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180号
【裁判要旨】主合同当事人有权变更借条用途视为可借新还旧——债权人与保证人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双方变更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视为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变更借款用途用于以贷还贷，亦不免除保证人的担保责任。
【裁判规则】债权人可将同一债务人和多个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和债务人相同的多笔借款合同，尽管借款期限、金额，保证主体、期限、方式不同，各保证人仍可作为共同被告，由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摘要1：（2013）参阅案例28号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民终字第0029号
【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302】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保证人在此情况下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借款的实际用途与借条约定不一，违背了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债权人对此应为明知，因此，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基于本案中资金循环流转回到源头的现象，在民法上应当由资金的出借人和收款人共同证实借贷行为的真实、合法及正当性；在刑法上“借款合同”当事人或有诈骗保证人钱财之嫌疑，民法上对保证责任的判决否认，不影响刑法上对罪嫌的侦查和追究；如果在民事审判中能够认定属于犯罪的，应当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裁判要旨】借贷双方应对借款循环流转回到源头作出合理解释——在借款资金循环流转回到源头情形，应由资金出借人和收款人共同对借贷行为真实、合法及正当性进行举证。借款实际用途与约定不符，违背了保证人真实意思表示，而债权人对此应为明知，保证人应免责。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2008）商民终字第1436号
【裁判摘要】关于金玻公司主张的法定抵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主张法定抵销必须是互负到期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具体的按照合同性质可以抵销的同种类、同品质的债务。金玻公司主张宋杰欠其借款30.145万元请求予以抵销，提交有借款人为宋杰的28份借款借据和1份借条，借据上注明的借款用途分别为：法院强制执行费、办公家具、公差、土地评估费、规划制图费、职工宿舍电风扇、办公用品、胶垫皮、业务经费、投资款、环保评审及招待费、土地权益审查费、银行业务等，借款时间均发生在宋杰在金玻公司任职期间，借款金额也从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可见，该部分借款是宋杰在金玻公司任职期间为完成工作事项所借，虽不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但是，宋杰现已离开金玻公司，不再是金玻公司的工作人员，金玻公司也无法按单位内部财务制度对宋杰所借款项进行处理，故金玻公司可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原审以金玻公司主张的宋杰所借的款项系单位职工长期挂帐不还的借款为由，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他字[1999]第4号《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属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宋杰手中持有金玻公司为其出具的18万余元还款收据，还持有其认为应该由金玻公司予以核算报销的12万余元的票据，该部分票据中包括与金玻公司提交的借款借据中注明的借款用途相符的土地评估费发票和购买办公用品发票，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的帐目不清，故其主张法定抵销，本院不予支持，金玻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第92号]戚某某等抢劫案——为消灭债务采用暴力、胁迫手段抢回欠款凭证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提示】抢劫罪是财产犯罪中常见的多发的一种犯罪。一般情况下，犯罪对象指向的“财物”是不难认定的。但由于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法律对财物界定的不明确，对“欠条”之类明显具有财产利益性质的债权凭证，能否直接认定为财物?实践中已出现了多起抢劫财物凭证的案件，本案的处刑可提供借鉴。
【裁判要旨】被告人为消灭债务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强行索回欠款凭证的行为，侵犯了被害人倪新昌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利，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被告人的抢劫行为已经实施终了，债务已经消灭，属于犯罪既遂。
【裁判规则】为消灭债务而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强行索回债权凭证的，应以抢劫罪论处。
摘要2：
摘要1：【要点提示】被告人以暴力抢劫现金后，虽写借条给被害人，但因被告人的抢劫行为致被害人的“出借”违背其真实意思，“借条”行为不能视为民事借贷，故仍应以抢劫罪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裁判要旨】暴力劫取现金后，向被害人出具借条的，不能视为民事借贷，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应以抢劫罪论处。
【案例索引】 一审：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宿中刑二初字第1号（2005年1月24日）
摘要2：
摘要1：赵某某诈骗案——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利用职务之便，虚开借条骗取借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裁判要点】个体工商户的商行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多次出具虚假借条骗取借款，其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
【裁判规则】个体工商户不具备企业或单位的组织性特点，是实质的个人，在刑法意义上，其法律地位仅相当于自然人，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中规定的“其他单位”。个体工商户所雇佣的工作人员，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案件索引】一审：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3）甬鄞刑初字第1097号（2013年8月21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申字第309号
【裁判摘要】刘某作为周大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公章代表公司从事民事行为，行为的相对方没有义务和责任对其公章的真伪进行辨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刘某使用伪造的公司印章在2011年6月10日向邱某某借款700万元及2011年11月10日借款260.6万元的二张借条上盖章担保，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邱某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某超越权限、或者邱某某与刘某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担保合同的效力就不应受到影响，周大生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况且，（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的刘某犯伪造公章罪，该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的犯罪，而非判决刘某利用伪造公章进行诈骗等其他经济犯罪，故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故周大生公司称已生效的（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606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债权人应当知道其代表越权，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善意第三人，进而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王某在2850万元的借条担保人处加盖钢材公司印章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虽然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王某系钢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王某的上述代表行为应属越权担保，且蒋某应当知道王某已超越代表权限，故该代表行为对钢材公司不生效力，其法律后果应由行为人王某自行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53号
【提示】约定由晋江市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属于中级法院受案范围，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裁判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但因级别管辖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审理一审案件范围的分工，其主要立法目的是在贯彻审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各级法院职能的合理定位及工作量的平衡，且人民法院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会随着社会发展、各地法院受案状况等因素而不断调整，许多情况下当事人难以准确预期。因此，协议管辖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并非绝对无效，人民法院不能仅以协议管辖违反级别管辖为由否认其法律效力，还应结合具体情况分别予以认定。本案中，曾某某与林某某二人在借条中明确约定“由晋江市人民法院管辖”，而晋江市系曾某某的住所地，双方合意选择晋江市人民法院作为解决争议的管辖法院，确有在该法院所在地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法律应维护其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原二审裁定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将当事人在地域上选择管辖的真实意愿结合级别管辖规定，确定由晋江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3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规定中“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如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等。根据本案事实，金色阳光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剩余借款的归还义务，双方亦未达成还款协议。故原审判决认定不能将金色阳光公司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归还300万元的行为认定为该公司放弃对全部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案涉《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中金色阳光公司有关在本案借款到期后五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是否实质上变更了《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本案中，金色阳光公司是主债务人，其向张帆出具《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承诺为其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根据我国担保法相关规定，主债务人仅可为其自身的债务提供抵押或质押两种形式的担保，而主债务的保证人只能是主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即主债务人与保证人应是不同主体，同一主体不能既是主债务人又是保证人，否则该保证担保行为对保障债权的实现毫无意义，亦有违担保法立法目的。因此，金色阳光公司在《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中承诺的保证期限不能推定为系对《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的变更。原审判决依据《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确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亦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7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经被代理人授权是有权代理而非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首先应为代理人无代理权限，而本案中林某某代表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向钱某某借款，系经过时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授权，并非表见代理，而是有权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江苏一建沈阳公司承担。理由如下：首先，形式要件方面，本案关键证据《借条》的借款人签章处有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公章及游某某个人名章，林某某为经办人，可初步证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与钱某某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亦认可林某某的代理人身份，即使在《借条》形成之前，借款实际发生之时林某某并无书面授权委托，但是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亦构成对前述林某某借款行为的追认，《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代理人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应当对代理人林某某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综上，林某某受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委托向钱某某借款，其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就全部借款金额向钱某某出具借条，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即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实际借款人。二审法院将林某某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48号
【裁判要旨】《借条》并未载明行为人取得“被代理人”的授权，相对人对借款对象未予必要注意，不构成善意无过失，不适用表见代理。
摘要2：
摘要1：——债权人明知夫妻一方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0号
【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夫妻一方作为借款中间人向债权人出具借条，借款金额远超日常生活所需，借款款项实际由债权人转入与夫妻双方无关的第三方账户并由第三方支配使用，债权人知晓夫妻一方借款中间人的身份以及款项流转情况，应当认定其明知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也并非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该借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摘要】就《借据》所载"本借据正式失效日为款项汇入之日"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诉争《借据》明确约定了案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借款金额、收款账户、借期等内容，系构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重要凭据。《借据》中对应语句若按"失效日"理解，则会推导出借款汇入指定收款人账户后，《借据》即失去效力的结论，那么本案《借据》将全无签订之必要，这一理解显然违背民间借贷的生活常识。故原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对借款原委的陈述、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认定案涉《借据》中"本借据正式失效日为款项汇入之日"中的"失效日"应为"生效日"，更贴合本案民间借贷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况，符合情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林某关于《借据》中关于款项汇入日为借据失效日的诉讼理由，不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借据》中“本借据正式生效日为款项汇入之日”中的“失效日”应为“生效日”。
摘要1：【案号】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9民终299号
【裁判摘要】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返还上诉人公司2016年财务凭证一节。上诉人提供的收据能够证明张某某拿走了上诉人公司2016年1月至9月的费用凭证及2016年10月至12月的流水账及费用账单。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监事有权检查公司财务。被上诉人作为公司监事，因对公司财务情况产生质疑，经与公司实际负责经营事项的法定代表人交涉未果后，以检查公司财务为由拿走上述公司上述财务凭证，并向公司财务出具借条，委托相关部门进行审计，属于正常行使其监事权利，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情况。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上述财务凭证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康某某主张鑫福堂药业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是张某某向康某某出具的三张《借条》中“本公司自愿对以上借款承担连带的还款保证责任”的签注上加盖有鑫福堂药业公司印章。．．．．．．本案中，鑫福堂药业公司在《借条》担保人签注处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属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虽然康某某未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但相对于个人而言，不宜过于严苛。且《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属于公司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担保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结合鑫福堂药业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两个自然人，即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与本案借款人张某某１，该公司股东人数少，且张某某与某某１系父子关系，其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分离，股东张某某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影响力，即便鑫福堂药业公司称其法人被羁押，对盖章行为其不知情，也仅仅是其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不能对抗第三人。况且，据张某某庭审陈述，该公章是由股东张瑞祥带康晓强到鑫福堂药业公司办公场所加盖的，可以表明担保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愿意对本案张瑞祥的欠款承担连带还款义务。故鑫福堂药业公司的担保行为不应被认定无效，其应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民间借贷主张担保责任免除不适用担保法解释第39条
【裁判要旨】民间借贷中存在换条或转结时，新旧借条担保人不一，担保人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39条主张责任免除，需符合以新贷偿还旧贷的构成要件。对于新借条并非单纯的旧债展期，而是由未到还款期限的旧债以及新出借的款项一并组成的情况，应认定为不符合借新还旧的构成要件，不得适用担保法解释第39条的规定。保证人应负担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标准，援引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主张责任免除。
【案号】一审：（2014）宝民初字第380号；二审：（2015）扬民终字第912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2民终2755号
【基本案情】（１）1995年3月和6月，蔡某向胡某借款共计4.6万元，并出具了相应的两张借条；（２）2016年9月，胡某致电蔡某，确认双方之间借款的利息按两分半计算；（３）2019年胡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蔡某某立即返还借款本金46000元及利息。
【解读】本案的借条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而且义务人也未拒绝还款，因此就本金而言，在借款发生后20年方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而利息作为本金的孳息，在本案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利息诉讼时效的计算依据，且诉讼时效与本金之债的诉讼时效相同，不存在就利息之债单独计算诉讼时效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赣执复84号
【裁判摘要】因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法院应当一并追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对因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或者第三人无偿取得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追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由于该两栋房产的付款人均系被执行人钟某，且付款时间发生在钟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2009年6月至2012年1月期间，属于因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另外，上述时间公园B17栋房产的产权虽然登记在案外人刘某某名下，但是本案据以执行的生效刑事判决现已查明案外人刘某某在本案钟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期间先后向被害人李某（30万元）、陈某2（28万元）、梁某（80万元）、钟某（157万元）、丁某（49万元）出具借条借款，且绝大部分借款转入被执行人钟某的账户，足以证明刘某某明知该B17栋房产系涉案财物而无偿接受，该栋房产属于刘某某恶意取得的涉案财物，依法应当予以追缴。．．．．．．对于该部分因被执行人钟×将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形成的财产中，与赃款赃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792号
【裁判要旨】借贷双方未就实现债权的费用作出约定的，律师费不应由债务人承担——民间借贷纠纷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的情形，在借贷双方未就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问题作出约定，并且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中也未明确表示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的情况下，债权人（出借人）主张其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应由债务人（借款人）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摘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申请对签名进行鉴定，但未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立据时间前后的笔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王某应提供立借条前后的笔迹，无正当理由而未提供，结合担保人刘某的陈述，应认定借条上的签名为王某本人所签，王某应为共同借款人。因此判决李某、王某共同偿还张某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刘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申请鉴定人为“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放弃鉴定申请需要承担致使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无法查明之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非承担案件的举证责任）：（１）如果私文书证上签字、盖章、捺印存疑，此时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为签字、盖章、捺印是否为“真”，举证责任人为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２）反之，如果私文书证上签字、盖章、捺印存在疑点，此时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为签字、盖章、捺印是否为“假”“不真”，举证责任人为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４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２）被告对原告所举书面材料中的签字真实性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不置可否又不申请鉴定，对签字真实性予以确认。——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12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民再249号
【裁判摘要】案涉借条由茅某某单方出具，胡某没有共同签字，事后也没有追认，相关款项由李某某银行账户转入茅某某个人银行账户，李某某主张案涉借款是茅某某与胡某夫妻共同债务，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用于茅某某与胡某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故案涉借款应为茅某某个人债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735号
【裁判摘要】项目部在借条上盖章的行为应结合出具人的职务及其日常管理行为、出借款项的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项目部公章的使用范围一般限于工程报告、计量、变更及决算资料方面，不包括对外借款用途。但从建筑行业现实情况来看，部分建设施工单位不规范，使用项目部公章确认原材料供货、工人劳动报酬数额等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也不鲜见，故对在借条上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应结合出具人的职务及其日常管理行为、出借款项的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2014年7月28日，海博建设公司《海博建司〔2014〕010号文件》任命康某某１为文帝西路项目部现场负责人；随后，海博建设公司同意文帝西路项目部启用“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虽然海博建设公司与康某某签订《项目部印章使用合同》对项目部印章使用范围进行了专门的约定，但该约定对第三方不具有直接约束力。就康某某以海博建设公司名义向康某某２借款，并在有关协议、欠条上加盖“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事后补盖）的行为，对其中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垫付款项2937505元部分，鉴于海博建设公司在未与康某某１结算工程量就接管案涉工程，系上述垫资借款的受益人，原审判决判令海博建设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民申399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法律规定的保证，是指如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由保证人代为履行或承担连带责任。而案涉2016年5月17日的借条载明，“此借款王××担保用江×天桥浴室和兴浦旅社两处房产拆迁所得款作为担保，与王××个人所有财产无关。"借条明确系以江某未来可能取得的特定款项作为还款担保，同时明确债务清偿与王某某的个人财产无关。因此，应认定王某某在借条上签名不属于提供法律意义上的保证，王某某１要求王某某承担保证责任，欠缺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880号
【裁判摘要】在本案中，钞××因经济往来对韩××负有债务，经协商后确定以钞××在盛景公司的股权和收益偿还韩××；钞××与陈××、李××之间则构成股权转让关系，钞××将其持有的盛景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了陈××和李××，同时享有要求李××和陈××支付2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债权；相关各方经协商，钞××将其对李东阳和陈××享有的上述债权转让给韩××，由盛景公司、陈××、李××将上述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韩××；盛景公司在2014年4月4日即向韩××实际支付了1000万元，剩余的1300万元则由盛景公司、陈××、李××在当天向韩××出具借条，承诺还款。上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既包括钞××与韩××之间的民间借贷，也包括陈××、李××与钞××之间股权转让，还包括钞××将其对陈××、李××的债权转让给韩××以及盛景公司自愿承担向韩××支付1300万元责任的债务加入。盛景公司、陈××、李××已经以出具1300万元借条的方式，承诺向韩××承担义务。因此，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判令盛景公司、陈××、李××承担向韩××支付1300万元等民事责任，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577号
【裁判摘要】不能以结果推原因，不能于好人更不利——根据以上事实，杜××系以其个人名义向王××借款，姚×并非借款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姚×并未在案涉借条上签字，王××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姚×曾就案涉借款所涉债务明确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虽然姚×曾于2014年1月29日向王××转款80万元，但原审判决认为仅通过这一笔银行转款的行为，即认定姚×有对杜××所借1500万元债务追认的意思表示，依据不足，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为案涉借款1500万元，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王××负有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证明责任，亦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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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19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协议选择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地点法院管辖约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的范围除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的法院，也可以选择其他法院管辖，但必须是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包括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法院。若当事人协议选择了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的，因超出本条规定范围，应当认定其约定无效。具体到本案，南京市雨花台区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当事人亦不能证明该地点与本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南京市雨花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本案当事人协议管辖约定应属无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摘要2：【摘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借条》落款处仅有被告债务人俞××的签字，原告汪××未在落款处签字，但原告选择向南京雨花台法院起诉，视为对该管辖条款的认可，因此本案中原、被告对管辖法院的选择已达成合意。协议管辖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减少了对协议管辖的限制，扩大了当事人可选择的范围，以尽量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原则，不轻易认定协议管辖条款因不存在实际联系地而无效。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排除南京市雨花台区与争议毫无关联，原、被告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应属有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经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本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具体到本案，南京市雨花台区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当事人亦不能证明该地点与本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南京市雨花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本案当事人协议管辖约定应属无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民申75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由此可知，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此前虽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了《借条》承诺偿还债务，该借条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原判决认为案涉《借条》系双方通过清算达成一致的债权债务协议，无论双方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被申请人可直接依据该协议向申请人主张债权，并据此支持申请人部分诉请于法有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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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再13号
【裁判摘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汤××、黄××与叶××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就债务进行结算时，叶××仍将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的债务归为未清偿的债务，双方将之前所欠债务及利息结算后，由汤××、黄××向叶××出具一张欠款金额为2030900元的借条。可见在2016年6月30日时双方均认可之前的债务并未清偿，那么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若为买卖，则应当将之前的债务予以扣减。结合双方当事人约定案涉债务如在一年内清偿则案涉房屋过户给汤××女儿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实质上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非真正实现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只是伪装行为，其背后存在的隐藏行为是担保行为。对于伪装行为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归于无效。综上,叶××、李××在汤××、黄××没有履行偿还借款义务之后,不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权利以及通过执行程序申请拍卖案涉屋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而是直接将案涉房屋卖给李××并转移所有权,违背了公平原则,应为无效。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目的是为涉案民间借贷提供担保,即双方当事人形成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不发生房屋买卖法律效力。截止2017年4月11日，汤××、黄××结欠叶××及其亲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30.38万元；叶××、李××于2017年4月将涉案房产作价300万元出售给李××。因此，汤××、黄××主张返还房屋销售款69.62万元（300万元-230.38万元=69.62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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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20民初11906号
【要旨】有借据和收条但无法说明资金来源不予认定。
【裁判摘要１】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以证明其主张：2、2013年8月6日的借条及同年8月16日收条各一份，旨在证明被告马某向案外人朱某某借180,000美元的事实及款项的支付。被告马某就借条及收条中的签字无异议，但坚持认为未收到朱某某交付的美元，原告陈述该180,000美元用途系我方至美国生育子女开销所需亦不属实，且原告始终未能说明美元之来源。被告施某对上述借条及收条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
【裁判摘要２】被告马某提供了下列证据以证明其主张：3、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一份，旨在证明2013年至2015年间并未去过美国，原告陈述向朱某某的美元借款用途系至美国生育所需不符合事实。原告及被告施某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
【裁判摘要３】原告就本院多次释明，就案外人朱某某180,000美元的来源始终未予以合理说明，且原告坚称被告马某借上述美元之用途主要系其至美国生育子女期间等开销所需亦与被告马某同时间段的出入境等情况不相符，就原告主张的朱某某180,000美元借款的金额，本院不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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