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02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是针对如何适用国发[1990]6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作出的，具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则对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责任的问题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一、二审法院适用该规定并结合开发区总公司与丹阳市横塘建筑工程公司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情况判决金成公司给付景某某人民币4189526.21元，开发区总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川民提字第466号
【裁判摘要】经查，泰和煤矿是吴某与李某某各出资50%所筹建，并各占50%的股份份额，其二人签订的合伙协议及工商登记均能证明该煤矿系合伙企业，且矿业权登记在该企业名下。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就《合解协议》约定“李某某将持有的泰和煤矿50%的合伙份额转让与秦某某并由其持有”的内容来看，明显具有合伙采矿企业转让合伙份额的性质。因本案矿业权登记在合伙企业名下，故转让合伙份额时就包括了矿业权的转让，案涉《和解协议》实为矿业权转让合同，应按照矿业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规制。对此，矿业权转让，应当符合《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条件；矿业权受让人应当符合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第七条、《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九条、《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均对矿业权的转让条件和受让人的资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矿业权转让纠纷案件时，应当审查转让矿业权是否符合转让条件，受让人是否符合资质要求。但本案一审法院在未就上述问题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形下，仅凭双方当事人的意志，按《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认定转让矿山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属于矿业权转让。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初字第33号
【裁判要旨】一审法院认为，矿产资源被压覆，侵权人应当依成本补偿原则对矿业权人进行补偿而非依资源价值进行补偿（再审被改判）。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93号
【裁判要旨】物权法规定探矿权和采矿权均为用益物权，而用益物权是他物权，设立的目的就是确立用益权人对他人所有的财产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司法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对采矿权的保护，而从法理上讲，探矿权和采矿权均属于矿业权，只是前后不同阶段的权利，取得了探矿权或采矿权都可称为矿业权人。探矿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具有自身的价值，对其造成损害确定赔偿责任时，应基于该种用益物权的财产价值来确定，而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权利人的实际投入。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11月18日，广元市重点办、兰渝铁路公司、茂成公司在《备忘录》中明确写明“最终补偿方案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调解书予以确认”，但双方当事人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因此，该《备忘录》对双方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协议书》和《备忘录》均系本案审理期间，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的协议，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茂成公司主张兰渝铁路公司支付4259.49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是指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将其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作为判决书内容的情形，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并非是对当事人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中达成一致的内容予以否定。故原审对该法律条款的适用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目录】问题1｜当事人因受疫情影响，无法在起诉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受疫情影响期间是否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问题2｜疫情防控期间是否适用时效中止或者诉讼中止的规定？问题3｜疫情防控期间，案件是否可延期开庭？公告案件开庭时间能否顺延？问题4｜疫情防控期间，案件上诉期如何计算？上诉材料如何递交？问题5｜疫情防控期间，因邮寄送达诉讼文书不便，经当事人同意后，是否可通过其他途径送达？问题6｜疫情防控期间，案件宣判是否可不寄送宣判传票，直接邮寄判决书？问题7｜疫情防控期间，当事人举证期限是否可以延长？问题8｜在执行和解约定期限内，被执行人因受疫情影响而未按约履行的，是否适用不可抗力条款？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期限是否可以延长？问题9｜疫情防控期间，执行拍卖中无法进行现场查看的，该如何处理？问题10｜本应被采取限制消费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与疫情防控需要相关的生产经营企业，是否可以免除限制消费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执行措施？问题11｜因受疫情影响，当事人不能在法定六个月期间内向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如何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要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事后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出具商榷函未予否认的，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有效。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该条是对合同法定生效要件的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对于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国务院国办发明电（1994）12号《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规定：“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交易，要经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其中有中央投资的，要事先征得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意，属中央投资部分的产权收入归中央。”因此，国有股权转让，应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合同未生效。本案中，兰驼公司是甘肃省国资委设立的企业，其股权转让行为，应经甘肃省国资委批准后才生效。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价款远低于询问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征询函载明的价款，征询函并不构成有效通知。
【摘要】常柴银川公司向兰驼公司发出的《征询函》，告知0.5%股权转让的价款为500万元并询问兰驼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故应认定兰驼公司对以500万元转让0.5%股权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兰驼公司主张，案涉0.5%的股权的价格为50万元而非500万元，其证据为宁夏高院2010年10月19日作出的（2009）宁高法执裁字第12-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的事实。．．．．．．由于万通公司与常柴银川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明确载明0.5%的股权抵债50万元的事实，且该事实被法院裁定书认定，故该0.5%股权的对价款为应50万元而非500万元。鉴于0.5%的股权的转让款为50万元，远低于询问兰驼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征询函》载明的价格，故载明案涉0.5%的股权的转让款为500万元的《征询函》并不构成有效通知。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526号
【摘要】《企业改制规定》规范的是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出现的问题。本案是因兰驼公司将西北车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常柴银川公司抵债以及常柴银川公司将上述股权抵债给万通公司引发的纠纷，并非是“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因此，原审法院适用该规定审理案件错误。
【解读】当事人协议转让股权用以抵偿债务不属企业改制——本案是因兰陀公司将西北车辆公司的股东转让给常柴银川公司抵债以及常柴银川公司将上述股权抵债给万通公司引发的纠纷，两份协议的本质是转让股权用以抵偿债务，其实质为股权转让行为。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3833号
【裁判摘要】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上述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基于该规定，公司得以主张前述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主张的对象必须是公司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二是主张的对象存在违背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的行为;三是因上述行为给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具体到本案中，朱某某作为耀星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负有前述法律规定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而朱某某在耀星公司濒临停产的情况下，既未经耀星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又未经耀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于2009年3月9日代表耀星公司与其父朱来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汉邦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耀星公司向汉邦公司租赁车间（720平方米）、办公房（50平方米）、钢棚、场地（1000平方米），年租金60万元，也即2007年6月至2009年3月共计22个月计租金为110万元，已付租金183333元，还需支付916667元，该款项由耀星公司在2009年3月31日前全额支付给汉邦公司，改变了原思贝芬公司（耀星公司股东）出面向汉邦公司租赁的房屋996平方米，租期为2007年5月15日至2017年5月14日，年租金2万元（每年递增10%）的约定。汉邦公司于2009年4月17日起诉耀星公司要求支付2007年6月至2009年3月9日期间未付租金916667元及2009年4月1日起至实际搬迁日止的租金，并要求耀星公司腾退房屋。在耀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邮件告知朱某某“从现在起，没有我的书面批准，耀星公司不能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朱某某仍背着耀星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耀星公司委托代理人与汉邦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某某（系朱某某姐夫）达成调解和执行和解协议，后经法院执行从耀星公司账户中扣款935474元，余款32616元以耀星公司所有的设备折价抵偿给汉邦公司。朱某某存在违背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的行为，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了耀星公司的利益，并给耀星公司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涉案租赁协议上使用的耀星公司印章，无论作废与否，均不影响上述侵权责任的构成。
摘要2：朱某某与杭州耀星阻燃科技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上诉案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3238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终112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首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而公司又不追究其责任时，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股东可以代表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然韩某某于一审诉状中明确提出仅要求法院解决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之间许可费及相应利息纠纷，故本案系合同之诉，与前述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他人追究其侵害公司利益之股东代表诉讼相较，两者在诉讼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其次，苏秦公司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法人，与其他经济实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并以其法人财产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均属于其独立从事生产等经营活动的民事权利范围。故苏秦公司与该合同相对方协商终止涉案《开发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并达成和解之行为系其行使民事权利义务的合法自治经营行为。对于此类公司正常自治经营行为，韩某某作为苏秦公司的股东可以依据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公司治理、监管公司运营，而不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加以介入。再者，涉案《开发合同》系由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双方自愿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涉案《开发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变更或终止也应基于设立该合同相对方的合意，作为股东的韩某某并非该合同的签订主体，其现依据股东代表诉讼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要求航盛公司向苏秦公司偿还债务并无相应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中，韩某某不能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股东代表诉讼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涉案合同之诉，即使关于自2016年6月24日起韩某某在程序上已具有股东代表诉讼之诉权、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和解协议系无效之相应主张成立，韩某某也因其提起本案合同之诉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而并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原告，故一审法院关于韩黎明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身份并不适格之认定，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72号
【解读】股东无权对合同之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52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已撤回起诉，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则上，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回起诉后，原告对同一行政行为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行政诉讼，有不同于第一次起诉理由的其他“正当理由”的除外。所谓“正当理由”，通常是指不同于第一次起诉的、常理能够说得通的其他有合理解释的理由。本案中，2011年6月29日林某某对017113号土地证提起行政诉讼，二审中林呈燕与金世伟达成和解协议，终审裁定准许林呈燕撤回上诉，一审判决不再执行，该项裁定实质是同意林某某撤回对颁发017113号土地证的全部起诉。后因林某某修建房屋，金世伟以阻碍其通行权为由，再次提起民事诉讼，在一审判决林某某败诉后，林某某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第二次请求撤销017113号土地证。林某某2011年、2014年两次起诉的被诉行政行为均是颁发017113号土地证的行为，且两次起诉的理由均为“在自己1985年购买的土地上建房，不侵害金某某通行权”，再次起诉并非基于“正当理由”。因此，一、二审裁定驳回林某某起诉，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和本案再审程序终结诉讼的审理路径（案情：阮某购买B公司房产，因马某起诉、申请执行B公司查封了该房产，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二审均驳回阮某的诉讼请求。阮某申请再审。在此期间，B公司申请重整，法院后批准了重整计划，终止了重整程序）
【要旨】裁定终结审查再审申请。由于本案被执行人已进入破产程序，故针对被执行人的强制执行程序应全部中止，不再通过强制执行程序予以执行。当事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基础和前提不复存在，故无须再审查申请人对执行标的是否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可裁定终结审查再审申请。
摘要2：【解读】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
（１）执行异议之诉存在的条件之一是执行程序合法存续且可以有效进行，但各方对执行程序中的标的财产存在争议。
（２）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在宣告被执行人破产时，执行程序应当终结。
（３）破产程序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处理：
Ａ．若处于法院已受理破产申请但未作出进一步决定的阶段：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中止审理；
Ｂ．对于人民法院在破产宣告前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的，执行程序已无继续审理之必要，对失去诉的利益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裁定终结审查；
Ｃ．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足额担保或者全部到期债务已为债务人或第三人清偿，执行异议之诉亦失去继续审理的必要；
Ｄ．破产宣告前，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债权人的债权将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得以实现，不存在强制执行的问题，无须继续审理。
摘要1：——关于债务转移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０）民提字第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债权人通过与担保债务人破产和解协议获得部分受偿，并就余下债权达成由实际借款人偿还的协议，根据贷款发生的背景、流向偿还情况、余下贷款60%贷款的承接情况等一系列事实，应认定名义借款人不再作为债务承担主体（根据本案贷款发生的背景、流向、偿还情况、余下60%贷款的承接情况，以及轻骑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历下工行的函告及承诺等一系列事实，可以证实历下工行取得了通过轻骑股份债务和解得到的40%本金偿还额以及将剩余的60%债务转移给轻骑集团的这一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债务主体已由司机床公司变更为轻骑集团）。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被诉应急预案行为仅仅解决了2006年冬季供暖的问题，应急预案结束后，法院无论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还是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都不能最终解决李沧区10余万居民的供热问题。为了达到化解纠纷、案结事了的目的，合议庭通过协调，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使该案得以圆满解决。
【案号】（2008）鲁行初字第1号；（2009）行终字第8号
摘要2：【要旨】（１）当被诉行政行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且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采取裁判方式结案无法做到案结事了时，人民法院应当积极运用协调手段，以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２）在协调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实现保护公共利益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统一。
摘要1：【摘要１】行政行为应当指明所适用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文——上诉人常德开发部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应予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情形。被上诉人市政府的兰政地字（１９９７）第４２号批复中，对收回常德开发部土地使用权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只笼统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甘肃省实施土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未引出适用的具体条文，违反了法定程序。
【摘要２】
（１）上诉人常德开发部与华欧公司是两个独立法人，法律并未赋予被上诉人市政府有处置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的权力。市政府在其兰政地字（１９９７）第４３号批复中，决定将常德开发部缴纳的９万元土地出让金定金抵减华欧公司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属于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
（２）在省法院主持下，华欧公司和上诉人常德开发部双方于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８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书》，其内容是以常德开发部提供土地、华欧公司提供资金为基础的。被上诉人市政府在《执行和解协议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收回常德开发部的土地使用权，致使这一法律文书无法履行，属于以行政权干扰审判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72号
【裁判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该条所规定的达成和解协议并非仅指达成书面协议，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经协商一致并实际履行了协商后确定的执行义务，亦属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情形,应当裁定终结审查。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执行过程中第三人书面承诺自愿代为履行债务的，可以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并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２）执行和解中担保人承诺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恢复执行人可以申请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但不得将担保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释１】执行过程中第三人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偿还债务的性质——（１）属于债务加入（追加为被执行人）；（２）不属于执行担保（执行担保不能追加为被执行人而是裁定直接执行担保财产）。
【注释２】第三人承诺自愿代偿追加为被执行人条件——（１）第三人以书面形式承诺代被执行人偿还债务（第三人以口头形式承诺代偿不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且应当向人民法院作出（如果只是当事人协议约定不能追加为被执行人）；（２）第三人代为履行系其自愿行为且意思表示真实；（３）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责任以其承诺履行的债务为限。
摘要2：【注解】第三人承诺对被执行人所负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应当符合第三人在执行程序中向执行法院作出书面承诺的条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71号
摘要1：解读｜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具有６种法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１）拒不履行；（２）妨碍、抗拒执行；（３）规避执行；（４）违反财产报告制度；（５）违反限制消费令；（６）拒不履行和解协议。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纳入被执行人失信名单６种情形之第一种情形“拒不履行”（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没有期限限制；（２）其他之５种情形“妨碍、抗拒执行”、“规避执行”、“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违反限制消费令”、“拒不履行和解协议”情形为２年，其中“妨碍、抗拒执行”或者具有多项失信行为期限为３－５年。
摘要2：
摘要1：——执行中债务加人与执行担保的认定标准与区分
【裁判书字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执异112号执行裁定书
【要旨】本案中，从第三人宏圣鼎阳公司向法院出具的《承诺函》，以及各方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来看，首先，各方当事人约定将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交，其中约定有附条件的担保条款，即向执行法院明确，当约定的保证责任事由即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由宏圣鼎阳公司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同时，和解协议还明确约定如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宏圣鼎阳公司自愿成为被执行人且以其全部财产接受法院直接强制执行。故宏圣鼎阳公司作为担保人是以自己的财产向执行法院提供担保。其次，执行法院已经将该和解协议人卷，且已经根据坤盛保理公司的申请解除了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查封，实质上暂缓执行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故宏圣鼎阳公司提供的担保已经取得坤盛保理公司的同意，也已经得到执行法院的批准。综上，宏圣鼎阳公司的《承诺函》应属于执行担保。．．．．．．应由坤盛保理公司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直接裁定执行宏圣鼎阳公司的财产，不得将宏圣鼎阳公司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闽执复7号
【裁判摘要】根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上海坤孚三方于2018年4月27日达成的执行和解第六条“执行和解过程中，上海坤孚承诺对福建坤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上海坤孚向龙岩中院提交担保书"之约定及同日上海坤孚向龙岩中院提交的《执行担保书》第六条“我公司承诺被执行人福建坤孚于执行和解约定的任何一期履行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时，我公司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内容表明，上海坤孚系对被执行人福建坤孚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承担保证责任，在福建坤孚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前提下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明显的担保执行和解协议履行的意思表示，并非无条件地自愿代替被执行人福建坤孚履行债务。因此，复议申请人上海坤孚的担保行为应属《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八条而非《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故本案应适用《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龙岩中院适用《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苏1181执异97号
【裁判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担保条款，且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后，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及担保条款的约定，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故对于申请执行人要求追加第三人为本案被执行人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担保人未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为保障第三人诉权，故也不宜直接在执行过程中裁定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对担保人财产申请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故申请执行人如需申请执行第三人财产，也可依据本条规定提起诉讼。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苏执监555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0条“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的规定，执行担保依法具有强制执行力，执行法院执行担保人的财产应以担保人承诺履行的债务数额为限。2.崔某某于2011年4月19日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成志公司与被执行人旺旺达公司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所作担保不属于执行担保，系为执行和解协议所作担保。从崔某某于当日出具的担保承诺书内容看，崔某某系为成志公司与旺旺达公司达成的还款计划提供担保，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担保，担保人享有抗辩权，故该担保不属于执行担保。虽然2011年4月19日崔某某为上述执行和解协议担保，迟于2010年11月执行担保作出的时间，但不能够推翻崔某某已经向阜宁法院作出的执行担保，崔某某仍应在原执行担保的48.5万元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执行法院据此依法有权直接执行担保人崔某某的财产。．．．．．．3.执行和解协议不同于执行依据，其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崔某某2011年4月19日为执行和解协议所作担保系为截至2011年5月底前发生的应付款项进行担保，阜宁法院（2009）阜执字第1727-8号执行裁定裁定崔某某对2015年4月1日（裁定作出之日）所发生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阜宁法院(2015)阜执异字第00027号执行裁定、盐城中院（2016）苏09执复52号执行裁定认定崔某某担保的范围是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执行依据所确定的义务，是对旺旺达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整个案件标的提供担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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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执行法院直接裁定执行财产而无须追加被执行人情形包括——（１）执行担保；（２）执行和解协议担保；（３）诉讼担保；（３）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第三人；（４）被执行人为投资人的个人独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直接执行个人独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５）擅自解冻或者支付的协助义务人。
【注解１】其他情形——第三人在调解笔录中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可以在其债务承担范围内直接对其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１１７还指导性案例确立裁判规则）。
【注解２】《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624号代表建议协办意见的函》明确个体工商户（个人经营）的经营者作为被执行人的，可以直接执行字号的财产。
摘要2：【注释】（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第２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３条规定“在执行案件立案时，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为被执行人的，立案部门应当将生效法律文书注明的该字号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一并列为被执行人。”——不将案外人追加为被执行人而直接执行将不能使用执行查控网，一并列为被执行人即是为了使用执行查控网查找财产线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法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1号
【裁判摘要】达成和解协议撤回起诉后基于和解协议再次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梅林包装厂第一次提起诉讼是基于2015年5月13日双方达成的对账协议，而在该案二审过程中，双方再次经过对账，达成和解协议，梅林包装厂遂撤回起诉。之后，皇台公司未依据和解协议的约定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梅林包装厂又依据和解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因梅林包装厂起诉的前后两案系依据不同的协议提出，故不属于重复诉讼的情形，一、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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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申请条件和程序：（１）书面决定→申请强制执行；（２）处理决定→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与政府机关达成执行和解，被执行人能否向法院起诉撤销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可撤销不能起诉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撤销，可以通过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方式恢复原行政决定的执行（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行政机关只能申请恢复行政决定的执行）
摘要1：【裁判观点】当事人双方就债务清偿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及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依约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了保全措施后，另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履行和解协议，并在和解协议违约金诉讼中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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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合意以物抵债能否出具以物抵债裁定书，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１）第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合意以物抵债在《执行和解规定》出台后应以《执行和解协议》第６条规定为准，法院不应出具以物抵债裁定；（２）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９１条和《执行和解规定》第６条规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法院对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９１条规定情形仍可据此出具以物抵债裁定。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２７条第３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以物抵债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制作成调解书，债权人主张财产权利自确认书、调解书生效时发生变动或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物抵债协议可以经人民法院确认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制作成调解书，但不具有物权变动效力。
【注释１】（1）法院可以作出以物抵债调解书（该调解书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2）法院不得作出以物抵债裁定（该裁定具有物权变动效力）。
【注释２】（１）执行标的物尚未经拍卖、变卖，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物抵债，法院不予出具裁定确认；（２）执行标的物已经过拍卖、变卖均无法成交，申请执行人提出以物抵债，法院应当出具裁定确认。
【注释３】（１）以拍卖的财产抵债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法院不能在债权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将拍卖标的交其抵偿债务；（２）但抵债无须取得被执行人同意。
【总结】（1）被执行人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当事人合意以物抵债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告利益的，法院可以出具以物抵债裁定（具有物权转移效力）；（2）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以物抵债应由当事人自动履行（如不履行可以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或就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提起诉讼），执行法院不得对以物抵债协议除具有裁定（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执行效力，执行法院不得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中以物抵债内容作出以物抵债裁定）。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能否向法院申请执行以物抵债调解书？执行法院能否出具以物抵债裁定或者要求登记机构协助办理过户登记？｜（１）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以物抵债调解书——执行法院可以发出执行通知书要求债务人限期履行，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客观上无法履行可以终结执行；（２）执行法院不得出具以物抵债裁定或者要求登记结构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强制执行以物抵债调解书不具有强制过户登记的法律后果）——以物抵债调解书是对属于债的范畴的调解协议的确认，债权人依据以物抵债调解书申请执行的请求权基础为债权请求权的物之交付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以物抵债协议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
【注解２】法院执行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能否未经评估拍卖程序直接将拆迁补偿款的替代房屋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执行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的替代物房产仍须经过评估拍卖等法定变价程序，流拍后可以以物抵债，不能未经评估拍卖程序直接将拆迁补偿款的替代房屋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102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9)粤执监1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利害关系人申请执行监督是否超出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规定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监督的期限。因此，正大公司所提利害关系人执行监督超过期限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执行法院能否对当事人合意抵债行为出具执行裁定的问题。．．．．．． 其一、双方当事人可以经协商一致，不经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过程合意抵债。该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1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可见，无论是执行行为发生时还是现行的司法解释对于双方当事人合意抵债的方式都是允许的。其二，2018年3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自此，对于以物抵债和解协议，执行法院不出具财产权利转让的裁定成为必须遵照执行的标准。在此《规定》实施之前，本院在相同或类似的案件中，亦认为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应自行履行。这也与执行和解的实质即“自行和解"的内涵相一致。因此，惠州中院执行监督裁定认为“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以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自行和解的一种方式，可由当事人按照协议内容自行履行，涉及财产办理过户手续的，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办理，执行法院只需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作执行结案处理即可，不宜直接裁定进行过户确定和协助"的结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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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82号
【裁判摘要】《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关于“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但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对买卖合同的成立时间，应综合主管机关备案时间、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这一规定，确定了一房数卖情况下的保护顺位，本案应据此审理各方当事人对101、102号房屋的优先保护顺序。原审关于姜××和延兴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处分案涉房产，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认定，证据不足。案涉房产于2009年8月26日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法院查封，姜××和延兴公司达成执行和解的时间是2011年7月14日，在此之前，即2010年4月3日，执行法院驳回了案外人迟××、刘××提出的异议。由于客观上已有执行异议裁定否定了案外人主张，姜××和延兴公司主张其主观上没有恶意，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本案应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精神，进一步审查各当事人占有及合同履行等情况，依法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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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8号
【裁判摘要１】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前述四种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调解书作出于2015年6月9日，其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第6款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9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第（3）项约定：“于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12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同日，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澳中公司、文峰公司调解的笔录载明：承办法官询问文峰公司“你方作为债务承担者，对于加入本案和解协议的义务及后果是否知晓？”文峰公司代理人邵红卫答：“我方知晓”；承办法官询问中建三局一公司“你方对于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加入本案和解协议承担债务是否同意？”中建三局一公司代理人付琦答：“我方同意”。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三方当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有关文峰公司出具汇票的意思表示不仅对文峰公司出票及当事人之间授受票据等问题作出了票据预约关系范畴的约定，也对文峰公司加入中建三局一公司与澳中公司债务关系、与澳中公司一起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承担债务问题作出了原因关系范畴的约定。因此，根据调解协议，文峰公司在票据预约关系层面有出票和交付票据的义务，在原因关系层面有就6000万元的债务承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清偿的义务
摘要2：（续）。文峰公司如期开具真实、足额、合法的商业承兑汇票，仅是履行了其票据预约关系层面的义务，而对于其债务承担义务，因其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案涉汇票，其并未实际履行，中建三局一公司申请法院对文峰公司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于此还需指出的是，文峰公司既是案涉汇票的付款人，亦是出票人，当票据未获付款时，可能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后果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可向作为出票人的文峰公司行使追索权。但是，该追索权是否确定产生以及应如何行使，在未经诉讼等实体处理程序确认前，执行程序无权认定，当事人亦不得要求执行法院据此直接执行。因此，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文峰公司未支付票据款项作为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注解】（１）义务人履行票据签发义务仅为履行票据预约层面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票据原因层面的付款义务就此免除；（２）如果商业承兑汇票因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持票人可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付款责任。
摘要1：解读：根据调解笔录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的，执行法院可以在该第三人债务承担范围内对其强制执行。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１１７还指导性案例确立裁判规则——只要案外第三人债务加入的履行责任在审判程序中写入了调解笔录，法院就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执行其财产。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执行中债务加入必须变更、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而非直接执行债务加入第三人财产。
【总结】执行法院能否追加债务加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１）执行法院可以变更、追加执行债务加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其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２）但第三人在调解笔录中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可以在其债务承担范围内直接对其强制执行而无须追加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１１７还指导性案例确立裁判规则）。
摘要2：【注解１】执行中能否直接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加入第三人财产？——执行中可以直接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加入第三人财产。
(１）执行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
（２）第三人向债权人而未向法院作出债务加入的承诺——视为执行外和解协议，第三人不履行其承诺的，申请执行人只能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而不能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执行中债务加入与执行担保区别？——第三人向执行法院提供担保书载明被执行人于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时担保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构成执行担保（执行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担保人财产而无须追加被执行人）｜（１）执行担保以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为目的，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保证，以担保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２）执行担保函并无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的表述或者意思表示，不属于执行担保（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京执复13）。
摘要1：【案号】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09民终3200号
【裁判摘要】因追偿社会保险费产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未向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径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第五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以上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因“社会保险”发生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应当“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劳动争议案件，申请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本案中，原告为被告“垫付”养老保险后向被告追偿发生争议，被告辩称原告该垫付行为系职工“福利”，根据被告的抗辩本案涉及该垫付是否系职工“福利”的认定。即，本案无论是原告为被告垫付社会保险争议，还是是否属于“福利”争议，均系基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且发生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本案属于劳动争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一庭，于2020年5月19日发布了《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再审实务中若干问题的解答》，该解答在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追偿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是否受理的问题中规定，“用人单位未履行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劳动者缴纳了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部分社会保险费，法律性质上属于为用人单位先行垫付费用，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追偿该费用，或者请求用人单位返还该费用的，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诉讼的受理范围。”根据以上解答的精神，劳动者缴纳了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部分社会保险费后，向用人单位追偿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用人单位在缴纳了本应由劳动者承担部分社会保险费后，向劳动者追偿发生的争议亦属于劳动争议。
摘要2：（续）庭审中，原告主张该追偿法律关系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但即便如此亦不能否认该争议系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事实，且也只有在劳动关系中才可以产生该追偿权。综上，原被告关于追偿社会保险费产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原告未向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径行诉至一审法院，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山东鼎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追偿社会保险费产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上诉人未向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径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