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42号
【裁判要旨】未获批准的国有股权转让协议为未生效合同，股权受让人不能据此取得股权——国有股权转让协议在未获得批准前为未生效合同。未能获得批准或者由于案件情况不可能再获得批准的，股权转让协议为确定的不生效。股权转让协议被认定不生效后，股权受让人不能根据该协议取得拟转让的股权，当事人应当比照《合同的》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向对方返还所取得的财产。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解释一》第九条进一步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本案所涉《股份转让协议》依法属于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的合同，需经财政部批准才能生效，但因红塔有限公司上级主管部门中烟总公司不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报批程序已经结束，《股份转让协议》已确定无法得到有权机关批准，故应依法认定为不生效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和《合同法解释一》第九条对合同生效的要求，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属于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的方式予以变更，故尽管当事人对合同生效有相关约定，仍应依据以上法律规定来判断合同的效力。
摘要2：【解读】股权转让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但未能得到有权机关批准，应认定为不生效。
【摘要】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股份转让协议》依法属于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的合同，但未能得到有权机关批准，故应依法认定为不生效合同。第一，本案所涉《股份转让协议》依法属于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的合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对于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需由所出资企业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根据以上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经国务院同意，于2007年联合颁布了《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行为进行规范。《暂行办法》规定，国有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协议转让至少需要经过两次上报：一是国有股东拟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在内部决策后，应当及时按照规定程序逐级书面报告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二是国有股东与拟受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应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同时应按规定程序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本案红塔有限公司是国有企业，拟转让的是所持云南白药集团的上市股份，转让的形式是与受让人协议转让，故双方当事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应按照《暂行办法》要求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第二，《股份转让协议》未得到有权机关批准。．．．．．． 第三，《股份转让协议》依法应认定不生效。
摘要1：——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
【裁判观点】随着证券二级市场的活跃及公司上市融资的兴起，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现象出现得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纠纷亦频频出现。关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的问题，针对代持协议的效力目前在实务及学界均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已对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持股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对于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没有作出直接的禁止性规定，但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公司上市股权应当清晰明确，不允许上市公司存在隐名持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上市需要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这是证券行业内部的基本要求，也是上市公司应当知晓的基本共识。本案对股份公司股权转让形成隐名持股的事实进行了分析认定，并对上市公司股权隐名代持的效力作出无效的认定，对于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此类纠纷提供了处理方案。
摘要2：【解读】代持股协议虽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
- 日期： 10-03 10: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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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97号）：《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12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6次主席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2：
- 日期： 10-06 12: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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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
摘要1：【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推动和保障金融创新的典型案例。案件涉及“对赌协议”效力的认定。所谓“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主要发生在风险投资、证券市场等领域，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方式，其核心条款通常表现为，投资方与融资方约定目标公司需要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实现一定业绩或达到一定条件，一旦目标公司未达到上述约定业绩或条件，则投资方有权要求融资方给付一定的现金补偿或以股权回购、转让的方式获得补偿。承认并维护该类协议的法律效力，保证投资方的交易安全，更有利于资本市场合作的多样化，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本案判决承认了股东间“对赌协议”效力，支持了原告方行使赎回权的诉讼请求。该案的审判对于推动京津冀金融改革及创新发展，维护诚信交易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2：
- 日期： 10-06 12: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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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
摘要1：【典型意义】“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其核心条款通常表现为，投资方与融资方约定目标公司需要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实现一定业绩或达到一定条件，一旦目标公司未达到上述约定业绩或条件，则投资方有权要求融资方给付一定的现金补偿或以股权回购、转让的方式获得补偿。“对赌协议”主要发生在风险投资、证券市场等领域，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方式，对该类纠纷的依法审理，将对企业的资本运作产生正确的导向作用。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证据交换，查清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对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增资协议》准确定性，不轻易否定新型交易方式和交易结构的合同效力，消除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疑惑，引导当事人的资本运作依法有序进行，最大限度地鼓励市场交易，优化了企业营商环境。
摘要2：
- 日期： 10-06 15: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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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1、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商业银行3、外资银行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5、信托公司6、财务公司7、金融租赁公司8、汽车金融公司9、消费金融公司10、货币经纪公司11、村镇银行12、贷款公司13、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4、农村资金互助社15、证券公司16、期货公司17、基金管理公司18、保险公司19、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20、外资保险公司21、直销企业22、对外劳务合作企业23、融资性担保公司24、劳务派遣企业25、典当行26、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7、小额贷款公司
摘要2：
- 日期： 10-07 09: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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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23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由盛元公司的股东盛鼎公司代表其向国盛公司请求返还其转走的盛元公司在大连证券徐州营业部资金账户内的款项，并要求盛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根据本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应当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案件的情形，本案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 日期： 10-24 16:0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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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摘要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7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52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2016年9月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9年10月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
【目录】引言一、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四、关于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五、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六、关于证券纠纷案件的审理七、关于营业信托纠纷案件的审理八、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九、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十、关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审理十一、关于案外人救济案件的审理十二、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关键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与目标公司“对赌”；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表决权能否受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诉讼地位；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因果关系抗辩；诉讼时效期间；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善意的认定；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权利救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何时成为股东不影响起诉；正确适用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反诉；股东代表诉讼的调解；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请求召开股东（大）会不可诉；强制性规定的识别；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价款返还；损害赔偿；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未经批准合同的效力；报批义务及相关违约条款独立生效；报批义务的释明；判决履行报批义务后的处理；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撤销权的行使；抵销；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通知解除的条件；约定解除条件；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违约金过高标准及举证责任；变相利息的认定；高利转贷；职业放贷人；独立担保；担保责任的范围；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借新还旧的担保物权；担保债权的范围；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房地分别抵押；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流动质押的设立与监管人的责任；浮动抵押的效力；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存；担保关系的认定；约定担保物权的效力；保兑仓交易；无真实贸易背景的保兑仓交易；保兑仓交易的合并审理；让与担保；适当性义务；法律适用规则；责任主体；举证责任分配；告知说明义务；损失赔偿数额；
摘要2：免责事由；共同管辖的案件移送；案件审理方式；立案登记；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选定代表人；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认定；重大性要件的认定；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营业信托纠纷的认定；资产或者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劣后级受益人的责任承担；增信文件的性质；保底或者刚兑条款无效；通道业务的效力；受托人的举证责任；信托财产的诉讼保全；信托公司固有财产的诉讼保全；未依约支付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仲裁协议对保险人的效力；直接索赔的诉讼时效；合谋伪造贴现申请材料的后果；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转贴现协议；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票据权利；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的处理原则；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民刑交叉问题；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继续推动破产案件的及时受理；破产申请的不予受理和撤回；受理后债务人财产保全措施的处理；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诉讼的处理；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条件；重整中担保物权的恢复行使；重整计划监督期间的管理人报酬及诉讼管辖；重整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中的延伸；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的确定及责任；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的衔接；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必要共同诉讼漏列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启动后案外人不享有程序选择权；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与抵押权的关系；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分别审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中民商事案件中止审理的条件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65号
【裁判要旨】董事长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是否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要结合该借款行为的目的及结果予以认定。
【裁判摘要】贺某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行为，目的为了避免公司因抚顺营业部违规挪用客户国债回购资金并投资理财而受到证监会更大的处罚，结果上并未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在无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贺某违规指示抚顺营部从事国债回购及委托理财业务，贺某为弥补抚顺营业部的亏损及避免公司受到更大的行政处罚，而以公司名义向海南天雨公司的借款行为，不属于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款和第八款、第一百四十九条及三江源证券公司章程的情形。综上，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董事、监事等公司高管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给公司造成损失时，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九州证券公司主张的利益损失是由于抚顺营业部违规操作造成的，而九州证券公司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贺某指示该营业部从事违规业务及违反了对公司负有的忠实和勤勉义务，且贺某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行为也未给公司造成利益损失。因此，九州证券公司主张贺某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并要求贺某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股东转让股份是否在依法设立的场所进行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裁判要旨】股东转让股份是否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在依法设立的场所进行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不知陈述可构成对案件事实的拟制自认。
【案件索引】一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初45号（2017年9月6日）；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60号（2018年5月29日）
摘要2：【摘要】《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大康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份场所或方式的规定，对股权转让关系效力并无影响。陈某某作为大康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持有的大康公司股份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陈某某并未将拟转让的股份交付给荆某某，而是由其继续持有，而对于股份交付或者变更的具体期限，双方当事人亦未明确约定。该股份转让关系不会引起陈某某股东身份及大康公司股权关系的变化，亦不导致对股份转让市场秩序的负面影响。陈某某主张《股份转让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法条链接】《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 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解读１】《公司法》第１３８条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份场所或方式的规定对股权转让关系效力并无影响（《公司法》并未规定违反该条规定将导致股份转让无效的后果）。
【解读２】因股权转让实际形成股份代持关系，转让方仅作为被转让股东显名股东存在，该部分股份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实际权利人享有。
- 日期： 03-26 08: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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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目录】
1.杨卫国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检例第64号）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网络借贷 资金池
【要旨】单位或个人假借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之名，未经依法批准，归集不特定公众的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池中的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王鹏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检例第65号）
【关键词】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间接证据 证明方法
【要旨】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职务便利条件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及其近亲属从事相关证券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与未公开信息相关交易高度趋同，即使其拒不供述未公开信息传递过程等犯罪事实，但其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明利用未公开信息犯罪的完整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的，可以依法认定犯罪事实。
3.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余蒂妮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检例第66号）
【关键词】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犯罪与刑罚
【要旨】刑法规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只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公安机关以本罪将单位移送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对单位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单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摘要2：
- 日期： 04-08 15: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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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44号
【裁判要旨】
1.协议管辖法院并不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五类法院之一。
2.当事人约定由合同一方主体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该地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若该地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当事人仅以“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的合同一方主体不是本案诉讼当事人”为由主张该条款为无效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关于协议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该条规定赋予了合同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权利，虽然从文义看是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属于当事人可选择的管辖范围，但亦用“等"字表明当事人还可选择除上述五地之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该规定在对“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进行必要指引和限制下，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意在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意思自治。具体到本案，徐州丰利公司、长证资管公司与长江证券公司所签《三方协议》第七十四条对管辖问题做了如下约定：“本协议执行中如出现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甲乙丙三方同意提交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丙方"即长江证券公司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是解决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长江证券公司虽然不是本案当事人，但作为诉争协议的签约一方、诉争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该地人民法院可由当事人在协议管辖时予以选择。
摘要2：【注解】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五地”之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作为纠纷管辖法院。
- 日期： 05-28 18: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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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200号
【裁判要旨】根据《民法通则》第６３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被代理人在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后，仅对产生的权利予以认可而对相应的义务予以拒绝的主张，人民法院保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61号
【裁判要旨】出资资金是在验资期间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划转资金虚构而来，应认定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
【裁判摘要】前锋公司虽称其已足额缴纳了向五洲证券的出资8700万元，并提交了银行转款凭证及验资确认报告，用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就五洲证券在本案所涉增资扩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进行了相关事实调查和行政处理。根据行政管理部门经调查后做出的调查报告以及委托专业审计部门审计后做出的审计报告的认定，包括前锋公司在内的五洲证券8家新增股东均未真实出资，其验资资金均是利用案外人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某某及杜谋等6人的共计1亿元资金，在验资期间由五洲证券和广发行福田支行及深圳发展银行布吉支行进行配合，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划转资金虚构而来。故结合中国证监会因五洲证券上述违法行为已吊销其证券业务许可及责令其关闭的事实，以及河南证监局作出的调查报告和中兴宇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认定，前锋公司提供的其向五洲证券验资账户内转入8700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以及验资确认报告，不足以推翻上述证券管理部门及审计部门作出的前锋公司未如实出资的事实认定。原审判决依据河南证监局和中兴宇公司所作的调查报告和审计报告，认定前锋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有证据证明，并无不当。前锋公司主张其在本案中系代鑫融公司持有股份，基于鑫融公司和前锋公司均未真实出资的事实，原审判决未予支持前锋公司关于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的主张，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2号
【裁判要旨】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对增资后的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股东就公司的增资瑕疵行为仅对公司增资之后的交易人（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号
【裁判要旨】股东并没有以案涉不动产出资投入公司义务的，不应要求其将案涉不动产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裁判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出资人具有出资义务。．．．．．．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在设立时，股东必须认缴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总和在公司登记机关记载为公司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及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碧海大酒店的《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是由两个股东共同投资设立的，其中云南证券以人民币300万元投资入股；康明公司以人民币120万元投资入股，共有资本420万元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同时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记载云南证券与康明公司均是以货币出资。据此，应确认碧海大酒店原始股东出资中无实物出资，康明公司的初始出资义务为120万元。．．．．．．本院认为，发起人协议一般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发起人订立的关于公司设立事项的协议，明确各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其对签订协议的发起人产生约束力。公司设立之后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其并非发起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发起人协议也并不当然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而且，从上述约定内容看，以420万元注册资本金成立碧海大酒店是股东双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其中“两家公司的投入待酒店装修完毕后，按实际投入的货币与实物，再计算其股份"，因公司已经设立，不能将“再计算其股份"解读为对股东初始出资义务的约定，而更符合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约定。．．．．．．综上，康明公司并没有以案涉不动产出资投入碧海大酒店的义务，二审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要求康明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将案涉不动产过户登记至碧海大酒店名下系法律适用错误。
摘要2：
- 日期： 07-17 21: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3民终15218号
【裁判摘要】高某称该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第五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中第一百三十八条“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的规定，但公司法及证券法对案涉类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并没有统一规定必须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必须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故本案中高某上诉主张双方在场外交易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1民再172号
【裁判摘要１】再审认为，本案诉争协议构成上市公司股权代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诉争协议之法律效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监管的规定，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且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并公司上市需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因此，上市公司发行人必须真实，并不允许发行过程中隐匿真实股东，否则公司股票不得上市发行，即上市公司股权不得隐名代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监督管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拟上市公司股权必须清晰，约束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否则如上市公司真实股东都不清晰的话，其他对于上市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监管举措必然落空，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从而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本案程毅与余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对于公司上市监管的规定，且相关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要保障，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上述诉争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解读】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４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之规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无效。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新民一终字第67号
【裁判要旨】出让方未告知受让方股权转让之前已经质押登记属于隐瞒重大事实的行为，受让方享有撤销权。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构成欺诈，是否应予撤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闫某某在与于某某签订协议时并未告知涉案股权在签订协议之前已进行质押的事实，闫某某亦无证据证明其对质押等情况进行如实的披露，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上未载明上述情况，况且闫某某保证向于某某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据此可以认定闫某某未履行告知义务，应当属于隐瞒重大事实的行为。而上述情况必然成为于某某考虑是否签约的重要因素，闫某某的行为对于于某某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有实质性影响，致使其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根据该规定，闫某某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出质登记的行为产生股权质权的创设效力，而非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故闫某某关于其在工商行政管理局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之日起，就意味着股权出质的事实已向社会公众公开，于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知晓涉案股权已质押、闫某某没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被撤销后，当事人需承担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由于系争协议上载明的合同签订方为于某某、闫某某，故原审法院判令撤销于某某与闫某某于2013年1月1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及8月1日签订的《新疆和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公示公信并不等于公众知晓或应当知晓的信息，公众并没有义务去查询该信息。因此，股权出质登记虽然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但是不属于公知的信息，除非当事人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查询义务，否则不能以此推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权已质押的事实。
【解读２】出让方未告知受让方股权已经质押登记的事实，受让方享有合同撤销权；同时设定质押登记的股权不能办理变更登记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受让方享有合同解除权也可以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227号
【裁判要旨】整体承接被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债权债务的，具体承担债务时不应区分证券与非证券业务。
摘要2：
- 日期： 09-26 19: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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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3]43号）：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增强现金分红透明度，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我会制定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4号
【裁判摘要】中山办（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中山办事处）是否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应主要从法人的构成要件判断。本案中，中山办与国泰君安的业务部于1995年签订证券回购合同，纠纷产生于1998年，根据当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判断当时中山办是否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应从其是否满足上述四个要件进行分析。．．．．．．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4]214号《关于清理越权批设的信托投资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非银司[1995]61号《关于广东省信托投资机构清理意见的批复》明确，信托投资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得具备法人资格。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银办函[2001]54号《关于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办事处有关问题的批复》中“……我行根据实际情况，承认其独立主体资格并进行相应的处置”等内容，与上述214号、61号文件内容并不一致，该批复虽为本案产生纠纷后补发，但也表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态度。综合上述文件内容分析，在案涉债券回购纠纷发生时，中山办尚未被剥夺法人资格，应当认为是落实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文件不到位。由于企业法人登记事项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一般情况下应以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为准。原审支持国泰君安主张应根据上述214号、61号文件来否认中山办的法人资格，忽视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法人登记事项以及中山办具有法人资格的实质要件，显属不当，本院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由于企业法人登记事项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判断企业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一般情况下应以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为准。
摘要1：解答：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１４条、第１５条之规定，律师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仍然应当履行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其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因此，审计报告内容可以作为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但律师对于审计报告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应当履行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摘要2：
- 日期： 12-30 16: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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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67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关于“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或者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做中介等，应视为担保人有过错。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摘要】从合同文本文意解释的角度理解，双方之间是投资合作法律关系还是借贷法律关系并非确切无异议。在《投资（合作）合同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有待司法审查方能确定的情况下，不能苛责恒业公司于《承诺书》出具时即已准确预见《投资（合作）合同书》是实为借贷的无效合同，亦即不能由此当然推定恒业公司明知主合同无效而仍为之提供担保。综合《投资（合作）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承诺书》的出具背景及抵押物的登记情况分析，在中关村证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担保人恒业公司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所规定的过错的情况下，原判决认定“……恒业公司在主合同为无效合同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恒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 日期： 12-30 20: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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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代理发行企业债券的金融机构应否承担企业债券发行人债务责任问题的复函（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９日 法经（１９９４）１０３号）
【摘要】企业债券是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企业债券的发行人对企业债券的持有人负有按债券约定的期限偿付本息的义务。金融机构接受企业债券发行人的委托代理发行企业债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由企业债券的发行人对金融机构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当企业债券的发行人未按约定期限偿付企业债券的本息时，债券持有人应当向企业债券的发行人和（或）担保人主张民事权利。如果债券推销人金融机构代企业债券发行人垫款向企业债券持有人兑付本息时，该推销人金融机构则成为债券持有人，亦应向企业债券的发行人和（或）担保人主张民事权利。以上意见，供参酌。
摘要2：
- 日期： 01-01 18: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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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可否采取执行措施问题的批复
（1998年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58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摘要】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是由被执行人交银行管理的到期偿还本息的有价证券，在性质上与银行的定期储蓄存款相似，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人民法院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有关银行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本息划归申请执行人。
摘要2：
- 日期： 01-24 10: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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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民终448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李某某对申请执行人对涉案账户查封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关于“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之规定，对于一般账户中的资金，应当以账户的名称作为权属判断的基础与依据。但对于特定专用账户中的资金，应根据账户当事人对该资金的特殊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来判断资金权属，并确定能否对该账户资金强制执行。在案外人提出的对于账户资金是否享有阻却执行的权益判断上，关键在于认定账户内的资金是否特定化，是否与被执行人的其他资金相混同。如果该账户资金能够特定化，能够与被执行人的其他资金相区分，则可以阻却执行，反之不能。本案中，李某某主张其是九江石化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九江三建已将涉案账户的银行预留印鉴交给了李某某，李某某占有和控制诉争账户及账户内的资金进而对涉案账户内的资金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为此，李某某向人民法院提交了《项目经理合同书》、备忘录、《建筑工程挂靠协议》、《工程分包合同书》、《九江分公司煤焦代油改造改造项目辅助土建分包工程合同》等证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即便该组证据属实，其仅能证明李某某与九江三建公司系挂靠关系或分包关系或李某某是相关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涉案账户系九江三建设立，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账户的设立系九江三建为李某某例如质押合同等建立的专门保证金账户，也没有证据证实该账户内的任何一笔资金与九江三建无关。尽管在一审庭审中，九江三建自认涉案账户已交给李某某在使用，但该自认仅能证实涉案账户系出借给了李某某使用，并不能由此确认该账户为特定化账户。
摘要2：【解读１】（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５条之规定，对于一般账户中的资金，应当以账户的名称作为权属判断的基础与依据。（２）但对于特定专用账户中的资金，应根据账户当事人对该资金的特殊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来判断资金权属，并确定能否对该账户资金强制执行。在案外人提出的对于账户资金是否享有阻却执行的权益判断上，关键在于认定账户内的资金是否特定化，是否与被执行人的其他资金相混同。如果该账户资金能够特定化，能够与被执行人的其他资金相区分，则可以阻却执行，反之不能。
【解读２】挂靠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挂靠单位名下的账户是为挂靠人建立的专门保证金账户，也没用证据证实该账户内的任何一笔资金与被挂靠单位无关。虽然被挂靠单位自认涉案账户已交给实际施工人使用，但该自认仅能证实案涉账户系出借给实际施工人使用，并不能由此确认该账户为特定化账户。
- 日期： 01-27 11: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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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2号
【裁判摘要】宏泽公司认为费某某的款项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贷款而来，费某某将该笔贷款转贷给宏泽公司高利牟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借款合同应为无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制的系借款人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牟利的行为，目的在于维护信贷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宏泽公司主张费某某的贷款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获得，但证券机构与自然人之间偶发的借贷行为不属于信贷业务，故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调整的范围。《贷款通则》第九条规定，金融机构的贷款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信用贷款系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无需提供担保。由于该项贷款是否能够按期收回完全取决于借款人的信誉，因此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要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经营状况、管理水平等严格审查，从严掌握，以降低风险。如果允许借款人以信用贷款方式获得信贷资金后，随意转借他人牟利，则会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扰乱金融秩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专门就此进行规制，规定因此而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即便宏泽公司所述费某某的贷款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获得属实，不考虑该借贷行为的性质，仅从类型上看，该借贷因存在股权质押担保，也不属于信用贷款，不能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制的范围。因此，宏泽公司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张借款合同无效，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２０年修正）第１３条第１项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此，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一律无效（不再区别是否是信贷资金，也不再有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构成要件）。
- 日期： 03-05 08: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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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摘要2：
- 日期： 03-08 14: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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