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权利者使用争议标志的意图、行为和效果对其受法律保护的影响
摘要1：【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0）》的通知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46号
【裁判要旨】案外人在保全过程中提出过案外人异议的，再就同一执行标的在同一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提出提议不予受理。
【裁判摘要１】案外人于保全程序或执行程序中基于实体权利提出排除执行异议，性质上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所规定之案外人异议，均由执行机构进行审查，适用法律与审查程序完全一致。保变公司于保全程序中向石家庄中院所提“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请求解除查封”的异议请求，与该公司于执行程序中向河北高院所提异议请求完全一致，均属于对执行财产主张实体权利以排除执行，其他案件当事人亦完全一致，前后两次异议申请争议标的完全重合。因此，在石家庄中院已审理并驳回保变公司案外人异议后，河北高院不能再次审查该公司异议申请。
【裁判摘要２】案外人异议裁定作出后，如变更执行法院，案外人可以向现阶段的执行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石家庄中院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案外人异议裁定之时，河北高院尚未对中信石家庄分行与天威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提级管辖，石家庄中院所作案外人异议裁定具有法律效力，程序上并无不当。河北高院提级管辖之后，本案保全法院已转为河北高院。保变公司如不服案外人异议裁定，完全可以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与裁定书的提示，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河北高院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
【裁判摘要】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需达到享有权益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执行异议之诉中，利益和主张相对的双方首先是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不能据此当然免除案外人的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2：【解读１】案外人基于与债务人合作开发房地产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鉴于其不足以证明其为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不属于合法建造人，不能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
【摘要1】合法建造取得物权，应当包括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二是房屋应当建成。根据查明事实，案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记载的权利人均为佳佳公司。即在案涉房屋开发的立项、规划、建设过程中，佳佳公司是相关行政审批机关确定的建设方，崇立公司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的联建协议，并不能直接认定其为《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并因事实行为而当然取得物权。
【摘要2】《物权法》规定物权公示原则，即物权的变动必须将其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方法向社会公开，其目的在于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情况，以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障交易安全。本案中崇立公司与佳佳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崇立公司有权另案向佳佳公司主张基于合作开发合同产生的相关权利。但在其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相关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情况下，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不属于《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原判决认定崇立公司基于合法建造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２】
（１）执行异议人崇立公司核心待证事实：Ａ．其对争议标的物享有物权；Ｂ．强制执行所需保护的权利不具有有效性。
（２）二审法院认为：《物权法》第３０条规定的适用，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应当严格遵守“合法”前提，且该建造行为已经完成，形成“物”具备物权条件。只有同时符合“合法建造”（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以及建造完成的两个前提，才符合适用《物权法》第３０条的条件。
【解读３】合作建房的出资方以“合法建造”取得物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难以获得支持。
同一工程款数额分两次诉讼，属重复起诉，应驳回——原告诉请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又以实际争议数额超出诉请为由另行主张的，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摘要1：【实务要点】原告提出诉请并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又以实际争议标的额超出诉请为由，就超出数额另行起诉的，系对同一争议事实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民事诉讼原则，应予驳回。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申字第68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2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协商并等待正式缔约条件或时机成熟的过程中，为巩固阶段性谈判成果，对已达成一致的事项在签订正式合同前予以明确并约定在将来的一定期限内就该谈判事项订立正式的合同，该约定区别于买卖合同本身，属于预约合同。基于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的合同目的和对待给付的内容不同，除非合同另有约定，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不能等同于本约合同违约责任。
【裁判规则】对于签订预约合同后，因不能签订本约合同的机会损失如何赔偿的问题，主要应当衡量预约合同内容及履行状态、签订本约意愿、客观障碍、市场风险、政策因素等未签订本约合同的原因要件。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543号
【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宁科置业公司应否赔偿黄某某的其他经济损失。......宁科置业公司应否赔偿黄文贵的机会损失，取决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规范层面，违反预约的责任范围是否涵盖机会损失；二是在事实层面，案涉协议不能实际履行可否归责于宁科置业公司。现分述如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第二条时发表的权威观点是：预约总体上处于本约的缔约阶段，违反预约的行为既是预约违约行为，也可以被视为本约之缔约过失行为；预约违约的损失在总体上应相当于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即预约违约损失相当于本约的信赖利益损失；在目前的国内学术研究和审判实务所处的发展阶段（机会利益损失如何界定及应否赔偿始终存在争论），鉴于双方仅处于预约阶段，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应以（本约的）信赖利益为限，在最高不超过信赖利益的范围内，由法官从利益平衡和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出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守约方的履约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合理的成本支出等因素，酌情自由裁量。总之，违反预约的责任范围不包括赔偿机会损失既不是确定的法律原则，也不是学理上的通说或者实践中的通例；黄某某的上诉主张并非完全缺乏依据。......综上，本院认定案涉协议不能履行并非由于政府政策变动，而是可归责于宁科置业公司本身。在此情况下，如果仅仅责令宁科置业公司向黄文贵返还保证金并按照远低于市场利率的央行基准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而不赔偿黄文贵可能遭受的机会损失，则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偏离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考虑唐某某系投资性购房人，其知悉无法购买案涉房屋后另觅交易机会无需过多时间，本院酌定其机会损失可计算至2014年6月。虽经本院释明，对于与案涉协议标的物相类似的房屋在2013年12月之后的价格走势，黄某某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考虑各类房屋的价格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本院参照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北京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约2%）酌定黄某某的机会损失为300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45号
【裁判要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即出借人所在地和借款人所在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是否出借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及其利息是否归还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合同履行地应如何确定的问题。黄某某、荔昌公司、曾某某起诉要求戴某某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双方未约定案件管辖法院，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协商一致确定管辖法院，故请求以其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并确定管辖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即出借人所在地和借款人所在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是否出借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及其利息是否归还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黄某某、荔昌公司、曾某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戴某某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因此本案系因借款归还问题发生的争议，应以出借人所在地即甘肃省为合同履行地；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黄某某、荔昌公司、曾某某起诉戴某某请求偿还的借款本息合计为2957.5万元，故依法应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审根据戴某某有关黄某某没有向其出借款项的答辩意见，认为双方为出借争议，并据此确定借款人戴某某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26号
【裁判摘要】从郑某某起诉的情况看，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肖某某从郑某某处购买了云南三七牙膏后，郑某某主张肖某某未支付全部货款，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肖某某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故本案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即郑某某的住所地湖南省隆回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肖某某住所地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和合同履行地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在先立案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不当。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立民终字第178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立民终字第178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上述查明事实，涉案合同约定新亚洲公司将其持有的宝来公司股权转让给红楼公司。新亚洲公司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到宝来公司所在地的广东省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广东省东莞市应为涉案合同的履行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原审裁定驳回红楼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股权转让纠纷主要合同义务表现为股权交付和股权转让款支付，而履行股权交付时必须在目标公司注册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相关手续，以目标公司所在地为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地并无不妥。
【解读２】股权转让纠纷中，股权交付义务已经全部完成，双方争议的只是股权转让款支付，根据《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２款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８条的规定，应由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以股权出让方所在地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地。
【解读３】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股权出让方完成了股权概述变更登记并向受让方交付了资产，股权出让方已经履行了合同项下义务，股权出让方向股权受让方主张剩余股权转让款项，本案争议标的为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接收货币一方为股权转让方所在地（不在我国境内），因此将合同履行地确定为目标公司所在地。
【解读４】不能简单地认定股权转让纠纷中目标公司所在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
【裁判摘要】关于《补充协议》“公司股东分红冲抵剩余股权转让款"条款的解释问题。安某某上诉主张，其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签订的《补充协议》性质为对赌协议，以股东分红作为支付股权对价的方式是该对赌协议的本质内容。彭某某１、彭某某２认为，该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标的是40%股权，对价为1亿元人民币，不是对赌协议。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系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后两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进行的变更，并没有关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保证安某某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安某某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无若股东不分红则免去安某某支付剩余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安某某关于该《补充协议》系对赌协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有争议合同条款应本着诚实信用和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原则予以理解和解释。如果将补充协议该约定理解为附条件的付款约定，当公司分红条件不成就时，安某某得以免责，不负担付款义务，并不符合当事人本意，亦不符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人获取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受让人获取目标公司相应股权的合同目的，且有悖于诚实信用和有效合同全面履行的原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约定，并无不当。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01号
【解读】股权转让与对赌协议的区别——《补充协议》“公司股东分红冲抵剩余股权转让款"条款并没有关于保证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不属于对赌协议。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民辖12号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民辖12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工程专业设备购销合同》第八条第3项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如协商不能解决，可申请昆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审查协议的公正性原则，判定协议内容效力的尺度应当统一，在原被告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情况下，原被告之间达成了两个合意，一个关于仲裁、一个关于诉讼，两个合意发生冲突，仲裁合意由于约定不明无效，则双方关于诉讼管辖的合意的效力也应当无效。就诉讼而言，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两个互相排斥的纠纷解决方法，故应认定该条款整体无效，应根据法定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合同双方在协议中既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又约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故双方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仲裁协议无效，并不影响双方对诉讼管辖的约定。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并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的合同签订地为昆明市西山区，故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在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耿马县法院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辖终250号民事裁定
摘要1：【生效文书编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辖终250号民事裁定（2018年5月31日）
【裁判要点】“接收货币一方”是指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接收货币权利的一方，不能简单等同于起诉请求给付金钱的一方。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合同履行地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确定合同履行地的原则是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中，“接收货币一方”的“接收货币”，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权利义务，而非起诉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因此，应当以合同约定具有接收到货币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来确定谁是“接收货币一方”。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源恺公司和宋某某作为合同中的股权转让方，按合同约定属于出让股权和接收转让款的一方；而祝某某、王某某、郑某作为股权受让方，按合同约定属于接收股权和给付转让款一方。因此，本案“接收货币一方”当事人为源恺公司和宋某某，应当以其所在地来确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原审法院将“争议标的”简单地等同于“诉讼请求标的”，属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中“争议标的”概念的错误理解和解读，原审裁定错误认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予以纠正。
摘要2：
（2017）津0101民初1069号；（2017）津01民辖终539号
摘要1：——合同履行地不能仅以给付金钱责任承担形式来确定
【裁判要旨】给付货币的义务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給付金钱请求。合同履行地不能仅以給付金钱这种责任承担的形式来确定，还应当根据当事人起诉时的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确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返还酒店预订款，诉讼请求并非履行合同应支付的相应对价，争议标的不属于给付货币，应为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案号】一审：（2017）津0101民初1069号；二审：（2017）津01民辖终539号
摘要2：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1民辖终352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1民辖终352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引起的管辖权争议。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争议标的并不等同于诉讼请求，而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本案中，高某某、陈某某、包某某、高某起诉王伏其退还居间报酬，该诉讼请求是给付金钱，但并非本案的争议标的，该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为居间人王某某负有的提供居间服务的义务，因此，本案的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本案当事人未对合同履行地点进行约定，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故履行义务一方即王伏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的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为王某某的住所地，王某某的住所地在福建省霞浦县，本案依法应由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管辖，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摘要2：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2民终4782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2民终4782号
【裁判摘要】依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对比《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模式，即“自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可以认定《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并非对建设工程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即并未规定合同于当事人签字、盖章时才成立。本案中，裕景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为要约，且要约人在要约中明确约定不得再对合同总价作任何调整，故要约人要求承诺人于《中标通知书》回执部分签字盖章的行为明显为要求承诺人做出承诺的行为，承诺人认可《中标通知书》内容并于《中标通知书》回执部分签字盖章的行为即应为承诺行为，此时应当认定双方对合同的主要条款已达成合意，权利义务已经明确，合同依法于承诺生效时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不属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情形，而应适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的规定，即根据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行为时承诺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也不存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附条件、附期限生效的情形，故合同于成立时2014年7月30日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裕景公司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远大公司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可以成立，予以支持。
摘要2：【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本院认为，远大公司与裕景公司就涉案项目的价格，自2013年9月29日起进行了多次的议标，裕景公司向远大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包含分包工程项目、合同总价、包干方式、合同工期、付款办法等内容，远大公司收到该《中标通知书》后亦按裕景公司的要求，于2014年7月30日向裕景公司进行回复，确认同意按《中标通知书》的条件接受裕景公司的委托执行及完成涉案工程。可见，远大公司接受了裕景公司的要约并作出承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及《中标通知书》约定的“在签署正式合同前，经分包单位签署回执的本中标通知书为有效的合同文件，对发包方及总承包方均有法律效力及约束力”，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就涉案项目的合同已成立，并无不当。
【解读】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中标通知书发出合同已经成立，中标方拒不履行合同导致合同解除需要预期利益损失。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辖终16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辖终165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石料加工合同纠纷。案涉《石料破碎承包合同》第九款第三项约定“合作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将争议提交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因合同约定的守约方并不确定，故该协议管辖不认定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就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村××塘大洋物流基地项目红线内石料加工事宜签订合同，合同内容包括甲方（上诉人）拥有深浦塘项目红线内石料储量，负责爆破并将已开采的石料在原处给乙方（被上诉人）加工成建材并运输等。从合同内容可以确定，石料加工地点为宁德市蕉城区××镇××村，该石料加工地可视为案涉合同履行地，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当认为是确定的。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金额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达到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中陈某某、郭某某起诉主张包括支付费用、支付补偿金及赔偿停工损失等，争议标的不限于给付货币，属于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大洋物流公司所在地，其亦在宁德市蕉城区。综上，上诉人大洋物流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裁定本案由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辖终10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辖终100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诉请青岛盈康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尾款及违约金，故原审法院将本案的立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正确。股权转让纠纷属合同纠纷，鉴于双方未达成管辖协议且未约定合同履行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林志勇、刘文富、林玉英作为接收货币的一方，其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即为合同履行地。
摘要2：【解读】诉请支付股权转让尾款及违约金，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1民辖终222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1民辖终222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引起的管辖权争议，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周某某未依约支付购房贷款为由诉请确认合同解除以及要求周某某恢复原状、返还房屋、协助办理相关注销手续、返还代付款、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承担律师费等。但诉讼请求不等同于争议标的，而应根据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来确定争议标的。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为周某某负有的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因此，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本案当事人未对合同履行地点进行约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的一方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原审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依法具有管辖权。
摘要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辖13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辖1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涉案合同未对合同履行地作出明确约定。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诉安平县智森丝网厂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赔偿损失，该诉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为安平县智森丝网厂应当按照约定交付货物，本案当事人争议标的不是给付货币和交付不动产，故本案合同履行地应为履行该义务的安平县智森丝网厂一方住所地，即河北省衡水市××县。据此，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不享有管辖权。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鉴于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均在河北省衡水市××县，故本案应当移送河北省衡水市××县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2：【解读】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的诉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1973民初18895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1973民初18895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它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起诉人主张按照协议为南柒星公司、玖晟公司寻找买方，促成南柒星公司、玖晟公司与宝时得公司合作，程某出具承诺书承诺保障起诉人的既得居间利益。因南柒星公司、玖晟公司、程某未按约支付居间报酬，故而提起诉讼。争议标的为居间合同，并非为单纯的货币给付，而应为其它标的。因此，南柒星公司、玖晟公司、程某作为请求的履行义务一方，其住所地应为合同履行地。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3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358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纠纷源于王某某、陈某某将其拥有的天津华汉公司和上海鹏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曾某、夏某某后，曾某、夏某某未能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因而，本案纠纷系王某某、陈某某与曾某、夏某某因股权转让行为而产生。王目某、陈某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备注：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返还股权、股权返还登记、赔偿经济损失），以上诉讼请求中包含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请求两个公司对股权进行登记变更两个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是基础法律关系，应以股权转让纠纷来确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属于对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故应当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王某某、陈某某要求曾某、夏某某履行给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此时接收货币一方为王某某、陈某某，合同履行地应为王某某、陈某某住所地。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8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经审理查明，金海公司已受让天邑公司100%的股权，且已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王某某等三人的一审诉请仅为主张金海公司、长城资产上海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故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中合同履行地应为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摘要2：【裁判要旨】（１）自然人以户籍登记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２）当事人为主张其经常居住地情况，可提交所所在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甲乙证实；在对方当事人未能提交有效相反证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证实的经常居住地位该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
【摘要】虽王某某身份证载明住址为“上海市卢湾区丽园路×××号××××室"，但王某某于本案中提交了《龙华区金贸街道玉沙社区居委会证明》，以证明王某某自2010年5月1日至今居住在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5号天邑国际大厦×单元××××房。在长城资产上海分公司未能提交有效相反证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原裁定认定王某某的经常居住地在海南省海口市，且海南高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32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能否以口头协议的方式订立以及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口头协议是否存在。正如再审申请人所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但这种适用属于补充适用，如果行政法律、法规规定某项行政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应当优先适用特别规定。在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合同法》对于合同形式的相关规定。固然，《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但在实践中，口头形式的合同一般也只适用于标的数额不大、内容不复杂而且能即时清结的合同关系。这是因为，尽管口头形式的合同具有简便易行、直接迅速的特点，但因缺乏文字证据，一旦发生纠纷，将会难以举证，不易分清责任。在本案，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口头协议标的数额高达150万元之巨，似乎就不宜以口头形式订立。事实上，也的确对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协议产生了争执。当对是否存在一个口头协议产生争执时，主张方应当对口头协议确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据一审法院查明，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口头协议确实存在，因此再审申请人起诉要求确认该口头协议有效并判令再审被申请人履行该口头协议缺乏事实根据。
摘要2：【解读】行政协议能否以口头方式订立？——当对是否存在一个口头协议产生争执时，主张方应当对口头协议确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
【裁判摘要１】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康瑞德公司以其与中山眼科中心之间存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已履行软件开发义务，要求中山眼科中心支付合同价款等，根据其起诉时提交的初步证据《软件销售合同》、验收函、《撤场通知函》以及在二审上诉状中的自认，目前无法证实存在书面的合同，一方面无法实施协议管辖，另一方面也仅能认定康瑞德公司与中山眼科中心可能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因康瑞德公司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义务系在中山眼科中心处完成，即本案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履行地在中山眼科中心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原审法院将广东省广州市确定为合同履行地，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以上条款适用范围是发生争议的双方对合同履行地存在合同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在可能存在的事实合同关系中，康瑞德公司已自认合同实际履行，其已完成的合同义务是本案的特征合同义务，其依据以上条款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主张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观点】
1.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
2.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43号
【裁判摘要】议标并不是法律规定的招标方式，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不得采用议标方式采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之规定，涉案施工合同约定的建设工程包括酒店、公务楼、球馆、会展中心及16栋别墅等附属工程，建筑面积约100000平方米，属于大型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工程的发包必须进行招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涉案合同应认定无效。楚雄建筑襄阳分公司作为专业建筑公司，对上述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投标应当是明知的，却与旺前襄阳东湖酒店公司在没有进行招投标的情况下通过议标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故一、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对于合同的无效均有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抵押财产处置权如何确定？
摘要1：解读：（１）抵押财产由首封法院处置；（２）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可以要求将该首封财产移送执行（商请移送制度）：Ａ．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的债权对查封财产有优先债权；Ｂ．自首封之日起已超过60日，且首先查封法院就该查封财产尚未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
摘要2：【注解１】查封法院向优先债权执行法院移送财产处分四个条件：（１）优先债权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２）在优先债权执行法院进入了执行程序；（３）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经超过了６０日；（４）首先查封法院尚未就该查封财产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
【注解２】在先轮候与保全首封移送三个条件：（１）保全法院在采取首封措施后１年未对被保全财产进行处分；（２）该保全财产非审理案件争议标的；（３）在先轮候是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协调决定书（2017）最高法执协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协调决定书（2017）最高法执协34号
【裁判摘要】办理保全案件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保全法院在首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后超过一年未对被保全财产进行处分的，除被保全财产系争议标的外，在先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法院可以商请保全法院将被保全财产移送执行。但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保全法院与在先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法院就移送被保全财产发生争议的，可以逐级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该财产的执行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应当根据被保全财产的种类及所在地、各债权数额与被保全财产价值之间的关系等案件具体情况指定执行法院，并督促其在指定期限内处分被保全财产。根据上述规定分析如下：第一，被保全财产的种类及所在地。本案中，被保全财产为采矿权，且不在两家产生执行争议的法院所属省份，因此，无论是哪家法院执行，其执行难度、执行消耗并无太大差别。第二，各债权数额与被保全财产价值之间的关系。办理保全案件规定对此并未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理解与适用在分析上级法院协调时应考虑的因素时，对此有所论述，即优先债权数额占查封财产价值的比例越高，则移送的必要性越强。如果比例极低，比如优先债权100万，查封财产5000万，则移送的必要性不大；只要比例相当，原则上就应予以移送；如果比例超过了100%，则除非案件极为特殊，应一律移送。上述论述系针对优先债权占被保全财产价值的关系而言，但对于分析本案亦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该规定所称“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具体合同义务。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本案系劳务派遣合同纠纷，当事人在本案中诉请履行的义务是支付劳务派遣服务费，故可以以此确定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
摘要2：
【笔记】对诉讼保全不服是申请复议还是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法院是否应当／不应当采取保全的裁定本身不服，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８条规定申请复议一次；（２）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５条规定提出行为异议；（３）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应当根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规定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
【注释１】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１）对法院采取保全的裁定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本身不服（即对该不该保全本身不服），只能申请复议一次；（２）对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异议，适用执行行为异议。
【注解２】案外人：（１）对保全裁定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异议，适用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２）对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异议，适用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2：【注解３】案外人因保全或者先予执行错误受到侵害，赋予案外人享有复议的救济程序，不应适用执行阶段的案外人异议制度。——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89.对于因保全、先予执行错误造成案外人损害的救济
【注解４】（１）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本身有异议，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８条规定向作出保全裁定的审判机构申请复议——诉讼保全裁定直接确定特定保全财产（属于保全诉讼争议标的），案外人如认定所要查封财产属于其所有或对该特定财产拥有足以排除执行民事权益，属于审判程序中的异议，应当向作出保全裁定的审判机构进行复议；（２）保全裁定没有明确保全特定财产，只是笼统载明”查封被申请人价值×××元的财产“，后续执行机构在实施保全裁定过程中查封了特定财产（属于保全诉讼争议标的以外财产），案外人对法院查封该特定财产有异议，则属于执行程序中的异议，应当向执行法院提出案外人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对保全实施行为提出异议被驳回后在执行阶段不能对同一执行标的提起案外人异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46号｜案外人在保全过程中提出过案外人异议的，再就同一执行标的在同一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提出提议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61号
【裁判摘要】以特征履行地规则确定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该条规定的“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而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周某作为卖方，其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支付的货款，该诉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是赵某某应当按照约定交付钢材，该案当事人争议标的不是给付货币和交付不动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本案合同履行地应为履行该义务的赵某某所在地，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本案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4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4号
【裁判摘要】（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不宜再以送货地、收货地、验货地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也不能以实际履行地作为认定标准，要根据当事人争议或案件纠纷所针对的合同项下的某项特定义务来确定。本案中，原告是因被告违反了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诉请被告给付货款，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应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即本案原告张×的所在地滨海县为合同履行地。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