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434号
【裁判摘要】b公司与玛斯特公司签订设计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所涉内容系室内装修设计及家具设计，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相应义务。由于b公司交付的设计图纸系智力成果，难以量化，对于“全面”交付的界定存在认识不同、范畴模糊的问题，鉴于本案系争合同中双方并未对应交付设计图纸的数量做出具体约定，在b公司已经举证交付了设计图的情况下，若玛斯特公司认为b公司提供的图纸缺乏完整性应明确指出设计图缺乏的内容及数量，但在审理过程中其既未明确b公司未予设计的部位、内容等，又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于玛斯特公司认为b公司交付图纸不全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定b公司已完成了全部设计任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安中行终字第104号
【裁判摘要】谢××的房屋被政府征收后选择了货币补偿方式，对其新购房屋购房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偿但房屋面积未超过被征收面积1.3倍的是否应该征收契税，财政部的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内容发生冲突。实践中，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除了颁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外，还制定了相当数量的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同样被各级行政机关作为执法的依据。对于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政府规章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适用，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予以规定。就本案来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财税（2012）82号文件和《河南省契税实施办法》具有同源性，可以追根溯源，从其上位法的规定进行探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第（四）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征或者免征契税：（四）财政部规定的其他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的规定看，除了该行政法规规定的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外，其他减征、免征契税项目由财政部规定，即财政部是有权决定减征、免征契税项目的行政机关，其可以通过制定部门规章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规定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财政部虽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本辖区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用、占用后重新承受土地、房屋确定是否减征或者免征契税，但省级政府规章规定的减征、免征项目显然以不与财政部规定的减征、免征契税项目相冲突为前提。如有冲突，自然应以财政部规定的减征、免征项目为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财税（2005）45号文件和财税（2012）82号文件都规定了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选择货币补偿后又重新购置房屋时，购房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偿的，对差价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市地税局契税分局对谢××征收契税并无不当。谢××主张应以《河南省契税实施办法》的规定免征其契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16)豫行申695号
摘要1：【裁判观点】本案中，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陈××、施××之所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增加其公司现有设备的价格，提高其固定资产的数量，以便在和外商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而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注明为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抵扣税款，且涉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根本没有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因此国家税款不会因其行为而受损失。综合考虑，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施××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不能以犯罪论处。
【案号】（2000）泉刑初字第196号；二审：（2001）闽刑终字第391号
摘要2：【载《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22期，第13页】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7）高知终字第25号
【裁判摘要】词典释义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现汉》、《补编》的释义、例句是作者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创作产生的，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词典的释义是词典的核心部分。要对所收词目作出正确的解释，必须对词语的词义进行分析、归纳，理清词义的内涵、外延，并选用恰当的词语准确地进行表述；尽管人们对词义有共同的认识，但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措词表达词义。因此，释义的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释义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词典的例句要配合释义，把对词义和词的用法的符合规范的解释告诉读者。例句要做到简练精当，突出鲜明，语句规范，要有文采。因此，例句的创作过程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例句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上诉人以词典仅是编辑作品、释义必然趋同为由提出释义、例句没有独创性，在释义上设置著作权违反辞书编纂规律的理由不能成立。……词典中有些释义是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历史积淀，如同义释义、用对释语素义方式释义。用来释义的同义词，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已趋于固定的对应关系，不能轻易调换。某些时间词、称谓词、词义较为简单的词及专业词的释义用语的选择范围也非常有限，对这部分释义不应给予著作权法保护。一审判决把《现汉》、《补编》中这部分释义划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同时应把《新现汉》、《大现汉》中相应的这部分释义从抄袭中予以排除。但鉴于这部分释义在《现汉》、《补编》中所占数量不多，一审判决所判赔偿额并不高，更重要的是被上诉人对这部分也付出了劳动，而上诉人是直接照搬被上诉人的劳动成果，故本院对一审判决所判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中的这部分不予排除。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闽09行终100号
【裁判摘要】《福建省矿产资源条例》第六条规定：“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实施统一管理。县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监督管理工作。”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或者其他零星分散矿产资料的，由县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采矿许可证。”上诉人益盛采石场申请的采矿权属于普通建筑用的砂、石、土的采矿权，故被上诉人柘荣县国土局有权审批和颁发采矿许可证，亦有权审批采矿权延期许可。虽然现有法律法规规章对采矿权的延期许可条件未作明确规定，但原则上要符合相关的产业政策。2014年12月30日，作为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福建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关于加强矿业权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国土资综〔2014〕414号）明确指出：“一、严格控制新立矿业权。……各地要通过优化布局,努力减少普通建筑用砂、石、土采矿权数量,采矿证到期原则上不得同意延续登记。确需为设区市以上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普通建筑用砂、石、土需要新设立采矿权（不含机制砂项目），必须退出一个，才能新立一个，且要明确采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二、采用拍卖方式出让矿业权。探矿权、采矿权原则上采取拍卖方式出让……"。被上诉人柘荣县国土局据此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符合产业政策，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503民初3445号
【裁判摘要】管理人行使追回权利不受１年以内限制——管理人行使该项追回权利，不同于行使撤销权，不受一年以内的限制。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获取的300万元奖励是否属《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应当追回的非法取得的收入和财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一、关于该笔款项是否是公司资产。根据被告庭审中的陈述及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可知，无论是许××还是被告周××，均认为该笔款项是许××个人奖励给被告，但款项的实际转出账户为原告公司的账户，非许××个人支出。虽然涉案300万元在银行转账凭证上记载为许××的个人借款，但许××与原告间并无借款合意，根据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的认定，“许××个人决定奖励给周××300万元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该笔款项依法不作为挪用资金的范围，故该300万元为公司支付给被告的奖励金。二、支出程序的否合法。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浙江南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许××的家族企业，许××及其妻子、女儿占有公司90%以上的股份，且日常发放奖励都是许××一个人决定，但不能因为习惯上不按照章程的规定履行发放程序就认定有效，涉案奖励的发放仍应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经董事会决议后才能发放。庭审中被告认可该笔300万元奖励金的发放并未经过董事会决议，故发放程序不合法。三、根据审计报告可知，被告2015年的年收入为458500元，且庭审中，被告亦认可几乎每年都能收到数量不等的红包奖励，但从未有数量达300万之多，故可以认定该300万元的奖励不属于在正常范围内的奖励。被告周××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得知公司现金回笼可观的情况下，向原法定代表人许××提出奖励的要求，许××未经董事会决议而转出大额资金，不符合公司法及章程的规定，故该笔300万元在公司破产清算时应作为非正常收入予以返还。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再135号
【裁判摘要】各合伙人的合伙份额应如何确定。本案的四位合伙人仅为承包涉案工程而临时组合，在合伙事务结束后，彭××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按照投资比例确认合伙份额并依此分割马青公路马家湾段工程的利润，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可确定四位合伙人的现金投资数额分别为：彭××20万元、任××10万元、刘××（１）１6万元、刘××（２）31554元，共391554元。本案各合伙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且对合伙的权利义务内容包括投资份额、盈余分配等无法协商一致，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划分合伙份额及利润时原则上应当按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是同时也应当照顾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故本案处理时不能仅仅依据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数量确定和划分合伙份额和利润，应当综合考虑出资和参与共同经营、共同劳动的整体情况。原审仅按照现金出资简单划分合伙份额，应予适当调整。本案四位合伙人均有现金出资、且又都参与了合伙事务的经营和管理，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划分合伙份额时，酌情认定将80%的份额按照现金出资比例确定，20%的份额按照劳动付出大小进行分配。申诉人中刘××（２）现金出资最少，但是付出劳力最多，故此，酌情调整彭××、任××、刘××（１）、刘（２）四人在马青公路马家湾段硬化工程中的合伙份额分别为：46%、22%、14.8%、17.2%。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善意执行意见》第１１条规定——（１）同一类型的执行财产数量较多，被执行人认为分批次变价或者整体变价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其价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２）尤其是对体量较大的整栋整层楼盘、连片商铺或别墅等不动产，已经分割登记或事后可以分割登记的，被执行人认为分批次变价能够实现不动产最大价值的，一般应当准许。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5号
【裁判摘要】一般合同纠纷区别于互联网金融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的，以约定为准确定管辖法院——本案系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签订的《项目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可提请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签订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等内容，上述约定系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的情况看，尽管可能存在着链家高策公司陈述的案涉合同系项目办公地重庆市签章后交与宇晟公司签章的情形，即：实际的合同签订地与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不一致，但是，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约定实际合同签订地之外的地点作为合同签订地，进而作为协议管辖的连接点，系自行决定如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区别于诸如互联网借贷纠纷中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产生的纠纷案件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本案合同主体相对固定，产生的纠纷进入法院诉讼后表现为个案或者一定数量的类案，不会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四川法院关于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上述约定无效的处理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５条第３款规定，（１）被执行人认为冻结明显超标的额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５条的规定提出书面异议，并附证明股权等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价额的证据材料；（２）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异议成立的，应当自裁定生效之日起７日内解除对明显超标的额部分的冻结。
解析：法院冻结股权比例——（１）能够预估股权价值并确定股权比例的：以其价额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冻结；（２）股权价额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冻结的比例或者数量进行冻结。
摘要2：【注解】（１）被执行人有权对股权超标冻结提出执行行为异议；（２）但应当提交证明股权等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价额的证据材料。
摘要1：追索权是指在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或者在汇票到期日之前有法定情况出现，持票人在依法行使或保全票据权利后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请求偿还汇票金额、利息以及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的权利。
【目录】追索权类型；追索权行使；追索权丧失；拒绝事由通知；追索权效力；追索权限制；追索权客体（追索权金额）；再追索；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效力
【注解１】票据追索权纠纷申请追加未被追索的汇票债务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95号《吉林集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里国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注解２】放弃追索权的约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效——（１）票据后手承诺对直接前手及其指定的前手放弃追索权，持票人仍享有对其前手的起诉权，前手也可依据双方约定免追索的合同关系进行抗辩，法院应依据双方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２）持票人与前手达成免追索协议，不影响持票人基于基础合同关系向其相对人主张其他民事责任，法院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
【注解３】法院支持票据利息按照《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的利息计算之案例。——参考案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鲁民终189号
【注解４】仅有持票人出具的清偿票据款证明而未提供银行付款凭证即足以证明被追索人已经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款本息，被追索人可据此行使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18号
【注解５】（１）直接前手依基础法律关系向持票人清偿债务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04民终3109号；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皖0181民初6642号；（２）持票人依基础法律关系向后手清偿债务并取回票据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1273号
【注解６】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如何确定追索对象？｜持票人在行使汇票追索权时可以追索的对象包括（其中数人或全体行使追索权）（１）出票人、（２）背书人、（３）承兑人、（４）保证人。——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1847号
摘要2：【注解７】（１）行使票据请求权时持票人对于被告人选、数量具有选择，可以选择就一个或者多个票据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２）被追索人付款之后取得票据权利，可以继续对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可以选择将票据的背书人、出票人、保证人等汇票债务人中一人或数人列为被告.）——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3643号
【注解８】（１）追索权人向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被告要求追加出票人（非必要共同诉讼人）为第三人不予准许。——参考案例：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0109民初11062号；（２）原告未将出票人列为被告的票据追索权之诉中被告申请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9民初5024号；（３）原则上出票人系最终票据义务承担者，案件处理结果与出票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0105民初10474号之一
【注解９】票据前手是分公司，持票人将票据前手的分公司和不是票据当事人的母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两者承担付款义务，仅支持持票人对母公司的诉讼请求。——参考案例：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4民终3462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2民终824号
【注解１０】前手系一人公司，持票人有权将该前手股东列为共同被告；如该股东不能证明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其应当与该一人公司连带承担票据责任。——参考案例：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1民终12530号
【注解１１】电子商业汇票操作固定证据方式｜（１）公证操作过程——参考案例：河南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1897号；（２）使用可信时间戳记录全过程——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1421民初1863号、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豫16民终1420号；（３）申请法院向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效公司调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后台数据——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01民终1160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浙06民终2616号
【裁判摘要】已经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内容具有推定力，可以作为付款结算依据——本案诉讼中，舟山一建公司与泓皇公司一致确认在2019年3月20日签订特约经销商协议前，双方已发生交易关系，舟山一建公司已支付部分货款，且对泓皇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已认证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印制并由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重要交易凭证、证明，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在双方对交易关系存在的事实没有争议，仅对标的物数量、价格等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经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记载内容对此有推定力，否认的一方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反驳。舟山一建公司所称的泓皇公司与赵××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约定的相关条款与本案无关，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案中，舟山一建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货款总额为1859646元，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243号
【裁判摘要】质权人的质权属于排除强制执行程序中优先权——债务人和债权人可以约定签订书面质押合同，开立保证金专用账户并存入一定数量的金钱作为质押。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也即质权人）对该账户里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质押的款项应形式特定并移交债权人占有才能作为债权的担保，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才享有优先受偿权。即“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是金钱质权成立的要件。“金钱特定化”要求在形式上将出质的资金区分出来，既不与出质人的其它财产相混同，又独立于质权人的财产，在用途上做到专款专用。“移交债权人占有”要求将出质的资金实际由质权人控制和管理，在此状态下，出质人丧失对该资金自由支配的权利。本案中，彭阳农商行与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并没有就案涉账户质押专门签订书面质押合同，仅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中约定成立保证金专用账户，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以不低于购房人按揭贷款额10%的款项转存至该专用账户，购房人不还贷时彭阳农商行有权直接从该专用账户中扣收购房人所欠的贷款本息等费用而无需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同意。同时也约定，不足部分彭阳农商行有权从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任何账户中扣收。后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彭阳农商行开设了该专用账户，即案涉账户。但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未经彭阳农商行同意，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不得使用该案涉账户内资金，仅约定购房人不还贷时彭阳农商行有权直接从该账户内扣收相应款项。虽该账户内发生的借贷业务都和保证金业务相关，实际上彭阳农商行并未控制该账户，该账户还是处于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实际控制中，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可以自由支配和使用该账户内的资金，即案涉账户内的资金未达到转移债权人占有的法律要件，因此该质权并未实际成立，彭阳农商行对此不享有排除执行的优先权，法院有权执行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名下的该案涉账户内资金。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能对抗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所购商品房价款的消费者。据此，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所购商品房价款的消费者，对于所购房屋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排除基于抵押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故抵押权人申请执行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但已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房，消费者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这种情况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商品房预售不规范现象，为保护消费者生存居住权利而作出的例外规定，应当严格把握条件，避免扩大范围，以免动摇抵押权具有优先性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根据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并非只要是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对价款、合法占有了房屋、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的买受人均可排除基于抵押权等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而是对此种情形下的房屋买受人的范围进行了限定，即限于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房的人,不包括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因此，在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房屋买受人能否排除对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时，亦应当遵循上述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前述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2014年8月16日，黄××即与盛景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黄××与海峰建设公司签订《黄水“明月绿洲"室内装修合同》，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其他税费、装修款。上述时间既早于案涉房屋被设定抵押的时间，
摘要2：（续）也早于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更早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无论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申请再审所称的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进行查封的时间应认定为2017年7月14日的事实是否成立，无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的查封是否仅指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均不影响上述认定，更不会因此导致对相应法律问题的判断，故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再审不能成立。对于“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条件不宜仅从文义出发作过于机械的理解，从该条规定系为保护消费者生存居住权利的立法目的看，在房屋数量上，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1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仍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在范围上，可以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为标准加以判断。本案中，案涉房屋性质系住宅商品房，根据本院依职权调查的黄××在重庆市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其仅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有一套建筑面积为110.88平方米的住宅房屋，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范围内并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案涉房屋的建筑面积是36.53平方米，在面积上亦在正常的生活居住范围之内。综上所述，黄××对案涉房屋的权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基于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的申请而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摘要】让与担保——综上所述，尽管丽湖公司并未提供证明其与陈××、张××之间以案涉226套《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贷提供担保的直接证据，但陈××、张××与丽湖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从所购房屋数量、实际购房单价与市场交易价的差异、支付的购房款数额以及所谓的居间费用的支付方式、丽湖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保有回购权等事实，均与以支付购房款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目的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不符，而与民间借贷中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备案的方式为借贷提供担保的通常做法相吻合。一审基于在案证据对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经合理性分析判断认定陈××、张××与丽湖公司之间不属于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系以案涉226套房屋的买卖合同为担保的借贷法律关系，并经向陈××、张××释明后，陈××、张××明确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裁定驳回陈××、张××的起诉，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破产清算程序系概括清偿程序，债务人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后，禁止债务人对债权人偏颇性清偿，债务人财产应在同顺位的债权人之间公平受偿。债权人只能通过债权申报程序经人民法院确认债权后依法受偿。《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本法规定宣告债务人破产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达债务人和管理人，自裁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自破产程序依照本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或者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终结之日起二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一)发现有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追回的财产的；(二)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有前款规定情形，但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债务人经破产宣告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财产亦应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分配。显而易见，债务人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后，无论债务人是在破产程序中还是经破产宣告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债权人均不能直接通过审判程序请求用债务人财产(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债务人财产称为破产财产)清偿其个人债权。破产清算案件中，债务人相关主体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该损失属于债务人财产。无论债务人是在破产程序中还是经破产宣告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债权人均无权直接起诉债务人相关主体用债务人财产向其个人清偿债务人不能清偿的债务。除存在法定情形之外，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债务人相关主体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审理债务人相关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破产清算案件，在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在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或者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管理人可请求上述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
摘要2：（续）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在管理人未主张上述赔偿情况下，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上述诉讼。．．．．．．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并未明确破产清算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即丧失对债务人相关人员的代表诉权。民事诉讼法亦未对此问题作出规定。适用《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前提当然是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财产，而通过诉讼、执行等法律程序发现属于债务人的破产财产系当然之理，且在审理债务人相关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破产案件中，应当充分贯彻债权人利益保护原则，避免债务人通过破产程序不当损害债权人利益。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文义解读、当然解释以及目的解释，在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或者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如果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管理人未请求债务人相关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归入债务人财产，个别债权人亦未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该诉讼，则债务人经破产宣告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个别债权人代表全体债权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提起诉讼的权利并未当然丧失。．．．．．．破产清算案件中，债务人相关主体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该损失属于债务人财产。无论债务人是在破产程序中还是经破产宣告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债权人均无权直接起诉债务人相关主体用债务人财产向其个人清偿债务人不能清偿的债务。
【注解】债权人不能直接诉请对清算不能担责人员清偿公司债务：（１）破产清算案件中债务人相关主体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该损失属于债务人财产。无论债务人是在破产程序中还是经破产宣告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２年内，债权人均无权直接起诉债务人相关主体用债务人财产向其个人清偿债务人不能清偿的债务；（２）债务人有关人员不配合清算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或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如果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管理人未请求债务人相关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归入债务人财产，个别债权人亦未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该诉讼，则债务人经破产宣告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２年内，个别债权人代表全体债权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提起诉讼的权利并未当然丧失。
摘要1：解读：（１）动产抵押不能对在抗抵押人正常经营活动中通过支付合理对价取得已被设立担保物权的动产的买受人；（２）除非有“购买商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购买出卖人的生产设备”、“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担保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履行债务”、“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买受人应当查询抵押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之一。
【注解１】动产可以设立抵押权，但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不影响正常交易（目的：动产抵押豁免买受人查询义务）——《民法典》第４０４条不再区分动产浮动抵押和一般的动产抵押，也不再区分动产抵押是否办理登记，而是规定所有动产抵押都不得对抗“正常经营买受人”。
【注解２】正常经营买受人是指“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最早规定在《物权法》第１８９条第２款“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注解３】《民法典》第４０４条所称的“正常经营活动”既指出卖人正常经营获得（两个要件：营业执照明确记载的经营范围内＋持续销售同类商品），也要求买受人交易本身没有异常性。
【注解４】已经办理登记的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不能对抗正常经营买受人（《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５６条第２款）。
摘要2：【注释１】（１）我国民法对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原则上采取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２）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采取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如《民法典》第403条规定的动产抵押），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以不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作为理论基础，也就谈不上物权优先于债权，《民法典》第４０３条“善意第三人”也包括符合条件的债权人而非仅限于物权人。
【注释２】（１）《民法典》延续了《担保法》《物权法》关于动产抵押采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例；（２）《民法典》第403条明确规定“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３）《民法典》第４０３条将动产抵押权不得对抗正常经营买受人的范围从《物权法》规定的动产浮动抵押扩张到所有的动产抵押，明确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４）《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５４条就“善意第三人”、第５６条就“正常经营买受人”的认定进行具体规定。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５５条关于流动质押设立的规定——（１）监管人受债权人的委托监管并实际控制该货物的，应当认定质权于监管人实际控制货物之日起设立；（２）监管人受出质人委托监管该货物或者虽然受债权人委托但是未实际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货物仍由出质人实际控制的，应当认定质权未设立。
摘要2：【注解】流动质押也被称为动态质押、存货动态质押等，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以其有处分权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库存货物为标的物向银行等债权人设定质权，双方委托第三方物流企业占有并监管质押财产，质押财产被控制在一定数量或价值范围内进行动态更换，出旧补新的一种担保方式。
摘要1：——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明力
【裁判要旨】增值税发票证明的只是事实发生的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对合同关系的存在及履行等待证事实，法官不能仅仅依据增值税发票判定，必须结合是否认证、抵扣等其他证据，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加以裁量，从而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与否作出合理判定。
【案号】（2007）通民二初字第0364号；二审：（2008）通中民二终字第0073号
摘要2：【摘要】（１）增值税发票不能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２）但若双方存在合法交易关系且接受发票一方对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则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锁链，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一般而言，增值税发票仅是财务收支的合法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依据，并不能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若双方存在合法交易关系，且接受发票一方对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则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锁链，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虽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存在虚开、代开增值税发票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时也存在票物不符的差错，但都不属于常态，绝大多数民商事纠纷的当事人之间都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思创公司提供了其开具给众诚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其向众诚公司主张货物买卖债权的根据，本院亦查明众诚公司接受发票后，对其中16张发票已提交国税部门认证，且其中11张已实施抵扣（除2007年的5张暂无法查询）。因此，思创公司提供的其开具给众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不是孤证，其与众诚公司收取发票及实施发票认证、抵扣的纳税行为之间形成证据锁链，思创公司的举证已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明其关于交易金额的大部分主张。众诚公司对思创公司关于交易金额的主张不予认可，称增值税发票开具的情况与实际交易有差距，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应举证予以反驳或作出合理解释，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在收取发票后发生退货或销售折让等情形，导致票面货物名称、数量、金额与实际交付货物不符，也未作出其他任何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使本院相信其在收取、认证、抵扣发票后又否认对方主张的相关事实合乎某种情理。故对众诚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还提交了签有“鲍××”字样的《承诺函》，用以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处置给卷石轩公司的相关资产是无偿的。廊坊建设公司和廊坊投资集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鲍××”的签字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承诺函》上并未签署日期，卷石轩公司亦未说明何时以及如何取得该《承诺函》；其次，卷石轩公司在《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资产处置协议》上的签章方式均为签字盖章，而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属于对《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处置的修改，而该《承诺函》上仅签有“鲍××”的字样，并未加盖卷石轩公司的公章；第三，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交廊坊建设公司的《回复函》《沟通函》用以证明其与廊坊建设公司在资产处置过程中进行沟通，但是上述证据中双方始终没有提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即便是卷石轩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和2016年5月的录音中，亦未涉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最后，即便该《承诺函》确为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所签，该函承诺的内容为廊坊建设公司将华夏建通公司全部资产置换出上市公司并无偿交还给卷石轩公司。如一审法院前述论述内容，卷石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在相关资产处置中违反了《资产处置协议》的约定。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的内容与其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之间没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不予采信。对于廊坊建设公司、廊坊投资集团的相关鉴定申请亦不予准许。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出具的《承诺函》是否应予采信的问题｜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订立后，卷石轩公司、廊坊建设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对股份转让的对价进行了明确调整。鲍××虽时任廊坊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承诺函》内容涉及双方股份转让对价的重大变更，涉及廊坊建设公司的重大利益，与之前订立的合同内容明显不符，廊坊建设公司并不认可，除该《承诺函》外，双方又并未订立其他合同进行确认。另外，从双方履约过程中的沟通情况来看，均未涉及《承诺函》中的重大变更问题，且该《承诺函》未载明或签署日期，形式上确存瑕疵。综上，一审法院未予采信鲍××出具的《承诺函》，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卷石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否定《承诺函》的效力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当事人行为虽不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但不符合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不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廊坊建设公司控制目标公司之后，未经卷石轩公司同意，报废相关固定资产及存货等处置行为，确与双方约定不符。关于卷石轩公司要求廊坊建设公司因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不符合约定，应赔偿其损失的上诉主张，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股份转让协议》虽列明了龙腾文化大厦五十年经营使用权，但该部分资产并不属于本案资产处置的范围，以《股份转让协议》列明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资产处置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虽列明了固定资产、存货、不良资产及账面债务，但并未进一步明确该部分资产的具体范围、形态及价值。《股份转让协议》附件列明的资产清单，也只对财产类型和总价做了约定，且均标注了应“以最终审计报告为准”，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并未实际审计。因相关资产价值和范围并不明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卷石轩公司相应诉请，并不违反举证责任规则。二审期间卷石轩公司虽然提出了对《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的价值进行评估的申请，但也并未提供相关固定资产的数量、型号或购买依据，不良资产处置、负债偿还具体情况等进一步线索和材料。对卷石轩公司的该项评估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在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上给其带来损失，应予相应赔偿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卷石轩公司对廊坊投资集团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廊坊建设公司违约，在卷石轩公司关于廊坊建设公司违反资产处置义务给其造成损失，应赔偿其2.6亿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卷石轩公司就廊坊投资集团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第2号】
【摘要】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第二审审理认定：（一）何某与深泽县支公司签订的麦某夏粮火灾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认真履行。由于火灾是在保险期内发生，且深县支公司又不能证明对火灾有除外责任，故保险方深泽县支公司对火灾损失应负赔偿责任。（二）合同保险金额是在小麦收割入场前，通过预测承保亩产量确定的，深泽县支公司也按保险金额收取了保险费。由于承保亩产量的预测仅是估算，事实上不可能与实际产量完全一致；且事后多次调查中，与何某麦地四周相邻的农户对何某麦地当年的亩产量，虽估计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接近承保时的预测产量；同时，在麦某上小麦已烧成灰烬的情况下，不可能对烧毁的小麦的实际数量作出准确的测定。因此，深泽县支公司提出何某的小麦实际产量低于承保时的预测产量，要求按实际产量的损失赔偿，理由既不充分，也无可靠的证据，不予认定。赔偿金额应以合同规定的保险金额计算。（三）何某在火灾发生前，虽在麦某上备了防火水缸，但却未装水，致使起火后群众用沙石扑灭，未能有效地减少损失。况且火灾发生时，何某的弟弟何某1因回家吃晚饭，饭后没有返回看守麦某，致使火苗未被及时发现，造成大火。故何某对火灾损失，亦应负一定责任。据此，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深泽县人民法院对该案的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保险金额计算赔偿，在减去剩余四百三十斤小麦折款后，余下部分由深泽县支公司赔偿百分之八十，何某自负百分之二十，也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五十一条（一）项的规定，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判决驳回何某，深泽县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第二百二十六次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一款的规定，在总结审判经验时，认为财产保险制度的广泛实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对稳定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对财产保险合同的正确执行，应积极提供法律保护。河北省深泽县人法院对该案的第一审判决和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处理得当，既保护了投保方的合法权益，又保护了保险方的正当利益，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签。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0年10件技术类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四：××软件公司与××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NX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
【裁判观点】
1.在原审法院已经向广州××模具有限公司释明若阻碍证据保全将推定其安装了涉案软件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公司仍然采取对抗措施，通过拒不打开部分电脑、断电、扣留法院相机、阻止法院人员离开等方式阻碍原审法院证据保全工作，致使原审法院对其他9台电脑未完成保全。在本院已经确认部分已保全电脑安装了涉案软件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推定未能保全的9台电脑安装了涉案软件。
2.证据保全诉讼措施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的重要手段。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不但严重违反了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而且是一种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本院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将对此情节予以考虑。
3.综合考虑本案的侵权数量、涉案软件的价格、沃福公司等侵权情节，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的实际损失已经明显超出法定赔偿额上限，且其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持。
4.权利人基于其时间、规模、维权成本等因素考虑，可以选择对特定侵权行为寻求法律救济，这是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也是其对自身权利的选择。互联网上是否存在涉案软件的破解版本、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是否对该网络侵权行为予以制止，既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缺乏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对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发生存在过错。
【注解】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阻碍证据保全行为法院将作出不利该方当事人的事实推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原告申请采矿权延续登记有三次，前两次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第三次为2017年9月16日。对于前两次申请，原告已于2013年8月收到被告柘荣县国土局的书面说明，得知未准予延续的具体内容。原告若主张确认违法，应当就该行政行为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被告柘荣县国土局作出的被诉不予许可决定，是基于原告第三次申请，经审查后作出。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为被诉不予许可决定适用依据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福建省矿产资源条例》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实施统一管理。县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监督管理工作。”“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或者其它零星分散矿产资源的，由县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采矿许可证。”2014年12月30日，作为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福建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关于加强矿业权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国土资综〔2014〕414号）明确指出：“各地要通过优化布局,努力减少普通建筑用砂、石、土采矿权数量,采矿证到期原则上不得同意延续登记。”同时，2009年，福建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关于加强矿业权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国土资文〔2009〕248号）的附件2《福建省采矿权延续审批条件》中亦载明：“原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生产规模达到省定最小开采规模标准，并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的矿山，方可申请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结合本案，原告第三次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时，在原采矿许可证已到期，申请的采矿权属于普通建筑用砂、石、土采矿权，且延续不符合省产业政策，以及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此未作明确规范之情形下，作为县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被告柘荣县国土局，依据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发布的闽国土资综〔2014〕414号文件规定，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并无不当。此外，被告柘荣县国土局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二十日内作出被诉不予许可决定，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亦未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自然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购买保险产品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关于保险消费者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因此，自然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购买保险产品，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该法未规定的，应适用保险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关于二审判决对本案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标准的认定是否缺乏证据证明以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的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制度目的在于加大对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遭受欺诈所致损失的保护力度。由于涉案两类保险产品分红型年金人寿保险、万能型年金人寿保险兼具财务投资和生活消费的性质，如以全部保险费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将会涵盖自然人财务投资的风险损失，不符合惩罚性赔偿金的制度目的。二审判决酌情对保险费做了一定折减，以此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标准，也提供了其酌定标准的依据，故尚不足以构成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应予再审情形。
摘要2：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2006年3月7日 京高法发[2006]68号）
【目录】1、如何理解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范围？2、商标的使用方式有哪些？3、如何界定服务商标的使用？4、转让注册商标是否属于商标使用行为？5、如何界定计算机软件商品商标的使用？6、实际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有差异的，能否认定是对注册商标的使用？7、《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作用是什么？8、如何判断商品与服务是否类似？9、判断商标近似的标准是什么？10、在确定相关公众时应考虑哪些因素？11、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与商标近似的关系如何？12、如何判断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13、整体比对方法与主要部分比对方法在判断商标近似时应如何适用？14、如何判断文字商标是否近似？15、如何判断图形商标是否近似？16、如何判断图形文字组合商标是否近似？17、将组合商标的各部分分别使用在商品或包装的各个不同部位的，如何判断近似？18、能否将权利人多个不同注册商标组合起来的标志与被控侵权商标比对以判断两者是否近似？19、权利人注册商标的实际使用形态与注册形态不一致，能否用实际使用形态与被控侵权商标比对判断是否近似？20、哪些行为可以认定为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即将实施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1、承揽加工带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2、销售商品时搭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3、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终止后，被许可人继续销售合同终止前生产的带有许可人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4、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商品名称并经相关行业主管机关审批的，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5、将权利人一种商品上的注册商标去除，换上同一权利人另一种商品的另一注册商标后再出售的，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6、正当使用商标标识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哪些？27、哪些行为属于正当使用商标标识的行为？28、注册商标的使用导致该商标文字在一定程度上通用化的，他人使用该商标文字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9、外观设计专利权或者著作权的保护期届满后，原权利人将外观设计、作品或者其中一部分注册为商标的，能否依据商标权禁止他人实施该外观设计或者使用该作品？
摘要2：（续）30、能否以被控侵权人在报刊杂志等媒介上关于侵权商品销售数量的宣传作为确定其销售侵权商品数量的参考？31、虽然侵权成立，但权利人从未使用也未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侵权人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2、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能否在商标侵权案件中适用？33、如何认定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34、转让注册商标是否影响未备案的在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效力？35、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生效后，核准公告前，受让人能否作为原告对商标侵权行为提起诉讼？36、在商标侵权诉讼中，被告向国家商标行政主管机关申请撤销原告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的，是否中止诉讼？37、什么情况下，商标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提起的商标侵权之诉？38、商标权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未经授权转让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并经核准公告的，应如何处理？39、他人擅自转让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并经核准公告的，应如何处理？40、被他人擅自转让的注册商标又通过正常商业交易转让给第三人并经核准公告的，该第三人能否取得商标权？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8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之三：“嘀嘀嘀嘀嘀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声音商标显著性的司法审查标准
【裁判要旨】
在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过程中，除非《商标法》有特殊规定，无论具体商标标志是由何种要素构成，只要符合《商标法》第八条的规定，都应当采用相同的审查标准予以平等对待，不应对声音商标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类型商标作出特殊对待。
特定标志在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上可能缺乏商标注册所需的显著性，但是当经过使用而能够发挥识别作用的，可以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核准注册。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初3203号（2018年4月27日）；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3673号（2018年9月27日）
【裁判摘要1】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商标法是商标注册审查的基本法律依据，在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无论具体商标标志是由何种要素构成，只要其符合商标法第八条的规定，都应当采用相同的审查标准予以同等对待。尤其是在2013年商标法修改时，新法删除了商标构成要素必须属于“可视性标志”的原有要求，使得任何能够发挥商品或服务来源识别作用的标志都有可能作为商标获准注册，从而拓宽了商标类型的范畴，为今后更好地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的良好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但与此同时，为了平等地对待不同商标注册需求的市场经营者、平等地保护已经获准注册的不同类型商标的商标权人，除非商标法有特殊规定，否则不应对声音商标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类型商标作出特殊对待。
摘要2：【裁判摘要2】就本案而言，申请商标由连续的六声“嘀”音构成，各“嘀”音之间音色基本相同、时间间隔短促且基本相同，指定使用在第38类第38类“电视播放；新闻社；信息传送；电话会议服务；提供在线论坛；计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提供互联网聊天室；在线贺卡传送；数字文件传送；电子邮件”服务上。虽然申请商标构成要素的选取体现了腾讯公司的特定创意，但是，商标标志在其指定使用服务上是否具有显著特征，仍然需要结合相关公众的一般认知加以具体判断。具体而言，由于申请商标仅由单一而重复的“嘀”音构成，相关公众通常情况下不易将其作为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加以识别，申请商标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原审法院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该问题上的观点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商标评审委员会有关申请商标标志本身缺乏显著特征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特定的标志其本身在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上可能缺乏商标注册所需的显著特征，但是当其经过使用而能够发挥识别作用时，则可以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核准注册。由于这种显著特征的取得建立在使用的基础之上，因此，此类商标获准注册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也应当以其实际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为限。
摘要1：【裁判摘要１】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是对地名商标限制注册的特别规定，之所以限制地名商标注册，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地名指示了特定的地理区域，若作为商标注册使用，易使相关公众认为系指示的商品的产地，而非商品的提供者，不具备商标应当具备的区分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且可能影响同地域其他经营者对地名的合理使用。但该条款同时规定了“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之所以有此例外规定，是因为如果地名含义不唯一，使用地名的商标客观上能够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能够发挥商标的基本功能，则可以准予注册。所谓“其他含义”，应当理解为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该地名名称本身就有除地名之外的其他为相关公众普遍知悉的固有含义，如“朝阳”、“灯塔”、“武夷山”、“都江堰”。这里“朝阳”和“灯塔”的其他含义与地理位置完全无关，而“武夷山”、“都江堰”则是根据著名山脉和水利工程命名的地名，其“其他含义”也与地理位置有一定关联。对于地名的其他含义与地理位置完全无关的名称，因其不具备描述商品产地特性的功能，故一般可以考虑作为商标注册。但对于地名的其他含义与地理位置仍有关联的名称，因其可能使相关公众认为系对商品产地特性的描述，故并非一定可以作为商标注册，而要结合指定使用的商品具体分析。另一种情形是通过使用获得“其他含义”。即地名名称经过实际使用具有较高知名度，已被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相关公众在认知该地名商标时，能首先意识到其指代了特定商品的来源而非地名，或者至少能在意识到其指代地名的同时，意识到其也指代了特定商品的来源。虽然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是禁用禁注条款，一般理解不能通过使用获得可注册性，但如果经过长期广泛使用的地名商标客观上已能起到指示特定商品来源的作用，不准许其注册也与商标法的宗旨有所不符。特别是那些在法律禁止地名作为商标使用之前就已经投入使用但未核准注册的地名商标。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已有多个案例支持了使用获得“其他含义”的主张。本案中，原告主张诉争商标“神农架”除作为湖北省下辖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之外，还是原始森林的名称，即具有“其他含义”。且该“其他含义”甚至强于“神农架”作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的含义。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予以认可。但如上所述，作为原始森林名称的“神农架”依然具备表征特定地理位置的功能，且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矿泉水、纯净水”等商品的特性与地理位置因素关系密切，
摘要2：（续）故若将“神农架”注册使用在上述商品上，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相关商品来源于特定地理区域，甚至具备某种特定品质和功能，故无法发挥商标应当具有的区分不同商品来源的作用。原告还主张“神农架”经过其广泛使用也已经产生了有别于地名的其他含义。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证据2-4及向本院补充提交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神农架”商标在矿泉水商品上进行了使用，但因经销区域、销售数量、宣传范围均有限，故不足以证明该商标在矿泉水商品上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已被相关公众广泛知晓。因此，相关公众在认知诉争商标时，仍会将其作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特定地理位置的名称来识别，而不是将其与特定商品来源相联系，故其无法发挥商标的识别作用。因此，原告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虽然诉争商标标识“神农架”确有除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之外、为相关公众普遍知悉的其他固有含义，但该“其他含义”并不能使诉争商标具备商标应当具备的区分商品来源的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神农架”也是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故被告适用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宣告诉争商标无效并无不当。原告关于诉争商标属于“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的情形，可以维持注册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是指在1993年7月1日之前即1993年《商标法》施行之前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是自1993年《商标法》第一次加入地名商标时就一直存续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在法无明文禁止之前，已经注册的地名商标的有效性问题，正如1983年《商标法》在附则部分也提到“本法施行以前已经注册的商标继续有效”，这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商标法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在1993年《商标法》施行期间内，该条款应理解为，在1993年7月1日之前，即1993年《商标法》施行之前，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摘要1：【裁判摘要】“怕上火喝”不具有显著性，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本案中，申请商标由中文“怕上火喝”构成，指定使用在“啤酒、无酒精饮料、果汁、矿泉水、可乐、奶茶（非奶为主）、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植物饮料、蔬菜汁（饮料）、饮料制剂、纯净水（饮料）、水果饮料（不含酒精）”商品上。“怕上火喝”含义简单、明确，指定使用在上述商品上，直接表示了产品具有降火的功能和用途，难以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识别作用，不具有显著性。王老吉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怕上火喝王老吉”作为完整广告进行宣传，并未将“怕上火喝”与“王老吉”拆分使用，相关公众难以单独通过申请商标识别商品的来源，因此在案证据不能证明申请商标经过使用取得了显著性，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如果有关标志的注册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由于商标法已经另行规定了救济方式和相应程序，不宜认定其属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由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属于商标注册的绝对禁止事项，一旦认定某一标志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即意味着不仅该标志在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类别上都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更不得作为商标注册。而且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未作例外规定的情况下，任何主体均不得将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和注册。因此，对于某一标志是否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在认定时必须持相当慎重的态度。
【裁判摘要２】“微信”缺乏显著性——《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显著特征的判断，应当根据申请注册的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加以认定。本案中，被异议商标由中文“微信”二字构成，指定使用在“信息传送、电话业务、电话通讯、移动电话通讯、电子邮件、传真发送、电信信息、提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服务商）、为电话购物提供电讯渠道、语音邮件服务”上。“微”具有“小”、“少”等含义，与“信”字组合使用在上述服务项目上，易使相关公众将其理解为是比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常见通信方式更为短小、便捷的信息沟通方式，是对上述服务功能、用途或其他特点的直接描述，而不易被相关公众作为区分服务来源的商标加以识别和对待，因此，被异议商标在上述服务项目上缺乏显著特征，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所指情形。
摘要2：
摘要1：——三维标志商标的显著性应结合市场情况而定
【裁判要旨】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三维标志是否具有功能性，应当结合其指定使用的商品加以具体审查判断。自身不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志，是否能够通过使用获得显著特征从而作为商标加以注册，完全是市场客观选择的结果，应当以该标志申请注册时的实际情况作为判断其是否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
【案号】一审：（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269号；二审：（2012）高行终字第1750号
摘要2：【摘要】《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缺乏显著特征的。”商标是用来识别和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的标志，某一标志是否能够作为商标加以注册，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识别作用。如果一个标志不会被相关公众作为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加以识别，则即使该标志是经过设计而不同于现有造型的标志，该标志亦缺乏作为商标加以注册的正当性。而且，就商标的识别和区分作用而言，只有相关公众首先将相关标志作为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加以识别对待，该标志才会在相同或类似商品和服务的不同提供者之间发挥来源区分作用，商标显著特征中的识别性先于区分性而存在。就三维标志而言，无论其是否经过独特的设计，要作为商标加以注册，就应当具有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的识别作用。独特的设计虽然会加深相关公众对三维标志的印象，但其只是该三维标志具备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识别作用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本案中，争议商标是由方形瓶身和细长瓶颈结合的三维标志，指定颜色瓶身为褐色、瓶盖为黄色；争议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食用调味品”。虽然该三维标志经过了一定的设计，有区别于常见瓶型的特点，但相关公众容易将其作为商品容器加以识别，该三维标志本身无法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因此，原审判决关于争议商标标志本身缺乏显著性的相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