各方当事人依法举证质证、进行法庭辩论等程序权利，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保护更加充分。
综上，本院认为，对于滕轩公司主张对其质押存单对应的账户存款解除冻结并行使质权的请求，从对各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充分性和及时性考虑，适用案外人异议及异议之诉的程序进行审查更为合理,应当发回广西高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重新审查。
摘要2：
摘要1：【目次】一、《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问题（5条）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27条）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24条）四、关于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18条）五、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6条）六、关于证券纠纷案件的审理（11条）七、关于营业信托纠纷案件的审理（8条）八、关于财产保险纠纷案件的审理（5条）九、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5条）十、关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审理（12条）十一、关于民刑交叉纠纷的处理（3条）（共124条）
1.《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及其适用2.《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3.《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4.《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5.《民法总则》的说理参考作用6.与目标公司对赌7.股东出资能否加速到期8.表决权应否受到限制9.股权转让合同效力10.公司为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提供担保的效力11.财务或者财产混同12.过度控制13.资本显著不足14.反向否认15.诉讼地位16.关于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形17.关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18.因果关系抗辩19.【诉讼时效20.公司决议是代表（理）权限的基础21.公司意思的认定22.公司意思的推定23.不属于公司意思的情形24.相对人的形式审查义务25.伪造、变造决议情况下的信赖保护26.无权代表（理）的法律后果27.何时成为股东不影响其起诉28.股东代表诉讼的反诉29.股东代表诉讼的调解30.人章同时具备才能起诉31.股权代持情况下实际出资人的责任32.请求召开股东会33.违法无效34.违反公共秩序无效35.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36.合同无效的程序保障37.未经批准的合同效力38.报批义务及相关条款独立生效39.不履行报批义务的后果40.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41.撤销权的行使42.抵销 43.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44.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45.诉讼中达成的以物抵债46.和解协议47.守约方通知解除48.违约方起诉解除49.履行不能与合同解除50.合同解除的时间51.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52.违约金过高标准及举证责任53.金融借贷的认定54.变相利息的规制55.高利转贷行为的规制56.职业放贷之禁止57.独立担保58.担保责任的范围59.混合担保的处理60.借新还旧的担保责任61.最高债权额的认定62.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
摘要2：63.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64.房地分离抵押65.权属不明财产、被查封财产抵押66.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67.流动质押的设立与监管人的责任68.浮动抵押的效力 69.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存70.担保关系的认定71.担保物权的认定72.保兑仓交易的性质和效力73.保兑仓交易的司法救济74.让与担保 75.明确法律适用规则76.依法确定责任主体77.依法分配举证责任78.告知说明义务的衡量标准79.损失赔偿数额的确定80．免责事由81.共同管辖的案件移送82.案件审理方式83.统一登记立案84.示范判决和委托调解85.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86.选定代表人87.关于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认定88.注意区分重大性与信赖要件89.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90.融资融券合同的无效91.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92.回购业务的性质93.优先级与劣后级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94.以股权设定让与担保95.增信文件的性质认定96.保底和刚兑承诺无效97.通道业务的效力认定和责任承担98.信托中受托人的举证责任99.信托财产的诉讼保全100.违反安全应尽责任的法律后果101.未依约支付保险费的处理102.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的认定103.保险事故发生前达成的仲裁协议104.第三者直接向保险人索赔的诉讼时效105.关于贴现行恶意、重大过失的认定106.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107.转贴现协议责任108.票据质押109.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权利救济110.继续推动破产案件的及时受理111.受理后债务人财产的保全112.不动产租赁合同的特殊保护113.重整申请的可行性审查标准114.维护破产企业的营运价值115.关于重整中担保物权的恢复行使116.重整计划的执行及诉讼管辖117.重整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118.完善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119.完善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120.促进破产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121.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122.关于同一事实的认定123．民、刑案件分开审理原则124.关于涉众刑事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
摘要1：【案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1民终138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虽规定“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但该法条并未就税费优先受偿权优先于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做出明确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赋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立法目的在于因工程价款中相当部分是支付给建筑工人的工资和劳务费，通过设定工程款优先权以保障工人基本生存权。根据我国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的立法原则，在无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应优先于税费优先受偿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琼执复66号
【裁判摘要】本案申请执行人为实现抵债资产过户，代承担了被执行人应承担的税费1391.249173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由申请执行人代替被执行人应缴纳的税款1391.249173万元应在执行案款中优先扣除。申请执行人提出应优先扣除的复议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84号
【裁判要旨】在履行情形届满前已约定由质权人以固定价款处分质物（股权），相当于未届清偿期即已固定了对质物（股权）的处分方式和处分价格，此种事先约定实质上违反了《物权法》第211条关于禁止流质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提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未经公司追认该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该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其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债权人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新大陆体育中心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李某某提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公司担保行为无效。首先，原审法院并未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性质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一审法院明确上述规定“纵使为管理性禁止性法律规定”，各民事主体有遵守的义务。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具有约束力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而并非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案涉《担保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评判。（二）李某某提出其没有义务审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客观上也无法进行该项审查。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同时还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作为新大陆体育中心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对公司章程的内容应有清楚认知。虽《担保承诺书》出具时，李某某已将股权转让，但其亦应知道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有义务和必要要求李俊报提供并查阅股东会决议，李某某称其无义务也无法审查的理由不成立。（三）李某某提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适用前提为债权人不知道该公司的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本案中李某某明知李某报系新大陆体育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其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要求新大陆体育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四）李晓光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本案中，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报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且李某报的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李某报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李某某再审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民终437号
【裁判摘要】经审查，新大陆公司2014年4月1日出具《担保承诺书》时，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称上述《担保承诺书》系李某报向其提供，李某报亦称出具该承诺书未经股东会决议，系其自行加盖公司印章，新大陆公司也称该承诺书系李某报私自出具，李某某又无证据证明新大陆公司出具上述《担保承诺书》已经该公司股东会同意，故上述担保行为系时任新大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报超越权限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依据上述规定，李某报出具案涉《担保承诺书》的代表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李某某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限。对此，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次，李某某、李某报同为新大陆公司股东，并且作为前后任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对李某报的身份、新大陆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东成员以及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同意均是知晓。故李某某在接受李某报向其提供的《担保承诺书》时应当负有超出一般人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应进一步审查该担保行为是否经过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同意，在李某报未能向其提供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就认为该担保行为系新大陆公司意思表示，不应认定为善意无过失。因此，《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公司不具有拘束力，李某某据此主张新大陆公司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海尔财务公司的债权既存在债务人威乃达公司自行提供的房产抵押担保，也存在第三人提供的保证担保。在物的担保和保证共存的情况下，担保责任如何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均有规定，但两者并不一致。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此时应适用《物权法》的规定。海尔财务公司与赛赛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与宋某、韩某某签订的《个人连带保证合同》、与全统旅游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均明确约定，无论海尔财务公司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海尔公司均有权处置质押财产或直接要求宋某、韩某某、全统旅游公司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在海尔财务公司与各担保人之间已就如何承担担保责任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赛赛集团、宋某、韩某某、全统旅游公司应当对威乃达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不受威乃达公司自行提供的房产抵押的影响。赛赛集团、宋某、韩某某、全统旅游公司主张仅对抵押房产以外不能偿还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54号
【裁判摘要】涉案《连带保证合同》的甲方为长城公司，乙方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涉案《股权质押合同》的甲方为长城公司，乙方为百特公司、兰某。以上合同当事人在《连带保证合同》第7.2.4条、《股权质押合同》第5.3条就担保顺位均作了下列约定，“无论甲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甲方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或放弃、部分放弃任何担保债权，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乙方自己所提供，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甲方均可直接要求乙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将不提出任何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连带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已明确约定该两合同所涉担保在实现债权的顺位上不受主合同项下其他担保的影响，即提供担保的一方放弃了在实现债权时位于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顺位之后等相关权利，因此长城公司可以要求抵押人云山公司，质押人百特公司、兰某，以及保证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对涉案债务直接承担担保责任，而无担保责任顺位的限制。故原审判决关于长城公司先行使抵押权实现涉案债权，行使抵押权后仍不能实现的部分由质押人百特公司、兰某及保证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长城公司关于质押人百特公司、兰某及保证人百特公司、兰某、廖某某、潘某某、王某已在涉案担保合同中约定放弃在后担保顺位权利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04民终68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本案上诉人虽对争议车辆享有抵押权，但其抵押权未经登记，被上诉人与张某某以书面形式签订质押协议并将车辆交付，质押期限届满后，张某某未偿还借款，被上诉人继续留置质物，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诉人的抵押权不能对抗被上诉人对争议车辆享有的质押权。又因质押权为法定物权，当物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故被上诉人作为质权人要求返还车辆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不应向被上诉人返还车辆及应追加张某某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宁民终198号
【裁判要旨】机动车合格证为禁止流通物不得设定质押——机动车合格证是汽车生产厂家随车配发的证明整车合格的法定文件，该合格证上明确注明此证明仅供向公安机关办理车辆牌照使用，不作抵押等其他用途使用，为禁止流通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机动车合格证不能成为质押权标的。
【裁判摘要】诺得公司以机动车合格证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如前所述，诺得公司是以其经销的“雷诺”机动车合格证提供质押担保。而机动车合格证（货物进口证明书）是汽车生产厂家随车配发的证明整车合格的法定文件（格式化证明），该合格证上明确注明此证明仅供向公安机关办理车辆牌照使用，不作抵押等其他用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可以出质的权利，机动车合格证不属于财产权利凭证，不能够变价处分，不属于法定的可以出质的权利种类。德晟小贷公司与诺得公司虽签订《权利质押合同》设定质押，但依据上述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诺得公司提供的机动车合格证不属于法定的可以出质的权利种类，不能成为质押权标的，故《权利质押合同》属无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2民终5136号
【裁判要旨】机动车合格证质押侵害了车辆购买人的所有权。
【裁判摘要】汽车作为特殊的商品，国家也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长安汽车公司作为生产商应保障所生产和出售汽车的车辆和合格证的完整性。长安汽车公司、交行重庆江北支行、菱宝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将讼争车辆的合格证及钥匙进行与车辆分离质押监管，在汽车经销商菱宝公司违约时，使郭某无法获得机动车合格证，进而无法登记和正常使用，共同侵害了郭某对所购汽车享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定权利，一审判决长安汽车公司、交行重庆江北支行、菱宝公司连带交付郭某讼争车辆合格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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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1002民初3714号
【裁判摘要】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是机动车生产企业印制并随车配发的证明机动车整车合格的法定文件，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必须提交的法定证明文件之一。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购买帕萨特牌轿车并支付了全部购车款，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向原告交付机动车的同时未将机动车有关单证和资料之一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一起交付原告，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交付所购帕萨特轿车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请第三人交付所购帕萨特轿车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无事实根据，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机动车号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不及时提供合格证而造成的车辆购置税滞纳金6860元，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的机动车合格证现在第三人处质押，无法交付原告；被告已将机动车合格证复印件交付原告。因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被告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交付所购帕萨特牌轿车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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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0403民初2660号
【裁判要旨】机动车购买人可直接要求金融机构返还经销商向其质押的机动车合格证。
【裁判摘要】怡通公司至今未能提供合格证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汽车合格证系本案所涉车辆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之一，应随车辆同时交付买受人。汽车合格证作为随车单证资料，与汽车之间是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原告支付全部车款，怡通公司将车辆交付原告，原告取得该车所有权。原告可行使物权请求权以排除物权圆满状态被妨害。但目前合格证由助业公司实际控制，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助业公司占有合格证不属于现行法律规定的担保类型，其设定的担保权利未经公示程序，不能产生担保物权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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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1488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关于“债权人为担保其债权实现，需依担保法的规定设定担保，其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之规定，案中所涉“保证金”明显不属上述前四种方式，只与“定金”方式相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以“定金”方式担保的，需符合担保法关于定金的规定，而本案中的所谓“保证金”显然不符合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关于保证金的约定为确保蓝桥公司能履行本合同双方约定的各项条款，在第一次拨款时无息退回50%，其余保证金在工程装修第一段拨款时将剩余保证金无息全额退还蓝桥公司，如因蓝桥公司原因中途停工退场，造成解除本合同，本保证金不予退还。该约定，仅对瑞华公司有利时适用“定金法则”，并未约定如果对瑞华公司不利时，应适用双倍返还的“定金法则”，故其依据此种约定的主张均不应支持。该“保证金”应依抵销原理抵冲有关损失后，余下的返还蓝桥公司。因此，100万元应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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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
【目录】引言一、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四、关于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五、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六、关于证券纠纷案件的审理七、关于营业信托纠纷案件的审理八、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九、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十、关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审理十一、关于案外人救济案件的审理十二、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关键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与目标公司“对赌”；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表决权能否受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诉讼地位；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因果关系抗辩；诉讼时效期间；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善意的认定；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权利救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何时成为股东不影响起诉；正确适用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反诉；股东代表诉讼的调解；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请求召开股东（大）会不可诉；强制性规定的识别；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价款返还；损害赔偿；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未经批准合同的效力；报批义务及相关违约条款独立生效；报批义务的释明；判决履行报批义务后的处理；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撤销权的行使；抵销；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通知解除的条件；约定解除条件；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违约金过高标准及举证责任；变相利息的认定；高利转贷；职业放贷人；独立担保；担保责任的范围；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借新还旧的担保物权；担保债权的范围；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房地分别抵押；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流动质押的设立与监管人的责任；浮动抵押的效力；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存；担保关系的认定；约定担保物权的效力；保兑仓交易；无真实贸易背景的保兑仓交易；保兑仓交易的合并审理；让与担保；适当性义务；法律适用规则；责任主体；举证责任分配；告知说明义务；损失赔偿数额；
摘要2：免责事由；共同管辖的案件移送；案件审理方式；立案登记；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选定代表人；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认定；重大性要件的认定；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营业信托纠纷的认定；资产或者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劣后级受益人的责任承担；增信文件的性质；保底或者刚兑条款无效；通道业务的效力；受托人的举证责任；信托财产的诉讼保全；信托公司固有财产的诉讼保全；未依约支付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仲裁协议对保险人的效力；直接索赔的诉讼时效；合谋伪造贴现申请材料的后果；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转贴现协议；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票据权利；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的处理原则；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民刑交叉问题；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继续推动破产案件的及时受理；破产申请的不予受理和撤回；受理后债务人财产保全措施的处理；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诉讼的处理；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条件；重整中担保物权的恢复行使；重整计划监督期间的管理人报酬及诉讼管辖；重整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中的延伸；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的确定及责任；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的衔接；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必要共同诉讼漏列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启动后案外人不享有程序选择权；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与抵押权的关系；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分别审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中民商事案件中止审理的条件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11号
【裁判要旨】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即使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承包合同约定分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不等于其可以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首先，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是江林建设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依据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之规定，江林建设公司应对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除非债权人明确放弃追究江林建设公司的民事责任。……因此，资兴浦发银行并未放弃追究江林建设公司责任的权利，资兴浦发银行在再审庭审中亦否认放弃对江林建设公司的追偿，故江林建设公司不能依据《五方协议》第四条免除其偿还案涉借款的责任。其次，江林建设公司与陈××签订的《内部经营管理承包合同》，虽然约定江林建设公司授权陈××以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名义对资兴实业公司棚户区改造工程第一期第六段工程进行经营管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陈××的投入归陈冬发所有，在陈××经营过程中的所有债权债务即法律责任全部由陈××负责承担。但该承包合同系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与江林建设公司之间有关权利义务的内部约定，对资兴浦发银行无约束力。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与江林建设公司的约定并不能免除江林建设公司的民事责任。第三，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是江林建设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是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虽然根据《内部经营管理承包合同》的约定，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且为案涉借款与资兴浦发银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可以认为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具有一定财产，但这并不等同于其可以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第四，资兴焦电公司出具《承诺书》并未放弃对江林建设公司的追偿权。
摘要2：【解读】分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除非债权人明确放弃追究公司民事责任，公司对分公司债务不能免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2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债权人韩某主张鑫泽锰业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在于案涉《借款合同》及《欠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签字。鑫泽锰业公司则抗辩称其在上述书证中均没有加盖公章，李某的签字仅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公司没有对案涉借款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经查，案涉3519万元借款的债务人为李某，借款发生时，李某持有鑫泽锰业公司55%股权，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证明案涉借款发生的主要书证，《借款合同》和《欠条》上均未加盖鑫泽锰业公司公章；《借款合同》虽在首部将鑫泽锰业公司明确为“丙方2”，但在合同中既没有约定“丙方”包含“丙方2”，也没有关于“丙方2”对案涉借款进行担保的合同约定，合同落款处亦没有鑫泽锰业公司的盖章；而《欠条》既没有将鑫泽锰业公司列为担保人，也没有加盖该公司公章。
本院认为，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决定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借款合同》担保方主体记载为丙方孙某某，丙方2鑫泽锰业公司，从文字表述看，丙方与丙方2应为两个独立的并列主体，韩某对此亦予以认可。合同条款中，仅约定丙方对韩某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丙方2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韩某主张“丙方2”应理解为第二个丙方，《借款合同》中所有对丙方担保责任的表述都应适用于“丙方2”，但合同并未约定丙方包括丙方2，其上述主张与其“丙方与丙方2系并列的独立缔约主体”的自认相矛盾。《借款合同》落款处并未记载“丙方2”。李某虽然在丙方处签字，但《借款合同》中约定李某以其鑫泽锰业公司15%股权为全部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故仅从李某在落款中的签字，不能认定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案涉《欠条》担保人栏目中，并没有鑫泽锰业公司。李某虽然在担保人2一栏中签字，但没有明确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且鑫泽锰业公司均未在上述证据中加盖公司印章。《借款合同》及《欠条》不足以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为李某借款向韩军提供担保。韩某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韩某诉请要求鑫泽锰业公司就其股东李某的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觉得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3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规定中“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如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等。根据本案事实，金色阳光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剩余借款的归还义务，双方亦未达成还款协议。故原审判决认定不能将金色阳光公司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归还300万元的行为认定为该公司放弃对全部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案涉《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中金色阳光公司有关在本案借款到期后五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是否实质上变更了《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本案中，金色阳光公司是主债务人，其向张帆出具《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承诺为其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根据我国担保法相关规定，主债务人仅可为其自身的债务提供抵押或质押两种形式的担保，而主债务的保证人只能是主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即主债务人与保证人应是不同主体，同一主体不能既是主债务人又是保证人，否则该保证担保行为对保障债权的实现毫无意义，亦有违担保法立法目的。因此，金色阳光公司在《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中承诺的保证期限不能推定为系对《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的变更。原审判决依据《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确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亦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8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2005年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等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公司登记时只需要进行形式审查。但是，即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该工商登记行为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经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在确有证据证明被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工商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时，也应确认违法。首先，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理应得到及时纠正。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进行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如果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的，显然不属于上述“证据确凿”的情形，而应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再次，如果对履行形式审查义务，但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不判决确认违法，不利于行政机关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海南工商局于2009年4月22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被（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因此海南工商局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存在实质错误。又因刘绍全和杨文林不能依据2009年4月22日的变更登记行为取得在海南西昌公司的相关权益，故刘绍全和杨文林对取得或者增加的股权份额应没有处分权，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的基础，也即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错误，所以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也存在实质错误。故上述两次核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依法均应确认违法。
摘要2：【裁判摘要２】2014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精神，股权转让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海南工商局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虽然违法，但在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刘某某、杨某某作为股东登记在工商材料中，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杨某某、邱某某在2010年9月20日从刘某某、杨某某处受让股权并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时，并不知晓刘某某和杨某某未合法取得相应的股权份额，杨某某、邱某某基于对工商登记材料的信赖，与刘某某和杨某某签订《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观上是善意的，而且杨某某、邱某某已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并且海南工商局已核准了该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故杨某某、邱某某从刘某某和杨某某处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核准海南西昌公司股权及股东变更登记的行为虽然违法，但由于杨某某、邱某某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对该登记行为依法不应予以撤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09号
【裁判要旨】股东在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的效力。
【裁判摘要】案涉《委托信托合同》、《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中航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将委托人中国建行的信托资金1.2亿元以增资扩股方式向被投资公司菊隆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约定增资持股期限为二年,自2010年6月30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并约定了股权质押、派驻人员、资金监控、股权回购等风险控制及退出安排。其中特别约定，当发生被投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可能导致标的股权变更或灭失的事宜时，谢某某、孙某某或菊隆公司仍应对中航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进行回购。如谢某某、孙某某到期不履行义务，由赣县世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履行全部收购义务，不提出任何抗辩。从上述协议内容及履行方式看，中航公司不参与菊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派驻一名董事的目的主要是对公司对外借款、担保等重大事项的监督、把关，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只是按固定利率收取约定的红利，持股期满收回资金后未再收取菊隆公司的红利等，可见，中航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实质是以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固定投资回报，而非参与或控制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中航公司虽然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菊隆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其股东权利义务与普通股东有所不同。尽管中航公司占有菊隆公司54.55%的股份，但中航公司实际上并不是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亦没有证据表明中航公司滥用大股东身份获取了投资回购款和红利。中航公司在两年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18号
【裁判要旨】股权托管公司行使股权转让行为的条件已经成就，有权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以特定价格转让托管股份。
【摘要】根据借款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持有的股份是海东发公司、赵某某事先授权的，且唯一的前提条件是“乙方（即含章公司）不能按时归还借款”。本案含章公司的借款到期日为2005年6月29日，含章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仅偿还了10万元借款，其余款项并未偿还。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含章公司仍未偿还任何款项，海东发公司、赵某某也未承担担保责任，托管公司并未行使质押权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直到2007年6月19日，海东发公司、赵某某在相关各方为解决500万元借款担保事宜召开的专门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再对含章公司所借款项提供担保之后，托管公司才采取了转让担保人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含章公司未足额偿还所借款项、担保人海东发公司及赵某某未承担担保责任且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托管公司的合法权益正面临被侵害的境地，托管公司有权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借款协议中的相关约定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实现其债权。根据本案一、二审及本院提审查明的事实，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不仅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且也符合借款协议的相关约定，更没有违背海东发公司、赵某某的全权授权，因此，本院认定托管公司行使股权转让行为的条件已经成就，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