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9民终562号
摘要2：【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434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古田县人民法院（2015）古执字第487-3号执行裁定查封的案涉位于古田县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被执行人魏某1。再审申请人魏某2等五人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其与一审第三人瞿某某于2011年9月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并确认案涉房屋归瞿某某所有，所主张的是瞿某某对执行标的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未主张其自己享有此项民事权益。因此，二审裁定认定魏某2等五人与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无直接利害关系，且魏某1作为被执行人亦无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7民终629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刘某某买卖的房屋系被上诉人刘某某建造，未办理规划许可证、建筑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以双方买卖的房屋无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划许可及建设许可等手续，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王谋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王谋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王某与刘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
【案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7民申354号
【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王某与刘某某买卖的案涉房屋并未办理规划许可证、建筑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并无不妥。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终112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首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而公司又不追究其责任时，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股东可以代表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然韩某某于一审诉状中明确提出仅要求法院解决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之间许可费及相应利息纠纷，故本案系合同之诉，与前述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他人追究其侵害公司利益之股东代表诉讼相较，两者在诉讼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其次，苏秦公司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法人，与其他经济实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并以其法人财产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均属于其独立从事生产等经营活动的民事权利范围。故苏秦公司与该合同相对方协商终止涉案《开发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并达成和解之行为系其行使民事权利义务的合法自治经营行为。对于此类公司正常自治经营行为，韩某某作为苏秦公司的股东可以依据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公司治理、监管公司运营，而不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加以介入。再者，涉案《开发合同》系由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双方自愿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涉案《开发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变更或终止也应基于设立该合同相对方的合意，作为股东的韩某某并非该合同的签订主体，其现依据股东代表诉讼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要求航盛公司向苏秦公司偿还债务并无相应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中，韩某某不能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股东代表诉讼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涉案合同之诉，即使关于自2016年6月24日起韩某某在程序上已具有股东代表诉讼之诉权、航盛公司与苏秦公司和解协议系无效之相应主张成立，韩某某也因其提起本案合同之诉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而并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原告，故一审法院关于韩黎明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身份并不适格之认定，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72号
【解读】股东无权对合同之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4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审生效裁定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列为本案被告为由，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上述条文说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都应适用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本案应否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应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此条规定为原告起诉的条件，从法院立案工作角度而言，也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民事诉讼法对受理条件的规定首先要求原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此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也称为原告的“适格性”，即适格原告应当是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规定与之不同，仅要求起诉时“有明确的被告”，即原告能够提供被告住所地或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证明被告真实存在。至于被告是否为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非人民法院审查受理时应当解决的问题。简言之，被告不存在是否“适格”的问题，仅存在是否“明确”的问题。人民法院不应以被告不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或责任主体为由，裁定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只要原告提出了明确的被告，且符合其它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并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以判决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做出裁判。如果人民法院经过依法审理，最终确认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法院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当对环保公司主张的国债资金承担清偿责任为由，驳回环保公司的起诉，在程序适用上确有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裁判文书的效力分为对人效力和对事效力。对人方面，裁判文书应当只约束参加诉讼的原、被告和第三人等诉讼主体，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的民事主体，裁判文书不应当对其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如果人民法院审理中认为其他民事主体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或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可在释明后，追加为案件当事人。对事方面，裁判文书只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案件的审理应围绕诉讼标的进行，审理对象应限于原告起诉及被告答辩的内容，对于原告没有提起的诉请，法院不得自行予以认定。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来的民事主体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间的法律关系，也不属于裁判文书应当界定的对象。．．．．．．关于案外人金马集团的权利保护问题。从诉讼权利角度而言，金马集团并非原审案件的当事人，二审生效裁定判项中也并未实际确定或处分金马集团的权利或利益。一般情况下，金马集团在原审审理中并不享有或承担出庭、举证和质证等诉讼权利及义务。但二审生效裁定裁决理由部分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二审法院在没有通知或追加金马集团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对金马集团的民事责任做出认定，且该认定在另案中被引用作为金马集团应承担朝阳微电机厂债务的理由之一，金马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实质性的影响，却没有获得出庭应诉、发表意见和举证质证的诉讼权利，其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实现。原审法院在没有听取金马集团陈述答辩意见、组织其参加质证的情况下认定的事实，难以保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从实体权利角度而言，民事裁定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作出认定。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对裁定的适用范围规定了十一种情形，均为对受理、管辖等诉讼程序性问题进行的处理。民事裁定书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义务等问题作出认定。二审法院以裁定书的形式认定金马集团对国债资金的偿还义务也有不当。二审裁定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金马股份公司作为各股东投资新设立的目标公司对该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不仅仅属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已经涉及到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民事裁定书仅适用于程序性事项，原审在对民事责任承担等实体问题做出认定后，又以裁定形式驳回起诉，确有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249号
【裁判摘要】案涉《商务合同》既包括土建部分，也包括安装部分，且两部分不可分离，合同的性质从整体来说更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征，故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工程施工地点在甘肃省金昌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甘肃省人民法院享有本案的管辖权。国电公司与金昌公司协议管辖条款，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而无效。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商初字第00036号
【解读】设备价款所占比例大小并非区分建设工程与承揽合同的标准——《光伏电站建设商务合同》约定工程项目的范围包括详勘、工程设计、设备材料采购供应、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工程管理、设备安装与调试等，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设备价款占合同总价的８０％左右，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合同整体内容，本案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法院认为，涉诉合同中土建和安装部分不可分离，合同的性质从整体来说更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征，故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430号
【提示】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案外人提出股权变更登记诉求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裁判要旨】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后，产生限制登记权利人处分保全财产的法律效力；而在此情况下，案外人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登记权利人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会导致本案裁判结果与另案执行程序的冲突。故在案涉股权被另案执行法院全部冻结的情况下，案外人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中，吕某某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程某某等人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权基础是吕某某对案涉股权有所有权。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涉股权权属存在争议，因此，本案案由虽为股权转让纠纷，但案涉股权的归属问题属本案基本事实，而就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而言，与是否确认吕某某的股东资格，并无实质不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8条的规定，需要确权的财产已被人民法院冻结，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案涉股权被执行法院冻结后，产生限制登记权利人程某某处分保全财产的法律效力；而在此情况下，吕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程某某等人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会导致本案裁判结果与另案执行程序的冲突。因此，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等情况，认为在案涉股权已被另案执行法院全部冻结的情况下，吕某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琼民终363号
【解读】（１）原告一审诉讼请求未判令被告协助将公司２９％股权解除质押并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２）一审判决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３０日内将其名下的公司29%股权协助原告解除质押并过户至原告名下；（３）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程某某持有的海翼公司的股权现全部处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的状态。吕某某本案诉讼可能导致审判权与执行权工作的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的规定，本院驳回吕某某的起诉。吕某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1832号
【裁判摘要】差别电价属于电费的一部分，应与电费一并收取，供电企业向用电企业收取差别电价的行为应为民事行为，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差别电价系根据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并征收，但电价本身就属于政府定价范围。且根据福建省经贸委、财政厅、物价局、福州市电监办联合下发文件《关于差别电价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经贸能源[2008]860号）规定：“差别电价收入由省经贸委、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和福州电监办委托供电企业代征。各供电企业根据省经贸委和物价局批准公布的执行差别电价企业名单、电价加价标准和执行时间，向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收取电费时一并征收差别电价收入，按月计征。”因此，差别电价属于电费的一部分，应与电费一并收取。供电企业向用电企业收取差别电价的行为应为民事行为，本案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原裁定认定征收行为系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9民终1436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982民初65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查明，2016年3月14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在温州银行莘塍支行与周某某、叶某某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中，作出(2015)温瑞执民字第668号执行裁定，裁定周某某、叶某某共有的涉案房产归温州银行所有，现温州银行要求涉案房产的占用人通祥公司搬离、腾空该房产。本案原告温州银行要求涉案房产的占用人通祥公司搬离、腾空该房产的诉讼请求，实际为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应继续实施的执行后续问题。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普通民事案件范围。温州银行应通过执行程序另行寻求执行救济。．．．．．．裁定如下：驳回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摘要2：【解读】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9民终611号裁定：准许上诉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78号
【裁判摘要】刑事裁判确定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被告人追缴返还、退赔被害银行，银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应裁定驳回起诉——另案刑事裁判认定被告人构成骗取贷款罪，对其骗取的贷款予以追缴，返还给被害单位，不足部分应予退赔。在此情形下，银行作为该刑事案件确定的被害单位，其所受损失可在该案相关程序中获偿。银行提起的本案民事诉讼，原审法院依照《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终37号
【摘要】案涉经济纠纷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现刑事案件正在人民法院审理，因此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91民初11167号
【摘要】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就原告所主张的侵权行为基于违约产生，从而不能认定为本案属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亦不能适用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
摘要2：深圳市××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与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民事裁定书
【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民辖终63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徐某认为广州××公司、××深圳公司、××计算机系统公司利用信息网络侵害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而以广州××公司、××深圳公司、××计算机系统公司为被告提起的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因此本案管辖权应当根据徐某的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确定。三上诉人主张本案系因履行涉案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对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协议管辖条款适用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本案中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三上诉人承担利用信息网络侵害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的责任，本案因履行涉案协议引起，但是从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来判断，本案系利用信息网络产生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纠纷，并非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因此本案不符合协议管辖的适用条件。三上诉人此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桂09民终13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天宇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一般请况下，天宇公司是对外代表公司进行一切民事活动（包括进行民事诉讼等活动）的唯一主体，只有出现《公司法》第151条的情形，股东方能提起代表诉讼，但公司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之一是，股东必须先以书面形式请求公司有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果的情况下，股东方能代表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才能对该股东提起的诉讼予以受理，反之驳回起诉。本案中，亿万公司、王某作为天宇公司的股东，在没有书面请求天宇公司提起诉讼且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公司无法提起诉讼可能性的情况，亿万公司、王某二人即以自身名义代替了原本应由公司提起的诉讼，其二人的确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二人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兴业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桂0924民初655号
【解读】（１）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民旺公司偿还原告为其垫付7601265.5元，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２）摘要：天宇公司100%股权由两原告持有，案涉的13101265.5元债务全部系由天宇公司履行完毕，而天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与原告系不同的民事主体，故原告主张案涉债务系由其垫付并要求返还，与事实不符。而且根据案涉所有股权转让合同里记载的：若天宇公司在之前的经营过程中，由于原股东和天宇公司产生的除了黄某的借款以外的债务，优先以股权转让款支付，不足部分由五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从该条约定看，天宇公司承担例外债务后，享有的追偿权亦属于天宇公司所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94号
【裁判摘要】发生请求权竞合后法院对原告已选择的请求权作出实体判决后，再以另外的请求权提起诉讼构成重复起诉——民事诉讼实务中对诉讼标的识别以实体法律关系为一般标准，但在给付之诉中，如果不同的实体法律关系基于同一事实，当事人基于此提出了数个实体请求权，就发生了请求权竞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此情形下，当事人以一个请求权提起诉讼即意味着通过诉讼程序吸附了其他的请求权，在人民法院对已提出的请求权作出实体判决后，不能再以另外的请求权提起诉讼。
摘要2：【案号】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藏民终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再334号
【裁判摘要】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杨××与东远公司、大华公司拆迁补偿纠纷；二是刘××１、刘××２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起的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效力及拆迁财产的权利人纠纷。杨××所诉一案中，东远公司、大华公司对拆迁财产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数额及给付事实均无异议，只是缘于刘××１、刘××２对拆迁财产所有权的异议而中止对杨学慧补偿款的发放。刘××１、刘××２所诉一案中，其要求确认《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充协议》无效，确认刘××１、刘××２为案涉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以上两个案件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形，本案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合并审理不当。二审法院认为杨××与刘××１、刘××２就案涉拆迁财产的所有权确认应另案诉讼。而刘××１、刘××２所诉一案本身就是权属争议纠纷，没有必要由杨××再另行提起诉讼。在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大环境下，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双方的起诉，徒增当事人诉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解读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辽民终4号——本院认为：本案杨××基于其与东远公司、大华公司签订的《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而提起补偿款给付之诉，其诉讼法律关系系拆迁补偿纠纷。而刘××１、刘××２以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在本案主张其是涉案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请求法院确认《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确认刘××１、刘××２为案涉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由此，刘××１、刘××２的诉讼法律关系系确认财产所有权纠纷。故杨××提起的诉讼与刘××１、刘××２主张的诉讼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合并审理不当。且针对杨××的诉讼请求，东远公司、大华公司对拆迁财产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数额及给付事实均没有异议，只是缘于刘××１、刘××２对拆迁财产所有权的异议而中止对杨学慧补偿款的发放。故杨××与刘××１、刘××２应就涉案拆迁财产的所用权确认另案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起诉；三、驳回刘××１、刘××２起诉。
【解读２】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民再13号——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杨××与东远公司、大华公司拆迁补偿纠纷。．．．．．．二是刘××１、刘××２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起的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效力及拆迁财产的权利人纠纷。．．．．．．杨××所诉一案中，东远公司、大华公司对拆迁财产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数额及给付事实均无异议，只是缘于刘××１、刘××２对拆迁财产所有权的异议而中止对杨××补偿款的发放。刘××１、刘××２所诉一案中，其要求确认《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充协议》无效，确认刘××１、刘××２为案涉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以上两个案件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形，本案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是否妥当。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162号
【裁判摘要】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根据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书可知，长城公司针对的是生效管辖异议裁定提出的再审申请，其关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等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事由均围绕管辖异议是否成立进行。而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法定再审事由中并无管辖权错误可以启动再审的事由。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即便是本案所涉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且符合受诉条件，要合并审理本案，也应征得当事人同意。故原裁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苏民辖终70号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案中，长城公司将案涉十五份借款合同一并提起诉讼，上述合同的借款人虽均为翔盟公司，但各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及其担保的借款数额不尽相同；故虽然案涉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但所诉十五份合同构成各自独立的诉讼标的，应当分案起诉。即使作为非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应当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翔盟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上诉理由，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原审法院将上述十五份合同并案审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江苏翔盟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徐州市铜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3民初535号
【摘要２】被告翔盟公司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依法将本案移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翔盟公司与江苏银行签订了十五份借款合同，各合同对应的担保人不是唯一、固定的，担保人也不尽相同，所以上述十五份借款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如国资公司虽签订的是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其也仅对其中三笔借款提供担保。另外，翔盟公司抵押的机器设备也只是针对其中一笔借款。根据相关规定，本案并不属于共同诉讼的情形，如合并审理，应征得当事人同意。现翔盟公司不同意合并审理，故应当分别立案，并由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尽管涉案十五份借款合同项下保证人不尽相同，但债权人及主债务人均为长城公司及翔盟公司，现长城公司将涉及上述合同的借款担保纠纷一并提起诉讼，属于诉的客体合并，无需经过对方当事人同意。本案长城公司起诉标的已超过1亿元，符合本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故该公司向本院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此，翔盟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裁定如下：驳回江苏翔盟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714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京皖公司申请再审的事由，本案焦点问题是京皖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首先，京皖公司起诉状中使用的印章与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印章印迹明显不符，京皖公司自认该印章系其私自刻制，其行为违反了《印章管理办法》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制作、使用印章”以及第十三条“需要刻制印章的单位，只能申请刻制一枚单位法定名称章”的规定，不能证明该起诉系京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京皖公司提交法定代表人张××的情况说明，但张××的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印章亦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不能证明该情况说明系张××本人出具。最后，京皖公司持续使用私刻印章，并不能证明私刻的印章已具备公司备案印章的效力。综上，京皖公司未使用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印章提起诉讼，起诉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摘要2：【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内民终59号
【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京皖公司以其私刻的不合法的公章提起民事诉讼，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
【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京皖公司提起诉讼时，起诉状加盖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亦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京皖公司私刻公章并以其私刻的公章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以京皖公司使用未经备案私刻的公章提起本案诉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正确，京皖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未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114号
【裁判摘要】中间环节的工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起诉发包人——实际施工人是通过筹集资金、组织人员机械、支付农民工工资或劳务报酬等实际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包括挂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分包等情形下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别于承包人、施工班组、农民工个体等。在层层转包、多次违法分包、挂靠后再次转包或违法分包等情形下，实际施工人仅指最后进场施工的民事主体，工程承包流转中的仅为其中流转一环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越过其合同相对方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权利。本案凯××作为委托人以重庆德感公司名义与盘南管委会在前期签订了数份案涉工程合同，结合《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内容，其与重庆德感公司形成了挂靠关系，但凯××又通过违法分包或肢解分包等方式将案涉工程交由他人实际施工。在2015年12月案涉项目引进贵州申安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后，凯××并未再以重庆德感公司代理人身份参与合同签订。大量的另案诉讼生效法律文书表明案涉工程被重庆德感公司肢解分包或非法分包，存在着多位实际施工人，凯××主张其为唯一实际施工人缺乏事实依据，反而印证其实质上为案涉工程承包多次流转中的中间一环或其仅为重庆德感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只赋予了实际施工人能够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权利，工程多次流转环节中的有关人员或项目管理人员无权以自己名义独立起诉发包人。
摘要2：【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黔民终1092号
【摘要】虽然《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就凯××与重庆德感公司之间对于案涉工程如何投资、管理、结算等作出约定，但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实际出资、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同时，交纳保证金、签订合同、与施工班组进行结算等事宜均是以重庆德感公司的名义进行，数份法院生效判决也亦认定重庆德感公司应就案涉工程引发的多起纠纷向案外人承担相应款项的支付责任，故在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凯××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凯××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１）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２）二审裁定驳回起诉。
【注解】（１）实际施工人是实际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主体，仅指最后进场施工的民事主体；（２）中间环节的工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
摘要1：尊从法律关系被告不能对主法律关系当事人提出反诉
【裁判书字号】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291号民事裁定书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291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反诉应当是本诉被告对本诉原告提起的诉讼，反诉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当事人的范围。张××、张×提出反诉要求本诉第三人赵××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反诉的规定。同时，张××和张×已就涉案的股权转让纠纷，以尊贵公司和赵××为被告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西中民四初字第00649号立案受理，目前正在审理中。一审裁定对张××、张×的反诉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解读】
（１）原告尊贵公司；（２）被告张××、张×１、张×２（张××、张×１担保人）；（３）第三人赵××（原告担保人）、中金公司。
（２）一审诉讼请求：被告张××、张×１连带返还尊贵公司支付的合同订金2000万元及利息，连带支付违约金3500万元，保证人张×２对上述订金及其利息和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３）庭审过程中，被告张××、张×２（担保人）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尊贵公司向张××、张×２支付违约金3500万元；2．赵××对前述违约责任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全部由尊贵公司承担。
【注解１】被告以本诉第三人为反诉被告提起诉讼不符合反诉规定。
【注解２】对反诉不予受理裁定可以上诉——尊贵公司因与张×１、张××、张×２、赵××、中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庭审过程中，张××、张×提出反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张××、张×的反诉不予受理。张××、张×不服一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928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规定三第２条并未规定公司在对合同予以追认或者实际享有权利义务后有权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而是为了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赋予了合同相对人选择权——涉案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系杨××，承租人系张××，合同中未约定房屋用途，也未约定桃缘静谷公司成立后由公司作为承租人，且大部分租金亦是由张××个人交纳。杨××在将房屋租赁给张××后配合其在此注册公司，这是杨××履行其与张××之间的租赁合同，并不导致合同主体的变更，故应认定《房屋租赁合同》的主体是杨××与张××。公司法规定三第二条并未规定公司在对合同予以追认或者实际享有权利义务后，有权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而是为了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赋予了合同相对人选择权。杨××已另行起诉张××要求其支付违约金，这说明杨××是选择张××作为合同相对人，故二审法院认定桃缘静谷公司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并无不当。
摘要2：杨某某与北京桃缘静谷餐饮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12043号
【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二条是为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而赋予合同相对人的选择权。该法条并未规定公司在对合同予以追认或者实际享有权利义务后，有权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再8号
【裁判摘要】原告分别起诉被告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侵权行为不构成重复起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审查本案与第92号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应从本案与第92号案的当事人、诉讼标的以及诉讼请求是否相同，或者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否存在实质性否定第92号案裁判结果的情形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从当事人来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属于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其他组织。本案中，华联商贸富丽桃源超市系华联商贸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具有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故华联公司将其与华联商贸公司共同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于法有据；而第92号案中的被告为华联商贸公司春秋古城店及华联商贸公司。因而本案与第92号案的当事人并不完全相同。其次，从诉讼标的来看，本案的诉讼标的为华联商贸公司及其富丽桃源超市在经营中使用“华联”“华联超市”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华联公司商标专用权的问题；而第92号案的诉讼标的为华联商贸公司春秋古城店及华联商贸公司使用“华联”“华联超市”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华联公司的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因而两案的诉讼标的并不相同。第三，从诉讼请求来看，本案华联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华联商贸公司及其富丽桃源超市立即停止使用“华联”“华联超市”标识等侵害华联公司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承担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而第92号案华联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华联商贸公司及其春秋古城店立即停止使用“华联”“华联超市”标识等侵害华联公司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并承担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因而两案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本案的诉讼请求亦不构成对第92号案裁判结果的实质性否定。
摘要2：（续）综上，本案与第92号案的当事人、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以及华联公司在两案中所主张的事实、侵权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等各方面要素均不相同，第92号案的审理范围亦未涉及本案的内容，两案分属独立的诉讼，不构成重复诉讼；第92号案裁判结果的确定与否对于判断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亦不具有任何意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与第92号案构成重复诉讼，二审法院认定第92号案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因而判断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条件尚未成就，并据此裁定驳回华联公司的起诉，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肥城市华联商贸有限公司富丽桃源超市侵害商标权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民终7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297号
【裁判摘要】因案涉预留地征地补偿及拍卖所得款项针对的是塔山村，而分配征地补偿费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案涉争议的预留地及转让款分配方案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二审法院据此驳回第四小组的起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塔山村民委员会第四生产小组、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塔山村民委员会所有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终1917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本案中，第四小组请求发放的款项属于预留地的拍卖款，而预留地来源于集体土地征收，涉案预留地的相关文件亦载明预留讼争土地给塔山村。预留地拍卖所得款项的使用分配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按照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处理。塔山村预留地拍卖款项中虽然部分已经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分配方案并实际进行了发放，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的预留地拍卖款分配问题在第四小组起诉前已经经过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分配方案，即已经按照上述法定程序进行了处理，且讼争预留地具体属于哪一次或哪几次征地的预留地双方亦有争议，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起诉。
【解读１】第四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塔山村委会向其支付土地转让款计43277797元。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塔山村委员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第四小组汽专线、立交桥预留地出让价款18320636元；二、驳回第四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407号
【裁判摘要】在生效裁定对刘××所称的购房款已经作出认定系无争议债权的情况下，刘××提起本案诉讼，实质系要求法院对该款项性质重新作出认定，一、二审法院以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驳回其起诉并不缺乏依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编制的债权表，应当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管理人确认的债权表，刘××作为债权人有权向管理人提出异议,在异议不被管理人认可的情况下，其可以就异议债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但刘××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上述规定提出异议或提起诉讼，其在一审法院作出生效裁定对债权予以确认之后提起本案诉讼，法律依据不足。
摘要2：刘某某、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鄂民终655号
【摘要】刘××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益已被华盟公司管理人编制的《湖北华盟公司债权确认表》确认为无争议债权，并由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予以确认。在案涉(2014)鄂襄阳中破(预)字第00005-2号民事裁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形下，刘××又提起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5号
【裁判摘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缘汇农业公司、京山县政府双方于2010年6月8日签订《关于处理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国有农用地问题的协议》，因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在新法施行前以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直接驳回缘汇农业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鄂民终971号
【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因《335号地协议》的履行引发纠纷。该协议约定京山县政府无偿收回缘汇农业公司持用的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的228亩国有农用地，京山县政府另在京山县城市规划范围内无偿为缘汇农业公司置换100亩土地，如缘汇农业公司摘牌则京山县政府退还土地出让金，如第三方摘牌，则将剩余土地价款在扣除征地成本后拨付缘汇农业公司。上述约定系政府作为协议一方与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法人企业之间就征地补偿事项作出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十二条第十一项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的规定，本案所涉《335号地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应属行政协议。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提起民事诉讼，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公布，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条款虽未直接规定新法实施前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受理的行政协议纠纷应否按修订后的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规定全部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并不再以民事纠纷案件予以立案受理，但该条款确立了在行政诉讼领域程序性事项适用新法的从新原则。本案双方争议的受案种类及范围问题属程序性事项，依据前述条款规定，本案应作为行政案件审理。故缘汇农业公司主张案涉协议权利应另行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856号
【裁判摘要】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系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被征收人订立的具有行政法权利义务内容的行政协议。申请人认为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侵害其作为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对该《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提出异议，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被征收人享有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归其所有，本案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韩某某、林某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1民终634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是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本案系因原告对被告陈××与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侵害了其作为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故本案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非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韩××的起诉。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以2012年政府征收时被上诉人冒充房屋所有权人与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对该《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提出异议，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所约定的被征收人享有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归其所有而提起的诉讼。《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被征收人订立的具有行政法权利义务内容的行政协议。因此，原审认定本案并非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并无不当，予以维持。
【解读】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所载的建筑面积约为136.1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房与剩余28238元安置补偿款为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665号
【裁判摘要】原告多个诉求无法在一个案件中审理在法院释明后仍坚持同时主张应裁定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通知》是为提升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以及司法统计工作；其中，第三条第3项指出，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因此，虽然同一诉讼中可以并列多个案由，但并非所有案由均可在同一诉讼中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理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的规定中止代位权诉讼，即代位权诉讼须以原债权债务纠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中，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委托合同纠纷均应与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分别提起。债权人代位权纠纷须以委托合同纠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中融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无法在一个案件中予以审理。故在向上诉人释明应予补正，上诉人仍坚持将三个法律关系在一个案件中主张，拒绝补正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民初33号
【解读】中融通公司的起诉请求包含不止一个法律关系，兹分述如下：一、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依法不属于本院管辖。二、中融通公司主张的基于揭开公司面纱、撤销权、共同侵权的法律关系。……但中融通公司没有该84名被起诉人与其起诉的主张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具体事实与理由，在本院要求补正时依然坚持起诉意见不作改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三、代位权法律关系。……对该部分诉讼，本院依法有管辖权。但中融通公司在本院要求补正时，坚持将上述法律关系一并主张，拒绝补正，坚持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本案应裁定不予受理。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裁判摘要】合并审理时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既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则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首先，本案为保理合同纠纷，虽债权转让是业务的核心内容，但保理合同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债权转让。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贸易融资。故应认为债权转让之内容是在整个保理合同框架下运作的。同时本案中张某、陈某也是属于保理合同的担保人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只以债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管辖不妥。其次，在案件存在并列的客观合并时，当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纠纷一次解决之要求、程序利益保障等因素不宜分开审理的，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即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的，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故在本案保理合同存在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以上述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3327号
【摘要】原告起诉至本院的依据是《国内保理合同》第12.2条的管辖约定，但本院注意到，该合同仅有原告和被告朗特公司的盖章，故该管辖约定对被告红湖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因此，本案管辖应依据原告起诉的诉由和诉因予以确定管辖依据。本案案由为保理合同纠纷，但从原告起诉的诉因看，原告作为保理商同时向被告红湖公司、朗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基础并不相同。原告主张被告红湖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其权利基础系基于原告自被告朗特公司处受让了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下对被告红湖公司享有的债权，即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原告主张被告朗特公司对被告红湖公司未清偿的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其权利基础则系基于原告与被告朗特公司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即通过保理业务而取得。就两种权利基础的关系而言，债权转让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基础，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取得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地位的原告，应当受基础合同《订单合同》的约束，故本案的管辖依据应当按照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予以确定。
【注解】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债权嗯、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但是应收账款转让发生在保理业务框架内，依据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02民辖终925号
【裁判摘要】本案是因保理合同引起的纠纷，保理合同并非是简单的债权转让，其实质是一种融资，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均基于该《保理合同》及其附属协议，所以本案的基础合同是《保理合同》。该《保理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争议、纠纷交由乙方(即被上诉人瑞力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此外，被上诉人畅富公司和瑞力公司共同向上诉人发出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载明：“我方(即畅富公司)对基础交易合同(即《钢材采购合同》)项下所有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承担完全的责任，保理商(即瑞力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无须对任何该等责任和义务承担任何责任或对我方未履行该等责任和义务承担任何责任。”其后，上诉人回给被上诉人畅富公司及瑞力公司的回执中亦载明：“我方(即上诉人)已收到通知书且完全理解、接受和同意根据通知书项下所有条款行事。……我方承认对上述应收账款及债权的从属权利等相关所有权利及利益均已经出售并完全转让至保理商。若我方未根据上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向指定账户付款或履行或遵守本确认书项下的任何其他义务或承诺，保理商应有权直接向我方追索。”根据上述往来函件，被上诉人畅富公司只是将收款的权利让渡给了保理商即瑞力公司，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畅富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材采购合同》中其他约定(包括管辖约定等)仍由被上诉人畅富公司履行、承担。上诉人则在回函中表示同意，并表示将按上述转让通知书向瑞力公司付款。所以，现被上诉人瑞力公司向上诉人主张的付款权利是基于畅富公司和瑞力公司共同发出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上诉人回复的《回执》所产生的欠款，并非基于《钢材采购合同》所产生的货款。因此，《钢材采购合同》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畅富公司之间约定的管辖条款不能约束保理商即被上诉人瑞力公司。综上，本案系保理合同纠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均系《保理合同》的组成部分，各方当事人均应受保理合同约定的管辖约束，且基于案件审理及纠纷一次解决的需要，本案也不宜分案审理，故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沪0110民初1552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3民辖终576号
【裁判摘要】仲裁协议约定仲裁机构不明确但发生争议时仲裁条款能够明确指向唯一的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本案涉案《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上仅约定“争议可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甲方为深圳菩提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其住所地在深圳市宝安区。因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与深圳仲裁委员会已于2017年12月25日合并为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根据该规定，本案发生争议时，涉案仲裁条款能够明确指向唯一的仲裁机构。该约定合法有效，故本案应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
摘要2：【案号】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粤0306民初28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34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所谓合同转让，既包括合同部分权利义务转让，也包括全部权利义务转让。前述司法解释关于协议管辖条款效力问题的规定，并未对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的情形作出例外规定。吉运公司、刘现考关于合同部分转让不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主张，没有依据。涉案《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因协议产生的所有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内容明确，合法有效，债权转让协议亦未约定排除适用或另行作出约定。因此，《协议书》债权受让人中广投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基于前述约定行使案件管辖权，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吉运公司、刘现考所称同一合同不同部分权利义务分别转让多人时，适用前述司法解释可能引发当事人规避管辖协议的问题，并非本案实际情形。
【裁判摘要２】债权转让虽包含以房抵债内容但实际系因应收账款受让清偿引发合同纠纷而非基于不动产权利确认而形成物权纠纷，不受不动产管辖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案是因受让债权清偿引发的合同纠纷，而非基于不动产权利确认、分割或相邻关系而形成的物权争议。涉案合同具体条款中虽有以房抵债的内容，但本案作为合同争议的基本性质并不因此改变。吉运公司、刘××关于本案应按不动产纠纷进行专属管辖的上诉意见，依法不予采信。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初20号
【摘要】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首先，中广投公司是以涉案债权受让方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其所依据的吉运公司与加油宝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十四条明确约定，因协议产生的所有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2017年3月10日，中广投公司与加油宝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广投公司受让加油宝公司与吉运公司《协议书》中的部分债权，而《债权转让协议书》亦无约定排除适用该管辖权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故中广投公司可依《协议书》约定的原告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案号】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鄂06民辖终84号
【裁判摘要】受害人在Ａ地受伤，被当即送到Ｂ地治疗，后在Ｃ地家中养伤，Ｃ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有管辖权——案件管辖权审查阶段，应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及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确定案由并据此确定管辖，本案原审原告孟××以人身损害赔偿向原审被告陈××、欧××提起诉讼，故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属侵权纠纷，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本案侵权行为实施地在大冶市，侵权结果发生地在襄阳市襄州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审原告孟××选择向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案号】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鄂0607民初1909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本案中，原告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侵权行为地发生在大冶市，大冶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同时，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亦有管辖权。被告欧××自2018年10月始居住在襄阳市××××（东津世纪城11号地块）4幢1单元801室，经常居住地在本院辖区，本院有管辖权。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8678号
【裁判摘要】中朋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有权行使别除权，实质为请求确认其基于担保物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经查，二审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5)民(3)合初字438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对案涉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中朋公司通过受让取得债权也取得了相应权利，二审法院执行中亦裁定变更中朋公司为申请执行人，中朋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确认对案涉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构成重复诉讼，原二审裁定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中朋公司别除权的行使问题。本案中三利公司破产清算债权审核尚未结束，破产管理人未对中朋公司发出债权审核确认通知书，尚未明确否定中朋公司主张的优先受偿权，破产管理人与中朋公司关于中朋公司的优先受偿权尚未形成实质争议，中朋公司行使别除权缺乏前提条件，本案二审裁定驳回中朋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中朋瑞生（沈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三利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别除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01民终13120号
【摘要】对于中朋公司是否有权直接且立即行使优先受偿权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注意到中朋公司的债权确认等程序尚未完毕，如优先债权数额等事实也有争议，故中朋公司的权利应当在破产法框架内行使，本案不宜实体处理。（二审裁定驳回起诉）
【解读】中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抵押给原告的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砂山街玉屏路的[和平国用(2000)字第102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中16600.29平方米土地财产(以下简称“抵押财产”)有权行使别除权就抵押财产提出拍卖变卖申请(原告申报的优先债权数额为人民币123,597,859.11元),排除破产管理人及破产庭设置的行权障碍。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和平国用（2000）字第1023号]土地使用权中抵押给原告的29套住宅在建工程行使别除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