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17号：陈邓昌抢劫、盗窃，付志强盗窃案
摘要1：陈邓昌抢劫、盗窃，付志强盗窃案（检例第17号）
【要旨】
1．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2．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有遗漏的罪行可以一并起诉和审理的，可以补充起诉。
3．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重罪轻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应当提出抗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7)民二终字第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7)民二终字第32号
【提示】公司股权转让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裁判摘要】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以工商变更登记为生效条件。尽管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但并不能从上述规定中得出工商登记是股权转让的效力要件。就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因此，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不应产生影响，工商登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质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仅应产生当事人的是否违约以及是否具备对抗第三人效力的问题。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不应产生影响。
【摘要】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债权转让人在报纸上发布了债权转让公告，通知债务人及保证人债权转让的事实。鉴于合同法对债权转让通知的形式未作明确要求，同时，债务人在涉案借款到期后长期未还的事实，法院认定债权转让人以公告通知债权转让的方式，履行了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法律规定债权转让须通知始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是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避免其因债权转让而增加负担，并非限制债权转让。因此，应允许前手债权人在诉讼中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对受让债权的主体进行补认。合同法规定的负有通知义务的“债权人”，是指债权出让人。债权受让人以债权人身份向法院起诉债务人的诉讼行为，不能等同于债权出让人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
摘要2：【摘要】
②关于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问题：债权人虽在获得撤销权主体资格的1年内行使撤销权，但未在“债务人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的最长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仍然丧失胜诉权。
A.债权受让人自债权出让人通知债务人之日起取得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资格；
B.债权受让人行使撤销权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时间应以债权转让通知之日为准（而非起诉之日为准）。
③撤销权起诉的裁判形式——对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间的债权人可裁定驳回起诉：债权人撤销权是一种兼具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双重性质的民事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关于“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之规定，可以认为，债权人撤销权的五年行使期间在性质上类似于除斥期间，因此债权人撤销权属于一种实体权利，债权人未在法律规定的行权期间内行使，便发生消灭实体权利的效果。同时，债权人撤销权亦兼具程序权利的特点，即债权人须通过诉讼方式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侵害债权的行为，故而债权人撤销权也是一种在法律规定期间内通过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程序上的请求权，即债权人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便丧失通过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的胜诉权乃至起诉权。因此，债权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既可消灭实体权利，亦可消灭程序权利。正是因为债权人撤销权兼具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双重性质，导致人民法院在审理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过程中，必然涉及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不可分离的审查，也自然要综合适用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因撤销权人未在法律规定的五年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特别是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形下，通过裁定方式驳回起诉，并无明显不当。
【解读】股权转让实质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因此，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既不应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产生影响，也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是否有效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民申字第4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民申字第461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的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二、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进行资产转让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该规定属于强行性规定，而非任意性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进行资产转让时未依照上述规定进行资产评估的，转让合同无效；受让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受让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且未依法进行报批和评估的情况下，仍以明显不当的低价受让该国有资产的，不属于善意受让人。
三、人民法院经审查，确认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申请再审人的再审事由不成立的，应当驳回再审申请。
【提示1】受让人以低于两年前评估价的价格受让的房地产，可以结合房地产行业的增长背景，认定其属于以明显低价受让房地产。
【提示2】《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的“第三人利益”包括公司股东的利益（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精神相吻合）。
【摘要】联合公司由三方共同出资设立，设有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其在企业形态上基本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征，应受公司法调整。申请再审人环成公司主张应当适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并不存在，即使其所指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该法也不能适用于本案联合公司。公司法在2005年修订时，规定了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制度。另据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在以往的法律没有对本案争议情形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原审参照适用修订后的公司法有关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认定作为联合公司出资人的汽贸公司、汽修厂享有诉权是正确的。
摘要2：【法条链接】《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四十七条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合并、分立、改制，转让重大财产，以非货币财产对外投资，清算或者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的，应当按照规定对有关资产进行评估。
第七十二条 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
【解读１】本案根据以下因素认定梁某某与环成公司之间构成恶意串通：
（１）联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梁某某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代表联合公司与环成公司签订涉案房地产买卖协议时没有报批，没有评估，违背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规定，行为违法；
（２）环成公司在与联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梁某某代表的联合公司签订涉案房地产买卖协议时，也违背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规定，没有报批，没有评估，行为违法；
（３）梁某某与环成公司违反的是同一行政法规即其违法性是共同的；
（４）梁某某贱卖联合公司的房地产；
（５）环成公司因为梁某某贱卖联合公司的房地产而获得不当暴利，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解读２】本案系恶意串通合同无效之案件，违反国有资产报批、评估规定并非合同无效之事由，而是双方恶意串通之事由。
【解读３】《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３条关于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行评估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转让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7）经终字第2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7）经终字第234号
【提示】无线电频率属于无形财产，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标的物；无线电频率寻呼台经营权承包合同认定无效后，应将经营权返还合法使用人。
【摘要】双方签订的无线电频率寻呼台承包合同，违反了有关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其无效。对于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应分别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涉案的无线电频率系一方当事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使用权，应予保护。无线电频率属于一种无形财产，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标的物，其使用权问题已经确定不需有关行政机关再次指配。原审判决对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权问题不作返还处理明显不当，应予纠正。对方当事人继续占有和使用该频率构成不当得利，故应予返还。关于寻呼台的经营权问题，依承包合同约定，发包方已将寻呼台的经营权发包给承包方，寻呼台的经营权与频率的使用权已事实上不可分离，因本案承包合同无效，故承包方在返还无线电频率时，亦应同时将寻呼台的经营权返还给发包方。
摘要2：
安徽省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巢民三终字第28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巢民三终字第28号
【裁判摘要】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上诉人中大公司应当承担修复义务还是给付义务？二是如果上诉人应当承担给付义务，修复费用的标准应以哪一次鉴定结论为准？
本院认为,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上诉人系2003年入住，至起诉时已达四年之久，其房屋质量问题发生在保修期内,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保修义务,但至今该房屋的质量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应认定上诉人拖延修复。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拒绝修复，因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此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2款的规定，“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损失由出卖人承担。”故本案被上诉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损失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又称一审在被上诉人并未完成维修的情况下，直接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违反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买受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他人修复。”与“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损失由出卖人承担。”是并列的两句话，并无先后的意思表示，不能推断出买受人必须先维修，然后才能向出卖人主张修复费用的结论。原审法院在房屋修复费用经鉴定明确的情况下，直接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义务并无不当。
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上诉人中大公司对巢湖志成司法会计鉴定所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时,未审查上诉人的该重新鉴定申请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即采纳其申请委托巢湖联邦司法会计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违反相关程序规定，故对重新鉴定的鉴定结论，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虽然对巢湖志成司法会计鉴定所的鉴定结论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该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以该鉴定结论作为判决依据无明显不当。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0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06号
【裁判要旨】以远低于当时市场价格购买房屋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应认定为存在恶意串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
【裁判规则】已给付房屋对价并且实际入住房屋多年，在出卖方实际上已经无法协助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判决直接确认原告是案涉房屋的合法产权人的请求，亦无明显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二终字第3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二终字第39号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这两个条件相对独立、互相印证的，缺一不可。本案系因罕王湖公司向灯塔支行借款，辽阳宾馆提供保证，因罕王湖公司未能归还到期借款而引发诉讼，从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的情况看，结合一审法院实体审理的情况，尚不能得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的结论。辽阳市公安局决定立案的辽阳市农发行贷款被骗案，与本案有一定关联，说明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但不能以有经济犯罪嫌疑，就必然得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的结论。况且，辽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案件，与本案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并不完全一致，在本案中，上诉人起诉要求罕王湖公司承担借款本金及利息还款义务，并要求辽阳宾馆根据保证合同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仅以罕王湖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峰涉嫌骗取贷款罪被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为由，将李晓峰涉嫌骗取贷款案件与债务纠纷及担保纠纷，认定为同一事实，并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明显不当。
摘要2：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8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8号
【裁判摘要】本案所涉《幼儿园转让协议》名为幼儿园转让实质转让标的物应为幼儿园的现有设施设备。该《幼儿园转让协议》双方在约定了转让标的物及给付对价的同时，并约定了转让方苏解意应履行的其他附随合同义务即苏解意将幼儿园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简艳芳，并鉴于该幼儿园已由苏解意办理相应许可证，转让设备后，苏解意许可简艳芳以新会区蓓蕾幼儿园的名义对外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关于“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见，报审批机关核准。”的规定，只是对民办教育机构涉及举办者变更须经核准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因此，本案双方签订上述转让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法律、行政法规也未规定上述转让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据此，上述《幼儿园转让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现简艳芳在该幼儿园经营证照期满后仅以转让方苏解意没有为该幼儿园办理消防合格证，而认为上述转让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转让款缺乏理据且显失公平，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作出本案所涉《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的转让标的物为幼儿园的整体转让及以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该协议无效明显不当。
摘要2：
【笔记】股东出资不到位即转让股权，在执行程序中能否追加受让股权的新股东为被执行人？
摘要1：问题：在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股权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
【要旨】股东出资不到位即转让股权，执行程序中不能直接追加受让股权的新股东为被执行人，债权人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新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９条规定仅适用于原始股东而不适用于继受股东；（２）继受股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由债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１８条之规定通过诉讼程序主张。
【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刘某、贾某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再审民事判决书》裁判观点：（１）一般情况下，不宜再执行程序中依据《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规定由执行法院裁定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但是，由于欠缴出资股东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有关事实有工商档案材料作证且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执行法院依据外观上具有明显性的事实，在申请执行人债权未能及时获得清偿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执行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无明显不当；（３）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只能适用于诉讼程序而不能直接援引适用于执行程序【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２）《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７条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仅限于公司发起股东而不包括受让股权的继受股东，《变更追加规定》并未规定追加继受股东，执行程序不能代替诉讼程序予以审查。
【注解３】（１）申请执行人以《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７条为依据申请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应裁定驳回追加申请；（２）申请执行人按照《变更追加规定》第３２条规定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执行裁判庭可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规定作出审理认定结论。
摘要2：【裁判规则】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受让股东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106号【裁判摘要】本案中，综合澳普尔投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工商登记档案及其与中信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中信公司并非设立澳普尔投资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澳普尔投资公司股东。中信公司受让澳普尔投资公司股权后，澳普尔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亿元，中信公司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因此，中信公司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
【注解４】（１）出资不是股东转让股东一般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受让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转让股东存在出资不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者受让股东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可以据此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出资期限尚未届至的股东转让股权，不能追加未届出资期限的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443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22号
【典型意义】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北京两省市，集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则、树立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正确理念、确认商事投资行为合法性等民事审判热点问题于一体，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程序上，本案是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施行后，囊括多项新增条款于一案的典型案例。对于民事案件二审中，一审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而当事人并未就此提出上诉、上诉人在二审阶段请求撤回部分起诉、二审中反诉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未上诉的当事人以抗辩形式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等诸多情形，本案进行了范本式的回应。在实体上，本案一方面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区分处理标准进行了强调；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在股权转让行为中，不应因涉及取得目标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而即认定为无效。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虽存在以股权转让为名收购公司土地的性质，且当事人因此合同签订及履行而被刑事裁定认定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但合同效力不必然归于无效。
摘要2：【解读】房地产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不改变土地使用权主体，不应纳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审查范围——转让持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司１００％股权虽然被认定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最，但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必然归于无效。该等股权转让行为不改变土地使用权之主体，故不应纳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审查范围，而应根据《公司法》中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对股权转让合同进行审查。
【裁判摘要】当事人未对一审裁判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可不予处理，并且当事人不能再以此为由申请再审——关于是否审理原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本院在二审审理期间发现,一审判决中对于付××、沙××、王××提出的''周××及恒岐公司支付以合同总价款187388320元为标准，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违约金，暂计至2014年5月31日为6558591.2元''这一诉讼请求未予审理，属于''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形。但，鉴于付××、沙××、王××并未提出上诉，亦未就一审法院遗漏其诉讼请求的问题向本院提出任何主张或异议，故，应当视其认可一审判决，本院对一审判决的此项明显不当在二审程序中不予审理。需要特别释明的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诉讼请求，包括一审诉讼请求、二审上诉请求，但当事人未对一审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提起上诉的除外”之规定，由于付××、沙××、王××未针对一审遗漏诉讼请求提起上诉，故其三人亦不得以此为由对本院作出之生效裁判申请再审。
行政诉讼一审裁判
摘要1：【标签】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撤销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确认判决｜确认无效判决｜变更判决（有限变更权）｜行政协议履行与补偿判决｜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裁判｜公开宣告判决｜裁定适用范围
【摘要】一审判决：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销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确认判决；确认无效判决；变更判决（有限变更权）；行政协议履行与补偿判决；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裁判。
摘要2：【法条链接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六六一厂不服禄丰县公安局没收雷管行政处罚一案适用法律问题请示的电话答复》（【2000】行他字第4号，2000年11月14日）：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根据上述规定精神，禄丰县公安局在上级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被认定错误与撤销之前，作出与省公安厅审批行为相冲突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行为。
【法条链接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铁路公安部门是否有权查封倒卖火车票经营场所的电话答复》（[1997]行他字第1号，1997年2月20日）：人民警察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没有授予铁路公安部门实施查封倒卖火车票经营场所的职权。长春铁路公安处依据人民警察法作出查封倒卖车票经营场所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注解１】全面审查原则：行政诉讼中的全面审查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行政程序、职责权限等各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受诉讼请求和理由的拘束。——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
【注解２】未经核实直接依据广告宣传材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参考案例：行政审判案例第７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10号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12期（总第254期）】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10号
【裁判摘要】申请人在申请商标注册时主张有优先权，行政部门对申请商标是否享有优先权存在漏审，导致被诉决定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
摘要2：【摘要】
商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自其商标在外国第一次提出商标注册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商品以同一商标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依照前款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商标注册申请文件的副本；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商标注册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该条对已在国外申请的商标在中国申请优先权的取得及程序进行了规定。本案引证商标一的申请日期为2010年11月26日，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申请商标的优先权日期为2010年11月19日，申请商标的优先权日期早于引证商标一的申请日期。
普兰娜公司在商标授权的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过优先权的主张，商标局并未对该申请给予回复，商标评审委员会亦未能在审查阶段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导致被诉决定存在遗漏当事人请求的情形。本案一、二审法院均已判决商标评审委员会对申请商标重新作出决定，而对于优先权认定的基本事实，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的决定并未涉及。由于优先权的认定是判断本案引证商标一是否能够成为申请商标的权利障碍的关键事实，且普兰娜公司对重新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决定再次提出了行政诉讼。鉴于本案被诉决定对申请商标的优先权日存在漏审，导致错误认定了引证商标一成为注册申请的权利障碍，为避免循环诉讼、及时维护当事人权益、提高诉讼效率，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关于“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商标评审委员会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判”的规定，对被诉决定认定的错误事实予以纠正，即申请商标的优先权日期为2010年11月19日，而非2010年12月28日。由于申请商标的优先权日期早于引证商标一的申请日期，故引证商标一不构成申请商标能否注册申请的权利障碍。在此情形下，无需讨论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一是否构成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执监字第1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执监字第108号
【裁判摘要】公证机关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必须对债权债务的履行情况、执行标的等进行明确确认。《联合通知》第五条规定，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注意审查以下内容：（一）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事实确实发生；（二）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和证据，债务人依照债权文书已经部分履行的事实；（三）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中国公证协会《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也规定“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除需要按照《联合通知》第五条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外，还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一）债权人提交的已按债权文书履行了义务的证明材料是否充分、属实；（二）向债务人（包括担保人）核实其对债权文书载明的履行义务有无异议，以及债权人提出的债务人（包括担保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债务的主张是否属实”。而本案中，管城公证处在签发执行证书时，没有向担保人豫新公司核实其对债权文书载明的履行义务有无异议及债权人提出的债务人（包括担保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债务的主张是否属实。且执行证书的执行标的没有明确逾期利息、违约金数额的具体计算标准，公证书也未向豫新公司送达，致使担保人豫新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对借款真实性、数额、利息计算和抵押效力均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公证机关未尽审查义务，程序明显不当。综上，本案公证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有误。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应不予执行。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在基础案件中，陈某某以ＸＸ青未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履行交船等义务，致使其所造船舶无法投入正常运营，蒙受经济损失为由，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保全的金额为650万元，与其诉讼请求相当。经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审理，认定ＸＸ青延期交船时间长达302天，违约明显。但因陈某某对于其损失举证不足，法院仅支持了906000元的违约金（二审判决误写为船期损失），对于其他诉请，包括570万元的船期损失，未予支持。同时，法院还支持了陈某某主张的诉前保全申请费5000元。因此，二审判决未认定陈某某申请保全错误并无不当。
2012年2月23日，宁波海事法院根据陈某某的申请，裁定对ＸＸ青的650万银行存款予以冻结。同年3月7日，陈某某就其与ＸＸ青之间的造船合同纠纷提起诉讼。2013年9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同年10月15日，法院应ＸＸ青的申请，裁定解除650万银行存款冻结。ＸＸ青主张其650万银行存款被冻结长达19.8个月的利息损失应当由陈某某承担。本院认为，生效判决已经判定ＸＸ青违约交船302天，陈某某申请保全的申请费由ＸＸ青负担，因此不能认定陈某某申请保全错误，只是法院判定ＸＸ青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低于其申请保全的数额。此种情况下，法院审理期间被保全财产的孳息损失不能由陈某某承担。二审法院综合考量陈某某基础案件审理情况等多种因素，参照一审认定的ＸＸ青被冻结资金客观存在的相关损失，酌情认定陈某某应当承担30%的责任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59号
【裁判观点】法院判决利息应计算至给付之日而非判决确认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张某某等六上诉人借款后已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其中双方认可已还款部分含有月息3%偿还利息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平衡双方利益，依法酌定本案借款在2015年10月1日后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判决关于该部分利息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认定有误，应计至给付之日止，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摘要2：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徐商终字第0325号
摘要1：【案号】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徐商终字第0325号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高某某从权发公司领取的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的分红款应按82%的比例向上诉人李某某支付。首先，高某某与李某某于2006年12月14日签订了《出资协议书》，协议约定李某某与高某某共同出资335342元经营权发客运公司的营运客车一辆，其中李某某出资276495元，占投资比例的82%，高某某出资58847元，占投资比例的18%，双方按照所持股份的比例分配经营利润。高某某于2006年12月15日向权发公司交付股金200000元，其中李某某出资150000元，高某某出资50000元。按照出资协议的约定，高某某与李某某为在权发公司购买旧车与更换新车，总投资额为335342元，上述出资200000元仅为其中的部分出资，原审法院以李某某出资150000元占本次交付股金200000元的75%即认定李某某实际持有75%的股份显为不当。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高某某在二审庭审时自认其从权发公司领取的分红款应按照82%的比例向李海洋支付，虽然高某某辩称自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从权发公司领取的分红款已支付给李某某，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高某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判决高某某按75%的比例向李某某支付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的分红款明显不当，高某某应按82%的比例向李某某支付其间的分红款116004.02元（141468.32×82%=116004.02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3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30号
【裁判要旨】承包人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低施工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企业施工是导致工程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的主要原因，对其主张的窝工损失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凯盛源公司之所以将案涉工程交由中建六公司施工，主要基于中建六公司是具有特级施工资质的大型建筑企业，中建六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低施工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企业施工，是导致案涉工程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的主要原因。原理上讲，发包人拖欠施工总承包人工程进度款，应当优先考虑通过沟通、协调及违约、索赔、洽商变更合同相关约定等法定、约定途径予以救济，而非通过停（怠）工行为抗辩。如拖欠工程进度款数额较大、比例较高、时间较长，对施工人财务安排产生不良影响，可能与施工总承包人窝工损失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如上，凯盛源公司对案涉施工合同无效承担主要的缔约过错责任，中建六公司也应承担次要责任。因讼争建设项目已被中建六公司转包给实际施工人施工，缺乏证明窝工损失名目的证据，所示证据不足以证实窝工损失的具体内容。在因双方纠纷导致工程停工既成事实的情形下，对可能发生窝工损失中建六公司应当有预期，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损失。事实上，停工后，中建六公司随即将大部分施工人员撤离施工现场，仅由少部分留守人员“占置”施工现场，已经较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的发生。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中建六公司主张凯盛源公司赔偿窝工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2：【裁判规则】承包人向发包人开具已收取工程款的发票系法定义务。
【摘要１】本院认为，中建六公司向凯盛源公司开具已收取工程款的增值税发票系法定义务，双方亦对此有明确约定。至于中建六公司应开具发票的具体金额，应与凯盛源公司具体支付的工程款数额相对应。一审判决中建六公司开具已收取工程款的增值税发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２】建设工程的部分房屋已经出售后，承包人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可以判决在未出售房屋所对应建设工程的范围内支持承包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主张——关于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本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发包方欠付工程款的情况下，施工方由于无法取回其“实际投入”或者物化到建设工程中的该部分价值，从而设定了一种对拍卖价款的物上代位权，即施工方可以从该工程拍卖或者折价价款中优先取得其实际投入或者物化到建设工程中的价值。本案中，凯盛源公司尚欠中建六公司工程款152612130.74元，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中建六公司在凯盛源公司拖欠工程款范围内，对案涉工程尚未出售的房屋（不包括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997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2号
【裁判要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违约行为明确限定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行为，该行为应达到剥夺另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系根本性违约。
【裁判规则】双方约定了发包人擅自销售房屋的违约金，发包人虽未销售房屋但将其中上百套房屋进行抵押贷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系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霍家店公司不得擅自销售案涉房屋，否则以房屋销售总价格的30%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天北公司。霍家店公司虽未将案涉房屋进行销售，但却将其中169套房屋进行抵押贷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霍家店公司虽主张抵押经过天北公司的同意，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鉴于霍家店公司已于2015年11月将案涉房屋的抵押贷款结清，一审法院酌定霍家店公司承担169套房屋总价10%的违约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第一批）之五：某某调味品厂诉某市政府行政处理决定案
摘要1：【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加强对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的产权保护，是当前人民法院的一项迫切任务，行政审判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意义重大。本案中，郑州市政府针对其十年前的错误颁证行为，仅以申请人采取“欺骗手段”为由一注了之，没有考虑当事人曾在申请表中据实填写“个体”而行政机关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亦未核实当事人多年来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房地产开发因素以及注销程序的规范性、正当性，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事实认定有误，程序明显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同时指出，对于信赖利益及如何弥补问题，可由郑州市政府在判后组织调查并作相应处理。本案的终审判决纠正了下级法院前后作出的四次判决，对于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实体权益、彰显正当程序价值和体现司法权威性，具有重要的审判监督价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3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395号
【裁判要旨】法院在审理行政处罚引发的争议时，应结合《行政处罚法》第４条、第５条的规定，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正确行使行政裁量权，对相对人的处罚是否与相对人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来看，行政机关执法既要有利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又要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把握好自由裁量的尺度，坚决防止任性执法和随意执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律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本案中，执法机关金山公安分局在未对涉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充分权衡考虑的前提下，即对再审申请人赵某某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当即执行。该行政处罚其程序明显流于形式，其结果明显不当，对赵某某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由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已被再审被申请人金山区政府复议撤销，赵某某可通过申请国家赔偿等方式弥补因行政机关执法不当对其所造成的合法权益的损害。行政复议程序系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与自我纠错机制。本案中，行政复议机关金山区政府经审查，依法依规撤销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不当行政行为及时进行了纠正，有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原审查明事实来看，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原审判决驳回赵某某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摘要2：【法条链接】《行政处罚法》第四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解读】本案中赵某某在明知王某某不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其在人行通道上进行焊接作业并许诺以金钱，违反《消防法》第６４条规定。但是，赵某某只是要求王某某在非易燃易爆场所进行小规模电焊，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金山分局在进行处罚时应坚持”过罚相当“的原则，对赵某某进行适当的处罚和教育，金山分局采取行政拘留１０天明显超过了应该有的处罚强度，违反了”过罚相当“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60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涉案房屋评估报告的合法性问题。第一，关于评估单位的确定。评估单位系在公证机关的监督下，由被征收人代表抽选产生，并将结果进行了公示，以上程序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存在违法之处。第二，关于评估方法。本案评估单位对涉案房屋的评估使用包含房屋所占地段商业用途土地的使用权价值的重置成本法，并未违反相关规定。再审申请人在没有配合鉴定部门对评估结论进行鉴定，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评估方法和结果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对评估方法和结果提出异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房屋的性质。房屋征收部门根据被征收房屋房地产权证和建设规划许可证所记载的“商住”性质，并结合现场勘测，认定争议房屋一层为经营性用房，二层为生产性用房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提出二层也为经营性用房，但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房屋的成新率问题。再审申请人主张涉案房屋的成新率应为六安市建拆（2009）4号文件规定的0.9。对此，六安市建拆（2009）4号文件公布的是城镇2009年度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基准价及相关调整系数。其中虽规定2000年至2004年的房屋成新系数为0.9，但涉案房屋的评估时点2011年已经距该文件公布的2009年过去了2年，评估机构据此将涉案房屋的成新系数调整为0.85并无明显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评估报告的时效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本案中，房屋征收公告作出的时间为2011年7月16日，评估报告的评估时点亦为2011年7月16日。此外，涉案房屋最终使用的评估报告作出的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征收补偿决定作出的时间为2014年4月15日，不论从征收决定使用评估报告的时间，还是评估报告本身的评估时点来看，均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摘要2：【解读】法院如何对房屋价格评估进行审查？——法院在审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案件时，应当从评估机关选定、评估工作流程、异议程序、价格专家委员会工作程序等方面对房屋评估报告是否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盐城市××食品有限公司诉盐城市××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在供水合同关系中，供水方自来水公司承担的安装、更换、维修水表以及供水等义务是一种公共服务。用水方系被动接受水表和计量结果。水表更换前后，在用水方生产量基本不变且无管道跑水故障的情况下，水表显示用于生产的用水量却大幅增加，有悖常理。由此引发争议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证明原则和日常经验法则，对案件事实作出综合判断并公平合理地确定计算方法和损失数额。
摘要2：【摘要】供水合同约定，如果供水人或用水人一方提出计量器具有误差须送检，由提出方送检并预交送检费用及相关费用，检测结果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由提出方承担有关费用，不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则由另一方承担相关费用。送检的全过程，须供水人和用水人共同参加。本案中，被上诉人天孜食品公司发现争议水表运行偏快，发函要求上诉人自来水公司予以处理，上诉人提供了水流量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认为争议水表是合格的，但是该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检测，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并无明显不当。且在上诉人2017年9月份更换争议水表时，被上诉人再次发函要求上诉人对争议水表封样共同送检，上诉人收函后单方将争议水表退回厂家处理，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争议水表使用期间的用水量明显超出该水表使用前、后两个时期的用水量，上诉人认为可能有多种原因导致用水量的变化，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故综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提供的争议水表计量合格。另据供水合同约定，如因计量器具的原因造成双方不能就用水量形成一致意见时，用水人同意供水人根据实际并结合用水人上三个月平均用水量来确定本期水量水费。由于争议水表使用时间较长，一审法院将争议水表使用前后时间段用水量进行对比，确定争议期间多计算水量的比例，酌情认定应当返还多收取的水费金额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7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77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核心争议是：陈某某承包的土地是否在761号征地批复范围内。旬阳县政府在一审时提交的2份旬阳北火车站铁路外侧地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图，一审法院以不符合书证形式要求而不予确认，因此旬阳县政府并无证据证明陈某某原承包土地在761号征地批复范围内，一审法院仅以旬阳县政府在组织实施征地时对陈某某原承包土地进行了实地丈量为由认定涉案土地被确定为扩建旬阳北火车站建设用地及配套设施用地范围，明显不当。二审法院对此问题亦未进行审查，迳行认定涉案土地在西康铁路第二线工程配套的旬阳北站迁（扩）建项目用地范围内，亦属不当。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询问时，旬阳县政府称涉案土地确在761号征地批复范围内，原来规划为建设通往旬阳北站的道路，但并未实际使用涉案土地，后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1113号征地批复，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依法征收为国有，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旬阳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1113号征地批复、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地块信息、白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和勘测定界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旬阳县政府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应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被诉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因主要证据不足被撤销的行政行为，在撤销后被告可以根据新的证据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鉴于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土地确实在1113号征地批复范围内，旬阳县政府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结果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同，且征地补偿款已向白柳社区兑付完毕，陈某某可以随时从白柳社区领取，其补偿权益并未受到侵犯，从减少当事人诉累的角度考虑，本案不予再审。
摘要2：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湘01行终86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湘01行终86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被上诉人宁乡县国土局认定上诉人新世纪公司闲置土地，于2014年12月12日对新世纪公司下达了《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决定对新世纪公司征缴土地闲置费，但宁乡县国土局没有将该决定书送达给新世纪公司，在2015年7月6日决定撤销对新世纪公司作出的《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等系列法律文书后，宁乡县国土局又于2015年12月23日决定无偿收回新世纪公司该宗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罚兼具惩戒与教育的双层功能，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并不是目的，而只是纠正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手段，旨在通过处罚达到教育和促使当事人改正其违法行为。宁乡县国土局在能够对新世纪公司征缴土地闲置费的情况下，没有依法征缴土地闲置费，随后却加重对新世纪公司的处罚，决定无偿收回新世纪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其执法行为无疑扩大了新世纪公司的损失，明显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2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者滥用职权，明显不当情形之一的，复议机关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撤销、变更该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不仅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同时还要解决行政争议。复议机关经审理发现行政行为存在违法，依法可以决定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也可以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还可以在决定撤销或确认违法同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但是，最终选择何种方式作出复议决定，应当符合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关于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作出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１】（１）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为避免撤销重作导致程序空转，浪费行政资源，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复议、审判机关应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保留其法律效力；（２）对于仅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并责令重作，应予撤销，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保留其法律效力。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县政府在颁发林权证过程中，没有与邻县成立联合工作组，共同勘查核实协调，没有毗邻的村委会参加现场踏查或签字确认，也没用在村委会进行张榜公示。（２）村委会不服该林权证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县政府未依法定程序，单方核发林权证，决定撤销林权证。（３）再审法院认为，林权证程序违法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复议决定撤销林权证处理结果不当，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保留林权证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1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涉案告知隐去部分内容是否合法问题。该问题实质上涉及了保障公众知情权与保护公民隐私权两者发生冲突时的处理规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根据相关规定作出答复。在公开相关信息可能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时，行政机关应根据比例原则，作出适当处理，以取得与同样受法律保护的其他权利之间的平衡。具体到本案中，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执行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机关依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行政行为。齐某要求获取行政机关针对第三方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文件。首先，涉案信息所涉行政行为不涉及齐某，并未侵害齐某的个人合法权益。其次，公开涉案信息中隐去的内容，可能会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潜在的损害，并且隐去部分信息，未侵害齐某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亦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不存在关联性。所以，松江区政府把涉案信息作出区分，将涉案违法建筑地址等与相关个人存在紧密联系的部分作为个人隐私隐去，公开涉案信息其余部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对隐私权范围的界定与区分处理，属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理实践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综合判断，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畴，除非行政判断明显不当，否则人民法院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
【裁判摘要２】涉密或涉第三人信息区分处理——关于松江区政府未征求第三方意见，即将相关信息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是否合法问题。《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征求第三方的意见”，一般是指，申请公开的信息全部或主要内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鉴于行政机关既要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知情权，也要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因此，被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应予公开，行政机关应征求第三方意见。如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只有一部分或非主要内容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行政机关可以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区分处理后，迳行作出告知，而无需征求第三方意见后再予答复。如此，既能够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有效信息，又有效保护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还节约了行政资源。本案中，松江区政府将涉案信息直接作区分处理后公开，并不违反相关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72号
【裁判摘要】本院再审认为，《民诉法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又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在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书面异议被裁定驳回后，应当根据其权利主张与原判决、裁定之间的关系，选择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者执行异议之诉，维护其合法权益。本案蒋某某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其诉讼请求系要求撤销执行裁定并停止强制执行，但并不主张原判决错误。再审中其也明确表示，并不主张否定原判决所认定的兴业银行成都分行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仅主张自己是善意的买受人，权利优先于抵押权。故不能认为蒋某某的诉请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所规定的“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执行裁定虽以原判决为依据，但在案外人明确其诉讼请求仅为撤销执行裁定，而并不主张原判决错误的情况下，一、二审认为不符合“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条件而裁定驳回案外人的起诉，明显不当。
摘要2：【解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系要求撤销执行裁定并停止强制执行，并不主张否定原判决所认定的抵押权，仅主张自己是善意的买受人，权利优先于抵押权，不能认为诉请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所规定的“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17号
【裁判摘要１】所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具体事件、单方面作出的、具有外部效果的、行政法上的处理行为。所谓具有外部效果，是指行政行为属于外部法律领域，它仅仅是设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外部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处理行为。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法律性，不仅应当对外产生事实上的效果，而且应当对外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外部性，内部业务指令、多阶段行政行为等因其属于内部行政领域，而被排除出行政行为的范畴。．．．．．．对于这种内部行政行为，即使是在法定起诉期限之内起诉，也因不具有可诉性而应当驳回。
【裁判摘要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但是，提起请求金钱补偿的一般给付之诉，必须是请求金额或者补偿标准已获明确，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实际给付之前尚有优先判断或者裁量余地，则不能直接起诉，而是应与行政机关先行协商解决。作出这种要求，系基于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即，对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未予判断处理的事项，应待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后，法院再对其是否合法以及明显不当进行审查。如果司法机关过早介入，就会有代替或者干预行政权行使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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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什么是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
摘要1：解读：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是指对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未予判断处理的事项不能直接起诉，而应待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后，法院再对其是否合法以及明显不当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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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的区别｜审查是否存在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的步骤｜判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的方法
摘要1：关键词|滥用职权|明显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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