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即使贷款为借新还旧，保证人仍应依照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应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无论所涉债务是否是借新还旧，保证人均应依约承担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88号
【裁判要旨】债务人抵押担保和第三人保证担保并存时处理原则——被担保的债权既有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又有第三人提供的保证担保，各方当事人并未对物保和人保实现顺序作出约定的，保证人有权要求对抵押权实现之外未获清偿部分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裁判规则】旧贷由其他债务人承接后，新债务人与金融机构约定借新还旧时新旧债务人已为同一主体，亦属于借新还旧。
【裁判意见】最高额保证未区分债务性质视为包括借新还旧——《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主债务性质未作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发生的借新还旧亦包括在最高额保证范围内。主合同约定借款用途系“债务重组”，但未明确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借新还旧亦应认定为属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重组范畴。
摘要2：
摘要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绍兴县经济技术担保有限公司、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额保证所担保债权的确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41号
【裁判要旨】金融机构依约宣告被担保贷款债权提前到期，且该债权符合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条件的，应视为主债权确定，最高额保证人应依法、依约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2：
摘要1：【要旨】以本金最高限额约定最高额担保方式的，事实上导致担保债权在总和上突破最高限额而成为无最高限额，不符合最高额担保合同的本质要求。故最高额担保合同中最高限额应排除当事人对于本金最高限额的约定，且只能为包括全部债权余额的债权最高限额。
【案例】浙江温州中院（2014）浙温商终字第960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江支行与陆立峰、朱晖、温州市衣美针服饰有限公司、温州佳信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罗纳河商贸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最高额担保中的最高限额只能是债权最高限额》
摘要2：
摘要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江支行诉陆立峰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额担保中的最高限额只能是债权最高限额
【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商终字第960号
【裁判要旨】最高额担保中最高限额的约定方式，有债权最高限额和本金最高限额。其中本金最高限额仅对所担保主合同项下本金余额设定最高限额，未就全部债权余额设定最高限额，使担保人的担保范围处于不确定状态，导致担保债权在总和上突破最高限领，从而事实上成为无最高限额，不符合最高额担保合同的本质要求。因此，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的最高限领应排除当事人对于本金最高限额的约定，且只能为包括全部债权余额的债权最高限额。
摘要2：
摘要1：——承兑汇票的到期日超出授信使用期限并不影响保证责任的承担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提字第82号
【裁判要旨】授信额度使用是授信银行向客户授予办理相关授信业务的期限，而不是授信业务项下债务履行的期限即承兑汇票的兑付期限，故承兑汇票的到期日超出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并不影响保证责任的承担，最高额保证人以承兑汇票到期日超过了授信的使用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要旨】即便金融机构与主债务人之间的汇票承兑协议无效，金融机构仍有权对其因有效票据关系而进行的承兑所产生的债务，对主债务人主张损害赔偿，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排除主合同无效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情况下，保证人不能免除保证责任。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36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双方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内容，除展期及增加借款金额外，无需征得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在变更后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应视为担保人放弃以特定的借款用途作为其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即使借款人将借款用于偿还旧贷，亦不能以此借款用途改变作为免除担保人对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担保合同约定“主合同双方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内容，除展期及增加借款金额外，无需征得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在变更后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应对借款人的借新还旧承担担保责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平支行与山西高平科兴赵庄煤业有限公司、陕西省高平市三甲散热器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180号
【裁判要旨】主合同当事人有权变更借条用途视为可借新还旧——债权人与保证人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双方变更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视为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变更借款用途用于以贷还贷，亦不免除保证人的担保责任。
【裁判规则】债权人可将同一债务人和多个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和债务人相同的多笔借款合同，尽管借款期限、金额，保证主体、期限、方式不同，各保证人仍可作为共同被告，由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摘要1：（2013）参阅案例109号
【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盐商终字第0270号
【裁判摘要】
1．商业银行向社会主体转让金融债权属于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只要第三人支付了相应对价，则该债权转让并未损害国家金融资产安全，应认定有效。
2.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在特定后，债权已届清偿期的，最高额抵钾权人可以根据普通抵钾权的规定行使其抵钾权。商业银行将最高额抵钾担保的债权转让后，该债权转让的行为发生债权确定的效果，最高额抵钾权可以随该特定债权转让。新的债权人有权就特定债权及债权确定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等在最高债权余额限度内行使抵押权。
【裁判要旨】担保债权随主债权转移而转移，无须经保证人同意。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3）甬东商初字第1261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点】在有数份最高额担保合同情形下，具体贷款合同中选择性列明部分最高额担保合同，如债务发生在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的决算期内，且债权人未明示放弃担保权利，未列明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的担保人也应当在最高债权限额内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17号
【裁判要旨】因借款担保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虽然包含对抵押财产土地使用权的处置问题，但并非因该土地使用权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不动产纠纷的范畴，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定。
【裁判摘要】本案各方当事人因履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产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农行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提起的诉讼请求中虽然包含对抵押财产土地使用权的处置问题，但本案并非因该土地使用权引起的纠纷。本案系因借款担保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不动产纠纷的范畴，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定。
【裁判规则】《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的管辖应当根据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确定管辖。
摘要2：
摘要1：【要旨】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最高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是指债权最高额担保而非本金最高额担保，即最高债权额包括主债务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
解读：（１）最高额债权担保中的最高额债权采取“债权最高限额说”，即最高债权额的债权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实现债权或者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２）登记最高债权额优于约定最高债权额，即登记的最高债权额与当事人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登记的最高债权额确定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97号
【裁判摘要1】关于黄某某作为未成年人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出具的《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黄某某上诉称其母温小乔将其财产为昶皓公司的贷款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设定抵押的行为侵害了未成年人黄某某的权益应认定无效。本院认为，我国法律并未对抵押人的资格作出限制，黄某某虽然是未成年人仅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其母温小乔作为黄某某的法定监护人在《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签字并同意将黄某某与其父黄恒燊共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镇植物园栖湖25号别墅抵押给华夏银行天安分行，为昶皓公司的90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故黄某某的母亲温小乔在《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代表黄某某。若黄某某认为其母温小乔将其房产为华夏银行天安分行设定抵押担保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黄某某应另询途径要求其母温小乔承担责任，而不能以此为由推翻其已签订的《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原审判决判令华夏银行天安分行有权对黄某某和其父黄恒某共同所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镇植物园栖湖25号别墅房产行使抵押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黄某某作为未成年人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经查，黄某某于1999年10月出生，其在2011年6月28日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尚不满十六周岁，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现有证据显示，黄某某年纪尚幼，不具备劳动能力，尚不具备我国法律要求的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保证人主体资格，故黄某某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华夏银行天安分行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关于“不具有完全代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以保证人身份订立保证合同后，又以自己没有代偿能力要求免除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黄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此，本院认为，黄某某名下的别墅由其父出资购买，该别墅被抵押后，黄某某已无其他财产，且黄某某本身尚处幼年根本没有劳动能力，其今后的生活学习等仍需父母照料，若判令黄某某对昶皓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则将会对黄某某日后的生活学习造成严重影响，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故本案应免除黄某某对昶皓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本院对原审判决第（二）判项的相关内容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407号
【裁判摘要】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担保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具有从属性，不具有独立性，虽然《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本合同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且保证人对债权人在主合同无效情形下的一切债权仍按本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独立担保目前仅适用于国际商事交易中，在本案中不适用独立担保方式，案涉合同中该独立担保的约定无效。如上所述主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无效，故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依法也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企业法人联合体的担保行为无效
【摘要】企业集团只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联合体，并不拥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产，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具备作为担保主体的资格。如果其出具最高额保证，则违反了《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关于“经核准的企业集团名称可以在宣传和广告中使用，但不得以企业集团名义订立经济合同，进行经营活动”的规定，该担保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解读】企业集团属于企业法人联合体不具有法人资格。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227号
【裁判摘要】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只有按照通常理解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才应采用不利解释原则。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减少时，应按实际保证人人数平均分配保证份额。
摘要2：【基本案情】2010年8月26日，案外人马某某和原告顾某某与被告林某某、钟某某及“张小君”与案外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原告顾某某、被告林某某、钟某某及“张小君”自愿为债务人(马某某)自2010年8月26日起至2011年8月26日止，在债权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额折合人民币3 500 000元提供担保。但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张小君”的名字并非被告张小君本人签名。
【摘要１】因钟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保证是以张小君本人提供保证为条件，故其上诉提出的因“张小君”并非该本人签名，故钟某某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予采信。钟某某、顾某某、林某某与泰隆余姚支行之间保证合同关系依法成立。
【摘要２】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泰隆余姚支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该合同第8条约定，该合同自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对此条款双方当事人有不同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因本案各保证人并非作为一个整体对泰隆余姚支行的债权提供担保，而是各保证人分别提供担保，故按通常理解，该合同第8条约定的内容应理解为合同自每个保证人分别签名或盖章后生效。因此，上诉人钟某某提出的此点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解读】共同连带责任保证人多人当中其中一人非本人签字不成立保证，不影响其他保证人成立保证合同，除非能够证明以该人提供保证为前提条件；保证合同约定合同自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各保证人并非作为一个整体提供担保而是分包提供担保，应理解为合同自每个保证人分别签章后生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06号
【裁判要旨】银行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借款人也自愿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后，根据《合同法》第３７条规定，无论案涉合同上借款人的公章和签章是否真实，所涉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保证人以签章不真实借款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免除保证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银行与鑫贵公司签订总合同，同日银行与姚某、李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２）后双方签订承兑汇票合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鑫贵公司尚有借款本金未还。原告引起起诉鑫贵公司返还借款本息，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３）保证人李某称鑫贵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姚某并未在总合同上签字，且其他合同上姚某签字也不是真实的，故上述合同均未成立生效，进而主张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４）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8号
【裁判摘要】政策文件并未使合同履行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应具备的条件包括：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如果继续维持合同效力，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本案中，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内容旨在“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未具体涉及对有关石油企业的政策调整。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辽宁银监局办公室关于辖区内银行机构建立债权人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主要内容是“为落实银监会关于建立债权人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确保债权人委员会各成员步调一致…”而制定的，并提出要“切实加强金融债权管理，加大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度”，亦未提到对相关石油企业的支持措施。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合同履行中已发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案所涉合同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为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公司、天津钢管公司、上海中油公司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对所借款项偿还贷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权利义务对等，并不存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因此，本案各被告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89号
【裁判摘要】至于佳龙公司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不能在国内市场交易中运用，《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无效。一审判决对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效力认定有误，但该约定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佳龙公司仍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三兴加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91号
【裁判摘要】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具备有效的形式要件（加盖商融担保公司有效公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签字）外，商融担保公司另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供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可以证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对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即使刘某某的行为越权，因其时为商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为善意的情况下，也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对商融担保公司仍发生法律效力。且商融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案涉担保业务属于商融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商融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刘某某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商融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有关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问题，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并不构成影响，因此原审判决就此问题不存在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处理的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商融担保公司二审中就此提出的鉴定申请亦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2：【解读】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担保业务属于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解读：（１）最高额债权担保中的最高额债权采取“债权最高限额说”，即最高债权额的债权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实现债权或者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２）登记最高债权额优于约定最高债权额，即登记的最高债权额与当事人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登记的最高债权额确定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范围。
【解析】（１）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５条第１款之规定，“最高债权额”是指“债权最高限额”而非“本金最高额”，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２）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５条第２款之规定，最高债权额的优先受偿范围以登记最高债权额优于约定最高债权额。
摘要2：【注解１】最高额担保中最高债权额究竟是指当事人约定的本金还是包括本金及其附属债权在内的所有债权？——（１）如果认为最高债权额是指包括本金在内的所有债权（本金＋附属债权），债权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５条采该观点，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主要考虑到债权人较之担保人在风险控制人更具有便利性，有能力和条件控制贷款规模）；（２）如果认为最高债权额仅指本金（不包括附属债权），则担保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实际发生的债权可能远远超过约定的最高债权额）。
【注解２】当事人约定最高额是指本金在内的全部被担保债权，但不动产登记簿仅指本金，此时应当根据当事人约定而不能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确定优先受偿权范围（要因原则）——（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确定；（２）不动产登记仅仅是公示方式，只有在因不动产登记簿产生公信力危及第三人交易安全时才能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来确定优先受偿范围。
【注解３】最高额担保登记簿中只有“最高额”和“担保范围”栏目而没有“最高额含义”栏目——当事人如果要实现“最高额”仅指本金的目的应当加括号表明该最高额仅指本金，然后“担保范围”填写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以免引起争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89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存在过错，担保人承担５０％赔偿责任——宁夏银色能源公司未按法律规定在未经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擅自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如前所述，兴业银行兰州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对案涉债务进行担保需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未尽到审查义务，亦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宁夏银色能源公司与兴业银行兰州分行的上述过错程度相当,故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对于债务人甘肃飞天公司不能清偿部分,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可以根据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对债务人或者反担保人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向兴业银行兰州分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甘肃飞天公司追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03号
【裁判摘要】济钢集团公司与民生银行南京分行2013年9月9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济钢集团公司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济钢集团公司与民生银行南京分行2013年11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也明确约定，济钢集团公司为5.35亿元重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虽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重组贷款到期后，常熟天铭公司如不能按期偿还本息，或处理抵押资产后仍不能全额偿还贷款本息，差额部分济钢集团公司先行代偿。但从该约定的表述内容，结合上述关于济钢集团公司为重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约定分析，可以认定该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并不相同。济钢集团公司关于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案涉担保应认定为一般保证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2号
【裁判摘要】合同加盖公司印章虽然与备案印章不符，但在其他场合中使用过，应认定该合同系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山东衡信司法鉴定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作出（2010）技鉴字第28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否定了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与该公司工商年检报告书中的印章系同一枚，但该鉴定中心作出的（2010）技鉴字第60号鉴定意见书认定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印文与2005年8月23日《同意协议》中邯郸华大公司的印章印文同一，证明邯郸华大公司除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公司印章外，还有其它的公司印章在实际使用。而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代表邯郸华大公司签章的系王某某，当时办理最高额担保所提供的邯郸华大公司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亦为王某某。据此，烟台银行有理由相信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邯郸华大公司的真实意愿。另外，李某某在二审庭审中所陈述的证言可以认定，王某某电话询问时任邯郸华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某某为烟台华大公司贷款担保一事时，李某某表示同意担保并指示由王某某具体办理；且李某某并没有明确否认案涉《同意协议》上邯郸华大公司公章及签字的真实性。因此，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审判决认定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邯郸华大公司应当受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束，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323号
【裁判摘要１】法院在向受送达人送达的邮寄单上未填写电话号码，邮政机关根据当事人户籍地址进行送达，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在向周某、熊某某送达的邮寄单上确实未填写电话号码，但在邮政机关根据当事人户籍地址进行送达的基础上，上述送达方式并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在此之后，一审法院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关于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之规定，进一步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周某、熊某某进行了送达，并无不当。此外，经本院核查，二审法院向周某、熊某某邮寄送达时存在地址、电话填写错误等瑕疵，但之后亦依法进行了公告送达，客观上保证了送达的效果。
【裁判摘要２】二人各自所举示的鉴定意见是自行委托鉴定机构所作出，相应鉴定结论并不具有司法鉴定结论的效力。周某、熊某某向鉴定机构提供的样本材料均不排除非同时期自书的可能，相关样本材料未经过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的确认，该鉴定结论只能证明二人在《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上的签字和二人提供给鉴定机构的样本签名不同，无法达到证明《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签字不是本人所签之目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162号
【裁判摘要】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根据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书可知，长城公司针对的是生效管辖异议裁定提出的再审申请，其关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等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事由均围绕管辖异议是否成立进行。而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法定再审事由中并无管辖权错误可以启动再审的事由。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即便是本案所涉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且符合受诉条件，要合并审理本案，也应征得当事人同意。故原裁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苏民辖终70号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案中，长城公司将案涉十五份借款合同一并提起诉讼，上述合同的借款人虽均为翔盟公司，但各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及其担保的借款数额不尽相同；故虽然案涉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但所诉十五份合同构成各自独立的诉讼标的，应当分案起诉。即使作为非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应当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翔盟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上诉理由，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原审法院将上述十五份合同并案审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江苏翔盟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徐州市铜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3民初535号
【摘要２】被告翔盟公司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依法将本案移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翔盟公司与江苏银行签订了十五份借款合同，各合同对应的担保人不是唯一、固定的，担保人也不尽相同，所以上述十五份借款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如国资公司虽签订的是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其也仅对其中三笔借款提供担保。另外，翔盟公司抵押的机器设备也只是针对其中一笔借款。根据相关规定，本案并不属于共同诉讼的情形，如合并审理，应征得当事人同意。现翔盟公司不同意合并审理，故应当分别立案，并由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尽管涉案十五份借款合同项下保证人不尽相同，但债权人及主债务人均为长城公司及翔盟公司，现长城公司将涉及上述合同的借款担保纠纷一并提起诉讼，属于诉的客体合并，无需经过对方当事人同意。本案长城公司起诉标的已超过1亿元，符合本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故该公司向本院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此，翔盟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裁定如下：驳回江苏翔盟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40号
【裁判摘要】配偶一方事实受益并不能当然产生婚姻法上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已查明，2017年5月27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有林××以保证人三辕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签字，而在2018年5月18日另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林××已经不是三辕公司法定代表人，该保证合同上并没有林××的签字。由于案涉两份保证合同上均非林××与廖××以夫妻名义共同签署，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兰州银行还认为本案存在前述司法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所指的廖××与林××共同经营的情形，但所提交的林××为三辕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林××是以自己个人名义并以廖××配偶身份与廖××共同参与经营，故其关于案涉债务为夫妻债务的主张因缺乏事实根据而不能成立。兰州银行还主张林××在案涉交易中事实受益而应承担责任，因与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与公司的财产及责任相互独立的法定基本原则相违背，林××事实受益并不当然产生婚姻法上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林××不应承担廖××相应责任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0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将争议权利义务转移至第三人的，除受让人申请替代原权利人参加诉讼且被人民法院批准外，诉讼仍在原当事人之间进行。转让人的诉讼当事人资格并不因此丧失，在后续诉讼中自然具有全部诉讼权利。现行法律规定虽未明确后续诉讼程序是否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但考虑到转让人是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本院认为在法无明文限制的情况下，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确立的“当事人承继”原则，应作肯定性解释，即诉讼中转让争议权利义务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关于诉讼期间争议的权利义务转移后诉讼主体地位的规定，与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判决、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适用范围有别，并不矛盾。受让人如受让的是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从维持法律关系稳定性角度出发，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不允许申请再审；如受让的是诉讼中争议的债权，则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案涉债权系在诉讼中转让，不受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约束，陕西龙门公司关于如允许中信成都分行申请再审将使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落空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综合授信是商业银行在对客户的财务状况和信用风险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其能够和愿意承担的风险总量，确定授信额度和授信期限。为匹配综合授信的业务特点，商业银行通常采用最高额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但是并非所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特指某一个综合授信合同。
【解读】综合授信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保证期间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被保证人债务发生的时间未在综合授信合同期限内的，只要还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内，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833号
【裁判摘要１】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保证合同共同起诉债权人、保证人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同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联塑公司是依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及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一并起诉主债务人泰如公司和保证人华信集团。其中，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有内容明确的协议管辖条款，即由联塑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原审法院作为本案原告联塑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第二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
【裁判摘要２】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如具有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才能认定无效。而华信集团就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并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可认定无效的格式条款情形之一。而且，即便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联塑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但华信集团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内容负有审慎审查义务，其因未尽合理审慎审查义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且华信集团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管辖条款不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终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邦汇公司以其与恒波公司签订的《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为依据，要求恒波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并依据邦汇公司与刘××、詹××、前海佳浩公司签订的同意为恒波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刘××、詹××、前海佳浩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主合同《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的担保合同。因此，本案应当根据主合同《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因此，《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有效，本案据此判定案件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保理商所在地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是指执行法人的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本案中，虽然邦汇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但在《保理融资业务合同》首部写明：保理商邦汇公司住所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并在16.1条进一步确认有效送达地址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同时，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现场照片，佐以物业公司书面证明、《房屋转租协议书》为证，邦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总裁办均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办公，是执行邦汇公司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邦汇公司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即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因此，合同条款中的保理商所在地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故，本案管辖权即属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管辖权的法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