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4844号
【裁判摘要】本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股东是否实际出资、是否享受分红、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事实，并不具有公示性，不具有使第三人信赖的外观特征，公司债权人或者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了解，在客观上也无法调查。因此，在本案讼争事项实际已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上述事项不应作为判断顾某某股东身份的依据。从法律相关规定看，股东不出资或其他出资瑕疵行为只是会导致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现行法并未规定股东出资瑕疵或未出资是否定股东资格的法定理由。从逻辑上讲，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身份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身份的条件或原因。股东应当享有股东权利，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没有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人就不是公司股东。顾某某以未参与公司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为由否定其股东身份也缺乏充分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沪一中民五(商)初字第106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争的拆迁补充协议签订于2002年12月31日，第三人对其损失提起诉讼的时效应至2004年12月31日止。原告起诉至本院时已是2004年12月15日，第三人起诉的诉讼时效即将届满。这也反映第三人怠于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故本院认为，原告作为第三人的股东，在其认为第三人利益受到侵害，而侵权方涉及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导致第三人实际已无法行使诉权，同时又面临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紧急情况下，原告可以提起代表诉讼。
摘要2：
摘要1：【摘要】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收到承包人要求行使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建设工程优先权申请的，可分两种情况予以处理：
一是如果被执行人对其申请的工程款金额无异议，且经法院审查承包人提供的建设工程合同及相关材料合法有效，亦未发现承包人和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应准许其优先受偿；
二是如果被执行人对其申请的工程款金额有异议，法院应当告知承包人另行诉讼，但法院对工程变价款的分配程序须待诉讼有结果后方可继续进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98号
【裁判要旨】发包人与承包人订立合同之时即应知晓其资质等级，在合同履行完毕且工程验收移交之后又以资质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严重有悖诚信。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首先，瑞溪公司以博特公司无设计、总承包资质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一组资质查询结果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新的证据，拟证明因博特公司与博特技术公司不具备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或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一级资质，案涉合同无效，应承担过错责任。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009年9月，瑞溪公司与博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博特技术公司签订《工程总包合同》，约定修建水泥生产线工程。2011年6月，生产线点火成功。2011年12月，生产线工程通过业主方验收，并移交进行试生产。2012年1月，瑞溪公司接收移交内容。2012年3月，第三方质检单位出具《检验报告》，结论为：本案工程生产的水泥合格。故双方订立合同并已实际履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瑞溪公司举示了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但并未主张并举示证据证明博特公司承建工程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与博特技术公司订立合同之时即应知晓其资质等级，在合同履行完毕且工程验收移交之后又以资质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严重有悖诚信，不能得到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框架协议书，应根据该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影响了中标结果认定施工合同的效力。
【裁判摘要1】本案中，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了《建筑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投标方案等内容，未载明开工时间，合同条款中还存在大量不确定的约定,如关于施工内容，双方约定“具体规划指标与建设内容以政府相关部门最终的批复文件为准”，关于合同概算，双方约定“项目建筑施工总概算约人民币叁亿元，具体概算数值待规划文件，设计方案确定后双方另行约定”。《建筑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相关手续，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华诚房地产公司虽称其自身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致使中标无效，但该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影响了中标结果，华诚房地产公司未予以证明。本案亦不存在因招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致使相关人员被追责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真实有效，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2】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重要目的在于防止因为无效合同的履行给国家、社会以及第三人利益带来损失，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和公共道德。而本案中，华诚房地产公司作为违法行为人恶意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如支持其诉求，意味着体现双方真实意愿的合同约定不仅对其没有约束力，甚至可能使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这将违背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宗旨，也将纵容违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使合同无效制度沦为违法行为人追求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的手段。综上。华诚房地产公司在二审中主张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该主张有违诚信原则，故，华诚房地产公司关于其与铁建大桥工程局于招投标前就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导致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687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为了规避国家税收监管，故意隐瞒房屋真实交易价格签订的“阴阳合同”，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价格条款无效，但该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门的效力，当事人以逃避国家税收为由，要求确认买卖合同全部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关于王×与吕某某采取阴阳合同的方式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事宜。根据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王×与吕某某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存在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合同。关于王×与吕淑芳为规避国家税收监管，在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时隐瞒了真实交易价格（即280万元），将交易价格仅写为64万元的行为，显属不当。但该行为只会导致《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价格条款的无效，而该条款的无效并不必然导致整个合同的无效。现王×以逃避国家税收为由，要求确认《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全部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参考意见（2016年）
【目录】1【婚姻无效的审理】2【婚姻登记被撤销的财产、子女问题处理】3【协议登记离婚瑕疵的主管】4【亲子关系确认之诉问题】5【受欺诈抚养的赔偿】6【抚养问题处理】7【离婚诉讼中的收养关系问题】8【离婚后探望权的确定与中止】9【探望权特殊范围】10【抚养费的范围与计算】11【赡养案件当事人范围】12【婚前财产形态变化不影响性质】13【“孳息”、“自然增值”范围的界定】14【因伤获得的保险金、残疾赔偿金性质】15【买断工龄款的性质与分割】16【财产约定的特殊形式】17【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提起财产约定之诉】18【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19【离婚案件中的股权分割处理】20【股权价值的确定】21【具特殊人身性股权的分割】22【股东为夫妻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夫妻二人及其他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割】23【一人独资公司的分割】24【股东为夫妻中一人及其他人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割 】25【《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与《公司法》条文冲突问题】26【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确定】27【婚后父母部分出资购房的认定】28【婚前借款买房婚后共同偿还的处理】29【有婚意的婚前购房】30【一套住房处理】31【成本价购买公房的分割】32【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的分割】33【标准价购买公房的分割】34【约定服务条件房产的分割】35【小产权房分割】36【公房承租权的分割】37【优惠购房权性质与折算】38【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区分标准】39【因侵权产生债务的性质】40【大额债务凭据的认定】41【生效判决书所确定债务的认定】42【债权确定时间与性质认定】43【彩礼问题】44【同居关系解除后财产分割原则】45【离婚协议约定赠与之撤销权限制】46【婚内人身损害赔偿】47【离婚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损害赔偿】48【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处理】49【在中国有经常居住地的外国人间离婚案件管辖】50【涉外婚姻案件准据法问题】51【离婚案件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处理】52【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离婚案件的代理问题】53【缺席审理离婚案件的处理】54【非法音像证据的排除】55【审判与执行衔接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48号
【裁判要旨】政府与他人以固定收益加分成模式进行土地一级开发所签订的投资协议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双方签订的《土地整理协议》和《投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认为该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从两份协议的性质分析，双方签订的《土地整理协议》和《投资协议》，性质应为投资协议。名义上是土地整理，实际上是千易公司与镇政府之间约定固定收益加分成模式的土地一级开发市场的投资模式。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所有的探矿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之规定，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作为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以实际支付8790345元的价款转让给内蒙小红山源森，转让价款明显低于涉案探矿权前期完成的勘查投入，损害了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香港森源对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签订的《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定代表人低价转让公司财产给其关联公司，股东可诉请确认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２】未经股东会同意，法定代表人将公司财产低价转让给关联公司的合同无效。
【解读３】（一）基本案情：（１）青海森源取得探矿权，法定代表人梁某某，香港森源为唯一股东；（２）青海森源董事会决议将探矿权转让给即将成立的小红山森源，香港森源作出董事会决议罢免青海森源所有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人但未办理工商登记；（３）梁某某成立小红山森源，梁某某为法定代表人，青海森源与小红山森源签订《探矿权变更协议》约定青海森源将探矿权变更为小红山森源，转让价８００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４）香港森源起诉请求确认《探矿权变更协议》无效，一审判决支持无效，二审驳回无效的诉求，再审判决无效。（二）裁判理由：（１）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公司对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其作为青海森源和小红山森源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低价转让给小红山森源，损害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香港森源根据《公司法》第１５３条之规定，股东可以对董高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直接提起诉讼；（２）《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规定应属无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香港森源利益）。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新民二终字第15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所享有的股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可以自由转让，享有采矿权的公司股权也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均不禁止股权受让人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成为享有采矿权的公司股东的行为。故，目前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享有采矿权的公司股东转让其股权。因此，本案所涉由金特公司以谢某某名义与华泽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有效。原审人民法院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错误。
摘要2：
摘要1：——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签订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民一终字第４６号民事判决书
【来源：《民事审判指定与参考》（总第５０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５－１３７页】
【法理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具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由于恶意串通属于当事人双方之间主观内心动机的活动，审判实践中难以判定，只有通过对案件客观事实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来判断当事人的主观真意。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 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出让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让方均要求履行合同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已经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二）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三）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又未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先行支付土地转让款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和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四）合同均未履行，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受让方请求履行合同的，应予支持。
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解读１】
（１）湘天公司与嘉福公司的合同订立在先，在嘉福公司按约履行后，湘天公司并未按约履行；
（２）湘天公司与江浙公司的合同订立在后，在江浙公司未付款的情况下，湘天公司确已将土地交付给江浙公司。从外在形式上看，江浙公司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出让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让方均要求履行合同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二）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
（３）但从查明案件事实内在关系的逻辑分析判断，从湘天公司与江浙公司之间发生的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交付土地、办理土地过户手续等一系列的案件事实表明，湘天公司与江浙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嘉福公司利益的行为。
【解读２】恶意串通构成要件：（１）当事人之间均明知存在某种情形；（２）合同当事人为一方一己之私利而相互串通，其后果是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摘要1：——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债权的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债权人的债权系经过公开审理确认的债权，在此情况下，行为人与原债务人恶意串通，通过合同方式转移原债务人财产并使原债务人完全丧失偿债能力，且财产已无返还可能和无折价补偿的现实基础，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判令行为人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立法本义。
【案号】一审：（2018）渝0104民初2534号；二审：（2019）渝05民终3880号
【裁判摘要】案涉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能信公司合法权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由于兴兆海公司与元尚元公司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更符合法律正义。又因元尚元公司与兴兆海公司行为产生了如下结果：元尚元公司取得了原属于兴兆海公司的在建建筑物并同时获得了其他利益；案涉在建建筑物返还不能和估价不能；兴兆海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能信公司债权从兴兆海公司处无实现的可能。因此，只有判令元尚元公司对能信公司承担直接赔偿责任，才能有效保护能信公司的合法权益和惩治兴兆海公司与元尚元公司的恶意行为。
摘要2：【法条链接】《合同法》第五十九条【恶意串通获取财产的返还】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0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约定800万元股权转让价，目的在于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规避国家有关税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正确。但该两份协议中体现的当事人转让与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客观事实，当事人将该意思表示延展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股权转让。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系围绕转让新鸿基公司全部股权展开，包括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办法、受让方的股权比例分配、定金条款、公司项目资料、公章等财产的移交、新鸿基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违约责任等等。原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正确。
【裁判摘要２】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蓝某某、张某通过签订一系列案涉协议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从而达到开发土地并获利的最终目的，因而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第一条首先约定了“项目概况”，但这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案涉土地原由案外人燕子岩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至2010年4月14日，四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至新鸿基公司名下，并由新鸿基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展“在水一方”项目建设。两年后的2012年11月，本案双方当事人才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因此，违法办理土地更名问题存在与否与蓝某某、张某签订案涉协议是否受欺诈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土地更名中的问题因属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范畴，不能成为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且蓝某某、张某未提供案涉土地违法更名的相应证据，故蓝某某、张某以案涉土地违法更名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实质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土地的价格为每亩80万元，新增土地待取得土地证后另行计算，仍按每亩80万元交易”，当事人如此约定，实质是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雷某某等四人作为新鸿基公司原全体股东，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签订主体，其签订协议的行为当然代表了新鸿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3909号
【裁判要旨】公司高管违反自我交易禁止规则与公司进行股权交易，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但是交易双方恶意串通，具有不正当目的，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高某林系恒远公司和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远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没有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在高某林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就获得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的股权。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高管，违反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远公司的忠实义务。宋某芳作为高某林配偶，不是恒远公司的股东、在恒远公司也没有任职，却直接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并代表恒远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恒远公司公章，将恒远公司股权转让给高某林。根据高某林对于股权转让目的的陈述可以看出，高某林和宋某芳转让恒远公司股权存有不正当目的。鉴于高某林与宋某芳系夫妻关系，二人对于该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恒远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除了约定了转让的股权数量之外，对于股权的转让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约定由双方自行决定。但是至今双方也没有就上述事项进行约定，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与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配偶宋某芳实施的股权转让行为必然损害恒远公司及恒远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结论正确。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以返还。因为百瑞公司出现增资行为，百瑞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增加至56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某林返还恒远
摘要2：（续）公司曾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忽视了百瑞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这一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而不应认定返还73.85%的股权。
【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1民再147号
【摘要】再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因为高某林对百瑞公司增资行为发生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后，一审判决高某林将增资部分一并向恒远公司返还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改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１】违反自我交易的法律后果是《公司法》第１４８条第２款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公司法》第１４８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因此，不能以自我交易来判断行为效力，判断自我交易行为效力的依据是《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受让方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但股权受让方认购的新股不属于返还的股权收益。因此，法院判决受让方返还的股权应当用出资额而不是股权比例来表述。
摘要1：【案号】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2民终1777号
【裁判要旨】在没有证据证明股东代持的情况下，夫妻一方无偿转让股权行为符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公司股东代非股东收购公司股权行为的效力认定
关键词：优先购买权；股权收购；有限公司人合性
【裁判要旨】《公司法》为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赋予股东在股权收购上有优先受让的权利，而股东规避其他股东行使其优先购买权而以公司股东的名义代非股东收购公司股权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相关规定，具有实质违法性，应当认定无效。
【案件索引】一审：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5）麒民初字第188号（2015年8月27日）；二审：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3民终字第366号（2016年5月17日）
摘要2：【解读1】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为了规避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恶意串通，以公司股东名义代为购买股权，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解读2】为规避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股东代非股东购买公司股权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解读3】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21条规定，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的其他股东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同时，必须主张优先购买权；如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过户前的，其请求不应支持。
【解读４】对于股权受让方仅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权转让人未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不足以认定为《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的恶意串通。
摘要1：解答：为规避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股东代非股东购买公司股权，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股权转让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津民申1745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事实的问题。再审申请人赵某某１与被申请人赵某某２是兄弟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借名买房的书面协议。但是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涉诉房屋的买卖合同中“赵某某２、赵某”的签名系被申请人赵某某２亲笔书写,涉诉房屋的首付款、按揭贷款、物业费、取暖费等费用均由被申请人赵某某２支付,涉诉房屋的买卖合同、契税发票、维修基金收据、还贷手续、原始房屋产权证等均由被申请人赵某某２持有,且房屋交付后由被申请人赵某某２进行装修并居住至今。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为被申请人赵某某２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以上事实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赵某某１、赵某主张包括购房款、取暖费、物业费等费用均系向被申请人赵某某２所借,双方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借名买房的效力问题,本案的诉争房屋性质属于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并非禁止流通物,现诉争房屋的契税缴纳已满五年,已经取得了上市交易的条件。在符合交易条件并缴纳税款后进行交易,并不会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双方借名买房应属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初字第2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大股东如果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影响小股东的个人利益，为小股东增设义务或限制权利，应得到小股东的同意。因本案六次股东会决议是在股东周某某未参加会议，由他人伪造周某某签字做出的，事后周某某亦不予认可，故该六次决议并非周某某真实意思表示，侵犯了周某某的姓名权，干涉了周某某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思对公司事项进行表决的权利，进而侵害了周某某的增资优先认缴权，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被告吕某某及裕昌公司其他被告股东在本案六次股东会议分别召开时明知周某某未参加会议，不可能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仍表决通过了相关股东会决议，应视为被告吕某某及裕昌公司其他被告股东构成恶意串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因本案六次股东会决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为无效。原告周某某关于确认2007年5月18日，2008年3月28日，2010年6月29日，2010年8月11日，2011年8月11日，2013年11月27日裕昌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六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公司股东会决议被确认无效后，对公司内部关系具有溯及力，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应回归到决议作出之前的状态。本案被认定无效的六次股东会决议内容均系公司增资，故该六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后果应是恢复至2007年5月18日第一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作出之前公司的注册资本状态与当时股东的持股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因此，被告裕昌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至2007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作出之前的状态。
摘要2：【解读】大股东形成的为小股东增设义务或者限制权利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43号
【裁判要旨】为阻却法院强制执行而倒签虚假房地转让协议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解读】为躲避法院强制执行而倒签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87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所谓恶意串通，通常是指当事人为了谋取私利，相互勾结，采取不正当方式，共同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第三人请求确认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无效，应由提出请求的第三人就恶意串通和利益受损这两方面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恶意串通反映出当事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而第三人以此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影响较大，故法律上科以第三人较一般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更高的举证证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就本案而言，重庆拓洋请求确认《质押合同》因当事人恶意串通而无效，本院认为其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证明义务，可以确信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和第三人损害事实的存在。首先，本案证据足以让人相信，《质押合同》系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而订立。．．．．．．综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本院确信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并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二者串通的目的是将五岳公司仅剩的无权利约束的深华新公司3963万股股票质押给利益关联人李某，防止五岳公司的有效财产被包括重庆拓洋在内的债权人强制执行。．．．．．．由此可见，李某和五岳公司订立的《质押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重庆拓洋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质押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
摘要1：解答：（１）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为建设工程价款，包括成本、利润和税金；（２）但不包括工程价款利息、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金等。
摘要2：【注解１】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１）全部建设工程价款均可优先受偿（而非限于承包人的劳务承包或者承包人实际投入建设工程的成本）；（２）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不能优先受偿；（３）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不能优先受偿；（４）发包人从建设工程价款中预扣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可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５）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费用不能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费用显然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
【注解２】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费用能否优先受偿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采纳否定说：一是《合同法》第２８６条规定建设工程的价款优先受偿，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费用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２１条规定：“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并未将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费用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部分。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将承包人的利润纳入优先保护的范围，利益的天平已经倾向于承包人一方，不宜将其保护范围再扩大，否则会损害抵押权人等第三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４４２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080号
【裁判要点】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取得股东资格需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认缴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状况的记载和证明。
2.为了防止股东出资后又抽逃出资导致公司实有资本减少，损害公司及第三人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及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及在报纸上公告，并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股东向公司提出退回出资，属于公司减资。未经上述法定程序减资的，仍以工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本认定公司资本。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102号
【裁判要旨】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时，要判断原法定代表人是否为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本案中，申诉人提交的证据确认徐某与王某某于2018年10月26日签订的铭友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故唐山中院执行异议、河北高院复议裁定书中认定的“徐×已不是铭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给现法定代表人王××，并有证据支持”的裁定依据已发生变化。执行异议及复议裁定驳回吉利木业的异议、复议请求确有不当，应予撤销。执行法院应根据案件执行情况，决定对徐某是否继续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045号
【裁判摘要】股权不单纯是财产权，而是具有财产性权利和人身性权利的复合体，股东身份权应当由持股一方单独行使，其中的财产性权利只有当股权变现时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方单独进行的股权转让、质押系有权处分，在没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等事由时，相关股权转让、质押合同应为有效。本案中，方盛制药股票一直登记在方某某名下，方某某与张某某离婚协议仅约定对股票暂时不作分割，张某某不是涉案质押股票外观公示的所有权人，方某某处分案涉股票无需取得张某某的同意。方某某将其持有的股票质押给天风证券，天风证券按约提供了初始融资额287,914,200.75元，天风证券取得案涉股票质权支付了合理价款，张某某亦无证据证明方某某与天风证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二审法院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认定天风证券善意取得案涉股票质权，说理虽有瑕疵，但处理结果正确，张某某此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解读】本案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股权处分的规则，即登记一方在没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等事由时，股权的处分应为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82号
【裁判摘要】《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关于“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但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对买卖合同的成立时间，应综合主管机关备案时间、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这一规定，确定了一房数卖情况下的保护顺位，本案应据此审理各方当事人对101、102号房屋的优先保护顺序。原审关于姜××和延兴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处分案涉房产，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认定，证据不足。案涉房产于2009年8月26日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法院查封，姜××和延兴公司达成执行和解的时间是2011年7月14日，在此之前，即2010年4月3日，执行法院驳回了案外人迟××、刘××提出的异议。由于客观上已有执行异议裁定否定了案外人主张，姜××和延兴公司主张其主观上没有恶意，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本案应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精神，进一步审查各当事人占有及合同履行等情况，依法妥善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96号
【裁判摘要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也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中豪公司与教育局签订《土地出让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约定中豪公司参加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如低于双方约定单价竞标成功则中豪公司补偿教育局差额部分，超过约定单价则由教育局承担超出部分。分析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差价补偿条款的效力问题，不应仅考察该协议是否为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更应着眼于协议内容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所得的出让金，为地方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出让金的价格蕴含了城市规划区域内全体市民改良和提升土地价值的共同劳动成果，以及地方政府为开发利用相关土地而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等所付出的投入等。为了保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能够取得合理对价，确保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能够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教育局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非普通商事主体，其本身并不具有经营性用地市场开发资质，如果其与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约定了招投标成交价的差价补偿条款，相当于将本应用于公共教育事业的财政拨付资金无偿处分给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市场主体，必然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认定该差价补偿条款有效，势必使得中豪公司事先获得竞拍的保底成本，将在竞拍活动中取得市场优势地位，违反了物权法、招投标法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投标活动各竞买人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基本事实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法院可作出“类案不同判”——类案同判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处理上应当遵循的裁判理念，人民法院通过类案检索或者诉讼当事人提供的已经生效的先前类案裁判，为该当前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受案法院在处理该当前案件时理应做到类案同判。但前案的裁判对于本案并不必然具有法律适用上的拘束力，如果本案的基本事实相比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本案的裁判可在充分说理后，作出与前案不同的裁判。遵循类案同判应当首先比较该当前案件与先前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以及裁判理由和结果等方面的类似性，也即是否属于类案的识别问题，只有在构成了类案的情形下，才考虑同判的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657号
【裁判摘要１】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为避免当事人虚假诉讼或恶意串通骗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损害第三人利益，而在正常诉讼机制之外为第三人设立的特殊救济渠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基础条件包括：1.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2.有证据证明拟请求撤销的裁判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3.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因此受到损害。
【裁判摘要２】第三人不知生效案件一审诉讼但知晓二审诉讼而待遇参加该二审程序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本案中，季××在二审中承认，不知道120号案件对应的一审诉讼，但二审时是知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季××可以申请参加二审诉讼，但其并没有申请加入该诉讼，也没有证据证明季××未参加诉讼存在客观阻碍。若季××参加了二审程序，再审程序中就会得到应诉通知进一步参加再审程序。因季××本人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对未能参加诉讼存在主观过错，季××此种情形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保护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6民终1988号
【裁判摘要】根据双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的内容以及双方交付车辆的具体情况，双方的交易目的是转让无车牌、行驶证等手续的车辆。然而，实际上该车有车牌、行驶证等相关手续，并且出卖人郑×知道该车的原有实际车主以及车辆挂靠于其他公司的情况。郑×在一审中陈述该车系从原实际车主陈×手中购得，但郑×未提供相应证据。以上情况说明，在双方交易过程中，郑×未向冯×如实告知该车的真实情况。其后，该车因泽晗公司与陈×之间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被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予以扣押。此事实说明郑×未尽到对买卖合同标的物权利瑕疵担保的合同附随义务。可见，在本案中，冯×购买该车的目的已不能实现；且造成该后果的原因及过错责任在出卖人郑×。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作出“郑×向冯×出卖车辆的行为，损害了第三人（泽晗公司）的利益"的判断，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本案双方《车辆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案外人陈×及泽晗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由于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事实，足以判断郑×的行为损害了案外人泽晗公司的权益，且本案所要解决的是郑×与冯×之间因车辆买卖合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故一审法院对郑×要求追加陈×及泽晗公司参加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亦无不当。关于郑伟上诉称“一审判决合同无效、郑×返还购车款141,653元，但未同时判决冯×返还车辆，处理不当"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以及前述分析，案涉车辆被依法扣押，在本案车辆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因出卖人郑×的原因所致。对此应当由郑×承接车辆被扣的后果，以及承担本案合同关系法律责任即向冯×返还相应购车款141,653元，冯×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返还车辆的责任。郑×在承担本案法律责任后，如果认为与陈×或泽晗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其可依法另寻途径解决。因此，一审法院针对本案事实，作出“双方签订合同无效，由郑×返还相应购车款141,653元，案涉车辆因被扣押，可由当事人另行解决"的裁判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冯×与郑×经协商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冯×购买无牌无证车辆，郑×将挂靠在运输公司的有牌有证车辆作为无牌无证车辆出卖，该买卖合同损害了泽晗公司等人的利益，为无效合同。
【注解】（１）买卖无牌无证车辆合同有效；（２）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买卖无牌无证车辆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豫执复684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已经注销无法取得其书面认可且无证据证明案涉债权分配给第三人，第三人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因债权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需要审查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是否存在可能损害第三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食品公司向郑州中院提出变更申请时，原申请执行人瑞惠公司已经注销，无法核实瑞惠公司是否认可食品公司取得债权以及案涉债权转让的真实性。食品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瑞惠公司注销清算时案涉债权已依法分配其享有。现无充分证据能够证明食品公司提出的变更、追加申请符合法定情形，郑州中院认为食品公司的变更申请不符合法定情形，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