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600号
【裁判摘要】2005年2月6日，大明公司与方兴公司签订了《广东美洲原野山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2007年9月7日，大明公司函告方兴公司表示终止该合同。2011年本案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十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的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解释。故二审判决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不违反法律适用原则。并且上述司法解释自2009年5月13日实施，方兴公司未在该司法解释实施后的三个月内提出合同解除异议，二审判决据此确认方兴公司已经超过合同解除异议期，合同已经解除，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方兴公司认为二审判决认定方兴公司未在“三个月内提起合同解除的异议之诉”以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6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案外人异议之诉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诉讼，而欧锦赞在本案中提出的第一个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欧锦赞与百货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欧锦赞无需将承租的物业移交给华鸿公司”，并未主张对涉案物业的所有权，该请求属于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因租赁关系而主张的权利，与法院是否执行涉案物业并无直接关联，故欧锦赞请求在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中处理租赁法律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欧锦赞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410号
【裁判摘要】对于冯亚东的询问笔录，原审法院已经明确要求中建六局进行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根据相关情况和法律规定确定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期限，中建六局以对方举证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为由而拒绝质证，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原判决认定“由于该证据形成于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与本案事实相关，遂要求中建六局进行质证，并在中建六局坚持不予质证的情况下，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加以认定，并无不当”，并非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6号
【裁判要旨】法院指定举证期限不少于三十日的规定，适用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首次指定举证期限，对于此后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则不受该规定限制，人民法院可以依案件具体情形酌定。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该条款关于指定举证期限不少于三十日的规定，适用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首次指定举证期限。对于此后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则不受该规定限制，人民法院可以依案件具体情形酌定。一审法院于2013年3月22日第四次开庭时，西霞口船业增加其请求赔偿的金额，一审法院重新指定五日举证期限并无不当。西特福公司主张一审法院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少于三十日违反法定程序，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76号
【裁判要旨】举证期限系对当事人举证的时间限定，而非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限定，原告超过举证期限变更诉讼请求并不违法。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该条规定并未将原告诉讼请求变更时间限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前。举证期限系对当事人举证的时间限定，而非对一审程序中的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限定，故林某某、鑫海公司以林梅某超过举证期限变更诉讼请求为由主张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规定，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无须经过股东会决议程序，不涉及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林梅某及林某某均为鑫海公司的股东，系股东之间转让股权，而非对外转让股权，故林某某、鑫海公司以案涉股权转让因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而无效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及鑫海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均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订立时，林某某１、林某某２均系鑫海公司股东，均应当知道鑫海公司章程的上述规定，即鑫海公司为其股东担保应当经过鑫海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而不属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鑫海公司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提供保证未经股东会决议，故时任鑫海公司总经理的蒋某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上加盖鑫海公司印章的行为，超越了鑫海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权限，对此，林某某２应当知道，故该代表行为无效。蒋某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加盖鑫海公司公章的行为，不能对鑫海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故对鑫海公司有关其不应承担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保证责任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１】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效力，应结合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是否超越权限、相对人是否善意等进行综合判断。
【解读２】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无须经过股东会决议程序。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吉民申578号
【裁判摘要】涉案线路与潘国臣所有房屋均为不动产，本案案由应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本案中国网吉林公司已就不存在环境污染进行了举证，潘国臣并未提交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的证据，其再审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二审判决结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无
摘要1：【摘要】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是：
本案证据能够证实王某、朱某依承包合同取得使用权的果园林地系林场合法享有使用权的国有林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县政府在实施公共水利建设用地征用行政行为时，对王某、朱某合法承包林地果园未依法定程序进行征用而是强行推毁，违反了行政法律规定，系行政行为违法。再审判决以治理堤防工程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从而认定县政府造成王某、朱某承包地地上物损失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2053号
【裁判摘要1】《交强险条例》第２２条第１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道交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交强险条例》第２２条与自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的内容相比较，《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最明显的突破是保险公司先行赔偿的范围由“垫付抢救费用”变更为“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大大提高了赔偿数额，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故本案应当适用《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而非《交强险条例》第２２条。
【裁判摘要2】根据《交强险条例》第３条之规定，交强险中“第三人”的范围为被保险人、车上人员之外的受害人，即被保险人对之负有损害赔偿责任之人。上述受害人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时，可作为“第三人”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中规定的“当事人”应指在交通事故中受害的第三人和被保险人，并非包括诉讼中参加诉讼的全部当事人。本案中，李某某系在交通事故中受害的第三人，张某某系驾驶车辆的被保险人，其均可作为《道交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的“当事人”要求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先行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李某某的合理损失，但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对侵权人张文某享有追偿权。而作为另一侵权人之一的王某某在李某某提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并非交强险中“第三人”，亦非张文某驾驶车辆的被保险人，故其无权要求张文凯驾驶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向李某某的赔偿责任。但交强险中“第三人”的概念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多车事故中可存在不同的“第三人”，具体要视受害人的情况而定。若王某某在事故中受到人身伤害，其作为受害人起诉张文某要求赔偿其自身损失，则王某某即属于交强险中'第三人'。
摘要2：【裁判摘要3】《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王某某和张某某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侵权责任无需再论。李某某的伤害是因王某某和张某某相会追逐冲撞而造成，与王某某是否具有运营资格无关，即李某某的伤害与王某某的运营资格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即使李某某知道王某某无运营资格而搭乘车辆，也不属于侵权法中的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形。相反，若李某某明知王某某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车辆的驾驶资格而搭乘车辆或在此后的事故中唆使王建军追逐张某某的车辆，则李某某将属于侵权法中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形。但本案中，并不存在上述事实，故王某某以李某某搭乘其车辆存在过错为由上诉要求李某某自担部分损失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裁判摘要4】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犯罪是严重的、特殊的侵权行为，刑事诉讼法是专门规定此种侵权行为的法律，处理犯罪行为的赔偿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在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再适用民事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因上述《刑事诉讼法解释》已明确对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故本案中王某某已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亦是对李某某精神损害的抚慰方式，不应当再判决王某某赔偿李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判决王某某赔偿李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套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06）花法民一初字第1657号；二审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6号
摘要2：【摘要1】肇事车辆使用的车牌，可能是真实的车牌，亦可能是伪造的假车牌。如果该车牌是伪造的车牌，由于卢锵仪与肇事车辆毫无关系，显然其无须对肇事车辆造成孙国营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该车牌为真实的车牌，虽然卢锵仪没有及时办理车辆报废手续，对该车牌的流失有过错，但由于车牌的使用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且没有证据证实卢锵仪对于肇事车辆有实际支配地位或可以从该肇事车辆的运行中获得利益，故孙国营据此要求卢锵仪承担赔偿责任的，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若登记车主对车辆使用同一号牌知情，则该登记车主对使用同一号牌的车辆实际可以控制、支配，那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与登记车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则不管登记车主对使用同一号牌的车辆在运行中是否获得利益，登记车主仍应对车辆在运行中发生交通事故所致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登记车主对同一号牌被其他车辆使用不知情，则登记车主对车辆的运行无法控制和支配，更不能从中获益，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与登记车主不存在因果关系，若要求登记车主因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失公平。
摘要1：——套牌车投保商业三责险的法律后果
【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058号
【裁判规则】套牌车辆进行投保不符合保险利益原则，应认定套牌车所投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无效；在套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时，保险公司不用承担赔偿责任，而应由直接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本案中，张某实际控制并投保的车辆为套牌车，即通过使用他人合法登记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方式上道路行驶。由于套牌车未经合法登记，未经安全检验，违反一车一牌规定，属于违法车辆，依法不能上道路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本案肇事车辆属于禁止上道路行驶的非法车辆，故张某对该车辆上道路行驶不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不具有保险利益。虽然张某为该车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但因其对保险标的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亦未举证证实存在投保时已如实告知车辆属套牌车，保险公司仍承保的情形，因此，根据上述规定，本案所涉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鉴于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无效，受害人要求保险公司据此赔偿其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案应由侵权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一中民一终字第229号
【裁判规则】道路管理者对道路上排放的气体产生烟团导致交通事故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上诉人是公路的管理部门，虽公路边坡草坪起火原因不明，上诉人亦进行了巡查，而起火形成的烟团会影响驾驶人员的视线亦属客观事实，但在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力上所占比例，应依据发生的事故进行分析确定，事故认定书在事故形成原因及当事人责任或意外原因上没有认定上诉人在事故中的原因及责任，因此，边坡草坪起火形成烟团应属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被上诉人席松、李恒未确保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及过错亦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在无充分证据证实原因力大小的情况下，认定原因力相同为宜。故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席松、李恒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欠妥，本院予以变更为上诉人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席松、李恒各承担25%的赔偿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亦属赔偿范围，应由侵权责任人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人民法院仅判决上诉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应予以改判。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安市民终字第322号
【裁判摘要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及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实行10%免赔率的条款属于免责条款。对于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需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在本案中，中财保沙坪坝支公司提供的商业三者险条款，在免责免除部分虽然采取加粗方式，但通篇字体较小，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从《保险合同补充协议》上看，系中财保沙坪坝公司与重庆坤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不能证明是本案被上诉人港鑫公司或者港鑫公司万盛分公司所签，且该补充协议无签订时间，不能证明中财保沙坪坝支公司已经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虽然中财保沙坪坝支公司提交的投保单正本中加盖港鑫万盛分公司公章，但投保人声明是笼统免责声明，且系中财保沙坪坝支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未明确商业三者险中实行10%免赔率的概念、具体内容和法律后果。加之，在该投保单中显示投保不计免赔，中财保沙坪坝支公司在不计免赔特约条款中再设置“违反安全装载”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加重了投保人负担，有悖于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的合同目的。故对上诉人中财保沙坪坝支公司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2】关于案件受理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已经明确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中财保沙坪坝支公司亦在本案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内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分担各方当事人诉讼费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在本案中，虽然中财保沙坪坝支公司提交的商业三者险条款第七条第（七）项约定“仲裁或者诉讼费及其其他相关费用”不承担责任，但该条款同样位于“责任免除”项下，中财保沙坪坝支公司同样未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不生效，中财保沙坪坝公司应依法承担诉讼费。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琼民二终字第58号
【裁判摘要】首先，本案破产申请人招商集团是海南科达的债权人，被申请人海南科达是招商集团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权利人的主体适格。第二，招商集团向原审法院提交破产申请同时，提交了债权发生的事实、债权性质、数额、债务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多年没有进行经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等证据。第三，无证据证明招商集团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债权人借破产申请毁损债务人商业信誉，意图损害公平竞争的＂法律障碍。本院认为，招商集团的破产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以海南科达下落不明，无法对破产申请进行审查，无法进行破产清算、破产程序无法进行为由，从而裁定不予受理招商集团的破产申请，缺乏法律依据。原审裁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无
摘要1：【裁判摘要】电子政务有别于传统行政方式的最大特点，体现在行政方式的无纸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等方面。当事人在接受电子政务化的行政处理方式后，又以行政机关未向其送达书面处理决定书为由主张行政程序违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相关法律已明确规定招标业务的相关程序均在招标网上完成，被上诉人市商委已依法在招标网上公布了组织专家重新评标的质疑处理决定，又于重新评标后对重新评标报告予以网上备案，生成了载明最终中标人的中标公告。上诉人希优公司通过查看招标网上公布的上述内容即已知道被上诉人经过重新评标作出了维持原评标结果的决定。因此，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应直接向其送达针对质疑作出的处理决定的上诉意见，及其对于处理过程相关程序的质疑意见，因未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摘要2：【摘要２】《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关于“评标结果公示为一次性公示，凡未公示的不中标理由不再作为废标或不中标的依据”的规定显然只适用于第一次评标，并不适用于重新评标。设置重新评标这一程序的用意，就是完全不受第一次评标的影响重新作出评价，对于一个完全独立的重新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而言，其评审结果如果要受制于前一次评审结果，显然不合理，也与《13号令》的立法目的相违背。
摘要1：【案号】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平行终字第56号
【裁判摘要】本案起诉存在以下问题：一、其起诉状中诉讼请求是三项：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侵犯原告的宅基地使用权；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的宅基地约90平方米；3、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但起诉状的结尾却提出要求撤销关于张兰枝、郑海宇宅基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前后表述不一致。二、就起诉状中的三个诉讼请求来说，其第一个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侵犯原告的宅基地使用权”，其诉讼请求的表达方式无法律依据；其第二个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的宅基地约90平方米”，不属行政审判权限范围；其第三个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赔偿须以加害行为被确认违法为前提，且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据。三、就起诉状结尾提出“要求撤销关于张兰枝、郑海宇宅基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原告未提供曾经复议的相关证据。因此，原审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无
摘要1：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依法征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房屋过程中，如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没有达到补偿协议的，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价格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法律问题】当事人诉请确认行政机关依据批复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并未直接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批复提出诉请，是否可将批复认定为案件诉讼标的？批复本身的可诉性如何认定？
【法官会议意见】行政诉讼兼具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属性。在我国当前的行政诉讼实践中,原告方因自身诉讼能力普遍相对较弱,对法律的理解有所偏差，故而其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往往有失精准、恰当。对此，人民法院在确定诉讼标的时，不必完全拘泥于原告方在起诉状中对诉讼请求的描述，而是可以基于有效监督依法行政、实质化解纠纷、更好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因素考量，结合个案案情对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作一定的穿透理解。
【法律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强制拆除主体不明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法官会议意见】当事人起诉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只要提供证据初步证明被诉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系被告所为，即已完成对起诉条件的证明责任。例如，原告举证证明涉案项目由被告主持推进，被告设立临时机构负责项目开发和搬迁补偿工作。在没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系他人所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推定被告所为，符合法律规定。
【法律问题】在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强制拆除房屋过程中,公安机关对相对人实施强行带离行为的，适格被告如何确定？强行带离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
【法官会议意见】在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拆除房屋过程中，公安机关在现场仅负责治安秩序、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不是强制拆除行为的适格被告。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公安机关属于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对强拆过程中实施的其职权范围内的强行带离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是被诉强行带离行为的适格被告。公安机关的强行带离行为不同于强制拆除行为，对其合法性应予以审查。
摘要2：【法律问题】征收补偿过程中对行政机关超征收范围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是否可以一并予以行政补偿。
【法官会议意】国有土地上征收范围应当根据红线确定的范围为依据,征收补偿决定按照征收决定确定的范围，认定安置补偿范围。但是，实际征收过程中，超过征收范围的部分建筑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使用，已经丧失财产价值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一并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行政补偿。
【注解１】被征收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还能否就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诉讼？｜（１）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不包括因违法强制拆除可能给被拆迁人造成的不应有的包括屋内动产在内的其他人身、财产损失，被征收人可在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取得相应的赔偿，该利益独立于合法征收行为产生的补偿利益；（２）被征收人即使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也依然与可能存在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适格原告就此提起行政诉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72号
【注解２】被征收房屋产权存在争议情况下如何进行补偿安置？｜在被征收房屋产权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征收管理部门不能与争议的任何一方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只能由作出征收决定的人民政府依法对被征收的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将征收补偿款及补偿安置房屋予以提存。——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293号
【注解３】（１）征收过程中合法被征收房屋在未得到补偿的情况下被违法拆除的，被征收人既可以选择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补偿，也可以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行政赔偿。——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389号；（２）认为案涉房屋被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后，要求补偿安置的前提已不存在，只能通过行政赔偿程序或者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269号
【注解４】行政机关因违法强拆除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补偿的标准｜根据因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补偿的基本原则，行政赔偿应当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注解５】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可以作为赔偿计算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69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2号
【裁判摘要】
一、合同约定生效要件为报批允准，承担报批义务方不履行报批义务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人获得利益以善意相对人丧失交易机会为代价，善意相对人要求缔约过失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除直接损失外，缔约过失人对善意相对人的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应予赔偿。间接损失数额应考虑缔约过失人过错程度及获得利益情况、善意相对人成本支出及预期利益等，综合衡量确定。
【摘要１】当事人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应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实现诚实守信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保障。通过要求缔约过失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填补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以敦促各类民事主体善良行事，恪守承诺。通常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人对善意相对人缔约过程中支出的直接费用等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即可使善意相对人利益得到恢复。但如果善意相对人确实因缔约过失责任人的行为遭受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则缔约过失责任人也应当予以适当赔偿。一方面，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损失”并未限定于直接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在报批生效合同当事人未履行报批义务的，如合同尚有报批可能，且相对人选择自行办理批准手续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办理报批手续，并由缔约过失责任人赔偿相对人的相关实际损失。上述规定均未排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缔约过失责任人对于相对人客观合理的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是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应有之义。虽然交易机会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对相应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存在影响，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予以确定，但不应因此而一概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的间接损失赔偿责任。
【解读１】《商业银行法》第２８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条规定的批准对象是股权“购买”行为即股权转让行为（而非权利变动），故批准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未经批准的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
【解读２】金融企业国有股权转让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事项，因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构成缔约过失。
摘要2：【摘要２】标榜公司存在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标榜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实际系丧失取得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所带来的损失。所谓机会，是指特定利益形成或者特定损害避免的部分条件已经具备，但能否最终具备尚不确定的状态。而所谓机会损失，则是当事人获取特定利益或避免特定损害的可能性降低或者丧失。一般而言，在交易磋商阶段，合同是否能够订立以及合同订立所带来的交易机会能否最终实现均属未知，故此时交易机会尚不具有可能性。但如果双方已经达成合意并签订合同，在合同生效要件具备前，双方的相互信赖的程度已经达到更高程度，因信赖对方诚实守信的履行相关义务从而获取特定利益的机会也具有相当的可能性。此时，如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守信履行报批义务，其应当预见对方因此而遭受损失。
【摘要３】关于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的数额认定问题。结合本案事实，对标榜公司因合同未生效导致交易机会损失数额，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予以确定：首先，鞍山财政局的获益情况。如前所述，鞍山财政局违反诚实信用，以2.5元/股的价格将涉案股权另行出售，其所获得的0.5元/股的价差，系其不诚信行为所得。标榜公司丧失涉案股权交易机会的损失数额，可以以此作为参考。其次，标榜公司的交易成本支出情况。因涉案合同未生效并已解除，标榜公司未实际支付对价，亦未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其主张应当以鞍山财政局转售股权价差的全部作为标准进行赔偿不符合本案情况，不应支持。本案中，即使标榜公司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因双方合同对股权再转让有期限限制的约定，故约定期限届满之后，涉案股权价值是涨是跌，尚不确定。另外，标榜公司虽丧失购买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但并不妨碍其之后将资金另行投资其他项目获得收益。综上，对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本院酌定按鞍山财政局转售涉案股权价差的10%予以确定，以涉案股权转售价2.5元/股减去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价2元/股乘以22500万股再乘以10%计算，即1125万元。该损失应由鞍山财政局予以赔偿。
【解读３】违反国有金融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属于”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构成缔约过失。
【解读４】本案裁判结果突破一般缔约过失案件过错一方仅赔偿另一方实际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特别是可得利益的做法，在特定情况下对于明显违背诚实信用的一方应当赔偿另一方的部分可得利益（交易机会）损失。
摘要1：【裁判摘要】诚实信用原则是行政允诺各方当事人应当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在行政允诺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赋予行政主体在解除和变更中的相应的优益权固然必要，但行政主体不能滥用优益权。优益权的行使既不得与法律规定相抵触，也不能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违背。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允诺后，在与相对人发生行政争议时，对行政允诺关键内容作出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随意解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摘要1：【摘要】司法实践对“索爱”等商标俗称的保护，或者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存在合法但不合理的困境，难以实现经营者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有效平衡。而商标被动使用的应对并不是合理的制度选择。按照“谁使用谁享有商标权”的正义理念，社会公众作为此类商标的使用人，自然应享有基于商标俗称而产生的相关民事权益，成为此类商标的权益主体。对于第三人恶意抢注公众使用商标的，任何人可以依据《商标法》第41条的规定请求撤销，或者以利害关系人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公众使用商标所识别的相关经营者也可以基于公众使用商标与自己享有的注册商标、企业名称等商业标志构成相似为由，请求撤销第三人抢注的商标或者提起民事诉讼，保护自己商誉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对公众使用商标的间接保护。本文荣获2012年上海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优秀论文奖。
摘要2：无
摘要1：【阅读提示】以争议商标的注册侵犯在先著作权等为由提起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的期限应如何计算？
【裁判要旨】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等规定，以争议商标的注册侵犯在先著作权等为由提起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应当自该注册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提出；关于商标法规定的五年期限应自2001年12月1日商标法生效之日起计算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
【案号】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行初字第404号；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行终字第381号行政判决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07)行监字第31-1号
摘要2：无
摘要1：福建高院公开发布2017年度福建法院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判决书(2017)闽执复58号
【裁判摘要1】在执行程序中，对执行余款（含一般债务利息及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确认是执行法院的职责，若需委托具有专业技能的机构进行计算，其计算结果也应由执行法院确认，并据此基于执行。因此，不能仅以受托机构是否有资质而认定《专项审计报告》是否可予采用，应对报告的依据资料、计算方法、计算结果等问题进行审查。
【裁判摘要2】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厦门海事法院在异议审查中，针对被执行人毅成达公司的异议请求，对受托会计师事务所所作出的福中浩专审字（2016）SZ105号《专项审计报告》，能否作为（2014）厦海法执行字第170号案件后续执行利息的依据进行审查，认为其在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方法及被执行人清偿债务的抵充顺序计算上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所计算得出的执行余款缺乏法律依据，不宜作为该院（2014）厦海法执行字第170号案件执行余款的依据，并据此作出裁定撤销了该执行行为。该审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复议申请人景涛公司所提的复议理由，与本案的审查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裁判要旨】一是明确了对执行余款的计算确认是执行法院的职责。法院可以委托专门机构对执行余款进行审计，但审计结果是否正确应由法院审查。审查的内容是报告的依据资料、计算方法、计算结果、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等问题，而不能仅以专门机构是否具有资质来进行认定；二是系统梳理了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标准。被执行人的履行期限横跨2014年8月1日前后。该日之前，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适用法律应为2009年5月18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而该日之后，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适用法律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个规定无论在计算标准还是清偿抵扣顺序上均有不同规定。会计师事务所正是忽略了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未分别适用两个规定，导致最终计算结果有误。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桂12民终1051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兰××对其主张大化供电公司安装的电表起火引燃其房屋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大化供电公司在履行供电义务上存在瑕疵，但并无证据证实蓝××房屋被烧是该瑕疵所致，且《火灾事故重新认定书》关于起火原因的认定中，认为起火部位为房内，而电表安装于房屋外墙，因此，一审结合该认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驳回兰××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蓝××请求大化供电公司赔偿其房屋及财产损失150000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87号
【提示】执行申请人可以选择执行已经设定抵押的财产或者被执行人所有的未设定抵押的财产。
【裁判摘要】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设定抵押权，是为了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以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其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但抵押权的设立并不意味着债务人仅在抵押财产范围内对债权人负清偿义务，债务人的全部财产除依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豁免执行之外，都应当是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申请执行人既可以申请执行已抵押财产，也有权申请执行被执行人的未抵押财产。本案中，执行法院对赛诺公司名下的其他可供执行的包括土地、厂房在内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不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而且是为保障申请执行人实现其合法权利应尽的职责。因此，赛诺公司认为申请执行人在对特定财产设定抵押后即丧失了对被执行人名下其他财产申请执行的权利、执行法院只能在设定抵押的财产范围内进行执行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328号
【裁判摘要1】关于《修正结算报告》是否能作为结算依据的问题。就鑫臻公司主张的《工程结算编制协议书》约定结算编制与审核均由三力公司完成，不符合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标准规定的问题。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制定的《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不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是否违反该规程，不能作为认定案涉《修正结算报告》是否可以作为结算依据的法律依据。而且根据该规程第1.0.5条的规定，“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和专业人员不得接受同一项目工程结算编制与结算审查的委托”，系为了确保工程结算编制与结算审查的相对独立性。本案不存在三力公司进行案涉工程结算编制的同时或嗣后又进行该工程结算审查的情形，三力公司系受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就案涉工程结算价款出具《修正结算报告》，以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不属于上述编审规程所禁止的情形。
就鑫臻公司主张《修正结算报告》上没有编制人、复核人签字的问题。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有企业名称、资质等级及证书编号的执业印章，并由执行咨询业务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就此问题，三力公司在向普定县住建局作出的情况说明中称，由于本案并非司法鉴定，其系按照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制定的《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的规定要求用章。《修正结算报告》在签章上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作为证据证明力的结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或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只有在鉴定结论存在严重缺陷或者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人员或机构不具备相关资格等情况，致使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情形，对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方应准许。仅因上述签字盖章瑕疵，不足以推翻《修正结算报告》结论，不能因此全面否定该报告的内容。
摘要2：【裁判摘要2】综上，双方当事人抽签选定三力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编制，符合《纠纷处理协议》的约定。虽然在结算初步成果作出后，鑫臻公司提出的异议未经全部核对，但在本案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通知三力公司到庭，并向鑫臻公司释明，可以将其针对《修正结算报告》的异议提出，由三力公司接受质询并进行补充修正，但鑫臻公司明确表示不认可该报告、不愿意逐项核对、拒绝对该结算报告进行补充修正。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将《修正结算报告》认定为双方结算依据并无不当。本案一、二审期间，鑫臻公司既未申请就双方争议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亦未就《修正结算报告》申请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予以修正。鑫臻公司于二审中提出的专家证人意见及相关证据，不足以推翻《修正结算报告》，故对鑫臻公司基于上述申请再审理由，提出《修正结算报告》不应作为认定案涉工程结算价款依据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原审判决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解读】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未按《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进行签章，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否定其证明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84号
【裁判摘要】《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所称的“低于成本”，是指低于投标人的为完成投标项目所需支出的个别成本。每个投标人的管理水平、技术能力与条件不同，即使完成同样的招标项目，其个别成本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个别成本与行业平均成本存在差异，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正常现象。实行招标投标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投标人之间的竞争，特别在投标报价方面的竞争，择优选择中标者，因此，只要投标人的报价不低于自身的个别成本，即使是低于行业平均成本，也是完全可以的。本案中，苏州市姑苏工程造价事务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书系依据建筑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工程定额标准和价格信息编制的，反映的是建筑市场的社会平均成本，不能等同于百盛市政公司的个别成本，百盛市政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合同约定价格低于其个别成本，故百盛市政公司所称合同约定价格低于其成本价无事实依据，其主张案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因此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民终字第12号
【裁判摘要】根据信某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黄冈中学广州学校一期工程施工图所包含的工程内容的相应工程造价为72800976.25元，与工程招标时的工程量清单4650.11万元差异部分的工程造价为26299900.32元，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量达到56.55%。关于双方当事人在涉案工程发生清单漏项漏量中的过错问题，一审对此进行了详细、充分的论述，本院赞同并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作为招标方式属现行招标的主要形式，鉴于建设工程清单确定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招标人确定的工程量清单难免会出现漏项漏量的情形，招标人和投标人可以对这种漏项漏量的风险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分配。但这种漏项漏量应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发包人和承包人在招投标过程中应本着诚信原则，尽量减少漏项漏量的发生，以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发包人未履行其作为招标人编制工程量清单的审慎义务，将超过合理范围之外的漏项漏量责任全部归由承包人承担，不仅有违《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规定，也有违诚信原则。承包人作为专业的建筑公司，亦应审慎核实招标人编制的工程量清单，及时指出工程量清单中的漏项漏量情况，如果对于超过合理范围之外的漏项漏量未能发现和指出，不仅与其专业建筑公司的能力水平不符，也有违诚信原则。本案中，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量达到56.55%，显然已超出了建设项目漏项漏量的合理范围，表明双方在涉案工程招标中不仅存在过错，也未遵循诚信原则参与招投标。因此，一审判令黄冈中学广州学校向广州二建公司补偿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量差价12306000元，既考虑了双方的过错程度，又有利于弘扬诚信原则，本院予以维持。黄冈中学广州学校上诉主张其不应补偿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量差价和广州二建公司上诉主张其应获得工程量清单漏项漏项的全部差价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否合法对中标结果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违反该效力性的中标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前述专家由招标人从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确定。上述规定目的是为了保证中标结果的公正性，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否合法对中标结果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第一次招标由黄冈中学广州学校自行办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按照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组成合法的评标委员会，据此其确定广州二建公司作为中标承包人违反招标投标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双方分别于2010年10月22日和27日签订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以及《补充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9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
涉案工程于2013年11月15日即已通过竣工验收，金盛公司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为2013年11月15日至2014年5月14日。2014年3月14日双方签订《工程决算书》。即使按照原审法院意见以工程价款结算之日起算，金盛公司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亦在2014年9月13日之前。金盛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优先受偿权时，已超过六个月期限。因此，一审法院以工程价款决算日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之日，并认定金盛公司主张权利未超过法定期间，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二审法院以符合合同法立法目的和公平原则为由维持一审法院判决意见，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054号
【提示】工程完工后结算未完成，不应起算工程价款的诉讼时效。
【裁判摘要】根据涉案《疏浚工程合同》的约定，“工程验收达到质量标准，并办理完成工程结算，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剩余的工程款。”2011年6月8日建隆船务公司和洪瑞港航公司签署的《建隆工8中间结算单》，主要对建隆船务公司完成的工程量及洪瑞港航公司支付加油款的金额进行确认，后期扫浅问题属于待定事项，并非洪瑞港航公司主张的涉案工程最终完工结算单，双方对建隆船务公司的工程款项没有明确约定支付期间。洪瑞港航公司依据该结算单签署日期确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114号
【提示】工程价款已确定但付款期限不明的，承包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付款义务。
【裁判摘要】由于湖北三建公司与集邮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集邮公司也未证明双方约定过支付工程款的时间，在双方就付款时间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湖北三建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在湖北三建公司向集邮公司主张权利时，本案方可计算诉讼时效，故二审判决认定湖北三建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管辖错误以及审限的问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法定再审事由，故集邮公司以上述理由申请再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20号
【裁判摘要】鑫丰公司承包民和县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工程安置房工程后，与刘建民签订《幢号承包责任制合同》，刘建民实际负责鑫丰公司该项目6号楼、7号楼、8号楼的施工。对此节事实，鑫丰公司无异议。鑫丰公司虽称其与刘建民之间是分包关系，但刘建民个人并无工程建筑的施工资质，鑫丰公司应当知晓刘建民只能以鑫丰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而对华瑞公司而言，到工商管理部门核实签章的真实性并非签订合同的必要环节。华瑞公司根据“合同、付款协议、以及现场勘查”，已有理由相信刘建民具有鑫丰公司的授权，华瑞公司已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刘建民以鑫丰公司6号楼、7号楼、8号楼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鑫丰公司承担。“合肥鑫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6号楼、7号楼、8号楼项目部合同专用章”具体的刻制、加盖问题对本案并无实质性影响，鑫丰公司主张本案应当“先刑后民”，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