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异议人深圳市天华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申诉案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异议人深圳市天华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申诉案的复函
【要旨1】企业法人设立是否合法，应依企业法人设立的有关法律规定并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解决，在执行阶段执行机构直接认定企业法人资格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要旨2】股权转让对价款是否支付及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应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解决。在执行阶段，执行机构直接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32号
【提示】《转让协议书》对股权价款未做约定且公司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受让人拒绝履行支付股权对价款构成严重违约。
【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对其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各方对受让人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款和其他应当履行的义务形成了合意，或者无法举证证明股权转让时存有价值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各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对股权价款未做约定、且公司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很难得出受让人拒绝履行支付股权对价款已构成严重违约的结论。
【裁判要旨】作为股权转让方在转让其重大资产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一般情况下不可能部队受让人应当支付的股权对价款数额和支付时间、方式等义务作出有效安排，在《转让协议书》没有约定受让方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和支付转让款的时间、履行方式等支付对价义务的情况下，以两被告拒绝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根本违约为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支付对价义务，股权受让方未付款，不得以构成根本违约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236号
【解读】股权转让价款的举证责任由股权转让方承担。
魏××与吴××等股份转让纠纷案
摘要1：——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是有无效力、还是成立与否的问题
【裁判摘要】公司股份不同于有形财产，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如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以及产品赢利能力和人员素质等。只有经过评估机构专门评估后，公司股份的价值才能体现或接近客观真实，在该基础上约定股份转让对价，才能体现当事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愿。吴××担任嘉濠商厦董事长和向嘉濠商厦出资，其实质是吴××获得嘉濠商厦的经营管理权和嘉濠商厦的资本得到补充，而非为魏××转让其股份所获得的对价。如认定吴××担任嘉濠商厦董事长和向嘉濠商厦出资，是魏××转让嘉濠集团股份的对价，则必须得到魏××的认可并且经过特别约定，否则，吴××的行为作为股份出让的对价不能成立。然而吴××主张的这种对价，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却未有约定，魏××事实上也未予认可。故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因无对价约定，无法履行而未成立，缔约双方因协议不成立各自应承担相应责任。魏××以《股份转让协议》未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协议未成立为由，请求撤销原判，本院予以支持。合同生效与否、有无效力，皆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没有成立的合同，自开始即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吴××担任嘉濠商厦董事长和向嘉濠商厦出资，是魏××转让嘉濠集团部分股份的对价，而判决该两份股份转让协议有效，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吴××关于本案《股份转让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裁判观点】股东的资格来自于股权，而股权来自于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判断非股东是否取得股东资格，何时取得股东资格，取决于非股东何时实际取得转让股份股东的出资所有权，亦即在公司中是否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非股东成为股东的资格和条件关键取决于以下几点：①股东转让出资是否经过过半数股东同意；②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③非股东是否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合同义务，付清股权转让价款。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2号
【裁判规则】价款或者报酬条款是有偿转让合同的必备条款，缺少该条款合同不成立。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因缺少有偿转让合同的必备条款股权转让价款而未成立，该协议对股东与受让人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转让人主张协议不成立而申请撤销的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有偿合同应当约定价款或报酬。该法第六十一、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价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故价款或报酬是有偿合同的必备条款，缺少该内容，合同则无法履行。
②公司股份不同于有形财产，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如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以及产品赢利能力和人员素质等。只有经过评估机构专门评估后，公司股份的价值才能体现或接近客观真实，在该基础上约定股份转让对价，才能体现当事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愿。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因无对价约定，无法履行而未成立，缔约双方因协议不成立各自应承担相应责任。当事人以《股份转让协议》未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协议未成立为由，请求撤销原判，本院予以支持。合同生效与否、有无效力，皆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没有成立的合同，自开始即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
摘要2：【解读１】股份转让协议因无对价约定、无法履行而未成立，缔约双方应各自承担责任。
【解读２】股份的价值不可能按交易习惯和合同订立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
（2008）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6号；（2008）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06号
摘要1：【案号】（2008）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6号；（2008）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06号
【裁判摘要】
一、股权的挂靠或代持行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法人股隐名持有。法人股隐名持有存在实际出资人和挂名持有人，双方应签订相应的协议以确定双方的关系，从而否定挂名股东的股东权利。对于一方原本就是法人股的所有人，对方则是通过有偿转让的方式取得法人股的所有权，双方所签订的是法人股转让协议，协议中确定了转让对价以及所有权的转移问题的，不属于股权的代持或挂靠，可以认定双方是通过出售方式转移法人股的所有权，即使受让方没有支付过任何对价，出让方也已丧失了对系争法人股的所有权，而只能根据转让协议主张相应的债权。
二、根据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权转让应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取得对外的公示效力，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同时，根据《证券法》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以及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关系到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的信赖以及证券市场的交易安全和秩序。因此，作为上市公司，其股东持有股权和变动的情况必须以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为据。
【裁判规则1】
①受让人通过有偿受让的方式取得法人股的所有权，双方当事人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
②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信赖利益原则认定诉争股权归属。
【裁判规则2】股权挂靠或代持行为，即通常意义上的法人股隐名持有。上市公司法人股隐名持有存在实际出资人和挂名持有人，双方应签订相应的协议以确定双方关系，从而否定挂名股东的股权权利。对于一方原本即法人股所有人，对方则是通过有偿转让方式取得法人股所有权，双方所签转让协议确定了转让对价以及所有权转移问题的，不属于股权代持或挂靠，可认定双方通过出售方式转移法人股的所有权，即使受让方未支付国任何对价，出让方亦已丧失对系争法人股的所有权，而只能根据转让协议主张相应的债权。
【摘要】现国宏公司被法院执行的债务达亿元之多，而其名下系争股权市值仅3000余万元，远不足以支付对外债务。故国宏公司的债权人基于中登公司登记而申请法院查封执行国宏公司名下系争股权的信赖利益，应依法予以保护。因此，即使如申银万国所称有实际的代持股权关系存在，系争股权也不能归申银万国所有。
摘要2：【解读1】公司股权转让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不得对抗第三人但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解读2】本案裁判明确了法人股代持或者挂靠与股权转让行为的区分标准。
【解读３】（１）本案中，系争法人股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变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已取得对外的公示效力，第三人有权信赖登记事项的真实性。（２）上市公示信息披露关系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的信赖以及证券市场交易安全和秩序。作为上市公司其股东持有股权和变动情况必须以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为据。（３）第三人对证券登记的信赖利益申请法院查封执行系争股权的信赖利益应依法予以保护，即使存在代持关系也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强制执行。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6）海民初字第16583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民终字第7430号
摘要1：【要点提示】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是股权转让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股权的价值又与有形财产不同，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价格是否达成合意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成为案件审理的焦点。在此类纠纷中，若当事人提举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亦无法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补充协议，人民法院不应依据股东出资额、审计报告、公司净资产额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同时，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格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对价，故该类合同因欠缺股权转让协议的必备条款而不具有可履行性，应认定该类合同未成立。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可履行性的效力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法证明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且依据《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规定无法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欠缺股权转让对价必备条款而不具备可履行性，应认定该类合同未成立。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的双方就转让价格未达成合意，导致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可履行性的，应认定该转让协议不成立。
【裁判观点】公司股份的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包括股东资产、流动资产、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产品竞争能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此外，公司的资产、生产经营状况、公司的发展前景等又时时刻刻处于不固定状态，不停地发生着变动。因此，股权作为综合性的权利状态，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性质。
①法院不能仅依据股东的出资额、审计报告评估的所有者权益、公司的净资产额等因素来确定股权的价格；
②无法参照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条款解释原则“按照交易习惯和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确定转让价款；
③只能确认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因缺乏价款主要条款而不成立。
【案例索引】
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6）海民初字第16583号（2007年4月20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民终字第7430号（2007年9月14日）
摘要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新民二终字第32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新民二终字第32号
【裁判要旨】
①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对价款，但并不影响其效力。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满30日内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从内容看，该规定非强制性规定，而是任意性规定。股东不同意转让或行使优先购买权，是一种为保证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而赋予股东的权利，该权利并不是对拟转让股份的股东股权的限制，其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只要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就应认定为有效，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为可撤销合同。
③基于股权确认而提出了与股权确认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股东会决议无效、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的诉求，该诉求是确认股东在公司是否还享有股东资格及相应股权比例的前提条件，其与股权确认应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股东会决议无效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与股权确认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当合并审理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
摘要2：无
（2010）二中民二初字第71号；（2010）津高民二终字第33号
摘要1：——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对价的变更不属于重大或实质性变更
【裁判要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已获批准后，当事人协议变更股权转让对价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无须另行报批。
【案号】（2010）二中民二初字第71号；（2010）津高民二终字第33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抗字第52号
摘要1：——附生效条件民事行为的认定和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抗字第52号
【裁判要旨1】附生效条件民事行为，作为条件的事实必须是因其自然进程发生或不发生的，不能假之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影响。
杨××与李××签订的《股份转、受让协议》、《转让土地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股份协议》，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转让土地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股份协议》是对《股份转、受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内容更为明确而具体的约定，故杨××与李××之间的股权转让权利义务内容应依《转让土地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股份协议》而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可约定一定的条件来作为法律行为生效或效力消灭的根据，但是作为条件的事实必须是因其自然进程发生或不发生的，不能假之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影响。因此，虽然《转让土地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股份协议》将李××应付的第二期款项220万元约定为“于2005年4-5月份甲方在银行贷到款后付”，将李××应付的第三期款项140万元约定为“待甲方该地块开发房屋售楼时付完”，但所附的付款条件均以李××的行为为依据，故该条件不是法律规定的附条件，不具有决定法律行为效力开始或终止的法律效力，李××不能以该条件未成就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即李××应按照约定的时间于2005年4-5月支付220万元，而140万元作为第三期款项应在第二期款项的付款时间以后支付，其具体支付时间未明确约定，杨××作为债权人可以在2005年5月以后随时主张，且李××已经取得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其负有支付对价的合同义务，李××也以出具欠条的方式确认其所负义务。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违约责任的认定。本案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受法律的保护，当事人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李××在本案中不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附条件的法律行为，但合同约定所附的付款条件均以李××的行为为依据，故该条件不是法律规定的附条件，不具有决定法律行为效力开始或终止的法律效力，
摘要2：【裁判要旨2】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
乙方未完全履行公司公章、财务印章、营业执照正副本、资质证书、法人证书、两宗地块的土地使用证、土地变性手续、土地规划报建手续、搬迁高压电杆等有关手续及缴款收据全部交给甲方。
南宁中院一审：但是，李××所承担的付款义务，相对于《转让土地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股份协议》约定的杨××应履行的公司资料移交义务和办理027053号宗地的土地变性使用手续、土地规划报建手续之义务而言，为后履行义务。李××已经依照《转让土地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股份协议》的约定在“双方签订股份转、受让协议和本协议手续后”支付了80万元定金，但杨××仅移交了公司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及其私章，未能完全履行移交公司资料的义务，……因此，杨××在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中违约在先，李××支付80万元定金的行为，并不能否定杨××违约在先的事实，因为定金是一种担保方式，它的实际支付仅是表明定金合同的生效，而李××代交土地变性费用和补交土地税款只能证明本应由杨××履行的义务已由李××代为履行的事实，上述费用的交纳亦是公司经营行为，故上述李××的行为并不表明其已放弃了对杨××履行合同义务的主张，且李××从未作出放弃之意思表示。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
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李××就其后履行的付款义务基于杨××违约在先的事实而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李××拒绝履行支付第二、三期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正当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之行为，当先期违约的杨××纠正违约，使合同的履行趋于正常，满足或基本满足李××的履行利益时，李××享有的先履行抗辩权才消灭，其应及时恢复履行付款义务。……杨××未能完全履行交付公司资料和办理土地变性使用、规划报建手续的义务而违约在先，李××据此未付清股权转让价款。因此，杨××在未纠正其违约行为的情况下，要求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在李××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情况下，该请求无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余某某因整体转让公司资产诉张家港市志翔贸易有限公司、朱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摘要1：【案号】（2011）苏中商终字第0607号
【裁判摘要】买卖双方签订协议对公司资产进行整体转让，但未明确是否包括股东股权转让时，应当根据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及转让对价的合理性等内容对协议性质进行综合判定。
摘要2：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津高民二初字第0001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一终字（2007）第12号
摘要1：【裁判要旨】
①股权转让款实际包含公司名下财产转让对价——虽然合同约定转让款包括公司的股权转让金和项目转让费，但从实际履行情况下，公司项目并未发生转让，该项目仍在公司名下，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转让款应属于股权转让的对价。
②股权转让协议因不可抗力履行受阻时的股价款处理——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政府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协议履行出现阻却事由，由此造成的损失应根据实际情形予以公平处理（免除了违约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将剩余7000万款项的支付时间调整到政府调整诉争项目行为完成后）。
【裁判文书字号】一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津高民二初字第0001民事判决书；二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一终字（2007）第12号
摘要2：
南平中鑫牧业有限公司与福建长富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牧场转让合同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14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以缴纳承包费方式支付转让对价，该种包含“承包经营”与“资产转让”内容的承包式转让合同，案由应确定为转让合同纠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40号
【裁判摘要】由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情形，中泽集团公司未按照约定时间支付首笔股权转让对价款，具有充分的事实和合同依据，系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泽集团公司得知华丰房产公司股权被人民法院查封后，要求华丰置业公司解除股权查封并提供担保，表明了其希望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后虽经人民法院解除了对华丰置业公司持有的华丰房产公司股权的查封，但因华丰置业公司并未按照中泽集团公司的要求提供担保，仍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免遭任何第三人追索的条件，未能消除造成中泽集团公司履约不安的情况，因此，中泽集团公司仍然有权中止履行合同义务，中泽集团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8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2005年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等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公司登记时只需要进行形式审查。但是，即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该工商登记行为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经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在确有证据证明被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工商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时，也应确认违法。首先，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理应得到及时纠正。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进行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如果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的，显然不属于上述“证据确凿”的情形，而应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再次，如果对履行形式审查义务，但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不判决确认违法，不利于行政机关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海南工商局于2009年4月22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被（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因此海南工商局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存在实质错误。又因刘绍全和杨文林不能依据2009年4月22日的变更登记行为取得在海南西昌公司的相关权益，故刘绍全和杨文林对取得或者增加的股权份额应没有处分权，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的基础，也即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错误，所以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也存在实质错误。故上述两次核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依法均应确认违法。
摘要2：【裁判摘要２】2014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精神，股权转让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海南工商局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虽然违法，但在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刘某某、杨某某作为股东登记在工商材料中，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杨某某、邱某某在2010年9月20日从刘某某、杨某某处受让股权并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时，并不知晓刘某某和杨某某未合法取得相应的股权份额，杨某某、邱某某基于对工商登记材料的信赖，与刘某某和杨某某签订《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观上是善意的，而且杨某某、邱某某已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并且海南工商局已核准了该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故杨某某、邱某某从刘某某和杨某某处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核准海南西昌公司股权及股东变更登记的行为虽然违法，但由于杨某某、邱某某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对该登记行为依法不应予以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通常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裁判要旨】双方关于“补偿款的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2个月内”的约定，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该期限非固定或确定的期限，解释该期限时，应以通常的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作为标准。
【摘要１】
（１）“5月5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1.3亿元，并约定最迟给付期限为“乙方（即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首先，从该补充协议的序言描述看，“5月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及原因在于，双方就《股权转让合同》股价对应的土地价格定价偏低这一事实达成合意，所以通过“5月5日补充协议”增加补偿款的形式予以增加，其性质是增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自然负有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双方前述关于该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不是条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时无须履行的问题。其次，从性质上看，是否开发楼盘以及何时开发楼盘，系由案涉股权转让后金某公司及其股东所决定，这种取决于一方主体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条件。再次，“5月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受让方须以2.5%的年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直至一次性付清为止。该约定亦表明，受让方支付前述补偿金的义务自始确定，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不予支付的可能性。最后，既然受让方负有确定的给付义务，则当事人有关“最迟给付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而非合同的生效条件或付款义务的履行条件。一审关于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２）“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并无何时开始支付的约定。．．．．．．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的有关条款，所谓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该笔款项的含义是，由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较大，受让方在将金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前难以支付，所以受让方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取得一定利润后再支付该笔款项。这种解释，与当事人的签约过程、交易背景及真实意思最为接近，所以，转让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随时要求受让方支付该笔款
摘要2：【解读１】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的，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
【摘要２】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等属于公司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原股东不得处分该财产，受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在股权变更之后应以公司的名义请求控制该财产的原股东交付。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受让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之前，金某公司的全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某、李某，且吴某是法定代表人，金某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实际也由两人控制。案涉交易履行完毕的结果也是由受让方成为持有金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此背景下，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交易目的，将交付金某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义务解释为转让方的义务，即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中并无转让方交付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目的及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实际情况，转让方应将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交付受让方。虽然受让方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已经重新办理了新的公司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税及地税正、副本）等证照，但是，这些证照及财务资料的交付仍具有避免转让方滥用权利，进而保护受让方以及金某公司权益的作用，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附随义务。所以，一审判令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受让方取得公司股权后已经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转让方是否移交公章及相应证照资料并不影响受让股权交易目的的实现。
【解读３】共同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比例的，共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４】双方约定剩余的款项从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形式上属于履行条件，本质上仍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的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人主要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有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除非双方在股权转让设立了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并非履行期限不明确（不适用《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４项），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受合理期限的限制，以一个正常的开发商会在多久时间开发并开盘销售作为合理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69号
【裁判要旨】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的决定权专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而股东（大）会的召集和作出决议均由法律或公司章程作出相应的规定，不是公司大股东可以简单决定的事宜。
【裁判摘要１】从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看，《承诺书》产生的背景是九江公司将其在正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某某，并与《退股协议》同日签署。《承诺书》载明，因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北岭村项目由杨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进行操作”，“操作期间愿请王某某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拾天工资为壹万元，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某某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其中虽然将王某某列为受益人，但由于享有正邦公司股权的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王某某是九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某某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因此，其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应当理解为20%利润的受益人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事实上，王某某本人不仅从未主张上述权益，更声明其是代表九江公司从事。因此，应当认为《承诺书》中所述内容是针对王槐月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的补偿。正邦公司关于《承诺书》的受益人应当是王某某，进而认为九江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是《承诺书》的相对人、是适格主体的结论是正确的。
摘要2：【裁判摘要２】杨某某签署《承诺书》，并加盖了正邦公司公章。杨某某光作为股权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九江公司支付对价。从《承诺书》的内容看，承诺的给付事项构成正邦公司股权转让对价的组成部分，即杨某某因受让九江公司在正邦公司中的股权，除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转让款之外，还要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项目20%的利润。正邦公司是股权转让涉及的目标公司，于理不应为杨某某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这一个人债务承担法律责任。签署《承诺书》时，虽然正邦公司的老股东在协议中一致认为杨某某可以代表正邦公司，但杨某某当时尚未正式成为正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某尚无权代表正邦公司，且此后杨某某并未成为正邦公司100%的股东，而是占正邦公司90%股份的股东。即便如此，结合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关于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的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若干限制性规定，可以认为，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因此，不能将《承诺书》的内容理解为杨某某系代表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承诺将正邦公司将来项目所获20%的利润支付给九江公司。也就是说，虽然《承诺书》上盖有正邦公司的公章，但不能以此认定构成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应当认定系杨某某个人的真实意思。《承诺书》是杨某某个人向九江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杨某某应当依据《承诺书》的约定向九江公司承担相应的义务。正邦公司关于杨某某无权处分正邦公司财产的观点成立，但其关于《承诺书》应当被认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承诺书》有效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认为是正邦公司的意思表示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0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0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约定800万元股权转让价，目的在于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规避国家有关税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正确。但该两份协议中体现的当事人转让与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客观事实，当事人将该意思表示延展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股权转让。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系围绕转让新鸿基公司全部股权展开，包括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办法、受让方的股权比例分配、定金条款、公司项目资料、公章等财产的移交、新鸿基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违约责任等等。原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正确。
【裁判摘要２】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蓝某某、张某通过签订一系列案涉协议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从而达到开发土地并获利的最终目的，因而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第一条首先约定了“项目概况”，但这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案涉土地原由案外人燕子岩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至2010年4月14日，四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至新鸿基公司名下，并由新鸿基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展“在水一方”项目建设。两年后的2012年11月，本案双方当事人才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因此，违法办理土地更名问题存在与否与蓝某某、张某签订案涉协议是否受欺诈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土地更名中的问题因属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范畴，不能成为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且蓝某某、张某未提供案涉土地违法更名的相应证据，故蓝某某、张某以案涉土地违法更名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实质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土地的价格为每亩80万元，新增土地待取得土地证后另行计算，仍按每亩80万元交易”，当事人如此约定，实质是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雷某某等四人作为新鸿基公司原全体股东，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签订主体，其签订协议的行为当然代表了新鸿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87号
【裁判要旨】股权与债权一并转让，股权转让价格零元价格的约定是基于双方对新老债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的认可，不应剥离债权转让对价而单独认定股权转让价格应为零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40号
【裁判要旨】受让人以公司债权转让作为股权转让对价未损害股东合法权益，且受让人已实际代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无案外债权人提出异议的，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
（１）2004年9月30日，曹某某与张某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曹某某（备注：出让方）将其持有的万隆钢铁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备注：受让方），转让价款为740万元。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２）2004年9月30日，张某某将万隆钢铁公司对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备注：债权受让方），并向曹某某出具了一份盖有万隆钢铁公司印章的《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人同意将其在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作为张某某支付曹某某的股权转让款项，相关手续由承诺人办理。
（３）原审判决认定，张某某不能擅自将公司的财产用以偿还个人债务，张某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张某某的行为也是不能被法律认可的。该认定实质是否定了540万元付款《承诺书》的效力。
（４）．．．．．．万隆钢铁公司的全体股东已经以签订《承诺书》以及内部决议的方式认可了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张某某作为万隆钢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全体股东的授权。故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并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四名股东的合法权益。由此产生的张某某应当向万隆钢铁公司偿还其所获得的利益，因张某某已实际代万隆钢铁公司对外清偿了债权人的债务，且无案外债权人对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持有异议，故可以认定该债权转让行为亦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曹某某以《承诺书》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7号
【要旨】受让人已经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余款未付不构成根本违约，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为740万元，张某某已经支付了540万元，尚欠200万元未予支付，应当构成一般性违约。本案《协议书》约定，“如到期张某某未付清全部款项，曹某某有权选择依本协议索要相关款项或者继续行使余款的相应股权”。根据两审查明的事实，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股东情况由出让时的四个自然人股东变更为现有的两个；另一方面，注册资金也由股权转让时的1800万元变更为现有的5000万元，且均经过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曹某某起诉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张某某返还价值10260万元的22.22%万隆钢铁公司股权。因张某某欠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并未构成根本性违约，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亦不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故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协议书》，由张某某向曹某某偿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的利息。经本院释明，曹某某仍然坚持原诉讼请求，要求解除本案《协议书》，返还全部股权。因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原审法院以张某某未能支付74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按照曹某某原有的持股比例判令张某某返还曹某某对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2.22%的股权，属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以目标公司每年度的股东分红冲抵剩余两期的股权转让款，是对剩余转让款给付方式的约定，而非剩余转让款支付的条件，将该条款认定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并无不当。后因转让人将全部剩余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不再具备股东身份，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受让人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以及逾期利息。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特征是一方转让股权取得对价，一方支付对价取得股权，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有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的内容，但该协议和《补充协议》并未约定若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不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和分红权，则安晨晖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安晨晖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取得鹏兴公司40%股权后曾经对彭某某１、彭某某２未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提出异议，且一审中亦未提出该主张。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已经将约定的鹏兴公司40%股权转让与安某某，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安某某应当依照约定支付1亿元股权转让款。
【摘要１】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系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后两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进行的变更，并没有关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保证安某某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安某某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无若股东不分红则免去安某某支付剩余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安某某关于该《补充协议》系对赌协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有争议合同条款应本着诚实信用和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原则予以理解和解释。如果将补充协议该约定理解为附条件的付款约定，当公司分红条件不成就时，安某某得以免责，不负担付款义务，并不符合当事人本意，亦不符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人获取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受让人获取目标公司相应股权的合同目的，且有悖于诚实信用和有效合同全面履行的原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约定，并无不当。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01号
【摘要２】本院认为，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不再具有鹏兴公司股东身份情况下，该二人难以了解公司经营和分红情况，难以控制或者影响分红款的分配，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其只能向安某某主张股权转让款，而不能向鹏兴公司主张直接把安某某的分红款支付给彭某某１、彭某某２，即已不具备直接以分红款抵偿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如果令双方继续履行该约定，则意味着公司如果持续不分红，安某某就可以一直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转让鹏兴公司全部股权，不再具备股东身份情况下，《补充协议》关于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转让款的合同义务。
【解读】转让人在转让公司全部股权后不再具备股东资格，关于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受让人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36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约定以审计确定的数额作为合同履行金额，但实际履行过程中未执行该约定且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双方就未支付款项进行对账时未对审计事宜提出异议还对尚欠数额进行了明确确认），应视为该条款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对价款是否必须委托审计作为确定的依据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于2007年3月22日、2009年3月17日先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二》，从上述合同约定看，双方确有在合同履行中对股权转让相关款项进行审计以准确确定应支付金额的意思表示。二审中，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主张其曾委托北洋会计师事务所对万和公司相关资产进行审计，由于郁某、赵某某拒不提供有关账目导致无法出具报告。但从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提供的证据看，并不足以证实上述事实属实。因此可以认为，在股权转让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委托北洋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而在2012年4月5日双方就未支付款项进行对账时，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不仅未对审计事宜提出异议，还对尚欠数额进行了明确确认。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实际执行合同约定的审计条款，应当视为该条款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在双方对应支付款项及还款方式进行多次约定和确认之后，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在诉讼中又提出双方已经确认的数额不能作为支付依据而应当以审计数额为准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710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60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60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款或者约定不明，可以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股权的真实价值、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等为依据综合认定受让方是否需要承担付款义务及具体的股权转让款金额。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马某某主张股权转让价格为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但其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反映双方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利源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及公司价值。马某某作为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其主张的要求李某某按照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马某某与李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对价以及对价的金额。马某某上诉主张其向李某某转让享有的利源公司3.18%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人马某某将其在利源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40.26万元，占注册资金的3.18%，转让给受让人李某某所有”，其中并未约定股权转让的对价,且双方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其次，在双方未对股权转让价格有约定的情形下，股权转让的对价可以参考股权的真实价值。股权的真实价值，即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一般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的价值应等同于公司整体资产的价值，而公司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际是由公司的全部股权所构成，故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对公司资产的转让，按照等价的交易原则，其转让价格可参考被转让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经释明，马某某无法提供会计凭证、资产负债表等能证明利源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及公司净资产的证据，且利源公司在股权转让时已经停止经营一年有余。关于袁某某的“新型环保防水涂料生产技术”，马某某亦未提供证据该技术在股权转让时的价值以及利源公司的使用情况，亦未证明该专利技术与李某某进行交接，故“新型环保防水涂料生产技术”无法作为利源公司的资产而计入股权转让的对价。因此，一审法院对于马某某主张的要求李某某按照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本案争议焦点：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款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出让人要求受让人按转让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支付转让款是否应支持？（由转让方承担股权转让款举证责任）
（１）一般而言，股权转让价格与公司注册资本以及股东实际出资没有关系，不能以公司注册资本以及股东原始出资额来确定股权的市场价值与转让价格。
（２）本案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其中“转让人马某将其在利源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４０.２６万元，占注册资金的３.１８％，转让给受让人李某所有”的约定应是双方对所转让股权的描述，而非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
（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马某无法证明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公司净资产及无形资产的价值，且目标公司在股权转让时已经停止经营一年有余，马某无法举证证明受让人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无法证明股权转让时股权的价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马某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京０１民终１６１９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京０１民终１６１９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贾某向麻某某转让股权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对此该院认为属于无偿转让，理由如下：一、有偿合同应当约定价款或报酬，贾某与麻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转让对价。该协议约定“贾某将其在康耐森公司所拥有全部出资250万元占注册资本5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所有”，从文义分析，250万元是贾滨的出资，并非转让款；二、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转让价款，更未约定支付时间，麻某某否认是有偿受让贾某的股权，麻某某的主张更符合逻辑；三、在贾某转让股权之前，王某替康耐森公司向贾某偿还了30万元借款债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康耐森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麻某某无偿受让贾滨股权存在可能性；四、贾某认可公司增资手续系委托代办公司所办理，其不能提供实际出资的证据，根据麻某某提交的康耐森公司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增资当日资金即被转出的事实，故该院采信麻某某关于贾某和王某均未实缴资本的观点，麻某某关于贾某无偿转让其股权的观点更加合理。综上所述，贾某对于股权系有偿转让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诉讼中，贾某未向该院提交股权有偿转让的证据，其在股权转让行为完成近4年才向麻某某索要100万元转让款，缺乏法律依据，故该院对贾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3号
【裁判要旨】从合同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解释，倘若发生了《资产评估报告》之外应由股权转让人承担的债务，受让人能否享有暂停支付款项的抗辩权，则应从债务的性质及商业交易的常理性予以考量。
【裁判摘要】关于第一个层面即九洲公司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九洲公司主张其暂停支付1250万元，是由于吉森公司财务状况与约定不符，邝某移交的股权存在价值短损情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除九洲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250万元外，剩余股权转让款九洲公司应分三笔支付完毕，第一笔1250万元的支付时间为协议签订后的7个工作日内即2017年12月12日前。针对该笔款项的支付，《股权转让协议书》仅确定了支付时间，并未设置其他诸如何种情形下可以暂缓支付的条件。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实约定了不在《资产评估报告》体现的债权债务关系均与九洲公司、吉森公司无关，由邝某自行承担，但就具体如何承担的形式而言，协议没有明确。可见，从字面意思理解，不能得出如出现了《资产评估报告》之外的应由邝某承担的债务时，九洲公司当然得以暂停支付第一笔1250万元进行抗辩的结论。而从合同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解释，倘若发生了《资产评估报告》之外应由邝冶承担的债务，九洲公司能否享有暂停支付款项的抗辩权，则应从债务的性质及商业交易的常理性予以考量。九洲公司在本案中提出邝某移交的股权存在价值短损逾1760万元、吉森公司新增2000万元债务应由邝某负责。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并无证据表明九洲公司与邝某在移交吉森公司的财务资料时，九洲公司对上述问题持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是以《资产评估报告》体现的债务作为邝冶应否另行承担吉森公司债务的依据，并没有约定双方办理移交手续时应当按照《资产评估报告》中所载明的全部资产进行移交，且公司银行账户金额处于动态变化实属正常，仅从办理移交手续时公司的账面金额与评估时的账面金额之差并不能得出股权价值短损的结论；吉森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收款2000万元，在该公司记账凭证注明该款项为“收到尚易往来款”，该款项尚无充分证据证明系吉森公司的债务，应认定为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协议的履行。故，九洲公司主张的先履行抗辩权缺乏理据，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摘要１】九洲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关于暂停支付12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是代扣邝某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款，与本案二审提及的理由大相径庭，明显有违诚信诉讼的原则。九洲公司不能对其前后矛盾陈述作出合理解释，降低了其二审理由的可信度，其二审主张的理由亦不足采纳。
【要旨】约定一方只要有任何违约行为并给对方遭受损失的，守约方均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实属对解除条件约定不明，不享有合同约定解除权。
【摘要２】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违约责任第1点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约，并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要求损失赔偿，并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第2点约定：“九洲公司若不能按期向邝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即构成违约，违约责任为逾期支付款项的金额，按延期时间计算，以月利率2%的标准向邝冶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所欠款项给付完毕。”单从上述第1点来看，任何一方只要有任何违约行为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不论违约程度轻重、损失后果大小，守约方均有权解除合同。虽然该约定将守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限定为一方违约且同时造成对方损失，但由于客观上违约与损失息息相关，该条款实质仍着眼于只要发生了违约，则守约方即有权解除合同。如此一来，显然泛化了作为合同约定解除条件的违约行为，将所有违约行为不加区分同质化，若简单依此履行，必将造成解除合同过于随意，增加了合同被解除的风险，不利于交易安全和稳定。故，上述第1点虽在形式上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但实属对解除条件约定不明。合同当事人出现违约情形时，不能当然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而应当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违约程度等因素，从合理平衡双方利益出发，慎重判断合同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再从上述第2点来看，该条明确在九洲公司未按期向邝冶支付股权转让款时，由九洲公司以支付违约金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据此约定，九洲公司就逾期付款应当直接承担的是支付违约金而非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邝某可就此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案涉协议有关合同解除的条件约定不明，根据合同约定邝某不享有解除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2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2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并不必然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如乙方原因合同不能履行，乙方投入及收益不予返还并承担违约责任”，．．．．．．。从合同约定来看，该条款是对违约责任而非对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在解某违约的情形下，其承担违约责任并不能必然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因合同的解除是法律允许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可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否愿意继续受到合同约束的选择权在于非违约方。具体到本案，即使解某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可能导致王吉财的股权转让对价难以实际全部实现，但王某某作为非违约方，仍然愿意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转让全部股权为代价获取对解某的金钱债权，其该项选择权应得到法律保护。故解某以该合同条款的约定作为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160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
【裁判摘要】关于《补充协议》“公司股东分红冲抵剩余股权转让款"条款的解释问题。安某某上诉主张，其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签订的《补充协议》性质为对赌协议，以股东分红作为支付股权对价的方式是该对赌协议的本质内容。彭某某１、彭某某２认为，该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标的是40%股权，对价为1亿元人民币，不是对赌协议。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系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后两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进行的变更，并没有关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保证安某某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安某某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无若股东不分红则免去安某某支付剩余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安某某关于该《补充协议》系对赌协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有争议合同条款应本着诚实信用和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原则予以理解和解释。如果将补充协议该约定理解为附条件的付款约定，当公司分红条件不成就时，安某某得以免责，不负担付款义务，并不符合当事人本意，亦不符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人获取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受让人获取目标公司相应股权的合同目的，且有悖于诚实信用和有效合同全面履行的原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约定，并无不当。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01号
【解读】股权转让与对赌协议的区别——《补充协议》“公司股东分红冲抵剩余股权转让款"条款并没有关于保证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不属于对赌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摘要】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财产权利，不仅包括财产收益权，还包括公司经营决策权等多种权利。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仅直接影响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且还会影响目标公司、公司债权人及其他相关第三人的利益。因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明确规定外，还应考虑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尤其是在股权已登记变更，受让方已经支付部分款项，且已实际控制目标公司的情况下，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更应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具体到本案，因股权受让方高某、吴某某在履行案涉《协议》过程中存在逾期付款行为，并拒绝继续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对价的合同义务，导致股权转让方周某某、李某某通过转让股权获取转让对价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案涉《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定解除之情形，应当予以解除。《协议》解除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予以解决。．．．．．．第三，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周某某、李某某主张依据《协议》第三条“若乙方逾期未能支付，按月2%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的约定，由高某、吴某某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021.853万元。但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导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法律责任主要表现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因此，在案涉《协议》已确认解除，周某某、李某某未举证证明高某、吴某某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未支持其要求高某、吴某某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93号
【裁判摘要】判断投资权益转让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受让人支付的对价与债务人对被投资企业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据隧道公司与华南（香港）公司1996年3月16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华南路桥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及路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2.59亿元均由华南（香港）公司投入。隧道公司以特许专营权不作价投入。隧道公司按合同约定从华南路桥公司获取利润，并非依据固定比例的股份分红，合同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接近20%，且2002年8月9日隧道公司认缴金额占当时注册资本总额20%，综合华南路桥公司的性质，国富公司主张的20%股权应当表述为投资权益更为妥当。原判决依据在案证据，认定园林中心承担债务的行为可以视为支付了人民币1481.7万元的转让对价，有较充分的依据。该问题的关键是，该人民币1481.7万元是否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可见，判断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前述园林中心支付的对价人民币1481.7万元与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原审查明，2002年8月9日华南路桥公司申请增资，隧道公司认缴人民币9878万元，截至2004年10月31日，隧道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481.7万元，截至2005年12月28日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投入为人民币4939万元。暂不论特许经营权的特殊价值，仅以隧道公司累计投入人民币4939万元与视为支付转让对价的人民币1481.7万元相比，已明显不合理。此外，参考2007年麦格理国际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间接收购华南路桥公司81%股权权益时支付对价为人民币39.57亿元（对国富公司在广东高院再审时主张的收购价格，其他各方均无异议），可以推算隧道公司的投资权益价值数亿元。因此，2004年园林中心以人民币1481.7万元受让隧道公司在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已符合“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
摘要2：【摘要１】市政园林局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市政园林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又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履行出资人的职责。隧道公司转让股权是执行出资人的决定，而非执行行政决定。广东高院再审认定隧道公司根据市政园林局的决定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应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纠正了二审判决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性质为国有企业执行行政机关行政指令的认定，是正确的。
【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予以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即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园林中心主张其没有恶意，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本案无需对债务人隧道公司与第三人园林中心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而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1.国富公司所持债权是否合法有效；2.隧道公司向园林中心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3.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国富公司造成损害。
【解读１】应予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１）放弃到期债权；（２）无偿转让财产；（３）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解读２】《合同法》第７４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无需对债务人与第三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
【解读３】债权人撤销权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１）债权是否合法有效；（２）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３）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笔记】瑕疵出资股东转让股权后履行了出资缴付义务能否以股权转让对价显失公平为由要求调整股权转让对价？
摘要1：解读：受让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瑕疵出资的情况下仍受让股权，若由转让方履行了出资缴付义务，履行了出资缴付义务的转让方有权以股权转让对价显失公平为由要求调整股权转让对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2号
【裁判摘要】违约方不能以承担违约责任为代价主张解除合同——解×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如乙方原因合同不能履行，乙方投入及收益不予返还并承担违约责任”，其可以以放弃目标公司的投入及收益并承担违约责任为代价而解除合同。从合同约定来看，该条款是对违约责任而非对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在解×违约的情形下，其承担违约责任并不能必然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因合同的解除是法律允许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可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否愿意继续受到合同约束的选择权在于非违约方。具体到本案，即使解×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可能导致王××的股权转让对价难以实际全部实现，但王××作为非违约方，仍然愿意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转让全部股权为代价获取对解×的金钱债权，其该项选择权应得到法律保护。故解×以该合同条款的约定作为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依据不能成立。解×主张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案涉合同事实上不能履行，应当解除。从上述法律规定的适用前提来看，其适用的债务种类为“非金钱债务”，而在本案中非违约方王××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以获取对解×的金钱债权，解×对王××所负的债务为金钱债务，故上述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解×的经济状况恶化与否并非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也不能以此为由阻碍非违约方主张合同权益。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最高法民申2160号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系指，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即使解×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导致王××的股权转让对价难以实际全部实现，但王××仍有权选择不因此解除案涉协议，解×亦欠缺以无力履行为由而解除案涉协议的法律依据，故原审判决法律适用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