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鉴定人已就当事人提出的异议作出书面解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未受到损害，其以鉴定人未出庭为由主张原审程序违法依据不足——银汇公司主张鉴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备案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不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不能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一审法院启动鉴定程序以查明案涉工程价款数额，并无不当。经查，银汇公司全程参与了鉴定过程，并对鉴定意见进行了质证；针对银汇公司一审中对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鉴定机构湖北东方宏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已经以书面形式逐一作出解释说明。银汇公司的诉讼权利并未受到损害，其以鉴定人未出庭为由主张原审程序违法，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约定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仅有双方公司加盖的公章，没有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且并未付诸实际履行，应当认定该协议尚未生效；（２）解除合同的对象，应当是已经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未生效的合同不属于可以依法解除的对象；（３）原审认定未生效合同能否解除对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未产生实质影响再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效力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双方2014年3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了协议的生效条件是须经双方公司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该协议上仅有双方公司加盖的公章，没有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协议的签署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而且在该协议盖章后，并未付诸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没有依约履行协议签订程序，协议尚未达到当事人约定的发生法律效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协议尚未生效。解除合同的对象，应当是已经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未生效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未产生法律效力，不具有相应拘束力，因而不属于可以依法解除的对象。二审判决认为解除合同不以合同生效为前提，系对法律规定的错误适用。在合同缔约程序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该合同内容无论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均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广鹏物资公司申请再审所持上述协议违法无效的理由虽不能成立，但二审判决解除未生效协议的做法确有不当。在双方当事人关于还款安排的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广鹏物资公司与广鹏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当仍按照原基础法律关系认定和解决。本案一审、二审判决虽然对上述未生效协议予以解除的做法存在错误，但是认定该协议未生效和解除该协议，对广鹏物资公司与广鹏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产生实质影响。换言之，无论是按照二审判决解除该未生效的合同，还是按照合同未生效来认定诉争协议的效力，都将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回归到二审判决判令广鹏物资公司偿还广鹏房地产公司欠款及利息的结果上来。而且，二审判决并未按照诉争协议的内容认定广鹏物资公司应当偿还的欠款数额，而是根据双方之间款项的实际支付、偿还时间，最高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欠款利息，
摘要2：（续）支持了广鹏房地产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因此，对本案进行再审不会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产生影响。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对广鹏物资公司的再审申请予以驳回。
摘要1：解读：钢材加价款属于违约金还是价格条款存在争议——（１）倾向于认定钢材加价款属于违约金（尤其是在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条款的情况下），应当按照违约金规定进行调整；（２）部分判决认为钢材加价条款属于价格条款（尤其是在合同另外约定违约金条款的情况下），不适用违约金调整规定。
【注释】钢材买卖合同“加价款条款”——当事人在合同中根据货款支付时间长短对货物价格进行浮动计价，以日为单位计算“加价款”；超过约定付款时间后，逾期付款时间越长，加价的标准就越高。
摘要2：【注解１】（１）在认定“加价款”的性质是属于钢材价款还是违约金时，应当坚持尊重当事人约定、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兼顾利益平衡的原则予以区分；（２）原判将供货90日内的资金占用费认定为钢材价款，超过90日的资金占用费认定为违约金性质。——参考案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民终370号
【注解２】当事人在合同中设置加价条款是为了保证钢材销售数量能够达到合同的约定，实现合同目的，应认定加价款为合同价款的一部分，并不具有违约金的性质。——参考案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213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认定“加价款”的性质是属于钢材价款还是违约金时，应当坚持尊重当事人约定、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兼顾利益平衡的原则予以区分；（２）原判将供货90日内的资金占用费认定为钢材价款，超过90日的资金占用费认定为违约金性质——关于鸿轩公司提出的超过90日的资金占用费是否应该支持的问题。本案的《钢材物质购销合同》中约定，“丁斜公路项目部提货2日内付清货款不另算资金占用费，若超期付款，则应从提货之日起按鸿轩公司所供钢材数量每天每吨加资金占用费4元结算；若超期90天以上，则从供货之日起按鸿轩公司所供钢材数量另外每天每吨加资金占用费2元结算”，上述约定的资金占用费系钢材买卖中常见的钢材加价款。在认定“加价款”的性质是属于钢材价款还是违约金时，应当坚持尊重当事人约定、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兼顾利益平衡的原则予以区分。原判将供货90日内的资金占用费认定为钢材价款，超过90日的资金占用费认定为违约金性质，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确认超过90日的资金占用费与鸿轩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一并处理。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加价款约定属于价格条款——关于加价问题，各方在案涉买卖合同第一条中明确约定，定价原则为供需双方根据付款期限长短适时调整单价，需方充分了解并同意本合同定价原则是基于供方的采购成本、资金成本、管理成本、合理利润以及因需方逾期付款给供方造成的损失和风险所确定的。并约定，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在货物签收后10日内付款的以现款价结算该批货物，若欠款，路桥公司则有权根据付款期限长短适时调整单价。根据合同文义解释，涉案钢材的价格不是固定价格而是浮动价格，根据付款之日与送货之日的时差确定钢材的结算价格，可见上述加价款约定并不具有违约惩罚或赔偿的性质。且上述加价款约定为独立条款，而对违约金问题案涉买卖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另有约定。另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在合同中载明的销售结算单确认人赵×签字的《销售结算单》可以看出，在之前实际结算过程中，对需方超过10天支付的货款，各方系按照合同约定的加价方式进行结算，并根据《钢材购销合同》第一条第四项的约定同时抵扣钢材款和加价款，其履行行为与合同约定一致。因此，一审判决关于加价款约定属于价格条款的认定并无不当。对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主张加价款过高应予调整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提出的二审新增律师费请求独立于一审诉讼请求，是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应在本案处理，二审不予审查——关于路桥公司要求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承担其支付的二审律师费，是否应予支持问题。二审中，路桥公司提交《代理合同》、《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兴业银行汇款回单(往账)》等证据，用以证明其支付了本案二审律师费91500元。根据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第九条第二项的约定，路桥公司主张该律师费在本案处理，应由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和陈庆荣连带承担。对此，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抗辩路桥公司在一审中未提出由其承担二审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且路桥公司未提起上诉，路桥公司无权要求其承担二审律师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本案中，路桥公司未提起上诉，其提出的二审新增律师费请求独立于一审诉讼请求，是增加的诉讼请求，因建工集团、华之宝公司抗辩不应在本案处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不予审查。
摘要1：【裁判摘要】双方前期均积极履约，后期因分歧导致无法继续履约应认定均未违约且无权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在签订本案合同前，已就涉案软件具备的相关开发事项进行了磋商，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了涉案合同，就开发功能模块、款项支付方式、交付与验收、违约责任等相关合同条款进行了约定。．．．．．．前期双方合作较好，为实现合同目的共同做了许多工作。但到2018年9月底10月初，双方围绕涉案软件二次开发的需求和成本控制产生争议，蜂群公司作为委托方进一步明晰了需求，而自然一度公司考量到要完成蜂群公司的需求，将比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及附件所确定的二次开发的内容增加大量的研发成本，双方也曾通过书面函件等的方式进行了沟通，但未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导致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也无法完成后续的测试和验收工作。综观整个合同的履行过程，双方前期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履行涉案合同，不存在一方有意怠于履行合同的情形。后期因双方在明晰二次开发需求基础上，无法就增加的成本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该结果无法完全归咎于合同任何一方。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在履行涉案合同时均不存在违约，难言不当，双方均无权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二审中对解除涉案合同均不持异议，故对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已支出的财产部分，应由双方共同分担。关于分摊比例，应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约定、实际履行情况、涉案软件性质及双方的成本投入等因素予以认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调出必须招标项目目录前签订的合同未经招标程序合同有效——案涉工程涉及的是经济适用房项目，根据2000年5月1日施行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18年6月1日废止）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商品住宅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但根据2018年6月1日施行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自2018年6月6日施行的《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的规定》，案涉工程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一审判决认定城苑公司与中天公司2012年12月6日自愿签订并已实际履行的《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城苑公司关于案涉工程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双方当事人未经招投标签订的《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一审判决城苑公司承担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用17万元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城苑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引起的纠纷，中天公司据此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并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其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其为此支出的保全费以及保险费系其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必要的费用，一审判决该部分费用由城苑公司承担，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一审诉讼请求：．．．．．．10.判令城苑公司向中天公司支付诉讼保全产生的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用170000元；11.本案诉讼费用由城苑公司承担。
摘要1：【裁判摘要】（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所认定的内容为，华城公司以“君悦华庭”B栋裙房四层整层及五层面积约为941.6平方米的房屋抵偿其所欠潮阳公司的债务，并由双方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显然，该调解书确认的是双方于本案诉讼中达成的以房屋抵偿金钱债务的协议。该调解书并不能够产生确定物权的效力，而是对双方以他种给付替代金钱给付协议的确认。换言之，华城公司依据该调解书需要履行交付及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义务，在变更登记完成之前，前述房屋的所有权并不发生变更。因此，该调解书并未侵害对申请撤销该调解书的孟××、王×的民事权益。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系对保全措施中解除或撤销保全措施权限及与执行程序衔接的规定，并非针对查封中财产能否处分的规定。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可知，即使被执行人将其被查封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也并不影响在先查封措施的效力，在先的申请执行人利益仍能得到保障或者仍然能够获得执行利益。尤其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等规定，（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出。．．．．．．《还款协议书》在性质上系以物抵债，其中约定如在该协议签订之日即2010年1月27日起至2012年12月4日止，如华城公司能偿还汕头潮阳公司全部工程款，则汕头潮阳公司退还华城公司案涉房产的权利证书。从上述约定来看，双方以案涉房产偿还债务的约定虽然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但如果华城公司未在上述期限内清偿债务，则转让房产与汕头潮阳公司的意思表示即应产生效果。该意思表示应该拘束双方。同时，以物抵债协议为诺成性合同，如果债务人尚未履行，债权人当然有请求继续履行的权利。在本案中，继续履行的请求权就表现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华城公司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当然，在房产变更登记完成之前，汕头潮阳公司并非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汕头潮阳公司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该请求权，在诉讼形态上为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判归原告”，应当理解为在请求华城公司履行给付义务。
摘要2：（续）双方在（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中达成的华城公司、新世纪公司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分归汕头潮阳公司”、五层楼房进行分割的协议，在性质上也只能是需要债务人给付和债权人受领给付的协议，而非确认权属或者类似共有物分割的协议，均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由此，原审判决关于“该约定不能成为汕头潮阳公司直接取得房屋产权的依据”的判断就不够清晰，该协议能够成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继续履行交付房屋并办理过户登记义务的依据，但不能成为其已经享有所有权的依据。更进一步，原审判决以《还款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因而潮阳汕头公司只能请求华城公司履行原工程款债务的结论就难以成立。原审判决此部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黔高民再初字第1号
摘要1：【裁判摘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应否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本案判决确定的是金钱给付义务，故青海高院裁定中以“迟延履行金”概括表述的意思，应当是指上述条文中所要求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本案判决中所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系计算至判决生效前的2007年8月15日，故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不存在继续计算一般债务利息的问题，而只涉及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计算迟延履行利息问题。对于青海高院裁定确定的不予计算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执行人需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前提，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债务。金钱给付判决的被执行人负有以其全部财产清偿债务的法定责任，东湖公司有责任根据自身履行能力主动偿付相应的款项，即使在无力偿清全部债务，或者对履行数额有争议的情况下，东湖公司也有义务先行偿付部分债务。东湖公司提出以物抵债的相关方案，并不等于实际履行义务。青海高院虽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非债务消灭意义上的终结执行，其法律上的效果实际相当于中止执行。该执行程序的暂时中止并未改变被执行人未依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的状态。故确定被执行人不承担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关于东湖公司主张的青海银行拒绝接受多种以物抵债方案，导致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否属于青海银行的过错问题。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是金钱给付，申请执行人青海银行有权利主张以被执行人的实物资产变价所得款项受偿，以物抵债则是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行使的权利，而不能把接受以物抵债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义务。对于东湖公司提出的以物抵债等多种变通执行的方案，青海银行最终未予同意，是依法行使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将其视为青海银行的过错，并据以要求其承担迟延履行利息方面的不利后果。第三，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所带来的实际损益情况看，案涉土地和地上建筑物未拍卖成交，继而青海高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解除查封，东湖公司的资产仍得以维持且未受限制，此对于东湖公司继续正常经营具有客观利益。因此，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对迟延履行利息不作任何计算，亦不合理。
摘要2：（续）因此，青海高院径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产生的利息及迟延履行金并非东湖公司的原因形成”为由，不予支持青海银行主张的相关利息请求，理据不足，应予纠正。青海高院在下一步执行中，应考虑本案标的物三次流拍、整体处置或分割处置实属两难等客观现状，对本案加倍部分债务利息酌情予以计算，公平合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1：【裁判摘要】当债权形成于前股东持股之时，公司未到出资期限即注销的情况下，前股东应当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通舜公司、周××应在其出资范围内，对于涉案欠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当债权形成于前股东持股之时，公司未到出资期限即注销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前股东应当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从时间点来说，本案所涉合同之债发生于上诉人通舜公司、周××持股之时。本案通舜公司、周××是被上诉人与铸仑公司发生涉案设备买卖合同之时的股东，两股东享有涉案买卖合同为目标公司所带来的利益，在涉案股权转让之时，其对于公司所欠债务应为明知；其次，在公司注销的情况下，上诉人通舜公司与周××因转让股权而免除的出资义务应予以回转。主要理由是：第一，股东出资的约定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股东对于公司的出资义务来源于股东与公司之间就公司资本与股权份额的约定，对于股东而言，其以出资行为换取公司相应份额的股权，对于公司而言，其以公司股权换取公司运营所需资金。既然出资协议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那么该契约应由《合同法》规则规制，当然，基于公司作为商事活动所创设的基本组织的特性，该契约还受《公司法》所规定的特殊规则的约束，在《公司法》框架下不能适用的相关《合同法》的规则应予剔除；第二，在公司认缴制度下，股东出资义务系其对公司附期限的契约。股东对于公司的认缴出资义务应是股东对于公司的附期限的承诺，股东在初始章程或增资合同中作出的认缴意思表示属于民法上为自己设定负担的行为，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建立。通过认缴，股东成为出资契约中的债务人，公司则成为出资契约中的债权人。因此，对于公司资本的认缴是债权的成立，而对于公司资本的实缴是债权到期后债务人的实际履行。从契约的角度来说，股东享有到期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并承担按期足额出资的义务；第三，公司注销后，公司可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向前股东主张权利。本案债务发生于上诉人通舜公司与周洁茹持股之时，前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认缴资本的合同义务，股权发生转让之时，因该资本认缴期限未届满，到期出资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受让股东继而享有在未来期限内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以及按期缴纳出
摘要2：（续）受让股东继而享有在未来期限内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以及按期缴纳出资的义务，前股东因股权转让而失去股东地位，无需履行股东义务，同时不再享有目标公司股东的权利。但是，在本案中，后股东许勤勤已注销公司，其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其并未出资。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公司法框架下，股东转让股权，无需目标公司同意，对于公司的资本认缴出资的合同义务，转让给股权的后股东（受让人）后，其未按期出资即注销公司的行为，使得后股东对于公司具有因出资期限届满向公司支付出资的合同义务，在其未履行的情况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三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形，因此，公司得向前股东（债权人）主张违约责任。 第四，公司解散时，债权人可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前股东主张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解散时，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股东系以出资为基础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公司解散之时，在股东仍未能按期出资，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时候，股东不能依《公司法》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在其认缴出资范围内履行其出资义务，偿还对外债务。债权人对于股东的该请求权，系基于公司设立的有限责任的原则而产生，目的是保障公司资本的完整性，维护债权人的应有利益。本案中，公司已经解散并注销，因前股东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对于公司仍有出资义务，在公司解散并注销的情况下，债权人亦有权要求前股东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对于形成于原股东持股期间的债权，在前股东转让后，后股东注销公司且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前股东应对公司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广州中院直接将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在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案中，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即是要求红石公司对(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石锁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据此，云南高院作出(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判令红石公司应当“对广州中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2亿元和第二项借款利息、复利、罚息及(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3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判决石锁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两案款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且应当结合广州中院两案的执行情况来确定红石公司的清偿义务，并且明确如果在红石公司实际履行了该判决项下的偿还义务，则在广州中院两案中不再偿还。由此可以看出，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本身即是根据中建公司和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对红石公司就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具体应当如何承担清偿责任作出的裁判，只有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和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结合起来，才能明确本案中各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红石公司是广州中院两案的共同债务人，故广州中院依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直接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广州中院已对同一笔案涉债权立案执行的情形下，从避免重复执行和提高执行效率的原则出发，云南高院也无需另立执行案件对(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予以执行。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一并予以执行，并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执行管辖的相关规定。红石公司的申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复764号
【摘要】执行法院对本案债务立案强制执行后，其他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确定案外人应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执行法院对此判决能否合并管辖执行的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是针对广州中院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的确认判决，判令云南红石公司因债务加入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申请执行的债权以及债权人均未改变，该判决亦指向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债务人，必须与本案的其他被执行人共同向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分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故广州中院在本案执行中一并执行(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并未加重云南红石公司的债务负担，且能够避免重复执行，提高执行效率，更为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与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817号民事判决拆分由两地法院分别管辖执行，亦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作为执行依据一并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管辖的立法本意，有利于实现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7条的规定，执行和解要产生终结执行的法律后果前提是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本案中，皇族公司系作为金华南公司到期债权的第三人参与到本案执行程序中，代替金华南公司向香山公司偿还部分债务，与香山公司达成案涉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完毕，关系到能否终结对金华南公司执行案涉1600万元本息。因海南高院(2003)琼民终6号等裁判被撤销，金华南公司对皇族公司是否享有到期债权无法确认，该到期债权是和解协议履行的基础，关系到和解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执行法院未对上述事实进行审查，即认定金南华公司的债务已发生变化，应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此外，案涉和解协议签订的双方是申请执行人香山公司和案外第三人皇族公司，而被执行人金华南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不能认为是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之间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对案涉争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鉴于达成案涉和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即香山公司和皇族公司，均以该和解协议无法实际履行而否定债权债务已经冲抵的结论，再由香山公司和皇族公司另诉该和解协议的所谓争议，既无法律依据亦无事实基础。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恢复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的最后一笔款项，是否构成迟延履行。本案中，被执行人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其与申请执行人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前面五笔均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合计1300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乙方在约定的给付日前将相应的款项存入大连中院执行代管账户，即视为履行完该次给付义务。”但是，在双方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依照执行和解协议，按期支付的前五笔执行款，第一笔和第二笔执行款是以支票的方式付款，支付到大连中院，大连中院向其出具了《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是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大连中院主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将支票交给迟××，迟××在支票存根上签字并出具收条。可见，双方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通过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的实际履行方式实际变更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方式。因此，申诉人迟××所主张的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最后一笔执行款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向法院账户付款的方式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最后一笔执行款还款期限2016年12月31日前，于2016年12月20日开出了用途为迟××法院执行款，金额为28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且2016年12月中旬，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反映，该单位向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应归还的欠款，但联系不到迟××。此后，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迟××的手机电话，均没有接通。可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积极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和解协议》履行最后一笔款项。虽然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最终在2017年2月24日，才将280万元汇入大连中院账户。但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不存在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金额合计1580万元，
摘要2：（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约定期限内已经履行了五笔，合计1300万元。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载明大连中院已恢复对（2010）大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责令杨树房街道办事处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迟××支付欠款1700万元。显然没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并且在最后一笔执行款履行，并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高院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2017）辽02执恢202号报告财产令，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以《和解协议》的形式放弃债权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有权请求撤销《和解协议》——《和解协议》是债权人处分债权的意思表示，是执行阶段在原生效法律文书基础上达成的合意，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具有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就和解协议本身存在争议，可以通过诉讼解决。赛维公司与阿特斯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自愿协商，通过变更生效裁决确定的履行标的和方式等内容达成和解协议，已与原生效裁决的权利义务不同，原审判决对本案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和解协议》是否构成对赛维公司债权的单方放弃问题。首先，从《和解协议》的约定来看，《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否实际履行，不是取决于阿特斯公司与赛维公司，而是取决于苏州中院是否同意赛维公司申请撤销执行仲裁裁决的行为。《多晶硅片供应合约》属于附条件履行的合同。其次，根据《和解协议》约定，赛维公司申请撤销对仲裁裁决强制执行并获得苏州中院同意后，双方才履行《多晶硅片供应合约》。可见，阿特斯公司是在了结其与赛维公司先前买卖合同债权债务关系之后，双方另行达成并履行新的买卖合同关系。最后，《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阿特斯公司与赛维公司作为平等主体签订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的产品价格定价是市场价，不存在以让利的形式补偿赛维公司在先前买卖合同中的利益损失问题。据此，原审判决未予支持阿特斯公司关于《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多晶硅片供应合约》是债务履行的另一种方式的主张，以及认定赛维公司放弃58490036.55元债权并未获得相应对价，并无不当。另外，苏州中院不是基于赛维公司和阿特斯公司履行《和解协议》而终结执行，而是依赛维公司撤销强制执行申请而裁定终结执行，原审判决撤销《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赛维公司以与阿特斯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的形式放弃债权损害了赛维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赛维公司清算组有权请求撤销《和解协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是否存在侵犯他人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财金〔2008〕85号)第二十条规定：“资产公司对持有国有企业的债权资产进行出售时，应提前15天书面告知国有企业及其出资人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本案中，农行黔东南分行在转让不良债权时，并未按照规定要求告知国有企业及其出资人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是邀请黔东南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竞价，邀请国有企业参与竞价与财金〔2008〕85号文规定的告知义务并不能等同，上诉人农行黔南支行认为通过该形式实际履行了相应告知义务不能成立。农行黔东南分行在转让不良债权时，确实存在侵犯天柱县市场中心及其出资人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但鉴于黔东南铁路公司受让该债权后，在转让给黔水电力公司时，通过向天柱县人民政府报送《关于天柱县农行金融债权转让的协商函》告知可优先受让债权，天柱县人民政府未在规定期限作出答复和参与购买该债权，不良债权转让债权的告知义务也在第二手转让时予以实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侵犯他人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下，本案涉及的不良债权转让行为不宜因侵犯他人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直接予以否定，该转让行为仍有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在本案执行依据二审期间达成和解协议且被二审法院准予撤回上诉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执行一审判决；（２）另一方认为自己已经实际履行了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的，可以参照《执行和解规定》第１９条的规定审查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当事人在本案执行依据二审期间达成和解协议且被二审法院准予撤回上诉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二、若当事人可以申请执行一审判决，另一方认为自己已经实际履行了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的，应如何寻求救济。关于第一个焦点，本院指导案例2号针对同类案件已作出过裁定，其裁判要旨为：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当事人在民事案件二审期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诉讼外和解协议，一方当事人可以因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而申请执行一审判决，对此，人民法院应当立案执行。故本案中，尽管可欣公司与隆盛公司等在本案执行依据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但若可欣公司认为隆盛公司等没有履行和解协议的，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已生效的一审判决。关于第二个焦点，本院指导案例119号亦针对同类案件作出过裁定，其裁判要旨为：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据此，在本案中，如果隆盛公司等被执行人，认为自己实际已经履行了案涉和解协议的，可以此为由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执行法院则可依照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即有关执行外和解协议的审查规定）予以审查处理。综上，海南高院(2019)琼执异221号执行裁定认为本案应予立案执行、隆盛公司等提出的其已实际履行案涉和解协议的异议应在执行程序中予以查明，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