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进行增资扩股的司法介入
【内容提要】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决议的内容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在特殊情况下，亦可基于“禁止资本多数决的滥用”对决议内容的妥当性进行审查。当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在公司资金充裕时促使公司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进行增资，将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在尊重商业判断准则的基础上，结合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基本法理，该情形属于资本多数决的滥用，法院可以依据《公司法》第20条予以介入。因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恶意增资扩股而利益受损害的小股东，可申请确认相关股东会决议无效，亦可依据《公司法》第20条申请损害赔偿。
【案号】 (2008)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238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26号
【提示】滥用资本多数决的行为，因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和诚实信用原则，属于违反强行法规定的行为，应认定决议无效。
摘要2：
摘要1：公司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商事主体，其经营能否得以可持续性地发展，不但关系到投资股东的利益，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及经济建设的稳定。公司诉讼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大幅度的增长态势，在民商事审判格局中已经占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新公司法的颁布在使得公司诉讼案件继续呈现较大增长幅度的同时，出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变化趋势——因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矛盾产生的纠纷，已经取代因资本瑕疵问题导致的外部当事人追究股东责任的债权债务纠纷，成为公司诉讼案件的主要类型，即纠纷更多地发生在公司内部各主体之间，各主体之间的矛盾起因、诉讼目的，更多地指向各方对公司控制经营权及公司利益的争夺。此种情况下，是按公司治理的基本规则——资本多数决原则决定公司事务，还是综合考虑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二者之间能否寻求一个平衡点?法律容忍资本多数决原则对少数股东利益剥夺的边界和标准在何处?依资本多数决原则作出，但实质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这一直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和热点，亦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为实现软件与机器的捆绑销售，将软件运行的输出数据设定为特定文件格式，以限制其他竞争者的机器读取以该特定文件格式保存的数据，从而将其在软件上的竞争优势扩展到机器，不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他人研发软件读取其设定的特定文件格式的，不构成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摘要2：
摘要1：【要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同意将公司租赁给其中一名股东经营，由公司与股东签订租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应当认定该合同内容有效。至于认为租赁经营使公司人格形骸化，有违《公司法》第20条规定的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在于禁止股东权利滥用和公司地位滥用，租赁经营既不影响公司债权人利益也不损害其他股东权利，所以不属于《公司法》第20条规定的情形。另外，从已知的事实看．此合同并不是财产租赁合同，而是公司的承包经营合同。公司的承包经营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的导致合同无效的事实，承包合同还是有效的，但是公司对外、对内承包、租赁经营是按照不同的原则处理的。
摘要2：
摘要1：指导案例82号：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裁判要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构成权利滥用为由，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4号
【解读】
摘要1：【裁判摘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据此，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使应有所限制。商标的作用主要在于商品的识别性，即购买者、消费者能够通过不同的商标而区别相应的商品或者服务，防止购买者、消费者对商品及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因此，虽然在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了他人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等，属于正当使用，不构成对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二、商品通用名称应当具有广泛性、规范性。对于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商品通用名称，判断其是否具有广泛性，应以特定产区及相关公众的接受程度为标准，而不应以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为标准；判断其是否具有规范性，应当以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及其指代是否明确为标准。对于约定俗成、已为相关公众认可的名称，即使其不尽符合相关科学原理，亦不影响将其认定为通用名称。具体判断是否构成商品的通用名称，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1．该名称是否在某一地区或领域普遍使用并为相关公众所接受；2．该名称所指代的商品生产工艺是否经某一地区或领域长期共同劳动实践而形成；3．该名称所指代的商品生产原料是否在某一地区或领域普遍生产。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475号
【裁判摘要】资本多数决是公司运作的重要原则，但多数股东行使表决权时，不得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和诚实信用原则，形成侵害小股东利益的决议。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作出的决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本案中，上诉人湖南胜利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公司决议是否有效，不仅要求程序合法，还要求内容合法。本案中，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其通过安排的副总经理和董事各一人，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并参加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上诉人的两名大股东通过公司决议的方式随意剥夺被上诉人提名副总经理和董事各一人的权利，是一种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涉案公司决议系滥用资本多数决作出，因此，该决议内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无效。原审法院并没有否认资本多数决原则，原审判决涉案公司决议无效正确。
摘要2：【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湘民申1612号
【解读１】侵害小股东章程规定的提名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股东协议或公司章程中约定小股东有提名或者指派董事或者高管的权利，大股东滥用表决权剥夺小股东提名权或者指派权，作出的公司决议无效。
【解读２】大股东滥用表决权剥夺小股东提名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对公司董事、经理等重要职位，公司章程可赋予小股东人事提名权；大股东利用表决权的优势地位剥夺该提名权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解读３】本案中大股东持有９８％表决权；小股东只有２％表决权，公司决议内容侵犯小股东提名权，实质是侵犯了小股东的经营管理权而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该决议无效（滥用股东权利）而非可撤销（不仅仅违反公司章程规定）。
摘要1：——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债权的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债权人的债权系经过公开审理确认的债权，在此情况下，行为人与原债务人恶意串通，通过合同方式转移原债务人财产并使原债务人完全丧失偿债能力，且财产已无返还可能和无折价补偿的现实基础，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判令行为人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立法本义。
【案号】一审：（2018）渝0104民初2534号；二审：（2019）渝05民终3880号
【裁判摘要】案涉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能信公司合法权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由于兴兆海公司与元尚元公司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更符合法律正义。又因元尚元公司与兴兆海公司行为产生了如下结果：元尚元公司取得了原属于兴兆海公司的在建建筑物并同时获得了其他利益；案涉在建建筑物返还不能和估价不能；兴兆海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能信公司债权从兴兆海公司处无实现的可能。因此，只有判令元尚元公司对能信公司承担直接赔偿责任，才能有效保护能信公司的合法权益和惩治兴兆海公司与元尚元公司的恶意行为。
摘要2：【法条链接】《合同法》第五十九条【恶意串通获取财产的返还】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摘要1：——因财产转让所得而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案号】［2006］沈中民(3)权终字第42号
【裁判要旨】所得税属于不可转嫁税种。在财产转让合同中约定“一切费用由受让方承担”，不应包含个人所得税，否则，构成税收规避，属于私法权利滥用的无效行为。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股权转让人是纳税义务人，受让人是代扣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的20%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案中，财产转让人是纳税义务人，股权受让人是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应当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股权转让人主张双方在协议中已明确个人所得税应当由受让人缴纳，即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受让人承担。．．．．．．税、费是不同的概念，由于双方约定不明，应当根据税法的规定，由财产转让人承担缴纳义务，原判由受让人承担转让人因转让股权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答：股权转让人依法负有的纳税义务不得约定改由他人承担，但税费作为一种金钱之债可以约定由他人代为履行。
【解读】扩展→约定税费承担裁判规则
摘要2：【注解１】其他参考案例：（１）买卖合同纠纷中当事人之间对税费承担作出明确约定的有效——（2019）最高法民终2号《唐山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河市燕郊支行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２）买卖双方约定税费由一方实际承担系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处分——（2013）民申字第1130号《泰安保洁环保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泰安市康乾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注解２】（１）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但未明确约定包括税费的，受让方不承担税费：税和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负担不应包含个人所得税；（２）约定个人所得税由受让方承担，实质是降低交易额，规避纳税义务行为，因违反税法上“实质课税原则”而无效，属于私法权利滥用的无效行为；（３）纳税主体主张滞纳金是扣缴义务人没有及时申报造成于法无据。——参考案例：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52民终453号《温某某、林某某１、林某某２等与杨某某追偿权纠纷一案民事二审判决书》
【注解３】（１）法定纳税主体应当履行缴纳税费的义务缴纳税费后，再依据当事人之间关于税费负担的约定要求他方承担合同责任；（２）税费尚未实际缴纳时提起给付之诉，径行要求他方直接向其支付数额尚未得到确认的税费缺乏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参考案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终9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91号
【裁判要旨】因股权回购合同的履行虽可能导致公司成为一个自然人投资的另一人有限公司，但并非基于原审设立行为，而是依法履行合同的结果，不应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股权回购协议》是否违反《公司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公司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规定系针对公司设立行为，意在避免自然人利用设立一人公司的权利，滥用公司有限责任制度。本案中，温某某、联创投资公司如依照《股权回购协议》受让平安投资公司持有联创煤炭公司的股权，虽可能导致联创投资公司、联创煤炭公司实际均为温某某的一人公司，但其并非基于原始设立行为，而是依法履行合同义务的结果，且可通过将联创投资公司或联创煤炭公司的部分股份转让给他人，或将上述两公司合并等方式加以调整，从而符合《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因此，温某某、联创投资公司、中誉控股公司、能源投资公司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0106民初655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侵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立法目的来看，该条是规定股东滥用权利的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即在通过规定股东正当行使其权利之一般原则的前提下，一方面，限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另一方面，限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从法条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该条一共分为三款。第一款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限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第二款规定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公司或其他股东损失的赔偿责任；第三款规定了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造成债权人损害的，与公司共同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即通常所指“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对应条款。从法条的逻辑构成来看，第三款由于具备了基本的法律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属于完全性法条，可以独立作为请求权的法律基础。而第一款、第二款从逻辑构成上来看，应当属于不完全法条中的引用性法条：第一款中“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需要引用其他法条进行补充性说明，且第一款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效果，仍需要引用其他法条进行补充。第二款中“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需要援引其他相关法条进行补充，才能形成完整的法律构成并连接相应的法律效果。因此，第二十条第一款实际上是限制股东滥用权利的原则性规定。第二款本身作为一个处于法律总则中具有兜底性作用的法条，不但需要援引其他法条进行补充，也需要与第一款前半部分相结合来理解，以增强复合法条本身的适用功能。第三款本身具有完全性法条的特点，但是在以增强适用功能为目的的前提下，仍然需要与第一款后半部分相结合来理解与适用。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内容与第二、三款内容应当是原则性规定与具体规定的关系，第一款前半句为限制股东滥用权利的原则性规定，第二款内容为其具体法律效果之一；第一款后半句是限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
摘要2：（续）原则性规定，第三款内容为其具体的法律效果之一。第二款(在引用其他相应法条进行补充说明的基础上)、第三款可以分别与第一款结合理解，视为复合型法条中的一个独立规范。如果仅适用第二十条第一款，仍需要去寻找实体性权利，并能够独立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条。所以，在以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作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如果只是单独适用第二十条第一款，而没有援引其他条款对其的构成要件进行补充，其并不能够产生完全的适用功能。换言之，这样处理并没有找到合理的请求权法律基础。只有在正确理解了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合理、完善地构成争议案件适用的请求权法律基础，才能够正确地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最终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此，武汉供销直接引用该条款主张案涉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缺乏请求权法律基础。综上，案涉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的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法定情形之一。即使会议召集程序有轻微瑕疵，但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的规定，武汉供销请求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必定无效——（１）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没有违反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股东会决议并非无效；（２）小股东以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为由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时需要找到大股东所违反的具有法条，否则该股东会决议并不必定无效。
摘要1：【案号】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52民终453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但没有明确包括税款，该约定并不能免除出让方作为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八)财产转让所得；…”第九条第一款“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第二条“下列凭证为应纳税凭证…；(二)产权转移书据；…”的规定，本案中，温××、林××１、林××２、杨××、陈××持有的展慈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获得财产转让所得，其作为法定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法及时申报、缴纳其个人所得税及相应印花税。杨××作为扣缴义务人在收到税务部门送达的纳税通知后，代温温××、林××１、林××２、杨××、陈××缴纳了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及滞纳金，杨××代缴上述税款后有权要求温××、林××１、林××２、杨××、陈××返还，故一审判决温××、林××１、林××２、杨××、陈××付还杨××代缴的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及滞纳金，依法有据，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的规定，本案涉案《广东展慈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虽约定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但没有明确包括税款，该约定并不能免除温××、林××１、林××２、杨××、陈××作为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法定义务，故对温××、林××１、林××２、杨××、陈××主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转让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实际承担主体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１）税和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负担不应包含个人所得税；（２）约定个人所得税由受让方承担，实质是降低交易额，规避纳税义务行为，因违反税法上“实质课税原则”而无效，属于私法权利滥用的无效行为；（３）纳税主体主张滞纳金是扣缴义务人没有及时申报造成于法无据——首先，要确定税费是否由杨××承担，应清楚税和费的概念，费是指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费用的支付，可以由交易双方约定，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税是国家向征收对象按税率征收的货币或实物，税和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个人所得税是根据交易后针对所得额所征收的税收，只有在交易之后才能确定转让方的交易所得，不属于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个人所得税属于不可转嫁税种，不能由受让方承担。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受让方负担，不应包含个人所得税。双方虽然约定股权转让的相关费用由杨××承担，但双方并没有约定相关税费由杨××承担，且约定个人所得税由受让方承担，实质是降低交易额，规避纳税义务行为，因违反税法上“实质课税原则”而无效，属于私法权利滥用的无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股权转让人是纳税义务人，受让人是代扣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的20%缴纳个人所得税。．．．．．．温××、林××１、林××２、杨××１、陈××又主张杨××没有在股权转让之后及时向税务部门申报，滞纳金应由杨××承担，因为杨××并不是纳税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一款(三)项的规定，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纳税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故纳税申报是纳税人的义务，纳税人没有按时申报缴纳税款，应依法支付滞纳金，温××、林××１、林××２、杨××１、陈××主张发生滞纳金是杨××没有及时申报造成，于法无据，应不予采纳。温××、林××１、林××２、杨××１、陈××如对应缴税款及税款金额存有异议，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向相关行政部门提出，与本案民事纠纷无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4）民提字第24号
【裁判摘要１】未经核准注册的商标不具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第4157840号商标迄今为止尚未被核准注册，无从产生注册商标专用权，王××持有的商标注册证显然系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误发，王××无权据此对他人提起侵害商标权之诉。一审、二审法院在未查明第4157840号商标真实权利状态的情况下认定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构成对该商标权的侵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对王××与第4157840号商标有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它鼓励和支持人们通过诚实劳动积累社会财富和创造社会价值，并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产性权益，以及基于合法、正当的目的支配该财产性权益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方面，它保障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当事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裁判摘要３】对于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最早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字号使用的时间为1996年，歌力思公司最早在服装等商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时间为1999年。此后，经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歌力思”品牌于2008年即已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作为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的“歌力思”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对前述商业标识享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其次，歌力思公司在本案中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王××认为，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品牌中文名：歌力思”字样的行为构成对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侵害。本院认为，商标的基本功能是区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
摘要2：（续）本案中，从销售场所来看，歌力思公司对被诉侵权商品的展示和销售行为均完成于杭州银泰公司的歌力思专柜，专柜通过标注歌力思公司的“ELLASSAY”商标等方式，明确表明了被诉侵权商品的提供者。在歌力思公司的字号、商标等商业标识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而王××未能举证证明其申请注册的第7925873号商标同样具有知名度的情况下，歌力思公司在其专柜中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不会使普通消费者误认该商品来自于王××。从歌力思公司的具体使用方式来看，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外包装、商品内的显著部位均明确标注了歌力思公司在第18类女士手袋等商品上享有商标专用权的“ELLASSAY”商标，而仅是在商品吊牌之上使用了“品牌中文名：歌力思”的字样。由于“歌力思”本身就是歌力思公司的企业字号，且与其“ELLASSAY”商标具有互为指代关系，故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歌力思”文字来指代商品生产者的作法并无明显不妥，不具有攀附第7925873号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意图，亦不会为普通消费者正确识别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制造障碍。在此基础上，杭州银泰公司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亦不为法律所禁止。最后，王××取得和行使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行为难谓正当。第7925873号商标由中文文字“歌力思”构成，与歌力思公司在先使用的企业字号以及在先于服装商品上注册的“歌力思”商标的文字构成完全相同。“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依常理判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同注册的可能性较低。歌力思公司地处广东省深圳市，王××曾长期在广东省广州市经营皮具商行，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度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对“歌力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较低。在上述情形之下，王××仍于2009年在与服装商品关联性较强的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第7925873号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据此，王××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滥用，其与此有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歌力思公司的在先权利状况、使用行为的正当性以及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权利的正当性等因素，对王××所提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侵害其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１）商标授权确权程序涉及诚信原则应当适用《商标法》第４条、第１３条、第１５－１６条、第３２条、度４４条第１款之具体法律规范；（２）商标侵权诉讼程序中商标法并没有诚信原则的具体规定，可以适用《商标法》７条第１款规定，如果明知注册商标专用权非诚信取得而行使注册商标专用权（包括恶意诉讼或投诉），违反诚信原则，属于权利滥用，其非法利益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且须对他人权益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摘要2：【注解１】非诚信取得注册商标应当被宣告无效；即便嗣后转让，受让人也不得以不知情为由抗辩。
【注解２】我国注册商标专用权依照核准注册取得的基本原则，违反诚信注册商标应当宣告无效，但无效宣告诚信并不是商标权属的确认程序，诚信原则不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归属原则。
摘要1：——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非法获益为目的注册商标不应得到法律保护
【裁判要旨】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无正当理由注册并囤积商标后，以转让、诉讼手段牟取利益，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不当占用公共资源，恶意取得注册商标，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重复处理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若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经上述程序未获支持的，该行为原则上不能随意改变，行政机关亦无需就同一事项再次作出行政行为。在此之后，当事人仍可能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重新处理或自行纠正等的申诉请求。对于此类申诉，行政机关可能予以驳回或不予答复，或作出与之前相同的行为，或告知其已处理等，即可视为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行政机关以已经存在相关行政行为不得随意变更或者撤销为理由，明示或者默示拒绝申请，以及在拒绝的同时增加拒绝理由的，不发生法律效果，未创设新的权利义务，故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以上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则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失去了实际意义；那么当事人可就同一事项不断进行申诉，再通过复议、诉讼重新进入法定救济程序循环往复地要求相关机关予以处理，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权利滥用。就本案而言，王××就同一争议事项多次向灞桥区政府提出申请，后又起诉请求灞桥区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在第一次王××提出申请、灞桥区政府作出７号决定后，王××再次向灞桥区政府提出申请在本质上属于申诉行为。王××虽并未就灞桥区政府之后的两次回复行为单独提起撤销之诉，而是以其申请被拒绝为由，向法院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但其实质仍属于在其申诉被驳回后要求灞桥区政府再次处理同一争议，并以较隐蔽方式规避复议和起诉期限等法律规定。据此，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王××此次申请仍沿袭之前主张，系对同一事项重复提出的申请，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认定王××的本次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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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对一、二审裁定是否正确及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理由是否成立的审查，应当围绕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知情权是否得到保障，其是否存在权利滥用的情形。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知情权是其法定权利，保护依法获得政府信息是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权不能被滥用，如果当事人没有合理、正当理由就相同或类似信息向相同或不同行政机关反复、多次申请，后又就行政机关的处理行为、复议机关的复议行为多次提起诉讼，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法院就应当对其诉权行使的正当性予以审查。具体到本案，吴××就相同的政府信息向黄山市国土资源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时，又向黄山市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由于黄山市政府未予答复，吴××申请行政复议继而提起本案诉讼。考虑到黄山市国土资源部门已就相同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再行责令黄山市政府予以答复已无必要，因此，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仅确认黄山市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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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未参加前序普通程序审判，再审中提交新证据且未说明逾期提交新证据的理由，法院采纳新证据裁定再审，将对当事人依法予以训诫、罚款——捷顺公司申请再审并没有对其逾期提交新证据说明具有客观原因和合法理由。防止权利滥用，督促、鼓励当事人尽量在一审、二审期间积极充分地行使举证等诉讼权利，是我国现行民事法律的出发点和依规。审判监督程序设置的目的，在于救济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严重背离社会公平正义的错误裁判，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高昂的司法成本以及日益紧张、捉襟见肘的诉讼资源。生效裁判作出后，对于当事人因自身主观原因没有在原审提交证据的，应依法予以必要的惩戒，否则将变相纵容乃至鼓励当事人违反诉讼诚信、滥用诉讼权利，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本案中，捷顺公司在一审、二审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其理应知道不出庭参加诉讼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而放任这种不利后果发生。对此行为，捷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依照前述规定，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可对捷顺公司的上述行为予以训诫、罚款。
摘要2：【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2021）鄂01司惩复1号——最终罚款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