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1-15 09: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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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复60号
【裁判摘要】2014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工商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应当向被执行人及其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现为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协助公示。第12条规定，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的，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转让，不得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被冻结期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现为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该股东的变更登记、该股东向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被冻结部分的公司章程备案，以及被冻结部分股权的出质登记。据此，人民法院在冻结股权时，应当向股权所在的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同时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协助公示。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青海高院在未查阅成都农商行股东名册、确认森宇公司是否为其股东，且未向成都农商行送达冻结股权裁定的情况下，直接要求成都市工商局协助公示冻结股权事项的做法，不符合规定，亦不能对案涉股权起到冻结效力。
摘要2：【问题】未向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股权裁定而直接要求协助公示冻结股权事项的是否能够实现冻结的效力？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在冻结股权时，应当向股权所在的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同时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协助公示。本案法院在未向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股权裁定的情况下，直接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协助公示冻结股权事项的做法，不能对案涉股权起到冻结效力。
- 日期： 02-24 16: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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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前置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申66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高某某以其持有的霞政林字第038205号自留山证主张享有案涉山场山林权，其针对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涉案林权证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认为侵犯其既有权属，属于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情形。但高某某未经行政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二审法院据此依法驳回高某某的起诉，并无不当。
《高某某、霞浦县自然资源局资源行政管理:林业行政管理(林业)二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09行终43号
【解读１】高某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6月23日登记向第三人里沃村委会发放的证号为03522251305JIDSY000001号的林权证。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的行为是属于行政机关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确权行为，即行政确权行为，必须复议前置。本案高某某对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先向上一级发证机关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起诉。据此，高某某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上一级发证机关申请复议，而直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不足，应当依法裁定驳回高伙官的起诉。裁定：驳回原告高某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免予收取。
【解读３】二审法院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高某某提供自留山证
摘要2：（续）等证据材料主张享有涉案山场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以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涉案林权证侵犯其既有权属为由提起本案诉讼。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涉案林权证之行政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03]5号）中的“确认”范畴，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行政行为问题的答复》（[2005]行他字第4号）有关适用行政许可性质的范围，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情形。高某某未申请行政复议处理，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依法驳回高伙官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解读４】福建高级人民法院同类案例：（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申662号《冯某某、霞浦县自然资源局资源行政管理:林业行政管理(林业)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２）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412号《霞浦县柏洋乡后垄村民委员会等诉霞浦县人民政府确认案》；（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390号《黄某某与霞浦县人民政府行政裁定书案》；（４）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378号《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民委员会等诉屏南县人民政府确认案》 ；（５）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289号《浦城县富岭镇双田村西坑头村民小组与浦城县人民政府行政裁定书案》 ；（６）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291号《浦城县富岭镇双田村西坑头村民小组与浦城县人民政府行政确认行政裁定书案》
- 日期： 02-26 09: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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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249号
【裁判摘要】案涉《商务合同》既包括土建部分，也包括安装部分，且两部分不可分离，合同的性质从整体来说更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征，故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工程施工地点在甘肃省金昌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甘肃省人民法院享有本案的管辖权。国电公司与金昌公司协议管辖条款，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而无效。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商初字第00036号
【解读】设备价款所占比例大小并非区分建设工程与承揽合同的标准——《光伏电站建设商务合同》约定工程项目的范围包括详勘、工程设计、设备材料采购供应、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工程管理、设备安装与调试等，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设备价款占合同总价的８０％左右，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合同整体内容，本案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法院认为，涉诉合同中土建和安装部分不可分离，合同的性质从整体来说更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征，故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9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点】在建设工程价款强制执行过程中，房屋买受人对强制执行的房屋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但不否定原生效判决确认的债权人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予依法受理。
摘要2：【解读】在建设工程价款强制执行过程中，房屋买受人对强制执行的房屋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具体情形确定权益。
【摘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文义，该条法律规定的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是指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不含有其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主张。案外人主张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与否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本身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是案外人在承认或至少不否认对方权利的前提下，对两种权利的执行顺位进行比较，主张其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排除他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后者是从根本上否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本身，主张诉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存在。简而言之，当事人主张其权益在特定标的的执行上优于对方的权益，不能等同于否定对方权益的存在；当事人主张其权益会影响生效裁判的执行，也不能等同于其认为生效裁判错误。
- 日期： 03-07 13: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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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居住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8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经审理查明，金海公司已受让天邑公司100%的股权，且已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王某某等三人的一审诉请仅为主张金海公司、长城资产上海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故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中合同履行地应为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摘要2：【裁判要旨】（１）自然人以户籍登记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２）当事人为主张其经常居住地情况，可提交所所在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甲乙证实；在对方当事人未能提交有效相反证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证实的经常居住地位该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
【摘要】虽王某某身份证载明住址为“上海市卢湾区丽园路×××号××××室"，但王某某于本案中提交了《龙华区金贸街道玉沙社区居委会证明》，以证明王某某自2010年5月1日至今居住在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5号天邑国际大厦×单元××××房。在长城资产上海分公司未能提交有效相反证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原裁定认定王某某的经常居住地在海南省海口市，且海南高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 日期： 03-12 10:2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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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苏06行终644号
【裁判摘要】对是否具备“诉的利益"的审查和判断，较为复杂。从法院审理的顺序上，对起诉条件的审查应早于对“诉的利益"的审查。起诉条件以保障当事人及时得到救济、让当事人能够充分行使起诉权为目的，“门槛"较低；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从程序上排除不合法或者没有本案审理必要的诉（诉讼请求），属于实质性审查，“门槛"较高。但不管“门槛"高低，在对“诉的利益"进行判断时，人民法院不得以“诉的利益"取代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摘要2：【解读】行政案件立案时不能以诉的利益取代受案条件。
（１）原告被县人社局认定为工伤，但原告认为由于其受伤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根据当地规定不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只能获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４.８万元（１６个月的本人工资）；相反，如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处理可以获得３７.７６万元的金钱赔偿，故不服县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请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
（２）一审法院认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明显缺乏法院通过裁判加以保护的利益，认定原告于案涉工伤认定行为不具备法律上利害关系，也因此丧失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
（３）二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对法定起诉条件持形式审查立场，即只要公民的起诉形式上符合《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规定，即应当予以登记立案，而不宜在法律规定之外另行增设起诉“门槛”，更不宜将行政行为合法性等实体问题前移至起诉审查阶段。一审法院以诉的利益的审查范围代替了对实体问题的审查，不适当地扩大了诉的利益的审查范围，且剥夺了原告对其主张获得实体审理的权利。二审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法院不得以“诉的利益"取代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54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有参与行政诉讼的能力。这种参与能力，又称当事人能力或者诉讼权利能力，是指当事人在诉讼案件中取得作为原告或者被告法律地位的能力，与诉讼行为能力和当事人适格不同，这是一种对所有当事人普遍适用的抽象的资格要求。当事人能力又分为原告当事人能力与被告当事人能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有当事人能力的原告为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三大类。当事人能力取决于权利能力，虽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属不同的诉讼制度，但作为行政相对一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权利能力与其作为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并无不同，因此在认定标准上完全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裁判摘要】将一个企业或者其他联合体认可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取得法人资格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经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是乡镇企业、街道企业能够成为“其他组织”的法定条件。一审法院以再审申请人以淮阳县第二化肥厂的名义提起诉讼，却不能提供合法的营业执照，不能证明淮阳县第二化肥厂具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提出，其未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是因为“不需要到市场去销售”，这一理由不能改变其不具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定条件的事实。再审申请人还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淮阳县第二化肥厂和行政负责人均有原告资格，但其显然对该条规定的本来含义理解错误。司法解释该条的本来意思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应以“行为人”为当事人，而非以未登记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当事人。
摘要2：【裁判摘要３】当事人具备参与能力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人民法院可以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依职权进行审查。如果原告无参与能力，则起诉就属不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而无需进一步审查其他起诉条件，也无需通知被告答辩。只有在当事人是否具有参与能力情况不明需要调查时，人民法院才有必要调查、询问乃至开庭审理予以查明。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不具备原告参与能力的情形比较明显，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迳行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援引“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规定有误，是对司法解释条款顺序的混淆。由于本案上诉审的争执在于原告参与能力之有无，亦属人民法院得以职权审查的程序性事项，因此，“二审法院不通知第三人到庭，只审主体不审实体”，同样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豫行终629号
【裁判摘要】本案诉讼中，张某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诉金水区政府的不作为对其人身权、财产权、相邻权等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其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张某某诉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１７５９号
【解读１】具有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行政行为，应赋予蒙受最直接最严重不利影响的对象诉权——实践中，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效果往往并非局限于其所针对的事项或人员，而是具有一定的复效性，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对于这些具有较为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行政行为，为确保行政诉讼救济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应当赋予由此蒙受最直接、最严重不利影响的对象提起诉讼的权利。
【解读２】因申请行政机关履行相关职责而引发的行政给付诉讼中，一个拒绝原告申请的不作为行为虽然在表面上也使其受到了某种“不利”，但由于原告的相关权益并非一定会因此受到损害，原告除了必须证明其提出申请并遭到拒绝外，还需要证明其某种合法权益存在因此受到侵害的可能。原告如非行政相对人，亦不能证明行政不作为侵害了其人身权、财产权、相邻权等合法权益，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 日期： 03-16 10: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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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晋行终221号
【裁判摘要】投诉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除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弥补行政机关执法能力不足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何种事项向哪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与此相应，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也需要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于投诉举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作出判断。通常情况下，对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判断，取决于以下方面：第一，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第二，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本案所涉及的煤矿安全生产许可领域而言，国务院《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举报。该规定虽然赋予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违反安全生产许可规定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的权利，但是，该规定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其他关于安全生产许可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符合该目的的相关规定，因此，本案上诉人王某某虽然有权就任何违反安全生产许可规定的企业和行为向有权机关进行投诉举报，但是，却无权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做出的《关于山西和顺县正邦煤业公司举报问题的核查报告》，认定山西和顺正邦煤业有限公司不构成违法生产。这一结论对于上诉人王某某没有设定任何权利义务，对于其合法权益也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王某某金在上诉状中反复强调其与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做出的报告存在利害关系，究其原委，不外乎其作为合资经营人与山西和顺县正邦煤业公司签订的《综采采煤合作协议书》的效力，可能会因为山西安监局的认定报告而受到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
摘要2：（续）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
《举报人一般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王某某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及规范性文件审查一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８）最高法行申１６５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典型行政案件裁判观点（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法律出版社Ｐ１３９－１４４
【解读】对于公民的投诉和举报应予区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投诉人与行政机关针对投诉作出的处理结论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对于举报，法律法规赋予了举报人举报权的目的主要在于为行政机关查处被举报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提供线索，规范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保障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接受举报的行政机关是否启动对举报的核查程序、是否对被举报人作出护理、对被举报事实作出何种认定，则与举报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举报人对此不具有诉讼利益，进而也就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人民法院对举报人的起诉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 日期： 03-16 15: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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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6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据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即为再审申请人认为武昌区政府未履行查处职责而提起的履行职责之诉。但是，提起履行职责之诉，对于原告来讲，需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对于被告来讲，需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认为武昌区政府具有查处城中村改造建设中违法强拆行为的法定职责，从而向武昌区政府提出查处申请，系因为其认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的意见》（武政办〔2009〕36号）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和旧城改造等工作的通知》（武政〔2009〕37号）中均规定区人民政府是城中村改造建设的责任主体。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规范性文件虽然明确规定了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的责任主体为区人民政府，但是，从上述两份文件对武汉市各区人民政府在城中村改造建设中的具体职责规定来看，这里所谓的“主体责任”，其具体内容是组织推进落实包括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在内的城中村改造的各项建设工作。上述文件并没有对区人民政府就违法拆除行为如何查处，查处的内容、程序、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律规范均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武昌区政府不具备对涉案事项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再审申请人向武昌区政府提出的申请亦缺乏相应的请求权基础。原告是否具有请求权基础、被告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固然可以在实体审理中查明，但在事实情况和法律状况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亦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拒绝”了一个没有实体法上请求权基础的申请而使一个明显不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卷进诉讼当中。
摘要2：【解读】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被告明显不具有法定职责的可径行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提起诉讼，这是因为，对于不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言，侵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其原告资格总是显而易见。但对于“非相对人”而言，该款则特别规定，他必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这里所说的“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自然包括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明。具体来讲，作为“非相对人”的起诉人，不仅必须要证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表明，该权利受到了那个并非针对他的行政行为的可能侵害。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曹某某请求撤销的是再审被申请人长治市政府为原审第三人牛某某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再审申请人对此主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系其购买，并由其一直使用至今，故认为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长治市政府为牛某某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众所周知，房屋所有权是一种典型的不动产物权。．．．．．．据此，在行政诉讼中主张其不动产物权受到侵害，就应当出具不动产权属证书以为权利证明。不能提供相关权属证书，也就不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与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房屋均有利害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专门增加了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规定。即，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如果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则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行政诉讼，待基础民事争议先行解决后再恢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裁定中止行政诉讼，适用于行政案件和相关民事案件都在审理且都尚未审结的情形，而本案的情况则不同。根据生效的晋民再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
摘要2：（续），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事关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否具有诉权，关乎行政案件能不能受理，必须在立案前先行解决。因此，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应当在涉诉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房屋所有权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再对本案涉诉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并据此维持一审驳回起诉裁定，并非如再审申请人所称是对诉讼条件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这一规定既是案卷主义的要求，也是中立原则的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受“先取证，后裁决”规则的约束，被告提供的旨在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只能限于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同样受案卷主义的约束，既不能接受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也不能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如果被诉行政行为是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就已经构成违法。但是，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绝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注解】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06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但被诉行为应当限于“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换句话说，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不是因为它本身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因为它在有些情况下，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行使了某种行政管理的职权。因此并非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作出的所有行为都能够在行政诉讼中挑战，可诉的行为仅限于那些既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依据，在性质上又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
【裁判摘要２】就各级人民政府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是在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第二十条规定：“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可以对居民委员会有关的下属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这些指导、支持、帮助等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指导。通常情况下，行政指导因其不具有羁束力和强制力，不能成为撤销之诉的对象。基于同样的道理，也不能通过提起一个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判令行政机关履行行政指导职责，因为，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作出的行为必须是一个法律行为，但行政指导显然并不属于这样一种旨在设定某种法律后果的个别调整。对于本案来讲,更为关键的是，该法并没有将针对居民委员会的行政指导职责赋予像太原市政府这样的设区的市政府，更没有规定设区的市政府有直接责令居民委员会调整其成员福利待遇的法定职责。在一个行政机关明显不具有原告所申请履行的法定职责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原告曾经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而就此拥有了诉权。针对一个明显没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起履行职责之诉，属于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解读１】行政指导不属于履行职责之诉的行为——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作出的行为必须是一个法律行为，但行政指导显然并不属于这样一种旨在设定某种法律后果的个别调整。
【解读２】对没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不能提起履行职责之诉——针对一个明显没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起履行职责之诉，属于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注解】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审查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的是否属于其法定职责——在一个行政机关明显不具有原告所申请履行的法定职责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原告曾经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而就此拥有诉权。
- 日期： 03-19 15: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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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鄂行终31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庞某某向湖北省公安厅提出申请，要求该厅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的规定，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属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决定，对庞某某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庞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规范颁布之诉——庞某某诉湖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８）最高法行申５３５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典型行政案件裁判观点（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法律出版社，Ｐ２６６－２７０
【解读１】基本案情：庞某提起本案诉讼，根本目的是要求湖北省公安厅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４６条的规定，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驳回起诉；二审法院也以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决定对其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解读２】《行政诉讼法》第１３条第２项规定直接针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不予受理针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既包括不予受理请求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起诉，也包括不予受理请求判令行政机关制定、发布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259号
【裁判摘要１】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司法救济权利，其在当事人所提之诉具有适法性，且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况下产生，在纠纷得到司法最终解决之后丧失。这意味着一个纠纷只能产生一个诉权，当事人不能就同一个诉权向不同的法院行使，也不能向同一法院反复行使，即同一诉权只能有一次诉讼系属。诉讼过程中，诉讼系属因纠纷的解决而随诉权一并消灭，并转化为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二者相继发生，互相配合，从时间和空间上防止了当事人对同一案件进行重复诉讼，以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和诉讼经济的目的。
【裁判摘要２】由于诉讼系属针对的是原告的起诉行为，因此，判断后案是否系属于前案的时点，也应当以起诉时为准，即：如果原告起诉时，其诉请系属于前案，则丧失对本案的诉权；如果原告起诉时，前案诉请已经发生变化，其诉请不再系属于前案，则可以依法行使诉权。
摘要2：【解读】虽非典型的重复起诉，但由于前诉的当事人包含了本案的当事人，故本案争议内容已经系属于前案，当事人就此再次提起诉讼已经丧失诉权，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 日期： 03-24 10: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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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386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中，为确保经营管理好大青湖自然鱼类和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和保护好湖区生态环境，东至县政府、东至县水产局与合作社经协商一致于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涉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因该《协议》产生的纠纷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合作社诉请法院确认该《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涉诉《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合作社）放弃对东至县招标采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就大青湖废标问题提起的行政诉讼”，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就本协议签订前大青湖引发的一切纠纷，双方就此了结，乙方（合作社）同意不会采取通过诉讼、上访等在内的任何途径提出异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自愿行使，也有权自愿放弃，属于当事人自行处置的范畴。通过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行使诉讼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社在一审中诉称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涉诉《协议》，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受胁迫事实的存在，涉诉《协议》不存在违法或者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当事人有权自愿放弃，属于当事人自行处置的范畴。（２）通过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行使诉讼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注释】（１）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386号的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法院最终认定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诉权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因此无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非裁定驳回起诉；（２）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诉请并不导致当事人诉权丧失，并不因此导致法院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
- 日期： 03-29 10: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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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京0114执异22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为“北京天通宜和国际珠宝有限公司”，经北京世纪今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2019）京0114执异222号生效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北京天通宜和国际珠宝有限公司的执行申请，因此对于孙某某１、孙某某２于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一节，并不符合在“执行过程中”这一前置条件，本院对于孙某某１、孙某某２该项申请无法支持。
【解读】公司本身不具有申请执行人资格不予受理申请执行，股权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不符合规定。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京01执复145号
【摘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适用于执行过程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重要法律依据。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2019）京0114执异222号生效执行裁定书已裁定驳回北京天通宜和国际珠宝有限公司的执行申请，昌平法院据此以孙某某１、孙某某２所提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并未在执行过程中为由裁定驳回孙某某１、孙某某２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89号
【裁判摘要】公务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的规定，公务员的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属于公务员人事管理中的工资福利保险事项，系基于公务员的权利义务而产生。对于行政机关向公务员的亲属发放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亦应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权利义务决定的内部行为范畴，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再审申请人王××等三人认为再审被申请人东阿县政府依据64号通知规定的标准向其发放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错误而引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基本前提。若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则人民法院不应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的事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常认为，该款规定的行政行为系指行政主体按照行政管理职责权限对外作出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关于依法支付抚恤金的规定亦应在此意义上予以理解与适用。但再审申请人于2015年7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系认为再审被申请人向其发放的抚恤金不符合192号通知关于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病故的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对该项的解释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
摘要2：（续）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的规定，公务员的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属于公务员人事管理中的工资福利保险事项，系基于公务员的权利义务而产生。对于行政机关向公务员的亲属发放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亦应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权利义务决定的内部行为范畴，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二审法院予以立案及实体审理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且一、二审法院经实体审理后对张××生前工作身份所作认定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一、二审判决应予撤销，对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应予裁定驳回。在本案诉讼程序终结之后，一、二审判决关于张××生前工作身份的认定便失去拘束效力，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之间的抚恤金发放争议恢复至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之前的状态，再审申请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复核、申诉、再申诉等法定途径另行寻求权利救济。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务员一次性死亡抚恤金发放行为可诉性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６］最高法行他９号，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
【摘要】公务员一次性死亡抚恤金的发放行为（包含作为与不作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日期： 04-29 11: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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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801号
【裁判摘要】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实施强制拆除房屋的事实行为。在没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认该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只要被诉行政机关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作出该行为具有较大可能性，在立案环节即可先予认可被告适格，立案后由审判部门审查。本案中，被诉强拆行为发生之前，历城区政府已就相关土地征收项目的启动和实施做了前期工作，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历城区政府的确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征收工作负有职责，其作出被诉强拆行为的可能性较大，故此，对于再审申请人以历城区政府为被告就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立案部门先予受理并交由审判部门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是华山街道办，而不应是历城区政府，程某某以历城区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属于被告不适格。一审法院经审查发现上述情形，本应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如果经释明原告拒绝变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原告经释明同意变更被告的，则可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然而，一审法院迳以原告不能证明被诉行为系历城区政府所为为由予以驳回，理由显有不当。二审法院裁定维持一审裁定，亦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原审法院未告知变更被告并不妨碍再审申请人就适格被告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鉴于程某某主观上一直试图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寻求救济，本裁定作出之前的时间可不计算在起诉期限之内，在其诉权未因一审裁定而丧失的情况下，本案无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纠正之必要。
摘要2：【解读】（1）行政强制拆除事实行为，只要被诉行政机关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作出该行为具有较大可能性，在立案环节即可先予认可被告适格，立案后由审判部门审查；（2）一审法院未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径行予以驳回，不妨碍原告就适格被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鉴于原告主观上一直试图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寻求救济，再审裁定作出之前的时间可不计算在起诉期限之内，在其诉权不因一审裁定而丧失。
- 日期： 05-03 20: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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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595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因行使行政优益权而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补偿责任——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将传统上认为水火不容的行政和合同两种行为方式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多数人认为，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合同性，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又因其合同性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接近，但又因其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而具有行政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合同。行政协议强调行政性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行政协议需要在行政程序相关法律中进行规定，并且应获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也能解释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有别于民事合同的优益权。与民事合同主体签订合同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同，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不仅签订行政协议本身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方式，而且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当然，行政机关只有在协议订立后出现了由于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或者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或者解除时，才能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由此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失的，亦应依法予以补偿。
摘要2：【备注】类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588号《黄某某与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政府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再审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430号
【提示】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案外人提出股权变更登记诉求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裁判要旨】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后，产生限制登记权利人处分保全财产的法律效力；而在此情况下，案外人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登记权利人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会导致本案裁判结果与另案执行程序的冲突。故在案涉股权被另案执行法院全部冻结的情况下，案外人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中，吕某某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程某某等人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权基础是吕某某对案涉股权有所有权。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涉股权权属存在争议，因此，本案案由虽为股权转让纠纷，但案涉股权的归属问题属本案基本事实，而就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而言，与是否确认吕某某的股东资格，并无实质不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8条的规定，需要确权的财产已被人民法院冻结，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案涉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后，产生限制登记权利人程某某处分保全财产的法律效力；而在此情况下，吕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程某某等人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会导致本案裁判结果与另案执行程序的冲突。因此，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等情况，认为在案涉股权已被另案执行法院全部冻结的情况下，吕某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琼民终363号
【解读】（１）原告一审诉讼请求未判令被告协助将公司２９％股权解除质押并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２）一审判决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３０日内将其名下的公司29%股权协助原告解除质押并过户至原告名下；（３）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程某某持有的海翼公司的股权现全部处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的状态。吕某某本案诉讼可能导致审判权与执行权工作的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的规定，本院驳回吕某某的起诉。吕某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 日期： 05-26 08: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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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106号
【裁判摘要】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如果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可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本案中，综合澳普尔投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工商登记档案及其与中信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中信公司并非设立澳普尔投资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澳普尔投资公司股东。中信公司受让澳普尔投资公司股权后，澳普尔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亿元，中信公司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因此，中信公司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
【解读】执行程序中不得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１）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如果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执行程序中可以直接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该股东是指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原始股东（如发起股东等），且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２）公司债权人向继受股东主张连带责任应通过诉讼方式，不得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继受股东未被执行人。
【说明】（１）本案一审异议裁定作出时间2016年6月8日，在《变更、追加规定》施行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之前，故二审适用复议程序；（２）如按照《变更、追加规定》应当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非复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15号
【注释１】并非设立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公司股东，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没有变化，股权受让人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并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股东而非设立公司发起股东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未交纳或未足额交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３】（１）执行程序中只能追加发起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如发起股东将股权转让无论出资是否缴纳充足均不应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规则】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受让股东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95号
【裁判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中，“接收货币的一方”应当指合同一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非合同当事人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请求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参照代位权诉讼、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等的规定，此类案件应当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解读】（１）黄某与杨某某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某将其代持的公司中的15%股份以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某某，并于次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该协议并未约定管辖法院。（２）因杨某某未如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申银特钢公司以其为股权实际所有人为由向其所在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杨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３）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520号
【裁判要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其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据此，虽执行标的系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抵押物，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并不否定生效裁判文书关于确认抵押权的内容，而是主张其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1832号
【裁判摘要】差别电价属于电费的一部分，应与电费一并收取，供电企业向用电企业收取差别电价的行为应为民事行为，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差别电价系根据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并征收，但电价本身就属于政府定价范围。且根据福建省经贸委、财政厅、物价局、福州市电监办联合下发文件《关于差别电价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经贸能源[2008]860号）规定：“差别电价收入由省经贸委、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和福州电监办委托供电企业代征。各供电企业根据省经贸委和物价局批准公布的执行差别电价企业名单、电价加价标准和执行时间，向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收取电费时一并征收差别电价收入，按月计征。”因此，差别电价属于电费的一部分，应与电费一并收取。供电企业向用电企业收取差别电价的行为应为民事行为，本案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原裁定认定征收行为系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9民终1436号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２７条第２款之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应视为双方对约定管辖进行了变更，除违反级别关系和专属管辖规定外，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受诉法院视为具有管辖权后，不得再以不具有管辖权为由移送管辖，除非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２）《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５条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的，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才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已经应诉答辩的，法院不能以不属于本院管辖为由移送管辖。
摘要2：【注解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５条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移送管辖条件——（１）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２）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
【注解２】专属管辖不因应诉管辖取得管辖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7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09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据此，因原审裁定是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定，因此，宇圣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
摘要2：——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
【争议焦点】当事人对于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是否可以申请再审。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是关于可以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范围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应仅限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因为这两类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会产生当事人不得以同一请求、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的法律后果。其一旦存在错误，损害的是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诉权，涉及当事人的基本程序保障。但对于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考虑到当事人可以直接针对一审判决申请再审以获得救济，故法律未规定对此类裁定可以申请再审。当事人对此类裁定申请再审的，应当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 日期： 06-12 22: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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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820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在案外人先行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对此分析认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该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上述法律条文所规定的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均是针对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错误且损害到其民事权益而赋予的救济程序。针对案外人既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条件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二条亦明确：“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功能上近似，如果案外人既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对于案外人是否可以行使选择权，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采取了限制的司法态度，即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03条的规定，按照启动程序的先后，案外人只能选择相应的救济程序：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摘要2：（续）而不能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王某某以民事判决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于2019年7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而经审理查明，在国家开发银行申请执行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中，王某某已于2018年12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对此一审法院虽未及时作出执行裁定有所不当，但现已实际作出执行裁定，驳回了王某某的执行异议申请。据此，在王某某先行提出执行异议且人民法院已经作出执行异议裁定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如王某某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作为执行依据的民事判决损害其合法权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申请再审。对于王某某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妥。
【解读１】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解读２】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３０３条和《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２２条之规定：（１）案外人不能同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和申请再审；（２）案外人如同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和申请再审，按照启动程序先后只能选择在先的救济程序：即案外人先启动申请再审的，则不能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先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则不能再申请再审。
- 日期： 06-17 08: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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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04号
【摘要】150号《国土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而冯某某等四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冯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国土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对于冯行州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因涉案土地于2000年7月、2017年9月两次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分别颁发了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该两证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国土证》的登记内容一致，面积与四至均未发生变化。因此，对冯某某等四人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的是1990年的初始登记行为。因冯某某等四人已丧失对初始登记行为起诉的权利，且初始登记行为已经生效，土地权属亦已明确，故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并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对再审申请人的权益亦未产生新的影响。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规定，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有关“同一房屋多次转移登记，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及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就在先转移登记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因保护善意第三人确认在先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的起诉。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精神，对冯某某等四人针对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行为的起诉，也应裁定驳回。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琼行终362号
【摘要１】经审理查明，1990年6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150号证。．．．．．．2000年7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换发了909号证，该证载明的土地位置、土地使用者、土地用途、土地面积与150号证上记载的一致。2017年9月，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换发了0001463号证，该证记载的权利人、土地位置、土地用途、面积与上述两证记载的一致。冯某某等四人不服，于2018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150号证违法；2.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909号证违法；3.撤销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颁发的0001463号证。
【摘要２】本院认为，首先，关于150号证的颁证行为。该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的，而冯某某等四人对此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冯吗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冯某某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其次，关于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颁证行为。由于两证的颁发系两次换证行为，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证的登记内容并未发生变化，即新证的换发并未改变原证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关于“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规定，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换证行为均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对于冯某某等四人为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
- 日期： 06-25 15: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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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82号
【裁判摘要１】在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对违约金已有明确约定且买受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因出卖人逾期办证而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主张“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办证证违约金不予支持——本案的审查重点是原判决以年利率2%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是否有误。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第二项约定，出卖人逾期办证的违约金，按已付房款的0.1%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于2021年1月1日废止)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林某某、黄某某主张逾期办证违约金约定过低，请求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原判决在林某某、黄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因新鸿源公司逾期办证而遭受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综合考虑林某某、黄某某因新鸿源公司违约所受到的影响，以及新鸿源公司违约性质和程度、合同的履行情况、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定按年利率2%计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第十八条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适用该规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确定违约责任的前提，是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而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对违约金已有明确约定。因此，原判决未适用该规定并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裁判摘要２】同案不同判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中的“法律”是指法律、立法解释、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林某某、黄某某关于本案与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云中法民二终字第215号民事判决属于“类案不同判”的主张，并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7-02 16: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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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桑植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2)桑法行初字第3号
【裁判摘要】被告桑植县规划管理局针对原告吴某建房的行为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为由进行处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限期自行拆除公告，其公告的内容没有给行政相对人（即本案原告吴某）设定新的权利义务，是程序性的准备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不具有独立性，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被告桑植县规划管理局告知其享有复议和起诉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吴某起诉的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案号】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2)张中行终字第17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做出强制执行决定”、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的规定，这里的复议或者诉讼对象应当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限期拆除的行政决定，而不是公告本身。本案中，被上诉人桑植县规划管理局作出《限期拆除公告》前，并没有依据上述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其所做出的《限期拆除公告》实质上是对其此前作出的桑规罚决字[2011]062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行为，其目的是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拆除义务和向社会宣示国家机关对违法建筑的态度，警示其他人。因此，该公告是行政处罚决定的后续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