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字663号
【裁判要旨】清算中公司履行前置程序的对象是清算组。
【裁判摘要】唯应注意的是，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应以竭尽内部救济为前提。公司清算期间，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能基本丧失，由清算组代表公司行使内外职权，应由清算组作为内部救济机关。本案中，同基公司就天一公司与星源公司合作开发东郊庄园项目的事宜提交天一公司清算组讨论并要求天一公司提起诉讼未果，天一公司清算组自成立至今已逾五年，清算组成员经多次商议，仍无法就是否对星源公司提起诉讼达成一致意见或形成多数意见，已竭尽公司内部救济。二审法院确认同基公司有权向星源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78号
【裁判要旨】公司清算未成立清算组的，可向法定代表人履行前置程序。
【裁判摘要】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大连宝通公司于2002年5月16日被吊销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处于解散状态，此时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无法再正常行使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解散后，股东是否可以提起代表诉讼以及是否应当履行前置程序，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故应当理解为公司解散后股东仍有权提起代表诉讼并应履行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据此，在公司解散但未成立清算组的情形下，股东如认为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造成公司损失的，应当直接向原法定代表人提出请求，在原法定代表人怠于起诉时，方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摘要2：
摘要1：——担保行为未损害担保人利益的，不应以缺乏担保人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认定担保行为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69号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防止法定代表人等公司工作人员超越权限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该法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人以自身名义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符合保证人控股子公司履行《代持股合作补充协议书》项下的义务，该担保行为不损害保证人的自身利益，应认定为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保证人虽未提供其公司董事会决议，但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担保函》的出具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人关于涉案《担保函》无效的上诉理由，明显违反诚信原则。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２）母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其担保行为不损害母公司的自身利益，应认定为母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214号
【裁判摘要】对于股东代表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陈某某等人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并未举证证明在其提起诉讼时已经出现了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以陈某某等人的起诉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为由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股东是否履行前置程序或者是否存在豁免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情形由原告股东负举证责任。
摘要1：解答：分公司经法人书面授权但未提供公司决议对外提供保证构成越权担保，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的规定认定其效力：债权人善意的，保证合同有效；债权人非善意的，保证合同无效（备注：已被修改）。
摘要2：【注解】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１条第１款之规定：（１）公司的分支机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相对人请求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除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5号
【裁判要旨】母公司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不应就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偿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并不能否定股东已经实际出资的事实。
【裁判摘要】股东以债转股形式完成增资或实缴出资的，未变更工商登记不影响债转股效力和股东实缴出资认定——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之规定，债权人单方作出放弃部分或全部债权的意思表示，即可产生债务部分或全部消灭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太西煤集团将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对其进行增资，即包含向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免除4亿元债务的意思表示。且太西煤集团于《承诺函》中保证该债务的真实性，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以债权人身份向金阿铁路公司主张，其单方法律行为已经产生了金阿铁路公司4亿元债务消灭的效果。第二，太西煤集团的董事会决议与金阿铁路公司股东会决议，均同意将太西煤集团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转增注册资本4亿元，且《承诺函》中承诺前述股东会决议及债转股事宜真实有效。第三，2015年11月23日，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后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太西煤集团出资额为人民币8亿元，占注册资本的100%，证明太西煤集团增资4亿元情况属实，亦符合金阿铁路公司设立时公司章程中“最终注册资本金为项目批准概算总投资的100%”的规定。第四，金阿铁路公司股权因办理出质登记而被冻结，暂无法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非为损害债权人中铁十五局的权利而恶意拖延。且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不能否定太西煤集团已经实际出资8亿元的事实。综合以上，太西煤集团已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应就金阿铁路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98号
【裁判要旨】公司董事与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规定的意图在于避免公司董事、经理通过自我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因此设置了“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董事会同意”的条件，本案中虽然赵买卖没有举出证据证明符合该条件，但由于赵买卖与桦亮公司之间签署的合同并不损害桦亮公司的利益，因此，赵富宽与桦亮公司签订的《开封市商品房销售合同》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9号
【裁判要旨】一般情况下，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但全部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一般情况下，股东和公司作为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在财产和人格上相互独立。因此，两者的意志也应当是相互独立的，不能将两者意志等同，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不能作为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约束公司，但本案存在下列特殊性：......由于本案存在召开董事会讨论和批准中方股东不再出资和公司减资存在客观障碍，上述程序不能依法进行，故艾费尔烟台公司100%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约束艾费尔烟台公司。本案是公司诉求股东承担缴足出资责任的出资纠纷，属于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故应以当事人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书》作为判断案件事实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主要的依据，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尚未修改并不足以否定上述《协议书》的合法性和上述《协议书》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约束力。艾费尔烟台公司关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应承担缴纳15800万元出资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法条】《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摘要1】《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公司法法理和上述规定，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法定意志代表机关，法人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通过法定代表人得以实现，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当然诉讼意志代表。......《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根据该条规定，加盖公章和签字均是法定的代表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我国并无法律规定不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就不足以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而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因艾费尔烟台公司前总经理王××涉嫌犯罪，艾费尔烟台公司存在公章管理和使用不规范的情形，上诉状上没有加盖艾费尔烟台公司公章具有客观理由，不能因为没有加盖公司公章而否定艾费尔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上诉的合法性。
摘要2：【摘要2】2010年8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就外商投资企业相关事项达成的补充协议对已获批准的合同不构成重大或实质性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应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认定该补充协议未生效。前款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的变更以及公司合并、公司分立、股权转让等。”......该协议的内容属于双方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认缴出资额等事项的重大变更。依据前述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在签订上述《协议书》之时，协议书约定内容属于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才能生效的事项，在未经报请批准或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未明确不批准之前，合同中相关条款处于未生效状态。本案并不存在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明确表示不批准该《协议书》的事实。而且，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9月３日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由行政审批制度改为备案管理制度，而本案中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或者禁止类领域。因此，上述法律修改以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不再要求报请审批机关批准。......综上，本案中，2011年11月18日的《协议书》是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其合法有效并生效。
【解读１】股东不能以其他股东出资不足为由而要求免除其对公司的足额出资义务。
【解读２】外商投资企业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因法律修改不再属于审批对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36号
【裁判要旨】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股权代持投资协议，但受托人在未与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签订投资协议即向该公司转款，并且在转款后也一直未督促目标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也从未参加目标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对目标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毫不知情的，应当认定委托人的投资目的未能实现。在委托人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受托人返还投资款及赔偿相应损失的，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所有的探矿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之规定，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作为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以实际支付8790345元的价款转让给内蒙小红山源森，转让价款明显低于涉案探矿权前期完成的勘查投入，损害了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香港森源对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签订的《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定代表人低价转让公司财产给其关联公司，股东可诉请确认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２】未经股东会同意，法定代表人将公司财产低价转让给关联公司的合同无效。
【解读３】（一）基本案情：（１）青海森源取得探矿权，法定代表人梁某某，香港森源为唯一股东；（２）青海森源董事会决议将探矿权转让给即将成立的小红山森源，香港森源作出董事会决议罢免青海森源所有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人但未办理工商登记；（３）梁某某成立小红山森源，梁某某为法定代表人，青海森源与小红山森源签订《探矿权变更协议》约定青海森源将探矿权变更为小红山森源，转让价８００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４）香港森源起诉请求确认《探矿权变更协议》无效，一审判决支持无效，二审驳回无效的诉求，再审判决无效。（二）裁判理由：（１）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公司对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其作为青海森源和小红山森源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低价转让给小红山森源，损害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香港森源根据《公司法》第１５３条之规定，股东可以对董高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直接提起诉讼；（２）《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规定应属无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香港森源利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66号
【裁判要旨】土地使用权虽未转移登记至公司名下，但公司又以其出资设立其他公司并直接登记至其他公司名下的，应当认定土地使用权出资到位。
【裁判摘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两块土地均已由东北电气公司实际交付高压开关公司占有、使用，高压开关公司并以上述土地使用权出资设立了新泰仓储物流公司、隔离开关公司。在此过程中，高压开关公司实际利用了该土地，并兑换获得了新泰仓储物流公司、隔离开关公司的相应股权财产。此种情形下，高压开关公司的资产并未受到实际损害，其资本是充实的，高压开关公司债权人长城资产公司的利益亦未由此受到损害。因此，该种情况下可以视为上述土地使用权已由东北电气公司实际出资到位。长城资产公司关于东北电气公司应在9606万元本息范围内对高压开关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东北电气公司是否应当为沈阳高压开关厂6811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东北输变电设备公司于1992年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体制问题的通知》，就被纳入股份制改造的各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明确规定，沈阳高压开关厂等六家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划归省，再由省划归集团公司，由集团公司投入到股份公司，集团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和经营管理该部分国有资产。该文件体现的产权关系亦得到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及该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的印证。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沈阳高压开关厂的全部国有资产通过行政手段划归集团公司持有，集团公司作为该国有资产的运营主体将其投入到东北电气公司，集团公司据此持有东北电气公司的相应股权。也就是说，虽然东北电气公司实际接收了沈阳高压开关厂的资产，但并非无偿接收。因此长城资产公司以东北电气公司接收沈阳高压开关厂资产为由要求东北电气公司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公司虽然接收了债务人企业的财产，但并非无偿接收的，不应承担其债务。
摘要2：【摘要】另外，长城资产公司主张揭开高压开关公司面纱，即否认高压开关公司法人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即“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该条规定，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即滥用的主体限于公司股东；二是行为要件，即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三是结果要件，即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本案中，虽然东北电气公司在高压开关公司设立时的确是高压开关公司的股东，但之后东北电气公司将所持高压开关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不再是高压开关公司的股东。本案情形不符合上述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条件。因此，长城资产公司关于东北电气公司滥用高压开关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要求揭开高压开关公司面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即滥用的主体限于公司股东；二是行为要件，即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三是结果要件，即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解读２】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应当从司法存在财产混同、组织机构混同以及业务混同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3429号
【裁判要旨】无论是否是实际出资人，表决权归公司登记的股东。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张某某是耿博公司登记在册且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公司登记机关企业信息和公司章程为证，姚某对此事实亦予以确认。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法并未规定股东会会议由实际出资人行使表决权。至于实际出资人是否同意代其持股人的表决行为，是实际出资人与代持股人之间内部的纠纷，与公司股东表决权无涉。故而，不论张某某是否为耿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作为公司登记在册股东，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的表决权；其二，根据耿博公司章程，张某某作为耿博公司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权按照其出资比例享有70%表决权，因此系争股东会会议表决结果达到了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其三，姚谋曾于2018年4月12日通知张某某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的账目、利润及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事宜，双方均到场参加会议，说明其认可张某某的股东身份，并邀其共商决议。现姚某认为张某某无权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第二，．．．．．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张某某虽然未能提交会议记录，但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在公证监督下实际召开并经表决通过，姚某未就其提出的系争股东会会议并未实际召开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仅以系争股东会会议没有形成会议记录进行反驳，理由并非充分，难以采信。．．．．．．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张某某系耿博公司登记股东，持有公司70%股份，耿博公司将在2018年7月18日于指定地点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已提前向公司另一股东姚谋送达。根据公证书记载，该次股东会会议如期召开，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系争股东会决议，作出表决结果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没有证据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故应当认定系争股东会决议成立。姚谋主张系争股东会会议未实际召开，有违事实。姚某主张张某某不是耿博公司实际股东，张某某对此不予确认，在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张某某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张某某依法享有行使股东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姚谋以无股东会会议记录及股东会决议未向其送达为由主张系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
【解读】代持股关系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规则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明显规定。
摘要1：【裁判要点】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享有了解和掌握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信息的权利，是股东依法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重要基础。《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查阅范围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方式，但未对董事会会议记录、会计凭证等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档案材料作出规定。股东申请查阅董事会会议记录、会计凭证时，法院应当以严格审查股东查阅目的为前提，结合股东查阅理由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判断股东是否有权申请查阅上述材料。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丹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1424民初67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各种风险，盈利和亏损均属正常情况，股东应当依其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和承担企业亏损。但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相对的封闭性，公司治理上往往更多地强调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因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另外约定股东对经营一段时间的亏损承担责任，纯粹属于股东之间意思自治，对此不应加以干涉。本案中，由于股东约定承担公司亏损，未进行会计核算和资产评估，公司整体盈亏不明。股东自愿约定对公司亏损履行注资义务，在性质上符合赠与的法律特征，属于股东对公司的赠与行为。赠与行为属于实践法律行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被告敖某某拒绝按照股东会议出资弥补亏损，实际上也就等于撤销了赠与。综上，公司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也就是公司拥有诉权，但无胜诉权，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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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246号
【裁判摘要】本案所涉合同的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还是赠与——2006年10月8日的《转股协议》约定，高明公司将其登记在创富公司名下的注册资本20万美元及其所对应的股份无条件（withoutanytermsandconditions）转让给华恒公司。尽管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华恒公司受让高明公司49%股份的对价，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明确，高明公司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华恒公司也无受赠的意思表示。而且，除了上述高明公司与华恒公司签署的《转股协议》外，在华恒公司、高明公司和范智勇三方签署的《转股协议》，创富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签署的董事会决议，范某某出具的《声明书》以及伊某某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中，各当事人均一再确认49%股权的转移系基于转让关系。此外，2002年6月创富公司设立时，高明公司投资的20万美元实为支付创富公司货款，双方明确约定高明公司毋需支付其他款项。可见，高明公司所拥有的49%股份实际上并未支付相应对价。2006年3月3日陈某与范某某离婚，双方的《离婚协议书》载明，创富公司、华恒公司及宁波创富恒业物流设施有限公司所有资产及原登记在范某某名下的全部股权一次性划归陈某所有。华恒公司、高明公司及范某某于同年10月8日签订本案《转股协议》，实际上是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内容的进一步落实，高明公司无条件转让49%股权给华恒公司，并非高明公司所称的基于赠与关系。因此，高明公司以案涉股权转让是“无条件转让”为由认为案涉合同性质为赠与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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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内07民终7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违反公司章程限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对目标公司没有约束力，受让方要求公司履行注销、签发出资证明书等义务不能得到支持。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要求国旅公司发放出资证明书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根据国旅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所持股份在股东之间转让时需经董事会同意方可进行"的规定，公司章程系公司股东一致的意思表示，载明了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公司股东负有义务遵守和执行。左某、李某同为国旅公司股东，在公司章程上亦签字认可，故该股权转让应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虽然李某提供了一份申请，亦有部分董事会成员签字，但该申请并不能当然等同于董事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起规定"的规定，法律是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的，且李某作为国旅公司股东，应当知晓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李某又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公司章程的规定违背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李某应当遵循国旅公司章程。该股权转让违反了章程限制，相对于国旅公司而言，该股权转让对国旅公司并无约束力。即使国旅公司未针对股权转让事宜及时召开董事会，也不能当然推定国旅公司董事会对此事表示认同，或当然发生股权变动的效力。故一审法院判令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股权转让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并不因违反章程的限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２）违反章程的限制性规定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并无约束力，受让人要求公司履行注销、签发出资证明等义务的，公司有权拒绝。
摘要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答复（2003年6月6日 工商外企字[2003]第75号）
【摘要】
一、外商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适用《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二、外商投资企业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须经董事会决议或确认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决议。
公司制外商投资企业原法定代表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职责，致使董事会不能按法定程序召开的，按照《规定》第七条规定，可由半数以上的董事或者由出资最多或者持有最大股份表决权的股东或其委派的代表召开和主持会议，依法作出决议。同时应当提交原法定代表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职责的证明文件。
三、外商投资企业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更换方式为股东委派或股东之间协商产生的，无须提交董事会决议。申请人应依据《规定》第六条规定提交文件，其中免职、任职文件种类根据企业章程规定的法定代表人产生方式确定，具体包括：有权委派方的委派文件、投资各方的协商确认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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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2004年2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2004年2月24日 京高法发[2004]50号）
摘要2：一、诉讼主体问题1．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的筹备组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职工持股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3．涉及股东会议、董事会议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4．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纠纷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5．股东的签名被他人冒用，导致其股权被转让并丧失股东身份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6．因公司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签订出资协议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7．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8．股东以公司利益受到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不当行为的侵害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9．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能否直接提起要求清算的诉讼?10．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因掌握与公司清算有关的公司档案文件、财务账簿以及印章等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不向清算组交付上述物品导致清算组不能清算而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二、股东资格与股东出资问题11．如何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12．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死亡，其继承人能否直接主张继承股东资格?13．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使用权能否直接作为股东出资?14．有限责任公司中持股职工能否退股?15．股权转让款已经实际交付，公司尚未办理股权转让确认或变更登记即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权受让人能否向股权转让人主张撤销或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三、诉讼时效问题16．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其他股东或公司要求其补足出资，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17．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18．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取得公司对其股东身份的确认，股权转让人要求股权受让人给付股权转让款，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四、法律适用问题19．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法律适用?20．涉及企业改制而发生的公司纠纷的法律适用?21．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纠纷如何适用《公司法》?22．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的法律适用原则?
五、其他问题23．已经被法院判决限期清算，并成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公司，对于清算组已经确认但拒绝清偿的债务纠纷，如何确定管辖及审理原则?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2民终10583号
【裁判要旨】违约方不能因其违约行为而获益。
【裁判摘要】关于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日元还是39.39万元人民币的问题。双方均对己方观点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予以佐证，且均具备相当的证明效力。根据相关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价款均为500万日元，这也符合三协公司原来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性。然而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备案的董事会决议却载明价款为39.39万元人民币，亦应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能够与双方的电子邮件往来内容相印证。而从浦东区政府《关于同意设立三协包装机械(上海)有限公司的批复》的内容来看，上诉人出资1,500万日元，被上诉人出资500万日元，皆以等值人民币现金折合投入，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实际以人民币进行投资。从上诉人收购三协会社、被上诉人持有的三协公司股权形式、价格来看，其实也均以股权出售方当初购入原价进行收购。结合董事会决议“39.39万人民币(按以前实际出资日汇率计算=500万日元)的价格”的这一表述，本院认为双方在本案中对于价款的认识和主张均不全面，其实双方对于涉案股权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既是500万日元，也是39.39万人民币，两者本身并不冲突，在双方转让股权之时，无论采取哪种解释方式对股权转让款进行解读，其实际价值相差无几。而之所以在本案中双方对于计价货币存在如此争议，是由于上诉人长时间拖延支付股权转让款，随着汇率波动，致使500万元日元和39.39万元人民币的价值出现偏离。因此，在双方对合同价款的认定发生争议，也均有证据支撑时，应以保护守约方为原则进行解释。一审法院采信守约方即被上诉人的观点，认为上诉人应支付的转让价款为39.39万元，更符合情理，也更符合双方当事人在进行股权转让时的真意。故本院对一审法院关于股权转让款的认定予以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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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78号
【裁判摘要】关于2011年11月10日“董事会会议记录”的真实性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董事会会议记录”虽有如此名称，但并非库门瑙尔公司因召开董事会会议而产生的记录，该记录共有两页，第一页上没有斯文·帕萨尔格的签字，第二页上有斯文·帕萨尔格的签字。第一页的主要内容是斯文·帕萨尔格及其妻子的还款计划，第二页的主要内容是斯文·帕萨尔格承诺和其妻子会根据本协议履行其义务，以及斯文·帕萨尔格在其签名旁的“签注”即“接受并承诺履行我们的义务”。从两页的文字内容看，意思表述是连续的，完整地表达了斯文·帕萨尔格履行还款义务的原因、还款计划以及重申遵守协议。对于该记录如何形成，斯文·帕萨尔格在不同场合有多种表述，斯文·帕萨尔格认可其签字及签注的真实性，但在北京三中院审理的另案中称其是在空白页上签字；在本案一、二审阶段则称第二页是单独签署的，与第一页无关，第一页的内容不真实；在本案再审审查阶段，其代理人则称“两人均在场，库门瑙尔公司出了一个文件，斯文·帕萨尔格认为未拿公司钱，签字不会受影响，就签字了”。斯文·帕萨尔格对于其签字页即第二页如何形成以及履行什么义务始终无法自圆其说，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董事会会议记录”业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其真实性，而斯文·帕萨尔格亦无证据予以推翻。因此，本院确认“董事会会议记录”的真实性，该记录系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斯文·帕萨尔格应依照其承诺履行还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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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
【裁判要旨】不能仅因涉及关联交易动辄认定公司决议当然无效，还应审查是否系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是否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之规定，公司决议无效情形是指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本案审查的重点是，东圣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3项、第6项及《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内容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东圣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作出关于收购海隆公司并授权ＸＸ组织收购工作的决议，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确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但涉及关联交易的决议无效，还需要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之规定判定，也即须判定公司决议是否系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以及是否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而不能仅因涉及关联交易，辄认定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当然无效。
【摘要】本案中，东圣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各方董事及股东代表均参加会议并一致同意表决通过，对决议内容未提出异议。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虽具有关联关系，但法律并未对其行使表决权作出限制，并不能因此认定其行为构成滥用股东权利。至于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召开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关于会议召集程序的相关规定，应为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撤销的事由，不属于对相关决议效力认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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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初14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四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由以上规定可知，公司股东会有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董事会仅有权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但无权决定公司利润分配事宜。现中地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利润分配之规定与公司法规定一致，公司股东会未另行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利润分配，亦未事后对诉争董事会决议予以追认，故中地公司董事会无权决定中地公司分红事宜，2005年4月28日董事会关于分红的决议应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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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77号
【裁判摘要】《中外合作肇庆马房北江公路大桥合同》及《中外合作肇庆马房北江公路大桥章程》约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须全体董事一致通过。经查，马房大桥公司2001、200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未获得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百佳公司在此情形下主张分配利润，并不符合马房大桥公司合同及章程的相关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董事会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马房大桥公司的三方股东明粤公司、马成公司和百佳公司均在2001、2002年度的利润分配报告中盖章确认，应视为马房大桥公司股东会已就利润分配事项作出决议。但上述利润分配报告中已明确百佳公司2001年度应分配利润暂不分配、2002年度应分配利润暂缓分配。在马房大桥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未能就向百佳公司分配利润重新作出决议的情形下，百佳公司主张马房大桥公司向其分配利润的条件尚未成就，故不应支持百佳公司关于分配利润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对此问题的认定及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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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9092号
【裁判摘要】虽然京鲁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但京鲁公司董事会、董事任期于2007年届满后未重新选举董事会；京鲁公司董事长张某某已经去世，亦无法履行职务；而魏某某与李某某、贾某某、刘某某、付某某同为原董事会成员却已经产生分歧并发生诉讼，以董事会名义召集股东会已不具备可行性。在京鲁公司章程本身未对董事会无法召集股东会的上述情况作出规定时，李某某、贾某某、刘某某、付某某作为合计持有京鲁公司49％股权的股东提议并召集股东会解决公司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问题，是股东行使其经营决策和管理职权以维护公司正常经营的客观需要，亦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九条关于“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四十条关于“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的规定。故本院对魏某某关于临时股东会召集主体不合法，京鲁公司没有合法的召集主体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摘要１】《公司法》及京鲁公司章程均未有有限责任公司临时股东会议案必须提前明确议题和具体议事事项，否则临时股东会决议不具有合法性的规定，魏某某依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的规定主张有限责任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通知不合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２】《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应就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以及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进行审查，而股东是否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其本质属于公司决议无效纠纷，不是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所应审理的范畴。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428号
【裁判摘要】斯必克公司提供的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监事会架构及其改选和董事会改选两项议题，却在该次股东会上形成了相关决议，是否属于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决议因此应予撤销？——本院认为，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召开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在斯必克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会通知函中，并未列明监事会架构及其成员改选和董事会成员改选两项议程，但是却形成了该两项相关决议，属于会议召集程序存在违法，应予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13民终4196号
【裁判摘要】在召集程序上，公司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第四十一条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澳林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二十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被上诉人于某某在公司执行董事陈某某、公司监事李某不召集股东会的情况下，自行召集临时股东会并提前十五天进行了通知，符合上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摘要2：【解读】执行董事、监事不履行召集股东会职责，代表１／１０以上表决权股东有权召集临时股东会。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通中商终字第0462号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通知以书面形式发送，并载明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本院认为，股东会会议通知是股东得以参加股东会并行使其干预权的前提，尤其是在经营者和控股股东合二为一的情况下，股东会已成为少数股东要求大股东解决其政策并提出反对意见的唯一场所。股东会会议通知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成功的向股东通知开会事宜，保障公司股东为开会事宜做好充分准备并按时参加股东会正常行使股东权利，防止控股股东利用突袭手段控制股东会。案涉股东会开会之前，召集会议的公司执行董事傅某某仅提前一两天通知其他股东，且没有明确告知开会的主要事宜，显然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新苏中公司之前召开股东会经常以口头通知的方式作出，但不能以此证明公司形成了股东会会议召开无需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通知的惯例。况且，本案股东会会议讨论的事宜系对公司重大资产的处置，即便如新苏中公司所抗辩的系股权转让，股东在没有提前十五日接到通知的情形下，显然对公司资产或持有的股权是否转让、以何种价格转让、转让给谁等事项没有调查、思考和准备的时间，不利于在股东会决议时作出充分判断和表决。事实上，新苏中公司的另外两位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股东贲某甲、贲某乙也提出了异议。因此，本案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显然违反了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而新苏中公司违反程序召集股东会的行为影响了股东正常行使其股东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股东会会议通知制度的立法目的。综上，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股东会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应予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淮民二终字第00011号
【裁判摘要】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淮化集团将软银投资公司于2012年10月16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改期至同年10月22日，虽对原定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议题等，已于2012年9月10日由其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向全体股东发出议案，并于2012年9月28日通知全体股东，软银投资公司知道该次股东会议议案，但因其对改期会议未在会议召开前15日通知股东软银投资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同时亦违反了《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故该股东会会议在召集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软银投资公司自该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法院撤销该公司决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股东会会议改期未在改期后的股东会议召开前１５日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决议可撤销。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琼民二终字第18号
【裁判摘要】关于2014年1月17日股东会决议应否撤销的问题。保力公司于2014年1月4日向宝恒公司公告送达2014年1月17日股东会议的召开通知，会议通知未提前十五天，故违反了保力公司《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召开股东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规定。同时，保力公司亦未实际召开该次股东会。故宝恒公司有权依法请求撤销该份股东会决议。保力公司上诉主张宝恒公司起诉撤销该次决议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60日期限。如前部分所述，保力公司未通知宝恒公司参加该次会议，该次会议也未实际召开，且保力公司也从未将决议内容通知宝恒公司，故宝恒公司起诉请求撤销该次会议决议，应不受该条规定的60日的限制。故宝恒公司请求撤销2014年1月17日股东会决议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00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规定，是针对实际召开的公司股东会的会议决议作出的规定，即在此情况下请求撤销相关会议决议应受60日期限的限制，逾期则不予支持。本案中，相关会议决议均为天久公司单方作出，如前所述，保力公司只有天久公司与宝恒公司两个股东，此种情形下相关会议决议不具有相应效力，应认定其实质上并不存在。故宝恒公司可以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股东权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可以不受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期限的限制。
【解读】本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保力公司涉案的临时股东决议、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股东会临时湖医院决议“不成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以原告诉讼请求是“撤销”相关公司决议判非所诉为由判决“撤销”案涉决议，依据《公司法解释（四）》第５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法诉前案涉公司决议“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