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１）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目标公司隐性债务由出让方承担，目标公司承担隐性债务后享有向股权出让方追偿权；（２）股权受让方并非不能直接起诉股权出让方返还隐性债务款。——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桂09民终130号
【注释】另外裁判观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价格基于净资产价值，若约定目标公司隐性债务由股权出让方承担，则股权出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隐性债务赔偿款（实为按标的公司净资产的真实价值而变动股权转让款）。——参考案例：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524号
摘要2：【注解】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股权转让之前的公司债务由原股东承担并约定应当交由原股东处理，公司未将隐性债务纠纷交由原股东处理，无权要求原股东承担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1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沪02民终4106号
【裁判摘要】反诉的当事人应当是本诉的当事人，即反诉的原告只能是本诉的被告，反诉的被告只能是本诉的原告；如果超过本诉当事人范围则不构成反诉，需要另行起诉——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反诉的目的旨在通过反诉抵销或者吞并本诉的诉讼请求，或者使本诉的诉讼请求失去意义。具体到本案，反诉的诉请与本诉的诉请之间并不存在抵销或吞并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均请求判令秦某某或陈某某及案外人容易公司返还系争款项给普宝公司。其次，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即反诉的原告只能是本诉的被告，反诉的被告只能是本诉的原告，无论是提起反诉的主体，抑或反诉的对象，如果超越了本诉当事人的范围，则均不构成反诉，需要另行起诉。具体到本案中，反诉的对象既包括陈某某应当承担的普宝公司相应亏损，也包括案外人容易公司所获资金收益，其中案外人容易公司并非本诉原告或被告方。对此，秦某某认为案外人容易公司仅为陈某某实际控制的空壳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股东均为陈某某的子与妻，故反诉诉请资金应由陈某某返还给普宝公司。原审法院认为，因案外人容易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未予体现陈某某与该公司的关系，秦某某又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陈某某为案外人容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审法院无法在本案中直接认定。退一步说，即使陈某某确为案外人容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返还租金的责任主体仍为案外人容易公司，秦某某未能提供案外人容易公司应当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即由所谓实际控制人陈某某承担返还租金义务的相应证据。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如下裁定：对秦某某的起诉不予受理。
摘要2：【注解】（１）本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公司款项；反诉请求判令本诉原告及案外人公司返还公司款项。（２）反诉请求和本诉请求之间不存在抵销或者吞并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不构成反诉；且案外公司并非本诉当事人，不能成为反诉被告，故反诉不予受理。
摘要1：解读：根据《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１１条规定，发包人对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满后申请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申请不予答复，经承包人催告后１４天内仍不予答复，视同认可承包人的返还保证金申请，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１４天内将保证金返还承包人。
解析：１４天（不予答复）＋１４天（催告后仍不予答复）＋约定或１４天返还保证金。
摘要2：
摘要1：问题：劳动者能否项向用人单位主张返还其代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
解读：（１）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返还其代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并予支持；（２）但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其已通过具他方式向劳动者支付了相关社会保险费用的，则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因追偿社会保险费产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未向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径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解读：当事人解除增资协议——（１）如果公司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投资方有权主张返还增资款；（２）已经工商变更登记的增资款不能适用合同解除“恢复原状”的规定，当事人不能直接要求返还增资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01民终1236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基于各方当事人订立的增资合同而产生的诉讼。楚天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公司章程和股权的变更均来源于《增资协议》，现楚天公司依据《增资协议》约定提出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以及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上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三方在《增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合同的解除条件，楚天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解除与上诉人的《增资协议》符合合同的约定，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楚天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之间的《增资协议》在楚天公司向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之日即2017年8月10日已经解除并无不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因上诉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郎利维公司承担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并判决郎利维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楚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返还增资款7500000元；2、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支付增资款利息损失2503561元（按照年利率24%的利息标准，自付款之日暂计算至2018年6月6日，从2018年6月7日起至增资款全部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另行计算）；3、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将楚天公司移出朗利维公司的股东名录；4、由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楚天公司增资款7500000元；二、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楚天公司损失495781.25及后段损失（已计算至2018年6月6日，后段损失以实际未返还的增资款为基数，按年利率4.75％继续计算至增资款实际返还之日）；三、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将楚天公司移除股东名录的工商变更登记；四、驳回楚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094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一终字第204号
【裁判摘要】受害人通过刑事判决追缴或者退赔的数额不明确、不具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不能弥补受害人全部损失，法院受理受害人对罪犯的民事诉讼并无不当——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邢×、温××、申××以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骗取被害单位沈阳欣桑达电子有限公司、被害人李×943万元，该案虽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邢×、温××、申××犯合同诈骗罪，并在邢×、温××、申××刑事判决主文中写明“案发后扣押的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其余赃款、赃物继续追缴”，但刑事判决主文并未写明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亦未明确刑事判决前是否存在已经发还被害人财产的问题，李×通过刑事判决追缴或者退赔的数额不明确、不具体。根据本案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到目前为止，案涉刑事案件经追赃仅返还李×一辆奥迪车价值60万元，其余损失未经刑事追赃途径返还或追缴。在本院组织询问过程中，李×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因刑事案件存在多个受害人且李×已获得了一辆奥迪车，故李×未能参与分配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查扣的温××的财产140万元，温××也未履行《赔偿协议》约定的500万元赔偿，李×已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该500万元赔偿且已得到法院生效判决支持；同时，《赔偿协议》明确约定该协议项下的500万元赔偿不影响李×其他损失的赔偿，而李×通过刑事追赃未能弥补其被诈骗的损失。在通过刑事追赃、退赔不能弥补李×全部损失的情况下，赋予被害人李×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对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相互补充的，并未加重温××等人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受理李×提起的民事诉讼并无不当。．．．．．．据此，一、二审法院受理本案并判决邢×、温××、申××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刑事判决未判决退赔，受害人可以对罪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该规定赋予了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涉案财物或者被害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明并另附清单。判处没收部分财产的，应当明确没收的具体财物或者金额。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首先，根据该《规定》，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刑事判决主文中写明。本案中，根据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判令被告人对案发后扣押的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其余赃款、赃物继续追缴，并未注明责令被告人退赔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且追缴财产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并不明确、具体。其次，刑事法律文书追缴的范围仅限于赃款、赃物，不利于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责令退赔的财产不一定仅限于违法所得，当犯罪分子非法处置了被害人的财物时，返还或是追缴原物已不可能，当然是责令犯罪分子用自己的合法财产退赔。最后，追缴与责令退赔在对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上是相辅相成的，目的在于保护被害人合法利益不受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故在本案相关刑事裁判没有判令责令被告人退赔其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情况下，因刑事裁判并未充分赋予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李×的损失经过追缴仍不能弥补全部损失，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且本案邢×、温××、申××的犯罪行为直接导致民事行为无效，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律责任。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和支持。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终316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该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从该补充协议的约定不难看出，该土地出让金返还款项是针对超出85万元／亩部分，并以105万元／亩为限，扣除市政府20%的统筹，真武镇政府所得出让金80%全额返还。由于该返还款项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金额，其实质是真武镇政府基于招商引资行为给予日泰集团的优惠政策，而不是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的最终价格。因此，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依法应确认有效。．．．．．．二审法院认为：案涉《项目协议书》、《补充协议（一）》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74号
【摘要】依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日泰集团是真武镇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为吸引投资，真武镇政府与日泰集团签订《真武镇商住开发项目协议书》、《补充协议（一）》，就投资地点、投资规模、工程营业后预计年销售额及税收收入、土地出让、优惠政策、双方权责等作出约定。《真武镇商住开发项目协议书》亦载明真武镇政府是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改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城镇整体功能签订本协议。真武镇政府在案涉土地挂牌出让前所急需的拆迁资金1200万元亦是日泰集团予以提供。由此，真武镇政府引入日泰集团，不仅是为了解决案涉地块拆迁资金紧缺的问题，同时也期待日泰集团的投资建设能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增加税收收入。在此背景下，《补充协议（一）》约定，85万元/亩进入招、拍、挂程序，由市政府以出让金形式返还给真武镇政府……对超过85万元/亩部分扣除市政府20%的统筹，乡镇所得出让金80%全额返还。该协议同时也反映出真武镇政府对当时的土地市场价格及土地拍卖后能够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已有预期。事实上，拍卖成交价高于85万元/亩，符合协议预估的履行条件。综合上述情形，案涉土地拍卖成交后，真武镇政府不履行协议约定的返还资金义务，而是以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主张协议无效，不应予以支持。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一）》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注解】政府基于招商引资行为给予优惠政策而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差价补偿条款，不是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的最终价格，该约定依法有效。
摘要1：解读：已支付购房款但未取得产权登记方有权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未支付购房款取得产权登记方返还不当得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民终1369号
【裁判摘要】仅对一审无既判力部分内容不服提起上诉，不可能得到比一审裁判更为有利裁判结果的，应当认定不具有上诉利益——当事人起诉或上诉应当具有诉的利益，即法院有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换言之，即法院有必要且能够通过判决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当事人无诉的利益之情形下，当事人无权启动诉讼程序。既判力是指终局判决获得确定后，该判决即成为对诉讼请求判断规范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准从而被赋予通用性或者拘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产生于判决主文所表示的判断，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原则上不产生既判力，有关诉讼请求的判断与推导出该种判断的其他认定应当区分开来，推导过程中的判断仅系得出最终裁判的手段，之于其他法律关系中并不产生实际意义。即裁判文书中有既判力的为裁判的主文部分，而不包括本院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认为，本案一审由邓××对罗胜提起诉讼，要求罗×返还其多支付的款项，一审判决主文驳回诉讼请求本身对罗×是有利的，二审程序只有上诉人通过上诉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上诉人方具有上诉利益，罗×作为原审被告对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不存在上诉利益。．．．．．．综上所述，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罗×的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11820元予以全额退还。
【摘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规定，这里的不服第一审判决，应当系指不服判决主文，而非对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不服。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该条可知，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被当事人的相反证据推翻。即只有裁判主文出现错误时，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第三人撤销之诉来纠错。本案罗×对一审判决的不服，实际上是对一审判决关于双方之间经济往来款项抵扣的本院认为部分不服，甚至并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而此部分并非裁判主文，
摘要2：（续）并不当然产生既判力。如罗×认为该部分判断错误，可在其与邓××的其他法律关系中举示相应的新证据予以推翻，就本案而言，罗×上诉不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故本院认为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邓××起诉请求：1.罗×立即返还邓××多支付的款项802006.55元；2.本案诉讼费由罗×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作投资经营协议》虽名为投资协议，但协议约定罗×享有固定收益，不承担经营风险，前述约定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其投资款实际系出借的借款本金，固定收益实际系借款利息。故双方之间实际形成的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截至2019年4月9日，经抵扣涉案借款本金尚余98941.33元。故，邓××并未超额还款，对于其要求返还超额还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邓××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820元，减半收取5910元，由原告邓××负担。”
【解读３】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邓××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邓××向罗×的转款并非全系偿还罗×借款，一审法院认定邓××的欠款金额错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313号
【裁判摘要】出租人将房屋另外出租给他人，原承租人主张“两次出租价款差额”来计算原承租人的预期利益损失不予支持——丰伟公司能否实际获取分租或转租收益，会受到其经营策略、租赁市场活跃程度、次承租人的履约能力及履约意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使案外人的整体承租价格可作为其中一项参考因素，依据该承租价格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价格计算得出的租金差额并不当然等同于丰伟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丰伟公司主张依约计算其违约损失，缺乏充分理据。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杨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民终60号
【摘要1】未经原权利人同意的出租合同是否有效？——本案中，案涉《租赁合同》是广州市杨箕公司与丰伟公司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虽然广州市杨箕公司上诉主张与丰伟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未经过民主表决、未经三资交易平台公开交易，但即使未经过民主表决、未经三资交易平台公开交易，该种情形亦不属法律、法规规定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广州市杨箕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广州市杨箕公司与丰伟公司签订的案涉《租赁合同》依法有效，原审判决对广州市杨箕公司提出的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解读１】（１）诉争物业登记在联社名下；（２）联社系天河区公司开办人（出资人）；（３）天河区公司为广州公司股东之一；（４）广州公司与丰伟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解读２】丰伟公司起诉请求：1．广州公司向丰伟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2032590.8元；2．广州公司向丰伟公司退还人民币200万元履约保证金及利息；3．联社与天河区公司对广州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广州公司向丰伟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二、广州公司向丰伟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000元；三、驳回丰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2：【解读４】二审判决：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限公司向丰伟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四、驳回丰伟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2】租赁物还未施工建设的租赁合同不属于预约合同，一方违反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广州市杨箕公司与丰伟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虽然案涉租赁物还未施工建设，案涉租赁物的具体面积也未确定，但是案涉《租赁合同》约定了租赁物交付期限、租金标准、违约责任等租赁合同主要条款，且并未约定双方后续需要另行签订正式租赁合同，租赁物建成后也可以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确定租赁物的具体面积及租金，故案涉《租赁合同》并不属于预约合同，双方均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3426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的文义，顺天信泰中心未按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为补偿天泰公司30万元，并未约定顺天信泰中心前期支付的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予退还。5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顺天信泰中心受让股权的部分对价，顺天信泰中心即已将股权退还给天泰公司，天泰公司收取的股权转让对价亦应返还给顺天信泰中心。．．．．．．现天泰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损失超过30万元，要求顺天信泰中心在30万元之外另行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天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顺天信泰中心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自2015年8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第2条约定，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顺天信泰中心支付给天泰公司30万元作为补偿。从该条款的表述来看，系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的约定，即“如顺天信泰中心违约，则前期支付的50万元不予退还”，并非独立于该条款而另外需赔偿30万元。而在《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中，也无顺天公司违约需额外赔偿30万元的明确约定。天泰公司作为从事资产管理的有限责任公司，系独立的法人组织，对合同条款的含义及法律后果应具有足够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如按天泰公司的解释为另外赔偿30万元的含义，则在《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中无需加上“按照该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这样画蛇填足的表述，且根据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原则，天泰公司可在签订合同时要求在合同中明确表述其意思表示，即明确标注为另外支付30万元这样的条款，而非以模糊、模棱两可的语言或者与其意思完全不相符的语言来表述。顺天信泰中心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其违约责任为退还股权、已支付的50万元不予退还，其违约后照此履行即可，无理由另行承诺再支付30万元的补偿。故，天泰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四方协议书》第1条的30万元为额外的补偿，不但缺乏事实与法律根据，亦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一审诉讼请求：要求天泰公司向顺天信泰中心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给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付款之日的利息。
【解读２】（１）《股权转让协议》约定：４.如顺天信泰中心未履行上述约定的义务，顺天信泰中心立即将受让的20%股权无条件退还给天泰公司，并及时配合天泰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顺天信泰中心前期支付的50万元不予退还等。（２）四方协议书约定：按照该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甲方支付给乙方和丙方各30万元，合计60万元，作为甲方给乙方和丙方的补偿；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258号
【裁判摘要１】中标通知书具备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合同成立——就案涉34号商铺，钟××于2007年6月11日通过招投标程序中标，《中标通知书》已确定了租赁物、租金价格以及租赁物面积，已具备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且钟××于2007年6月22日向赣研所交付了店面押金以及预付租金，故可以认定双方以《中标通知书》为基础就34号商铺成立租赁合同关系。……钟××与赣研所基于《中标通知书》就34号商铺成立的租赁合同以及就36号办公楼签订的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2】承租人行贿出租人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减少租金、延长租期的租赁合同无效——钟××为了在承租赣研所不动产中获得更大私利，行贿刘××，刘××则利用自身职权为钟××谋取不正当利益，两人相互勾结配合，采取违反正当程序之手段签订一系列合同，通过减少租金、延长租期等方式，不断损害赣研所的合法利益。故就34号商铺，双方签订于2007年6月11日《中标通知书》之后的系列合同，就36号办公楼，双方于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之后签订的系列合同，属于钟××与刘××恶意串通且损害了赣研所的正当的原有合同利益，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摘要３】出租人诉请返还房屋、恢复原状但未诉请解除租赁合同，是否可视为当事人诉请当然包含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赣研所在诉讼中要求钟××、林××返还房屋、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已包含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以民事诉状送达之日为赣研所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并无不妥。
【裁判摘要４】关于林××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案涉租赁合同虽然是钟××与赣研所签订，但钟××与林××系夫妻关系，两人以案涉租赁物共同投资经营，以34号商铺经营赣州汇龙康大药房(林××为投资人)，以36号办公楼经营赣州汇康酒店有限公司(林××、钟××为股东)。因此，对案涉合同解除后果，应当由钟××、林××共同承担。钟××、林××申请再审认为林绍忠并非本案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终517号
【解读1】赣研所一审诉请：1.确认赣研所与钟××及其代理人签订的相关租赁合同、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钟××、林××夫妇立即向赣研所返还其占用的全部房屋(××××)，拆除违章搭建、恢复原状，并共同向赣研所赔偿直至该等房屋返还占有之日止的租金利益损失[××××]；3.判令刘××对钟××、林××前述租金利益损失赔偿之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由钟××、林××、钟××共同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赣研所与钟××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34号商铺租赁合同和2012年4月2日、2012年4月10日、2012年12月31日签订关于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无效；二、钟××、林××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向赣研所返还位于赣州市青年路34号12栋一至二层商铺以及位于赣州市房屋(具体房屋、范围以本判决判项一中所涉租赁合同约定和当事人实际交付为准)；三、驳回赣研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维持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告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原告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与被告钟××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34号商铺租赁合同和2012年4月2日、2012年4月10日、2012年12月31日签订关于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无效”为确认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与钟××2007年11月18日(由赖××代表钟××)、2009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青年路34号第12栋一至二层商用店铺租赁合同》以及2010年4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2日《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10日《补充协议》、2010年12月31日《〈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四、上诉人钟××、被上诉人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租金15648620.87元以及租赁物占有使用费(×××)；五、驳回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黑民申1385号
【裁判摘要】单位(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和特点，可以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对单位职工进行约束。但是，单位(企业)制定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中，大庆客运集团对邢××的处罚措施是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该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因此，罚款作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只能由法律作出规定。大庆客运集团作为企业单位，没有权力制定对其内部职工进行罚款的惩处条例。因此，一、二审法院判决大庆客运集团向邢××返还3000元的罚款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黑06民终667号
【摘要】大庆客运集团对邢××进行的扣除工资3,000元的处罚措施，大庆客运集团仅在庭审时提交了该项处罚措施所依据的《关于印发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的通知》（庆客安[2001]4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通知系经过民主程序依法制定，亦无法证明该项处罚决定经过公示或已告知邢××，大庆客运集团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应当认定大庆客运集团依据该通知对邢××进行的案涉处罚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大庆客运集团应当将已扣除的工资3,000元返还给邢××。
摘要1：解读：（１）同时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三个特性的微信客户名单构成商业秘密；（２）公司微信号属于公司财产，公司要求要求离职员工返还公司微信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民终28号
【裁判摘要】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关于“逾期超过30日后，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应当自买受人解除合同通知达到之日起60日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的相关约定可知，富隆城公司逾期交房超过30日，数字证书公司依约享有合同解除权，可以要求富隆城公司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数字证书公司、富隆城公司虽在2016年2月18日开始通过函件对因逾期交房引致的合同履行和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因双方无法在违约赔偿和交房时间上达成一致，数字证书公司在2016年4月18日向富隆城公司寄送《解除合同通知》，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的补充协议，并要求退还购房款、赔偿一切损失，是在履行合同赋予的正当权利。……已查明，数字证书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向富隆城公司当时的法定住所地和案涉商品房南昌富隆城工程项目部所在地均寄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但富隆城公司均拒绝接受邮件。数字证书公司又通过江西省赣江公证处公证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富隆城公司仍拒收退回。在此期间，数字证书公司通过委托专业律师向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富隆城公司相关负责人发送信息通知解除合同并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第三次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数字证书公司还在江西省豫章公证处两名公证员的见证下，向富隆城公司当时的法定住所地和南昌富隆城项目部两处留置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数字证书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通过《江南都市报》刊登《解除合同公告》,公开向富隆城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并通过委托专业律师向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富隆城公司相关负责人发送信息告知《解除合同公告》见报事宜。综上，数字证书公司不仅向富隆城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而且还采用邮寄送达、留置张贴、短信通知、公证送达、登报公示等多种合理适当的方式，穷尽其能使用的送达途径，使得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有效传递到达富隆城公司。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富隆城公司均否认收到合同解除通知书，明显与事实不符，富隆城公司单方的否认并不能阻却解除合同条件的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摘要2：（续）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数字证书公司依约享有合同解除权，在本案进入诉讼阶段之前，合同解除通知已送达到富隆城公司，且富隆城公司既未对数字证书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提出异议，也未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在此情形下，原审判决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在数字证书公司起诉前已依法解除，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维持。
【解读】数字证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富隆城公司返还数字证书公司购房款1924.384万元，并以数字证书公司实际损失为限支付违约金269.409万元(截止2016年5月30日)；……一审判决：一、富隆城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数字证书公司购房款1924.384万元；二、富隆城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数字证书公司因提前支付第二期购房款624.384万元时所产生的损失21.4万元；三、富隆城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数字证书公司已支付购房款总金额1924.384万元的利息损失（×××)；四、驳回数字证书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679号
【裁判摘要１】承受行政协议权利义务的第三方可以替代原行政协议相对人成为适格诉讼主体——关于讯驰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虽然涉案《合同书》是以正泰公司与市政府之间签订的，但双方《合同书》第二条第1项明确约定，双方对于长安路建设问题由正泰公司在安丘市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长安路两侧沿街商铺和住宅开发。后正泰公司成立了讯驰公司并负责安丘市长安路的建设等，且根据原审中讯驰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长安路的建设等均是以讯驰公司的名义进行拆迁、建设，包括各项费用的支付均是讯驰公司行为，正泰公司亦认可长安路的建设由讯驰公司负责并将其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讯驰公司，讯驰公司实际代替正泰公司履行与市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内容，在无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讯驰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具有本案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市政府上诉所称讯驰公司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正泰公司与市政府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由正泰公司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正泰公司的合同约定的承建内容，后正泰公司成立讯驰公司，由讯驰公司负责完成了正泰公司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且根据原审法院对正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调查，正泰公司明确表示讯驰公司承继正泰公司《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正泰公司不再享有《合同书》约定的权益和履行义务。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证实，讯驰公司是本案的责任主体，无需追加正泰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市政府关于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市政府主张讯驰公司不具备施工资质，《合同书》无效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了由讯驰公司负责长安路的道路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建设。讯驰公司在实际履行道路施工合同中，仅是作为缔约方对合同的约定内容全面履行，对于长安路的道路具体施工并非由讯驰公司承担，而是另行由其他施工单位具体施工，现长安路已施工完毕并交付使用，且本案道路施工并非是以兑价的方式支付工程款项，而是以减免、返还税款的方式进行结算，即使讯驰公司不具备道路施工资质，亦是对工程价款取费标准产生影响，而对于合同中关于减免、返还税款的约定不产生约束力，因此，市政府认为讯驰公司不具备道路施工资质整个合同无效的陈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行终495号
【解读１】行政协议无效的审查，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脱离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单纯援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合同无效事由条款否认行政协议的效力，既阻碍行政协议功能发挥，有悖于协议设立之初的目的实现，又不利于保护行政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解读２】行政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整体无效。
【解读３】行政协议中有关税款减免、返还约定效力及履行——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依约履行行政协议中减免税款、返还费用的诉讼请求，行政协议中减免税款、返还费用的条款合法有效，可以判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协议或者返还相关费用。
摘要1：解读：（１）行政协议约定税款直接减免（免收土地契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符合《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第３条规定的有效；（２）行政协议约定先交后返地方政府财政性受让税款依法有效。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商业汇票出具只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款一种支付方式，商业汇票没有得到承兑的情形下不产生偿付工程款的效力，承包方有权要求发包方继续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２）在双方并未约定商业汇票出具后原因债权就消灭的情况下，要求承包人只能依据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注释１】（1）票据到期被拒付——持票人可以向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保证人等追索票据款项；（2）除合同双方约定“交付票据后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付款义务即消失”外，持票人还可以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票据直接前手主张对应款项——票据直接前手主张“已通过背书转让票据的方式履行完毕了合同项下付款义务，持票人享有的合同付款请求权已消灭”属于无效抗辩。
（备注：个别判例不支持基础法律关系主张债权请求权｜持票人遭到付款人拒付后应当依法行使票据追索权而非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请求权。——参考案例：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10民终366号）
【注释２】票据到期被拒付持票人选择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向票据直接前手提起诉讼条件｜（１）基础法律关系涉及的合同中不存在“交付票据即合同价款请求权归于消灭”等类似条款；（２）持票人持有承兑人出具的拒付证明；（３）票据被拒付不可归责于持票人；（４）被拒绝承兑汇票要能否返还给直接前手。——参考案例：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8民终237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再119号
【注解２－１】在持有人因过错导致丧失对前手追索权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基于基础法律关系起诉直接前手付款。——参考案例：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浙04民申6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渝05民终7173号
【注解１】发包人以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到期未兑付，后续所生纠纷应按基础法律关系处理还是票据法律关系处理？——债权的产生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商业汇票的出具只是一种支付方式，在商业汇票没有得到承兑的情形下，不产生偿付工程款的效力，承包人可要求发包人继续履行施工合同的支付义务。
摘要2：【注解２】除双方另有特殊约定，承包人作为持票人享有行使追索权或者主张工程款的选择权——（１）除双方另有特殊约定，承包人作为持票人既可以依据票据法律关系行使票据追索权，也可以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主张工程款；（２）法律未限制当事人的选择权，上述两项权利的主张并无必然的先后顺序，承包人可择一主张权利。
【注解３】在发包人要求以商票方式支付工程款时，承包人应避免与发包人约定“商票出具后视为工程款已支付”等消灭工程款请求权的条款，或者要求发包人出具关于商票到期无法承兑后可继续向其主张工程款和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函。
【规则１】在双方无特别约定交付票据则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情况下，债务人为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债务并不消灭，只有当票据权利实现时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债务才随之消灭。
【规则２】持票人因票据拒付能否向直接前手行使原因债权？｜当原因债权与票据债权存在竞合时，债权人可任意选择其中一种债权行使——(１)持票人因票据拒付向直接前手行使原因债权的，持票人可先行使票据权利（票据追索权），若票据债权兑付后，原因债权自然消灭；（２）若债权人实现原因债权须同时返还相关票据（如债权人无法返还相关票据，债务人也无须履行原因债务）。
【注释３】选择以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以票据转让给后手即票据权利未发生转移为条件。——参考案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530号之一
【注释４】（１）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开具并交付商业汇票不能认定为履行完毕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２）汇票到期不能兑付，债权人可以请求对债务人继续强制执行。——指导案例117号：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其他参考案例：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２）湘０７０３执异２号；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苏１０执复４７号
【注解５】票据未到期之前持票人可否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持票人能够举证证明汇票到期后将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在汇票未到期之前以预期违约为由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权利。——参考案例：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11042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陕民申2237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青民一终字第33号
【裁判摘要】未经清算请求解除合伙协议返还投资款不予支持——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谭×、陈×、陈××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部分权利义务，以“湟中县深沟建筑闪长岩矿”为名的合伙体已实际投资筹建并开展生产经营。谭×、陈×返还出资款的诉求实质为退伙，《合伙投资协议书》明确约定“合伙人退伙，需提前十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其他合伙人，由全体合伙人自收到退伙通知后7日内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明确债权债务，确定退伙人所应享有的退伙权利及所应承担的义务”，各方均应依约进行清算，以明确合伙期间的盈亏、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等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已向双方释明应当清算，双方亦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合伙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亏损，但均未提供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账册及可供清算的依据，以便人民法院协助、组织清算，谭×、陈×、陈××亦未自行清算，致使合伙体盈亏情况无法在诉讼中确认。谭×、陈×、陈××虽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对合伙人会议、财务报表审核及合伙体运作状况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但实际生产经营中并未对合伙体的财务账册及其他经营事项进行规范管理及操作，导致在诉讼中对财务凭证的下落各执一词，作为合伙人的各方均应承担相应责任，虽《合伙投资协议》约定陈绍方为总负责人，对合伙体负有相应领导、管理责任，但在合伙事务管理及清算中，各合伙人均有责任配合参与，清算责任亦不能等同于举证责任。谭×、陈×提出应由陈绍方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并返还谭×、陈×出资款140万元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于法不符，不予支持。诉讼中，一审法院已向各方当事人释明解除合伙协议要进行清算，但双方当事人均未申请鉴定。因此，合伙体未进行清算，未明确合伙盈亏、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等相关情况前，谭×、陈×请求解除《合伙投资协议》的主张，于法不符，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请求返还投资款的诉求实质为退伙；（２）清算责任不能等同于举证责任；（３）合伙协议清算可以申请鉴定。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终348号
【裁判摘要】关于银行贷款22万元及利息问题，根据查明事实，柯××与周××的配偶钟××合伙养殖生蚝并投入22万元，柯××、周××均确认钟××死亡后系由周××接手合伙事务，且柯××与周××之间未形成合伙关系。故钟××死亡时，其与柯××的合伙关系即终止，而周××作为案涉合伙事务的实际接管人，在接收合伙体的生蚝养殖事务时，负有在合理期间内与原合伙人即柯××清算的义务，并对其主张的生蚝养殖亏损及具体亏损金额，负有明确说明义务和相应的举证责任。在本院责令周××提供其所主张的合伙事务亏损及亏损具体金额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周××仍未提供任何证据，周××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柯××投入合伙体资金22万元的时间为2017年9月19日，钟××死亡时间为2017年10月6日，柯××投入资金的时间距合伙体终止仅有十几天，故对柯××主张返还其投入合伙体的银行贷款22万元，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因上述22万元款项系柯××的合伙投资款，柯××怠于参与合伙事务包括进行合伙清算，故不宜再支持其利息主张。
摘要2：周某某、柯某某合伙协议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2905号
【摘要】合伙体的实际盈亏状况由周××独自掌握，相关账目显然也由其持有。在此情况下，二审法院责令周××提供合伙事务盈亏的相关证据，并判令周××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返还柯××22万元投资款，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及民事诉讼证据相关规定。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973号
【裁判摘要１】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回已缴纳税款争议不适用纳税争议之复议前置规定——本案系被上诉人基于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还其已缴纳的税款,该情形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条所规定的“纳税争议”,故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需经复议前置才可依法起诉的情形。被上诉人具有本诉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认定正确。
【裁判摘要２】本案涉及两个税务处理决定。经审查,两个决定虽决定补缴金额不同但系针对同一对象存在的相同事实作出,2012年的处理决定因“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被撤销之后,上诉人针对相关事实及适用法律尚未给出最终处理意见,故2012年的处理决定虽被撤销,但被上诉人因该决定所补缴的516,862.02元,并不必然发生即时返还的效力。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关于行政机关履责期限的规定,上诉人撤销先前决定尚需作出新决定的,新的决定应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六十日的合理期限内作出。本案中,上诉人2013年1月31日撤销了2012年的处理决定,直至2013年6月4日才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已经超出六十日的合理期限,上诉人超出六十日至作出新的处理决定期间未予返还被上诉人已缴税款的行为,缺少事实前提,没有法律依据,应该确认违法。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要求确认上诉人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10日内未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的行为违法。经审查,上诉人系基于“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作出撤销决定,通过该撤销理由尚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已缴税款是否超过其应缴纳税额。故被上诉人依据上述规定要求上诉人于10日内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１）2012年11月20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2)15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第二稽查罚(2012)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２）2013年1月31日被告撤销了2012年11月20日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３）2013年6月4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为原告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存在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应补缴增值税,不加收增值税滞纳金,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对原告已缴纳的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予以退回,对原告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404,914.01元未做处理。2013年6月8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退还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的退税手续,并经上级税务机关审批后将上述税款退还给原告。（４）原告认为被告应依法返还原告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滞纳金、企业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滞纳金,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未按规定返回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解读２】一审判决：判决确认被告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未按规定退还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二审判决：确认上诉人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自2013年1月31日起超出60日至2013年6月4日作出新的处理决定之前未返还被上诉人沈阳东管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已缴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78号
【裁判摘要】（１）违约方主动支付了违约金前未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下调违约金，应视为其对已履行的违约金放弃了请求调整过高的权利；（２）违约方请求对方返回已支付的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树高公司主张其在起诉前已给付的违约金也应按原审判决确定的标准下调。对此本院认为，树高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合同约定主动向西昌资源局支付了38155500元违约金，未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调整违约金，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民法意思自治原则，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部分违约金已履行完毕，合法有效。西昌资源局接受树高公司违约金的履行，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据此规定，当事人如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树高公司主动支付了合同约定的部分违约金，且在支付前未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下调，应视为对该已履行的部分放弃了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调整过高违约金的权利。现树高公司请求西昌资源局返还已支付的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民终1600号
【摘要】树高公司认为对其已支付的3815.55万元滞纳金未进行调减的问题，本院认为，该3815.55万元滞纳金系因树高公司违约产生，计算标准符合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且已经履行完毕，一审法院不作调整并无不当。
【注解】违约方已经支付过高违约金不构成不当得利不能要求返还。
摘要1：解读：（１）违约方主动支付违约金前未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下调违约金，应视为其对已履行的违约金放弃了请求调整过高的权利；（２）违约方请求对方返回已支付的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违约方已经支付过高违约金不构成不当得利，违约方不能要求返还。
摘要1：解读：当事人一方收取公司入股款但并未成立公司，“公司入股”事实上根本无法实现，另一方有权要求退还款项。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14号
【裁判摘要】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限制——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释明，虽在被解释法律实施后制定，但应视为被解释法律的一部分，其在生效之日就应适用于审判实践，故其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应当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的限制。民间借贷解释第三十三条也规定，本规定公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二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解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肖某某、赣州纵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民终101号
【摘要１】民间借贷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双方往来资金进行结算——纵横公司、肖××与王×一致同意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按月息3分、先利后本原则对双方往来的资金进行结算。一审法院委托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借款及还款按照“先利后本、月息3分”的原则进行了财务司法鉴定。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17日出具了《司法技术鉴定书》……
【摘要２】本案肖××、纵横公司行使的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故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适用该规定第六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借款人归还的超过月利率3%的利息可以请求返还，此前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虽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作出了规定，但并未规定已经超额支付的利息依法有权请求返还。故肖××、纵横公司直至2015年9月1日才知道或应当知道王×对其存在应当返还的不当得利的事实，其诉讼时效的行使期间应从2015年9月1日开始计算，其于2016年2月29日提起诉讼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摘要３】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而提出返还借款和不当得利不同诉讼请求，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中肖××、纵横公司在本诉中诉请王×返还其多支付的利息，从肖××、纵横公司的诉讼请求来看，本诉中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不当得利纠纷，但不当得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王×提起反诉诉请肖声富、纵横公司向其归还尚欠的借款，反诉中双方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双方均是基于2008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产生的纠纷而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双方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对本案定性正确，对王×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一方多开具增值税发票请求对方返还或者赔偿税金，司法实务中存在支持和不予支持两种裁判观点。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01民终1803号
【裁判摘要】退还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招标人不能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投标保证金是指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向招标人出具的，以一定金额表示的投标责任担保，投标保证金的法律属性应归属于担保金。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张投标保证金打入专门账户后即应视为转移占有，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依据招投标的流程，对于投标保证金处理要区分多种情形，结合投标保证金的担保性质，汇入专用账户并不等同于所有权的转移，在最终确定保证金去向之前，该保证金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该项主张显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招标人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上述法律规定招标人可以不退换投保保证金，但是并不是当然不退，保证金是否退还尚取决于双方的约定及后续协商处理情形。2016年12月9日安徽永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后向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函告知该公司自愿放弃该次中标候选人资格，其后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浙江省招标投标办公室出具《关于招标投标情况的说明》要求重新组织招标，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重新组织招标的行为应视为对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放弃中标的确认。2017年1月17日“招投标银保通”平台就案涉项目投标保证金最后一批次单独退回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针对保证金的处理，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发布的招标文件第3.4.1第六项中明确规定：“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为：1、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2、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投标人订立合同，或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出现上述不予退还情形的，招标人告知省交易中心登记后，‘招投标银保通’平台将自动划转其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至招标人指定账户，不再退还给投标人。”，该内容明确了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所适用的情形，而针对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放弃中标的《函件》，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实际重新招标的行为予以认可，亦未对该放弃中标行为适用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惩罚给出明确答复，
摘要2：（续）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亦未能举证证实该公司作为招标人将案涉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事项告知浙江交易中心登记，浙江省交易中心在实际重新招标后通过系统操作退还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案涉款项并无操作不当，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发出《函件》49日后收到退款有理由相信系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处分行为，该公司收取被退还的保证金亦无不妥。．．．．．．综上，瑞安市瓯飞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返还案涉投标保证金，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3民终173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债务人的股东主张以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与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抵销，债务人管理人提出异议的，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返还涉案款项所形成的上诉人的债务实际上是上诉人作为瑞田钢业的实际控制人，滥用股东权利对利润进行分配后而形成的债务，这不仅损害了公司利益，而且损害了其他债权人权益。在瑞田钢业管理人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该债务依法不能抵销。上诉人主张该债务应与其对瑞田钢业所享债权予以抵销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综上，新雅集团作为瑞田钢业的实际股东，违反法律规定收取股东分红，依法应予以返还。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民终412号
【裁判摘要１】（１）破产属于合同法定解除情形；（２）破产合同解除权属于法定解除权——虽然合同法对合同的解除明确规定必须满足一定条件，但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该条赋予了破产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的特别权利，即无论承租方是否违约，是否有过错，是否具备可以解除的条件，管理人均可以决定解除合同，这也是破产法作为特别法的特殊性。本案中，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于2015年2月26日向杨××下发关于变更《商铺租赁合同》的通知书，将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变更为不定期租赁直至收到管理人解除或终止合同的通知。2015年3月6日，阿里公司明确通知杨××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故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在阿里公司管理人通知杨××解除后，已经被解除。因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可以选择解除或者继续履行，杨××以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没有解除其他租赁人的合同为由主张本案合同不能解除，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１）破产租赁合同解除后预付租金属于不当得利；（２）债务人不当得利属于共益债务——因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单方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后，杨××与阿里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归于消灭，对于杨××预付的房屋租金，阿里公司丧失了原来占有的合法依据并因此获益，杨××作为给付方遭受相应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阿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继续占有杨××的预付租金符合民法通则关于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特征，属于不当得利。本案中，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为便于拍卖租赁物，推进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解除与杨××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
摘要2：（续）虽然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但是该法条针对的是普通债权。本案预付租金的返还不同于解除合同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不在该条的规定范围之内。本案所涉不当得利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四)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五)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六)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阿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继续占有杨××预付的租金属于不当得利，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法可以认定为共益债务。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的规定，本案租赁合同解除后，阿里公司对杨××预付租金的返还义务应作为共益债务，由该公司的财产随时清偿，杨××享有从阿里公司破产财产中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