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丽妍美都女子休闲俱乐部有限公司等诉童华英股东名册变更纠纷案

【裁判要旨】

①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该适用《合同法》，以保护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

②如果隐名股东不仅为显名股东所知晓，而且为公司所知晓，隐名股东要求变更登记为显名股东即应得到法律支持，并由公司履行股东变更登记义务。

·吴绍勇等与香格里拉县康特钼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

①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并非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出资事实并不表明股东资格的获得：

A.出资缴纳和股东身份没有必然的严格对应关系；

B.现行法律已经允许股东出资和取得股东资格可以分离。

②任何私法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等组织）都可以成为股东。

A.《公司法》对成为股东没有身份上限制：现行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模式，股东并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除非其同时具有管理者身份；我国《公司法》仅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进行限制，而不对成为公司股东的原有身份进行限制。

B.《国家公务员法》第31条第（13）项规定了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赢利性的经营活动：该条款是对国家公务员的行为规范所作的禁止性规定，但对依《公司法》取得的股东资格没有约束力（公务员的经商行为应由其所在党政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理，不应受《公司法》的调整）；

C.公务员的身份只限制其成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而不限制其成为公司的股东。

【裁判意见】

①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错误事实可以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纠正。

②投资款不等于注册资本：两者是相互关联却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确认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A.向公司认缴出资；

B.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C.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章；

D.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E.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

④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形式为准：即以工商登记、工商章程、股东名册、验资报告等具有法律公信力资料记载的股东为法定股东，从而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

·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认定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公司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提示】未登记在册的实际出资人可依协议获取红利

【裁判观点】股份公司实际出资人可依据协议约定和实际出资获取红利，而不以其是否为公司注册股东为条件，公司不得以实际出资人非公司股东因而无权从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为理由抗辩。实际出资人与显名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公司法对发起人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的，公司对办理该股权转让手续等相关事宜，应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

【裁判思路】

①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当事人与公司之间关于红利分配协议的效力，认定实际出资人可以依据协议获取公司红利，而不以其为公司在册股东为要件。

②工商登记材料的对外公示性并不会阻断实际出资人之间协议的有效性。公司与出资人之间的协议是双方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依据，工商登记材料是股东资格对外公示的表面证据，它可以证明股东资格，但并非是股东的资格创设的依据。

③在出现公司内部投资及权益归属的纠纷时，股东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还需要审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从而确定实际出资人的合法权利。

【裁判规则】显名股东、隐名股东与公司经协商一致签订内容为“由显名股东作为公司的在册股东，在隐名股东正式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之前，公司股息、红利均由隐名股东享有”的协议。由于隐名股东具有获得投资收益的权利，故在上述协议系各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公司擅自将红利支付给显名股东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博智资本基金公司与鸿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提示】作为实际投资人的外商投资企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应以合法的投资行为为前提，否则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上述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做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限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博智公司（外商）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

·王成与安徽阜阳华纺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提示】就目标公司股权存在双重代持法律关系的，隐名股东的“隐名股东”要求显名的，经过其名义股东及名义股东同意的，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本案中，和泰公司（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显示的三股东为华纺公司、和城公司及利鑫达公司。根据相关协议，华纺公司、和城公司与源远公司之间成立股权代持关系，前者为目标公司的名义股东；而根据相关协议，王东、张某等自然人就涉案项目的开发权益及和泰公司的股权与源远公司亦成立股权代持关系，源远公司为名义出资人。虽然王成与和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出资关系，但一审中，华纺公司、和城公司、和泰公司表示，只要张辉、王成等实际投资人达成一致意见，其可以按源远公司的要求将剩余43%股权变更至源远公司指定的人员名下；利鑫达公司对此亦不持异议。一审判决认定王成为和泰公司股东，确认其享有和泰公司14.33%的股权，不违反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三款的规定，该项判决予以维持。

·薛惠玶与陆阿生、江苏苏浙皖边界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提示】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收购股权且代持关系还是借款关系均无直接书面证据的，法院将根据民事证据优势证据原则综合各方面证据予以判断。

【裁判要旨】虽然薛惠玶与陆阿生之间未签订委托收购股权并代持股权的书面合同，但薛惠玶向陆阿生汇付款项的事实客观存在。对该笔款项的性质，陆阿生虽然主张为借款，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综合全部案件事实，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薛惠玶委托陆阿生收购股权并且代持股权的关系，理据充分，并无不当。

·王明亮与庆阳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明亮与齐建峰签订《合伙协议》约定，齐建峰认购的威龙公司的原始股100万元，由齐建峰与王明亮合伙共享，原始股100万元由齐建峰出资40万元，王明亮出资60万元，且依协议约定比例王明亮与齐建峰双方分享投资权益。虽一、二审期间威龙公司均否认收到过王明亮的出资，仅认可收到齐建峰的出资，但齐建峰本人认可王明亮通过其向威龙公司出资85万元，且王明亮在齐建峰退股后确已分得三套房屋作为其与齐建峰之间的股权分红，由此可确认王明亮向威龙公司实际出资85万元的事实。在威龙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均记载齐建峰为威龙公司股东，而非王明亮，且依据王明亮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在公司实际经营中，系其本人行使了参与公司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实际是由齐建峰作为威龙公司股东代其行使了以上股东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精神，王明亮作为威龙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投资权益仅能依双方的《合伙协议》向齐建峰主张。现王明亮要求以股东身份向公司主张股权收益，已突破双方协议范围，此种情形下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规定，王明亮作为实际出资人以威龙公司股东身份向公司主张权利，应经威龙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其成为公司股东，而王明亮二审期间申请出庭作证的贾**的当庭陈述及苏**、田**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威龙公司过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王明亮成为威龙公司的股东，且无其它证据相印证，因此王明亮虽为威龙公司实际出资人，但非威龙公司的股东，故不能向威龙公司主张股权收益。王明亮主张其系威龙公司股东，请求威龙公司支付股权收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张建中诉杨照春股权确认纠纷案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5期】

【问题】隐名出资人能否直接依出资协议请求确认股东资格？

【提示】隐名出资人依出资协议请求确认股东资格须经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

【裁判摘要】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该合同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实际出资人有权依约主张确认投资权益归属。如实际出资人要求变更股东登记名册，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 中，以在所涉公司办公场所张贴通知并向其他股东邮寄通知的方式，要求其他股东提供书面回复意见，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表示同意股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名义出资人应依约为实际出资人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裁判要旨】

①如果其他股东（和、或公司）事先知晓某个、某些主体对公司进行出资但不在相应法律文书上记载其姓名、名称的，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该承认并保护该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

A.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的情形；

B.无须其他股东同意，直接由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即可。

②如果隐名股东不为公司所知晓，则隐名股东要求变更登记为显名股东，相当于外部人受让股东的股权，应根据《公司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并由公司而非其他股东履行股东变更登记义务。 

【裁判意见】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出资协议如无违反合同法第52条之情形，应属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协议向名义出资人主张投资权益；但实际出资人诉请确认股东资格的，需以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为条件。

①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因隐名投资的约定而形成的是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律关系予以调整；

②依照私法自治和契约必须遵守原则，实际出资人可以依协议主张名义出资人转交股息、其他财产权益，此乃合同效力的体现；

③隐名股东意图取得股东身份时，其与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的关系属于外部关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订立的隐名出资协议不得对抗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予支持。

·方建华与杭州新亚达商贸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再审案——商法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在股东身份确认案件中的应用  

【提示】借名股东（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资料等被记载为股东）应就抽逃出资对外部债权人负清偿责任。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股东之间的合同，当事人签署章程的行为可反映其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客观上，当事人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上等被记载为股东，属于以法定形式公示股东身份的事实，使其在外观上具备了股东特征，善意第三人对此有充分理由予以信赖。在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时，即便当事人主观上并不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也应坚持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依法确认其股东身份，以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稳定。当事人是否实际出资等事实，并不具有公示性以及使第三人信赖的外观特征，不应作为判断股东身份的依据。

·廖方林与涂卫等其他股东权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隐名股东不具有优先购买权。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登记机关登记的公示效力确立了对于第三人而言应以其公示记载的股东作为认定公司股东身份的依据，而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并未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其股东身份尚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的情况下，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当然也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蒋士忠虚构隐名股东身份规避执行案 

【裁判摘要】股权在性质上不仅体现为股东的资格和地位，也是一种使用权，其转让应履行《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股权的内部转让或者隐名股东关系不能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仲裁的前提是当事人自愿将财产权利归属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解决，仲裁机构的裁决对争议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是仲裁结果不能约束其案外人，更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对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

【要旨】根据《公司法》第33条规定，公司股东未经变更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隐名股东在没有变更工商登记之前不能对抗执行，第三人因信赖公司登记而与公司发生法律关系不能因存在隐名股东的抗辩而受影响。

·方先跃诉李桂宏、无锡市赛福电子有限公司、第三人成峰、孙祖兵股权确认纠纷案

——法院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对内资公司登记行政行为作出变更

【裁判要旨】外商为规避法律规定的审批行为而与他人约定作为公司隐名股东时，不能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

·蔡节约诉福建省南安市银象日化有限公司出资案  

【提示】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即以股权转让形式与隐名股东就隐名持有的股份回购达成协议，隐名股东据此主张公司返还出资的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

①未经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出资人，只能将其出资依法转让：由于工商部门验资报告无出资人的股东记载，故出资人不得直接以股东身份主张股权权利，更不得以公司为股权受让人要求退回出资，而只能将其出资依法进行转让；

②未经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出资人，在未经全体股东确认和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私自在协议中确定在公司占有20%的股份，并以公司为受让人受让其所主张的20%股份，该协议违反我国《公司法》中关于“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确认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之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和验资证明等文件。本案被上诉人蔡节约在1998年1月1日与黄振昌、曾钻石、李斯元、陈鸿签订的《宏裕蚊香厂股东合约协议书》中虽有约定出资1万元和以技术入股而占宏裕蚊香厂20％的股份，但在宏裕蚊香厂设立时提交给工商部门的验资报告及变更为银象公司之后提交给工商部门的验资报告中，均无蔡节约为宏裕蚊香厂出资人或银象公司股东的记载。故蔡节约不得直接以股东身份向银象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更不得以银象公司为受让人要求退回其所主张的出资。银象公司也无权未经全体股东确认和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就确认蔡节约为公司的股东和所占有的出资比例，更不得违反《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的禁止性规定，在随意确认他人为公司的股东后，以公司为受让人，让他人或股东抽回出资。本案上诉人银象公司与被上诉人蔡节约2000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股协议，双方在未经全体股东确认和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私自在协议中确定蔡节约在银象公司中占有20％的股份，并以银象公司为受让人，受让蔡节约所主张的20％股份。该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蔡节约基于该协议而要求银象公司支付其9万元退股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保护。至于蔡节约在银象公司中是否有出资及所占出资比例，应与其他股东协商或另行向其他股东提起确权之诉，在确定所占出资比例后，还应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方合法有效；而对其出资的处分也只能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法转让，而不能抽回或以公司为受让人变相抽回出资。

·顺德市陈村镇投资控股总公司诉松柏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案

——不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的股权转让认定

【裁判规则】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一方当事人无权要求相对方支付股权转款。

【裁判要旨】合资经营公司的名义代持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将股权转让给外资方并办理了审批手续，嗣后以为办理审批需要而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主张约定的对价，因该对价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对代持股东一方的该请求不予支持。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  

【裁判规则】实际出资人仅为享受中外合作企业的政策优惠而安排其全资子公司作为中外方股东，在实际出资人破产程序中，应依实际出资关系确定破产财产属性。

·文玉与宜昌市长江绞股蓝开发公司股权纠纷案

——自然人购买法人股的权利如何救济？

【要点提示】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人购买法人股的行为虽然违反了当时的部门规范性文件，但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的强制性规定。该行为客观上起到缓解创业资本市场资金不足、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在规范性文件对法人股流通解禁之后，应依法确认该行为有效，对自然人的投资权利应予充分保护。

人民法院在审理自然人购买法人股的权属纠纷案件过程中，应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权、资格现状、争议焦点，合理确定裁判种类和当事人的范围。

·张辉、孙存卫等与张政民、史民安与公司有关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共同收购股权的当事人之间内部约定隐名代持股权关系的，该约定有效。显名持股人一方不因其是否实际向被收购方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影响其在隐名持股关系中的份额比例划分。

·陆琴妹诉浙江省湖州市石化石油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隐名投资人转为显名股东须具备法定条件

【提示】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约定应为有效。

【裁判要旨】股东在出让部分股份时，与受让人约定不办理工商登记，该受让人处于隐名投资人的地位，俗称隐名股东。该约定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应当遵守。而一旦受让人要求进行工商登记，成为显名股东，须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的同意。

·陕西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志峰与胡耀辉、朱强、王荧、西安达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股东大会决议可作为确认股权的主要依据

【提示】当事人未出资或出资不足比必然丧失其股东身份。

【裁判要旨】股东瑕疵出资主要导致瑕疵出资股东对公司承担相应出资补足责任，对其他股东承担出资违约责任，或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不因此否定其股东身份。

【裁判规则】

①股东间因股权确认问题发生纠纷的，人民法院审查的核心应是股东会决议等股东间关于股权问题的真实合意，并结合当事人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事实进行判断。当事人的股东身份并不必然因其未出资或出资不足而被否定。

②关于“隐名股东”的认定，“隐名股东”不得出于规避禁止性法律规定的目的，且其他半数以上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存在并认可，否则不能确认其股东身份。

③司法实践一般认为，如果股东隐名并非出于规避禁止性法律规定的目的，其他半数以上的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该隐名股东并认可的，对其股东身份应予确认。因此，在股东会决议中，对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持股比例已经确认的，可以认为构成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

·余德松等诉广州市金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提示】显名股东转让全部股份后，实际出资人也相应失去确认其股东身份的相关权利。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人的出资未直接交付公司，也未办理股东登记等相关手续，亦未取得公司及其他股东认可，不能确认为公司的显名股东。随着显名股东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他人，其不再是公司股东，实际出资人随之失去确认其股东身份的相关权利。

·隐名投资人的股权确认——高帽子股份有限公司诉柏郁等股权确认案 

【裁判要旨】虽无书面约定，但根据全案证据可证明，外商投资企业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并已实际投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可以作出直接确认“隐名股东”权利。

·宋某某与A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委托持股关系已通过签署《确认函》的方式予以解除，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其签署的《确认函》的事实的，应认定委托持股关系解除。退股款的是否收悉并不能直接证明委托持股关系的解除与否。

·海南发展银行与海南泛华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泛华实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出资款系其支付为由主张股东权利——实际出资人可依据有效委托协议享有代购股权项下的相关财产性权益，但不能以出资款系其支付为由主张股东权利。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郊支行诉上海华冠投资有限公司、西安成城经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执行异议之诉中外观主义应如何适用

【裁判要点】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执行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知道实际出资人通过法院确权取得名义股东代持的股权后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依据外观主义对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许可执行的，不予支持。

·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新沂市凤凰时装厂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公司不正当地阻却隐名股东显名应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在隐名股东的身份已为公司所知悉的情况下，公司不正当地阻却隐名股东身份显名化，并协助显名股东处分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给隐名股东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再审案

【裁判要旨】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公司明知仍为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本案中，凤凰时装厂作为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春晖贸易公司同意，擅自处置登记在其名下、由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的100万股新沂农商行股份，致使春晖贸易公司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凤凰时装厂依法应当向春晖贸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新沂农商行明知春晖贸易公司系新沂农商行100万股股份实际出资人，且春晖贸易公司与凤凰时装厂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仍然与凤凰时装厂协商以案涉股份折价抵偿凤凰时装厂担保债务，并迅速办理案涉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新沂农商行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经就上述事项通知并征求春晖贸易公司的意见，其与凤凰时装厂擅自处分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股份、造成春晖贸易公司损失的共同故意十分明显，应当与凤凰时装厂对春晖贸易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判决认定新沂农商行对春晖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解读】公司与名义股东对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存在共同故意的情况下，应当对实际出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的损失应为实施侵害行为之时股份的对价。

【原审判决】一、凤凰时装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春晖贸易公司损失37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之日止，以37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在凤凰时装厂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范围内，由新沂农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春晖贸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419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商初字第0019号民事判决；（二）新沂市凤凰时装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60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6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王仁岐与刘爱苹、詹志才等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  

【裁判摘要】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仁岐与詹志才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志才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爱苹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成都广诚贸易有限公司与福州飞越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再审案  

【裁判要旨】广诚公司虽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与飞越集团签订协议约定该股权为广诚公司所有，但该股权登记在飞越集团名下，且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确认，飞越集团、棱光公司亦向社会予以公告，对外具有公示效应。因此，对内关系上，广诚公司与飞越集团之间应根据双方的协议约定，广诚公司为该股权的权利人；对外关系上，即对广诚公司与飞越集团以外的其他人，应当按照公示的内容，认定该股权由记名股东飞越集团享有。2008年7月9日法院受理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飞越集团破产还债一案，2009年10月28日裁定宣告飞越集团破产。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登记及公告的公示公信力，有理由相信飞越集团持有棱光公司的股份，有权利就该股权实现其债权。如果支持广诚公司确认股权的诉讼请求，必然损害飞越集团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一、二审判决虽认可广诚公司与飞越集团之间存在代持股权事实，但对广诚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至于广诚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如何实现其债权的问题，一审判决已经明确告知其应通过破产程序申报债权解决。

【裁判规则】名义股东破产后，其破产债权人有权在破产程序中以代持股权实现公平受偿，实际出资人以其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权归其所有的，法院不予支持。

·董秋玲与河南科达置业有限公司、陈志峰、张慧、华钊葺、河南志达建设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裁判要旨】

①在公司与股东内部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的情形中，认缴出资、出资事实、实际行使股权等行为要件属于实质证据（实质证据的说服力高于形式证据）；

②工商登记对公司股东身份、资格的认定效力，内外有别：

A.股东和公司、股东和股东之间内部纠纷：实质证据的说服力高于形式证据，应当根据实质证据（认缴出资情况、履行出资义务情况、实际行使股权情况等）来判断；

B.工商登记在公司和善意的外部第三人之间是具有对抗力的证据。

【裁判意见】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证权性登记、示性登记）。

【裁判摘要】根据民法通则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出资人的姓名和名称并不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必须的明示条件，故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公司设立登记具有创设公司法人资格的功能，但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因而是宣示性登记。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采用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办法审查。从志达公司的组建、成立、实际出资、流动资金的投入、经营管理和实际控制情况分析，被告陈某某、华某某、董某某、张某系志达公司的名义股东，科达公司系志达公司的隐名股东。应依据“出资取得股东资格”原则，应确认原告为志达公司的股东。原告科达公司出资收购宜樊公司相关资产，将其更名为志达公司。志达公司成立后，其半数以上名义股东明知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参与了公司事务的管理，以股东的身份行使了权利，且得到了志达公司及被告陈某某、华某某、张某的认可，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原告科达公司对志达公司享有股权。因志达公司在工商登记中的股东系名义股东，均没有实际出资，为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稳定，根据“资本维持和不变”原则，应认定原告对志达公司享有全部股权。综上，原告要求确认其为志达公司股东，享有100％的股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李兰京与刘开龙及东港鸿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民事民事裁定书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变更工商登记为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即可。而“半数以上”是否包括本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无明文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括本数”。因此，该“半数以上”的法律规定，应包括本数。

·丁钰杰与德清县海盛疏浚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半数以上”是否包含本数的问题，因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确认股东资格时，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的外部进入到公司内部成为公司一员，类似于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依据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征，应当准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股份对外转让时的限制条件，即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其他股东”范围包括谢某某、顾某。丁某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协议书》并未对谢某某是否同意丁钰某某使股东权益及是否同意履行协助股东变更义务作出约定。丁某某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参与了海盛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谢某某认可丁某某的股东身份，因此，现仅在顾某同意丁某某显名确认其股东资格的情况下，丁某某仍不符合股东资格显名化的法定条件，无权取得股东资格。

·长兴金地置业有限公司与金国洪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系基于有限公司人合性之考虑，防止出现公司股东对实际出资人不认同的情况，进而对公司经营造成障碍。因此，只要其他股东对实际出资人成为股东予以认可即可，而无需考虑其他股东同意的时间。金地公司现有显名股东两名，分别为长广公司及王某某，金某某股份系由长广公司代持，故本案中“其他股东”仅有王某某一人，而王某某在一审、二审中均明确表示同意确认金某某的股东身份，故长广公司认为金某某未在起诉前取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理由不能成立。金地公司自成立之初即由金某某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由金某某实际负责金地公司经营管理，故金地公司认为金某某未对公司进行实际管理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焦秀成等与毛光随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隐名股东资格以及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由于多种原因，实践中存在公司的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工商登记情况而断定股东身份之有无。如果有证据证明隐名股东实际存在，即应当确认其股东资格。在受让的第三人明知隐名股东之身份的情形下，对于隐名股东转让其股权的行为，只要显名股东没有提出异议，该转让应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规则】

①公司向股东出具的确认股东身份及份额的文件有效。即使该股东非工商登记的股东，也可据此享有隐名股东身份持有的股权。

②隐名股东可以依法转让股权。如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明知其系隐名股东且公司及其他登记股东均未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则《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与刘婧与王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仅凭向显名股东的汇款凭证无法确认股权代持关系、确认股东资格。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他人很难判断资金往来背后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银行资金划转凭证仅能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是未提交双方建立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的协议的直接证据；其提交的其他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具有排他性，举证不具有优势，不能证明双方对代持股权形成委托关系或对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其间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份关系。

·王云与青海珠峰虫草药业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如果无证据证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 达成了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合意，转款用途亦不明确，即便增资资金来源于“隐名股东”，亦不能就此认定其享有股东权益。

【裁判规则】无书面代持股协议即使为近亲属关系也无法确认股权代持关系。

·游代萍与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

【提示】隐名股东有权提起公司决议诉讼。

【裁判摘要】如前所述，游某某系因国有企业改制而形成的隐名股东，是因政策而形成的产物，不存在恶意规避法律的动机和目的，其股东地位依法应予保护。虽然不能突破现行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人数限制的硬性规定认定其为显名股东，但本案系公司内部纠纷，对公司内部而言，隐名股东享有与正常股东相同的权利义务。故游某某作为开发集团的隐名股东，可就开发集团内部与其相关的纠纷提起诉讼，依法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

·福建泰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叶淑桢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上诉案

【裁判摘要】经查证事实，叶某某是泰龙公司4.965%股权的名义出资人。虽该股权实际出资人并非叶某某本人，但叶某某提起本案诉讼时，其仍是泰龙公司的在册股东，故叶某某有权依据公司法规定行使其股东权利，其起诉主张撤销泰龙公司相关公司决议，程序上并无不当。泰龙公司上诉主张叶某某并不具备起诉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甘泉县城关镇关家沟村民委员会与甘泉县关家沟汽车联运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上诉案

【裁判摘要】根据法律规定，主张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之诉的当事人应当是与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股东。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于2004年1月2日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经查明，甘泉县关家沟汽车联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初的公司资产即11辆运油车，该车辆均是由个人出资购买，个人向上诉人处缴纳一定的管理费，故上诉人并未实际出资，仅为名义股东，由此可知，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对上诉人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上诉人作为名义股东起诉请求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东方贸易株式会社与韩锦途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伪造签章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经追认可有效

【裁判要旨】未经显名股东同意，隐名股东伪造显名股东签章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股权转让给自己的，该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显名股东知情后并未对合同内容提出异议，并以行为实际履行该合同的，应当视其追认了隐名股东的无权代理行为，股权转让合同已对其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等诉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天策公司、伟杰公司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内容，明显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对该《信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审查，应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规范目的、内容实质，以及实践中允许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进行综合分析认定。首先，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制定依据和目的来看，尽管《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上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有关保险业监督管理的规章”的明确授权，为保持保险公司经营稳定，保护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保险公司股权监管而制定。据此可以看出，该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内容来看，该规定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本部门的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具体制定，该内容不与更高层级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也未与具有同层级效力的其他规范相冲突，同时其制定和发布亦未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再次，从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危害后果来看，允许隐名持有保险公司股权，将使得真正的保险公司投资人游离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如此势必加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妨害保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之由于保险行业涉及众多不特定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保险公司这种潜在的经营风险在一定情况下还将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综上可见，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天策公司依据该《信托持股协议》要求将讼争4亿股股份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杨某国诉林某坤、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

——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观点】随着证券二级市场的活跃及公司上市融资的兴起，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现象出现得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纠纷亦频频出现。关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的问题，针对代持协议的效力目前在实务及学界均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已对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持股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对于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没有作出直接的禁止性规定，但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公司上市股权应当清晰明确，不允许上市公司存在隐名持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上市需要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这是证券行业内部的基本要求，也是上市公司应当知晓的基本共识。本案对股份公司股权转让形成隐名持股的事实进行了分析认定，并对上市公司股权隐名代持的效力作出无效的认定，对于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此类纠纷提供了处理方案。

·徐章良与汪沁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原告作为外国人假借国内个人名义开办内资企业进行投资，属于规避我国法律关于外商投资需经行政审批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原告的隐名出资行为无效。

·周社明诉邵小梅股东权纠纷案

——以他人名义出资者的股东资格能否认定

【裁判要旨】在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股权确认纠纷中，因不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对股东资格的判断应优先考虑实际出资、签署公司章程等实质特征。为顺利实现企业公司制改造使用他人名义出资，只要具备交纳出资、签署章程、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公司股东实质要件，仍可根据相应的证据确认实际出资者的股东资格。

·李海洋与高计划股东权纠纷上诉案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高某某从权发公司领取的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的分红款应按82%的比例向上诉人李某某支付。首先，高某某与李某某于2006年12月14日签订了《出资协议书》，协议约定李某某与高某某共同出资335342元经营权发客运公司的营运客车一辆，其中李某某出资276495元，占投资比例的82%，高某某出资58847元，占投资比例的18%，双方按照所持股份的比例分配经营利润。高某某于2006年12月15日向权发公司交付股金200000元，其中李某某出资150000元，高某某出资50000元。按照出资协议的约定，高某某与李某某为在权发公司购买旧车与更换新车，总投资额为335342元，上述出资200000元仅为其中的部分出资，原审法院以李某某出资150000元占本次交付股金200000元的75%即认定李某某实际持有75%的股份显为不当。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高某某在二审庭审时自认其从权发公司领取的分红款应按照82%的比例向李海洋支付，虽然高某某辩称自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从权发公司领取的分红款已支付给李某某，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高某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判决高某某按75%的比例向李某某支付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的分红款明显不当，高某某应按82%的比例向李某某支付其间的分红款116004.02元（141468.32×82%=116004.02元）。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与青海省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股利归属纠纷一案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的内容并结合本案的事实足以确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目的是明确的，即该合同的主义务就是要以合同的方式产生投资行为，本案的事实能够确定实际投资人是创业公司，在投资关系中创业公司尽到了全部投资义务，根据以主给付义务分辨合同类型的一般原则，本案中关于合同的主要义务即委托投资义务吸收了其他合同内容，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委托投资是正确的。西高所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其名义在投资关系中充当了名义投资人，其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了义务，并在事实上代替创业公司完成了对青药发的隐名投资。西高所关于依据青药发设立时的文件、公司章程、企业工商登记档案记载的内容及其对借款入股所产生的风险不承担责任是双方自愿约定的免责条款，借款已投资青药发，其应是青药发的实际入股股东，而不是代替他人投资的上诉理由不能否定本案的上述事实，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中作为名义股东的西高所在转让股权时，不能与实际出资人创业公司按协议的约定对转让股权的事宜协商处理，在转让股权后直接将全部转让所得占有是不当的，违背了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和协议目的。创业公司以股利归属纠纷进行诉讼，一审法院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其请求判决西高所返还股利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根据西高所为青药发成立及顺利上市作出的贡献和在适当时机转让股权并获利所起到的作用，确定对其给予一定的补偿是正确的，但所确定的补偿数额与西高所所起的作用和实际的劳务义务不相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予以酌情调整。本案应将投资本金33.3万元返还给创业公司；所投资收益款10612745.9元，由西高所分得4245098.36元；创业公司分得6367647.54元。

·孙晓玉与施惠元,昆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提示】隐名股东享有在增资时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裁判摘要】孙某某与施某某于2001年1月协议约定，施惠元投入孙晓玉名下在城建公司的出资金额为25万元，风险共担。2005年2月，双方通过授权书进一步明确，当时孙某某在城建公司的股本金70万元中有25万元系施某某实际出资，该出资挂在孙某某名下，但授权施某某直接与财务结算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城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占城建公司过半数股份的股东沈某某在该授权书上签字予以认可，至此，施某某的实际出资情况已为城建公司知晓，城建公司也认可施某某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仅工商登记未作相应的变更。2005年9月，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从2088万元增加至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由65万元增加至593.963万元，之后，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又经历了增加与减少，现为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经历了转让、增加与减少，现为420万元。现城建公司注册资本已从2005年2月的2088万元增加至现在的5088万元，施某某理应同比享有增资扩股权，而施某某的登记股份仅为25万元，该权利实际被孙某某享有并实现，施某某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此在施某某支付孙晓玉相应增资出资款后，城建公司应将相应股份变更登记至施某某名下，孙某某应积极加以配合，以恢复施某某的增资扩股权利。

·张大弟与江苏金阳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依据被告提供的其于2005年4月及12月的付款凭证，其确实向华地公司汇入款项4000万元，结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书，本院可以确认被告为原告持有的华地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然于2013年6月15日另行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被告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但原、被告之间系代持股关系，被告本身即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原告仅为股权代持人，其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并无事实依据，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不予支持。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及权利外观理论，当实际权利人的权利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和名义权利人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善意第三人之权利发生冲突时，为维护交易安全，善意第三人的权利优先于实际权利人受到保护。而本案中信济南分行申请执行的是其与中商财富之间因借款关系而形成的债权，中信济南分行并没有与名义股东中商财富就登记在中商财富名下的7200万股股权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从权利外观原则来看，中信济南分行不是基于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本案也没有需要维护的交易安全，中信济南分行的债权请求不能受到优先于实际权利人海航集团的保护。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隐名股东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①代持法律关系就其本质属于债权债务关系，受合同法相对性原则的约束，隐名股东就该债权仅得以向名义股东主张，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

②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不符合情况下，即便债权人与名义股东非就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的股份进行交易，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也应优先于实际出资人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华夏金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诉北京泽润嘉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并非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并不当然为公司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股份应归属于股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夏金谷公司系内蒙古银行xxx万股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但并非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确认的股东。实际出资并非成为公司股东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亦并非当然为公司股东。本案中的内蒙古银行系中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中资商业银行的发起人、股东资格的获取及应履行的报批程序有其限制性规定。在华夏金谷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具备相关条件并履行报批程序之前，直接要求确认案涉内蒙古银行的5000万股股份归其所有，并要求泽润嘉源公司过户返还，实质上即为确认其系内蒙古银行股东的效力，故本院不予支持。

·张孝贤与周伟丽委托合同纠纷申请案

【裁判要旨】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股权代持投资协议，但受托人在未与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签订投资协议即向该公司转款，并且在转款后也一直未督促目标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也从未参加目标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对目标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毫不知情的，应当认定委托人的投资目的未能实现。在委托人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受托人返还投资款及赔偿相应损失的，法院应予支持。

·陈志明等诉陈伟伟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为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除非有相应证据足以推翻登记机关所登记内容，对于公司股东身份的确认，原则上应以登记公示的内容为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了股权代持关系，即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本案中，陈某某与郑某某之间并无相关合同明确股权代持关系，即使股权转让款以及增资款实际是由陈某某代郑某某支付，也并不能据此得出该25%股权归陈某某所有而由郑某某代持的结论。

·樊建华、袁利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未签订代持股权书面合同的，应当综合案件事实认定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性质。

·骆庆五、李浩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夫妻离婚时在财产分割协议中约定一方名下的股权归另一方所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构成委托持股关系。

【裁判摘要】首先，骆某某和李某于2008年离婚，双方在财产分割协议中约定李某名下的罗钾公司股权归骆某某所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一审庭审中，骆某某确认，其委托李某持股。因此，骆某某和李某之间构成委托持股的合同关系。其次，刘某某于2014年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李某名下的罗钾公司股权系李浩与刘某某等五人共有。经巴州中院主持调解，李某通过调解协议的方式将其名下罗钾公司1.1%的股权处分给刘某某等五人，并由巴州中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可见，李某是基于司法行为将罗钾公司的部分股权确认给刘某某等五人，并非个人私自处分行为。由于骆某某和李某之间是委托持股的关系，骆某某对李某享有的是债权，在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和刘某某等五人在理层持股案中恶意串通达成调解协议，且巴州中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未被撤销的情形下，本案不能认定李某将罗钾公司的部分股权处分给刘某某等五人的行为对骆某某构成侵权。如果骆某某因为持股受托人李浩的处分行为导致离婚财产分割不公，造成其损失，可以基于委托持股的关系或者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另行主张权利。

·李奕基诉福建东方艺术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委托代持股权关系并不等于实质上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及享有股权。

【裁判摘要】关于委托持股合同的效力，有关司法解释已经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合同、委托持股关系有效。被申请人称应认定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持股合同关系。事实上，李奕基是以委托持股的方式进行股权投资，委托持股与委托投资这两个概念不相互排斥。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与被申请人所称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并不矛盾。

·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对外追收债权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上市公司股东名单应根据证券结算机构登记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来认定，在完成股东登记这一形式要件之前不宜直接认定实际出资人为公司股东。

·荆纪国与陈黎明、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股东转让股份是否在依法设立的场所进行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裁判要旨】股东转让股份是否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在依法设立的场所进行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不知陈述可构成对案件事实的拟制自认。

【解读】因股权转让实际形成股份代持关系，转让方仅作为被转让股东显名股东存在，该部分股份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实际权利人享有。

·郭小军与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撤销之诉上诉案

【裁判要旨】确认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旨在处理红利分配的，并不能使得实际投资人成为显名股东。目标公司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

·陈定洲等与赣州汽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隐名股东认为其权利因公司持股结构的变化受到损害，可依据协议向显名股东主张权利。

·曹曦、黄勇诚侵权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名义股东转让代持股权，实际出资人明知且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不应认定名义股东侵权。

·青海百通高纯材料开发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上诉案

【裁判要旨】对股权的强制执行，涉及内部关系的，依当事人意思自治；涉及外部关系的，根据登记处理。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与广联（南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1】《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还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据此，在委托合同终止以后，根据交易习惯以及诚信原则，受托人对委托人仍具有协助义务。

【解读】股东代持协议终止后，受托人应当适当履行协助委托人处置股权和领取分红款的义务。

·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韩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民事判决书

【提示】隐名股东是否可以阻却其他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执行行为？

【裁判要旨】股权代持的风险不应由债权人负担，债权人对名义股东的财产判断只能通过外部信息，股权信息是可获得的，但代持关系却无从得知，属于债权人无法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债权人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此外，实际出资人既然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商业上的利益，或者在显名的情形下不能获得的利益，则也必须承担此种代持所带来的固有风险。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与济南海东发实业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申请案

【裁判要旨】股权托管公司行使股权转让行为的条件已经成就，有权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以特定价格转让托管股份。

【摘要】根据借款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持有的股份是海东发公司、赵某某事先授权的，且唯一的前提条件是“乙方（即含章公司）不能按时归还借款”。本案含章公司的借款到期日为2005年6月29日，含章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仅偿还了10万元借款，其余款项并未偿还。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含章公司仍未偿还任何款项，海东发公司、赵某某也未承担担保责任，托管公司并未行使质押权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直到2007年6月19日，海东发公司、赵某某在相关各方为解决500万元借款担保事宜召开的专门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再对含章公司所借款项提供担保之后，托管公司才采取了转让担保人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含章公司未足额偿还所借款项、担保人海东发公司及赵某某未承担担保责任且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托管公司的合法权益正面临被侵害的境地，托管公司有权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借款协议中的相关约定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实现其债权。根据本案一、二审及本院提审查明的事实，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不仅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且也符合借款协议的相关约定，更没有违背海东发公司、赵某某的全权授权，因此，本院认定托管公司行使股权转让行为的条件已经成就，托管公司转让海东发公司、赵某某股份的行为并无不当。

·姚赟与上海耿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二审案件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无论是否是实际出资人，表决权归公司登记的股东。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张某某是耿博公司登记在册且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公司登记机关企业信息和公司章程为证，姚某对此事实亦予以确认。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法并未规定股东会会议由实际出资人行使表决权。至于实际出资人是否同意代其持股人的表决行为，是实际出资人与代持股人之间内部的纠纷，与公司股东表决权无涉。故而，不论张某某是否为耿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作为公司登记在册股东，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的表决权；其二，根据耿博公司章程，张某某作为耿博公司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权按照其出资比例享有70%表决权，因此系争股东会会议表决结果达到了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其三，姚谋曾于2018年4月12日通知张某某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的账目、利润及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事宜，双方均到场参加会议，说明其认可张某某的股东身份，并邀其共商决议。现姚某认为张某某无权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第二，．．．．．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张某某虽然未能提交会议记录，但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在公证监督下实际召开并经表决通过，姚某未就其提出的系争股东会会议并未实际召开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仅以系争股东会会议没有形成会议记录进行反驳，理由并非充分，难以采信。．．．．．．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张某某系耿博公司登记股东，持有公司70%股份，耿博公司将在2018年7月18日于指定地点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已提前向公司另一股东姚谋送达。根据公证书记载，该次股东会会议如期召开，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系争股东会决议，作出表决结果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没有证据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故应当认定系争股东会决议成立。姚谋主张系争股东会会议未实际召开，有违事实。姚某主张张某某不是耿博公司实际股东，张某某对此不予确认，在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张某某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张某某依法享有行使股东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姚谋以无股东会会议记录及股东会决议未向其送达为由主张系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

【解读】代偿股关系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规则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明显规定。

·张勤剑与杨忠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受让人取得股权后又转让他人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再以转让人存在代持股权为由主张不支付股权转让款不予支持。

·程毅与余钦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１】再审认为，本案诉争协议构成上市公司股权代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诉争协议之法律效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监管的规定，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且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并公司上市需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因此，上市公司发行人必须真实，并不允许发行过程中隐匿真实股东，否则公司股票不得上市发行，即上市公司股权不得隐名代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监督管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拟上市公司股权必须清晰，约束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否则如上市公司真实股东都不清晰的话，其他对于上市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监管举措必然落空，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从而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本案程毅与余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对于公司上市监管的规定，且相关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要保障，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上述诉争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解读】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４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之规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无效。

·崔海龙、俞成林与无锡市荣耀置业有限公司、燕飞等四人以及孙建源等五人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如何认定股权转让中的善意取得

【提示】股东转让是否可适用善意取得，其构成要件为何？

【裁判观点】受让人如能证明股权转让符合以下意见的，可以构成善意取得：

①受让人受让股权时为善意；

②转让的股权为有偿并价格合理；

③转让的股权依照法律规定已经登记。

【裁判要旨】股权适用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比较合适：

①转让公示方法要求不同：A.动产以占有为公示方法；B.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方法。

②善意要求程度不同：A.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应考虑其有无重大过失(要求较高)；B.不动产的真实权利人不能证明取得人知道登记簿的记载错误或登记簿已有异议登记就应当认定是善意。

③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引用了“诱因原则”：即占有的推定效力不适用于物非基于其意思而丧失的前占有人。

【解读１】无处分权人将他人股权转让，如受让人在受让该股权时是善意的，可取得相应股权；原权利人因此丧失股权和股东身份可以相关相关侵权人主张承担民事责任。

【解读２】名义股东转让其名下股权属于无权处分，在受让人受让股权是出于善意并且有偿取得，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并使股权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从保护善意第三人、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以及维持公司法律关系稳定性出发，应当适用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

①善意取得是指财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财产，如果其将该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善意受让人能够有偿取得该财产的一种权利取得方式。在我国《物权法》颁布前，法律、法规对所有权的善意取得没有完整的规定。在传统的善意取得理论中，善意取得的财产仅适用于动产，而以登记作为公示的不动产的取得则不适用善意取得。但是，在我国，一些不动产的登记制度并不完善，导致许多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也引起审判实践中对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的争论。善意取得制度的逻辑基础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而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给予保护，亦是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即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形式，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应当受法律保护。所以，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更体现了民商法在维持交易秩序、促进交易便利、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即对财产动态的安全保护优于对静态的安全保护，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优于对所有人的利益保护。随着我国《物权法》的颁布施行，对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已经予以明确。

②股权不属于动产或者不动产，但却是具有特殊性质的财产形式。股权亦是以登记为其公示形式，其权利取得及变动原则与不动产物权基本相同，因此，在股权转让中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有着相同的法律依据。

③股权转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并不能仅以登记的公信力为要件，而应当符合善意取得的全部构成要件，即受让人受让股权时为善意、转让的股权为有偿并价格合理、转让的股权依照法律规定已经登记。

·徐羽与韩岩涛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虽然隐名股东不是对外行使股权权利的主体，但在名义股东同意，受让人明知出让方系隐名股东，且公司及其他股东均未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隐名股东系股权转让的适格主体，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淮南市房屋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韩春秋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在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当遵照意思主义原则，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实际履约行为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坚持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原则。职工缴纳了出资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不因工会代持而影响其股东权利。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在涉及公司的法律关系中，既包括外部法律关系，也包括内部法律关系。在涉及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时，应遵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原则，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的要求，因此在涉及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外部法律关系时，确认股东资格坚持形式要件优于实质要件原则，工商登记材料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在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遵照意思主义原则，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实际履约行为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坚持实质要件优于形式要件原则。本案中，2005年经过修改的房开公司《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分为在职职工股、退休职工股，非公司职工股。"以及房开公司发起人（股东）名册上载明韩某某入股金额，均可以表明韩某某作为原房开公司的职工，向房开公司交纳了股本金，享有股东的权利。至于工商登记房开公司工会为股东系特定历史时期企业改制形成的特殊现象，但韩某某并不因工会代持股而改变其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否则将损害职工合法权益，有违企业改制的初衷。故韩某某作为股东，享有股东资格，从而具有签订《股份回购协议》的主体资格。

·陈某某、尚某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的交付标准——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的交付标准以合同约定为准；如合同没有约定，以出让人将股权转让事宜通知显名股东并得到其同意作为认定标准（受让人成为隐名股东即视为完成交付）。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根据合同约定及上述法律规定，讼争协议生效之日即2015年8月7日陈某某１已将约定的股权交付给尚某，履行了交付义务，尚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即成为陈某某２代持的富祥公司7.5%股权的权利人。

·北京永彬荷华控股有限公司与绿能高科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4049号

【裁判要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是合同当事人，隐名股权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的，股权出让方不能直接向隐名股东主张股权转让款，股权受让方也不能以代持为由不履行付款义务。

·湖南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与彭某某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要旨】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出让方系受托转让实际权利人的股权，受让方自愿签署协议表明认可实际权利人的身份，根据《合同法》第４０２条、第４０３条规定，实际权利人能作为原告直接向受让人提起诉讼。

【摘要】彭某某、戴某某、恒博公司三方于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中记载了“名义上权利人是戴某某，现实际权利为湖南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记载了立信融资公司的相关权利。在上述协议中，戴某某已向彭某某、恒博公司披露实际权利人为立信公司，在此情形下，彭某某、恒博公司自愿签署前述协议表明认可立信公司为实际权利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和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无论彭某某是在订立协议时还是之后知晓立信公司为案涉股权实际权利人，立信公司都可以行使戴某某对彭建军的合同权利。且立信公司主张的是合同债权，并非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有参与恒博公司的决策管理、分红等股东权利，立信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与公司法规定不冲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立信公司因是案涉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彭某某、恒博公司主张债权。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江某某、谢某某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法院能否执行钟某某为谢某某代持的汇丰公司17%股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人民法院应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汇丰公司17%案涉股权于2009年时即属谢某某所有并无异议，只是由于案涉股权登记于钟某某名下，江某某基于其与张某某在（2014)岩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确定的债权，申请法院将钟某某名下的股权作为其与张某某夫妻共有财产而采取了查封措施。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从权利形成时间上来看，谢某某实际出资、作为隐名股东取得案涉股权、经其他股东同意担任公司总经理等事实均发生在据以查封案涉股权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调解书形成之前，虽然谢某某并未登记为汇丰公司的名义股东，但其对于案涉股权享有的权利在查封前即取得。从权利性质上来看，江某某系基于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形成的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一般债权而对案涉股权采取查封措施，谢某某系基于返还请求权而对案涉股权执行提出异议，江某某的权利主张并不能当然优先于谢某某的权利主张。从案件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江某某也未举证证明其与张某某之间因合伙协议纠纷产生的债权系张某某与钟某某夫妻共同债务，更不能证明该债权与谢某某存在关联。此外，江某某与钟某某之间并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江某某亦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相关规定。因此，谢某某对案涉股权提出执行异议，原审法院判决停止对案涉股权的执行，并无不当。

【解读】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股东，与被执行人存在隐名持股关系，其他股东对隐名持股关系不表示反对的，执行的债权人又“与名义股东之间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法院可以判决排除执行。

·湖北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公室与湖北东方农化中心、襄樊市襄阳区农业开发经济技术协作公司股权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二终字第113号

【提示】是否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是判断当事人是否是公司股东的重要标准。

【裁判要旨】

①是否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是判断当事人是否是公司股东的重要标准。公司设立时，当事人受他人委托向公司支付出资款，因当事人并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故其不是公司股东，其仅与该他人之间构成一般的债务关系，该他人才是公司股东。其他当事人虽对出资款项本身主张权利，但只要不能证明其在公司设立时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且以该款项作为出资，也不能认定其为公司股东。

②当事人主张股东出资的款项系贪污、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应当提供认定该款项属于股东贪污、挪用的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文书。刑事裁判文书没有认定出资款系股东贪污、挪用的，商事案件审判中不能认定出资款系股东贪污、挪用所得。

·陈某某与荆门市通洋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5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陈某某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某某明知陈某某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某某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某某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某某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属公司内部纠纷，应根据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处理。就股东资格确认而言，依据上述规定，应采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即以审查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为主而不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事实为准。陈某某与周某某虽无书面隐名投资协议，但有证人证言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陈某某出资为实际股东、周某某显名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可以认定陈某某与周某某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协议。退而言之，即便没有口头约定，结合陈某某实际支付注册资金而周某某没有支付注册资金的证据、陈某某参与公司管理而周某某被雇佣打理公司事务从陈某某处领取工资、周某某投入公司资金转化为借款并以房产抵偿的事实，亦可以作出双方存在隐名出资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隐名出资协议及陈某某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通洋公司及另一股东方远征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陈某某在通洋公司的股东身份。周某某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记载资料为依据进行抗辩，仅能对公司以外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并不能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形成权利外观以确认其股东资格。

·汪某某等诉王某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6084号；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申93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某与汪某某及中科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某某代王某持有中科公司相应比例股权，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某某作为中科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之部分股权实际代王某持有，现王某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及部分股权（即2股对应股权比例2.439％），中科公司半数以上的工商登记股东已明确表示同意，其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某名下，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上诉人贾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某、谢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吉中民三终字第158号

【裁判摘要】张某某受让谢某转让的股权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为确认本案合同效力的焦点问题。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第一，贾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张某某受让谢颖股权行为非善意；第二，谢某陈述交易价格为7万元，等于入股时原价，明显不合理，应由张某某举证证明其系以合理价格受让股权，现张某某提举了谢某收取“股金款”37万元的收据，证明双方的交易真实价格为37万元，此价格与入股时原价溢价比为500%，张某某已尽举证责任。现贾某某仍认为价格不合理，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贾某某举证证明，贾某某提请对光大公司资产进行评估，以此确认股权的实际价值，本院认为，公司资产是影响股权价值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公司股权价值还受公司的经营状况、获利能力、发展前景、品牌效应、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贾某某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认定张某某系以合理价格受让股权。第三，张某某受让股权后，依照法律规定，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综上，依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张某某受让谢某股权行为属于法律上的善意取得。

·吴某某与浙江中纺腾龙投资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再审申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50号

【裁判摘要】网络公司对吴某某提出的网络公司在腾龙公司的3000万元出资中有2250万元实际为吴某某出资的主张始终确认，并无异议。本案的争点在于应否判决确认网络公司持有的腾龙公司股权中的75％归吴某某所有。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腾龙公司现在的股东组成为：网络公司、杭州投资公司及祥瑞公司的投资额分别为3000万元，3750万元和3750万元，其投资比例各占13.3333％、16.6667％和16.6667％；吴某某的投资额为12000万元，投资比例为53.333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实际出资人若要实现隐名股东显名化，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因此，即使吴某某系实际出资人，但在祥瑞公司、杭州投资公司和吴某某在一、二审中均不同意吴某某成为腾龙公司显名股东，网络公司二审亦答辩要求驳回吴某某上诉的情形下，吴某某提出确认以网络公司名义持有的腾龙公司股权中75％股权属吴某某所有、将隐名出资显名化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无不当。

【解读】隐名出资人向公司主张股权的，必须证明其有出资行为，还须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否则不能实现显名。

·穆某某诉连云港赛龙建材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2618号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前述规定，实际出资人如欲取得公司股东的身份，需经过股东会决议程序，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2009年9月20日的赛龙公司股东会决议仅载明“穆某某依法行使股东权益，参加公司股东会议”，未达到前述确认股权身份的法定要件。

·殷某与张某某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再审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7号

【裁判摘要】关于张某某是否具有淮信公司股东资格问题。《协议书》和《补充合同书》均可证明，淮信公司及其股东均同意张某某向淮信公司缴纳出资成为股东且淮信公司的其他股东对张某某以殷某的名义进行投资均是明知的。张某某多次以淮信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股东会议，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修订）》内容，房地产开发并未列入上述目录限制类或禁止类产业，故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不再需要审批。因此，原审判决依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以及出资事实确认张某某为淮信公司的股东，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林某某诉林某等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053号

【裁判摘要】依据各股东在《流转协议》中的约定，林某某“代持”的目的是“为了简化注册手续”。中凯联公司成立后，林某、张某作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公司经营，其作为代持协议中约定的实际出资人，请求结束其股权被代持的状况，并不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现中凯联公司登记的股东是林某某、吴某某，二人均是《流转说明》的缔约人，吴某某对林某、张某作为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的身份是清楚并认可的。曾是中凯联公司原始股东的汪某某的证言亦证明了设立公司时与林某、张某等四人协商等事实。因此，依据本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审判令中凯联公司为林某、张某办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林某某应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适用法律正确。

【解读】隐名股东在其他股东均认可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时可请求办理变更登记。

·施某某与江苏国美置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终字第00419号

【裁判摘要】从在案的《出资证明》及双方往来函件的内容来看，由于国美公司其他股东均认可施某某的股东身份，故无需再履行公司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需其他股东决议同意的显名程序，原审法院径行判决国美公司为施恩初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

·吴某某诉邵某某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709号

【裁判摘要】因吴某某系法姬娜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对法姬娜公司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应通过显名股东主张，吴某某本人向法姬娜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要求法姬娜公司向其提供相关会计资料无法律依据。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因吴某某诉请邵某某向吴某某提供法姬娜公司成立至今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属于该条法律所规定的受托人所负有的报告义务，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

·汪某某与重庆光通奥普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民终6272号

【裁判摘要】汪某某已经向奥普泰公司出资并取得了出资证明书，而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其股东身份应当得到确认。虽然未经工商登记，但是工商登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仅仅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未经登记并不能排除汪某某的股东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也只是强调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行使股东权利，但并未排除未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行使其相应的股东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相关事项，也是实际出资人要求变更工商登记事项的程序要求，不涉及股东资格确认的问题。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是通过协议约定的形式约束其权利义务，一般情况下隐名股东只能通过显名股东行使其权利，而本案中工商登记的五名股东只是股东代表，对于其他未登记的股东，其股东身份奥普泰公司是明知的，因此，汪某某等未登记的股东与五名登记股东之间的关系不符合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法律特征。综上，汪奶奶的股东身份可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汪某某具有股东知情权。

【解读】已经出资并取得出资证明书但未经工商登记具有股东身份有权行使股东知情权。

·冯某某诉南京顶上大酒店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宁民五初字第70号

【裁判摘要】冯某某作为顶上大酒店的隐名股东，虽未登记在册，但公司及其他股东均对其股东身份予以认可。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其应享有股东知情权。

【解读】其他股东对其股东身份予以认可的隐名股东享有股东知情权。

·陈某某与胜田（福清）发展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41号

【裁判要旨】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为委托投资权益问题与目标公司是否进行盈余审计无关，而与是否有利益分配约定以及无此约定时目标公司是否进行盈余分配有关。

·徐某某等与武汉君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11号

【裁判要旨】以间接持股方式投资并控制公司权益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而非隐名投资者。

【裁判摘要】徐某某、吴某某原系置乐集团的股东。置乐集团在我国内地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置乐公司，并在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经从海工处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因此，徐某某、吴某某是以间接持股的方式投资并控制置乐公司权益，系置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非置乐公司的隐名投资者。这种间接持股的方式，不是委托投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的委托他人代持股情形，更不存在隐名投资者显名成为股东的问题。徐某某、吴某某请求确认其系置乐公司实际投资人，从而显名成为置乐公司股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亦无需进一步查明徐某某、吴某某在置乐公司土地购买及开发过程中投入资金的情况。原审法院未准许徐某某、吴某某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

·刘某与王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6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19号

【裁判摘要１】^{仅有资金往来但无法证明代持意思表示或已形成事实代持关系不能推定股权代持法律关系} ——刘某向王某汇款，但未说明汇款用途，也未能提交具有委托王某认购江苏圣奥公司股份内容的其他证据。王某以自己名义使用了汇款资金，认购了江苏圣奥公司股份，并以自己名义在江苏圣奥公司登记股东和行使股东权利。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诉辩意见，王某也有向刘婧的汇款行为，刘某与王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特殊关系，其间多笔高额资金往来未以人们通常习惯的方式留下建立法律关系性质的凭证。由于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等，他人很难判断当时刘某和王某之间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其真实意思表示。王某收到刘某汇款资金后已经将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财产形态的转换是基于王某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完成的，刘某没有提供其参与处分将其汇款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形态的证据，其可以依法向王某主张货币资金债权，但据此主张股权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刘某提交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能够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仅凭其汇入王某账户的该两笔资金在数额和时间上与王昊向江苏圣奥公司的投资相吻合的事实，难以认定刘某和王某对资金的用途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不能根据资金流转的事实推定刘某委托王某并以王某名义向江苏圣奥公司投资。．．．．．．原审法院关于仅凭往来资金款项不能推定委托出资关系的观点正确。

【裁判摘要２】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民事主体之间建立法律关系需要各方当事人本人自愿并达成共同意思表示，他人直接替代建立法律关系需要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证人没有直接参加王某与刘某设立法律关系的证据，故其证人证言属于传来证据，证明力相对较弱。在本案中，刘某陈述其与王昊之间为代持股关系，其为江苏圣奥公司股东，而在其与石光强的纠纷案件中，刘某、王某、江苏圣奥公司一方的诉讼观点是否认其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刘某对此解释为诉讼策略的需要及系受王某主导影响。可见，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或者当事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

【裁判摘要３】签名页独立与合同其他内容不连接不能确定是否为合同原件——在二审期间刘某追加提交新的证据材料《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王某向刘某转让江苏圣奥公司股权，但该协议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王某与刘某签名页是独立的，与合同其他内容不连接，不能确定是否为合同原件；第二，协议载明的签约日期为2008年1月16日，而江苏圣奥公司于2008年5月14日才设立，即上述协议签订时江苏圣奥公司尚未成立。基于该协议存在的上述问题及刘婧不能说明一审未提交该证据材料的正当理由，本院难以认定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对此不予采信。

·张某与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1802民初602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第三人钟某某持有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8.07%的股权，其中0.44%是钟某某代原告张某持有，张某系该0.44%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原告张某、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第三人江苏仁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钟某某均未提出异议，对原告该0.44%的持股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钟某某与原告张某于2008年12月27日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为代持股协议，系钟某某与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显然合法有效。原告关于确认登记在第三人钟某某名下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0.44%的股权归原告张某所有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支持。至于原告诉请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将其记载于被告公司名册、公司章程并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问题，因被告及诸第三人庭审中均认可原告所诉事实，亦未提出异议，显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印发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调整范畴，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实际出资人要被确认为显名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本案其他股东是指第三人江苏仁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汪某某、秦某。庭审中该其他股东均明确表示对原告所诉予以认可，则原告关于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将其记载于被告公司名册、公司章程并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请求，本院支持。

·陆某诉陈某、沈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沪民终295号

【裁判要点】如股份隐名代持协议涉及上市公司兼并重组过程中的股份权属，协议效力认定应根据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考量协议是否触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包括是否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等，并结合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影响大小等因素进行审慎判断。如代持协议认定无效，相关投资收益归属、损失分担应结合公平原则、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崔某某、吴某某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

【裁判摘要】上述事实证明，尽管崔××并非以自有货币进行出资，但绿地公司认可崔××的股东身份以及其享有股东权益。综上，在绿地公司知道崔××的出资款并非来源于崔××本人的情况下，仍然在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中写明崔××的股东权益和股权对价，其他股东不持异议，可以认定绿地公司、受让方股东愿意按照股东会决议给付崔××股权转让款和股权收益。该股东会决议并未将崔××应以其自有货币进行出资、其应将自有出资货币交付给公司作为其可以取得案涉股权转让款的对价。．．．．．．至于为何崔××的资金来源于吴××，崔××是否为名义股东，是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同的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综上，二审判决认定崔××必须补足出资之后才能获得相应的股权对价存在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37号

【裁判摘要】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长春天地人公司账户中的50xxx10.97美元系由米×汇入，但该公司登记的投资人是徐××。因此，徐××确系用米×的资金设立了以自己为投资人的公司。徐××主张其仅为长春天地人公司的名义投资人、其与米×之间存在隐名投资的约定，则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判决认为米×应对其委托徐××的事项及徐××违反委托人的指示等负有证明责任，并以米×不能证明其委托徐××设立的公司名称不是长春天地人公司且其没有委托徐××作为名义投资人为由判令米×承担不利后果，实质系要求米×就消极事实举证，举证责任分配有误。

【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再206号

【解读】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徐××、李××返还504000美元（按当期汇率合人民币4168080元），并按同期利率支付相应贷款利息合计人民币3445626元（截止到2011年1月24日），本案诉讼费由徐××、李××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