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4号：刘××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
摘要1：【裁判要点】
1.经营者在格式合同中未明确规定对某项商品或服务的限制条件，且未能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已将该限制条件明确告知消费者并获得消费者同意的，该限制条件对消费者不产生效力。
2.电信服务企业在订立合同时未向消费者告知某项服务设定了有效期限限制，在合同履行中又以该项服务超过有效期限为由限制或停止对消费者服务的，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11号
摘要1：——“对赌协议”中股东承诺回购股份的法律规制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11号
【裁判要旨】投资人与原始股东之间签订的股份回购条款有效——“对赌协议”中股东承诺回购股份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案涉《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包括其中的股份条款内容，是当事人在《投资协议书》外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该条款与《投资协议书》中的相关股权奖励条款相对应，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有关合同无效的情形，亦不属于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
摘要2：“对赌协议”中股东承诺回购股份的法律规制——蓝××、宜都××××渔业有限公司、湖北××××有限公司为与苏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合同纠纷上诉案》，载《商事审判指导》2014年第3辑（总第39辑）
【解读】回购股份条款内容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不认为合同无效。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鄂行初字第1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鄂行初字第1号
【裁判摘要】原、被告双方经共同协商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批租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在拆迁线发出后两年内完成拆迁户的还建安置，违反了批租合同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前，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原告及第三人的申请举行了听证。在作出处罚决定后又送达给当事人，同时告知其享有申请复议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批租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未在4年内完成规划项目建设且无正当理由时，甲方才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该条是双方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特别约定，这一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原告未在合同约定的4年期限内完成规划项目建设，是被告对其实施处罚的前提条件。而在被告作出处罚决定时，距拆迁线发出的时间为3年零3个月，尚未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被告在原告未违反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期限不具备对其实施处罚的前提条件时，作出处罚决定收回原告已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批租合同系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合同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被告认为合同第四条规定的两年还建期限同时也是合同规定的条件，而原告认为该条只是双方对合同履行期限的约定，因此应按照原告的理解作为依据。被告认分厘告违反合同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同时也违反了合同规定的条件，其行为符合《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处罚条件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在与被告签订批租合同后，未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还建期限，在两年内完成还建安置，导致拆迁户堵塞交通，影响社会稳定，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第三人华锋公司虽然不是本案行政处罚的对象，但由于该公司在兴松园项目上实际投入资金进行建设，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因被告实施处罚所造成的损失，亦应在本案处理时一并予以解决。第三人农行水果湖分理处系兴松园项目的抵押权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其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系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解决，本案不予审理。鉴于本案被诉的处罚决定是被告在拆迁户闹事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作出的，且已经实际执行，为维护社会公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1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格式合同，其借款用途一栏在己手写填满“购买原材料及包装物”的情况下，在该栏外侧边又手写“用于偿还2000年（大东）字019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不符合正常的行文习惯，且一审期间经法院委托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认为“用于偿还2000年（大东）字019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字迹墨水较深，从文字布局上看与该栏内前面书写的“购买原材料及包装物”字迹书写不连贯、首尾不相衔接，表明其是后添写的。结论为“不是同时书写，也不是一人书写”。一、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保证人宝林集团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况下，保证人免责，并无不当。至于《保证合同》第7.5条约定的“贷款人与借款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须经宝林集团同意，宝林集团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不能对抗因主合同变更导致担保人法定免责的情形。借贷双方对于借款用途的约定，是担保人判断其风险责任的重要因素。况且，借贷双方借新还旧的真实用途，使担保人承担的可能是为巨额死帐担保的风险，明显超越了担保人提供担保时的风险预期，加重了担保责任，导致不公平的后果。因此，担保人放弃变更借款用途知情权应有明确表示，仅以“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推定担保人放弃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长城资产公司认为该约定视为保证人同意借贷双方任意变更借款用途，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无证据证明保证人明知或是应当知道涉案主合同为借新还旧的事实，且新贷与旧贷不系同一保证人，一、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以公证方式送达《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是否对保证人发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公证书【2004】沈恒证民字第393号载明：“公证员（林洪军）与公证员徐立山以及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瑛于2004年3月22日来到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部（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66号），杨瑛以书面形式向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送达《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一份”，但宝林集团工商注册地址和保证合同中载明的地址均是沈阳市于洪区北李官村，明显与公证书所载送达地址不符。长城资产公司称，根据网页上显示的信息，公证书所送达的地址“沈河区小西路66号”为宝林集团旗下主干企业辽宁宝林集团电缆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其实际效果等同于送达到宝林集团。但据一、二审调查，辽宁宝林集团电缆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为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沧海路30号，非公证书送达的地址。二审法院在长城资产公司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权利的文书送达到相对人的情况下，认定保证人宝林集团的保证责任己超过保证期间，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5号
【裁判要旨】公司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较为充足，可以由其单独承担责任；如财产不足的，可以在分支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由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裁判摘要１】首先，恒丰银行青岛分行具有独立诉讼主体资格并可以其管理的财产单独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本案中，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系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恒丰银行青岛分行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独立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法人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法人承担，并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如法人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较为充足的，可以由其单独承担责任，如财产不足的，可以在法人分支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由法人对其分支机构的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环城农商行虽将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恒丰银行列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但并无证据证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民事责任，故其关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恒丰银行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恒丰银行的相关责任可在执行程序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三条规定，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如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财产确实不足以承担其责任的，可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通过执行程序予以解决。
【裁判摘要２】票据“清单交易”中所涉的转贴现/回购协议如属于通谋虚伪表示归于无效，应按照资金融通行为（借款合同）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关于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法律性质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首先，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应认定为资金融通行为。本案中，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环城农商行虽采用了银行业关于票据转贴现的格式合同文本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并约定了票款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0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05号
【裁判要旨】若协议管辖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协议管辖范围，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大福公司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向贷款人即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在《保证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中，也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向债权人即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起诉。上述两协议管辖条款内容明确，条款所约定的管辖法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的管辖法院的范围，且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免除或者限制合同一方当事人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需要格式合同提供方提示对方注意的情形和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上述两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主合同和担保合同中均约定了合法有效的协议管辖条款，一致明确有关纠纷由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管辖。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一亿元，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不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本案达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怀中民一终字第607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怀中民一终字第607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水木天成”项目，属于商业行为，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公司在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时应当能够预见相应的风险，《房屋认购协议》系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制定的格式合同，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获得开发用地，导致项目开发未成，不属于法律规定情势变更的情形。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主张因政府行为致使项目搁浅，不能归责于上诉人，缺乏事实依据。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双倍返还定金。
摘要2：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227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227号
【裁判摘要】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只有按照通常理解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才应采用不利解释原则。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减少时，应按实际保证人人数平均分配保证份额。
摘要2：【基本案情】2010年8月26日，案外人马某某和原告顾某某与被告林某某、钟某某及“张小君”与案外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原告顾某某、被告林某某、钟某某及“张小君”自愿为债务人(马某某)自2010年8月26日起至2011年8月26日止，在债权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额折合人民币3 500 000元提供担保。但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张小君”的名字并非被告张小君本人签名。
【摘要１】因钟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保证是以张小君本人提供保证为条件，故其上诉提出的因“张小君”并非该本人签名，故钟某某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予采信。钟某某、顾某某、林某某与泰隆余姚支行之间保证合同关系依法成立。
【摘要２】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泰隆余姚支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该合同第8条约定，该合同自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对此条款双方当事人有不同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因本案各保证人并非作为一个整体对泰隆余姚支行的债权提供担保，而是各保证人分别提供担保，故按通常理解，该合同第8条约定的内容应理解为合同自每个保证人分别签名或盖章后生效。因此，上诉人钟某某提出的此点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解读】共同连带责任保证人多人当中其中一人非本人签字不成立保证，不影响其他保证人成立保证合同，除非能够证明以该人提供保证为前提条件；保证合同约定合同自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各保证人并非作为一个整体提供担保而是分包提供担保，应理解为合同自每个保证人分别签章后生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62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62号
【裁判摘要】案涉对赌协议签订时扬锻集团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且该公司全体股东均在对赌协议中签字并承诺确保对赌协议内容的履行。该协议约定扬锻集团公司及其原全体股东应在华工公司书面提出回购要求之日起30日内完成回购股权等有关事项，包括完成股东大会决议，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支付有关股权收购的全部款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扬锻集团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华工公司发生任何损失，扬锻集团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上述约定表明，扬锻集团公司及全部股东对股权回购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及法律后果是清楚的，即扬锻集团公司及全部股东在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激活后，该公司应当履行法定程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公司全体股东负有履行过程中的协助义务及履行结果上的保证责任。我国《公司法》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不当然违反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履行法定程序后回购本公司股份，亦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亦不会构成对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违反。在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对赌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主体的情形下，投资者作为对赌协议相对方所负担的义务不仅限于投入资金成本，还包括激励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以公司上市为目标的资本运作等。投资人在进入目标公司后，亦应依《公司法》的规定，对目标公司经营亏损等问题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持股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案涉对赌协议中关于股份回购的条款内容，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份回购条款中关于股份回购价款约定为：华工公司投资额＋（华工公司投资额×8%×投资到公司实际月份数/12）－扬锻集团公司累计对华工公司进行的分红。该约定虽为相对固定收益，但约定的年回报率为8%，与同期企业融资成本相比并不明显过高，不存在脱离目标公司正常经营下所应负担的经营成本及所能获得的经营业绩的企业正常经营规律。华工公司、扬锻集团公司及扬锻集团公司全体股东关于华工公司上述投资收益的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亦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扬锻公司及潘云虎等关于案涉对赌协议无效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对赌协议有效且可以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二）》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二）》的通知（法〔2020〕272号）
【目录】一、 如何理解纳入特邀调解名册的特邀调解组织需要“依法设立”的要求？二、调解组织、调解员纳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名册应当满足哪些条件？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管理纳入特邀调解名册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四、如何确定委派调解的期限？五、诉前调解阶段完成的送达，效力是否及于起诉后？六、当事人自行选择由特邀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应当如何确定管辖法院？七、中级人民法院诉前委派调解成功后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后因减少标的额达不到级别管辖标准的，是否需要调整管辖法院？八、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能否约定选择管辖法院？九、申请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如果内容不明确、内容存在瑕疵或者不具备可执行性的，应当如何处理？十、司法确认案件是否可以在书面审查后直接作出裁定？十一、下列纠纷，当事人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否申请司法确认：（一）涉及抵押权的优先受偿等准物权纠纷的；（二）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中涉及房屋所有权分割问题及分割后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三）代持股权权属认定的；（四）合同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约定仲裁的？十二、案件标的额在十万元以下，但起诉中包含金钱给付以外的其他诉讼请求，能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十三、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能否缺席审理和判决？十四、小额诉讼程序中的标的额“五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是否包含本数？十五、在格式合同中，如何认定当事人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条款的效力？十六、小额诉讼程序的答辩期间与举证期限，能否合并计算？十七、简易程序审限到期后需要延长审限的案件，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审限能否再延长三个月？十八、诉前保全、执前保全、仲裁协助保全等保全案件，能否由法官一人独任审查？十九、当事人能否对一审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提出异议？如果可以，如何操作？二十、当事人能否对二审独任制适用提出异议，如果可以，如何操作？二十一、已经开庭审理的二审独任制案件，依法转为合议庭审理后，是否需要再次开庭？二十二、《实施办法》中的电子诉讼规则，能否适用于执行案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5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528号
【裁判摘要】商事交易中使用了一方制定的合同并非格式合同——天鹏公司、君源酒店主张，该协议属于华天公司单方制定的格式合同，部分条款排除了合同对方的主要权利，应归于无效，且对合同条款应作有利于合同相对方的解释，该主张并不能成立。所谓格式合同，一般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天鹏公司、君源酒店并未举证证明《托管协议》为华天公司预先拟定且在日常交易活动中重复使用的条款，该协议并不构成格式条款。同时，华天公司和天鹏公司是平等的商事主体，既然《托管协议》不属于格式条款，则不存在适用排除合同相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以及对合同条款应作有利于合同对方解释的法律原则的前提。
摘要2：
【笔记】商事交易中使用一方制定合同能否认定为格式条款？
摘要1：解读：没有证据证明商事交易中使用一方制定的合同为预先拟定且在日常交易活动中重复使用的条款，不能认定为格式条款。
【注释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９条第１款规定——合同条款符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仅以合同系依据合同示范文本制作或者双方已经明确约定合同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是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注释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９条第１款规定——（１）从事经营活动的当事人一方仅以未实际重复使用为由主张其预先拟定且未与对方协商的合同条款不是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有证据证明该条款不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除外。
摘要2：【问题１】从事经营活动的当事人一方能否以未实际重复使用为由主张不是格式条款？
【解答１】《民法典》第496条第1款规定的“为了重复使用”系主观目的而非实际被重复使用，一方当事人仅以未实际重复使用为由主张不是格式条款不予支持。
【问题２】当事人在合同约定不属于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解答２】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问题３】当事人能否以合同系依据合同示范文本制作为由主张不属于格式条款？
【解答３】当事人仅以合同系依据合同示范文本制作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是格式条款不予支持。
【问题４】什么是格式条款最实质特征？
【解答４】（１）格式条款的最实质特征在于“未与对方协商”；（２）“预先拟定”是格式条款的外部特征。
【问题５】格式条款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解答５】（１）主张格式条款的相对方通常只需就“预先拟定”“为了重复使用”“不能协商”提供初步证据即可达到证明的要求；（２）主张合同条款并非格式条款的合同提供方，承担证明合同条款并非预先拟定、不是为了重复使用、可以进行协商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90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未满出资期限的股权具备可转让性，但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仅公司对其享有补齐出资的请求权，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也对其享有补齐出资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
摘要2：【裁判摘要2】就本案而言，根据一、二审查明的情况，鑫隆公司于2008年7月7日成立。2015年12月15日，该公司拟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该出资为认缴出资，未实际缴付，认缴时间到2035年12月31日前，股权比例变更为胡某某占股99.33%，即认缴出资为2980万元，吴某某及杨某某各占10万元，股权比例为各0.33%。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胡某某享有的该公司99.33%的未满出资期限的股权，具备可转让性，但其转让该股权后，不仅公司对其享有补齐出资的请求权，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也对其享有补齐出资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本案中，2017年7月14日，胡某某在其病重期间与胡某某1签订《虞城县鑫隆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某某将其持有的该公司99.33%的股权共2980万元出资额，以2980万元转让给胡某某１，胡某某１同意按照此价格即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出资转让于2017年7月14日完成。胡某某保证所转让给胡某某２的股权是其在该公司的真实出资……。”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该股权转让协议是胡某某在弥留之际，由工商部门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是由工商部门工作人员郭某代为填写，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要。而2980万元的数额是按照鑫隆公司注册资本及胡继堂所占股权比例换算而来，并非由胡某某、胡某某１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从股权转让协议本身来看，胡某某１在股权转让时明知胡某某对该公司的出资为认缴出资，双方又在协议中约定2017年7月14日之前完成出资转让，且胡某某应保证其出资为真实出资。该约定表明，胡某某应在胡某某１支付股权转让款前将其出资履行到位。但胡某某于2017年8月3日去世，不能履行对路桥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综上分析，胡某某与胡某某１之间签订的《虞城县鑫隆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为附条件的赠与行为，由胡某某将该股权转赠与胡某某１，其所附条件是由胡某某１承担对鑫隆公司的出资义务。故原审认定胡某某将鑫隆公司股权转让给胡某某１具有赠与性质，并无不当。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要支付股权转让款２９８０万元，该协议系“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为附条件赠与合同”，受让人无需支付该股权转让款２９８０万元。
【笔记】单位提供制式模版合同是否无效？
摘要1：解读：制式模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注释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９条第１款规定——合同条款符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仅以合同系依据合同示范文本制作或者双方已经明确约定合同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是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注释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９条第１款规定——（１）从事经营活动的当事人一方仅以未实际重复使用为由主张其预先拟定且未与对方协商的合同条款不是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有证据证明该条款不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除外。
摘要2：【注解】主张格式条款一方未举证证明其在签约时即对该合同条款存有异议，在要求与对方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对方不予协商，不能认定格式条款。——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14122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833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833号
【裁判摘要１】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保证合同共同起诉债权人、保证人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同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联塑公司是依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及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一并起诉主债务人泰如公司和保证人华信集团。其中，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有内容明确的协议管辖条款，即由联塑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原审法院作为本案原告联塑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第二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
【裁判摘要２】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如具有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才能认定无效。而华信集团就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并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可认定无效的格式条款情形之一。而且，即便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联塑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但华信集团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内容负有审慎审查义务，其因未尽合理审慎审查义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且华信集团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管辖条款不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3民终549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3民终5498号
【裁判摘要】“本协议不得因任何原因提出终止”因属于格式条款无效——关于涉案合同中第七条“本协议不得因任何原因提出终止”是否属于格式条款提供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需要结合合同的具体情况分析。从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的角度而言，涉案协议是氧元素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协议中该项约定显然排除了消费者在无法获得良好服务的情况下所享有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该条款应属于格式条款提供者，利用其优势地位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该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
摘要2：
（2012）沈河民二初字第416号；（2013）沈中民二终字第637号；（2014）辽审一民申字第598号
摘要1：【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26期】
【裁判要旨】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签订的补充协议，针对主合同中的某一条款内容予以变更，在变更后的特殊条款与主合同中的其他一般条款出现冲突时，比照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原则，应作出特殊条款效力强于一般条款的认定。
【案号】一审：（2012）沈河民二初字第416号；二审：（2013）沈中民二终字第637号；再审：（2014）辽审一民申字第598号
摘要2：【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第七条约定已竣工但未出售房屋的物业服务费由昊宇公司全额交纳，与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安泰公司不得采用任何理由收取昊宇公司未售出的房屋、车位等闲置费用，是否矛盾；如矛盾，是否应适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第四十一条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存在冲突的，以本合同为准。”首先，主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未出售房屋的物业服务费”与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未售出的房屋、车位等闲置费用”是指同一费用，该两项条款的约定存在矛盾。其次，对于上述两项条款之间的矛盾不应适用主合同第四十一条解决。第一，主合同第四十一条的约定不符合常理，如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存在矛盾以主合同为准，那么补充协议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第二，主合同系安泰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对同一天签订的补充协议与主合同约定相矛盾亦是明知的，而其未尽合理的告知义务，因此，应以非格式条款的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再次，因备案在王某名下的11处房产并非真实买卖关系，亦属于未售出房屋，不应交纳物业费。故判决驳回安泰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２】现安泰公司仅以主合同中的一般条款否定补充协议中的特殊条款的效力，属依据不足，亦属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原则，即在特殊条款与一般条款不一致时，特殊条款应视为对一般条款的例外，其效力及证明力应强于一般条款。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吉民初45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吉民初45号
【裁判摘要】若票据“清单交易”最终被认定为资金融通行为的，接受资金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取决于借出资金一方当事人是否已将资金收回：如果证明已收回资金的，接受资金一方当事人不承担还款责任；如果无法证明已收回资金的，接受资金一方当事人应向借出资金一方当事人承担还款责任，并且有权按照借款合同关系向其下手进行追索——双方当事人仅采用了银行业关于票据回购的格式合同文本，按照票据回购法律关系约定了回购金额、回购利率等相关内容，但双方交易均仅发生了清单交易，均未见到银行承兑汇票原件，即无交付票据或审核票据的意愿或行为，而在未发生验票、交票的情况下，径行发生了付款行为。双方之间并无票据回购的合意，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不符合前述银行业规定的票据回购的实质要件，亦不符合案涉《回购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从而可以认定，双方签订《回购合同》系外在的表面行为，其内部的隐藏行为是资金通道行为。因此，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及双方诉辩主张，综合分析双方订立合同目的、票据是否交付、资金划转过程以及双方收益对比等事实，双方形成名为“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合同”而实为资金通道合同的法律关系，故敦化农商行主张其与宁波银行绍兴分行系票据回购合同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名为票据回购合同而实为资金通道合同关系，且双方均对此权利义务关系应为明知，故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按照实质法律关系予以确认。敦化农商行通过宁波银行绍兴分行、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划出案涉资金，并通过其他交易环节流向实际融资方，而敦化农商行事实上已将划出的资金收回，其又向宁波银行绍兴分行、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主张权利，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鲁01行终15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竣工验收备案行为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这一事实予以确认的行为；（２）竣工验收备案行为无论是对房地产企业还是对购房者均产生行政法上的拘束力，能够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购房者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具有可诉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第四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第六条规定：“备案机关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验证文件齐全后，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上签署文件收讫。”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竣工验收无效，备案机关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并对建设单位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认可文件、准许使用文件进行备案的法定职权。法律法规设立竣工验收备案制度的目的是加强房屋建筑质量的监管。在竣工验收备案行为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并非是简单地接受建设单位向其报送的相关房屋竣工验收资料，还要对备案资料进行审查，如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备案机关将“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如果建设单位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将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摘要2：（续）竣工验收备案行为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这一事实予以确认的行为。同时，《山东省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办法》第七条规定：“开发企业交付商品房时，应当向买受人提供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证明。”本案中，上诉人与中智公司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格式合同，合同第八条明确将“该商品房取得开发项目《综合验收备案证明》”作为交付条件。综合上述理由，竣工验收备案行为无论是对房地产企业还是对购房者均产生行政法上的拘束力，能够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购房者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被诉行政行为未对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进而裁定对上诉人的起诉予以驳回，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无效保险格式条款
摘要1：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１）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２）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摘要2：【注解１】保险格式合同“索赔前置”条款无效。
【注解２】保险合同中应当将涉及保险给付事由的风险范围、保险金计算方式或给付标准及保险费等核心给付条款排除在《保险法》第１９条射程之外——保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则主要适用于具有远期不确定性且易引发格式条款接受方忽略的约定义务条款、隐藏性义务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47号
摘要1：【裁判摘要】保险人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险代位求偿权——关于山西省棉麻公司是否应作为保证人就侯马供应站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山西省棉麻公司2013年4月1日向棉花交易公司出具《保证函》，承诺为侯马供应站的仓储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为不可撤销保证，保证期为两年。山西省棉麻公司上诉主张其保存的侯马供应站与棉花交易公司签订的《仓库合作协议书》装订成册的保证函没有保证生效起止日期，证明其未为案涉《仓库合作协议书》提供保证，因山西省棉麻公司不能据此否认，亦未提交其他证据否认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证函》的真实性，故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山西省棉麻公司该主张实质上系否认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证函》的真实性，而非对格式合同条款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存在不同理解，故其关于该争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有关规定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证函》予以采信，山西省棉麻公司作为保证人对侯马供应站应负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53号
保险公司支公司有无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1：【要旨】（１）保险公司县级营销服务部办理人身保险业务；（２）保险公司提供了由公司省分公司批准生效而加盖总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印章的格式合同；（３）保险费则由该公司的市中心支公司收取并出具了发票——该公司市中心支公司是适格主体。
【注解】保险公司支公司有诉讼主体资格。——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５６.保险公司支公司有无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15)宁刑终字第36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投保提示单及投保人声明落款处年、月、日均为空白，保险人无法证明保险公司何时履行了告知义务，故不能认定在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履行了告知义务——关于上诉人附民被告人财险福鼎支公司提出对王××的投保代理人林××履行了保险免责格式条款的告知与提示义务，亦应视为对投保人王××尽到了告知与义务，一审法院以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字认定保险合同成立的同时确定其未履行保险免责格式告知提示义务互相矛盾，并对于已查明的肇事车辆超载事实不予认定，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上诉意见。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于免责条款，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公司必须对以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事由的格式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虽保险公司提出保险合同约定肇事逃逸系免责情形之一，但并不等于就免除了保险公司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财险福鼎支公司认为自己已经就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向王××进行告知、提示，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原审被告人王××告知了免责条款。同时，上诉人人财险福鼎支公司虽提供了授权委托书，但王××抗辩称系其将公民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一并交由其妹妹，并口头委托其妹夫代为办理，授权委托书的保险人一栏的签名并非系其本人签名。经原审法院向林××确认，林××确认代王××办理保险事宜，授权委托书上王××签字亦是由其代为书写，并非王××本人签名。本院认为，上诉人未尽对授权委托书的审慎审查义务，且投保提示单及投保人声明落款处年、月、日均为空白，也无法证明保险公司何时履行了告知义务，故不能认定在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本案中，人财险福鼎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订立保险合同时，其已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王××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
摘要2：（续）故不能认定在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本案中，人财险福鼎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订立保险合同时，其已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王××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故保险公司依据免责条款拒绝赔付的理由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闽民申15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约定不定值商业保险合同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修订)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涉案保险单所附的《机动车损失保险(电话营销专用)条款(2009版)》第一条明确约定“本保险合同为不定值商业保险合同”，这是约定合同性质的条款，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畴。并且，陈××和太平洋财保福清公司在涉案保险单中载明的是“保险金额/赔偿限额”，并不是保险价值。所以，陈××有关该条款无效、本案应属于定值保险合同等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亦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高保低赔”条款依法有效，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车辆实际价值确定赔偿金额，但是对于超额收取的保费应予退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修订)第五十五条第二、三款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据此规定，本案应当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根据涉案《机动车损失保险(电话营销专用)条款(2009版)》第二十条第四项的约定，保险机动车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出险时的新车购置价×(1-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月折旧率)，计算得出涉案保险机动车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36331.2元，低于陈××诉讼主张的修复费用，应视为保险机动车推定全损。
摘要2：（续）所以，二审法院在推定涉案保险机动车全损的情况下，认定太平洋财保福清公司应按该车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即36331.2元)向陈××支付理赔款，并无不当。二审法院还判决太平洋财保福清公司应向陈××支付施救费、鉴定费共计2200元妥当。同时，太平洋财保福清公司按照保险金额为156600元的标准向陈××多收取的保费，应予退还，陈××可以另行主张。
【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榕民终字第2605号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4次会议讨论通过）
摘要1：【参阅要点】保险人提供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格式合同中有关“按责赔付”的约定，属保险人利用格式条款，免除自身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排除被保险人依法应享有的权利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
摘要2：
【笔记】保险格式条款中专业术语是否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摘要1：解读：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１７条之规定，（１）非保险术语——保险人在其提供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对非保险术语所作的解释符合专业意义，应予认可，不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否则，仍应适用不利解释规则（虽不符合专业意义但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应予认可）。（２）保险术语——应当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摘要2：【注解１】常用专业术语的解释可能存在两种意义上的通常理解：一种是某个专业学科领域内对该专业术语的通常定义（如，暴雨在气象学上定义：１小时内降雨量达１６毫米以上，或连续２４小时降雨量达５０毫米以上的气象），另一种是社会普通公众在日常生活习惯用法意义上对该专业术语的理解（如，公众通行认识暴雨来势猛烈且降水量很大的雨）。——保险人主张以专业领域内通用的定义来解释保险格式条款中的术语一般不能成立（适用不利解释规则）；除非保险人能够证明已经将专业术语列入格式合同条款且作出了明确说明义务。
【注解２】非常用专业术语的解释——相关专业领域诶对该专业术语的所作出的解释本身就是《保险法》第３０条规定的“通常理解”，不存在得出两种以上“通常理解”的可能性，不具备适用不利解释规则的前提，故不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镇商终字第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重大疾病保险等寿险类保险合同中，由于保险期限较长，投保人可以分期缴纳保险费用。投保人未及时缴纳保险费的，此时合同处于中止状态。投保人向保险公司补交保险费及延期利息的，保险合同效力应即恢复，被恢复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应当从原合同中止之日起连续计算，而并非从补交保险费之日起重新计算。
摘要2：【裁判摘要】纵观本案，本案真正的争议焦点应是保险合同的复效期如何计算。对此本院认为：一、本案所争议的保险合同的复效期应从2011年3月14日起算。在主险的保险条款的合同效力恢复（复效）条款中规定“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恢复”，但对“合同效力恢复”确未作进一步解释。结合本案，投保人朱某才每年缴纳保险费的时间应是3月14日，人保扬中支公司给予投保人60日宽限期，即至5月13日为最后缴费期限，否则保险合同效力则处于中止状态。2011年3月14日，朱某才未缴纳当年保险费，朱某才于当年6月21日交纳了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及自2011年5月14日至6月21日止的利息，双方保险合同于交费当日效力恢复（即复效）。此处恢复的是因未及时交费而被中止的保险合同，被恢复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应当是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而保险人收取的也是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并且收取了延迟交费的利息。因此，2011年6月21日是保险合同恢复效力的时间节点，但恢复的是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之间的保险合同，复效之日应当从2011年3月14日计算。二、保险人认为复效应当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是错误的。1、如按上诉人的理解，复效应当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则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的就不是复效期，而是合同的重新生效，是新的保险合同，而复效恢复的则是被中止的合同的效力。2、如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复效期及复效观察期，保险人自2011年3月14日至2011年6月21日收取的保险费及利息则没有对应的义务。3、保险人收取了延期交费的利息，保险人并未因投保人的延迟交费受到损失；投保人交纳了延期交费的利息，应视为等同于投保人在宽限期内交纳了保险费用。三、在附加险的保险条款中，对复效未作解释，应当以主险的解释为准。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对有可能导致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付义务的相关条款未进行特别提示，且保险人对复效的解释与被保险人的理解又不一致，也与通常理解不一致。因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由保险人提供，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因此，被保险人被确诊患有CML疾病时已超过复效观察期，被保险人应当理赔。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31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认定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关键在于认定保险人是否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２）投保人在载有“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已提示说明”的声明中签章应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除非投保人能够举证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案涉保险单和投保单的特别约定条款均有“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确定，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700万人民币”的内容，该约定内容属于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认定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关键在于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投保单的特别约定内容均为加黑字体，华海公司通过对免责条款进行加黑的方式进行显著标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将免责条款和其他保险条款相区别，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存在。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原审据此认定华海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并无不当。永益公司主张特别约定内容的字体与保险单其他内容字体一致，与客观事实不符。另据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投保单前部载明“若您已填写投保单并盖章，将视为对条款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义务等内容)完全理解且无异议(其中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义务为加黑字体)”，投保单末尾用加黑字体载明“投保人声明：……本投保人已收到并详细阅读投保险种对应的贵公司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特别是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的提示和说明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也即案涉投保单已明确载明永华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以及说明，且永益公司对此完全理解，
摘要2：（续）永益公司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对此确认。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对于永益公司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当原则上认定华海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除非永益公司能够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用益公司主张投保单中的限额赔偿条款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在其加盖公章确认的情况下，其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应认定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鉴于永益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华海公司未履行提示以及明确说明义务，故原审认为华海公司已履行提示以及说明义务，认定700万元限额赔偿的特别约定免责条款有效，据此判令华海公司赔付永益公司保险赔偿金700万元，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