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内容
摘要1：合同内容是指合同形式内容（合同条款）、合同实质内容（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1996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16号）
【摘要】
一、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而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辖权。
二、合同的名称与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而且根据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难以区分合同性质的，以及合同的名称与该合同约定的部分权利义务内容相符的，则以合同的名称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辖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锡国泰彩印有限公司与荆沙市新力食品厂、荆州市新力实业有限公司印制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锡国泰彩印有限公司与荆沙市新力食品厂、荆州市新力实业有限公司印制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2001年5月31日 [2001]民立他字第4号）
【提示】合同名称与内容不一致，以合同内容确定管辖权。
【摘要】本案所涉合同名称虽为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但合同中约定了工艺“六色印刷干式复合半成品，按需方提供光盘制版、生产”等内容，即彩印公司所供“经济包”系列的各种卷膜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材料结构、规格、工艺，以自己拥有的技术、设备和劳动进行印制并交付的，且卷膜印有食品厂的商标、厂址，为食品厂特殊要求的特定物，不能向其他厂家销售。因此，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本案应定为印制合同，故应确定加工行为地（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为合同履行地。荆州市沙市区法院虽立案在先，但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在无锡市，该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指定本案由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管辖。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对本案有管辖权的民事裁定应依法予以撤销，并将全案诉讼材料移送至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审理。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应依法公平、公正处理。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90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名不符实合同性质的认定与过错责任承担问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90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名称、内容相互矛盾的合同，应根据合同中是否有特别约定以及当事人的实际履约情况综合认定合同性质。
【裁判摘要】当事人双方签订协议名称为《房屋购买租赁协议书》，该名称既有购买即买卖合同的性质，又有租赁合同的性质，认定本案协议性质应当从协议约定的全部条款内容来综合分析判断。因为双方在协议中特别约定“本协议所签房屋面积产权归乙方”，该约定显然与租赁合同关系不符，实际上体现了买卖合同的性质。特别是从实际履约情况看，协议签订后，乙方给付款项，甲方出具的收款收据上均载明是房款。因此，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应当认定协议性质为房屋买卖合同。
摘要2：【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9年第3集（总第39集），第173-180页】
【摘要】本案科贸楼属于临时建筑，依法不能办理产权手续。《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明确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不得转让。”金友公司将本案临时建筑的房屋出售给何买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应认定双方所签《房屋购买租赁协议书》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7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760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合同名称不影响对合同性质的认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根据前述规定，法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表面上损害法人自身利益，实质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三、对于前述条款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应当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全面分析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判定。
摘要2：【解读】认定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
（１）联合开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奥康公司已将土地实际交付与碧波公司开发；
（２）签订解除协议时，该项目已有部分房屋竣工，绝大部分房屋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双方签订解除协议仅由奥康公司支付３００万元违约金将项目归属于奥康公司，缺乏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确属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与常理不符；
（３）解除协议后，碧波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合伙人之一的夏某某仍在全面负责该项目，奥康公司主张其是受奥康公司聘请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厦民初字第411号
摘要1：【问题提示】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名称与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的性质？独立担保合同如何认定与适用？主合同无效时保证人的责任如何确定？
【要点提示】
1.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的名称与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时，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
2.独立担保合同仅适用于国际商事交易。在主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应否定担保合同的独立性效力，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担保合同。
3.主合同无效，保证人有过错的，应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民事责任。
【案例索引】一审：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厦民初字第411号（2010年9月8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30号
摘要1：——买卖合同还是承揽合同？合同变更的认定？违约损失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30号
【裁判要旨】
①关于是买卖合同还是承揽合同——首先，案涉合同名称为《外销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中冠公司向泰丰公司订购产品，由泰丰公司根据具体的工艺及质量指标要求进行批量生产，泰丰公司在约定的交货日期转移产品的所有权，中冠公司按约定的订购单价支付相应的货款，该合同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
②关于合同是否变更——从双方往来邮件看，泰丰公司声明其产品面料达不到每平方英寸800根的密度标准后，中冠公司回复电邮称：“关于根数问题，已经确认很久，但贵司至今未到厂，这个确定根数无关系”，表明中冠公司坚持合同约定的密度标准，并强调泰丰公司已构成迟延交货，双方之间并没有形成变更合同质量标准的合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③关于违约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约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涉案合同明确是外销产品购销合同，即中冠公司购买产品用于出口外销，泰丰公司出具的保函亦保证产品达不到合同要求而致中冠公司客户索赔、拒付、退货等给中冠公司造成损失的，泰丰公司无条件全额赔付。因此，泰丰公司应当预见到其违约行为将给中冠公司造成转售利润的可得利益损失。本案中，因泰丰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TAP公司解除剩余订单，中冠公司相应解除与泰丰公司未交货部分的订单，中冠公司所丧失的未交货部分的可得利润，属于中冠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的范围。二审法院以两份合同的差价酌情扣减中冠公司如履行剩余订单所需付出的成本，从而确定合同未履行部分的利润损失共计人民币310万元并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名称、内容相互矛盾的合同性质认定规则
摘要1：名称、内容相互矛盾的合同性质认定规则：一般来说，认定合同性质既要看合同名称，更要看合同内容；当合同内容互相矛盾时，要根据合同中是否有特别约定以及当事人的实际履行情况综合认定合同性质。
摘要2：《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５条规定——１.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当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称，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２.当事人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根据合同内容认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缔约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履行行为以及当事人是否存在虚构交易标的等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民事法律关系。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07）慈民二初字第51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07）慈民二初字第519号
【问题提示】如何认定合同性质和类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为公司债权提供担保是否有效？
【要点提示】
在判断认定合同类型时，不应仅根据合同名称来认定，更应分析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合同目的来归类。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违反该强制性规范的担保合同应为无效。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签章为他人提供担保，其代表行为本身是有效的。但是就代表公司做出的担保行为的效力而言，因为未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担保行为无效。
摘要2：【裁判摘要】
（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的原告对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并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过错，因此，该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有效。但是，此处的代表行为有效是指代表人与被代表人之间的代表关系有效，并不能因此决定代表人所做行为本身的效力。
（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这一条款旨在保护公司内部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控股股东的侵害，属于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由于本案中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未经该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因此，本案担保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导致本案保证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对原告债权进行担保的行为未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按照常理，债权人也无需审查债务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原告对担保合同的无效无过错。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公司对应支付的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因履行无名合同发生纠纷，应严格按约定内容执行
摘要1：因履行无名合同发生纠纷，应严格按约定内容执行——因履行无名合同发生纠纷，须严格按合同约定内容而非《合同法》有名合同的规定来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要旨】认定合同性质，应全面审查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因履行无名合同发生的纠纷，须严格按合同约定内容而非《合同法》有名合同的规定来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确定各自的民事责任。
【解读】合同名称与合同性质或内容不符的，应按内容确定合同性质或类型，无法归入有名合同类型的，应严格按合同约定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
【案例】天津高院再审《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关键条款约定不明、在履行过程中均有重大违约导致合同被解除的，应共同承担合同解除后的民事责任》
摘要2：
吴××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案
摘要1：——是民间借贷还是商品房买卖
【裁判要旨】名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判断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能仅看合同名称、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分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如购房合同、回购协议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并非以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目的，而是为实现资金融通，则应认定双方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不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只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登记备案的方式作为担保，同时签订回购协议，然后再用出借人向借款人实际交付款项的方式建立债权债务关系，是目前一些民间借贷当事人选择的借贷方式。判断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能仅看合同的名称、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分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售房方并未准备实际交付房屋，而购房一方亦不关心取得所购房屋产权。且双方当事人的关注点集中在《回购协议》及其相应的违约金上，则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
摘要2：
保证合同效力裁判规则10条
摘要1：1.商业银行违反贷款审核义务，不影响贷款合同效力——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应严格审查属管理性规范，银行即使违反相关规定，亦不影响其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
2.汇票承兑合同无效形成的债权，保证人应承担责任——即便汇票承兑协议无效，金融机构仍有权对其因有效票据而进行的承兑所产生的债务，向主债务人主张损害赔偿。
3.债务人违约后以不正当理由主张合同无效有违诚信——债务人逾期未还款，担保人未承担保证责任，均构成违约而反以不正当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4.虚开信用证致开证无效，保证行无过错不承担责任——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担保人过错不应指其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
5.为融资而开立信用证，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当事人为融资目的开立信用证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导致担保无效的，担保人应根据其过错承担责任。
6.名为委托贷款，实为信托贷款，不免除保证人责任——借款合同有效，合同内容虽与合同名称不一致，但不存在对担保人的欺诈问题，故不影响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承担。
7.以委托购国债之名，行非法借贷之实的，合同无效——当事人以委托购买国债为名行非法借贷之实，合同依法应为无效。委托人因此获得的固定收益，应依法冲抵本金。
8.违反向关系人贷款的管理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商业银行法》有关不得向关系人提供贷款的规定，系对商业银行监管的管理性规定，并非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
9.银行无授信协议放贷，不免除借款人及担保人责任——金融机构在无授信协议情况下发放贷款，属于在具体监管过程中的弃权行为，并不能得出借款未实际发生的结论。
10.债权人受欺诈但不行使撤销权的，借款合同仍有效——债权人受欺诈但不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借款合同仍然有效，债务人和保证人仍应以履行原合同的方式承担责任。
摘要2：
名为委托贷款，实为信托贷款，不免除保证人责任——借款合同有效，合同内容虽与合同名称不一致，但不存在对担保人的欺诈问题，故不影响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承担
摘要1：【要旨】借款合同有效，合同内容虽与合同名称不一致，但未改变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亦不存在对担保人的欺诈问题的，不影响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承担。
【案例】北京高院1997年4月2日判决《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诉中国×××原材料总公司信托贷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2：
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诉中国×××原材料总公司信托贷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1：【裁判要旨】借款合同有效，合同内容虽与合同名称不一致，但未改变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亦不存在对担保人的欺诈问题的，不影响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承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陕西龙门钢铁总厂与江苏金坛市宇光实业有限公司经济协作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陕西龙门钢铁总厂与江苏金坛市宇光实业有限公司经济协作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2000年9月29日，（1998）经监字第356号）
【摘要】
一、关于渭南市中级法院判决的陕西龙门钢厂（下称龙门钢厂）诉金坛市宇光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宇光公司）补偿贸易合同纠纷案，双方签订的《经济协作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既有借款合同的特征，又有购销合同的特征，两类合同权利义务内容交叉，难以确定案件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6号）第二条规定，本案应以双方所订合同的名称确定案件性质。鉴于对该经济协作合同的履行地法无明文规定，且当事人也未书面约定，依法应由被告住所地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管辖。渭南市中级法院以补偿贸易合同纠纷为由管辖本案于法无据。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审判决和裁定，将本案移送金坛市人民法院；
二、就金坛市合作基金联合会诉宇光公司经济协作合同纠纷案，同意你们两省法院达成共识的意见，即追加龙门钢厂和上海五钢（集团）有限公司为案件第三人不当。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常州市中院在二审中予以纠正。
摘要2：【提示】合同名称与内容不一致，以合同名称确定管辖之情形。
（2012）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14号；（2013）鄂民二终字第00057号；（2014）民申字第1893号
摘要1：——预约条款的性质识别及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某一合同中可能同时包含本约条款和预约条款，不能仅以合同名称区分预约和本约。当事人明确约定将来另行签订本约的，一般应直接认定为预约条款；当事人未有明确约定的，则应通过审查合同的全部内容以及当事人禮商、履行情况来区分本约还是预约。签订预约条款后，当事人原则上应履行缔结本约的义务，但在本约成立的必备条款并不具备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形下，当事人可以仅负诚信磋商的义务。
【案号】一审：（2012）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14号；二审：（2013）鄂民二终字第00057号；再审：（2014）民申字第1893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9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主体为合伙企业，合伙份额整体转让导致矿业权权利证书发生变更的，转让合同需要进行审批，未经审批不生效。
【裁判摘要1】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根据合同的名称予以判断，但如果合同名称与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的，则应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除此之外，尚需考察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2011年1月10日，柳振金、马敏奎作为转让方与肥矿光大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的《协议》，名称规范、明确，如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一致，则该协议即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经审查，尽管该协议约定转让的是股权，但由于大宏山煤矿属于合伙企业，并没有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人的柳某某、马某某转让的只能是大宏山煤矿的合伙财产份额，且属于全部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有权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一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并没有行政审批的要求，但案涉合伙企业属于矿山企业，而矿山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的转让将导致原投资合伙人全部退出该企业，原登记在“威宁县大宏山煤矿（柳振金）”名下的采矿许可证亦需要进行相应变更，而采矿权的变更必须经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因此，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应按照采矿权转让的规定对案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就此而言，一审判决将本案双方的交易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双方之间的协议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并无不当。柳某某、马某某主张本案属于企业并购协议纠纷，采矿权变更只是企业并购协议履行项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附随义务的主张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规定，案涉采矿权的转让应报请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鉴于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采矿权转让并未办理审批手续，一审判决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之规定，将案涉协议认定
摘要2：【裁判要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采矿权转让合同报批申请明确不予批准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据此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2】采矿权转让合同尽管在未经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前未生效，但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报批申请明确不予批准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据此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本案中，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针对肥矿光大公司提交的《关于是否审批同意煤矿采矿权转让的请示》，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关于威宁县草海镇大宏山煤矿采矿权转让相关事宜的复函》，明确“涉及煤矿采矿权的转让，我厅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黔府办发电（2013）107号）的规定，按省能源局公示的名单和煤矿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现状，将煤矿采矿权过户到对应的兼并重组主体名下。即是只受理向兼并重组主体企业转让采矿权的申请”，而贵州省能源局公示的兼并重组主体名单中并没有肥矿光大公司。就此而言，案涉《协议》涉及的采矿权已经不能办理过户并登记到肥矿光大公司名下，肥矿光大公司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案涉《协议》，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解读1】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报批义务条款无需审批自合同成立时生效。
【解读2】转让矿山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应履行矿业权转让行政审批手续，否则合同不生效。
贵州肥矿光大能源有限公司诉柳振金等采矿权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341号
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的区分
摘要1：【最高院民一庭意见】区分当事人订立的协议是商品房买卖的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关键在于区分合同是否还存在法律或事实上的障碍，导致合同部分条款缺失或不确定的情形：1、如果存在这类情形，一般应认定为预约合同；2、如果不存在此种情形，无论合同名称为何，均应视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5299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5299号
【裁判摘要】关于可得利益损失问题。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第九条“违约责任"第2款明确约定，如果顺威公司不举牌，顺威公司应当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即可得利益损失。该约定表明“挂牌预期收益"在《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范围之内，顺威公司在订立协议时对于其不举牌所造成的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是应当能够预见的。本案中，虽然协议约定在发现存在对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虚假、误导信息，影响顺威公司对壹视界公司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受让方顺威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但是，同时也约定顺威公司应在约定的期限内对壹视界公司的资产、业务、财务状况及涉诉情况等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顺威公司在其已承诺按照不低于7200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康佳集团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一系列义务的情况下，无证据证明已进行相关的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对涉案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影响其对标的股权的价值判断，其直至标的股权公开挂牌后才以“降低投资风险"为由放弃举牌，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且顺威公司对于自己不履行合同义务会导致康佳集团不能实现可得利益这种后果是能够预见的，故顺威公司应当就康佳集团的可得利益损失予以赔偿。最后，关于可得利益赔偿的具体数额，虽然协议明确约定顺威公司不举牌时应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但
摘要2：（续）对可得利益赔偿计算方法并未做出约定。康佳集团主张以股权转让约定价扣减康佳集团持有的壹视界公司6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再扣减各项费用后的最终所得计算损失。本院认为，股权的交易只是股权价值的变现，公司股份的价值由多种因素组成，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知识产权、产品竞争能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公司的净资产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但由于不能体现公司资金的流转等公司运作的重要指标，因而不能全面反映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及股权的价值。而且，康佳集团主张的此种损失计算方法是顺威公司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到的，因此，本院对康佳集团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方法不予采纳。本院综合考虑本案协议的履行情况、股权交易的价格、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顺威公司赔偿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720万元。
【案情】康佳集团（乙方）、壹视界公司（丙方）与顺威公司（甲方）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康佳集团将其持有的壹视界公司６０％股权提交国有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告挂牌转让，顺威公司同意以不低于７２００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之后顺威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在公告期内举牌。
【解读】《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性质为本约合同而非预约合同：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19号
【裁判要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补充合同被解除，一般不影响另一合同的效力及履行。
【裁判摘要】虽然投资补充协议合同名称中带有“补充”字样，但从合同内容看，投资补充协议与投资协议均具有相对独立性，解除投资补充协议并不影响投资协议的效力及履行的相关内容。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34号
【裁判要点】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所反映的法律特征不符的，应当依据法律特征正确认定合同性质。当事人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应结合交易背景、合同性质、合同条款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等予以综合分析判断。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7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75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和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别在于：买卖合同是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一定的物；而承揽合同是以完成并交付一定工作成果为目的的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是一定的行为，并且承揽合同中的定作人对承揽人的工作有监督权、检查权，有单方要求承揽人停止工作的权利，定作人对整个承揽工作可以达到控制的程度。本案中，案涉《设备采购合同》不仅合同名称是买卖合同，而且合同中约定“标的物的风险及所有权自交付之时转移至甲方（长宏公司），即在约定时间、约定地点交付之前的标的物的风险由乙方承担，交付之后标的物的风险由甲方承担”等内容，双方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是案涉设备而非一定的行为，合同约定也未显示长宏公司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监督。上述内容均体现出买卖合同而非承揽合同的特征，原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摘要】即使设备交付时无证据证明存在质量问题，但在设备正常使用的合理期间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出卖人仍然负有质量担保责任。华澄公司主张设备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与长宏公司制作的钢制结构件存在质量问题或者与长宏公司使用不当有关，但华澄公司应当就此举证证明，而华澄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华澄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设备因存在质量问题不能正常使用，华澄公司构成严重违约，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9号
【裁判摘要】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根据合同的名称予以判断，但如果合同名称与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的，则应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除此之外，尚需考察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2011年1月10日，柳××、马××作为转让方与肥矿光大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的《协议》，名称规范、明确，如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一致，则该协议即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经审查，尽管该协议约定转让的是股权，但由于大宏山煤矿属于合伙企业，并没有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人的柳××、马××转让的只能是大宏山煤矿的合伙财产份额，且属于全部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有权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一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并没有行政审批的要求，但案涉合伙企业属于矿山企业，而矿山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的转让将导致原投资合伙人全部退出该企业，原登记在“威宁县大宏山煤矿（柳××）”名下的采矿许可证亦需要进行相应变更，而采矿权的变更必须经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因此，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应按照采矿权转让的规定对案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就此而言，一审判决将本案双方的交易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双方之间的协议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并无不当。柳××、马××主张本案属于企业并购协议纠纷，采矿权变更只是企业并购协议履行项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附随义务的主张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规定，案涉采矿权的转让应报请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鉴于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采矿权转让并未办理审批手续，一审判决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之规定，将案涉协议认定为未生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8民终2818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来源：《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5辑总第65辑第39-43页】
(2019)参阅案例25号
【裁判摘要】劳动者按用人单位岗位要求提供劳动，受用人单位管理，以自己的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应当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劳动者与其他单位存在人事关系，但在非因劳动者原因导致该人事关系未正常履行，且劳动者从其他单位取得的报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与其他单位存在人事关系为由，否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符合劳动法律关系内涵的用工关系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
【摘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凭合同名称而定，应当根据合同内容所涉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设立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就本案而言，虽然澳吉尔公司与曾××所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劳务雇佣合同书》，但该合同内容却反映，澳吉尔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曾××，曾××受澳吉尔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澳吉尔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且曾××提供的劳动是其业务的组成部分，故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并不符合劳务合同的法律特征，而与劳动关系法律特征相符，因此应当认定本案合同性质为劳动合同。虽然在澳吉尔公司与曾××签订合同之后，曾××仍然与盱眙县三墩电灌站存在人事关系，但由于单位经费等多方面原因，双方并未保持正常的履行状态。澳吉尔公司上诉所称应参照适用的公务员法中不得兼职的限制条件，是在保障公务员及相应人员正常的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确定的，现盱眙县三墩电灌站发放的生活费难以维持正常生存，在此情况下，曾××至澳吉尔公司处工作，并不违反法律限制性规定。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33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系争保险合同是年金保险，属于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合同虽也约定了身故保险金，但内容上仅是是对被保险人死亡后保单价值的退还，不应按照法律规定的“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处理，该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不影响其效力。
【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沪民申189号——经审查，涉案合同名称为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保险人的主要给付义务是在被保险人年满50周岁后每年给付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不论该合同名称还是其约定的主要义务，均符合年金保险的特征。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不同，年金系指一系列的定期支付，其系以被保险人生存为给付条件，而不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条件。虽然涉案合同还约定被保险人在50周岁前身故，保险人按累计已交保费总额的110%或现金价值给付保险金，但上述给付金额与以生命表为保费计算依据的死亡保险相差甚远。二审判决不将之认定为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尚属合理。
摘要2：
【笔记】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不一致时是以合同名称还是合同内容认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５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当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称，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２）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不一致时，应当以合同约定内容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而不应当以合同名称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注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２１－２４条规定属于法律行为（合同）的名称与法律行为（合同约定内容）不一致情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