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２条第１款规定，独立担保合同中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部分无效，但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摘要2：【注解】《九民会议纪要》第５４条规定：．．．．．．但是，根据“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在否定其独立担保效力的同时，应当将其认定为从属性担保。此时，如果主合同有效，则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与主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合同无效，则该所谓的独立担保也随之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１）“否定其独立担保效力的同时，应当将其认定为从属性担保”之理由，应当是《民法典》第１５６条合同条款部分无效的规定，而非“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的理由；（２）“如果主合同有效，则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与主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之规定已被《民法典》保证方式的推定之规定修改。
摘要1：【裁判摘要】仅抵押房产时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范围为建筑占地面积——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原临国用（94）字第10501020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该宗地“用地面积”为1120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656平方米。魏××、长城公司亦均认可该宗地范围内只有两栋抵押房屋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两栋抵押房屋实际占用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56平方米并无不当，．．．．．．由于长城公司的严重过错行为，致使464平方米未抵押部分土地使用权转移占有，给魏××造成相应损失，因此，原审判决认为长城公司构成侵权，并判令其承担相应土地使用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除非有明确例外规定，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应作有利于债务人解释——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分析，多数人之债的成立应基于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或者可以推定的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一方为两人以上的，当然可以形成多数人之债。但从本案事实看，前述两笔借款发生时，并无证据证明兴富公司以其意思表示或者具体行为参加到诚创公司与通达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中去。从权利义务的性质分析，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仅能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事人所能行使的请求权以及能够提出的抗辩权，应受法律关系的性质的限制。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合同当事人，仅能基于债务人的地位，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向债权人行使抗辩权。与此不同的是，基于保证之债的从属性，保证人既可以行使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抗辩权，也可以行使其自己作为保证人的身份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享有的抗辩权。在对于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除非有明确的例外规定，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应当作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本案中，有关郭××代表兴富公司实施的行为究竟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行为还是保证行为存在不同理解时，如果无法确认具有明确的共同承担债务或者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的，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的意思表示。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分析，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以公司名义签署的《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载明：“兴富公司自愿为通达公司所付4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全部利息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并承担共同还款人的还款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为至主债务本息还清”“如通达公司未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履行还款义务，兴富公司愿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上述内容，足以表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在通达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兴富公司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非诚创公司主张的兴富公司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至于兴富公司是否最终实际使用了案涉借款，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其为共同借款人还是保证人的依据或理由。本院综合前述分析，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原审法院根据债权人诚创公司的主张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
摘要2：（续）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前述规定，兴富公司为其股东通达公司提供担保应经兴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且通达公司应回避表决。但本案中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振以公司名义签订《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提供关联担保，未经上述法定程序。诚创公司在接受兴富公司出具的承诺或者与兴富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既未审核兴富公司股东会决议情况，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无需决议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因此债权人诚创公司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郭××作为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关联担保合同的行为并非偶发行为，本案及关联案件中均存在类似情形，表明兴富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故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亦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债权人诚创公司、担保人兴富公司对此均有过错，综合考量债权人和担保人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款项实际使用情况，兼顾当事人利益平衡，兴富公司应对债务人通达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要旨】“甲方收到上家款项再支付下家货款”合法有效，因付款义务人过错导致合同付款条件不成就则该付款条件不能成为被告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系争买卖合同就付款条件约定为中铁公司需在收到宁江公司款项后再支付信利德公司，宁江公司付款延期的，中铁公司付款时间相应顺延。信利德公司认为该条款系格式条款，加重了信利德公司责任，应属无效。而中铁公司认为因其未收到款项，故系争货款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并非格式条款。根据现有证据显示，信利德公司、中铁公司双方在签署买卖合同过程就付款条款进行过磋商，信利德公司作为商某，有较强的缔约能力，如认为该条款对其不利，完全可以拒绝签署。因此，该付款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然而，虽该付款条款合法有效，但根据中铁公司陈述，涉案工程中的正负零工程正常工期应于2021年2月份完成，宁江公司应于2021年2月份支付相应款项，由于中铁公司拖延施工，正负零工程至今未完成，故宁江公司未付工程款系中铁公司违约所致，如仍按照该付款条款履行，即中铁公司收到工程款后再支付给信利德公司，则必然会损害信利德公司的利益。因此，涉案付款条款不应再对信利德公司产生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中铁公司对信利德公司的付款条件成就。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关于付款条件的约定属于对付款设定意定条件，从而使得信利德公司分担了中铁公司于承包合同项下的风险。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中铁公司应当积极全面地履行其于承包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中铁公司在因为自身过错导致宁江公司未支付款项的情况下，主张买卖合同付款条件未实现缺乏约定与信利德公司共担风险的正当性基础，与任何人不得因自己过错得益的精神相悖，一审法院于此情形下认定付款条件成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未获得相应资质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订立的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境内个人从事外汇买卖等交易，应当通过依法取得相应业务资格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等规定，该类型的交易应获得相应资质方能开展，否则双方为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订立的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东远公司明知自己无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资质而接收邓××投资款项，邓××明知案涉交易系未经批准的外汇交易仍参与投资，同时也未对东远公司的资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双方当事人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均有过错，应当根据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关于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委托投资理财合同无效，对邓××因此产生的损失按照双方的过错，确定东远公司承担60%的责任，邓××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１）虽非一人公司，但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股东如不能证实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亦应对公司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２）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不能证实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柳××应否对东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二审查明，柳××账户除了向投资人收取投资款和返还收益之外，还有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东远公司及柳××虽称系公司授权柳××以个人账户收取客户款项以及开支公司相关费用，但结合该账户的使用情况，东远公司财产与柳××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则柳××与东远公司之间构成财产混同。柳××作为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不能证实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柳××对东远公司向邓××退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摘要】（１）发包人或者承包人认为在各项价款之间存在不平衡报价要求调整的，应当对存在不平衡报价承担举证责任；（２）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委托工程造价鉴定机构对于是否存在不平衡报价以及不平衡幅度出具专业意见。鉴定机构认定存在不平衡报价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区分合同解除的阶段以及造成合同解除的过错分别进行处理。
摘要2：
摘要1：【目录】
一、化解民营企业特大债务风险，完善金融纠纷案件集约化专业化审理机制——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权人诉大唐系企业等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系列案
二、为担保将来订立本约而交付的定金，因可归责于交付定金一方的原因导致本约未能订立，定金不再退还——巩义市嘉成能源有限公司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定金合同纠纷案
三、国家发布明确禁止“挖矿”活动的监管政策后，当事人签订的比特币“矿机”买卖合同应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合同——胡兴瑞诉王刚买卖合同纠纷案
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房某某、梁某某等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合同纠纷案
五、股东认缴出资未届期，却允许公司公示其已经实缴出资，则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广东兴艺数字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诉张××等股东瑕疵出资纠纷案
六、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违反期货居间人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的期货居间人和对期货居间人疏于管理的期货公司应对投资者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亚红诉陶××、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期货交易纠纷案
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时，未按照客观谨慎、忠实客户原则履行义务，存在未履行风险揭示义务、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虚假宣传等欺诈投资者行为，应根据过错程度，对投资者因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卫××诉北京中方信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纠纷案
八、被保险人的关联公司不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保险人可依法对该关联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与青岛日联华波科技有限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九、当事人一方依据合同主要条款主张权利，对方以合同履行与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不一致抗辩的，应以实际履行行为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深圳市衣支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讷河新恒阳生化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十、综合运用预重整、实质合并、协调审理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解决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重整难题——隆鑫系十七家公司重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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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七：卫××诉北京中方信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纠纷案——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时，未按照客观谨慎、忠实客户原则履行义务，存在未履行风险揭示义务、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虚假宣传等欺诈投资者行为，应根据过错程度，对投资者因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生效判决认定当事人无权解除合同，不影响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020)闽0102民初3001号民事判决已认定陈×无权仅以发函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合同，2019年6月24日所发《关于终止鼓楼区津泰新村××号楼第3层店面合作的通知函》不具有合同解除效力。陈×诉请确认其与叶××签订的《协议》于2019年6月25日解除，本质上是要求确认其发函解除合同行为有效，系对已生效判决的否定，一审认定构成重复起诉，本无不当。但前述生效判决在论述《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这一争议焦点时，认定双方已经形成合同僵局，陈×自愿以承担违约责任为由要求终止权利义务，在此前提下，应允许陈×起诉请求解除合同。这一认定本院在二审中亦予以维持肯定。综上，陈×发函解除合同行为虽被前诉生效裁判否定，但不影响其可通过诉讼途径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本案宜由一审法院依法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后，针对案涉《协议》是否达到因无法继续履行而解除的程度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审理。
摘要2：【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1民终4103号
【摘要】违约行为发生时,继续履行是令违约方承担责任的首选方式,这是因为继续履行比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或者支付违约金更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但当违约方继续履行所需的物力、财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合同就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违约方符合相应条件时可以起诉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但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免除,以保证对方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或免除。本案中,刘××、陈×以经营亏损为由向叶××要求提前解除租赁合同,该理由并非属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形,若就此解除合同势必对叶××因合同确定的现实既得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损失,且刘××、陈×也未通过诉讼程序对案涉合同请求解除,在案涉合同未依法解除的情形下叶××有权利选择继续履行来维护自己现实既得利益,对于叶明龙在本案中的租金损失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而要求叶××承担减损责任，故一审法院认为叶明龙作为守约方未能及时止损，对损失扩大存在过错，对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9月7日的收益金予以调整并未支持该部分收益金的滞纳金,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摘要2：【注解】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不能行使保险请求权）——（１）财产保险合同并不因欠缺保险利益而导致合同无效。（２）如果保险标的已经全部损失则合同应当终止；如果保险标的只是部分损失，投保人可以选择继续保持保险合同关系，也可以选择通知保险人解除合同（按照《保险法》第５４条关于解除财产保险合同后保险费退还的规定处理）。（３）如果保险人未就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将导致无法理赔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说明，应当以由此给被保险人造成的无法获得保险理赔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原则上应当承担相当于被保险人理赔成功所能获得的保险赔偿金的数额）；投保人自身存在过错，也应当基于过失相抵原则适当减轻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0年10件技术类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四：××软件公司与××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NX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
【裁判观点】
1.在原审法院已经向广州××模具有限公司释明若阻碍证据保全将推定其安装了涉案软件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公司仍然采取对抗措施，通过拒不打开部分电脑、断电、扣留法院相机、阻止法院人员离开等方式阻碍原审法院证据保全工作，致使原审法院对其他9台电脑未完成保全。在本院已经确认部分已保全电脑安装了涉案软件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推定未能保全的9台电脑安装了涉案软件。
2.证据保全诉讼措施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的重要手段。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不但严重违反了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而且是一种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本院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将对此情节予以考虑。
3.综合考虑本案的侵权数量、涉案软件的价格、沃福公司等侵权情节，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的实际损失已经明显超出法定赔偿额上限，且其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持。
4.权利人基于其时间、规模、维权成本等因素考虑，可以选择对特定侵权行为寻求法律救济，这是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也是其对自身权利的选择。互联网上是否存在涉案软件的破解版本、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是否对该网络侵权行为予以制止，既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缺乏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对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发生存在过错。
【注解】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阻碍证据保全行为法院将作出不利该方当事人的事实推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因此认定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为工伤需要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各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是否为“履行工作职责”是本案核心焦点。 (一)关于刘×受到暴力伤害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所致的问题。本案情形是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关键不在于职工所受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于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程度。根据(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及附案询问笔录等在案证据，刘×与刘××在涉案纠纷发生前并不认识，二人并无个人恩怨。涉案伤害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刘×在工作中需使用塔吊机吊运钢材，在催促过程中与塔吊指挥人员刘××发生争执，在双方第一次争执打斗未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刘××为报复刘×返回宿舍取刀后将其刺伤。从伤害事件发生的初始因素来看，刘×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虽然刘×处理工作纠纷的方式方法欠妥，但从客观行为上看刘×在经过第一次打斗后并无与刘××继续争执的相关表现，其在笔录中自述找刘××的目的是配合其完成工作任务，说明刘×始终具有完成工作职责的主观意愿。二人之间的争执打斗系因工作原因引起，刘××心生怨气产生犯意致刘×受伤，且前后两次争执打斗时间连续、地点均在工作场所之内，具有较为明显的连贯性。换言之，刘×的伤害后果是工作原因与刘××的故意伤害行为共同导致，其中刘××的故意伤害行为虽是直接原因，但刘×受伤与工作原因之间亦具有因果关系，不能将刘××刺伤刘×归因于私人恩怨而否认刘×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故二被申请人关于“刘×受伤系私人恩怨所致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工作纠纷发生后处理不当是否属于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职工之间因履行工作职责发生争议时未能正确处理纠纷，甚至存在行为不当情形时能否认定为工伤，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分析。正如二审法院所言，因履行职责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应以恢复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为目的，并以适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该目的，行为不应超过合理、必要的限度。
摘要2：（续）但二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严重不当的行为会阻却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其不被认定为因‘履行工作职责’”，该认定对受到伤害的劳动者而言过于严苛。首先，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对纠纷的发生并无明显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上述事实表明，刘×对于暴力侵害行为的后果并无明显过错。其次，二人因工作纠纷发生争执后，双方均未能冷静处理确有一定过错，但刘×的过错并不应导致其受到暴力伤害，不足以阻却对履行工作职责的认定。况且二被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系因涉案工作纠纷之外的其他个人恩怨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作适度从宽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该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后的救济。从制度价值的角度适用本款对是否属于工伤进行认定时，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这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有违。故本案情形不能成为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解读】《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反之，则应认定为工伤。
摘要1：解读：（１）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１４条第６项、第１６条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反之，则应认定为工伤。（２）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作适度从宽解释，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
摘要2：【注释１】职工受到意外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情形——（１）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受到意外伤害；（２）职工对意外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注释２】职工对受到意外伤害后果的发生仅负次要责任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注解】当事人所遭受的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工作职责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连续不构成工伤。——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657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关索赔材料应由被保险人提交给保险人。本案被保险人全×并没有及时将有关索赔材料提交给保险人被告中华联合财保浙江分公司。因此，原告金××将索赔材料送到被告中华联合财保浙江分公司的行为可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情形。被告中华联合财保浙江分公司应将原告应获赔偿的部分赔偿款付给两原告。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也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因此，被告中华联合财保浙江分公司将理赔款全部汇给被保险人全×的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本案两原告签名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足以使被告中华联合财保浙江分公司误认为被告沈××已付给两原告赔偿款306 248元，对该部分的后果应由两原告自行承担。被告中华联合财保浙江分公司应对两原告与被告沈××协议赔偿金额427 546. 59元与两原告签名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上载明金额306 248元的差额121 298. 59元（427 546. 59元一306 248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零时起保”条款是指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从某年某月某日零时开始承担保险责任——（１）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强制要求保单实行“即时生效”；（２）不同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约定应属于双方协商条款而非保险格式条款的范畴，不能简单认定该条款属于无效的保险格式条款；（３）保险人未能诚信地善尽附随义务，因保险期间衔接问题导致被保险人脱保等遭受损失应当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车辆损失保险合同约定“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保险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属于保险公司免责范围。如果保险人未就该条款所指向的具体事项及违反该事项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等作出明确解释与说明的，则不能引用该概括性、笼统性条款主张免责。
【摘要】本案系争兜底条款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确定性，保险人更应在订立合同时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明确说明兜底条款中“其他情况”的具体指向，并对该具体指向的内容通过不同字体予以提示，否则保险公司仅以兜底条款进行概括，这样不仅使得免责条款不能达到指向明确、具体的要求，也使投保人难以准确预测获赔范围，甚至额外减免了保险公司的责任。本案中，被告仅对概括性的兜底性免责条款进行加黑加粗，并未尽到对免责事由的提示说明义务。此外，被纳入兜底条款的事项，其过错程度应与列举的情形相当。驾驶员疲劳驾驶虽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但显然其过错程度不及合同明确列举的九项。综上，被告援引该概括性的兜底免责条款拒赔，依据不足。
摘要2：【案号】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9民初15286号
摘要1：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发布2012-2022年金融审判十大案例之一：甲公司诉乙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检验不合格”免责条款应按照通常理解解释
【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44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检验不合格免赔”条款中“检验”的具体含义发生争议的，应按照通常理解加以解释。除非能够证明驾驶员对此明知或存在重大过错的，保险人不能援引“检验不合格”免责条款拒赔。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现行法排除了在法定解除情形之外另行约定解除条件的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从该规定可见，该法中关于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是强制性规定，用人单位不得突破该法，另辟解除劳动合同的蹊径，否则就构成违法解除，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易言之，用人单位只能依据该法明确规定的情形施以解除行为：用人单位可以依据第三十六条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可以依据第四十条规定的三种用人单位无过失情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可以在满足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时，依法定程序进行经济性裁员，又或者如本案中的东华公司一样，依据第三十九条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但是，第三十九条列明的情形非常具体且没有兜底性条款，其用意之一就是严格限制用人单位随意突破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以实现该法第一条阐明的立法目的——维持劳动关系的稳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体系下，实际上排除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跳出法定解除情形之外另行约定解除条件的空间。
【裁判摘要2】能否通过劳动合同约定对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做扩充？——由于劳动合同第十三条的相关约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原则上不能直接将其视为东华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五十条进一步强调，“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也就是说，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只有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修订的，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因此，通过劳动合同特别约定的方式，将劳动规章制度中没有规定的、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内容也视为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变相规避了劳动合
摘要2：（续）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使未经法定民主程序的规则也可以作为劳动规章制度使用，这显然有悖于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以及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将使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形同虚设。
【裁判摘要3】考虑到在现实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难免有劳动者会出现种种难以预料的、有违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囿于制定条件，难以包罗万象、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都事先作出规定，此时，用人单位能否基于劳动者对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违反而解除劳动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由此可见，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是法律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如果仅因为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没有对所有可能发生的违反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全部覆盖，就令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则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对劳动者行为的过度纵容，从社会总体看，不利于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条阐明的立法目的——构建和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因此，本院倾向于认为，即便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中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果劳动者存在的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仍可以视为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得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只不过这种类推适用，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影响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管理行为的必要性、妥当性以及是否存在激化矛盾等不当情形的基础上，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做审慎的审查，以期在平衡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同时，避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类推适用被泛化。
摘要1：——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保险人亦存在阻碍行为，应当酌情减轻投保人未履行的主观过错
【裁判摘要】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应当知道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向保险人进行如实告知。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的范围和内容有争议的，由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依据冯××提交的其与平安北京分公司业务员梁××的通话录音内容，冯××已经告知了田××有饮酒行为，但并无证据证明冯××对于田××的饮酒量是明知并且有意不告知，因此原审判决将冯××的主观过错认定为重大过失并无不当。平安北京分公司主张应认定冯××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注解１】投保人应当知道的事项范围且该事项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该事项，保险人依法享有保险合同解除权，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
【注解２】法定告知义务的主体不包括被保险人——人寿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对签订保险合同应当是知情并同意的，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应视为投保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张×的损害，虽然继升公司对张×承担了工伤赔偿责任，但其仅是因为雇佣张×的姚××无生产用工资质，基于法律的规定，在特定条件下保护劳动者权益，而让违法转包单位代为承担赔偿责任，实为对外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承包业务时因用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机构从工伤保险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继升公司有权利向姚××行使追偿权。本案中，继升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双方签订的转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该合同中关于事故责任承担的约定也为无效，双方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大小本院依法予以确定。继升公司作为一家有钢结构工程施工资质的企业，本应以自己的生产设备，组织自己的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施工安装工作。继升公司为规避风险，将案涉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姚××，属于违法转包，在主体选任上存在过错。而作为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无相应生产资格和安全生产管理的条件下，从继升公司承包案涉工程，亦属违法承包，存在过错，且姚××与受害人之间系雇佣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结合雇主责任应重于具有选任过错的用人单位责任的法律归责原则，姚××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根据以上分析，本案的事故损失由姚××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以60%为宜，即继升公司可向姚××追偿264,808.2元（441,347.63×60%=264,808.2元）。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３条第１款第４项、第５项和第２款规定，建筑公司赔偿包工头雇员工伤待遇后有权向包工头追偿；（２）结合雇主责任应重于具有选任过错的用人单位责任的法律归责原则，包工头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建筑公司承担次要过错责任。
摘要2：【注解】非法转包中工伤单位主体（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个人挂靠经营中工伤单位主体（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享有工伤赔偿追偿权——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有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
摘要1：【裁判要旨】物业公司是小区地下停车库的管理者，对停车库的公共设施设备负有检査、维修和管理的义务，因上述设施设备的质量问题发生火灾导致停放车辆的损失，因物业公司未能有效防止火灾具有过错，应对被保险车辆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摘要】华颐房开于2017年已经办理首次不动产权登记，不能办理不动产权证系因购房人的过错导致，华颐房开对此并无过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贵阳银行某支行已取得案涉房屋抵押权，设立抵押权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华颐房开不应再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否则有违当事人合同本意，加重华颐房开责任。
摘要2：
摘要1：（2015）参阅案例24号
【裁判摘要】机动车交强险旨在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所谓交通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件。因故障停靠路边维修的车辆已脱离了道路交通状态，在维修过程中因轮胎发生爆炸造成维修人员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由此造成的损害亦不应纳入机动车交强险的赔偿范围。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可以认定本案的漏水原因为，被告创艺舍公司将用于测试厨卫防水性能的蓄水试验用于测试疏导雨雪水的露台，测试方式与露台防水层设计功能和结构不符，其采用错误的测试方式是漏水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创艺舍公司要求对漏水原因进行鉴定的申请没有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融汇房地产公司对露台漏水没有过错，原告要求融汇房地产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第四，《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告融汇物业公司作为案涉房屋所属小区的物业管理者，负有在其管理范围内采取预防和保障措施，保护业主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的规定，被告融汇物业公司对其服务范围内的装修活动负有监督、管理的义务，对可能造成业主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装修行为负有监管、防范和制止的义务。被告融汇物业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以《室内装修申请表》《房屋装饰装修协议书》的形式告知被告于×装修注意事项，写明“装修期间，甲方派管理人员按本协议对装修工程进行监督管理，如发现违规装修，甲方有权责令停工或恢复原状”，并当庭述称“露台不属于业主装修范围，露台贴瓷砖是违规行为”。融汇物业公司基于上述法律、法规和协议赋予的监管职责和其对露台装修活动法律性质的意见，应当按照其监管要求，将露台施工情况列为重点监管对象。露台蓄水试验具有渗漏的高度可能性，被告融汇物业公司事发前未按照监管职责巡检过202号房屋装修现场，未查看和过问露台施工情况，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和装修协议规定的监管义务，具有过错。融汇物业公司虽于事发后及时到场处理，但是不能免除其事前疏于防范和监管的责任，理应在其未履行监管义务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综合以上分析评判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的规定，融汇房地产公司对露台漏水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
摘要2：（续）被告创艺舍公司对露台防水性能采用错误试验方式、事前未通知试验时间、事中疏于监测渗漏情况，是损害结果发生和扩大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应承担70％的责任；被告于×、吕×作为202号房屋业主，在事前知晓其装修公司重做蓄水试验的情况下，未及时关注和查看其装修施工群内的消息，应在其对露台施工情况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的范围内承担20％的责任；被告融汇物业公司在其未履行监管和防范义务的范围内承担10％的补充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因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未参加诉讼第三人有权申请再审｜应当参加诉讼而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可以通过申请再审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１）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２）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据此可知，应当参加诉讼而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可以通过申请再审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第二，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所列举的情形，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具体包括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侵犯其合法权益，则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作为标准。本案中，英××因不服永福县政府5号处理决定及桂林市政府62号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白××、侯××１、侯××２及拉××、廖××并不知道该诉讼，直至2018年4月各申请人收到永福县林业局《林权登记有关事项告知书》及侯××１的转告，才知道本案一、二审判决结果。故申请人符合前述“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情形。其次，本案一、二审判决驳回英××的诉讼请求，维持了5号处理决定及62号复议决定的合法性。由于申请人提交了相应权属凭证，证明5号处理决定将属于申请人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给中×××所有，申请人与5号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申请人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二审判决结果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有权申请再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第五部分“有关说明和指标解释”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于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中被取消的土石方、混凝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力、无损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 7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专业工程承发包过程中，不再作资质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进行专业工程分包时，应将上述专业工程分包给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且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按照该规定，从事土石方工程的主体限于公司，本案的转包人、转承包人、分承包人都不是公司，故均不具有承包案涉工程的相应资质条件。以上发包、转包、分包行为为《建筑法》相关强制性规定所禁止，也通过《安全生产法》对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给予负面评价，据此，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规定的本意在于贬抑违法发包、转包、分包行为，此类行为的可责性集中于选任过错。
摘要2：
摘要1：【裁判观点】
1.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
2.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为了进一步提高损害赔偿计算的合理性，在确定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的赔偿数额时，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案情运用裁量权确定计算赔偿所需的其他数据，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根据上述方法酌定的赔偿数额，可以不受法定赔偿最高或者最低限额的限制。
摘要2：【裁判摘要】公司为员工出具授权委托书但未提供合法劳动关系证明该员工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本案二审期间，全高达公司向本院提交《民事授权委托书》，委托伍××为其公司诉讼代理人，并在该《民事授权委托书》中注明伍××系其公司的技术顾问。但伍××并未提交其与全高达公司具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亦未提供其系公司技术顾问的相应证据，故依法不能作为全高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
摘要1：【裁判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法院需要审查被执行人对案外人起诉所持的意见，并根据被执行人意见决定是否将其作为共同被告。本案为丁××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一审法院应审查汇通公司及汇通西安分公司对丁××的起诉是否有异议，并根据汇通公司及汇通西安分公司的意见决定是否将其列为被告。
【裁判摘要２】邮政速递物流信息显示该邮件收件人不在本地，拒收此邮件，应认定未合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法院在邮寄送达未成功的情况下，未采用其他方式送达，即缺席审理本案并作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者盖章，拒绝签收或者盖章的，适用留置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人民法院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汇通公司在诉讼文书送达中存在过错，2020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按照丁××民事起诉状列明的汇通公司的住所地邮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邮政速递物流信息显示该邮件收件人不在本地，拒收此邮件，应认定一审法院未合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一审法院在邮寄送达未成功的情况下，未采用其他方式送达，即缺席审理本案并作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