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配偶、父母、子女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能否申请宣告死亡？
摘要1：解读：配偶、父母、子女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通过申请宣告失踪足以保护其权利，其申请宣告死亡违背《民法典》第１３２条规定的不得滥用民事权利的规定的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民法典》未规定申请宣告死亡利害关系人顺序；（２）《纪要》第１条也不再规定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顺序，但对申请宣告死亡引入《民法典》第３２条关于民事权利不得滥用的规定作为限制。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6民终327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6民终3278号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101年第10期】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系建筑施工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系倡导性要求。建筑施工企业已为从事危险工作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的，并不因此免除企业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建筑施工企业作为投保人为劳动者投保团体意外伤害险，该保险的受益人只能是劳动者或其近亲属。劳动者在工作中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建筑施工企业或实际施工人以投保人身份主张在赔偿款中扣除意外伤害保险金，变相成为该保险受益人的，有违立法目的，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施工企业能否以投保人身份主张在赔偿款中扣除意外伤害保险金？——建筑施工企业已为从事危险工作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的，并不因此免除企业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法定义务。
【注解】建筑施工企业或实际施工人以投保人身份主张在赔偿款中扣除意外伤害保险金不予支持。
【注解】尸体保管费、运输费是否属于丧葬费范畴？——（1）丧葬费系定型化赔偿项目，即不考虑为处理丧葬事宜所花费的具体数额，依据当地统一标准认定赔偿数额。尸体保管费、运输费均为处理丧葬过程中发生的费用。（2）对于该部分费用系扩大的损失，即便超出丧葬费定型化赔偿的数额，也应由死者家属自行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15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153号
【裁判摘要】职工下班回家又返回单位宿舍途中发生车祸能否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高某某系石鼓卫生院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为该院职工做早饭和午饭，工作之余的时间由其自行安排，石鼓卫生院为高某某安排了宿舍，高某某工作结束后可以在石鼓卫生院宿舍休息。2016年7月23日16时许，高某某在其家通往石鼓卫生院的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从石鼓卫生院对高某某的工作安排来看，其在完成午饭的工作后回家，又于16时左右从家中返回石鼓卫生院宿舍的行为不违反常理。石鼓卫生院否认高某某发生交通事故系在上下班途中，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石鼓卫生院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的王某某、张某某和高某某１等人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高某某是为其自家拉饮用水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3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350号
【裁判摘要】公司指派其代理人出庭但未能提供双方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证明的，应按撤诉或者缺席审理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该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该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本案中，上诉人春华公司未提交与闫某某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材料，不能证明闫某某系春华公司工作人员，且春华公司亦未主张某某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代理情形并提供证明，故在本院于2021年4月28日举行的公开开庭审理中，春华公司应被视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按撤诉处理。
摘要2：
全面梳理人民法院不能冻结的20种账户类型
摘要1：法院不能冻结的20种账户类型 ：01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备付金不得冻结扣划；02社会保险基金不得冻结、扣划；03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不得冻结、扣划；04国库库款不得冻结、扣划；05“工会经费集中户”不得因企业欠债冻结扣划；06信托财产非因法定原因不得冻结、扣划；07旅行社质量保证金非特定原因不得扣划；08证券投资基金财产非因自身债务不得冻结、扣划；09信用证开证保证金可冻结不得扣划；10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可以冻结不得扣划；11信用卡账户不宜冻结、扣划；12法院已受理破产申请企业的存款不得冻结、扣划；13政府财政经费账户：不得对政府财政经费账户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可以执行政府财政经费以外账户内的存款；14空难死亡赔偿金：获得空难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而非死者，不应作为死者的财产进行执行；15党费；16军队、武警部队的存款：限于“特种存款”不能被冻结或扣划；17封闭贷款结算专户基金：不得执行被执行人的封闭贷款结算专户中的款项；18期货交易所会员的期货保证金：期货公司为债务人，法院不支持冻结、划拨客户在期货公司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19非结算会员的保证金：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的结算会员为债务人，法院不支持冻结、划拨非结算会员在结算会员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20结算担保金：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或者其结算会员为债务人，法院不支持冻结、划拨期货交易所向其结算会员依法收取的结算担保金。
摘要2：
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近亲属禁业清单》的通知
摘要1：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04号
【裁判摘要】被他人冒用身份注册一人公司是否应第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焦作永益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谢某某，并且该公司为一人股东有限公司，谢某某是唯一的股东，谢某某再审称申请工商登记表上的签字并非本人所为，经查二审卷宗中有一份谢某某于2016年4月29日书写的《说明》，内容为：“我叫谢某某，王XX借用我的身份证注册了焦作市永益公司，将我本人定为董事长，将他（王XX）定为监事，对此情况，我一概不知情，关于焦作永益公司的一切事宜与我无关"。但谢某某并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请求撤销该工商登记，或报警处理他人冒用其身份证注册公司之事，工商机关的登记信息对外具有合法公示效力，二审判决依据工商登记信息认定谢某某为焦作永益公司的一人股东，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在谢某某举证不力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谢晓云对焦作永益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另外，河南XX律师事务所刘XX律师代理的是焦作永益公司、焦作金程公司以及谢某某，该三方同为一审被告，不属于利益冲突的双方，刘XX律师的代理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情形，因此，二审程序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094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一终字第2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094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一终字第204号
【裁判摘要】受害人通过刑事判决追缴或者退赔的数额不明确、不具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不能弥补受害人全部损失，法院受理受害人对罪犯的民事诉讼并无不当——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邢×、温××、申××以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骗取被害单位沈阳欣桑达电子有限公司、被害人李×943万元，该案虽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邢×、温××、申××犯合同诈骗罪，并在邢×、温××、申××刑事判决主文中写明“案发后扣押的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其余赃款、赃物继续追缴”，但刑事判决主文并未写明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亦未明确刑事判决前是否存在已经发还被害人财产的问题，李×通过刑事判决追缴或者退赔的数额不明确、不具体。根据本案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到目前为止，案涉刑事案件经追赃仅返还李×一辆奥迪车价值60万元，其余损失未经刑事追赃途径返还或追缴。在本院组织询问过程中，李×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因刑事案件存在多个受害人且李×已获得了一辆奥迪车，故李×未能参与分配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查扣的温××的财产140万元，温××也未履行《赔偿协议》约定的500万元赔偿，李×已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该500万元赔偿且已得到法院生效判决支持；同时，《赔偿协议》明确约定该协议项下的500万元赔偿不影响李×其他损失的赔偿，而李×通过刑事追赃未能弥补其被诈骗的损失。在通过刑事追赃、退赔不能弥补李×全部损失的情况下，赋予被害人李×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对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相互补充的，并未加重温××等人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受理李×提起的民事诉讼并无不当。．．．．．．据此，一、二审法院受理本案并判决邢×、温××、申××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刑事判决未判决退赔，受害人可以对罪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该规定赋予了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涉案财物或者被害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明并另附清单。判处没收部分财产的，应当明确没收的具体财物或者金额。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首先，根据该《规定》，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刑事判决主文中写明。本案中，根据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判令被告人对案发后扣押的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其余赃款、赃物继续追缴，并未注明责令被告人退赔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且追缴财产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并不明确、具体。其次，刑事法律文书追缴的范围仅限于赃款、赃物，不利于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责令退赔的财产不一定仅限于违法所得，当犯罪分子非法处置了被害人的财物时，返还或是追缴原物已不可能，当然是责令犯罪分子用自己的合法财产退赔。最后，追缴与责令退赔在对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上是相辅相成的，目的在于保护被害人合法利益不受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故在本案相关刑事裁判没有判令责令被告人退赔其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情况下，因刑事裁判并未充分赋予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李×的损失经过追缴仍不能弥补全部损失，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且本案邢×、温××、申××的犯罪行为直接导致民事行为无效，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律责任。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和支持。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京03行终36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京03行终36号
【裁判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明2018年2月11日，高×在联子网络公司组织的年会上担任主持人，在年会上组织的游戏项目，高×遭受鼻外伤、鼻骨骨折伤害的事实。朝阳区人社局依法履行受理、调查、送达等程序，依据上述事实作出《工伤决定书》，认定高×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工伤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联子网络公司认为高×所受伤害并非工伤，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联子网络公司的上述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福建省行政执法人员回避情形有哪些规定？
摘要1：解读：根据《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第２７条第１款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回避情形包括：（１）是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２）行政执法事项与行政执法人员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３）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其他情形。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闽行申64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闽行申644号
【裁判摘要】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受到伤害，没有证据证明非因工作原因导致伤害应当认定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事发当日舒××在洪锦公司锅炉房上班，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福建新时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闽新时代（2018）临法鉴字第780号《临床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对舒××致伤方式所作的鉴定结论，其鉴定意见“无法证明伤者舒××右肱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的致伤方式系生产过程中被板材运输机绞伤或弹出后受伤所形成”，仅能表明舒××的受伤无法证明系其自述的致伤方式形成，该证据以及再审申请人、三明市人社局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舒××所受伤害是非工作原因导致，亦表明用人单位未完成举证责任。据此，三明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明市政府作出维持三明市人社局不予工伤认定决定的复议决定，亦应予以撤销。原一审判决驳回舒叔华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三明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撤销三明市政府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1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122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照以上规定精神，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发生转移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但生效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受让人在受让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后，对正在进行的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
【裁判摘要２】代理人仅提交授权委托书而未提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材料，法院应对其诉讼代理人身份不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李××仅向本院提交了容大商行盖章的授权委托书一份，没有提交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代理人身份的其他相关材料，故本院对李××作为容大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不予认定。但鉴于李××提交的复议申请书由容大商行签章，容大商行后续也委托了代理人参与复议程序并提交书面意见，故本院列容大商行为复议申请人进行审查，不再做撤案处理。
摘要2：
【笔记】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如何申请解除对其本人限制消费措施？
摘要1：解读：根据《善意执行意见》第１７条第２项之规定，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注释】（1）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当举证证明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2）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摘要2：【注解１】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涉及四类人员——（１）法定代表人；（２）主要负责人；（３）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４）实际控制人。
【注解２】被限高单位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仍能够以“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或“实际控制人”为主体对原法定代表人采取限高措施。
【注解３】哪些情形可以对被执行人及有关人员解除限高措施？——根据《善意执行意见》第１７条第１款规定：（１）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因私消费为由提出以个人财产从事消费行为，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2）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3）被限制消费的个人因本人或近亲属重大疾病就医，近亲属丧葬，以及本人执行或配合执行公务，参加外事活动或重要考试等紧急情况亟需赴外地，向人民法院申请暂时解除乘坐飞机、高铁限制措施，经严格审查并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给予其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的暂时解除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89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一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系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的问题。《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但并未对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同律师的代理权限作出限制，故该代理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并且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已不存在该问题，该事由亦非为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故对凯兴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予支持。
摘要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民再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因第三人侵权构成工亡的，受害方近亲属可否在获得人身损害赔偿的同时，又获得全额工伤保险赔偿的问题。自《工伤保险条例》颁布以来，工伤保险赔偿与第三人侵权责任之间到底是何关系，是择一模式、兼得模式还是补充模式，因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没有统一标准。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仅确认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即排除了择一模式，但最终是以兼得模式还是补充模式赔偿仍未明确。2014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明确了职工或其近亲属可同时提起工伤保险赔偿与第三人侵权责任赔偿，并规定除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外，其他工伤保险待遇应予支持，即为有条件的兼得模式。
【裁判摘要２】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不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2012年2月6日发布并施行的《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第六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或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业务部门根据工亡时间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核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2012年6月15日发布之日起施行的《江西省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第六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或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业务部门根据工亡时间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核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
摘要2：（续）本案受害人是2010年11月26日工亡，可见本案一审判决适用2011年度统计数据核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是错误的。另外，《工伤保险条例》涉及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是劳动争议案件，而不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故在对《工伤保险条例》有相关规章、法规的情况下，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审理。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苏行申88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孟××系劳动服务中心的职工。2015年6月19日19时38分，孟××从其工作打卡地点塘坊村惠民平价集贸市场打卡下班，后孟××在铜山区××马路××井村附近发生事故，摔倒在路边受伤。2015年8月28日，孟××向徐州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6年8月22日，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铜公交证字〔2016〕第082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主要内容为：“2015年6月19日晚23时40分，经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棠张派出所工作电话报案称‘在棠××牌坊村车站，一男子受伤躺在路边，摩托车损坏，疑似交通事故’。当事人孟××自述‘其驾驶二轮摩托车……被一同向后方来车刮碰，造成摩托车摔倒，人员受伤，肇事车辆逃逸’。经对报警人、出警人、120急救中心及其他知情人进行调查，无证据证实是否有肇事逃逸车辆，该事故成因无法查清"，而没有对该事故作出责任认定。2017年3月24日，孟××向徐州市人社局提交铜公交证字〔2016〕第082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徐州市人社局依职权，经对公安机关涉案事故的处警情况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后，在劳动服务中心没有提供有权机构出具的孟××负有事故责任或者举证证明孟××具有不得认定工伤的法定情形的情况下，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第1515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不违反《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认定的相关规定。
摘要2：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3)建少民初字第0017号
摘要1：（2013）参阅案例104号
【裁判摘要】人身保险使参保者的生命健康权利蕴含着重大的道德风险，故其依法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即使指定转让，亦属违法。
【摘要】至于本案的保险金理赔权是否转让的问题，保险金理赔权是指受益人在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后，基于保险合同产生的要求保险公司履行兑付保险金的请求权，本质属于一种债权，转让应当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债权转让又称“债权让与”，是指不改变合同内容的合同转让，债权人通过订立合同将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移于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9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同时，该条款列明了数种不可转让的债权，其中“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则属于一种较为典型的不可转让债权。人身保险合同作为一类特殊的合同，是以将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为基础，为第三人即受益人设立利益。我国法律对于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范围与变更有特殊的限制：“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受益人为本人或近亲属是由人身保险合同特性所决定，也是合同的特殊要求，受益权即使转让也不应超出法定的范围。本案中，第三人中铁公司虽然提交了其与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达成的赔偿协议书，其协议书中载有“乙方及时办理保险理赔时所需的和乙方相关的全部文件，并将相关材料提交给甲方”，但由于第三人作为法人显然不符合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特殊要求，不能替代原受益人杨某某1成为新的受益人。中铁公司作为实际用工人，其给予死者亲属赔偿补偿本属应当，其亦无权从宏瑞公司为杨某某所投人身保险中获取受益性填补，否则对其加强劳动保障会形成不利，也不符合保险法的规定；何况杨某某1及其代理人是在亲属死亡情形下同意向中铁公司提交理赔相关材料的，而且仅是“理赔材料”而已。故不论杨某某1与中铁公司的协议是否为转让受益权的协议，中铁公司均无权获取该项人身保险的受益权。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94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紫金财保公司应否先行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害金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闽Ｄ×××××轿车（闽Ｄ×××××）向紫金财保厦门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故紫金财保厦门分公司对于刘×无证驾驶造成本案事故发生，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刘×因无证驾驶造成本案事故，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即本案杨××、苏××１、苏××２、苏××３等人的经济损失系因刘×的犯罪行为侵犯产生的，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现被害人苏××的近亲属再行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不应得到支持。
【裁判摘要２】人寿财保思明支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无证驾驶属于法定禁止驾驶的情形，人寿财保思明支公司在本案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使用加黑加粗字体载明，驾驶人无驾驶证,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谢×作为投保人在相关投保单上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即人寿财保思明区支公司已经对于无证驾驶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且得到投保人谢×的签字认可，该免责条款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人寿财保思明区支公司认为对于刘×无证驾驶导致交通事故产生的经济损失不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的主张，具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支持。
摘要2：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长中民二终字第0770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国家机关出具的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足以退费书证载明的事实应认定反驳证据的证明力——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马坡岭派出所出具证明虽称王×为王××的孙子，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户籍登记依据，黄××在原审中提交的王××与王×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中记载的内容也无法证实二人之间的关系；马坡岭街道张公岭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虽称王×为王×兰的合法继承人，但该证明没有法律效力；而王××与王×于2011年2月2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实际系遗赠扶养协议，黄××在原审庭审中亦称王×系王××的侄孙，与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马坡岭派出所以及马坡岭街道张公岭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所载明的内容相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王×系王××的近亲属或者依法应由王××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侵权人以已向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支付死亡赔偿金为理由，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黄××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王×系赔偿权利人，其向王×支付了赔偿款后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死亡赔偿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但是，王×与王××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王×对王××负有生老死葬的义务，且黄××与王×达成的赔偿款中包括了丧葬费，故对于丧葬费部分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丧葬费经过计算为21947元）。原审判决对于王×与王××的身份关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3554号
摘要1：【裁判摘要】职工在单位设备间（休息室）死亡，不能排除在工作时间死亡的可能，应当认为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呼市人社局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为刘××的死亡符合上述规定情形，认定视为工伤。经汇雅风尚公司申请，呼市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撤销了涉案认定工伤决定。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刘××2017年3月17日正常上班，中午外出用餐后返回单位，3月18日上午刘××被发现在其工作单位死亡。本案虽无证据证明刘××的准确死亡时间，但不能排除刘××在工作时间死亡的可能。刘××的死亡地点为存放其工作所需工具的设备间，即使该设备间兼具休息室的功能，亦不能排除刘××系在工作岗位上死亡的可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刘××的亲属李××认为刘××是工伤，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亦认定刘××的死亡视为工伤，汇雅风尚公司认为不是工伤，但其所提刘××死于休息时间、事发前曾饮酒等理由，亦仅是其所作的推断，而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依据上述法规规定，汇雅风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诉复议决定撤销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复议机关限期重作，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均无不当。
摘要2：
【笔记】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拒不提供证据后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向法院提供证据应否采纳？
摘要1：解读：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拒不向行政机关提供证据，事后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向法院提供一般不予采纳。
摘要2：【注解１】用人单位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供证据能否在诉讼中提供？——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５９条的规定，原告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必须同时具备以下３个条件：（１）被告必须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２）原告应当依法按照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提供证据；（３）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拒绝提供证据（最重要条件）。
【注解２】原告在行政程序拒不提供证据而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供可不予采纳（《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５９条）——（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要求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据，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向行政机关提供证据，事后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向人民法院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不予采纳；（２）但是用人单位如果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交而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交了有利于职工的证据应当允许。
【注解３】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行政诉讼中提供的其在行政程序因正当理由未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证据认定其主张的事实。
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05）临行初字第7号；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聊行终字第41号
摘要1：【问题提示】在工伤职工死亡且无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和工会组织又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其旁系近亲属应是否有权申请工伤认定？
【要点提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用人单位未依法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依法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在工伤职工死亡且无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和工会组织又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其旁系近亲属应有权申请工伤认定。
【案例索引】一审：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05）临行初字第7号（2005年5月30日）；二审：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聊行终字第41号（2005年7月29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能否申请受诉法院整体回避？｜《民事诉讼法》对回避的规定针对的是案件审判人员及相关人员，其对象并非某个法院，法院整体回避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本案中，一审法院保管案涉被扣留物品属于依法履职行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本案无利害关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回避的规定针对的是案件审判人员及相关人员，其对象并非某个法院，普普关于一审法院应当回避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裁判摘要２】关于二审判决对普×返还案涉被扣留物品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不予审理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本案中，租赁物为案涉房屋，将该房屋交付承租人使用并保证房屋符合约定用途为出租人负有的合同义务，而房屋与普×所有的放置于屋内的物品属于不同的物，普×对于其物享有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侵害，包括出租人。普×请求天河公司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是基于对其物权的保护。天河公司扣留相关物品的行为，与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所负义务无关，应属于独立的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情形。二审判决认为普×的该项诉请应另案解决，并无不当，且并未损害普普的实体权利。在对该项诉请不予审理的情况下，案涉物品被扣留时的状态，以及相应物品的现状等并非案件基本事实，二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审查，不属于应当再审的情形。
摘要2：【案号】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藏民终20号
【摘要】关于普×能否在本案中主张物品损失请求的问题。普×认为是土地储备中心和天河公司作为出租方，提前解除合同并强制拆除出租房，扣留其商品造成巨大损失，应由二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天河公司最早于2012年2月22日下发通知要求租户搬迁，此时便构成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之后国土局、天河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5日、5月10下发搬迁通知后，因普×拒绝搬迁，天河公司于2014年5月25日强制拆除房屋并留存普×商品，天河公司留存普×商品的行为独立于其违约行为，而非合同中的违约和侵权竞合可由当事人选择请求的情况，故，如该行为给普×财产造成了损失，应受侵权法律关系所调整，不宜在本案违约之诉中进行审理。
上海一律师遇利益冲突继续代理被罚，状告司法局！法院判了
摘要1：【摘要】被告认定原告在担任乙公司法律顾问期间，又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张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辩护人，该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故根据《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 (三)项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摘要2：【法条链接】《律师法》第三十九条 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北海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72民初14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民法总则》施行后《民法通则》关于１年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不再适用）——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年短期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蓝××于2016年8月12日失踪，其近亲属请求赔偿的，如果没有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诉讼时效于2017年8月11日届满。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规定，蓝××失踪后，二原告与被告周××经协商后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了《后事处理协议书》，二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就此事向被告周××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自2016年10月10日起重新计算，于2017年10月9日届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规定，《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统一为三年。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取得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失去该抗辩权，在《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未届满的，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案诉讼时效因二原告于2016年10月10日向被告周××主张权利而中断，《民法总则》施行后，本案诉讼时效尚未届满，故本案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本案诉讼时效于2019年10月9日届满，二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51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有权作为民事案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亲属范围——由于单×与陈××是夫妻关系，陈××与陈××１是姐弟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单×是陈××１的姐夫，二人系近姻亲关系，单×具有代理陈××１参加民事诉讼的诉讼代理人资格。
【裁判摘要２】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请求数额的，人民法院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当事人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但诉讼费的交纳与负担问题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当事人可以据以申请再审的事由，单×、陈××、陈××１以一审法院应当退还多收取的诉讼费用为由申请再审，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